主题:【原创】萨苏大佬,请不要在文革的问题上误导台湾的朋友! -- 土人在外
左、右都不过是方法问题,方法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对错的根源在于使用它的人用它做了什么事。
花
那是1975年春节,俺在北京舅舅家里过寒假。
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1)陪舅妈到西单烫头发和买皮鞋。就俺当时收入,这两件事都很贵,所以印象深刻。
当时烫发确实不是很流行,而且烫得也不很显眼。皮鞋看上去是那种“中跟”的中年妇女穿的,但做工是很讲究的。舅妈和文艺界不搭界,家庭妇女。
2)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看杨春霞主演的《杜鹃山》。
俺不参加文革争论。但对于当时大家似是而非的一些事,可以就俺所见所闻提供一些线索。因为这里看起来有不少是比较年轻一代,也有看起来应该是文革时代不在大陆,但是对文革相当有兴趣的人们。
源由肯定更过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情况,按从来不相信,今天的责任要由过去的人负责,今天的现实都不能左右你,何况前人。
花
这个事有点意思。过几天回北京调查一下。
这个坑里是非多,老前辈洞若观火。不跳是相当明智。
还要推台湾来的MM
揭开伤疤,不是为了批判过去;而是为了展望未来,两边的人能够更有信心地往同一个方向迈去。
LZ帖的标题,俺也很不赞成。任何一件事,各人自有各自的看法;把台湾同胞当作同胞的话,就应该一起分享快乐也一起分担痛苦,一起总结经验一起发财...同是中国人么~ 遮着掩着是不行滴~
俺不跳,不是为了洁身自保,是还没有想清楚。
也许俺比您多吃了几年干饭,从“文化革命”到“经济革命”(借河友的简化说法),反而不敢随便乱说了。
这不意味着俺叫大家也和俺一样。俺也有过年轻气盛的时候,也有过觉得俺才是那个掌握了真理的人的时候。
所以,大家意气风发指点河山不是坏事。只是不要伤了和气。
这也许算是文革的一个教训吧。
时间、地点都没错,但不是用电帽子或冷烫做出来的,严格地讲不属于烫发,四联是男女无差别服务。
“我岳母在北京烫的头和我母亲在广州烫的头几乎一样,就是刘海上弯一弯,两边卷一卷,很神奇。”
其实,这是用梳子和电吹风做出来的,然后用发蜡发油什么的保持效果,因为当时的人不是天天洗澡洗头,所以比较好保持。这种状况,在当时国内比较普遍,所以做出来的头发都那样。
还有人是在家里自己用火钳等工具做。
刚才上课犯睏先生也证实了至少在75年有烫发的存在。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做法。不过就算是正正经经的烫,也不是不能理解的。我老爸那时候在宁夏工厂里已经在搞承包了。也算是民心所向吧。
确有其事。
您说的层层批准是对的,但有时候就缺一个章,一个鉴定,一个点头的时候,那往往就什么都不得不去做了。
我曾经作过这方面的稿子,后来没有批准发表。所以,很多人说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我是不这样认为的,老年的邓小平比文革那帮人温和得多,邓小平的语录大约是天下最滑头的,真实的邓小平在他所作的事情中,而不是语言中。不过后来我也觉得自己轻狂,因为这东西一旦发表,对当事人的影响难以估量。如果这稿子因为这个原因被枪毙,我要感谢编辑。
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农村干部老婆对女知青的严防死守,骂人的泼法不服不行,以至于一些正常的工作也没法进行;一件是我的舅舅讲他在山西插队所见的事情,然后感慨道:“这些人,多弯的腰也能弯下去,多NB的事儿也能干出来。”作为对知青的评价,我深以为然。
那个时代的“性贿赂”和今天的不是一个概念,那不是卖淫,那是一咬牙来换前途,换家庭,如您所说,干这个叫破鞋,谁愿意干?世道逼到那里了。今天的小姐,不见得都那么血泪,都是揭不开锅的穷人,北京天上人间的小姐您去问问有几个是被胁迫在那儿干的?在日本也有,大阪的大学生也在卖,笑贫不笑娼的社会使然。WG时代可是笑娼不笑贫,女知青吃饱了撑的非要冒那么大风险和村干部发生关系?抓住男的处理,女的这辈子也就完了,那时候没有隐私一说。杨尚昆的儿子人不错,在河北下放时候反映处理过这样的事情,特别嘱咐对女方要保护,那是特例。而河北的知青,家不是有门子就是有困难,一般老百姓孩子那有这好地方去?新疆,黑龙江,云南,贵州,旅游把您。有当年的知青可以评老萨说的是否事实。
今天的干部为了几千万走进监狱,文革时候没有,但是为了一级工资,分房同样勾当的一样有得是,人的私心总是有的,不通过法律而试图割韭菜一样换一茬人上来,我觉得不是办法,换上来的不久就和以前一样了。而代价太大。WG前的干部有几个不是苦出身?
何况,都是卖,我的看法金钱交易都要好些,那是要掏腰包的,WG时候他是用公家给的权利胁迫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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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个案当然有(就算那时候强奸案不也有一定比例),但绝大部分还是正常的。
我母亲和三个姨都下过乡,分别在江苏南通、溧阳和武进,我自己出生时我母亲还是农村户口,她们都是按国家政策78-80年间陆续户口迁回城的。
据她们说,知青下乡分两种,有的是按连排班的军事编制去搞农场,有的叫“插队”就是分散到各公社生产队。
前一种情况,管得很紧,毕竟有集体而且带队干部是转复军人,普遍风气比较正,要回城不仅有层层组织把关,而且有集体里面的其他人看着呢,违反政策是比较难做的。
后一种情况就不好说,知青自己的组织比较薄弱,公社革委会和大队权大一些,如果碰上所在的公社有个流氓革委会主任或大队书记,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但是只要有暴露的犯事者是按强奸罪处理,基本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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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是有问题,但什么要“严打”,得问问文革;大陆对台湾有亏欠?
很多回城的知青、以及后来长起来的孩子没工作成为待业青年,当时普遍多子女,“顶替”父母工作又只能解决一部分,闲在城里不出事才怪。
但主要原因仍然在于文革所造成的长期的社会混乱和无序。“革命”逻辑早就了一大批“敢想敢干”的人,大量本该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人流入社会,而法律被诸如“公安六条”等“政策”替代,失去了应有的威慑。
我所知道的严打导火索之一,就是上海的“控江路事件”。控江路是上海杨浦区的一条东西向干道(至今仍在,也是上海的“情侣路”之一,不过这个现在知道的已经不多了)。控江路江浦路口有一个小花园,一青年女工下午下班回家,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将这个女青年剥个精光,进行隈亵,引起数千人围观而毫无收敛。
‘凡是……,都……’是什么用语?
‘某些军阀兵痞,涂炭民众之害,不逊于日本侵略者’……………………那又如何?
要言之有物,要没有值得说的了,讨论可以到此为止
76、77年治安还是可以,78年乱得比较明显,拐卖儿童也有了。我的小军帽(我父亲专门从部队里领的)就是那时候被抢走了,当时父母还警告我下学后不要去街上玩。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还得考虑另一层面,就是一大批长期生活在农村的青年回城里之后,无法接受城里的秩序约束,受到城市生活的诱惑又找不到出路,这和今天农民工在城里犯罪率偏高是类似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