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浅说《诗经》 -- 黄金狮子

《诗经》原称《诗》，汉代成为经书之后，改称《诗经》，为五经之首。《诗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我国的文学也是以《诗经》为鼻祖（“五经之首，文学之源”）。《诗经》中共收录了上古时的诗歌共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小雅》中另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共计六篇有目无诗，只剩下了三百零五篇，这就是《诗经》又称“诗三百”的由来。所收诗的年代大都是在周代，也有少数商代的留存（如《颂·商颂》）；还有极少数怀疑可能来自夏代（如《豳风·七月》）。

这些诗篇跟唐朝时的唐诗一样，最初都是可以唱的，保存下来的诗不过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里说：“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您看！不但能唱，这些诗可能还有音乐和舞蹈伴奏。《仪礼》、《周礼》、《礼记》和《国语》里，也都提到《诗》可以用钥﹑管﹑箫等乐器伴奏；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鲁国乐工也曾为来访的吴国公子季札开演唱会，演出剧目就是《诗经》中《风》、《雅》、《颂》各部分的诗（是年孔子八岁）。

在大伙儿的印象里，《诗经》是孔子编订的一本“儒家教材”，可是孔夫子自个儿重来就没有“要”这个版权和原创；他说他只不过是：“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也就是说，孔子重新审定了《诗经》中各诗的音乐，后世的学者出于对夫子的尊敬，把《诗经》的版权署在了孔子的名下。

也可以按照音乐的不同，将《诗经》细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部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 《曹风》、《豳风》，共十五个国家的诗，诗一百六十篇；《雅》部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部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风》是相对于“王畿”（天子脚下）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民谣。《雅》就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也称之为“夏”， “夏”和“雅”在古代的时候可以通用，意思也差不多。雅又有“正”的意思，王畿之乐被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朱熹《诗集传》则从《小雅》和《大雅》的内容方面来加以解释：“正《小雅》燕享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此外，还有“言西周盛世者为《大雅》（赞美诗），言西周衰世者为《小雅》（怨刺诗）”这样的说法。《颂》就是歌颂，是天子和诸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祭祖）的音乐。《毛诗序》里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解释了《颂》的含义和用途。谈到《周颂》的时候，大学问家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 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特点。《颂》诗又可分三部分：《周颂》共三十一首，是周天子专用的；《鲁颂》共四首，是鲁国诸侯专用的；《商颂》共五首，是宋国诸侯歌颂其祖先（历代有名的商王的，如契、商汤、武丁）。

《诗经》的编撰者，儒生们一般说是孔夫子，但是孔子自个儿不承认。在孔子周游列国、“自卫返鲁”之前，孔子也在不同场合都谈到了“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可见，孔子之前“诗三百”的本子也是存在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狮子理解成：早先确实存在一个三千余篇的《诗经》版本，但是传抄和使用起来不方便，就有人从中挑选了三百余篇，发行了简化版。这个简化版到了孔子手里，已经有所遗失和疏漏了，孔子补全校正了这个版本。孔子周游列国返回鲁国之后，编订了好几本书；干嘛用呀！孔子开了个私塾教授学生（中国私学的起源）。这时候，这个孔子简化版的《诗经》就成了教材，被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们带到了全国各地，后来也成为各地私学的标准教材。谈到作者的时候，孔子就已经不知道是谁编得了啦！他也谦虚，也不承认是自个儿编订的（跟“诗三百”本子的编订者比，孔子或许认为自个儿的工作分量不够）。但是，他的弟子们可不替他谦虚，直接说：“这是我的老师孔夫子编得”。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诗经》或许是周王朝的太师尹吉甫编定的。

关于《诗经》中的诗的作者，分歧不大；《风》多半是讲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讲他们的爱情婚姻、劳动生活，讲他们对统治者的愤恨（“风俗”、“风化”、“风喻”）；当时，朝廷多半设有和后来的乐府相似的机关，乐府里的乐官（“行人”）听到这些民歌之后（“采风”），经过加工保留下来。为什么呢？在《鄘风·相鼠》里头讲：“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简单的讲就是：老鼠还有皮，人却没有道德！没有道德，这种人还不如死了好！你瞧！押着“韵”地骂完您还底要您说他是个“文明人”。古时候，“学在官学”，老百姓他不识字，这种技术活他多半干不来呀！

《雅》部里的诗多半是当时的贵族写的；譬如《小雅》中有一篇叫《采薇》，讲得是西周懿王时一名出征猃狁（后来的匈奴）归来的战士的心情。那个时候，披甲打仗都是国人（贵族）的责任，这个战士肯定是个小贵族。

《颂》部里的诗都是祭祀时候的颂歌。《商颂》是宋国诸侯歌颂其先公先王的音乐。《国语· 鲁语下》记载闽马父的话：“当正考父校商之名颁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诗经》《商颂》五篇里就保留了这篇《那》；此外，其它的四篇也都是商人的颂歌。很可能《商颂》本来就是商朝时商人祭祖的乐歌，商的后裔宋国诸侯继续沿用；诗的作者很可能就是商朝时执行祭祀的某一任“贞人”。《周颂》和《鲁颂》都是周代的祭祖音乐，可能是由历代乐官（先天性盲人）所作。不过，《鲁颂》是歌颂鲁僖公（公元前659-608年在位）的颂歌，作曲时间当在那之后（怀疑作者为太史克，或某一篇作者为太史克）。

《诗经》中的诗的写作方法，西周时候的人总结为三类；《周礼· 春官· 大师》中说“大(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风、雅、颂单讲《诗经》中内容的分类；赋、比、兴是讲《诗经》中写作方法的分类。风、雅、颂和所谓“赋”、“比”、“兴”，合起来叫做“六义”。朱熹《诗传纲领》说：“赋者，直陈其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比者，以彼状此（以彼物比此物）；兴者，托物兴词（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范处义《诗令补传》说：“铺陈其事者，赋也！取物为况者，比也；因感而兴者，兴也。”翻印成白话，可以这么表达：“赋是纯叙述法，比是纯比喻法，兴是半比半赋之法，前半用比、后半用赋。”。总之，“赋”就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 “比”是借物为比，喻其情事；“兴”是托物兴起，抒写情意。

《诗经》原先是一个娱乐作品——诗歌总集，但是“诗三百”这个版本里选取的诗都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换句话说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选集。在官学里，《诗经》就逐渐变成了一个文学教范、文学读本。贵族子弟也把《诗经》当作一个教科书来用（就如同后世的人学写文章要看唐宋八大家和文选一样）；极大的可能，孔子就是在官学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诗三百”的原始版本。

孔子自个也讲：“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经》，在公共场合，您连话都不会讲了！春秋的时候，在外交场合，贵族们谈事情有时候并不直接讲；而是你引一段《诗经》里的诗，我回一段《诗经》里的诗，哑巴吃馄钝——心里有数，俗事雅办了！酒至半酣，大伙一块儿做诗，仿照《诗经》的体例，其乐也融融！所以啊，古人讲，一个人要成为君子，怎么做呢？——“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从学《诗经》开始，再讲点儿礼仪、道德，如果再懂点音乐那就更好了（知《诗》《书》，懂《礼》《仪》）！所以汉朝人在定五经的次序的时候，也把《诗经》定成五经之首。

当然了，汉朝人也非常重视《诗经》。汉武帝死了之后，霍光（霍去病异母弟弟）辅政。在汉昭帝刘弗陵早夭之后，武帝之孙昌邑王被立为天子，但是很快就被废掉了。后来霍光做主选汉宣帝（戾太子之孙刘病已）做天子。霍光的奏议里头说，我们要立刘询（刘病已）为天子，并举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刘询会背《诗经》。由此可见，《诗经》已经成了汉代贵族的必读书、文化修养的代名词。

《诗经》除了文学价值之外，还有历史价值，也保存了许多史料。刚刚提到《诗经》中《颂》，《颂》部里的诗都是祭祀时的颂歌；话可以乱说，祖宗不能乱认。这些颂歌里保留了商人和周人对祖先的认识。前一段，谈到商的历史，有的河友引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商颂· 玄鸟》中的原话。谈到夏朝是否存在，《商颂· 长发》讲：“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商颂·殷武》讲：“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皇矣》、《大明》等也反映了周部族起源、发展以及建国的情况（后稷出世直到武王灭商）。

《左传·隐公三年》里曾讲：“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庄姜怎么个美法呀？《左传》就不管了，一个“美”字了得。但是您可以去看《卫风·硕人》中怎样描写庄姜之美。这篇诗的第二章非常非常有名，现代汉语经常引用，是这样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豳风·七月》全诗共八章，大体按照春耕、蚕桑、收割、打猎、修缮房屋和年关祭祀的顺序，按月歌唱，平铺直叙一年四季适应不同节候的各种劳作，除了反映了上古时农夫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的历法，所以有较大的史料价值。此外，社会上现在经常讲“七月流火”就来自于《豳风·七月》。

《诗经》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实在是一个大文章，可以单独作一门学问。研究《诗经》的学者从古到今，难以尽数。但是他们所使用的《诗经》版本通常称作《毛诗》。

先秦的书籍，经过秦始皇禁书，散失很多（后来华夏的皇帝要点儿名誉的都不敢这么干了！）。不像《尚书》那样的专业书（历史书），《诗经》由于是口头传诵的诗集，而且又是文学的教范，民间保存量很大，所以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地之辕固生，鲁地之申培，燕地的韩婴，赵地的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鲁、韩三家属于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正统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

辕固生这个人，有点神秘色彩，其诗特点是喜欢讲阴阳灾异，并提出《诗》有“五际”、“六情”等怪诞说法；大伙看过中央电视台的《汉武大帝》或许不陌生。里头那个得罪了老太太窦太后，不得不跟野猪火拼的博士就是他（不过片子里，景帝换成了刘彻，而辕固生则换成了卫绾）。申培，也称申公，山东曲阜人。汉文帝继位后，听说申培对《诗经》很有研究，遂拜为博士。申培为诗作传，号称鲁诗。他也是著名大臣赵绾、孔安国、周霸、夏宽、砀鲁、缪生、徐偃、庆忌等人的师傅，门下号称“为博士者十余人，为大夫、郞、掌故者以百数”。韩婴今北京地方人，也是汉文帝时候担任的博士，著有《韩诗内传》四卷和《韩诗外传》六卷。南宋以后，仅存《外传》。这三家，都是当时朝廷承认的主流学派，掌握了学术资源。但是，到东汉以后，“三家诗”逐渐衰落了。唯有毛亨、毛苌传授下来的《毛诗》盛行于世。

其实这是很有理由的，因为毛亨、毛苌（大毛公、小毛公）是孔子的弟子子夏一脉的真传；《毛诗》往往与先秦典籍相合，而且其训诂（补一）平实，准确、简明、便于传习。毛亨写过一本《毛诗故训传》，后来传给了侄子毛苌。从三国至唐代，学者们大都宗奉毛氏所著的《毛诗故训传》和大儒郑玄的注疏。

唐太宗时修《五经正义》，孔颖达也取《毛诗》、《郑笺》作注疏；《五经正义》汇集了魏、晋至隋代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唐人讲《诗》也大都以它为本。宋朝时候，在《诗经》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宋人诗说多以《诗集传》为宗，后来的几百年一直到明末都是朱熹学说占统治地位。但是，朱熹做学问主要在《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后来也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朱熹在五经中特别喜欢《诗经》和《易》，在这方面下的工夫也最大（其它的经书朱熹本人并未编写完整的注疏）。《诗集传》就是朱熹为《诗经》作的注本，全书原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

到了清朝，学风一变，言论也不是很自由了，学者们研究《诗经》的路子就跟朱熹不大一样了，他们注重考据、训诂，转回《毛诗》的那条路了。清代学者在考据、训诂方面也都取得较大的成绩（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民的《毛诗传笺通释》）。同时，清代还有一派，如崔述、姚际恒、方土润等，他们能突破汉、宋诸家的旧说，提出许多较科学的看法。崔述的 《读风偶识》、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也都是有创新精神的书。胡适在谈到国学的时候给了一个书单，除了朱熹的《诗集传》外，也提到了姚际恒的《诗经通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

提到《诗经》，大伙通常会觉得比较古老，通常跟上古、先秦联系在一块儿；其实呀！《诗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很近。文化人在一块聚会（譬如，北京、上海的河友们在一块聚会），大伙儿会说“附庸风雅”；以前，浙江电视台还有一个电视栏目叫“风雅钱塘”。前二年，白先勇先生自己掏钱排了一出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其中有一个段落是先生考问丫环的背诗情况（《闺塾》），小丫环背的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喜欢金庸先生的作品的读者，也会经常看到《诗经》的存在；《鹿鼎记》里，韦小宝在丽春园里的大床上和众女“胡天胡帝”，这句话出自《诗经·鄘风·君子偕老》：“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喜欢琼瑶小说的河友大多数不会想到，“琼瑶”一词原本来自《诗经·卫风·木瓜》中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扮演的“贼头”黎叔也是个文化人，因为他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话出自《诗经·王风·黍离》中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太多了！大伙有空儿注意一下吧！

补一、训，指用较通俗的话去解释某个字义；诂，指用当代的话去解释字的古义，或用普遍通行的话去解释方言的字义；训诂就是指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国学大家黄侃说：“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训诂是一门专门性的工作，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代文献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