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二十七) -- 王外马甲
在码头上看见军舰,蔡智诚们就知道又有新任务了。可这次是要去哪里呢?大家都猜测是去东北,因为47年8月份这时候,陈诚正好调任“东北行辕主任”,他是名义上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是“代理总司令”,到48年8月才转正),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又是土木系的亲信,所以派伞兵坐兵舰去东北当陈诚的卫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蔡智诚在舰桥上遇到参一科的科长钟汉勋,连忙向他打听:“我们这是去哪儿呀?”,钟汉勋还故作玄虚:“暂时保密,先参加完普陀军演再说”。
“普陀军演”就是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表演抢滩登陆。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水里有军舰、天上有飞机、步兵乘坐登陆艇和冲锋舟,与美国大兵的作派完全相同——可扮演海军陆战队的既不是海军也不是陆军,而是空军的伞兵部队。
这莫名其妙的主意是“伞兵总队南京留守处”鼓捣出来的。
5月份,伞兵总队开赴徐州组建第三快速纵队,在南京岔路口营房留下了一帮处长科长和后勤行政人员。战斗部队上前线以后,留守处的参谋们没啥事情可做,于是就写文章、吹牛皮,把太平洋战争的资料翻译翻译、再添加几句评论就成了自己的分析体会——二战期间,美国人在亚洲战场其实没有实施过什么象样的空降作战,所以伞兵的参谋们抄来抄去的都是麦克阿瑟的那一套,什么“遮断”啊、“蛙跳”啊、“侧翼打击”啊……结果就和海军搞到一堆去了。
这时候,国民党海军正计划着在山东的长山岛搞一次“蛙跳”行动。
长山岛位于渤海海峡的庙岛群岛,在山东和辽宁之间。在当时,胶东半岛的龙口、蓬莱、烟台都是华东野战军的根据地,而辽东半岛的大连和旅顺则属于苏联红军控制的“自由港”,两地之间相隔不过七八十海里,坐上大电船(带马达的帆船)一晚上就可以抵达,所以,辽南的旅大地区几乎就相当于山东解放区的后院。
47年8月,有情报显示,设在大连境内的“建新公司”将在年内恢复生产,这将会对东北和华东战局产生严重影响——“建新公司”原本是日本人于1905年至1945年期间在大连、旅顺地区建设的一系列重工企业。苏联占领东北后把其中的主要设备拆走了,1946年底,中共华东局派朱毅、张珍、吴运铎等干部到大连,通过民间收集、折价购买、自主研制等办法收拾残局,用一年的时间使陷于瘫痪的兵工厂恢复了运转。到1948年,“建新公司”下属企业的正式员工已超过八千人,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消耗的二十万发炮弹和大部分的子弹、炸药全都来自于该公司,所以陈毅同志总结说“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是靠山东人民的小车,二是靠大连的炮弹”——其实,我们只要对比一下东北、华东野战军与另外两路野战军在1948年的表现,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建新公司”投产以后的巨大作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试图在“建新公司”恢复生产以前切断其水路运输线,但国军海军并不敢招惹大连的苏联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准备占领山东的长山岛、割裂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联系。恰在这时候,他们听说伞兵的一帮参谋正在鼓吹“向麦克阿瑟同志学习”,立刻一拍即和,决心实行海空携手、搞一次两栖登陆作战,共创“蛙跳”战例的新篇章。
国军伞兵从前只练过从天上往地下跳,没有试过从水里往岸上蹦——这无所谓,国军海军也没有登陆作战的经验。大家决定在正式开打之前搞一次军事演习,先找找感觉再说。
“普陀军演”名义上的总指挥是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但实际的指挥官是“峨嵋”舰舰长粱序昭和“海军检点长”林遵。
林遵和粱序昭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海军干将,他俩都是福建福州人、都是马尾海军校的毕业生,美国人赠送给中国的“九大舰”( “峨嵋”、“太康”、“太平”、“永胜”、“永顺”、“永定”、“永泰”、“永宁”、“永兴”)也是这俩人一起开过太平洋的。说起来,“普陀军演”或许是林遵和粱序昭的最后一次共事,因为演习结束之后,粱序昭就调到青岛去当海防第一舰队司令,后来又到台湾当了海军总司令;而林遵则率领海防第二舰队到西沙和南沙宣示主权(陈水扁前些天视察的太平岛基地就是林遵创建的),后来又率部在南京江面起义,彻底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记得萨苏老大在《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佚闻》中介绍过粱序昭和林遵,称他俩为“闽系复辟运动”的带头人——这当然没错。但其实,1946年以后,国民党海军除了“马尾系”与“雷电系”之争以外,还有本土系、留美系和留英系之分,粱序昭属于留美系、林遵属于留英系,虽然是同乡却并不是同派。
在当时,与海军接触不多的人或许搞不清“马尾系”与“雷电系”之间的门道,但对于留英系、留美系和本土系的区别却可以一目了然——国民党海军在军舰上的样子差不多,一上岸就分开了。留美的穿着美军制服去美军俱乐部喝可乐,留英的穿着英国军服去英国俱乐部喝红茶,穿着中国军服的本地土鳖只好跑到小饭馆里喝烧酒,真正是泾渭分明——在一个舰队里面可以穿出三个国家的军服,也只有国民党海军能把派系纷争整得如此夸张。
“留美系”掌管着美国军舰,数量多、体系完备(其代表是“九大舰”);“留英系”则控制着英国兵船,数量虽少、但比较先进(其王牌是“重庆舰”);而“本土系”的人只好驾驶着日本赔偿的破烂货,显得十分落魄。
蔡智诚乘坐的“黄安舰”就属于本土系。这“黄安舰”是1944年下水的轻型护卫舰,虽然舰龄比较新,但从日本开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动力设备,火炮和鱼雷管都被拆光了,青岛造船厂只好在舰首安装了一门13.5毫米高射机枪,所以这所谓的护卫舰其实只相当于一艘武装运输船。
“黄安舰”为日本第一类丙型海防舰,满载排水量810吨,原本应该装备两门120毫米主炮——这是同型号的“吉安舰”,可以看见火炮也被拆掉了。
“黄安舰”于49年2月起义,是第一艘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舰,加装苏式100毫米主炮之后,成为人民海军的“沈阳号”。
当时,“黄安号”隶属于海防第一舰队,操舰军官是沈鸿烈的东北海军、而士兵则来自汪伪海军,一帮“土鳖”爹不亲娘不爱的,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们。按理说,海军的待遇应该很不错才是,可这“黄安舰”上的人却经常饿肚子,他们每天拿着个铁皮盒子按定量分米、然后各自到伙房里蒸饭,开饭的时候餐桌上只有一盆小鱼,几十个人你争我夺的抢破了头。蔡智诚他们觉得挺纳闷:“海军想吃鱼,随便钓就是,何必这么抢呢?”,那些海员回答道:“不是抢鱼,是抢菜盆里的油水呢……”,伞兵们这才恍然大悟。
“普陀军演”期间,伞兵各单位分乘登陆舰实施攻击,只有蔡智诚他们搭乘“黄安号”先行登岛,原因是特务队被分配担任演习中的“假想敌”。
普陀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面积12.6平方公里,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按军事演习的预想,“守岛共军”的兵力为两个步兵团加一个师属炮兵营,伞兵特务队的官兵就扛着小旗扮演这“五千共军”——用红色小旗代表班、排、连,用黄色小旗代表营部、团部或者炮兵阵地。
岛上除了特务队还有一个“裁判部”。演习开始以后,进攻部队把自己的射击诸元喊出来,岛上的裁判们就跑到相应的地点宣布“被击毙多少”、“被击伤多少”、“被毁损多少”……同样,军舰上也有一个裁判部,每当守岛部队宣称自己向什么地方开火了,登陆部队也要统计相应的伤亡——虽然不开枪不开炮,却搞得象真的一样。
蔡智诚的职务是“共军炮兵司令”,带领6个兵冒充三个炮兵连(8门75山野炮和4门105榴弹炮)。蔡中尉之所以能够担任这项差事,很大原因是由于他曾经在207师学过专业炮兵,对火炮参数比较内行、不至于弄出什么洋相来。但大家都知道这个“炮兵司令”肯定是最先阵亡的角色,游乐智队长还拍着小蔡的肩膀开玩笑说:“好好干,临死之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既然要“给点厉害的”,那就露一手漂亮活。炮兵蔡司令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演习刚开始,他就制造了一场“弹幕射击”。
按理说,海岸炮兵在实际炮战中是很难对移动目标实施集中射击的,因为各炮连的位置分散、火炮口径不相同、炮弹的射速也不一样,山炮野炮榴弹炮即使都朝着同一个方位打、弹着时也是有先有后的“下饺子”,很难同时击中运动中的军舰——但这个难题在理论上却可以得到解决:目标进入射程之后,各炮位试射一发确定基点,观测手每分钟测一次目标坐标,连测3分钟,然后就可以算出第4点的方位,再把各种炮弹的飞行时间考虑进去,各炮位的射击参数和射击顺序也就可以计算出来了。这时候,只要本方的炮兵阵地还没有被摧毁、对方军舰也没有采取规避动作,那么,全营的炮弹就将在下一分钟同时落到既定目标的头上,从而形成惨不忍睹的“弹幕射击”效果。
实施这个动作需要三个环节的保证,一是敌人不躲不闪不改变行进方向;二是炮兵的战术动作熟练准确;三是计算手的算术能力足够强——这都不成问题。一,海军舰队排成一溜横队,根本就没打算躲闪;二,普陀山上本来就没有炮,完全可以把炮兵想象成绝顶高手;三,蔡智诚是理工科的高才生,“滚加滚乘”的心算题对他来讲是小菜一碟……
不过,虽然理论上什么目标都能打,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要斟酌一下的——蔡智诚也明白这只是一场演习,有些船可以瞄准有些船却惹不得。
比如,伞兵司令部设在“中兴”号登陆舰上,而“海权鼎兴、训练建业”这八艘船全是一个模样,在弄不清谁是“中兴”、谁是“中权”的情况下,所有的大型登陆舰最好都不要招惹;再比如“峨嵋舰”是这次演习的海军旗舰,总指挥部和总裁判部都在那上面,一旦打了它,“普陀军演”也就泡汤了,这种傻事绝对干不得。
“峨嵋舰”原本是美军“Maumee”号后勤补给舰,是艘1915年下水的“老妈咪”( 尼米茲上将刚参加海军时就在这条船上服役,可见她有多么老),该舰排水量14500吨,46年加装火炮后送给中国,成为了国民党海军唯一一艘万吨以上的舰船。这条船上有高高的吊杆,好认得很,一般不会搞错的。
小船不好打、大船不能打,蔡智诚找来找去,终于选中了舰队左翼的一艘驱逐舰。这艘军舰,个头不大不小、速度不快不慢、方向不偏不斜,体型优美、彩旗飘扬、威风漂亮,真是做靶船的好材料——“炮兵司令”心中窃喜,脑子里算计了一番,拿起话筒向裁判部报告了射击诸元。
很快,普陀山上的裁判员就在电台里喊叫开了:“十二秒!弹幕射击!某某某方位,75口径榴弹8发、105榴弹4发,同时被弹!”
听见呼号,对面军舰上的裁判员拿起望远镜朝目标方向一看,顿时傻眼了——老天爷!这轮弹幕正好打中“长治舰”,那可是民国海军桂永清总司令的旗舰……
“长治舰”原名“宇治舰”,是日本桥立级江河炮舰的二号舰。41年下水,满排水量1350吨——这是“长治”的原型“桥立舰”。
这是“长治舰”的线图,舰上装备130毫米主炮。
黄浦江上的“长治舰”
“长治舰”于49年9月起义,改为人民海军“南昌舰”,70年代退出现役。这是毛泽东主席于1953年视察“南昌舰”。
“宇治舰”曾经是侵华日军的旗舰,因为这个身份,抗战胜利后,桂永清经常把“长治舰”当成自己的旗舰,即使有了大吨位、新型号的军舰也不愿意更换座驾。可蔡智诚哪里知道海军司令的这个习惯,再加上他也不认识海军的官衔标志旗,只觉得这千把吨的铁皮船比较适合瞄准,结果就把它当作目标了。
“长治舰”总共只有80米长、10米宽,若是猛地砸上去12颗榴弹炮弹,军舰沉不沉的暂且不论,舰桥上的人肯定全部报销了。只是,裁判部的军官哪里敢宣布“海军总司令阵亡”呀,一帮人愣了好半天才通知普陀山指挥所:“喂喂!射击无效,重新演练”
听说精彩射击不算数,蔡智诚也猜到自己可能是打错了人。他哪里还敢再搞什么玄的虚的,随便报告了几个衍射数据之后,炮兵阵地就被海军的一通舰炮“彻底摧毁”掉了。
(发不完,后面再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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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炮兵”被消灭,蔡智诚这个“炮兵司令”也就没事可干,他离开阵地,正好可以去普济寺里逛一逛。
浙江普陀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这里是观音菩萨的道场,所谓“普陀”在梵语中的意思是观音座下的小白花——《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遇到麻烦就翻跟头去找“观音娘娘”帮忙,而“观音菩萨”居住的“南海仙山”其实就是东海上的这个普陀山——齐天大圣经常造访的地方,伞兵当然也应该探望一下,大家都是腾云驾雾的人物嘛。
按理说,蔡智诚不信佛,并不喜欢逛寺庙,但这普济寺却有些与众不同。孙中山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游普陀志奇》,说他在普济寺看见“仙葩组锦,宝幡舞风,奇僧数十,窥厥状来迎客者……见其中有一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还说当时在场的胡汉民、朱执信都没有发现,只有他一个人瞧见了,真是神乎其神——既然堂堂的中华民国国父能在这里遇到菩萨显灵,其他三民主义的信徒再来此地参礼膜拜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善举。
想去普济寺烧香的人很多,罗华也是其中的一个。蔡智诚看见他在“主阵地”上抓耳挠腮,就笑着问道:“你死得怎么样了?”,罗军士长数了数身边的旗子,十分不耐烦:“死了一个连,还剩两个连,游队长说还要给我增援四个排,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死干净呢……”,正嘀咕着,技术上士(军械长)海国英扛着一捆小旗回来了,他在海滩上遇到了飞机轰炸、两个连的人马全体阵亡死翘翘了,罗华羡慕得要命、连忙跑过去求情:“老海老海,我替你死一把,你帮我守阵地,好不好?”,海国英乐呵呵地表示同意——这老海是个穆斯林回回,真主安拉不允许他和观音菩萨套近乎。既然不能参拜佛寺,多守守阵地也就无所谓了。
一行人来到普济寺,这是一座元代的古刹,庙宇恢弘、建筑雄伟。有意思的是,普天下的寺院主殿当中供奉的都是如来佛,唯有这里的大圆通殿供着观音大士、反而把释迦牟尼挤到了边角旮旯——真不愧是观世音菩萨的老家。
庙里的人都忙着烧香磕头,只有蔡智诚不理会神仙、一个劲地向和尚讨茶喝。
蔡家老爷子早年在贵州试办茶场,蔡家子女耳濡目染、也多少懂得一点茶经,蔡智诚知道这“普陀山佛茶”生长在海岛仙山,终日被云雾萦绕,历经千年、不同凡响,茶形似圆非圆、似眉非眉,故称“灵雾凤尾”。此茶一年只取一季春芽,而且全由僧人采制,茶汤明净、气息清馥,平常只在谈论佛经时酬谢施主,闹肆茶坊根本就见不到这世外仙茗——既然有缘来到了观音脚下,菩萨拜不拜尚在其次,这佛茶仙茗却是一定要品尝品尝的。
蔡智诚虽然不礼佛,却也读过《华严经》,知道观世音菩萨的祖籍是印度洋上的“洛迦山”,于是就一边品茶一边与和尚讨论观音的行踪。正在神聊的时候,忽然看见伞兵七队的蔡振武队长拎着挺轻机枪走了进来,原来是先头部队已经登陆了。
蔡智诚半开玩笑地说:“佛门圣地,当兵的不许入内!”
蔡少校有点儿不服气:“不让我进,你们怎么能在这里享受?”
“我们已经死翘翘,是鬼是神仙虽然还说不准,但反正不能算是军人了”
蔡振武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退了出去。没过多久,却又见他笑嘻嘻地跑了回来,机枪不见了,手里拎着钢盔(在演习中脱下钢盔就表示已经“阵亡”了),来到茶桌前,乐滋滋地拍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地雷”。大家纷纷表示祝贺:“死得够精彩,来来来,喝茶喝茶……”。
从普济寺的山门朝海边望去,登陆部队正在飞机和炮舰的掩护下实施抢滩。普陀湾里布满了世界各国制造的军舰,其中有“中”字头的坦克登陆舰(LST);“美”字头的中型登陆舰(LSM);“联”字头的步兵登陆艇(LCI);还有“合”字头的通用登陆艇(LCU)——组在一起就是“中美联合”……各路舰队浩浩荡荡,国军官兵杀气腾腾。蔡振武得意地问和尚:“怎么样?没见过这个阵仗吧”。
“没有见过”,那位僧人讷讷地回答:“从前,本寺也曾经历过战火。一次是在明朝嘉靖年间,抗倭名将俞大猷率兵登岛,把倭寇包围在普济寺(当时叫宝陀禅寺),血战两天、大获全胜,从而保住了百姓平安;另一次是在清朝康熙年间,荷兰人袭扰普陀山,岛上军民被番鬼杀戮殆尽,普济寺也被一把火烧得精光,现在的建筑都是雍正以后重建的,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如今,你们的军容比以前更加壮观,想必各位施主必能抵抗外侮,保护黎民苍生、求得国泰民安”
一席话弄得伞兵们哑口无言,只好在心里暗自思忖:“这老和尚是在夸我们还是在骂我们呢?”
演习仍然继续着,寺院里的钟声却响了起来。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闇;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
寺院外,舰船的马达声、战机的呼啸声和士兵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寺院内,《妙法莲华经》的禅音却伴着木鱼的节奏袅袅飘荡,缓慢、轻柔、安祥、庄严,在平稳的颂唱之中,普济寺里喝茶的人们不由得有些痴了……
第二天,演习部队离开普陀山,准备开赴山东战场。
1947年9月,胶东半岛战事正酣,国民党军对华野“东兵团”发起了“九月攻势”,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率领整8师(李弥)、整9师(王凌云)、整25师(黄百韬)、整45师(陈金诚)、整54师(阙汉蹇)和整6师(黄国梁)部的二十万大军,把华东解放军2纵(韦国清)、7纵(成钧)、9纵(许世友)、13纵(周志坚)的十五万人马切割在诸城、胶东的两个狭窄区域内,9月中旬,国军相继攻占日照、平度、掖城、龙口、莱阳、招远、诸城、蓬莱……全面突破共军防御,大举向烟台和威海进逼。
这时候,华野“东兵团”的态势十分危急,范汉杰判断山东共军有“渡海流窜辽南”的可能(据《张震回忆录》记载,高级干部的家属此时都已经转移到大连去了),陆军紧急请求海军采取行动、要求海防第一舰队迅速截断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联系。
接到战报,海军桂永清总司令立即率领“长治舰”和六艘速度比较快的战舰赶赴胶东。不过,他们并不是去打仗的,而是要到山东青岛观看美军的军事演习——当时,青岛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美海军陆战一师正在胶州湾进行实弹演练,国民党海军在“普陀军演”之后再去观摩美国人的示范,准备从中吸取经验、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
观摩演习是高级军官的任务,蔡智诚当然没有这个资格,不过,这次演习其实并不成功,美国人出了个大洋相就草草收场了,他们的演练不看也罢——美军的军演刚开始,一架侦察机就出故障掉到解放区的地盘上去了,海军陆战一师的美国兵不知道土八路的厉害,仓促派部队去搜寻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结果被东海军分区的两个连伏击,当场打死了几个、被抓了几个。事情告到国民政府,蒋委员长没办法解决,美国人只好和共产党的东海军分区谈判,军分区司令员彭林(55年中将,曾任海军航空兵政委)非要美国政府公开认错不可,美国人没办法,只得在《青岛日报》上刊登了道歉信,这才把尸体和俘虏要回来,原本轰轰烈烈的军事演习也就此不了了之——这件事,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是这么评价的:“在胶东半岛,美国军队和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多次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显然十分满意。
相对而言,国民党政府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没办法满意了。
普陀军演之后,海军舰队向渤海海峡进发,刚开到青岛海域就接到了返航的命令,同时,收音机里还播放了外交部的声明:“前日传闻国军将在长山岛登陆作战,纯属恶意造谣”
伞兵们听了直纳闷:海空军的作战计划,怎么到外交部的嘴里就变成谣言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
还在浙江搞演习的时候,共产党方面就已经掌握了国军的军事计划。舰队刚离开杭州湾,苏联大使馆就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你们要进攻长山岛,这是违反国际条约的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外交部长吓了一大跳,连忙到参谋总部去探听情况。
原来,大连附近有两个长山岛,一个在大连的东边,属于大连市(现在叫“长海县”,是个旅游区),当时是苏联远东红旗舰队的锚地,那是绝对碰不得的;另一个在大连的南边,属于山东蓬莱(现在叫“长岛县”,也是个旅游区),国军的蛙跳目标就选在这里。在当时,这两个地方都叫“长山岛”,外交部的官员只好向苏联大使做解释:我们要攻打的是这个长山岛、不是那个长山岛……
老毛子听得颇不耐烦:不管哪个长山岛,反正大连和旅顺是自由港,周围50海里之内不能受到威胁,否则,我们的红海军绝不袖手旁观!
接到这个警告,外交部、参谋总部和海军司令部只好用海图尺比来比去。测量了半天,大连的那个长山岛当然在50海里范围之内,可山东的这个长山岛居然也在50海里的边上——如此一来,伞兵和海军谋划的“蛙跳”方案就只能中途夭折、悄然作废了。
折腾了一个月,伞兵部队最终没有能够当成海军陆战队。
这场夭折的两栖登陆计划在军事上没有形成任何战果,但在事后看来,却对包括蔡智诚在内的许多国民党伞兵的前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这次演习的准备过程中,“伞兵南京留守处”参谋们一直是在“中字号”坦克登陆舰上工作的,这使得他们对这种美式4000吨级大型运输船的结构和操作有了全面的了解,从而为他们今后组织海上起义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两栖作战的需要,伞兵总队从此改为旅团编制,而这种新编制又产生了一个独立于主力作战单位之外的“伞兵第三团”,中共地下组织也因此有机会掌握住一个远离伞兵总部的新团队,逐渐酝酿、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了走向起义的中坚力量。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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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用空降的好不好?也省得直到东山岛才第一次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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