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不同意萨苏“蒋介石雄奇”说。 -- 九霄环珮
打不过TG不丢人，
TG乃20世纪第一强悍之
集团么。
但是抗日打成那样，只能是“熊”。
我来替"人类救星"蒋委员长表表他诸多雄奇的功绩.
第一功,伟大的国际主义功绩--为剿灭共军,蒋委员长宁可不救济灾民,也要把用苛捐杂税从民众身上刮来的钱给伪军发军饷,以协助日军剿灭八路的大业.
请告诉我.根据地被伪军屠杀的民众,国统区被饿死的灾民.应该如何感谢这样的"民族救星"蒋委员长呢?
贴资料
台湾史学家刘熙民，曾考证作《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此文收录于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
《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一文列该论文集第13篇。文中将抗战时期伪军财源分为三类，即伪政权提供；日军提供和自行筹措
和平救国军第六方面军孙殿英未投伪前，除了国府正式提供的饷项外，还从事贩毒、赌博、抢劫、伪造国府河北省银行钞票来取得经费，他又利用偷盗东陵乾隆与慈禧墓所取得的名贵宝物，籍机笼络国府权贵与购买军火，其中以贩毒所得最是丰厚。孙在华北自制的“殿鹰牌”鸦片烟，并由天津青帮管道认识上海青帮首领黄金荣，赠送市价二十万元的烟土给黄，从而透过黄将鸦片烟打入上海市场。孙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他也继续贩毒。例如孙殿英名义上的上司庞炳勋，被日军俘获时，就是为了购买孙殿英特制的毒品，被以投伪的孙设计协同日军逮捕的。
《冈村宁次回忆录》
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但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投敌叛国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能谅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转引的岗村宁次回忆录一段，见于327页到328页，第17 投降的将领
引刘熙民论文的内容，见于论文集，619-620页。后文还提到几个领取国府经费的伪军将领和南京政府高官。
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换句话来说，是国民党向日本“提供”的，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在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23页中有国军汇同日军联手清剿共军的记载，请看以下：
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这是出现在日本文献中记载的：日、国军队携手剿灭共军的记述。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一九四四年夏，豫南久旱无雨，河流干枯，田园龟裂。群众到处寻找水源，挖渠掘井，仍不能栽上秧苗。可是国 民 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仍在桐柏山区增派苛捐杂税。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 民 党 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榨勒索，逼得豫南、鄂北人民喘不过气来。官 逼 民 反，七月二十一日，桐柏山南的四十里冲，有一个叫王川的小学教师组织了七干余农民，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 民 党 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被暴动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望等十多名官兵被民众当场处决。
国 民 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闻知豫南发生民 变后，立即命令第六十九军第二十八师前往镇 压，第二十八师在桐柏山区大 肆 屠 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制造的镇 压 民 众的最大惨 案。但是，不 畏 强 暴的豫南部北人民效没有被国民党军军队的屠 杀所吓倒，他们埋葬了乡亲的尸体，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七月底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 国 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活动于四望乡、吴家大店、汪溪店、天河口、应家店一带，开展 抗 日 救 国、保境安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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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替"人类救星"蒋委员长表表他诸多雄奇的功绩.
做为正面战场的领导人,有后方的正面战场平民伤亡竟是被日伪军包围的敌后战场的3倍.
正面战场损失民众1500万,敌后战场损失民众600万,正面战场平民伤亡是敌后战场3倍,而解放区,国统区人口都是一亿.解放区组织群众疏散,坚壁清野是日常工作,往来电文,各种史料和回忆录很多都讲这类工作,反观国统区,仅有疏散设备,财富,民众基本是任其自生自灭.
马定夫，1915年生，山西榆社人。学生时代就积极追求进步，探索革命真理，并写下了“愿将浩气弥天地，不让金钱累子孙”的豪言壮语。1935年考入北京镜湖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锻炼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与中共榆社县委同志一起，运用巧妙的斗争策略，撵走了顽固反动的国民党县长，由我党同志担任县长，迅速在全县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7年10月正式组织起抗日游击队，他任抗日游击队第 3大队大队长兼指导员。1939年后历任中共榆社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八路军晋中独立支队政治部教育科长、民运科长，太行2分区政治部主任，新编第10旅30团政委等职。在30团任职期间，与团长一起严格治军。他关心战士，热爱群众，所率部队以遵纪爱民而著称。 1943年6月，正是晋中平原的麦收时节，他率部来到太谷县南山根据地中北岭一带，参加夏收保卫战。他指挥部队在民兵配合下，采用阻击、伏击战法，粉碎了驻太谷日伪军的偷袭，击毙敌人30余人，大获全胜。根据地人民编了两首颂扬30团和马定夫的歌谣，四处传唱。同年7月23日，日伪军200余人偷袭南山枫子岭，直接威胁着千余名群众的生命安全，他迅速组织部队抗击敌人。他对指战员说：“有我们就有群众，我们绝不能让群众受到鬼子的伤害！”他身先士卒，与敌展开血战，抢占了山头，掩护了千余名群众安全转移。战斗中，他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马定夫牺牲的噩耗传到烈士的家乡榆社县，人民悲痛万分，纷纷请战，迅速组织起120多人的“马定夫复仇连”。为纪念这位抗战殉国的英勇战士，太行2分区将30团3连正式命名为“马定夫爱民模范连” 。太谷县人民政府将枫子岭村改名为“马定夫村”。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王殿元，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七连二排六班班长、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为掩护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的2000多名群众转移，王殿元带领全班9名战士，与数十倍于己的日伪军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惨烈搏斗，全部壮烈牺牲。 1942年1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日伪军两万多人，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拉网式的大“扫荡”。来自莱阳、海阳、文登、牟平、栖霞、福山等地的几千名群众，也被敌人网进了包围圈，围困在马石山等地。 王殿元带领全班战士去东海军分区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归队途中路过马石山。他们见几千群众被围进了敌人包围圈，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决定留下来带领乡亲们突围。王殿元坚定地对大家说：“各位父老乡亲们放心，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共产党、毛主席教导出来的革命战士，生死和乡亲们在一起，我们一定把大家带出去！ ”夜色中，他们利用事前侦察好的路线，分几批带领上千群众先后冲出了包围圈。 天色将明时，战士们又返回来，准备把困在马石山前的乡亲们也救出去。当护送最后一批群众突围时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的机枪、步枪一齐向突围的人群扫射。王殿元一看情势危急，立即向战友们喊道： “机关枪吸引敌人火力，其他人跟我来坚决顶住敌人！” 就在群众突围的时候，王殿元果断命令全班战士：“同志们，牵制住敌人，把鬼子引到山上去！”战士们将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后，边打边退，上了马石山主峰。在战士们的掩护下，群众大部分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王殿元和9名战士们陷入了重围中。 晨曦中的马石山主峰上，六班战士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凭借有利地形，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拼杀了5个多小时，抗住了敌机的几番投弹轰炸，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石头砸，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打死了七八十个鬼子兵。战至最后只剩下身负重伤的共产党员、班长王殿元和另外两名同样身负重伤的战士，以及最后两颗手榴弹。就在日军再一次冲上阵地时，王殿元用尽全力把一颗手榴弹扔向了敌群，另一颗拉响后与冲到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 战斗结束后，乡亲们来到烈士们浴血奋战的主峰，找到了王殿元、赵亭茂、李贵、王文礼等十勇士的遗体，把他们安葬在山顶那棵平顶松附近，并为十勇士竖立了纪念碑。“马石山十勇士”作为一个英雄群体，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武善桐 （１９１６～１９４２），诸葛镇红石崖村人，著名抗日烈士。全家１０口人，只有三亩半瘠薄山地。父亲常年为地主干活，饱尝了旧社会的苦难。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军侵犯沂水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加入了抗日武装。１９３９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本村党支部书记，诸葛乡党支部书记、夏蔚区区委委员等职。１９４０年冬，武以党员为骨干，在村里成立了自卫团、农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为适应战争环境需要，他带领群众在村周围山沟里挖了许多山洞，使很多八路军伤病员在这里得到保护和治疗。１９４１年春节前后，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扫荡”，沂蒙支队的一个分队从卞山进了红石崖村。数九寒天，还有３０多位人员没穿上棉衣。武当即把自己的棉衣拿出来，同时发动党员群众送棉衣，很快解决了这些同志的棉衣问题。１９４２年秋，八路军某部从敌人手中缴获４０驮子医疗用品。武带领民兵赶到，一方面组织民兵放哨，一方面组织把药品器械藏到山洞里。站岗民兵将两个伪军密探抓获，消除了隐患，日本侵略军赶到后，一无所获。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日，日本侵略军扑向红石崖村，进行了逐家逐户挨沟挨峪地搜查。掩藏在山洞里的武善桐、武善亭和两名八路军伤病员被搜出。凶残的敌人用刺刀杀害了两名八路军伤病员和武善亭（后被群众救活）。又用枪托和皮带将武善桐打得遍体鳞伤，逼他交出掩藏的八路军伤病员和枪支。为保护群众和伤病员，武毅然将日本侵略军引向小崮子山顶，将两名日本兵引上悬崖峭壁后，示意枪就在悬崖半崖，趁敌不备，把一名日本兵推下悬崖。随后又抱住一名日本兵跳了下去，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中共沂北县委召开了追掉大会。１９４４年１２月，为他立碑纪念。
邓永耀(1913―1939)湖南茶陵人。出生于一户贫苦农家。小学毕业后即参加劳动。不久，父母因病相继去世，妹妹给人作了童养媳，从此一人过着孤凄的生活。1927年“马日事变”后，受到共产党人邓有禹的启迪和教育，倾向革命。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湘东特委委员。同年7月，担任茶陵县列宁高级小学副校长。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带领学生参加支前战斗，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团机关输送了许多骨干。办学期间，还曾兼任共青团茶陵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秘书长和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总务处长。1933年底参加红军，任红六军团政治部文书。1934年8月，随军西征。部队到达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历任红二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红六军团宣传部长等职。1935年11月，随部参加长征。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兼东纵二团政委和第五支队政委等职。曾对永年县一支土匪武装展开政治军事攻势，活捉土匪头子，收编其部下千余人。同时，参与组建中共永年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以及抗日群众组织等一系列工作，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9年初，到东纵二团参加冀南五分区的反“扫荡”斗争，转战武邑、景县一带。3月3日晨，所部在武邑西屯与日军遭遇，命令一部分战士掩护群众转移，一部分战士撤向邓庄村南设伏，自己带领30多名战士担负阻击并将日军引入伏击圈的任务。战斗中，不幸头部、腿部中弹，壮烈牺牲。
樊鸿杰（1904～1943），男，汉族，陕西三原人，革命烈士。 幼时在私塾读过3年书。成年后，当轧花工、建筑工。哥哥是早期中共党员，任过县委书记，在兄长的教育影响下，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193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入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在一二一队任班长。1940年春，青训班奉命迁到延安，编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简称延安青干校）。当年“五四”青年节被评为模范青年。次年秋，分配到抗日青年纵队，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1942年，改编为临南县游击大队，任指导员。带领游击队在三交一带同敌人展开殊死战斗。1943年春节来临，大部分队员撤到县政府所在地罗峪村短期休整，只留下战斗力较强的二中队坚持斗争，保护群众过春节。中队长因病住院，他军政领导一肩挑，率领全队指战员顽强战斗，狠狠打击敌人、大灭了日军和汉奸的嚣张气焰。敌酋田首一再受挫，恼羞成怒，命汉奸密探张汉臣，限期搞清游击队的情况，图谋报复。这年正月初九拂晓，田首带领日军和警备队300余人，直奔刘凤山村偷袭二中队。他指挥全中队奋力迎敌，掩护群众向田野沟渠转移。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当即命令一排长带着全中队从村后的一条小沟突围出去，由他作掩护。大家要背他撤退，他大声命令说，不能因我一人遭全队覆没，这是命令，快执行！部队边打边撤，他在山头上边射击边喊：“我是指导员，誓死不投降！”以此吸引敌人。敌酋一听是个指导员，命令“捉活的”。敌人蜂拥而上，他被俘。敌人用软办法诱他投降，他只有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绝不投降！敌人用硬办法折磨他，施以各种酷刑，均一无所获。第6天晚上将他活埋，壮烈牺牲。
王光，女，1920年生，山西运城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从小被卖到地主家做丫头，因不堪屈辱而逃离虎口。后被一家好心人收为养女，并有了读书的机会，先后就读于运城女师附小和运城中学，接受进步思想。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散发传单，书写标语，自编自演文艺节目，进行抗日宣传，经常出现在抗日游行队伍的前列。养母担心她的安全，劝她呆在家里。她耐心地解释说：“我做的是大事、是好事，不会出事的。”后在离家几十里外的罗村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团。在革命工作中，经过锻炼和学习，并受战友马保珍、蒲安修等革命青年的影响，抗日信念更加坚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她负责罗村、翟村一带的妇女救亡工作。她给妇女们讲解抗日道理、教唱抗日歌曲；鼓励她们勇敢地冲破旧的封建家庭观念的束缚、参加抗日，使这一带的妇女救亡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王光也被妇女们亲切地称为“革命的大姐姐”。由于她的出色工作，1941年党组织派她到冀氏县（今安泽县）担任一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工作环境更加艰苦复杂。她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发动群众开展生产，组织妇女纺线、织布，做军鞋，支援八路军在前线作战。
1943年，日军对我岳南根据地进行残酷的“钳形合围”、“铁滚扫荡”，扬言要变根据地为“无人区”。王光担任一区反“扫荡”总指挥。10月的一天，她率上寨民兵掩护群众转移，途中被敌人抓获，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最后被灭绝人性的日军开膛破肚挖去心脏，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李永安（1912年—1943年2月） 字国瑞，宁津县杜集乡李麻庄人。1931年，在宁津师范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从事抗日爱国宣传等革命活动，1933年被开除学籍，回乡务农。1935年，任宁津东区区委副书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张策平等人组织的武装起义，后在改编为抗日救国军一大队的刘子芳中队任指导员。1938年春，调抗日救国国二十二路任政治部主任，在宁津、南皮县境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曾在王尖庄击溃不抗日的地方民团武装，缴获一批枪支弹药。1942年，任阳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同年，又调任冀鲁边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率部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地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3年初，日军纠集济南、天津、惠民、沧州、德州等地的日伪军2万余人，对冀鲁边三军分区根据地—乐陵铁营洼进行大“扫荡”。2月3日，他带了一个手枪班到铁营洼视察工作，与敌人遭遇。在强敌面前，他指挥若定，当即组织军民分散转移，亲率手枪班应战。子弹打光，从敌人尸体上搜寻子弹再战，从拂晓激战至中午，为军民突围脱险赢得了时间。最后，寡不敌众，敌人蜂拥而上。他怒视敌人，大义凛然，用最后一粒子弹，壮烈殉国，时年31岁。1952年，迁葬于石家庄华北革命烈士陵园。
王石钧：(1910-1943) 曹县王朝寨人。6岁入私塾，后因家贫辍学，18岁始入曹县职业学校，1931年考入济南高中。“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投考乡村建设研究院。毕业后任曲阜乡农学校军事主任，因不满政府昏庸黑暗，横征暴敛，弃职返里。
“七·七”事变后，他发动地方爱国志士参加抗战。1938年任冀鲁豫第五大队政治委员，转战陇海路两侧。作战中，他身先士卒，甘苦与共，深得部下爱戴。1941年任曹县县长。 1942年“二·二七”日军扫荡，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他亲率基干大队，坚持腹地斗争。在曹县青岗集东聂楼与日军遭遇，激战半日，身中数弹，仍顽强抗敌，最后被俘。押送途中他不顾敌人严密监视，跳车逃跑，复遭追击，又受重伤，光荣殉国，时年33岁。
董正香 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幼年帮助父亲租佃地主土地，开豆腐店。16岁给地主做长工。1929年春荒，夏季无收，无法生活，被迫向同姓雇主董正学谋做轧花短工。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乡武装委员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农会会长、民兵中队长、指导员、区农会委员、盐东县参议员等职。1942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表现一直很好，斗争非常坚决，成为县、区对敌斗争中的一面红旗。他幼年没有读过书，参加革命以后，为了更好地工作，他努力学习文化，仅用一年时间，就学会写信和做简要的会议纪录。他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掌握敌情，带领民兵进行了200多次战斗，通过擂鼓放鞭炮，制造战斗声势，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威胁和软化敌人，战果累累，缴获了敌人的大量枪支弹药，武装了民兵，巩固了民主政权，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而敌人对其闻风丧胆，并妄图活捉他，以消灭地方武装。1943年农历10月17日，卢公祠的日伪军，纠集了一批匪众，向我安石乡采取突然袭击。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他率领20多个民兵，分路包抄过来，面对两倍于我的敌人，他临危不惧，指挥民兵凭借自然地形坟墓、沟渠，和敌人奋战两个小时之久。由于敌众我寡，民兵枪弹又少，情况紧急，他果断地命令部队突围，自己只身掩护。他虽身负重伤，仍然坚持伏在坟墓上抗击敌人，掩护部队撤退。凶恶的敌人用机枪向他猛烈扫射，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为了纪念他，黄沙区委和区政府将安石乡的民兵中队，命名为“正香民兵中队”，安石小学命名为“正香小学”，生前所在的村，命名为“正香村”。
范春元 出生于富裕农民家庭，1936年考入长治省立第四中学读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弃学回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曾任王家庄中心校长、民革室主任、一、二区牺盟会协助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二区武委会主任。时值环境最坏时期，全区18个行政村全被敌人“维持”，二区区公所也被迫转移到黎城县境内。在异常环境下，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反“维持”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就在14个村发展民兵2000多人，带领这些民兵反“扫荡”打敌探，割电线破铁路，向敌伪展开游击战。1942年1月，日军300多人进行年关扫荡，他领导黄岩、普头、偏桥等数村民兵，设伏于普头三里窑山上截击，打退了敌人，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同年5月先后镇压了郭胖牛等几名坐地大汉奸，打开了反“维持”斗争局面，各村普遍建立了抗日村政权，二区区公所也由黎城返回原庄。其族兄范春泉为日伪县长，多次来人来函诱惑，皆遭拒绝，便下令悬赏捉拿。1943年6月22日，参加在米家坪召开的全体区干部会，研究武装保卫夏收工作，敌特发现后告密，日伪出动2000余人兵分3路包围米家坪，他率领部分干部群众向东山撤退，在百谷岭与敌遭遇，遂掩护群众转移到东沟一窑洞内。敌人追来，他持枪守在洞口，向敌射击，打得敌人不敢前进。敌人组织机、步枪一齐射击，并趁势冲入洞里。战斗中，被日军用刺刀刺死。 同时牺牲的还有米国珍、郭天有、武二昌等同志。
陈治 出生于小商人家庭。1936年毕业于县女子师范。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追求革命。任教期间，不断向学生贯输爱国思想。1938年春，毅然离开家乡，夜奔安国县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冀中区党委派遣参加大城工作团，领导大城抗日斗争。在她的宣传鼓动下，白洋桥村仅有的10名女子师范学生全部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入抗大分校学习。同年12月，任大城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任职期间，带领妇救会干部深入全县各村，宣传党的民主民生政策，实行合理负担，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动全县妇女建立组织，为部队站岗放哨，做军衣军鞋，照顾伤病员，承担拥军优属工作。配合抗日部队扒城破路，坚壁清野，打游击。抗日大部队扩军时，送姐姐参军。在她的带动下，全县妇女涌现出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打东洋的动人场面。1940年4月，正在五区窨子头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突遭日伪军包围。为了群众的安全，她毅然挺身而出。被捕后，遭敌人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壮烈牺牲。
刘俊林 1919年出生在莱芜北部山区刘白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中国，使中国人民更加灾难深重，正值青春年华的刘俊林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广大人民的翻身解放，他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抗日武装——民兵联防队，并担任了刘白杨村的民兵联防队长。他英勇顽强，出生入死，带领联防队员与正规武装部队密切配合，联合作战，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
1942年3月，日寇调动400多鬼子，在汉奸队的配合下于拂晓奔过来。这天大雾弥漫，直到敌人逼进村子，警戒人员才发现，敌人迅速包围了村庄。年轻的联防队长刘俊林一边组织掩扩群众转移，一边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边打边撤，等群众完全转移好之后，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刘俊林为了保护民兵和群众，毅然带领两名队员把敌引向东北方向的火龙台山头。子弹打光后，他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肉搏战，他发誓：为革命战斗到底，决不做俘虏。他摔碎枪支跳下悬崖，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了纪念表彰刘俊林烈士，泰山军分区和莱北县委将火龙台改为“俊林山”，并在烈士牺牲的石壁上题字刻石“刘俊林烈士殉难处”。
张绍文(1920―1942)女，河北正定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随家到山西榆次，入晋华纺织厂当细纱挡车工，积极参加山西抗日牺盟组织的各种活动。1938年3月在榆次北山参加正太抗日游击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部队整编，转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晋察冀边区榆(次)寿(阳)县妇女救国会组织部长，寿阳县五区妇女主任，寿(阳)西抗日县政府四区区长等职。多次率领群众埋地雷， 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1942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敌重兵包围。为掩护群众和区委机关，只身将敌人引至颉纥沟，战至弹尽负伤，跳下山崖。因被醋柳丛挂住，未能摔死，遂落入敌手。被俘后，宁死不屈，被敌杀害。时年22岁。牺牲后，寿阳抗日县政府将颉纥村改名为“绍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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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1944年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了，日本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1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十万人以上，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注29)，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说明一下,豫湘桂会战，所有战役，国军对日军都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除河南诸战役以外，所有战役都有炮兵优势，桂林战役有压倒性炮兵优势，当然结果是丢弃所有的重装备和弹药，不战而逃。
就机动性来说，日本军也极度缺少汽车，而是以步行和骡马为主，44年诸战役还受到强大的中美空军的压制，行军极其艰难。
美国在抗战后期可是帮中国人夺取了制空权的，日军的一号作战期间，小鬼子被美国飞机炸得苦不堪言，物资补给不上，营养不良而死的远远超过战死的（详见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
而且这时共军已尽力发起大量反攻,无奈国军自己太不争气,只是可怜了那些
沦陷的老百姓.
ZTwww.sonicbbs.com 论坛 其实共军在一号作战中是很积极的，日本人在华北的兵力也没减少很多，掉走的很快也回来了，人数还多了，共军抢了一大堆的地盘，把41年后丢的恢复了不少。迫使日本仅仅在华北地区就动用140个步兵大队来进行不间断扫荡(即使治安极度恶化的45年，仍有125个大队的兵力)，时不时动用十几个步兵大队专门进行大扫荡
ZTwww.sonicbbs.com 论坛 你可以查一查T G的战史，他们在向敌人进攻。直接迫使日军从最前线调回一个师团，并将若干个驻守的混成旅团扩充为师团。决不像某些国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臆想的那样袖手旁观。而那位此时作为关东军入关援军一员的后来的南韩国防部长白善烨作了更客观生动的描述：他所见到的华北完全是红色的海洋，日军两个中队以下不能活动。即使是把守近在密云的日军也完全处于坐困的状态。
ZTwww.sonicbbs.com 论坛 tg都快打通到广州的交通线了。当然随着日军被击退，tg也就变“匪军”了。44年共军折腾的比百团规模大多了，陕北的部队都打到广东去建立根据地去了……
ZTwww.sonicbbs.com 论坛 还有一点经常不为大家注意到，在豫湘桂战役期间根据地附近的日军数量确实减少了，不过日伪军的总数量却上升了，尤其在山东这一点特别明显，原因很简单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大批伪化。而且这批国/民/党/军队是成建制投敌的，军官士兵均受过相当训练战斗力远远高于散兵游勇。
我不明白在敌后共军尽力发起大量反攻,国军自身大批的美式装备,人数占优,空中占优的情况下,国军怎么还能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不战而逃?
更不明白这样"雄奇"的败绩,怎么还能有人为"人类救星"蒋委员长辩护?
皖南事变已经说的很多了,我就不说了.有人愿意相信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会主动进攻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随便他去相信好了.而且新四军在出发前，曾将路线报告给了老蒋，且得到老蒋的同意，否则，国民党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在新四军的道路上集中八个师设埋伏。
鉴于一提皖南事变,就有国粉提黄桥,我来给他们说清楚黄桥战役的前后经过.
须知这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一样是"雄奇"的蒋委员长先进攻,要消灭新四军的.无奈他的国军战斗力实在太"熊奇",3万余人打新四军的7000余人,还是被打出个"共歼韩德勤部1.1万余人，其中俘3800余名"的战果来,无奈啊真无奈.
顺便说一下这黄桥战役是韩德勤趁新四军刚刚反扫荡,对日军作战完后发动的,客气的说法是"趁人之危",不客气的说法就是"给鬼子报仇来了".
按时间顺序来看:
1 1940年春 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密令第3、第5战区和鲁苏战区的部队，大举进攻华中新四军。
2 6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所属主力北渡长江，于7月初挺进苏北。
3 8月，为策应新四军发展苏北，八路军第5纵队东进淮（阴）海（州）地区。
4 9月初，韩部分2路向南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首战营溪，歼其先头保安第1旅2个团，进而攻取姜堰，歼守军千余人，并继续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5 韩德勤则以新四军必须退出姜堰为借口相要挟。苏北指挥部为顾全抗战大局，慨然允诺，让出姜堰，由李明扬、李长江部接防，还主动送给陈泰运部分枪械，
6 然而韩德勤以为新四军退出姜堰是胆怯，令其主力第89军（辖第33、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共1.5万余人为中路军，从海安、曲塘一线进攻黄桥；李明扬、陈泰运部为右路军，5个保安旅为左路军，向黄桥两翼夹击，其进攻总兵力达26个团3万余人，企图于黄桥地区聚歼新四军苏北部队。
7 10月4日，韩部第33师由分界直扑黄桥东北前沿阵地，实施猛烈攻击，一部突入东门。第3纵队顽强反击，予以杀伤，将其逐出。韩部第89军军部率第117师经古溪进至野屋基、何家塘一线；独立第6旅经高桥南进，企图袭击黄桥侧背。第1纵队适时勇猛出击，一举将开进中的独立第6旅分割包围于高桥一带，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旅。 4日午夜，第2纵队经八字桥插到分界，切断了第89军退路，协同第1、第3纵队形成三面夹击，将第89军主力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5日中午，第1纵队第4团首先攻击其军部，第1团主力随后勇猛出击，各纵队旋即紧缩包围，奋勇冲杀。第89军军长李守维在逃跑中落水毙命。经火线喊话，第89军官兵纷纷缴械，主力于当晚被歼。6日，第2纵队又追歼该军余部于营溪，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韩德勤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溃败。左路军各保安旅团陈兵运粮河东西之线，频频查询战况，企图坐收渔利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和陈泰运部亦随之撤退。与此同时，八路军第5纵队由涟水东进，攻占阜宁、东沟、益林，歼韩部保安旅一部后，直下盐城。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第2纵队前锋与八路军第5纵队先头部队，于东台以北的白驹镇胜利会师。
按时间顺序排下来 是韩德勤先进攻 要消灭新四军的 新四军不过是自卫还击 韩德勤自作自受
按兵力来看 新四军共7000余人,韩德勤主力第89军（辖第33、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共1.5万余人,7000余人对1.5万余人 打出"共歼韩德勤部1.1万余人，其中俘3800余名"的战果来 只能说韩德勤是把小老虎当病猫打 反被老虎一掌拍断脊梁骨了
附带贴出韩德勤的资料
韩德勤既不积极抗日，日军一般也不向他们进攻，韩德勤乃以主要精力收刮民财和摧残抗日的民主力量。1939年，韩德勤先后出动正规军包围突袭东海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围攻高邮湖北的抗日游击队，惨杀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韩德勤连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也并吞残杀。敢于抗击日军的陈文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被韩德勤派主力八十九军突然包围，狠打一个星期，全部缴械或杀害，团长陈文也遭谋杀。
这韩德勤不主动进攻日军,进攻民间抗日武装和八路军 新四军倒是起劲得很,请问他到底是哪国的战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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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敌强我弱,为党国伟业计,不宜轻起战端,然日寇又不能不抵抗.故我聪慧之蒋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通过有效掌控的摩擦又是送人送枪送弹药，又忍辱负重地创造实战机会锻炼了新四军部队的战斗力,还让日寇信以为国共真的不共戴天,且顺势打击日寇了对汪伪的信任,此等一石四鸟妙计若非胸中有沟壑之人断无此设想.呜呼哀哉！雄哉乎？奇哉乎？
大利益集团哪个都动不得，面对强敌四大家族都不愿意上去拼。
还邀请国际观察团来证明是日本人炸的黄河决堤，既然敢挖为何不敢承认呢，库图佐夫烧了莫斯科照样敢做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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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8日的决口于花园口的黄河“大水”挡住了1938年6月6日“停止”的日军步伐，真是历史的“奇迹”啊。
对比一下，时间点，很有趣的发现。
1938年6月8日国民党花园口实施决堤。
日军在攻下开封后没有急切西进，是其大本营既定政策的结果，而且这一决策还在花园口决堤之前。
在占领徐州后，日军大本营认为徐州会战业已基本结束，遂于5月21日指示各兵团：“一、扩大徐州会战的战果，大约止于兰封、归德、永城、蒙城连结线以东。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使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继续沿津浦线地区进行扫荡，务必尽快向淮河(包括在内)以南地区转进。但第十三师团可配置于蚌埠以西的淮河河畔，预计将其转属于第二军。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要随着华中派遣军部队的转进，将第二军约两个师团为基本的部队，配置在徐州以南至淮河沿津浦线地区。”
同日，又命令：“一、越过兰封、归清、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二、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之间作战地区境界为阜宁、泗州、南平镇、蒙城、颍州连结线(线上属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随着华中派遣军的南下，命令第二军占领徐州以南的津浦沿线。”
遵照大本营的指示，华中派遣军各部大体在5月29日以前完成集结任务的时候，只是由于华北方面军无视大本营决定，擅自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地区追击的命令，才有第十四师团向中牟方面、第十六师团向尉氏方面、第十师团向柘城方面的进击。第十四师团6日占开封，7日攻中牟，该师团骑兵联队主力10日炸毁郑州南面的平汉铁路线；第十六师团3日攻占杞县、通许，4日攻到尉氏及其西面地区，另一部于5日进至睢县和朱仙镇附近，其挺进队12日炸毁新郑东面约6公里的平汉铁路桥；第十师团3日攻占柘城，5日进至太康附近，这些都是第二军的越权军事行动。
当第十四、第十六两师团进至中牟、尉氏一线时，华北方面军于6日下达《作战命甲第三四号》，要求停止追击，集结兵力。
于是，第十四师团一部配置在中牟，主力集结于开封、兰封之间；第十六师团主力在尉氏西面集结；第十师团主力集结在柘城附近；第五师团主力集结在徐州南面地区，一部担任徐州以南至宿县南面地区的津浦线警戒；混成第三、第十三旅团于6月15日在野鸡岗（兰考东，民权县境内）附近上车，输送回关外东北地区。因此，日军在进抵中牟、尉氏一线止步不前，乃是按照大本营原定方针执行华北方面军命令而停，并非8日之后才渐渐流出的黄水所堵。
所以1938年6月8日的决口于花园口的黄河“大水”挡住了1938年6月6日“停止”的日军步伐，真是历史的“奇迹”啊。
只强调当时“国民党军队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不利”，怎么不反过来看日军是个什么情况呢。日军大本营是为什么要下达“基本结束徐州会战业”的5月21日的“停止”电令。这是因为，日军在经过前一阶段的徐州会战的连续作战后也是人困马乏，也是强弩之末。日军“止于兰封、归德、永城、蒙城连结线以东”“越过兰封、归清、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
而5月15日，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黄河，纯粹是军事上的冒险，14师团之所以敢来个孤军深入，不过是看不起你国民党军的战斗力！！
本来程潜第一战区在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来个台儿庄第二！！
5月23日，土肥原师团进攻兰封，兰封守军为蒋嫡系第二十七军加一个德式战车营，而守将桂永清24日就全线溃退丢失兰封，紧接着蒋嫡系第八军黄杰不战而逃丢商丘，他们两人的无耻行径使豫东的中国军队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自次兰封战役千奇百怪的失败了！！
兰封战役的失败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就是“兰封战役”使本以精疲力竭日军，打消了停战休整的计划，产生了再赌一把的念头。于是“华北方面军无视大本营决定，擅自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地区追击的命令，才有第十四师团向中牟方面、第十六师团向尉氏方面、第十师团向柘城方面的进击。”
此后“第十四师团6日占开封，7日攻中牟，该师团骑兵联队主力10日炸毁郑州南面的平汉铁路线；第十六师团3日攻占杞县、通许，4日攻到尉氏及其西面地区，另一部于5日进至睢县和朱仙镇附近，其挺进队12日炸毁新郑东面约6公里的平汉铁路桥；第十师团3日攻占柘城，5日进至太康附近，这些都是第二军的越权军事行动。”
这些原本都不在日军大本营计划中！
而这些华北方面军的行动，带来的是日军计划外的大量的战略物质的消耗。不是日军不想一口气打到武汉，而是日军的后勤不容许。所以华北方面军于6日下达《作战命甲第三四号》，要求停止追击，集结兵力。
我说过兰封战役的失败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可以说就是兰封战役中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不战而逃，导致了战局的急剧恶化，导致了花园口“扒黄河”！！
就是说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中的某些人在当时已经是被日军的所谓强大攻势吓破了胆，成了“惊弓之鸟”了！！以至于在战略上出先了严重误判，遂做出“扒黄河”错误决定！！蒋介石真好一句“不可妇人之仁”！！
说句提外话，蒋介石嫡系部队贪生怕死，不战而逃，这与许多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如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张自忠部在台儿庄的表现真是天渊之别。中国半壁河山，大部分都是因为老蒋的嫡系无能而失。桂永清是何应钦的亲戚，轻失兰封使整个战役失败，桂永清却没受到蒋介石的什么大不了的处分，后来反而官运亨通升任海军总司令。 守商丘的第八军黄杰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黄杰是黄埔生，老蒋的爱将。他逃跑的“理由”竟然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一个军就因这个可笑的“理由”而跑了，这个理由，甚至比韩复榘弃守济南的理由更加荒唐。黄杰因这个“理由”放弃战略重地，同样未受蒋介石什么处分，这不知让不惜耗尽元气也拼死坚守台儿庄的西北军孙连仲部作何感想。
桂永清在南京还丢弃过精锐的德械师--教导总队（桂永清时任教导总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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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此种烂文。对照一下决堤后的战况，14、16两师团会死上7420人才怪。日本人那套书中说得很清楚，7420人是第2军参加整个徐州会战的死亡人数。《战史丛书》又不是什么很稀罕的东西，也拿来蒙人！如果说花园口决堤是兰封战役惨败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倒也就罢了，某些人还非要算做国民党的天大的功劳。随着滚滚黄水大河东流去的89万豫皖苏平民可看不出感激果脯的必要。军队打不了胜仗甚至连跑都跑不赢-尽管对手并不是什么机械化而是和中国士兵一样用量两条腿走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