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科人往事之世界领先水平 -- 萨苏

[感谢老乡帮忙发贴，老萨回来了，发现前面加上上一篇的体例不错，就照着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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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术上的弄虚作假，最多的就是剽窃。

1977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给中国方面发来一份邀请函，邀请“陈景润教授”前去做关于歌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

今天我们对“邀请函”已经习以为常，出国之前常常要给对方发个信 – 请速发邀请函来，以便我办理签证。我的看法这是“邀请函”的异化 – 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礼节，哪有催着人家邀请自己的道理？

陈景润先生的这个邀请函，则是货真价实的，对方连陈景润的具体身份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和他联系过就发来了邀请函，是诚心诚意希望有机会和这位数论研究的高手进行切磋的。

根据一些前辈的介绍，国际数学联合会的这个邀请背后，还有一段和剽窃有关的小故事。

被剽窃的，正是陈景润。

陈景润先生八十年代以前为歌德巴赫猜想做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1+2的问题上。但是，在1971或者72年，苏联的数学研究院却有一则消息传出，说是他们攻克了1+2的证明。

当然了，苏联方面颇以这个成绩为傲，内部的表彰，宣传都搞得轰轰烈烈。

不料，第二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年会上，这个成果却遭到当时国际公认的一些数学大家共同的怀疑。苏联方面十分不满，索性派出研究出这个成果的科学家前往对质。

对质的结果，苏联方面惨遭挫败。

失败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 – 苏联人是使用了陈景润在1966年的研究成果。

陈景润先生研究1+2问题，成果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前，他完成了对1+2问题的论证，但方法极为繁琐，在关兆直先生的支持下，陈将这部分成果以简报的形式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上。当时的结果是在国内数学界颇为轰动，但大家基本没看懂 – 也来不及看懂了，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展开，华罗庚，关兆直等都被打倒，研究工作全面停车；第二个阶段是1972年前，陈研究出了新的证明方法，并进行了广泛的验证，但是，这套内容，不够系统，也很是晦涩难懂；第三个阶段，是1972年后，陈景润找到闵嗣鹤先生，通过闵先生的艰苦工作，终于理顺了头绪，这可是个艰苦的工作，闵先生花了三个月才弄明白陈先生的证明方法，自叹这次审稿三个月要少活三年。至此，“陈式定理”才算正式定型。

闵先生1973年冬天去世，说起来，要是没看这篇稿子，也许能够和大家一起唱祝酒歌呢。

苏联方面这个学者，是借助了陈景润1966年，也就是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成果拿出来。而如传闻所说，陈先生第二阶段的工作中，曾一度将部分成果写成论文，投交瑞士的某国际数学期刊。这在当时的研究工作中是有先例的，不过弄不好就会成为斗争的尾巴，所以陈对投稿这件事没有声张。

这份稿件，由于内容还不成熟，瑞士那边基本上是没有看懂，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发表。即便看不懂，参与审稿的有关科学家还是深受启发，从中受益匪浅。不发表不是水平不够，是要琢磨清楚了再说。这时西方数学界已经有了“陈景润教授”的大名，而且有人对他的研究颇有兴趣。

就在这时，苏联人的成果公开了。

这种改头换面的东西，蒙外行可以，内行面前可是走不通的。当然，在知道陈景润第二阶段研究成果的大家看来，这个剽窃就太明显了。

于是，在对质中，只要对一些细节问题深入下去，苏联学者就瞠目结舌 – 因为陈景润1966年的成果，毕竟只是在《科学通报》中发了一个简报，其内容并没有完全发表，其中细节可不是通过一个论文就能推断出来的。

苏联人很丢面子。

那么，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脚，还要拿出来对质，苏联科学界怎么会作这样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负责科研的苏联官员，也不知道这是个剽窃的成果。如果归纳一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 苏联学者为了完成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务，不得不利用了陈景润先生的早期研究成果，弄虚作假。这个弄虚作假搞得很“科学”，因为陈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当时中苏两国学术交流早已冻结，这个剽窃无疑没有人会到苏联来抗议，而苏联国内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中国人在几年前取得的这个成果。

应该说苏联学者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当时苏联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也很少，陈先生寄到瑞士的稿件，苏联数学界自然也无缘得知。

所以，当国际数学联合会的专家们产生怀疑的时候，苏联官员是理直气壮而且深感不平的，至于具体作研究的学者，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有勇气来说明真相了，只有硬着头皮来对质，期望侥幸过关吧。

这次对质的结果，是“陈景润教授”的影响骤然增加，其消息传回国内，直接促进了对他的研究的重视，成了陈景润先生研究成果迅速公开的催化剂。

苏联人这种弄虚作假，和我国后来学术上经常出现的某些问题，如出一辙。

关于陈景润先生，可以多说几句。我还记得年少时听说的一件有关陈先生的趣事，这件事和陈先生的“夫人”有关。

大家都知道陈景润先生的夫人是由昆女士。应该说陈先生能够与由昆夫人组成家庭，是他生活中一件极大的幸福事情。生活中的由昆夫人有着鲜明的个性，不但富于女性的温柔典雅，而且遇事干练果决，不让须眉。我想这是和她的军人出身有关（从过军的人气质上会有一些特殊改变，这一点河里的西河泳者等朋友可能深有感触，前几天接触一位名医，据他所说，在癌症患者中，生命力最强的人群中曾经在军队中工作过的人占了很高比例，平均比军队以外的人生存期长一年到一年半，盖因为其身体底子好，而且意志坚定）。所以，与由昆夫人成家，使陈先生长期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堪称夫唱妇随，良好互补。与由昆夫人结婚后的那段时间，是陈先生身体最好，也最安定愉快的时光。

然而，我记得的这段事情却和由昆夫人无关，是他们认识之前发生的。当时陈先生因为科学方面的成就成为大家的偶像，一时外人看来星光灿烂，今天所说的“粉丝”遍布全国。

结果，就有个很漂亮的女的从某地找了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太太上京寻夫。

陈先生一直单身，哪儿来的太太呢？大家都不相信。然而这位“太太”却坚定得很，说得头头是道，言之凿凿，一点儿不象在说谎。那时候来找陈先生PK歌德巴赫猜想的科学狂人很多，都有自信自己的成果比陈先生厉害。但是敢自称陈太太未免太过分，这玩意儿可不是有自信就能胡来的。

但是，她说的很多内容，和陈先生的经历并不吻合。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她在说谎，可作风问题当时又不是一件小事。

怎么证实真假呢？

当时的某位老大非常聪明，很简单就解决了问题。他一口气叫进来六七个戴眼镜的研究人员，让这位太太认哪个是陈景润。

结果，就是乱指了。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妄想型精神病患者。。。

在学问上弄虚作假，和冒充陈景润夫人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干这个的也不是精神病患者。那么，好好的学者，做这种事情不丢人么？

有趣的是，一些老科研工作者，对国内发生的一些类似现象，还有一点同情。

黄昆先生曾经主持揭穿了一起很严重的弄虚作假事件。当时，上海某大学自称做出了某种世界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芯片，也通过了鉴定。但黄先生十分狐疑，看了结果总觉得不踏实。于是要求对其进行检验，经过反复的追踪，最终证明，这份成果，不过是利用买来的芯片造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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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昆院士

可是参加这次揭穿骗局的学者，也提到其中体制方面的问题 – 当我们申请课题的时候，总是要把很大精力放在写报告上，报告写得越花哨漂亮，取得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科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没有钱恐怕是问题很大的，但仅仅有钱也不表示就能出成果。为了申请经费，有些人只好违心吹牛，到时候要成果了怎么办？有时候就给逼得弄虚作假了，苏联人在歌德巴赫猜想上是这样，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这样。

黄昆先生自己申请课题的时候，就碰上过这样的事情，审批课题的是黄先生的学生，然而不能不秉公办事，看完申请报告，问黄先生：“您这个课题，批了您这一百万能不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呢？”

黄先生何许人也？全国第一批科技重奖仅仅四个人，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钱学森，袁隆平和王选），黄先生怎么回答呢？

黄昆先生听了问题，笑笑，很实在地回答说：“你给了我这一百万，我能看到外国人跑到哪儿了，但是要追还是追不上的。你要是不给我这一百万呢，我连外国人跑到哪儿都弄不清楚。”

黄先生的课题，最后还是批了，但也就是黄先生吧。换一个人，如果不写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怕这次申请只有告吹。

世界领先水平，可不是上下嘴唇一碰就能达到的，有时候明知这是要求过高，还不得不逼着自己胡说八道，这就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了。

黄先生在朋友间说过，如果让我来分配科研经费，我不按课题的。我就只管选人，选一百个人，每人给他五万经费，你就自己研究去吧，这样，可能倒真的能出成果了。

黄先生在西南联大是长杨振宁两岁的学长，杨振宁同班的同学中，还有一位，就是邓稼先。

我问一位和邓稼先一起工作过的老先生 – 邓稼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老先生没有回答，却上下开始打量我，弄得老萨有点儿发毛。

您看我干吗？萨问。

答案让我受宠若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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