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小说：“科炭”外记 (上) -- numzero
石达开的出场，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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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独拜上帝教然尔。不信试看历代“儒者”之争，以及1921年以后围绕“马列”“毛邓”展开的历次斗争。
看了“科炭”外记，有点明白，为什么寂寞红看见你那么激动。确实写得相当漂亮。佩服，佩服，呵呵。有朝一日，如果零兄写一部翼王的历史小说，一定买。
这家伙的心眼一点不亚于杨秀清。而且现存关于杨秀清“天父下凡”的记载绝大多数都是有积极意义和建设性的对军国大计的裁夺，如允许官兵定期与家属聚会，取消天京的男行女行，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等等，处置内部矛盾的只占很小比例，而萧朝贵就刚好相反，他的“天兄下凡”多数都是对一些芝麻小事纠缠不清(相对于打江山而言)。况且杨秀清借“天父”传言最初是为了挽回危局部得已而为之，萧朝贵再学他就纯属弄权了。反正我是认为萧朝贵早死对太平天国未尝不是幸事。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一个关于翼王的小小说系列的题目。他在题记里这样写道：
不知道怎样来说他的故事.
我在荒原深处看见了一座废弃的神殿,
推开门,秋风和尘埃纷飞涌入,但龛上空空,-----------
只见一地碎片,在隔世的阳光下闪着幽暗的光.
你不要怪我拾荒人的手,我也知道拾起一些碎片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另一些碎片的背叛,但它们已叫我的指尖滴血,而天下哪一只手,拾得起所有的碎片?
我写同类题材的小说时，总是想起这段话。
某种意义上，萧朝贵的天兄代言正是对杨秀清天父代言的制衡。天兄，天父，加上洪的天子，正是一个成三角的稳定关系。如果萧朝贵不死，也许天京事变不一定发生呢。无论谁，都不愿以一敌二的。大家互相顾忌，互相拉拢，小打小闹也许常有，但不至于把矛盾激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我是这样想的，呵呵。
虽然这个问题史学界争议很大，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天京事变是洪秀全策划已久而发动的夺权之变，而不存在所谓“逼封万岁”的问题，因此导火索并不是出在杨秀清的无所顾忌上。如果萧朝贵在，他作为洪秀全的“贵妹夫”，说不定会和洪秀全合谋算计杨秀清。
第二，从《天兄圣旨》看，萧朝贵此人心胸狭隘，斤斤计较，甚至可以说冷酷无情----在太平天国首义六王中，韦昌辉的手段狠绝是政治上“忍”的需要，其他几王或多或少总算有情有义者，即以洪秀全来说，虽然对臣对弟不“义”，但总还讲点亲情。而萧朝贵呢？妻子要打，养父母要杀，整个《天兄圣旨》就是萧朝贵弄权作势的备忘录。而相对于弄权的手段，在政治上的才能却远远不及杨秀清，这从金田团营末期，起义进入实质性阶段以后萧朝贵的“传言”迅速减少，从原来与杨秀清势均力敌变成一边倒就可看出。这恐怕不是萧朝贵甘心“退让”，而是有小聪明却无杨秀清的大智大勇，力不从心而已。权力落在这种人手里，不能以之谋国，就只能以之乱政了。
太平天国有两点非常受人垢病的，一是排斥传统文化，对儒家知识份子存有偏见，二是一面把妇女称为“姐妹”，一面宣扬男权主义。对于这两点，洪秀全和萧朝贵是非常固执的，这从萧朝贵屡次逼洪冯自认“无用”，遏止杨云娇的活跃，乃至以“天兄”名义训诫洪秀全的妻妾，甚至以夫妻聚会为由处斩自己的养父母都可明显看出。相比之下，杨秀清则对这两点持保留态度，他的堂妹杨水娇就是东王府女官，颇有影响，他的亲属中也极有可能曾有女将；他先是向洪秀全提出放宽限制，允许官兵定期与家人会面，后又废除了男行女行的政策，恢复家庭，允许男婚女嫁；他教训洪秀全对待后妃不可过苛，以至有伤天和；他又宣称古书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道理，岂能尽毁之，推动太平天国刊刻出版传统文化典籍，与洪萧相比，高下判然。杨秀清之所以能违逆洪秀全强行变更政策，正是因为他具有无人能够挑战权力，以上政策调整都是借了“天父”之威。正因为萧朝贵死得早，杨秀清才能比较顺利地进行这种调整，而且终太平天国一朝，“男主外，女主内”一类“妇道”之说的影响也基本只限于天王后宫。如果萧朝贵还在，并与洪秀全共同制约杨秀清，恐怕太平天国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会差劲得多。
第三，“天京事变”是由于太平天国权力体制内部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无论有没有“逼封万岁”一事，无论冯云山萧朝贵是否活著，它都是不可避免的。萧朝贵如果活着，只能令这种内部矛盾更深，而绝无能力避免政变的发生，因为他没有能力理顺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力矛盾(君权，相权，兵权，神权复杂交织的问题)。
当然，说“天京事变”不可避免，并不是说它就必然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在那个时候，一定会死那么多人，造成那么大损失。如果事变之后理清了原来不顺的内部关系，将政权运转推向良性轨道上，则未尝不是好事。(譬如，长征历史上的几次权力变更)洪胜杨败是历史偶然因素决定的，如果“天京事变”以杨胜洪败告终(这种几率其实应该很大)，那么对太平天国而言恐怕是个好得多的结局。
至于过去把萧朝贵说得忠直憨厚，是因为记载他借“天兄下凡”的《天兄圣旨》一直没有发现的缘故，但也可据此看出历史学家的水平----重复史料的事谁都会做，历史学家的水平表现在从现有史料中去推断真相，而新史料的发现正可以验证其推断真相的能力----某些断言萧朝贵代天兄传言“绝无私心”的史学家可算受了一大教训，至于某些编造萧朝贵“忠直憨厚”的伪民谣伪歌谣作者，至此可以原形毕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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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使用政治或宗教手段来和杨周旋。不至于像天京事变前夕，洪似乎除了使用军事手段外，已没有其他办法来夺回权力了。毕竟，萧死后，除了杨以外，已经没有人能合法的装神弄鬼，代天而言了。
如果洪杨之争，杨能胜出的话，也许中国历史会有不同。至少从宗教意义上看，天父收拾儿子是说得过去的。
逼封万岁也许有其事，不过那是洪答应在先的。（起义不久，洪就说过，只是一直未兑现。）而且万岁在天朝，并不像在其他朝代那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还有，有人说也许翼王曾参与预谋，证据就是他胞弟（名字忘了）当时是天京守将，以洪当时的兵力，没有守将的参与，要除掉杨几乎是办不到的。后来，石能逃出天京，也是借了胞弟的力量。不知这种说法有道理么？
作者：陶短房
朝贵本姓蒋，广西桂平鹏隘山人，父蒋万兴。年稍长，出继于武宣萧玉胜为子，迁鹏隘山下古棚村，烧炭种山为业，家贫不谙文墨，然性机警，多急智，颇涉猎降僮神怪之术。
时冯云山倡上帝会于紫荆山，朝贵初未之与。丁未，洪秀全自粤东至，朝贵妻黄宣娇倡言尝于丁酉升天，闻老翁告曰，十年后当有客自东来，教拜上帝，务当信从云尔，粤西偏僻，山民素信神怪降僮之说，闻此奇异，多翳然景从之，朝贵及其友东旺冲人杨秀清与焉。朝贵深接纳秀清，使宣娇改姓杨氏，以衷亲戚之好。
时上帝会用事者，洪冯以下，曾、王两姓卢六而已。朝贵等以新进，初不为人所重。丁未十一月，金田团绅王作新兄弟与上帝会纷争起，讼之官，县官差传云山、卢六到案质询，作新兄弟惧上帝会之势，匿不敢出，案久淹，卢六瘐死，云山滞狱中，不得出。
秀全彷徨无计，闻天主教驰禁，乃只身东返，欲求告于广东大宪，而上帝会中群龙无首，莫之所以，狡黠多智者遂托言神圣附身以号令同侪，盖欲争权也。戊申三月，秀清托天父下凡；九月，秀全自粤东反，寓萧玉胜家，初九日，朝贵复托天兄下凡，杨、萧同志，与伪托他神下凡者黄姓等纷争不已，会众惶惑，不知所从。时云山已释，与秀全计，认杨萧所托为真，朝贵亦托耶稣口，曰秀全所称“太平大道君王全”七字系上天所赐，秀全为天父次子也，未己，秀全以宣娇为上帝亲生女，复改姓洪氏。
朝贵既得志，颇以神圣秀全为己任，常托耶稣口，晓谕各地会众实认秀全为天父亲子；上帝会谋举事，朝贵复暗谕会众之首要者，信实秀全为太平天子。
秀全不谙军务，朝贵虽不学，挟天兄之威，铺排调度，颇有章法。己酉秋，王为正、吉能胜为团练执送有司，朝贵倡议科炭敛钱相救，能胜死，为正得脱；十二月，石达开、黄玉秀攻六屈，朝贵亲为之殿；庚戌八月，林凤翔与土人战于白沙，朝贵复往督阵，所向有功，威望渐著。
然朝贵颇务威权，汲汲乎位望，以云山首唱上帝会，初不敢居其上，戊申岁，天兄下凡，言及军师，尚称秀清、云山三星，朝贵二星，虽曰皆是军师，而云山犹居杨萧前，然天兄亲口殷殷，秀清、朝贵双凤朝阳，云山位已摇矣；是后，杨萧合谋，动曰天言，托以妖氛渐重，命洪、冯各处躲藏，深居简出，军政大柄，咸归二人。己酉七月，天兄降于洪山，问秀全以朝贵如何，秀全悟其意，乃曰“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岂有不做得事”，自是杨、萧遂凌乎云山上。秀全虽不悦，然天言难逆，无可如何，遂结纳金田韦昌辉、那邦石达开等，以为奥援。
朝贵善抚循，号令整肃，性警敏，人不敢欺，白沙却兵，逆石达开之意，而能温言抚慰于后；题诗贺昌辉纳粟，遂得韦氏之盟；于血勇轻躁之士，则每诫以持重；于善懦彷徨之人，乃常勉以天时。胡以?s毁家纾难，天兄赐之盔甲；陈来盗罗大纲亡妻首饰，天兄处之极刑。朝贵忧众信未坚，乃常施僮术，超升会众升天，以坚其信，至乎引秀全晤其亡妻也。
己酉、庚戌岁，来土之争起，天地会如星火燎原，上帝会类多客家，常与团练争竞，信宜凌十八、白沙林凤翔等，皆团聚会众，树辕门，制刀枪，与官绅战。朝贵忧事机泄漏，每诫以让人三尺。潜号召会众，售家产、造军械，分别团营，以谋江山之事。时秀全、秀清、云山、昌辉、达开等托为天父同胞，而朝贵妻云娇已号为天父女，不得已，乃名朝贵曰帝婿，秀全称呼秀清等皆曰某胞，而独称朝贵曰贵妹夫云。
是时，秀全自以为得志，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尝潜著龙袍以鸣得意，又，多蓄姬妾，而后房不蕺，纳会众贡而无节。天兄复屡下凡，胁众姬妾以白刃，令壹从秀全之欲；婉诫秀全以包容，曰牡丹虽好，也须绿叶扶持，且殷殷谏之以持重，所以避人耳目也。
然朝贵颇嫉读书人，每以反语嘲洪、冯等，逼其自认无用；树威权，无所不用其极，有陈庚者，值天兄下凡，应对太速，竟受杖五十。复与养父亲子萧朝隆不合，乃假天之手，必杖责而后已。
庚戌四月，各路会众，已渐次集向金田，而秀清忽病，至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血，洪、冯复避祸于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s宅，会众无所禀达，颇有惊惧之心。朝贵综览全局，事无巨细，孜孜以理之，尝一月下凡达十余次，至两腿生疮而不自知。时会众来自各县，素无约束，不习军律，朝贵倾力综理，自先锋长以上无不着意，至亲拣排刀手而不以为琐屑也。
然朝贵与秀清虽为同志，雅非无嫌隙：故事，凡天父下凡，自天王以下无不跪伏听命；朝贵之为朝贵时，须礼敬秀清，乃当其为天兄时，秀清复应跪拜之。十月初一日，清将李殿元等屯思旺墟，胡以?s飞书求援于金田，秀清患病久，至是忽霍然而愈，耳聪目明，心灵性敏，号令响然，调动合宜，连破清军，次第斩秦川巡检张镛、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会众无不赞叹悦服。或曰，秀清之病也，诈也，史事微茫，不可置辨，然自是天兄下凡渐少。
上帝会既树帜金田，号为太平，辛开元年二月廿一日，秀全登极于武宣东乡，称天王，封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
时清人受挫屡，乃知太平军为劲敌，前漕督周天爵、故广西巡抚李星沅督提督向荣、都统乌兰泰、宿将巴清德等，合绿营、壮练等百计攻围之；太平军号令壹，士心壮，而众寡势单，器械钝弊，自庚戌十二月十二日至辛开八月，辗转桂平大黄江口、武宣东乡、三里墟、象州中坪、新寨及紫荆、新墟，虽多所克捷，然敌盛围急，资粮渐尽，至油盐俱无，将士惶惧，有怨声，七月十三日在莫村，朝贵复假天兄口，痛责兵将各为私，不公草，不忠草，草者，心也。虽然，未几向荣又陷双髻山、风门坳，进迫茶地，茶地者，天王及杨、萧、冯等所在也，茶地陷，紫荆遂不可守。
七月十九日，天王下突围诏，朝贵受命，与左军主将石达开领戊壹监军及左一、左二、前一、前二军帅为前驱，出紫荆隘口，欲走昭平，下粤东。向荣督军间道出太平军前，欲以邀之，逢大雨，方营平南官村，朝贵、达开乘之，自思旺疾进奔袭，清军枪炮为雨水沾湿，不能施放，山路泥泞，裹足难拔，遂大为太平军所破，锅帐俱失，无以立营，踉跄遁平南县，向荣叹曰，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自是朝贵渐以勇名著于军中，李秀成于此时从之，叹其能，十余年后，乃推为“勇猛刚强，冲锋第一”也。
太平军虽胜，莫之所向，洪冯等大股南趣，欲觅水路通东省；朝贵、达开麾下左二军帅罗大纲，本天地会首要，丁未年间，尝攻扑永安州，谙熟道路，遂以轻骑为先锋，朝贵、达开继之，又八月初一日，克永安州，未几，天王入城。
太平军起自草莽，骤得此城，遂有立都之意，然清已遣部堂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督中外重兵围永安，太平军所守者，自州城而外，旧县、水窦、东平一里七十余村，方圆四百里许而已。
朝贵欲安众人心，十月十八日，托天兄下凡，倨方桌，持白刃，盘旋跳荡，云天兄代天诛妖，已斩尚妖头，破南北两路来寇云耳。然癫狂失慎，坠地伤颈，后人不察，乃以为伤于疆场也。
天兄伤颈，一军皆惊，朝贵恐将士不安，越两日，疴少瘳，即强作天兄口传，谕韦昌辉等曰“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风。尔放草宽草，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一面飞一面变，总不能走得朕天父天兄手下过也”。
廿五日，天王诏封五王，以朝贵为西王八千岁，管制西方各国，然诏西王以下皆归东王节制，自是天父下凡日频，而天兄降临日希也。
壬子二年，出永安，趋桂林、全州，西王常为前驱。四月，太平军弃全州而北，欲沿湘水入湖南，败于蓑衣渡，南王薨，扑永州，复不克，乃变计而南，克道州，旁略江华、永明，声威复振。
时湘人苦清吏久，天地会山堂蜂起，州县为之糜烂，然向无统属，复鲜大志，意在剽掠而已，旋起旋灭，不能久持，东王、西王在桂林时，已连衔编贴《奉天讨胡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檄》、《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檄》，至是稍加改易，广为散布，以反满兴汉相倡，湘中大震，投军者纷至沓来，至数倍于旧部，为设道州大旗以专统之。七月十四日，北取郴州。
西王军中新附之众，颇有天地会属，侦得长沙城垣坍塌，兵力单弱，以禀西王，西王请于天王，欲以偏师间道袭取，以为立都根本，天王许之。
七月廿三日，西王出郴州，克永兴，斩知县温德宣。自郴至长沙有二途，大路过衡州，易而远，清人置有重兵。时有李书办者，素习斋教，县官访拿不获，走投西王，导之小径，旬日间，叠克安仁、攸县、茶陵、醴陵，直趋长沙，清河北镇总兵王家琳军于安仁，竟不之觉。
八月初八日，朝贵自醴陵进至石马铺，南距长沙十里也。时清陕西绿营二千来援甫至，方构营于此，乍被掩袭，猝不及防，一军皆溃，总兵福诚、副将尹培立等均死，浏阳乡勇五百，纷然四散，沅州协副将朱瀚守城南七里之金盆岭，闻之弃营而逃。
时长沙城垣荒废，方分段修补，自天心阁至白鹤观，尚未开工；守臣不意西王自小路来，得乡民报讯者，竟以无公文，执将斩之；石马铺溃卒还，方惧而设防，然犹不知寇自何处来，城中卖浆者晨餐，弹自城外碎其碗，城中乃大哗曰贼至。
西王自金盆岭扑城，望城垣上危楼，以为南门，乃趋之，及近，知是天心阁，急还觅城门，门已有备，不得入也。遂分据南门、小西门外西湖桥、金鸡桥等处，置炮妙高峰以攻城。次日，西王督部众分路进取，枪炮火箭，密如星雨，城上亦开炮相拒，西王猝中流弹洞胸，口眼俱呆，部将曾水源、林凤翔、李开方等飞禀郴州，九月，天王、东王全军至长沙城外，而西王伤重不治，未几薨。
天王等攻围长沙八十一日不克，委而去，清人得西王尸于妙高峰下，戮而焚之。
天王等讳言西王之死，癸好三年二月初二日，已克金陵，颁四民各安常业诰谕以安民，而犹联署东王、西王名衔；未己，追授西王雨师，丙辰六年，升圣神雨，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进号圣神上帝之雨电，复加衔吏部又正天僚。
西王与养父萧玉胜等不睦，在紫荆山时，常假天父口折辱之以泻愤；在永安时，玉胜夫妻私同寝处，为人告发，西王闻而大怒，以犯第七天条罪处二人极刑；亲父蒋万兴，初封国伯，庚申十年，幼主诏封为开朝王伯，爵同南，赐天府称殿。
长子有和袭爵，称幼西王，天王以甥舅之亲，颇加信用，辛酉正月十六日，天王诏俟幼西王长成，以为殿前赉奏，虽旋改授黄得用，而幼西王信用弥盛，时人谓其出令也，有不遵者，阖朝诛之，而其特不过十余龄幼童耳。甲子六月，天京陷，从幼天王溃围走湖州，至广德数日，病薨。次子有福，从其本生姓蒋氏，后封懿王，或曰，尝兼祧南王之祀，史册阙如，不可考也。兄朝富，后封顶王，尝守无为州，城破逸去，不知所终。
赞曰:
人之言西王,动辄曰勇猛刚强,冲锋第一,忠王言之,孰敢不信?然天兄圣旨二卷,满纸荒唐,一篇琐屑,诚后贤之不敢想,后学之不忍闻者也,嗟夫,百年之惑,一至于此也。
观其索谀词夫案牍，其贪乃达乎九天；舞利刃于床第，其勇不过于帷幄。降天妻以馈天王，无非天语；纵妖言曰诛妖首，不过妖呓。妻易两姓，自索三星。言威言福，刑杖乃加乎速者；曰神曰圣，封赠竟及于先锋。天父下凡，犹知书不可废；天兄临降，而妒人之多学。至于鞭朝隆以泄愤，斩玉胜以立威，复岂人之忍闻？
虽然，勘陈来之金钏，不失其义；谏秀全之黄袍，不失其明。粤西数战，犹有百里之威，湖南三檄，何啻万夫之用！偏师致远，一炮殉身，以此量之，谓为勇也宜也。
其虽捐躯长沙，尸骨为戮，而榜文千百，名衔犹系；节庆二三，天位尚全。其陋也远，其威也存，是故李开方极言其勇烈，洪仁(王干)盛赞其温和，而力乱怪神之语，含酸乞醋之貌，反湮没不闻垂百四十年许。噫，幸乎其能早死！
这个问题至少要从以下诸方面来考查
1 石达开在天京事变期间的行踪
2 清方公私文献，太平天国公私文献，外国报道对其天京事变期间活动的报道
3 李秀成对太平天国领导人初期关系的了解情况和对天京事变内幕了解的情况
4 石达开和韦昌辉的一贯关系
5 石达开和杨秀清的一贯关系
6 石镇吉在天京事变中的行踪
7 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的行动(也就是天京事变的获益者问题)
8 天京事变的疑点 (1)逼封万岁存在否 (2)密诏存在否 (3)天京事变的发生时间
我认为从以上八个方面来考查，可以得出石达开并未参与诛杨密议，也不存在奉诏而拖延回京的行为。不过，这个。。。。。。真的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的。
你说到的石达开“胞弟”，应该是指他的远方族弟石镇吉。我在青史版上有篇“闲话太平天国国宗”是写他的文章，其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把相应章节摘录过来：
石镇吉在天京事变中是否扮演了某种重要角色？
这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有论者却仅仅根据《石镇吉自述》中“咸丰六年，镇吉统夥二万回南京，留镇吉族兄翼王石达开镇守安徽。时值向提军、张国梁各处官兵围攻南京东门。。。。。。镇吉遂将带来人马，分布冲围，将张国梁等打败，追至丹阳县。镇吉旋入南京城驻扎。七年三月间，韦正谋反被杀。天王因朝臣空虚，即升五丞相等为主将，调回南京，协同保守。。。。。。”及“杨秀清被天王斥责，羞愤服毒身死”两段话，认为天京事变时石镇吉带兵两万正在南京城内，换言之，他是作为翼王的代表伙同北王发动了天京事变，诛杀东王及其余部，而翼王之所以敢只带个别随从返京，也正是自恃京中有石镇吉这一支劲旅。而石镇吉之所以将东王的被杀说成是“自杀”，又将天京事变的时间改在他本人正在福建前线的丁巳七年三月，乃是为了掩盖自己参与天京事变的真相。
此一说法，乍看有理，实际可疑之处甚多。
第一，《石镇吉自述》中对绝大多数事件时间的记载都是混乱和大谬不然的，如将一八五五年底至一八五六年初的太平军经略江西记为一八五三年底至一八五四年初，将一八五六年攻克建昌宁国之役记为一八五四年，将一八五四年春北伐援军渡过黄河的时间记为该年年底，将一八五八年撤离浙江之后的攻克南安错记为年初进军浙江之前，而将一八五八年入闽之战的时间错记为一八五九年。。。。。。而事件过程及因果记载不清不楚，甚至大错特错的，也比比皆是，如说北伐援军主帅是胡以晃(胡以晃参加过北伐军或援军的任何指挥)，说援军是自河南固始渡过黄河(太平天国前期从未有军队到过固始，且固始距离黄河甚远)，甚至说胡以晃带兵攻打北京等等。这些多是石镇吉亲自参与，很多甚至是他独当一面担任主将时所发生之事，错误尚且如此多而明显，究其原因，前文已有分析，因为“自述”实为回答清方官吏提问的笔录，不同问题之间并无逻辑或时间上的关联，未记问题而只记回答，再加漏记误记，难免因果不清不楚，时空颠倒错乱，而本人口误或记错，或清方官吏事后有意的篡改，也都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总之，石镇吉自述中对时间和事件过程的记载，只能参考参考，不能作为信史，更没有理由仅以对天京事变的时间记载有误就认定是石镇吉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有意说谎----这种说法实有断章取义之嫌，即根据论点取舍史料：不顾整个自述中全面存在的时间混乱而轻易认定天京事变时石镇吉在天京；不顾整个自述中全面存在的因果谬误而认定对天京事变过程记载的错误是出于推卸责任的刻意为之。
第二，一般来说，说谎者会尽量选择不易被揭穿的部份说谎，而在较为公认的事实上尽量保持真相，那么，天京事变的时间，杨韦被杀的基本事实，与石镇吉在天京事变期间所在的地点相比，哪个更清楚地为敌我双方所知？毋庸置疑的是前者！如果石镇吉刻意说谎，他照实陈述天京事变的时间和杨秀清被韦昌辉所杀这一事实，而隐瞒自己其时正在天京这一情况，是否更加合理呢？岂有自招自供众事变发生之时自己正在天京，而将众所周知的事变时间刻意推迟半年这样“此地无引三百两”的说谎者！
第三，被俘将领在自供中故意说谎，无非出于两种目的，一种是欺骗敌人，为达某种政治目的或者为达乞活的个人目的，另一种是为保身后之名而讳言己恶，邀功诿过。但为后者说谎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该谎言真伪难辨，譬如《李秀成自述》和《洪仁(王干)自述》中队很多事情的原委便各执一词，因为二人都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带人，使人难以轻易判别是非真伪。然而，石镇吉在天京事变时不过一中高级将领，死时也不是太平天国最举足轻重的将领之一，比他知情或说话更有份量的在生者大有人在，尤其他死之时太平天国尚未明显露出灭亡迹象，真相尚有相当可能得以长期流传(这和李秀成洪仁(王干)自述的情况不同，他们的陈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盖棺定论的性质)换言之，以石镇吉的地位和就义时的大环境，未必会天真到以为可以只手遮天，乃至弄巧成拙。
第四，我们姑且不论石镇吉在天京事变发生时究竟带有多少人马，只问他当时所带的人马是否足以保证翼王回京的安全？换言之，翼王是否因为早知有这样一支人马在天京，而且还是北王的同盟军，所以才有恃无恐地返回天京？
事实证明这是绝不可能的！道理再简单不过”如果天京城内真有这样一支让翼王可以有恃无恐的军队，他何必匆匆逃出天京？即使他是作秀给天京军民看，北王明知石镇吉军的存在，又怎敢血洗翼王府？总之，北翼二王不可能同时有恃无恐，而事实是，北王胆敢在天京对翼王部署家眷为所欲为，还派秦日纲追击翼王，，天王更敢下诏通缉翼王！
实际上，由于天京内外东王余部数量众多，石镇吉起码也要拥有一两千人的绝对亲信的部队才有可能参与杀害东王的行动。而如果翼王和北王翻脸后能迅速聚集一两千人的绝对亲信的部队，再加上他原本在军民众的威望，那结果绝不应该是他狼狈缀城，而应该是韦昌辉夺路而跑才对。
第五，如果石镇吉部真在天京城中，他后来到哪里去了呢？
留在天京？绝不可能。北王连翼王府的老幼妇孺都不放过，能留一个带兵的石镇吉在眼皮子底下么？如果在那种情形下他能容下石镇吉，也就不会滥杀那么多东王余部了。
跟翼王一起逃出天京？也不可能。以石镇吉身份之特殊，如果在事变中扮演了微妙的角色，那么对于他的跟随翼王逃离天京，纵使翼王本人在自述中故意省略了，洪秀全也不会让这个事实长期埋没的，而持北翼二王密议杀东王之说得李秀成更不至在自述中将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活动从跟随翼王逃离天京的人员名单中略去。
如果石镇吉真的带兵参与天京屠杀，而翼王回京后明明有力量借助这支武装对抗韦昌辉却离城遁去，事后他还能被全天京军民共尊“义王”，难道全天国的军民真的都是瞎子，聋子不成？
综上所述，说石镇吉带兵参与了天京内讧，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而且缺乏依据，实难成立。致于石镇吉说东王是“羞忿自杀”，也许是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初衷，也许他本人也并不了解真相只是道听途说----因为太平天国官方对东王之死的原因三缄其口，但基本定位绝非篡位被杀，而是被诬告陷害，石镇吉的说法与官方对外的口径并无根本矛盾。
从“石镇吉自述”中“将张国梁等打败，追至丹阳县。镇吉旋入南京城驻扎。七年三月间，韦正谋反被杀。天王因朝臣空虚，即升五丞相等为主将，调回南京，协同保守。八年，镇吉封为提军务。带兵到安徽两月，遂率所部人马，往征江西”一段看，他大约是在事变平息后被调回南京驻守的，也许是跟随翼王回京的靖难之师的一部份，后于丁巳七年年初加提督军务衔，先是带兵到皖北(当时翼王自天京附近及各处抽调兵力增援皖北)，皖北形势好转后又调往江西，再从那里领军进取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