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总在危急时候被牺牲的-陈长捷（1） -- woyan

反而坐升暂编第9军军长，接替了陈长捷守备司令的兵权。

有多大的差距

1948年因为傅作义的嫡系精锐部队三十五军在易县涞水被解放军击溃，傅作义决定把部队集结于平绥与北宁铁路沿线地区，将张家口、北平、天津作为３个基点，以及沿这两条铁路的主要城市，预行工事设施，以为依据，实行所谓“灵活机动，集中优势”的“依城决战”的方略，而天津的防守更其中的重中之重，这时傅作义想起了老朋友和老同事陈长捷。

陈长捷作为甘肃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是一个自己不求人而只有别人去求他的肥职，掌握该地区军队一切军备物品的补给，是不用打仗的工作,顶头上司是张治中，联勤系统这块又是归郭忏管，傅作义要调陈担任天津警备司令，陈可以方便的找个理由拒绝，但陈长捷认为傅作义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考虑到多年的老关系，以及当年被阎锡山赶走时是傅作义收留了他，投桃报李，关健时候也要帮傅一把，于是在48年6月上任。

陈到任后傅给了他两个任务，要他在四个月内改建和增强天津的城防工事，并征壮丁至少组建一个旅。

天津原有大量日本人和孙连仲时期修的高碉炮楼，陈认为共军已拥有重炮的情况下，这些炮楼基本就是靶子，但为了迷惑共军，还是于以修善，但主要是新建大量地堡群，其中一些主要的地堡坚固程度要求120毫米榴弹炮直接命中都不能炸毁，并予以伪装，要求二百米外根本认不出，按此标准共布置了三条防线。并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组建了两个警备护路旅。

当时傅作义和陈长捷研究后认为东北解放军要经半年才能消化辽沈战役的成果，再安排军队守卫新拿下的地区，最多不会超过五十万入关，于是决定首先将九十四军设于杨村，六十二军于芦台，八十五军于唐山，九十二军于塘沽，八十三军于北塘。2个护路旅于天津，傅作义的指挥部从北平移到天津并设在天津图书馆，所有军属移到天津。待安排完后第二步将傅的基本部队三十五军新三军新四军也移到津沽唐三角区，放弃张家口，北平地区只留中央系的八军十六军十三军交李文指挥，这样进可以其中兵力和中共决战，退可以迅速撤到塘沽从海路南下。

但没想到的是东北解放军解放沈阳后迅速入关，同时人数达到八十多万，并立刻会同华野进攻张家口，而傅的三十五军又立刻放弃张家口南逃而被围在新保安，傅为了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把天津周边的九十二军和六十二军也调了过去，于是全有的安排全部被打乱。

十二月二日，陈长捷正和天津市长杜建时谈新保安的局势，埋怨傅不按原有的计划走时，空军报告发现东北解放军至少一个纵队已经到了宝坻，陈赶紧调六十二军回津，但林伟俦只带回来两个师，通北平的铁路就被共军切断了。

这样一来，陈守天津的部队只有六十二军只有缺一五零师六十二军，八十五军两个师，八十二军一个师，另加两个护路旅两个保安团，不足六万人。其中能打的仅五个师，警备护路旅是新兵，作战能力不强；保安团只能维护治安。当时天津有五六万从东北溃下的败兵游勇，不听命令，四处扰乱社会，陈曾试图收编，但根本不听指挥，不但没法用，还不得不派部队监视，另有一万多伤病兵和从张家口绥运等地撤来的三千多军属及军校和后勤人员近万人，但天津解放后，解放军公布战报把这些人都算了进去，说消灭达十三万人，陈长捷事后听后吓了一跳，后来在当文史专员写“天津战役“经过时，特意在守城人数这里唠唠叨叨的特别写了一章，其隐含的意思就是：我手里没多么多人，如果有你们也不会那么快打下来。

天津被围前，蒋介石派副参谋总长李及兰到天津要求陈长捷退守塘沽，当时包围圈还没合拢，部队可以沿海河突出去。陈考虑到傅的处境，如退走将置傅于死地，于是打电话请示北京，傅回答“待考虑考虑”。并让参谋长李世杰通知陈他已让邓宝珊和共军联系，指示“坚守就有办法”，能守住就是和共军讨价的本钱。陈领会傅的意思，决定一切应为傅负责，坚守下去，不实行突围。当时天津工业会理事长李烛尘来问，陈还和李说：平津一体，傅老总不会扔下天津不管， 傅已和共军有接触。

当时天津市长杜建时认为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而且蒋介石已经下了命令让撤到塘沽，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也暗示愿意立即行动。陈长捷向他们郑重表示：“如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

十二月二十日外围开战，这时陈认识到了共产党地下情报网的厉害。他苦心新建的地堡网和兵力部署解放军全部了解，直接派突击组进入地堡群攻击营连指挥堡，炸掉一个，动摇一片。同时兵力不足的窘境也暴露，陈的手里几乎没有预备队，第三道防线更是无兵可守，至一月十日，天津外围各据点全部被消灭。

十一日陈长捷收到的解放军方面发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这个通牒限他十二日晚答复，否则将在十三日全线攻城。陈长捷急电傅作义，傅不亲自接电话，只是让李世杰和陈仍说“坚持就是办法”。

1月13日拂晓，解放军发起了总攻，14日天津的主阵地就被全线突破。夜里陈长捷开会，林伟俦和刘云瀚均说再打没意义，当时陈也知道在私下里林伟俦和秋宗鼎已经开始和解放军有所联系，于是做出了个英雄般的决定：各前线可以径自接洽，实现和平。

顺便说一下：正因为这个决定，林伟俦特赦後曾上书说自己应算起义人员，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他本人的申请，决定对他不以战犯对待，撤销该院1961年的《特赦通知书》。

15日早晨7时许，陈长捷见大势已去，再次向傅作义打电话，傅终于亲自接了电话，这也是天津被围后傅陈两人的首次直接对话，当陈告诉傅天津各阵地均被突破，已开始巷战后，傅才说道：“你可以接洽和平”。而就在陈长捷听到这个迟到的指示的同时，解放军的一个副营长带几个士兵也已经冲进了指挥所。这时陈终于明白，所谓的“坚守住就有办法”，前面的三个字是对他陈长捷的指示，后面的“有办法”，是他傅作义有办法。以至陈长捷后来在写交待材料时曾说：“当俘虏以后很长时间里，我认为自己太倒霉了，要是早点去塘沽，要是单独宣布起义，命运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呢？一念之差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国民党军人，我的事业是永远的失败了。"

天津战役解放军方面共阵亡6639人,接近整个平津战役解放军阵亡人数的三分之二。

天津战役后，陈长捷对傅作义恨的牙痒痒。北平起义前夕，邓宝珊受傅作义的委托曾去见陈长捷，但陈长捷见到邓后即拍桌大骂“你让我们牺牲，作你们讨价还价的资本！”搞的邓宝珊很尴尬。

北平起义之後，邓宝珊和傅作义谈及此事，傅也觉得对不起陈长捷，此后多次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曾说："我由于冒了险，成了座上宾.他们由于当了替罪羊成了阶下囚。"还曾说：“国民党的军人是职业性的，只会服从命令，不了解政治。”可是当时刚建国，主要是巩固政权，对傅的要求没没有理会。

　1956年3月，在政权已经稳固后，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如何处理国内外战犯问题。会后，安排一些民主人士纷纷到监狱探望被关押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向在押国民党人员传递3月会议的精神,即对他们将实行‘一个不杀’的政策。

傅作义也特意来到功德林去找陈长捷。但陈长捷看到傅作义，先是恶狠狠的瞪着，当傅向他打照呼时，又低头不语，根本不理会。其它人看到有些冷场，连忙把二人分开，并忙着跟傅作义交谈，把这一场面掩盖过去。

事来有人问陈长捷，为什么那样对待傅作义时，他才气愤地说：“没什么可谈的，他在北京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就这么简单！”

后来傅作义再次安排，还是单独和陈长捷见了面，这次双方谈的时间很长，谈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会见后，陈长捷再回到房间时已经轻松愉快了许多。

此后，陈长捷自费买了《资本论》并开始努力攻读，几乎在每页都写下批注或感想。在给战犯们组织的理论学习中，陈长捷发言时开始常常引经据典，以至其他战犯戏称他为理论家。

59年陈长捷毫无悬念地在第一批特赦了。特赦后因其妻子当时在上海工作，他也主动要求去上海，起初把他安排在上海市长征人民公社参加轻微劳动，后来到市政协当文史专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是革命的最彻底的地方，在当权派被打到后，从68年开始轮到陈长捷这些牛鬼蛇神了。整天的批斗，使当时身体并不好的陈长捷难以坚持下去，他曾偷偷跑到北京去找政协，但当时政协已经靠边站了，在北京的战犯当时力所能及的还能照顾点，外地的则根本管不了。

在北京他遇到了范汉杰，范汉杰在当战犯时就是有名的乐天派，曾劝他说：“共产党不会让这个国家这么永远乱下去，而我们这些死老虎也不是共产党这次革命的针对对象，让陈长捷想开点。”

但显然这些劝解对陈长捷并没有什么作用，北京一行反而让他彻底的丧失了信心。

回到上海后当地革委会得知其竟敢上京告状，对其更加进行凌辱。陈再也不堪忍受，终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对其自杀的方式，有两种描述，一种是说陈和妻子均在家自缢而死。另一种则悲壮的多，说其在自杀前先用菜刀杀死了妻子，再用刀割断了自己脖子上的动脉。当人们发现时陈的尸体仍然靠墙而立。

当时革委会对陈的处理意见是陈做为反革命分子，自绝于人民。而台湾方面则将陈做为中共虐杀国军人士的典型来宣传。

1979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查布给陈长捷平反，骨灰安放龙华烈士公墓。

陈的自杀也是对自己尊严的维护，那就是士可杀，不可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