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下河第一帖， 一串项链， 芬兰同事带来的感动 -- 盛麦穗的筐
地震已经过去7天了。 从灾情公布以来， 心情都很低落。 一次又一次地为灾区的损失痛心， 为灾区的故事感动。同时一直在寻找合适可靠的捐款途径，因为这几乎是身在北欧的我能想到的唯一能为汶川做的事了。15号得知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开通了捐款专用帐户， 立即转了400欧过去。 钱不多， 只能尽一份心意， 自私而诚实地说， 更是希望能给自己求得一个良心上的安慰， 毕竟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然而， 捐款并没能让我的心情有多少好转， 心里的愧与痛终归不是用钱就能简单地抚平的。心情低落地度过周末时，绝没有想到一向手懒的我会在一天之后， 在刚刚结束举国默哀之后，有心情有冲动来打出这么多字来。（作为一个理工生，上次写大段的汉字大概得是10年前大学里写的学习总结了）
在芬兰学习工作有10年了， 芬兰人最初给我的感觉普遍是少言与距离感。 但时间长了， 熟悉认识之后这种感觉慢慢转变成了友善，和平和简单。因此公司里的人际关系相当的融洽而易于相处。几年来，我和几乎所有的芬兰同事的关系都很和睦，和几个接触多的同事更是有了很好的私交。 即便我已经在芬兰生活了10年，即便我已经初步学会了以繁杂著称的芬语，即便我已经自认能够面对在这个异国他乡遇到问题; 我的芬兰朋友们仍然固执地认为协助我处理那些社会上遇到的问题是他们的责任。 用Peltola的话说是 ”你是我的孩子， 我是你在这儿的äiti”。（这是Peltola的口头禅， 50多岁的她没有孩子， 但是是公司所有的年轻人的“妈妈”。）用Siikala的话说是”你是外国人，我们更应该特别关注你在这儿的利益。 因为有人可能会利用外国人不了解情况，对你做不好的事。 ” 就像3 年前， Ari 花了3个周末的时间为我和一个车行的经济纠纷准备提交给法庭的资料。 因为官司很小， 即使赢得判决， 也不过几百块钱的赔偿， 我说还是算了吧， 反正我的损失也不大。但是Ari 坚持不应该放弃， 他说车行对待芬兰本地人不敢这么做，有理就一定要坚持， 不然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官司经历了6，7个月， 中间又补充两次材料。 其间一直是Ari 在处理。 这件事情以后， 我体会到钱不应该是衡量一件事值不值得做的唯一依据， 生活不总是business， 坚持有时更加可贵。
坚持， 平和中的坚持大概就是SISU吧。 我曾经问过芬兰人什么是SISU， 芬兰人回答是路上跑的载重卡车。 我知道这是一个玩笑，尽管的确有个汽车品牌叫SISU，话后面的真正的意思是让我自己去体会。芬兰在北欧乃至发达国家里，一直有些另类。 不长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受气史。西边，东边， 南边的邻居们挨个上门来欺负， 大仇恨时代连着小仇恨时代，一直被当作强国间的筹码割来割去， 还经常被当作厮杀的战场。中国祖上好歹还富过， 芬兰人的祖宗可是从原始公社时代就被邻居瑞典给骑到了头上。到现在还有很多芬兰人对昔日在他们土地上为所欲为的瑞典人“另眼相看”。 对他们的另一种官方语言瑞典语学得也是敷衍了事。
中国水深火热的时代，芬兰也还在为民族独立斗争。从沙俄到苏俄， 东边的邻居对芬兰这块小肥肉一直没松过嘴。 为了和苏联的国仇，芬兰二战站错了队，结果差点儿没崩溃。 可就是这么一个二战后赔款赔了个底儿掉的战败的弱国， 几十年后居然在废墟又站了起来， 还成了经济强国。SISU精神， 这是芬兰人自己的诠释。现在在芬兰街头还经常看到七八十岁的芬兰老太太蹒跚挪步， 她们之中手关节踝关节异常肿大的比例非常之高。 路上行人这时通常会主动地让出道路， 公车也会耐心地等她们上车坐稳之后再开动。因为在战后艰苦的年代里， 战争使得轻壮的男人损失殆尽， 是这些女人们站了出来担起了国家的重建的责任。时间带走了她们的青春和健康， 却留给了她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尊重。
也许是民族历史的悲痛， 也许是崛起的艰难， 芬兰人中自认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相较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要少得多（作为一个长期的政治上的小国， 可能也原因之一）， 也更容易理解中国人的，譬如我，一些想法。很多的芬兰人愿意也能够从更多角度去看问题， 这让芬兰在前一阵儿奥运火炬传递风波中的表现与法德截然不同。 我接触的大多数芬兰人对于欧盟中的某些国家别有用心地把政治与北京奥运捆绑感到不可理喻。上个月，在众多欧美国家弹冠跳梁的时候， 芬兰的媒体刊登的却是反奥运政治化的文章，芬奥委会主席再次强调对北京奥运的支持， 芬总理重申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只是作为“小国寡民”，这些声音不被世界主流媒体甚至国内主流媒体重视罢了。 恐怕即使很多中国人也会觉得，这么个遥远而陌生的小国家的支持对中国来说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吧。
我和同事之间很少讨论一些关于中国的政治性或是较沉重的话题。 我们更多地会去谈论一些诸如北京奥运会票如何难买， 春节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回家， 气候的变化和环境等等。 芬兰同事喜欢强调芬兰和中国在国家规模上差别， 喜欢强调两个国家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比性， 喜欢强调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才最了解。 他们真正地理解一个国家发展的艰难， 承认芬兰如果面对同样的问题可能不会做的更好。 所以很少碰到芬兰人会对中国的问题指手划脚，自以为是。
而对于那些偏严肃的政治话题，例如中国西藏，以芬兰人普遍的的性格，芬兰同事是不会主动和我提及的。 我通常也不会主动的开启这种话题， 可能是性格原因也可能是自尊吧， 无论这些话题在西方如何沸反盈天， 我总觉得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家事， 没必要和外国人说，无论他们持何种态度。 但不说不代表彼此并不关心， 月初的时候， 一次cafe break， 一个同事提到了另一个部门的一个德国人。 我下意识地冒了一句说这一阵德国媒体的表现太愚蠢了， 我对这个国家印象正在变差。同事微微一愣， 然后会心的一笑， 说芬兰媒体也用了那张照片， 不过标明了是nepal（向anticnn致敬，这类网站起得宣传作用真的很大）。 而以之前我看过的芬兰报纸的确如此。
话题扯得有些远了， 回到这次地震， 回到今天发生的事情。 地震发生后， 天天有空闲我就猫在办公室里看新闻， 看中央台的直播，café break 也一直没有参加。 基于上面同样的心理， 我刻意地避开了一些和芬兰同事谈论这次大地震的可能。 捐款时虽然动了一下动员公司同事的心思， 但想想我是部门里唯一的中国人，又可耻地退缩了。 今天午餐的时间， 我又照例守在电脑前看着最新的消息。 虽然我办公室门是落地的玻璃门， 但通常同事们不会在这个时间过来， 于是不争气的眼泪又一颗颗肆无忌惮的涌出。这时门突然被敲响了， 是组里的同事Aino， 手里拿着一串项链。 看到我红红的眼睛，看到我屏幕上的地震图片， Aino的眼睛也很快红了。 她吸了口气，先问我有没有亲人遇难， 得到否定的答复以后告诉我大地震是个很sad的消息， 但是天灾是没有办法的。 大家都在为中国遇难的那些孩子伤心，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他们的父母失去的可能是唯一的儿女。 她又提了几句Burma救灾的事， 说中国政府这次的行动更加开放，总的评价十分positive 。她举了举手中的项链， 说她们俱乐部（Aino 是一个手工爱好者俱乐部的组织者， 经常看到她们借用会议室举行活动， 针织呀， 剪纸呀， 好像有一次还做过竹斗笠这类的。 但我对这类偏女性的活动一向没兴趣所以从没关心过。）制作了一批这种项链类似的手工艺品。 明天开始在全公司内义卖， 所得会捐给芬兰红十字会转交中国灾区。 一阵强烈的惭愧立即涌上心头， 作为公司唯一的中国人，这些事情本该由我来奔走呼号的， 可我那险隘的自尊让我现在成了一个可耻的被告知者。 一个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普通芬兰人都愿意为中国人做这些事情， 我有什么权力畏头畏尾在本来就很少的能做的事情里挑三拣四呢？
我告诉Aino这串项链请留给我，明天我要买下它， 以后回国后，用它告诉我的父母，告诉我的亲人， 告诉我身边的朋友， 什么是博爱， 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关怀和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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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盛麦穗的筐:项链已经拿到了。 同时看到Anio她们的另一件有意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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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给我的留下印象也很好。
关怀和友爱，本来就不该被抹上杂色。
好文荐之
告诉你， 不要因为自己是mm:) 就管谁都叫mm。麦穗才是mm， 我只是那个筐。 不要太失望呀。。。 回花
不然恐怕还会一直潜水到永远
请转达我们的谢意。
既然敢爱就要敢做
写的很好, 对在下也是一种鼓励 - 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和芬兰人接触不多，很多是通过北欧的其它民族。相对比较开朗的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总是不大看得起他们，不是说他们长得难看，就是说他们性格孤僻，八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第一次碰到芬兰人是在一个德语课上，是一个是芬兰某报的记者。我们没事就一起批判德国人，因为德国人性格更乖僻。另一次我们讨论新闻自由，我自觉在这个话题上胜算不大，就攻击了他话语的一个逻辑小失误。要碰上德国人，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不把我拍死来。没想到他立马认输。
另一次是在奥斯陆的一个晚会上，我听不大懂挪威语，挪威人也不来理我，结果碰到了一个芬兰的实习生，挪威人也不理她。结果一开口她就向我大吐苦水，说芬兰税太高，但又说很合理，说她很情愿。这就算了，没想到她反复唠叨这个话题，讲了第三遍还有第四遍。只好逃。
哪里多一点呢？和德国人开party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英美人士比较忌讳stereotype，但是对欧洲大陆的人来说，stereotype is everything。可以说，they quite live up to their clichés。说芬兰人难看、孤僻的不是我，我只是转述。这肯定不是事实，但这是他们北欧文化的dis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