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答胡不归兄之命题作文：中国政体形式之理论探讨 -- 楚无邪
是实际意义上的代表全民还是理论上的代表全民？什么决定它是实际的代表全民而非仅仅是名义上的代表全民?人民如何知道自己的意志被真实地代表而非扭曲地代表？中国的党在框架上和朝鲜劳动党以及苏联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多数民间捐款接收者由于缺乏资源，甚至选择将绝大多数的善款直接交付政府使用。当然，我相信看到下次类似情况出现时，民间慈善团体能有更完备的组织。
有制度，就会有被人操弄得空间。任何细节的偏差都会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放大，最终从而走到设计者的反面。也就是说，决不会有“万世不移”的制度。无论欧美日本，都是一样。
改革是政治永恒的主题，流动性是政权不竭的生命。中共还在改革，薄熙来还在靠着打黑向民众争宠，刚考上大学乡下娃子还在做着加入投行的梦，右派出生的朱镕基，平民出生的胡锦涛，村支书出生的太子党习近平还在轮转着权利，那么这个政权目前就还没有僵化。
这样的制度不是多完美的东西，特别对小民而言。但目前来看，这样的制度，对地球这个丛林世界，可以一定程度上维持国家稳定，不受外国力量操控，能有效决策一些事，不用把太多精力浪费在内耗和扯皮中。
如果中国能最终制度创新，搞出一套更有效，更能体现集中和民主完美统一的制度，那中国就会超越美国，让中华文明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毕竟中国还没有出现既有公信力又有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民众即使不信任政府，对TG贪污腐败恨之入骨，但是为了救济灾民，他们不捐给政府又捐给谁呢？很多个人捐款只有政府一条渠道，要捐就只能捐给政府。
而中国没有出现台湾慈济式的民间慈善组织和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有关。
皇民出身的李登辉、贫民的陈水扁、太子党的马英九轮转着权力，郝龙斌还靠抵制美国牛肉向民众争宠，小市民们也做着王永庆的梦，台湾的政权僵化吗？
面对据说目前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90%的亿万富翁为高干子弟。我们如何理解政权不竭的生命力？
只是，这个时间很难断，可能是个逐渐的过程吧。
我的意思是说，对一些权力部门来说，过去，即使别人不说，自己多少有些自律，太过分的事情做不来。而现在呢，只要能做到，只要不穿帮，多大的事都敢干。比如重庆，打黑支队的支队长自己就是黑老大。另外，大家可以看看现在有多少歌舞厅，夜总会，每家都有后台。最少的要在派出所治安民警那儿搭条线，有点规模的，就要到分局、市局找后台了。
好在现在网络发达，事情一旦给捅上网，也不是这么容易摆平。这说明情况还好，还要脸皮，还没烂到根。所以咱们闲人们议论国事的时候，多少得留点面子。
第一段，台湾不僵化，目前只是混乱而已。
又要独立，又要权小，本身规模不能大，又要不干扰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又要有天然的合法性，这还不能随核心每10年换一次，答案是现成的，咱中国都用了两千年了，就一个：
皇帝。
不过加点修改，君主立宪，就像英国日本这样。政府不行了，做错事了，皇上下诏，免去内阁首辅大学士之职，再海选一个。
这方法符合中国传统，毕竟清朝灭亡还不到100年嘛，还可以再续。如果实在找不到符合条件的首任皇上，迁都曲阜，让老孔家干吧，人历史比皇上还长。
转摘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10/20/content_5227379.htm
◎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来自“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说，在对“官员腐败活动”、“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一些专家学者关于上述现象的评论”和“说不清楚”5个选项的问卷调查中，认为“官员腐败活动”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达63%；其次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占26%；认为“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只占6%。这表明，中国社会公众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因为存在贫富差距而感到不公平，最让大家痛恨和不安的是官员腐败和贫者的悲惨生存状况，而前者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在。
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越位最直接的体现是官员腐败，Shleifer和Vishny对于腐败的定义是，政府官员通过出售政府财产来换取个人受益活动。亨廷顿则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
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的加剧，可分为表面上的原因与机制上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有两点：腐败（寻租）的收益提升而成本并未相应提升，廉洁的机会成本在上升而收益并未相应上升。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两点，在转轨时期未能相应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关系，未能建立起一套奖励与惩罚官员行为的机制。
权力腐败在中国日益加剧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寻租”活动的金额越来越大，高官贪污腐败（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案例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1998年至2006年已经定案的部分落马的高官从厅局级到部级乃至更高的领导人，一应俱全。 然而，中国腐败官员被法办的概率不容高估 ，因此能够被世人所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 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的确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样程度的权力腐败，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产性寻租，而且照这个趋势估计，倘若政府不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未来因为腐败导致的损失将更加惊人。
我们还发现，2004年以来涉案的省部级干部数量下降，但是金额却反而上升。与此形成对应，虽然涉案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数量有所下降，但是涉案的厅局级干部却以稳定的幅度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权力腐败有逐渐下沉的趋势，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权力和影响力的扩大，缺乏监督机制的地方官员攫取制度外租金的动力非常强烈。
还得补充一点，中国官员腐败被法办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数据只是反映了查处案件的状况，只是中国权力寻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额中尚有很多无法获知的数据，因此案件金额数肯定也是比实际金额低估的。由此可以看出，官员收入的高涨，其与普通公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是当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问题。
腐败或者说是权力寻租在中国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权力资本化导致的高干子弟等特殊阶层的收入与平民百姓的收入差距，这也成为中国当前收入差距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特殊阶层之“特殊”，根源就在于权力，而中国经济转轨中制度的缺失，又使特殊阶层很轻易地获得巨额收入，致使社会两极化的鸿沟越拉越大。（作者：赵晓/本文要感谢硕士研究生董栋的合作）
原文来源于新华网，可惜网页现在被删除。
咋们自己也可以算算胡润富豪榜，看看是不是90%高干。何况多高算高？村支书乡长也算，还是省部级以上才算？当然，我不否认高干子弟通过权钱交易获得远大于自身能力的巨额财富的事实。不过90%还是30%50%还是有巨大区别的。如果90%属实，中国就是一个窒息的地狱，处于崩溃的前沿。大家也别瞎忙乎做生意挣钱了，造反的本益比最好。至少目前这还不是我的判断。
我同意这一句。不过对于你前面的论述
我们就有疑问，是不是代表90%还是30%50%也是有巨大区别呢？
胡润榜能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掂量下面的帖子
要分析西式选举与中式体制的代表性，这个超出了我的脑容量，就不贻笑大方了。可能要到中国崩溃或西方衰败的那天我才能有结论了。赫赫。谢谢老兄两日来的讨论，受益匪浅。
无论vs人民还是vs其他利益集团都不可能像现在中国的核心利益集团那样予取予求。 另外媒体左中右都有自己稳固的大本营， 保证不可能出现一方独大后能同时绝对控制权力和话语权。
党员有选举权而群众没有选举权，选党的领导就是选国家领导。与日本的情况有点相似。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党可以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只靠制度能否保证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