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们与他们--中国的传统 土共的传统有感 -- 兰若生春夏
读了陈MM的文章,觉得意犹未尽，有几句话想说。
中国一直的传统应该是精英治国吧，古时的精英是指熟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虽然皇帝发号施令，但政策的建议、制定和执行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而精英对百姓的态度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视民如草芥，完全无视民众的利益，横征暴殓，将特权用的出神入化。当然他们就是历史上的奸臣；另外一种是体察民情，爱民如子，为民情命，于是便为忠臣。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不是民，或者说不是底层，是另一层的人。
有时觉得国民党就是传统的精英治国，从历史上看，（不知道深蓝以及深深蓝如何看），大陆和普通台湾人的感觉中，蒋介石的政权好象更多的是奸臣；而将经国的施政似乎更接近后者。但看看现在的选举，台湾人的感觉里，国民党仍然是--“他们”。尽管已经把“他们”等同于外来政权。其实“他们”的感觉更多是高高在上，就是感情上的不一致。
在国内南部等的精英给人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固然他们的很多报道经常为中国底层的百姓说话，但在感情上他们更有俯视众生的优越感，在道德上更有价值取向与西方主流同步的精神快感，他们在指责时不是希望“我们”能够如何进步，而是“你们”做得如何不好。
从这个角度上说，民进党和GCD还真有一致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不讳言自己不是精英，就是土。跟底层是用“我们”的，是自己人。GCD就是“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的普通中国人民。民进党就差在没有先进理论，光是一个独立的口号，还不敢真做，再加上腐败，所以只有下马一条路。但40%多的支持率，仍然是认可“他们”是我们的。
在文革前GCD一直以土而骄傲，以跟底层的一致性来跟旧的当权者区分。所以当然贪污就杀，再怎么乱，公然的腐败是较少见的。当然是不是因此做得好，是另一个大题目了。
改革后，土已经被人看不起了，有一点自惭形秽了，要赶上的目标也是资本主义的精英了，这时精神上的错乱就出现了。TG到底仍然是“我们”的一员还是去做“他们”？还是领着“我们”一起去做“他们”？
既然人性中要一起富起来看来不可能，一起穷还差不多，那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领大家富。可这一部分人是谁？当然最好是有能力的，但坦率地说，谁没能力呀，如果他能有那个条件，所以权力的腐败似乎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看俄罗斯现在的富豪哪个不是与权力阶层密不可分，看上周《环球时报》上介绍的俄罗斯三首富，可略知一二。
8*8时，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对学生的支持，是以改革前对TG的标准来要求它。其实当时没谁知道下一步应该是什么样。生活有提高吗，是有；可满意吗，好象比对文革的时候对时局更愤慨。最不满意的是不公平，在已经过了相对公平的20多年以后。我们学生要民主，以为民主了就都解决了，其实现在看哪个民主国家没有贫富差距，没有等级区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好象实现了，可他们什么时候如何带领其它人富起来？重要的是跟他们一样富？！估计这个问题，够TG再研究20年。
20年后的今天，曾经在天安门坐过的我不得不佩服邓，尤其与戈氏比。霹雳手段是不是才显菩萨心肠？
记得8*8之后，全体同学狂考托福，一心出国。当时觉得那是奔向光明的唯一出路了。第一个毕业后赴美读研的同学寄回的照片中是她站在刚买的二手车前，我们羡慕不已,想着有生之年，在中国是不可能照这样一张相了，真是这样想的。
前几天她从美国回来，自叹是聚会中所有同学中最穷的，当然是自谦之语。但我们在20年前哪里想过我们也能开上自己私家车，尽管是国内组装的；哪里想过能自费去国外旅游，她只在美国国内旅游过，我们到有好几位日本欧洲美洲的溜达过她做美国的中产阶级，我们做中国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差距是不大的。
曾经对政治完全失去兴趣，任何人跟我提8*8，我都掉头就走，大学同学聚会，可以唱当时的老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这个话题，尽管当时曾彻夜坐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想，一方面觉得那时行动的无益，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那时广场上的行动，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的评价。一位教授在我毕业的时候跟我说，人类历史的进步就是一脚左一脚右，不断修正，不断前行。当时很讨厌这个话题，没有跟他继续，但这句话不知为什么一直记得。在河里看了很多有关的贴子，忍不住在20年后的今天，第一次写文章提这个话题，不是希望忘却的纪念，是希望对自己的那个岁月做个总结。
20年里TG硬着头皮也吹着牛皮摸着石头赶路，我们跟他一起赶路。现在回头想，我们曾经有激情、我们曾经有理想；我们后来很冷酷、我们后来很现实；我们现在找寻温暖、我们现在承认我们犯过错误。那TG呢？他们的历史也是一样吧，有激情、有理想、有错误、有现实，然后仍然有理想。
但愿他们能一直进步，因为他们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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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他们还有理想，不过，这并不确定
不能只寄希望于他们,我们也要进步,那样无论他们是不是我们,我们都才能有希望.
我们跟他一起赶路。
轮回是天地间万物在法则下的振荡，不过是螺旋式上升通道中一个截面而已。
开放之初，一个处长见了美国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都要shock一下，可见那时候，心里不生“失败论”也难啊。对比一下林毅夫1980年的信，就知道，我们都是普通人；炒股的时候跟庄的多抄底的少。可是，现在已经该中国人收获些自信的时代了，若我们还不具建设信心，那可是愧对前人后者了。
江core已经说了，“与时俱进”，就算赎买权利也罢，年轻一代的胃口自然比老一代的大，眼界也较老一代犀利，那么随我们努力，权益是会扩大的。现在正是“民主监督”的大好时代。监督买办特权，监督外国黑手；民众知道得越多，反对且有证据、细节；那么有些事还是颇可为的。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高速运转中，有时是政府职能过大，这时我们要限制特权；有时却是政府职能过弱，这时我们要做的却是帮助政府。至于什么时候该限制特权，什么时候要帮助政府，随教育普及，民众开化，明白人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计较红十字会账目便是限制特权；反藏独代为“中宣”却是帮助政府。谁也不是傻子。中国的民众正在做正确的事情。从中国的问题出发，尽快解决问题，这是爱国者的共识；拿理念生出“中国的问题”，混淆我们真正刻不容缓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敬谢不敏的。
既要批判，又要建设。只逮着一头大卖理论的，不是不了解中国国情，就是别有用心。
JY也只是所谓的JY,真正的精英是拥有成熟、稳健的眼光和对前途的自信，而不是一味脱离现实的空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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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和《南方》的论战。
唉。现实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我准备就“南方”的叙述术写点东西。
看看范跑跑的招摇过市,想想谭千秋老师的英勇,脯市价值是个什么玩意就很清楚了.
只是有些人和国家把持了它的解释权，把它作为攻击中国ZF的手段而已。——没错，国家是指的欧美，而人就是指的南方系的一群无耻文人。
我在河里说民主时往往要加上个定语“西式”，就是表明我的态度，民主是好的，我们国家也在追求民主，不过西方式的民主并不一定适合我们，甚至都不一定适合这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何况卖力推销西方式民主的国家和人基本都对中国抱持着恶意。
记得《李富贵》中就有类似的说法，西方把持并利用了解释权，而我们要做的不是拒绝，而是力争把解释权夺回我们手中。
还是花，花他们我们之分，花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对学生的支持，是以改革前对TG的标准来要求它。
感谢陈MM和诸君的回应,还有一二句罗嗦。
TG的“我们”说，首先，是因为他们也不过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我老公的姐姐就是个GCD员，因为在单位工作踏实，被发展的。我觉得她在各方面都不如我，学历没我高，能力没我强，眼界没我广，英语没我好。就是一普通中国妇女。有普通中国人的优点，也有所有中国人的缺点。当然到了领导层里，我就不敢比了，却有学历比我高，能力比我强，眼界比我广，英语比我好的能人，（应该也有不如我的）但相信他们也有普通中国人的缺点。
说到这里，“我们”这个词也挺含糊，我们是谁？我生长在大城市，除了风景明胜从没去过中国的哪个小村庄。书是念了不少，学位也拿了，但遇到事情也不敢说能处理的完美。更何况，不说知识分子的定义，单说受过教育的大学人口，在中国能有30%吗？我们家的小时工是不会跟我说“我们”的，她总是说“你们”城里人。
而我愿意和她和那些脸黑黑的民工说“我们”吗？
中国太大，人太多，知识、眼界、能力、财富各个方面的差距也太大。有的时候想着让中国变成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只是财富，是各个方面的平均）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20年前一遇挫败就蜂拥出国，没拿到全奖的也要奔到外国公司挣美元。心虚地说，中国现在的成就真不敢争什么功劳。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说中国今天的成就，是那些一天只挣几美分的打工妹，那些在脚手架上晒一天的打工仔创造的。我想应该还有那些建国以来埋头苦干的知识分子如邓稼先们吧。
“我们”的定义在这里应该是那些为了中国进步而努力的人，是真心希望这个国家更富强人民更幸福的人。包括在网络上发言致疑的无数普通人，认真生活工作的底层，也包括那些真正在完善中国法制、为政府进言的人大政协代表（不是那些光举手的人），当然也包括TG吧。
不敢随便判断TG是否真心，当然他们在努力。成效的快慢有待研究，在赶路的时候走上一些岔路，做了一些东施效颦的事也是经常。不过这时候更需要进步的是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在路上，也不用担心他们是否会跟上。
20年前觉得中国的进步永远没有希望了，就像这次大地震，无数的巨石压在路上，比房子还高，而且还在不断往下掉。电视机前急躁而无奈，知道有无数的生命在路的那边等待救援，却又隐隐觉得他们等不到希望。但是居然，解放军就这么进去了，在不间断的努力中，路就这么修通了。小时候读太祖的《愚公移山》完全没有感觉，现在再回想，不得不崇拜呀。中国社会的进步不也是这样，只要有目标再加不停地努力，不理别人的嘲笑与挖苦，一辈不行，还有后辈。从这个角度说，TG确实是“我们”。这时反而担心，总是在旁边看笑话，说些不关已的话，自己是不是敢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