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有笔难下空军二次文革和后文革 -- 潘涌
且不说以康当时的身份地位能不能与杨攀上这种话头透露这种数字，就说“四川死了一千万人”介个数字吧，也够YY滴了！
当时四川人口不到7千万，1000多万（后来廖发挥在1250万）饿死是个啥概念？三年里，平均每天死1万人！这意味着什么？当过市一级领导的廖不会不明白吧？对照一下去年的汶川512，四川全省的防疫力量是否对付得了？
四川有句土话，冲壳子不打草稿——就是说这些事后诸葛的！
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
于是，由周恩来、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和陈养山（前几年在最高副检察长离休职位上去世）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时，顾家的9名成年人势必不能放过，对两个未成年人即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送到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这说明在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时，周恩来存有仁厚之心。至于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事所说的周恩来当时抽烟，也确有其事，可见国民党方面还是得到一些准确细致的报告，不过表情却不像歪曲描绘的那样。据负责执行那一特殊任务的陈养山在80年代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这时周恩来已是高度紧张疲劳，抽一口烟大概是为了提神，此后的几十年他又从不再抽烟。
被放掉的张长庚又给中共造成大破坏，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时期的确难以心慈手软。张于80年代初还健在，在上海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的大祸。他称在1931年5月初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前逮捕。王世德被捕后因怕死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
最近没大上来，发现河里好像又开始分宗派，唾沫飞溅、大打出手了，唉……
一不留神便被板砖招呼
家人否认...我们外人是搞不清原因的。作者既然采访，好歹该把录音书信啥的收藏50年不变，免得将来说不清楚。双石兄，切记切记
老潘能不能谈谈文革初期这批高干子弟参加运动的情况？
看过一些文章进行介绍，但是基本上都只是泛泛而谈，即把高干子弟当作一个无差别的群体，没有区分，也没有名字。
不光是一个黄永胜，太多的当事人本人或家属否认师的所谓“采访”，师虽然对采访具体时间故意模糊，但还是现了象，又拿不出来录音什么的，所以基本上确认无误。
呵呵，不瞒禅兄，俺也遇到过某些历史当事人的置疑，也是亮出录音来说事儿滴。
从1924年至1940年的16年中，他一直在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经常同敌人周旋，但始终没被敌人发现，也因此誉有隐蔽战线“福将”之称。许多人曾问陈养山：“你长期在龙潭虎穴中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敌特怎么没有发现你？难道你有什么秘诀吗？”陈养山回答道，“没有什么秘诀，只要胆大心细，沉着机警，临危不慌，守口如瓶，就能避免出事。”与陈养山同事多年，深知陈养山为人的罗青长曾说：“这并非他有什么决窍，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据陈养山妻子章素贞说：其实他还是有诀窍的。第一，他外出办事不坐车。这样，发生险情可以马上躲掉，而且常步行既能熟悉街巷环境，又能锻炼身体，还能为党节省经费。第二，他不轻易照像。这样敌人不容易掌握他的容貌形象，能避免敌人的追捕。第三，他办事从不作记录，凡事都记在脑子里，能避免泄密。陈养山的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他老成练达的斗争艺术。陈养山严守党的机密，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直到1940年陈养山回到延安，组织上向章素贞说明真相时，她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
出生的一代，那时还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大院里是有纨绔子弟，但是像LZ这样处处反思加联想TG罪恶的也算难得了。只不知LZ是在国内就开始反思的呢，还是来到美帝才幡然醒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