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6)邓公新话之六--上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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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公新话之六--上

一九五七年的转折，是新中国命运走向下行曲线的肇始。因为至此以后，作为执政党的TG和东哥本人都逐渐异化为不可批评的权威，一个不受批评的权威是必然要犯错误地，而这条原理应用到政治领域，错误会延伸为灾难。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导致后来万马齐喑的“反右”运动，其初衷恰恰是东哥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在土共党内进行的整风运动。当然，理发师的头发不可能自己来理，土共的整风靠自己来执行，力度不够，于是，东哥将目光投向当时的民主党派，请他们来帮忙，给执政党提意见。接着，潘多拉大娘的盒子被打开了。

在说民主党派给土共提意见之前，我们先要确认一点，那就是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土共里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是普遍存在地。-----因为很简单，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里面，领导阶级应该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来自城市，接触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富有组织纪律性。----然则，土共，虽然在抗日战争里面，加入了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但是，就其成分的大部分而言，都是“连抽水马桶都不会用的农民”，（这是陈毅的话，不是俺说得。）但问题是进城以后，大部分的工作还是要依靠这些前农民们去做，---当然，在这部分“土共党员”里，有很多人都很努力地学习知识，使自己尽量满足工作的要求，比如，有名的“将军做大使”，红一方面军的名将，曾经和陈明仁同睡一床，后来的国防部长耿飚，就成了一个很牛的外交官。----但也有一大批“土共党员”在进城后依旧保留了他们先前的一些较为落后的缺点，习惯，-----举个例子：

聂荣臻元帅不仅在军中是红一军团，和华北野战军的旗帜，他同时也是晋察冀模范根据地的“特首”，这个人脉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可不谓牛也，但聂帅搞两弹一星，把各部门头头叫过来，要求从他们处调出专家来搞这个绝密工作，却一时无人响应，个个都是推托本部门任务重，专家金贵，不能调出，-----只有哈军工之父，大将陈赓站出来，表态把他初创的哈军工最好的四个专家献了出来，（陈赓草创哈军工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专家，曾经把周公堵在厕所要签字的，但他非常识大局，知道聂帅的任务有多重要。）---但纵然如此，陈赓作了表率，开会的其他单位还是没人吭声，---陈大将咬咬牙，又站了起来，提出再给聂帅两个专家，就这样，其他部门才开始哼哼唧唧，说回去商量，给聂帅调人，但后来会后有些单位还是很不痛快，好比打虎将李忠被鲁智深募捐似得，最后，负责项目的钱学森怒了，向聂帅撒娇，聂帅只好找党内疑难问题最终流向---周公那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把人调来凑齐。------这是当时各部门只管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写照之一。

另一个例子，周公的办公时间之长，令人心酸。----他老人家常常是上床睡觉的时候都抱着一大堆文件的。有一次，来给他护理的护士看到周公带着老花镜，用计算尺一个一个校对下面报上的数据，甚为痛惜，不禁进言，：“总理啊，这种事儿您老人家就不用亲自查对吧，”，但周公不过是谢谢她的好意，然后依旧如此，-----做为当时的中国人民，当然为有这样细致，负责的总理而庆幸，但作为后来的历史评论者，我们未免要为周公所带领的队伍的职业素养而担心了。----事实上，当时即使是高层的中央干部，其职业素质的水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周公主持的国务院会议，被罚站的部长是常有的事儿。-----中央如此，何况地方，下级部门乎？----尤其是这些前农村干部碰到职业素养较好地“小资产阶级分子”时，他们又如何能让那些被领导者心服口服呢？

因此当时的党内整风运动，无疑是必要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有意识地要提高执政水平。-----但对于小媳妇和如夫人似的民主党派而言，他们并没有理解执政党的本意，把装潢理解为改建，把建议理解为质询。------所以，除了大部分仅仅是提意见的好心人士外，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物，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后来著名的“章罗同盟”的两位首脑，就是一个代表。

举一个例子，1956年11月，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在中共刚刚于匈牙利事件里助苏共一臂之力之后，所以温迪叔叔们很高兴，也很隆重地接待了代表团。赫上官亮同志专门在部长会议的办公室会见了代表团，合影之后，赫鲁晓夫和彭真开始就刚刚结束的好多大事交谈，（比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等），这时，突然有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家伙站了起来，大声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很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说几句心里话。”------是谁在这种外交场合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代表团副团长，章伯钧。他说到：“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讲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是个悬案。。。”----所有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很吃惊，料不到章伯钧竟然在这个场合说出这样的话，-----而赫鲁晓夫对这个事儿既毫无所知也毫无准备，他扯个淡让在座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发表意见，费德林也不知道，所以章伯钧只好讪讪地坐下了。

回去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大怒，尤其是另一位副团长，程潜程颂公，专门跑来和彭真说：“章伯钧在这样的场合向北极熊发牢骚，太不像话了！”章的辩解是“我只是叙述心情，没别的意思。”-----后来，彭真也只好“严肃又适度”地批评了此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就此处理了。---------（见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

这个事例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章伯钧的政治素质和智力水平。显而易见的，他这样在北极熊那儿发牢骚，既非常地不得体，又对他的抱怨不能带来任何好的后果。而这种表现更让我们质疑，章伯钧对当时执政党的感情。-----我们说，章伯钧后来提出“政治设计院”这个建议，从理论上讲，肯定没问题，但具体到章伯钧这个人，以他这样的政治智慧和能力，来提这个建议，就很有意思了。-----古人云：“齐家治国平天下”，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个，连自己的组织里面的团结都搞不好，而两人落难的时候，批斗他们最厉害的，就是民盟的战友。所以简单地说，章伯钧连“齐家”都做不好，却妄想着“治国平天下”，因此，他的提议的实践可能性有多大呢？

罗隆基的小故事，更好玩：根据当时体委办公厅 (刘克己　刘丕辉　郭淑明)的揭发材料：

过去每逢体育馆有比较精彩的球赛时，罗隆基总来要票，一不如意，就发脾气。为了照顾也是为了减少麻烦，体委会常主动的给他送张票去。就这样，仍然得不到这位难伺候的部长的满意。去年６月间法国劳联篮球队与我国联队的一场比赛，罗隆基打电话来要票，体委就给他送去了一张北台前排的票。因为不是主席台的票，罗隆基就大发脾气说：“不叫我看就算了！给我北台的票，我的汽车放在那里，我的安全谁来负责！”其实，有许多外交官员和各部的首长，也都是坐在北台。

去年８月间，罗马尼亚的篮球队，来我国访问比赛时，为了照顾各部首长，体育馆特印发了优先购票的通知，当然也无例外的给罗隆基部长发去了一份。这位习惯等人家送票的部长，对于这个通知很不满意，马上给体委办公厅打来个电话，说：“我没有接到通知，部里是否接到了我不管”、“就是部里接到，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去看球赛呢？”“购票时间见报纸，我那有时间去注意报纸上那些小广告呢”、“就是我接到通知，又那有时间去买票呢”等等。总之，愈说愈明白：不买票，要赠票，最好给他发张主席台的请帖。

在罗隆基看来，象他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不坐在主席台上，是丢面子的事；不发给他主席台的请帖，体委也是太不识时务。罗隆基的这点心事，除了通过秘书替他表达说，“他是四级部长，应当发张主席台的请帖”以外，他也直接的打电话透露过几次了。一次说什么他看到有个党员部长坐到主席台上了，为什么他不能坐；一次说什么他在飞机场上见到高崇民拿着一张请帖，为什么就不发给他；一次干脆直接了当的说他要一张主席台的请帖，还要给黄绍紘也要一张。其实，据我们临场所见，时常拿着普通票，死皮赖脸的硬到主席台上坐的，却只有他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罗隆基的这种非坐主席台才舒服的欲望，由于主席台的坐位太少，不能给他解决，这便在他心里一次一次的积下了难以遏制的怒火。去年１０月１４日晚上举行的参加奥运会选拔赛的一场篮球比赛，报上登着明明白白，持优先购票证者于１３日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五时，到体育馆购票，过时不候。这位罗部长偏在１４日下午票已售光的时候，才派人来买票，这当然是很难解决了。罗部长大怒，抓起电话质问体委：“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卖票给我！不给部长留票是谁的主张，是贺龙还是蔡树藩！你们把前排的票都卖给谁了，主席台的请贴发到那里去了！你们体育馆的工作人员简直是腐败作风，体委领导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检查你们的工作，你们必须马上将全部情况向我报告。”（这时他问了一下接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子，以便于检查）“告诉你们今天我一定去看，没有票也要进去！”“光”的一声，摔下了电话。

所以，只看章伯钧家才女章诒和的回忆美文，我们无法知道章罗两位曾经的风采。

土鳖出现。。。

通宝推：说几句,尚儒,cao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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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fa-真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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