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五） 七月二十三日 -- 史文恭
快把毛公写成倥侗派了。
也是慢慢有点理解为什么彭帅会写那信了。因为尽管最近一些年历史学者有观点认为庐山实际上已经是在纠偏，毛自己也在改正，但是从毛的发言看，不得不讲，错误是认了，责任可没讲。不好听的说：轻描淡写。
老彭当时那信也不是找人算帐的。不过这个节骨眼上客观被认为找茬了吧？
当然，你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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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析精辟。利益相关使彭总成为众矢之的。
只是怎么分析毛主席将彭总一撸到底呢？
老毛看了一辈子的中国历史，武将干预地方事务，那是一戳就跳的穴道啊。
偏偏呢，之前的反反冒进，原本能讲得上话的文官，要么自己一屁股屎，要么已经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因为这种拳法的后果和东哥碰到的情况类似。
庐山会议是纠左，这是从会议开始到现在都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后来很多别有用心的“历史学家”为了打到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代言人“东哥”而故意突出彭总，抹黑东哥，进而达到抹黑整个现代中国革命的意图。
不过，这些伎俩如果在对普通百姓宣传的层面，大概还勉强可以凑效，但在学术界，这类东西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
可以参见庐山会议后东哥，罗帅，林总的争论。
这里谭政，王震的噤声主要还是因为反反冒进时东哥的粗鲁手段。---周公，陈云，四大金刚都在全国人代大会上做检讨，这个杀鸡儆猴的效果太深远了。----这都是延安整风后的遗泽啊。。。。
当最高位者用压服的手段来强迫关闭异议的声音时，他就必然面临一个困境，那就是等到客观情况发展到足以明确地反映出他最初的错误时，他最初对异议者们的压服就变成他现在的包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种最公平的逻辑，那么，作为最高位者，他又如何认错，如何去抚慰那些被他伤害的异议者们呢？----最关键的是，当他认错之后，他的无可置疑的权威还能够所向无敌吗？
像彭、贺这些前期有独立山头的，甚至王胡子、许和尚这样在根据地独立领兵过的，在58年干预地方工作，老毛一定是会跳的。后来像李德生这些，就无所谓了，相反的，还是压制地方势力的有力手段。
绝对应该算内家功夫。
至于“王震不敢说”这个故事，我觉得mm仅仅归因怕老毛听不进去/怕挨批可能不大对。王考虑的更多的恐怕是这一状告上去，会伤害一些人，得罪一些人。这些人他未必都惹得起。老王刚解放就挨人整得不善，若不是老毛保他，还不一定得多惨呢。
毛并非一点都不了解底下的情况，当时也不是没有人跟他反应问题。
当讨论到切身利益时，我们最好先了解一下，如果庐山会议对大跃进中，犯了错误的方面大员们进行追究的话，他们将要失去什么。
有一个小故事，建国初期的时候，有一次朱老总和康大姐去江西南昌视察，江西第一书记杨尚奎在事先嘱咐夫人水静，将自己的房子腾空，给朱老总住。-----因为那时候，南昌还没有好的宾馆，朱老总来南昌，能住的就是这间前国民党大老熊式辉的公馆了。---------这个故事是水静写在她的回忆录里的。原意是为了表达杨尚奎对朱老总的尊敬和爱戴。这自然是对的，但这个故事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江西省第一书记住的房子，是南昌最好的。
有很多天真或者喜欢留恋过去的人们以为，所谓的贪污腐败是1978年后忽然冒出来的怪物，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刚刚建国后的不久，干部的生活待遇特殊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了。这种制度如果不用TG原教旨主义的道德标准去衡量，本是合情合理的事儿，一省的第一书记，生活难道不应该好一点吗？艰苦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成功了，难道有一辆好车子，有一所好房子，平时能吃一点山珍海味，不是很应该的吗？-----但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这样的日子，各个高级干部们已经过了十年。由简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何况奢了十年呢？以前是单身一个，枪林弹雨，现在是娇妻在旁，儿女成群，这样的好日子过下来，各个高官们还有当年的革命热情吗？-------柯庆施上山的时候，知道东哥要纠左，特意给当时政治明星周惠带了两条熊猫烟，柯老善于交游，恐怕行囊里的熊猫烟当然不会只有给周惠的这两条，可这些名烟，是否是他老人家自己的私银买得呢？----再举一个例子，周公在私德上的爱惜羽毛是有名的。他在中南海住西花厅，房子破旧的厉害，部属多次提出修补，他就是不肯，有一次趁他出国，部属们先斩后奏，就给房子做了简单的维修，想不到周公回来大怒，认为是浪费国家钱财，一方面要求将维修款从他工资里扣除，另一方面多次在国务院会议上深刻检讨，由于检讨的太多，让各部门的首长们很好奇，不知道总理的手下给他的西花厅修的有多豪华了，纷纷去参观。-----等现场看了以后，才是真正地震撼，因为确确实实只是一次必要的维修而已，而那些诸侯们的房子比起来，还有天壤之别。------当年，童陆生少将到北京，因为没有给王新亭上将换（好）房子，就被穿了小鞋。和周公比起来，王上将的水准不知要差到哪里去了。
所以，一旦错误被认定，则对于各个方面大员而言，他们的生活就不是从奴隶到将军，而是从将军到奴隶了。所有的曾经的享受，都会被迅速地剥离。-----不仅是对他本人，还有对他的家庭。-----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在初期的“神仙会”里，很多方面大员的检讨都是半遮半掩的。----比如湖北的王任重，说自己是“老老实实在说假话”，言下之意就是他没有浮夸，只是听信的下面的“浮夸”------但问题是，假若浮夸的幅度不过是20%，50%也就罢了，可湖北的粮食产量浮夸程度到达了210%, 这样难以置信的幅度，作为一省的第一书记，王任重也上报了中央，这就不是一个轻信的问题，而是渎职的问题了。吴芝圃在检讨了河南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后，依然嘴硬，说公共食堂要90%巩固下来，农民的口粮可以保证每天1斤。------比照后来的信阳事件死了多少万人的残酷和惨痛，让我们该如何看待吴芝圃的“人均口粮一斤”呢？----恰恰是上面这种心态，使各个方面大员们，尤其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大员们自觉地站在了维护大跃进成绩的这一面，腼然为自己辩解。
然而，事实无法篡改，公道自在人心。犯下的错误也如同泼出去的水，是无法掩盖的。-------在各个巡抚大人忙着为自己辩护的同时，有另一批人，和他们针锋相对，意见不同。这一批人，就是党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少数在大跃进中保持冷静的省级干部。主要是东哥的几个秘书，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李锐，还有吴冷西，周小舟，和周惠。---------这些人，一方面是没有犯错误，所以底气足。另一方面，因为知识分子嘛，看问题，至少他们自己以为，是比较深入地。----所以，对大跃进的弊病看的比较透，在追究责任的时候，抓得也比较深。-------------但一个国家的经济决策是一个关系到无数人，各个方面不同利益的庞大的事项，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纸面上的习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决策的最优解只能是最照顾各方的妥协，而不是理论上的只考虑一个方向的最优解。-----就算是纠左，具体的工作还是必须依靠当初“左的厉害”的执行层，因此，必须首先让这个“执行层”解脱自己的顾虑，才有可能让他们投入到“纠左”的行列里来。------但对于这些知识分子们而言，他们并不考虑这些。-----对他们来说，只要说服了东哥，这个最高决策者后，自己就尽到责任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东哥在作这个决策时，需要多大的空间来回旋，也不知道那些犯了错误的大员们对他们的批评有多大的容忍空间。
而作为最高位者的东哥，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跷跷板的中央，恰如很多即使是年富力强的帝王，也会为后宫太多的佳丽无法满足而苦恼一样，东哥也明白自己作为众多争风吃醋的手下邀宠的目标，有时候也艰于应付。----那些如许世友这样直来直去的，还好办，因为他们的忠心是死心塌地的，无条件的。而对于这些有一点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们，东哥其实很伤脑筋。因为这些人的忠心，建立在要求东哥必须正确的前提之上。所以有时候这些秘书们进言时，东哥是哭笑不得的。在李锐的回忆里，他深情地记述到，当时东哥叫周小舟，周惠和他谈话时，周小舟说了一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锋芒直指东哥，但东哥听了还是“丝毫没有反感，更加谈笑风生”。--------其实很明显，李锐并不知道演技也是一个政治家必备的技能之一。
------但无论如何，庐山上的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看法还是最接近大跃进的错误实质的。至于别的干部是否早就认识到了，而只是没说出来而已，（比如周公，或者各个省的首脑们），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在满怀热情地向东哥痛陈大跃进的弊端时，他们纯洁地以为自己是为国为民进一分责任。这当然无可置疑地正确的。----可惜同时，他们因为年轻，气盛，既没有负担，又自以为取得了最高位的支持，所以言语中不免对犯了错误的高干们有了冲撞。周惠和刘建勋，李锐喝酒，就随口说了一句“去年各省第一书记都应该打一百大板。。”话传出去后，让一批人气的咬牙。
总而言之，在议论纷纷中，庐山风云际会，烟雾迷茫。神仙会下，东哥需要一个提纲挈领的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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