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叹饶漱石 -- 与风共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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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发不了,

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任何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

　　 1954年春天，邓小平在与其他几个中央领导人一起代表中央同饶漱石谈话时当面说饶漱石：你这个人不可交，高岗还为你说话，承担责任，你却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岗身上推。邓小平与陈毅、谭震林一起主持批评饶漱石的座谈会时，还指出：饶漱石是个“单干户”，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空子”，当面扯谎，说话反复无常，伪装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陈毅说，就饶漱石善于伪装、稳步前进、可以蒙混人之耳目来说，饶漱石较高岗更为隐蔽、奸巧。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饶漱石“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使人莫测高深”，“是一个十分奸猾、善于伪装的阴谋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饶漱石的性格特征，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主要是发生了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陈麟章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与高岗勾结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陈麟章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给了全体代表，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一件事情，是在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疏漏，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杨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杨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使代表们认为，饶漱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政治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阶级斗争问题。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一件事情，是陈毅直接向毛提交了潘汉年的“交待”。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杨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杨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杨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待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处。毛看了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毛，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1955年4月4日，毛主持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在这次会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

最后的结局

　　 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后，公安部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审查。公安部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时间的侦讯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但饶漱石的问题已经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门在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饶漱石的问题就被长期搁置下来。

至于认定饶漱石为“反革命集团”首犯的问题，中央虽然没有做出复查结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平反，这样，这个“反革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著作选读》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

饶在看人用人上有一套，而且确实是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原则性极强。所以高饶高饶，说了半天都是高麻子的事。

网上所谓三野陈粟功劳之争其实是个伪命题，真正三野的总指挥是饶漱石而且在淮海战役也功不可没，写历史应该实事求是要学司马迁。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由于饶不在华东，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毅主持，但陈毅难以有效地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部，甚至发展到山东、华中两部的主要领导相互指责。

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21日建议：山东、华中两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合一，合一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但两野战军意见不能统一，两方面的领导人包括陈毅在内纷纷给中央发电报，盼饶漱石回华东主持大局。

194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撤销了华中分局，把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员调到华东局当常委(邓任副书记、张任组织部长);组建了华东我军统一的指挥机关——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改为华东军区)。将华中、山东野战军兵合一处，正式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彻底结束了山野、华野互不买帐的混乱局面。陈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行政上隶属华东军区领导)。分工为饶漱石、张云逸指挥华东军区的部队(30万人)，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约27万人)。

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又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4个纵队划归饶漱石直接指挥。

1948年5月陈毅调中原局任副书记兼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华野在军事上的排名为饶漱石、粟裕。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领导当地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1946年12月)、莱芜战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胶东战役(1947年9月)、宿北战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饶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挥了宛西战役(1948年5月)、宛东战役(1948年5月下旬)、豫东战役(1948年6月)和济南战役(1948年8月)。1948年10月，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组织策划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23000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抵徐州，切断黄伯韬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饶漱石还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

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当时华东方面一把手就是饶，看解放时期上海的照片公告排名都是饶陈粟。 饶确实不是指挥野战军打仗的，但作为华东军区政委的饶，后勤工作非常好，与粟裕配合的也很好。华东战场的巨大战果和功劳，饶绝对功不可没。

淮海战役是由山东人民的小推车推出来的——这句话就是说的饶的功劳！老陈再滑头也无法避开这个话头...现在高调鼓吹其实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的总前委，也就是为了掩杀老饶的功劳，无形中也掩杀了老饶部下们的功劳。但是山东军民的无私奉献是无法被掩杀的！ 当年林彪东北根据地好歹背靠苏联，而饶的根据地离南京太近可是蒋军重点进攻的并且主力被大量抽调北上关外，可见饶的能力至少并不比林彪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军委委员共21名，他们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委员林彪、刘伯承、饶漱石、邓小平、高岗、贺龙、粟裕、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张云逸、习仲勋、邓子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饶漱石的位置。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人根据中国的行政格局，称中国有“五王”：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彭德怀为西北王，林彪为中南王，邓小平为西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