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些探讨 -- 马前卒

谁在统治社会？

　　　　 ――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些探讨

　　　　 鉴于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且对人类特别眷顾的上帝，人必须靠劳动来换取生存。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历史，或称作劳动的历史，生产的历史。生产关系成为了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础。

　　　　 通过对以往社会的观察，马克思进一步下结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了生产关系从而主导了人类社会。

　　　　 然而，100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一理论似乎并不能完全套住我们周围的现实。单从生产资料所有权来看，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平等程度应该比我们感受到的要好很多，大土地所有者和矿主阶层的显赫早已是昨日黄花，跨国公司在掠夺式盈利的同时，也将股权分散到更广泛的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是土地，矿产与资产由全体公民共同所有，加上普选，法治，按理说离乌托邦应该已经不远了。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推论并不符合我们亲眼所见的现实。无论是安龙公司经理们对自己的员工兼股东的可耻欺骗还是中国“公仆”对下岗工人的无情掠夺都说明：所有权并没有决定社会结构。从整个社会的运行来看，固然依旧是对资产者有利，跨国公司的股东确实比流水线上的工人更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但我们也必须同时看到，这个社会在更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按马克思的理论不应该做主导者，或者至少不应该处在主导者最高层次的人来控制的，比如：西方的职业经理阶层，律师，中国政府的官僚，以及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权威等等。他们都不直接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但确实在社会中占据了比单纯的资产者更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但在管理着这个社会的财富，而且几乎可以毫无危险的享用这些理论上不属于他们的财富。当官员，经理，工程师们的高薪，专利费用，贪污所得都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且已经成为常态时，我们必须考虑修改仅仅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

　　　　 所有权是伴随着财产产生的，我们可以把一切劳动产品和存在稀缺性的生产要素称作财产，当我们声称某人拥有对某物的所有权时，这一论断主要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是消费权，即所有者把拥有的财产直接用于个人享受或者通过交换转化为个人享受的权利。其二是处置权，指所有者拥有对财产的用途，使用方式作出决定的权力。当然你也可以声称第二种权力已经包含了前者，但由于消费权和处置权的经常性分离，在这里把两者分开讨论。

　　　　 一般的讲，当所有权属于个人时，只要所有者具有完全民事能力，消费权总是由其个人行使的，值得讨论的是处置权。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不存在处置权问题，他们的财产或者即时消费以应付生存，或是储蓄起来为应付将来的生活（自己的或者后代的）。虽然他们可能以股票，债卷的形式拥有部分生产资料，但小投资者很少关心自己资金的具体用途，无论是投资化学工厂还是信息产业，只要股息丰厚，股价的升值看好，他们不介意把自己的财产处置权转让给投资行业的专业人员。至于少数富人，当拥有的财产绝对数量超过一定数值时，个人消费能力已经不是一个值得费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土地与其他资源占有者坐享地租，大部分所有者都会利用自己的资产追求消费以外的目标，比如资产增殖，改造社会，慈善事业...... 无论是什么目的，只要财产和目标都足够庞大，都很难保证所有者能有实现自己目标的全部能力与知识，以一人之力去运作更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必须利用专业管理，技术人员的力量，共同实现自己的目标。除了个人财产，还有大量财产由各种组织掌握，譬如中国的国有资产，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的财产等等。但组织不是人，没有消费能力和决策能力。它只是代表自己的成员或者整个社会来使用自己的财产，也就是说，只存在由管理人员代行的处置权。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少数管理者和专业人员掌握了我们这个世界大部分财产的处置权。环顾世界，整个20世纪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这些管理者，在西方表现为职业经理，会计师，律师，议员；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表现为共产党官僚；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多表现为通过考试选拔的文官-职员阶层。当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还是保留了一定的权利的，西方的资产者在经济运行中仍然起很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公民也能通过自己名义上的主人地位去影响政策的制订，但总的现实是：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已经主导了我们的社会，而且正在不断扩大他们的势力。

　　　　 在得出上述结论之后，我们不免有几个问题：

　　　　 一 为何马克思没有指出这一事实？而是坚持所有权决定论？他错了吗？

　　　　 二 这样的现实是否足够理想？

　　　　 三 如何改进这一秩序体系？或者它是无法避免的一个客观现实？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历史。

　　　　 在一个农牧业社会中，大部分劳动者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只需且只能提供少量剩余产品给管理者，士兵，工匠，艺术家来换取一些专业服务，或者仅仅是满足上层人物的私欲。只有在生产力较发达，政治实体较大的地区（例如中国）才能存在一个稳定，有力且绝对数量较大的官僚阶层。一旦出现变乱导致政治实体变小，生产力下降的局面（如五代十国，蒙古入侵）这种官僚系统就成了昂贵的奢侈品。 另外 当知识体系简单，专业人员需要的训练较少的时候，专业的管理 技术人员未必能比普通人获得多少优势。因此，在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用于直接消费的传统社会中，所有者比管理者更有力量。直到社会工业化以后（指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代表的工业化）情况才开始转变，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分工，采用先进技术与组织方式的团体（国家）能够获得更大的优势，社会产生了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需求。但在那个时候，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产生不过数代，锐气尚存，还没有蜕化成食利者（事实上，单纯的食利者不是一个稳定的阶层，会迅速的因堕落而消亡），所以往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兼任了管理者的位置，资产阶级主导了经济和政府，不但通过榨取剩余价值，而且同时利用组织优势来谋求财富。同时考虑到在19世纪以前只有少数人能够支付学费，富人可以通过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见闻来垄断管理者职位，马克思把所有权作为社会阶层的唯一划分标准也就可以理解了。

　　　　 马克思对他所能观测到的世界给出了准确的描述，但一个世纪以来，世界起了巨大变化。社会分工不断加强，整个社会越来越复杂，大部分人只能对他直接面对的问题发表见解，知识产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这些变化都加强了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力量；同时，教育大众化，贵族的消失，人种歧视的弱化，也增加了普通人通过个人努力和展现自己的才能来上升到社会上层的机会，保证了管理-技术精英阶层的开放与生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所有权不仅不是社会阶层划分的唯一标准，而且不再是最重要的标准。

　　　　 回答第二个问题需要我们环顾世界。

　　　　 从法理上讲，所有管理者和工程师们都只不过是所有者的雇员罢了，他们应该尽心竭力的为财产所有者服务。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世界上除了利用财富去谋取更多财富的有产者之外，还有管理-技术精英利用他们的知识，组织，信息诸多优势占据了社会的上层地位，并由此占有了财富，名誉等诸多稀缺资源。他们的所得可以被分作三部分讨论 ：

　　　　 1：和普通人工作报酬不相上下的基本部分。

　　　　 2：超出普通人工作报酬，但仍合法的那部分收入，例如在“高薪养廉”政策下官员的高薪，技术人员的专利回报等等。

　　　　 3：既超乎常人又不合法的部分，比如贪污所得。

　　　　 对于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社会主流看法应该没什么争议。但对于第二部分，有人认为是合情合理，有人认为是合法盗窃。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呢？如果你同意人生而平等的话，应该同意下面的陈述：一个根据两个人劳动者的职务对社会的影响而不是工作勤勉程度来区分报酬的制度不应该被称作合理。当然，劳动价值不能仅仅以劳动时间计算，考虑到劳动差别，让工作能力强的人得到更多的报酬不是问题，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但无论如何，让金融，投资业人员的工作报酬是普通劳动者的数十倍乃至数百倍，大型企业的管理人员享有超过一般员工年薪的周薪。这种现实不是理想状态。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愿意和精英阶层妥协，允许他们获得超额报酬作为勤勉工作的回报。我们仍然不能保证他们能够尽心尽力的为所有者服务。这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官员的贪污与无为，在西方，由于社会力量主要掌握在私营部门手中，主要表现为企业经营人员的腐败。也许有人要辩解说足够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导致管理-技术精英上升到社会最高层的因素同样阻碍了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管和评判。数百年前我们就说隔行如隔山，到了当今社会，想让一个外行有效的对某一行业进行监管已是不可能的任务。这就为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非常合适的土壤，所谓“行业自律”的说法充分说明了监督的无力。当安达信事务所出面为安龙公司作假帐的时候，又有谁能出面表示了质疑呢？或许激励比监督更具有操作性，不过，金融行业的高薪可谓强大的激励了，但当员工面对一个简单的计算机操作就可以调动数以亿计的资金去为自己服务的诱惑时，你又如何保证自己的企业不会发生象巴林银行，苏格兰银行那样的丑闻呢？

　　　　 总结下来，现行的管理-技术精英体系没有保证平等与公平，它不仅不是一个让多数人满意的制度，而且由于必然的超额报酬和非法利益，产生了巨大的效率损失，我们不应该把这一体系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

　　　　 最难回答的是第三个问题，这也正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

　　　　 对一个事物的不满不是进步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表示对腐败官员的鄙视，可以指责高级经理们在侵吞社会财富，但如果不能给出更有效率的制度，原有的制度还是必然的选择。我们必须在详细考察原有制度的利弊以及了解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

　　　　 自从社会的发展超出了原始部落的水平，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讨论决定事务的管理方式就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必须存在少数管理者与技术人员。相比其他职务，管理和特殊技术工作（如修筑堤坝）的优劣更能影响社会发展，所以我们不得不赋予这类职务以下几个特性。

　　　　 A 由专职人员担任，还要保证人员的稳定性。

　　　　 B 力求社会中智力与知识水平较高的人担任这些职务。

　　　　 C 给予或默许他们享有工作所必须的特权。

　　　　 理论与实践都证明，凡是抛弃这三个条件而试图维持一个现代社会运转的尝试都不会成功。在理论上，无政府主义至今没能给出一个哪怕是理论上自恰的社会组织方案，至于实践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文革的最终失败中得到启发――造反派把官僚和技术精英们都打倒最终只导致了无人对全局负责的结果。在遥远的未来，当生产力发展到人们无须为效率担心时，如果信息技术和公民教育都发展到了足够的水平，我们或许可能通过消灭或淡化管理-技术阶层的手段真正实现人类平等。但我们讨论的是眼前的问题，必须把管理-技术阶层的存在和特殊性作为客观条件接受，在这个基础上讨论解决方案。

　　　　 依照前面所说的事实，管理-技术精英阶层在各国都存在，但这一阶层造成的具体影响在各国还是不同的。简单的按照政治体制把20世纪的国家分为东西方两类，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现象：从总体来说，东方的官僚们从人民手中窃取了更多的财富，使社会损失了更多的效率，造成了更多的苦难。但在其国家的初创阶段他们也确实给出了足以西方的精英们汗颜的工作成果和道德水准。 从普通公民的反应来看，东方官僚们受到了更大的批判与反抗，并最终失去了或正在失去他们的位置。西方的精英们在保持了自己优越地位的同时，基本保持了社会的平静。另外，西方精英阶层在总人口中占比例更大，收入中透明化的合法收入比例也更高些。下面就这些区别讨论东西方制度优劣。从而寻找可行的方案。

　　　　 与这些区别有关的一些对比包括：

　　　　 A 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基础进行国家建设的，而较高的绝对经济水平确实有利于利益集团维持制度和社会稳定。

　　　　 B 政权组织方式，东方国家基本采取了中央集权制和一元化管理体系。而西方进行了地方分权和社会多元化管理。

　　　　 C 对社会运行的监督方式，东方采取了思想教育与个人约束为主的手段，而西方更强调法制。

　　　　 其中，经济条件是各自不同的基本国情，不能说明方法优劣。

　　　　 至于采取中央集权体制或地方自治的联邦体制形式的效果，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推导一下：导致精英阶层不对社会负责的一大原因正是由于管理层次多，机构复杂造成监管困难。如果我们能减少政府层次，允许地方自治，让最下层的公民能自己决定那些与其相关的事务，并能直接监督占管理层比例最大的下层官员。自然比把权力先集中到中央再逐层向下进行管理监督，绕了一个大圈子要有效率的多。也更能保证有效监管权力。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僵化和只图一时便利，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为过度集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元化的管理体系要求把所有事务纳入了政府（党）的管理，依照这一政治理论，政府会对人民负责，有能力和义务把一切安排好。但是正如上面所说，不可相信精英阶层的“自律”；而另一方面，即使他们真的愿意对一切负责，至多也只能用他们那个阶层的集体意识来揣测人民的好恶，这在管理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时还勉强可以对付，一旦现代社会处在这种家长式统治之下，必然会出现公共服务与公众需求脱节的现象，这是一种不会减少统计部门的产值数字却能让人民不满的效率损失，最终，试图管理一切的政府必须为一切问题负责。如果在把部分政权放给地方的同时把文艺，体育，舆论等部门交给社会去组织，政府只是在出现问题时进行调控。可以在同样的物质投入的基础上使社会更繁荣，人民更满意。原苏联未能在拥有庞大生产能力的同时让人民满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把曾经对重工业发展有效的统管政策强行推广到全社会，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崩溃。

　　　　 集权与否毕竟只是手段差别，不能影响最关键的问题――如何让管理-技术精英们真正为社会福利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工作？根据前面的推论，在现代社会这样复杂的多元化系统中，试图对整个管理-技术精英阶层进行有效的监督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又不能寄希望于精英阶层的自律。由此看来，为了社会不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我们或许必须承认整个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并默许他们从中获利。好在我们还有一些成功的范例，从中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些成功的经验。

　　　　 前面让东西方国家的管理-技术精英们进行对比时，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官僚们并不是从一出现就成为腐败利益集团的，或多或少，每个共产党政府都能保持一段时间的廉洁高效。要知道，这是在无人施加外界监督和激励的条件下，共产党进行自身约束取得的成就。社会精英们真正实现了自发的为社会服务。其原因也很简单――信仰与理想，发自内心的责任感胜过一切监督与激励。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还发生过一次，西方基督教会在短短数个世纪的时间内扩张到整个欧洲，正是因为10世纪前后，一批愿意为信仰献身的教士的真诚服务为教会在整个欧洲赢得了合法地位。这是两个成功的例子，但只说通过建立信仰来给整个精英阶层责任感还是不足以服人。首先这和我们前面的结论：“不要相信精英们的自律”相矛盾；另外，历史也并不给人以希望――基督教会堕落的速度和扩张一样快，最终导致了宗教战争，至于曾经廉洁高效的共产党，众所周知，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执政地位之后，大多沦落为腐败的寄生集团。历史似乎又断绝了通过建立信仰来解决精英自律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设计了复杂的法制系统来监督自己的社会精英，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监督成本，例如，美国仅一个追查克林顿绯闻的独立检查官斯塔尔就花费了近一亿的税款。他们为什么不用信仰工具来补充体制的不足呢？事实上，不是他们不想作，而是在现有的西方文化背景之下根本做不到。西方文化强调人性本恶，提倡个人主义，使每个人有放纵自己的欲望的权力，同时又受他人同样放纵的欲望制约，以此来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在这一思想基础上，西方以建立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又反过来保证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合理性。精英们不是天使，不能设想他们可以超脱出这个文化背景，一旦他们的权力失去了监督，任何信仰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不可能在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市场体系的同时来解决精英阶层的不负责问题。

　　　　 既然西方文化背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何社会主义国家在奉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提倡劳动者自觉之后，却仍然不能保证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心呢？和对西方社会的分析一样，也应该先从它的思想源头――马克思理论入手。马克思在看到了19世纪资产阶级的堕落，被雇佣阶层力量的上升之后，得出结论：落后的资产阶级将被无产阶级取代。但马克思的时代局限性使他没想到社会竟然发展的如此复杂和依赖于专业技术，以至于从无产阶级中分化的精英阶层将形成另一个剥削集团。因此，从他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哲学出发，马克思非常乐观的预计，只要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化，其他一切问题，诸如组织生产，发展文化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各国共产党把工业化，发展生产力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进而作为唯一目标，忽视了对官僚的监督和对社会文化的建设。（按照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社会主义没有剥削集团，也只会存在一种文化即无产阶级的文化）最终，当革命的激情消逝，当革命者变成了无人控制的官僚，制度的倾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19世纪也有“工人贵族”的说法，但这一阶层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今天的管理精英却往往要残存的资产阶级依附于自己）

　　　　 在对原有的制度作出了评价和分析之后，下面列出我们得到的结果：

　　　　 1 在根源上解决精英阶层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通过建立深入人心的共同信仰，让精英阶层和全体公民共同拥有对社会的责任感。

　　　　 2 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市场体系与这种信仰体系是不能相容的，但苏联东欧与中国曾经使用过的社会组织方式也被证明距离理想状态还很远 事实上，由于工业化以来的制度都是在精英阶层主导下建立的，并被最终证明更有利于精英阶层，照搬照抄不免重蹈覆辙。

　　　　 3 信仰和道德体系不能凭空建立，更不是某种经济组织方式的必然结果，必须和教育体系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信仰和道德的保 持与向继承者的传递。

　　　　 4 完善的监督和激励体制不能独立成为精英阶层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保证，但有助于精英集团保持信仰和工作作风，任何社会都不应缺少。

　　　　 5 社会管理权力的过度集中，无论在横向（各个领域之间）和纵向（地方与中央之间）都应该避免――管理权力不可能百分百的被用到需 要它的地方，但让贴近基层或实际接触问题的管理层次拥有更多的权力可以改善权力的使用情况。

　　　　 7 对于文革造反派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尝试，我们除了注意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破坏力，还应该看到：让下层的群众掌握独立于精英管理 体制的力量，可以作为对精英阶层的一种威慑和监督。但为了保证监督的有效和建立社会对精英阶层的信任，可能不得不要求精英阶层 牺牲一些个人利益（如隐私权与休息权）。

　　　　 就上述推理来看，在保持精英阶层工作能力的同时，把他们所耗费的资源降到接近普通人的水平在逻辑上可行，但要把上面的各条结论付诸实施，恐怕不是一次平缓的改革能够实现的。考虑到现有的精英阶层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而进行的反抗和社会运行的惯性，这样的变革或者说革命必然导致极大的社会动荡，但是变革的结果也非常值得向往。除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实现人类之间的平等与和谐。究竟利弊如何，决非我一人能回答，也没有某个权威能够下断言，真正作出选择的是整个世界。目前社会变化的趋势是进一步复杂化，根据上面的推论，我们可以预见这一趋势会有利于精英阶层巩固和扩张他们的利益，但任何失去制衡的事物的必然结果是灭亡，相信日益累积的矛盾将让我们在不久的将来看到彻底革命的机会。

　　　　 后记：

　　　　 社会千变万化，在总体上把握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实必要，但要注意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涵盖整个社会，比如马克思的理论曾经解决了很多问题，今天却已不能照搬；同样，把普通人和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也仅是对社会一个粗糙的描述，对于人类社会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复杂性。 过去我们把许多理论绝对化，造成了不少问题，今后应该避免这种倾向。

　　　　 前面在探讨了社会主要矛盾以后，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主要是在对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的经验教训，是一个缺少事实检验和实践补充的方案，至于能否解决问题，我也只能说：匹夫尽人事而已，希望对读者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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