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三十年：生命中无法忘却的那些年份（上） -- 梦秋
三十年：生命中无法忘却的那些年份（上）
看了米宝大哥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些回忆（30年弹指一挥间链接出处）。过去的日子带给人很深的感触，也让自己对现实有了更深的理解。本来想跟帖写上几行，但是下笔之后收不住，另外开个地盘，感谢米宝大哥给我的启发。作为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没有虚度这三十年。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心灵记录下了周围的这一切。不论以后的历史当中是否记载着我们这些小人物，我们都可以说，我们认真地、踏实地活着，为了个人的幸福，也为时代的光荣而活着。
在进入中学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我记得课本上介绍自己家庭的一课中有这么几句话：
My father is a teacher,
My mother is a worker,
…
And I?
I am a student.
这几句话是我整个家庭现实的写照。我的父母亲都来自广西南部的农村。我的爷爷育有六个子女，我的父亲是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1959年，父亲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之后，爷爷带着父亲下河摸虾捉鱼外带卖鸡蛋，凑了七元钱，给父亲做了一套中山装，送他上了北上的火车。此后，父亲就没有再要过家里一元钱，反而时常从学生津贴当中挤出有限的几元钱寄回家，让兄弟姐妹们能够继续读书。后来，在父亲的资助下，我的三叔完成了技校的学习，并在一个工业城市当中找到了自己的职位。除了我父亲和三叔之外，爷爷其余的子女就一直留在农村。
我的母亲一家距离我父亲家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但是我的母亲生活更加坎坷。在年幼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据父亲说，外公曾经短暂地上山当过土匪）。外婆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地生活。母亲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仅仅完成了高小即辍学回家。作为贫农的孩子，她有着一股子韧劲，后来担任了公社的民兵排长，入了党，参加了“四清”。在1970年初，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表现，她获得了招工指标，来到了广西北部秀丽的城市桂林，当上了一名工人。而我的父亲，当时正在这所城市的一所中学里面当教师。
当时在这样的城市当中，充满着这样组合的家庭。他们很多人都因为一个时代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因为自己的努力改变着未来的命运。你不能否认这一切运气的成分多过个人奋斗，但是，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是这个奇特的时代，给予了个人依靠奋斗走出山村的可能性。
好了，啰嗦了这些，下面重点说说在过去30年中我永远也无法忘却的年份。
年幼的时候，对时间的流逝感觉特别缓慢。我生于1975年，比米宝大哥要小两岁。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年份却迟至1984年才姗姗来到。这一年是共和国成立35周年。在桂林市庆祝国庆35周年的那一天，我加入了少年组的游行队伍，拿着花环，一路走一路摇，一路喊着口号，穿过市区最热闹的大街。那一天，我穿着很显眼的小学生校服：蓝色短裤，白色衬衣，佩着鲜艳的红领巾。那一天，人潮如织，彩妆艳阳，欢声笑语，多少年后我回望这一切的时候，依旧可以感受到那种朝气蓬勃、轻舞飞扬的青春气息。这种健康、简单而又快乐的青春气息，正是现在这个社会所缺少的重要元素。
但是，那一天也发生了两件小事，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游行的队伍需要统一的着装。学校没有发给我们统一的太阳帽，但是却说明了太阳帽的制式——这是一种特别的帽子，在帽檐两边绣有红色的彩条。我的太阳帽和学校要的制式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帽檐两侧没有红色彩条。我央求妈妈给我买一顶学校要求的帽子。妈妈说花钱，没有答应，她在我的太阳帽两侧缝上了两条红色的彩条了事。这让我感到非常不高兴。另外一件事情：由于游行时间比较长，在游行结束之后每个人都发了一管橘子汁。国庆结束回来上课之后，学校向每个游行的学生收了一毛钱。
1988-1989年是印象当中第二个无法忘记的年代。1988年夏天，我家搬家，本来有大约30平米的两件大房变成了只有20平米的套间。唯一的好处是有了连在一起的卫生间和厨房。但是我家的许多家具没法摆放。父亲只好在墙上钉了几个水泥钉，然后把用不着也没处摆的椅子统统挂在墙上。
这一年的通货膨胀是全国人都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位老师到我家串门，低声说：“要买东西，买东西啊……”于是母亲一口气买进了彩电和冰箱，还有很多椅子屯积起来。由于家里的椅子已经多得只能挂在墙上，母亲干脆全部买了折叠椅。直至今日，她还不愿意将那些已经生锈的折叠椅扔掉。这些东西花掉了我家大部分积蓄。但是这还不是全部。通货膨胀结束之后，通货紧缩立刻来临，我们家的杂牌电视机和杂牌电冰箱后面的销售价格跌得很惨。电视机在用了几年之后坏掉了，电冰箱则修修补补用到公元2005年。
这一年我积极争取进步，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和我一块填写入团志愿书的还有六位同学，是本班第二批申请入团人员。很不幸，我即使填写了入团志愿书，也没有被批准入团，而是成为了所谓“预备团员”，一直预备到高三。在团支书催逼之后，我才最终“转正”。
至于1989年，大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我在大街上见到了那些游行的学生，还有颠覆性的标语，感到很奇怪也很震惊。因为那时我的思想绝对又红又专。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始终没有忘记。一天中午，我在一家米粉店里看见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吃米粉。吃完米粉之后，他们拿上旗帜和标语走出米粉店，一个人边走边给自己额头系上一条白色布带，上面用毛笔字写着“绝食”。
1989年的风波结束之后，我进入了所谓全广西十六所重点中学的高中。高中的头一周是军训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开课之后进行了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演讲和征文活动。我的征文内容是批判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地”论——这位教授在风波最盛的那段时间里说，香港经过了100年殖民地，才有今年的繁荣昌盛。如果中国需要达到香港的繁荣与昌盛，则需要被殖民300年。
我还记得我的批判文章题目是《如何斩断刘晓波的黑手》，非常有文革特点。从征文到演讲，我始终没弄明白刘晓波何许人。一切信息都来自于《人民日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在这场全校性的征文和演讲比赛中获得两个三等奖。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知道了此人。虽然彼时对八乘八的“一小撮人”抱着无比的憎恨，但是多少年之后，这些仇恨渐渐化为钦佩、感慨和同情。唯独对于这位刘教授，我的感受就和他的当年的人品一样，没有丝毫进化。当然，现在的中学当中，也不会有人大批特批他的08宪章。我知道，只有人们在渐渐遗忘他的时候，他会有种生存危机感。所以光彩无比的、道德至上的宪章啊，竟然假此人之手告谕天下。
直白一点说吧，鲜花插在牛粪上，如果那朵鲜花不夹缠私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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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秋兄动作好快。
在此谢过了。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呀！
我到食堂买早饭，听见旁边的大哥哥们在说：今天早上一定要多吃点，接下去一天都不能吃东西了
三十年：生命中无法忘却的那些年份（中）
1989年显然是理想破灭的一年。但是我对此浑然没有感觉。三年之后我上了大学，进入了让我感到刻骨铭心的1994年。
1994年共和国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特殊事件发生。当然，某位中尉扛着八一杠一路杀到建国门似乎也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里，二代南巡的余威开始发酵，物价猛涨。房地产泡沫轰轰烈烈地爆掉。朱老板亲自到广西北海视察，调头走掉之后，从海南到广西留下一片烂尾楼。毫无炒房经验的各个省市政府赔得底儿朝天，欠下一屁股债。当然，这等事情小民是看不见的。只有过了差不多10年之后，我第一次到海南，才亲身体会到烂尾楼林立的感觉。
在高校当中，学生经商的气息越来越浓厚。以至于我宿舍里的两位脑瓜活络的哥们四处卖起了打口磁带，挣来的钱后来也变成了他们口里缓缓吐出的青烟。这一年的秋天，高校里开始允许各个系直接招收自考生。宁静的校园当中有了越来越多不似学生的面孔。也同样是这一年，我的几个同班男同学开始在校外租房。可笑他们租房的目的莫名其妙。刚开始竟然两大男人同租一间房，租了一段时间之后，自觉没趣便散伙回到了宿舍。
1994年春夏之交（又是春夏之交！），我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从此影响了我一辈子。在此我不想详细说明这个变故，因为它对我的心理打击十分之大，让我至今对周围的社会持有一种淡淡的虚无感。
同在这个春夏之交当中，我作为系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为本年级抄写了第一张抗议学校决策不当的大字报。大字报未来得及贴出，即被系学生会主席告发。
接下来的1995年，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周围世界的脉动。这一年的6月，敏感时期，年级辅导员找到我和几个主要干部，要求我们对最近北京事件保持冷静。“北京事件”？我们闻所未闻。事后才知道，在那年的春夏之交，一位副市长在京郊吞枪自杀。
这一年的秋天，我家再次搬家，搬进了父亲学校盖的房改房。总面积近90平米，三个阳台，连带装修花了大约三万。房子是没有产权的，但是有使用权。全家为这套房子感到满意，至今还住在里面。搬入新家的同时，电话也安装到位，各种费用大约用掉了2000多大洋。
这一年的年底，妈妈下岗了。她很遗憾地说，如果早知道如此，当初就不应该抵制内退。提前一两年实行的内退，在工资和福利上有许多照顾之处。妈妈下岗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但是从此就告别了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工厂，告别了沉重而彪悍的机床，还有粗壮的龙门吊车。
199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年份。香港回归的当天，我和一干青年教师纵酒狂欢，窗外是滂沱大雨。这一年里，我是桂林荒郊野外的一所学校里的教师和班主任。在接待学生的当天，我亲耳听到了学生家长和学校管理人员就赞助费所进行的讨价还价。随后见识到了农村和城市学生的距离。在这年躁动的盛夏，我抖擞精神，骑车从桂林来到了广州，一路行程800公里，历时7天。灰色的广州，喧嚣、狂躁而肮脏，给人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我无法喜欢这座城市。但是没想到10年之后，我会如此地沉迷于它的生活当中。
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该发的工资虽然只有300-400多，我没觉得不满足。在那所与世隔绝的学校当中，我工作、学习、读书，生活怡然自得，仿佛生活在桃花源中。
1998年，是没有了伟人之后的第一年。这一年的春天，妈妈重病被送到医院抢救。在下岗之后，妈妈无事可做。因为有亲戚开了一个小铺，让妈妈前去照看。家中其实收入尚可，她本来不必如此劳累。一向在花钱方面缩手缩脚的妈妈，中午仅靠旁边的米粉铺上的凉米粉充饥，加上用餐不规律，终于导致了十二指肠溃疡和胃出血。我在妈妈的病床前守候了一个通宵，听到了凌晨别的病房里传来的呜咽之声，让妈妈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妈妈出院之后，父亲几年里都不让那个开铺子的亲戚登门。
1998年，桂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旱，漓江最窄之处，仅宽几米。这是大自然给中国人最残酷的复仇。从此之后，几乎每年的冬天，漓江都会严重缺水。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第一次沉甸甸地降临在美丽而慵懒的桂林之上。
同样是在1998年，父亲第三次申请教授职称未果。我毫不怀疑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但是他为人过于耿直，性格峻急，与上级不睦有目共睹。在他从教三十多年的时间当中，有近一半的时间在中学度过，在高校当中根不深叶不茂，以致今日申请教授而不得。在这次申请失败之后，系领导找他谈话，公然劝他放弃再次申请教授的想法。彻夜不眠之后，父亲做出了退却，并选择了在次年退休。事实证明，父亲退休之后的日子要比在学校里过得更加精彩。他至今仍然活跃在教育领域——这得感谢朱老板的教育产业化，或许我是从教育产业化中获得既得利益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1998年，我家买了第一部电脑，连打印机共7000元。硬盘容量3.2G。
在夏天的时候，我的月工资为5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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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80年代的电影有些相当的温情，有些即便是色情，也是色得青涩
如今，流水落花春去也
这世界真的是熟透了
总有种感觉，1994是理想主义的光环最终褪尽的一年
那一年中国摇滚攀上它的最高峰，然后一蹶不振
就被一条大街上成排的烂尾楼所震惊。成片的烂尾写字楼和别墅区，野草长的比人还高。
对于广州，92年我第一次到广州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喜欢她的喧闹和市民气，她的平等和亲切，还有满街的美食。
三十年：生命中无法忘却的那些年份（下）
其实从时间段上来说，1997-1999年这三年是一个很奇异的时代。这个年份流行犬儒主义、享乐主义和许许多多奇异的梦想，这似乎也是“新左派”相当张狂的年代。自1994年起，共和国进入了所谓的“礼乐崩坏”时期，人欲横流、物质至上。这个年代也不妨可以称为是“前互联网时代”，手机尚未全部普及，寻呼机依旧大行其道，《南方周末》的销售炙手可热。而能使用email者，在我这个二线城市算得上是凤毛麟角——虽然老榕早已经写出了著名的《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就是在这样一个信息控制稍有放松，人们还来不及体会信息背后的真实含义的时候，新的转折降临在我们之中。
1998年，克林顿到了桂林。他在桂林逗留时间没超过10个小时。在七星公园里举行了一个环保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在他演讲的地方后来建起了一座高不过一米多的小石碑；克林顿乘船游览了漓江，到一个小渔村里参观。从此这个渔村就鸡犬升天，开始收起了门票。
1999年，按照共和国历史的10年周期率来说，已经算是相当平静的一年。只不过又一次春夏之交的动荡，制导炸弹扔到了自己的大使馆头上。群情激愤，化作街上汹涌的人群。四年后，却有个脑残的家伙作诗表忠心，愿意成为美军战斧导弹下的亡灵。这不由得让我感慨，许多人读书读得满腹经纶，子曰诗云头头是道，记忆力却是所有人当中最低下的。莎士比亚说的那句名言，改头换面一下，倒也可以形容这群强迫性健忘症患者：“水性杨花呀，你的名字就叫精英！”
炸馆事件后，桂林同样发生了以学生为主流的大规模示威。我的研究生同学去了，我没有去。我不怀疑示威的意义，但是却害怕群众运动。
接下来的七月，当局开始收拾**功。对于这个著名的邪教组织，我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也没有太多直接的接触。《新闻连播》开始播出公告的当晚，我感到很激动，跟把父亲拉到电视机前。父亲看毕，淡淡地说了一句：“哦！”
在他的眼睛里，这些人能够掀起什么风浪呢？
校园里对于**功的反应也很平淡。但并非没有影响。高我一个年级的一位女研究生就是这个功的信徒——她没有逃脱“专制”的控制，连续两次准备乘火车上北京，两次都被派出所抓住，让我们的系党支书记和校党委的人很尴尬地领了回来。据说，学校的一个副校长上门去请求我们这位研究生，如果她答应不再上北京，学校保证她能够顺利拿到硕士学位，送佛送到西，不过如此。
女研究生第三次准备乘火车的时候，学校不再保她。除学籍进局子判劳教，一样也没少。对于研三的人来说，似锦前程瞬间化作无法摆脱的凶兆。
一切也并非那么注定。2002年，这位研究生神奇地出现在硕士论文答辩现场，并拿到了硕士学位。不知道是谁的宽容，或者是她的运气，让她从那种狂热中最终清醒下来，并完成了学业。后来据说她到广东的一所高校中教书，又一说她去了美国。
这一年我的父亲退休了。凭着他在中学多年的教学和管理经验，他很快在各种林立的私立学校中找到了管理者职位。他此前在封闭的校园当中一直都在埋头默默教书，出来之后恍然发现世界的精彩。他在退休之后实现了两个生命中的第一次：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出国（虽然是目的地是朝鲜）。这两个“第一次”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多么地平淡无奇，在他看来，却是大半生的等待。
我不记得是不是在1999年把火车站对面李前总理那幅“桂林，国际旅游明珠”的涂鸦给拆掉了，但是这位前总理的确是桂林人能够调侃的最高级别政治人物。第二个桂林人最喜欢调侃的是自治区成前主席。成前主席官至国家领导人之前，广西人民安居乐业，唯一的麻烦是他老人家在1996年主修的广西第一条高速公路时常需要大修。当他进入到京城的某个四面墙里倒数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桂林一所商厦忙不迭地把成前主席当年的亲笔题词给拆了下来。这种人走茶凉的做法，当时普遍流行于广西各大城市。不过，政治敏感性显然是必须的，因为在第二年，成前副主席、前人大副委员长就去领受了那夺命一针，从此羽化成全中国大小官吏的反面楷模。
在此之前的两年，广西是纪委重点关注区域之一。被送上西天的那些官儿当中，颇有几位在改革中善于猛打猛冲的大将，其中有一位还是父母家乡的头号人物。跟妈妈提到此人，妈妈说：“可惜了，其实这家伙干得不错，有财大家发。”甚至有老百姓传说此人并没有被我党终结，而是隐姓匿名，溶化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据说，我的故乡这位父母官，是因为广西官僚的内讧，给捅上了《焦点访谈》。
次年，家里安装了一个小猫，56K拨号上网。我有了第一个电子信箱。但是在网上注册第一个ID却要到公元2001年，下一个世纪的事情。
南方小城的典型特点是politics free。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熟知桂林的烟花巷，要他们达到北京司机张口就是彗星撞地球的神侃水平，万万不可能。到了2001年，桂林人所谈论的重要话题，一般都是最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来了一位博士市长，炸掉了若干新建筑，挖了一个湖，对整个城市进行了整体大修。整座城市闪闪发亮，果真成了“国际旅游明珠”。这一年游客明显增多，当导游的朋友赚得盆满钵满。秋季的雨后，走在大街上，四处飘荡着桂花的清香。
2001年的9月11日，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收看不到凤凰台，网吧里的学生大多在玩游戏。到了晚上10点多，一个在中越边境教书的同学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打开电视看看。
此时我在高校里教书，并担任一个年级80多号学生的学生辅导员，工资高达800多，岗位津贴和课时费另外算。但是我的宿舍里却收不到有线电视，也没法上网。学校的外语系教室当中可以收看CNN，但是到了晚自习的时间便一律锁死。我无奈之中打开收音机，听着各种频道里面惊恐的英语，享受着YY无极限的快乐。
很难说学校里是否也一向是politics free的。但是学生们对飞机撞大楼的反应，除了将其形容为美国好莱坞大片之外，别无他想。教授们和讲师们开会的时候，继续为明年自考生的招生名额分配，是否涨课时费吵吵。双子塔关我们鸟事。在年终的一次吵嚷当中，本系教师们达成了一致，决定在2002年的春节飞一趟香港旅游一番。于是我第一次去了香港。还有几个院系的老师也组织去了香港。据说某位老师一气在香港花了数万元购物。当然最牛叉的是一位老师利用去港澳游四天时间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回来用整整半个学期的“商务知识”课程向学生们讲述她的资本主义之行。
而在2003年年初的大雪当中，我看到我最穷的一个学生，脚上还穿着被雪水浸湿的白网鞋。
接下来的数年当中，高校不断地给教师涨工资，学生人数当然也在大大膨胀，老师们上课也越来越像注水的牛肉，添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函授课程上曾经有过一个老师一周上56节课的纪录。平均每天8节的疯狂课时，可以让他们荷包鼓胀，也可以提前要他们的命。给我签发办理护照介绍信的党支书记刚40出头便去世了。校园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例如某位教授的权色交易，某个部门在纪委调查之前彻夜烧文件烧坏了一个大缸（很遗憾，严加其在1988年的作品当中就说过，黄永胜当年烧文件也烧裂了一个大缸。现时的谣言，拾人牙慧居多。）学校在飞速发展，教室越来越不够用，每年都会进来许多新老师，但是也会有许多年青教师离开，或者去进修，或者出国深造。到了2004年，轮到我离开学校出国读书，去寻求改变自己的命运。
出国是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对我的父母来说。2003年我拿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尚未申请签证，父亲便携全家回到家乡，给爷爷上坟烧香，给过世的外婆磕头，顺带请全村人一块大吃了一顿。 亲戚朋友们无不欣喜交加，祝我国外挣大钱者有之，祝我在国外走桃花运炮洋妞者有之，祝我当上美国总统者有之——显然，他们的眼睛已经深邃地看到了四年之后的美国大选。
退休之后，父亲在私立学校中如鱼得水，好好地挣了一笔钱，加上我的工作积蓄，够在国外两年的学费。在国外的孤星冷月之中，我呆了三年，自己打工挣了一年的学费和所有生活费、旅游费和回家探亲的费用。可惜的是，家乡的人们对我的祝福一样都没有实现。2006年底，我独自扛着装满书籍和纪念品的一个大行李箱和国外买回来的笔记本回来了。
如果说过去30年中还有哪个年份值得自己认真思考和纪念的，也许就剩下2008年。这个年份对所有中国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共和国的起伏顿挫仿佛被浓缩在这短暂的一年当中。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一年，各种观点频出，互相争议互相碰撞的一年；也是她从痛苦的低谷倏尔奔向辉煌的高峰的一年；共和国既骄傲又自卑，既强壮又充满忧虑。这一年是将共和国放置进火炉里煅炼的一年，也是将她置于庙堂之上万众供奉的一年。这一年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成为几代人不朽的回忆。
从一月份广州飘扬着细雨、拥挤的火车站，到三月份的拉萨街头的火光；从五月四川万众揪心的震动，到八月北京飞扬的彩旗；从股市的惨淡的绿色，到起锚待发索马里的海军舰艇，一切如此矛盾却又如此必然，你不由得想起快两百年前狄更斯写下的那句名言：“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当中，是幸福还是不幸？在过去30年当中长大，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依旧怀着那种淡淡的虚无感看着过去30年。幸福和不幸都是相对的，也许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和态度。我庆幸自己能够有很多机会读书、学习和写作，在2007-2008年间从事我的喜欢的职业，让我所看到的变成他人所记忆的历史中之一部分。有时候我很怀疑我工作的价值，因为我怀疑我仅仅是在制造文字垃圾，并不是在从事着类似某些人那样的“开发民智”的工作。但是，怀疑总是短暂的。周围的一切变化总会催生出新的信心，相信自己未来能够比现在做得更加出色，就像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一定会比今天更加美好一样。
如果说非要我肯定一下这30年，我得说，我有幸出生在这风云激荡的岁月当中，而不是万马齐喑、暮气沉沉的时代。这个年代让我总是对未来保持着希望，哪怕自己只是其中泥沙俱下时的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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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八十年代，理想的八十年代，也是不成熟的八十年代，最终随着广场的枪声被打碎了。
从小城来的人，对那种喧嚣的环境相当不适应。当然，喜欢上它是后面的事情了……
它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确实又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一年里，理想主义的最后防线被市场经济打破。而它的重建现在看来，还是遥遥无期。
1993年全国取消粮票。我们手里的饭票眼看就要过期。一方面不想浪费，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如果按照平时的用度，要消费完食堂的粮票，就得贴上一大笔菜票。后来我们宿舍实行了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把大家手里的饭票集中起来，统一到食堂去购买最便宜的馒头，似乎是一两饭票和七分钱菜票可以买一个。当天我们就买了五六大桶馒头，一个宿舍9个人就着开水吃了一整天。那时还没钱买榨菜送馒头，大家就这么一边硬啃，一边在怀念着红军时代……
十几年了记不清楚了，不过肯定没有突击消费的故事。
集体馒头当饭我们隔壁寝室干过，那帮家伙有段时间麻将搓的昏天黑地，赢的主挥金如土－－反正钱不是自己的，输的主跟在后面胡吃海喝－－反正输了的钱也不是自己的。
可是他们只是在寝室这个小范围赢来输去，时间一长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谁都没钱了。最后他们大伙痛定思痛，决定停止搓麻，借了点钱天天馒头就热水一直撑到月底父母发饷的时候。
虽然秋梦小学毕业的时候，和尚可能将近大学毕业。
推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