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洲风云 八 白色恐怖 上 -- 橡树村
非洲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加纳的恩克鲁玛Nkrumah，埃及的纳塞尔Nasser，塞内加尔的桑戈尔Senghor，科特迪瓦的伍弗耶布尼Houphouet-Boigny，几内亚的杜黑Toure，马里的凯塔Keita，多哥的奥林匹奥Olympio，肯尼亚的肯雅塔Kenyatta，坦桑尼亚的尼雷尔Nyerere，赞比亚的卡翁达Kuanda，马拉维的班达Banda等等，执政之初，就在国内有着非常高的支持率。这些人也无一例外的利用这个优势，把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形成了独裁统治。这第一代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多少管理经验，对于如何运行一个国家并没有太多的准备。殖民者也没有为这些国家留下任何的民主体制，实际上，殖民时期，宗主国的代理人在殖民地的统治就基本上是独裁的，新的政权，轻而易举地继承了这个简单易行的管理方法。温顺的非洲人早已经习惯了听从首领的指示，无论来自非洲的理论家们如何在非洲传统中寻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影子，独裁才是真正的非洲传统。
恩克鲁玛在1963年OAU大会上讲话
恩克鲁玛的目标大约是最宏大的。作为黑非洲挑战英国人权威的第一人，恩克鲁玛把自己看成是非洲的救世主，注定要有更大的贡献。恩克鲁玛要把加纳转变成工业化国家，梦想要把非洲建设成拥有足够的经济、军事实力，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的团体，与美国和苏联抗衡。当然，这个团体的领导人，非恩克鲁玛莫属。做出这样革命性的成就，自然需要一套指导理论，于是，模仿苏联的列宁主义，中国的毛泽东思想，恩克鲁玛主义诞生了。1960年，恩克鲁玛专门建了理论研究所来探讨什么是恩克鲁玛主义，不过除了“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哲学”这样的空帽子，恩克鲁玛主义成了恩克鲁玛可以随时补充的东西，迟迟得不到明确定义。四年后，恩克鲁玛主义终于有了定义：新非洲的理论，完全独立于帝国主义，在整个大陆的基础上，倡导联合的统一的非洲的概念，从现代科学和技术、非洲传统中吸取力量，相信每个国家的自由发展取决于整体的自由发展。谁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恩克鲁玛
纳塞尔也有纳赛尔主义。不过这个纳塞尔主义，既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运动，而是纳塞尔的个人统治风格。整个国家的组织、政策，完全由纳塞尔说了算，所有的权利都在纳塞尔的手上。埃及的主要经济领域实行了完全的国有化，实行计划经济，也最大程度加大了纳塞尔的权利。纳塞尔对于媒体、工会、青年组织、宗教机构，都有绝对的影响力和控制，对于一些埃及人来讲，纳塞尔就是新的法老。纳塞尔要求内阁对自己绝对效忠，内阁实际上成了纳塞尔的听众和政策执行者。对于反对派，纳赛尔毫不手软，对于共产主义，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纳赛尔动用自己的秘密警察队伍进行全力镇压。敢于反对纳赛尔统治的都被抓紧了监狱。不过这并不影响纳赛尔在埃及群众中享有非常高的威望。
纳赛尔
杜黑的做法也有些类似。杜黑自称非洲之子，国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噩梦，革命科学的博士。在几内亚，杜黑被描述为无所不能的全才，杜黑的言论被出版成语录，竟然有将近二十卷。几内亚的学生需要牢记杜黑的诗作，否则别想考试过关。所有的重要决策都由杜黑说了算，甚至还直接干涉司法，自己来审理案子。整个国家都在唱着歌颂杜黑的歌曲，跳着颂扬杜黑的舞蹈，为杜黑的每一个决策欢呼。
杜黑
班达走得更远。独立之后没有几周，班达就炒掉了不听自己话的部长，开始了个人统治。班达对于国家内的所有事情都要发表意见，直接宣布个人所说的一切就是法律，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他，可以批评他。班达要求的是国民的完全服从。班达还制定了严格的生活方式，并用来要求国民：男人不允许留长发，妇女不允许穿短裙或者长裤。电影，外国报纸，杂志，书籍都需要通过严格的检查，免得腐败的西方污染纯洁的马拉维国民。马拉维就是班达的私人部落。
班达
伍弗耶布尼在科特迪瓦的统治就要温和多了。不过这个戴高尔的崇拜者用宪法方式确保了个人的统治地位。对于民主，伍弗耶布尼解释说，那是高素质的国民的东西，对于我们这个新兴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的是有绝对权威的酋长。
伍弗耶布尼
领导人的个人独裁，必然导致一党制的流行。在一些地方，独立之初就实行了一党制。伍弗耶布尼的政党赢得了科特迪瓦所有的议会席位，塞内加尔的桑戈尔，马里的凯塔，突尼斯的鲍格巴也在独立之时就取得了同样的成绩。1960年在坦噶尼喀，尼雷尔的政党赢得了所有公开竞选的席位，1964年的马拉维，班达的政党同样拿走了所有的议席。在一些国家，虽然大选没有出现完全的一党制，但是反对党很快就被合并到了执政党中。杜黑的政党1957年赢得了议会的五十七个席位，余下的议员，在第二年都加入了这个政党。1964年，肯雅塔成功说服了反对党合并到执政党中。还有一些国家，执政党通过严厉打击反对党而取得一党制的地位，比如加纳、尼日尔、达荷美、多哥、毛里塔尼亚、中非、上沃尔特。
肯雅塔
不是所有国家的一党制尝试都是成功的。1963年，刚果（布）的统治者尤卢Abbe Fulbert Youlou宣布了实行一党制的计划，结果立刻遭到了青年人和工会的反对，示威长达三天。这个前神职人员运行的政府腐败盛行，部长们都忙着自己的生意，布拉柴维尔的酒吧、夜总会、钻石走私生意等等的后面，都有政府高级官员的影子。反对尤卢政府的声音很大，甚至被提到了议会上。在国会，面对反对的声音，尤卢直接掏出了手枪，指向提意见的人。见到自己完全控制不了政府，尤卢向戴高乐求助，要求法国军队介入。被拒绝后，刚果的军官们要求尤卢辞职。尤卢只好流亡欧洲。
尤卢
一党制自然也需要理论支持。新兴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因此只有全国团结一致，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建设。这个理论听起来还不错，实际上世界上一党制的成功例子也是有几个的。有的理论进一步了，认为只有精英控制的一党制体系才可以拯救国家，多党制只会使得人们陷于部族纷争之中，实在不是资源短缺的新兴国家可以享受的奢侈品。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还有的，索性宣布非洲的传统就不流行什么反对派，党内的民主比党外的民主要更符合非洲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也说得过去。真正把一党制研究成系统理论的，自然还是非洲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尼雷尔。按照尼雷尔的说法，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是基于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既然非洲的社会本来就没有阶级之分，那么自然就没有必要存在多个政党，欧洲殖民者强加给非洲的议会体制，本来就是错误的。尼雷尔认为，反对党仅仅是给政府捣乱的，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尼雷尔自然也认为一党制比多党制更加民主：只有一个政党的时候，这个政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这样民主的基石就可以更加坚固，人民实际上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真正的选择。总而言之，理论上，一党制好处多多。
尼雷尔
实际上所谓的一党制只不过是这些新兴的非洲政治新贵们维持个人独裁统治的借口。逐渐地，非洲的领导人们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权利，个人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什么宪法，议会，都不被这些领导人放在眼里。议会里面只有领袖的支持者，成了橡皮图章，工会和农会也都成了政府的机构，为政府服务。媒体的唯一工作，就是歌颂政府，歌颂领袖。政治争论也是有的，不过争论的只是如何去为领导人唱赞歌。
凯塔
那些替代了殖民者的政府官员们，坚持要求原来殖民者享受的待遇：巨额工资、退休金、房屋补贴、低息贷款等等，使得政府不堪重负。实际上，很多非洲官员的直接收入还要高于欧洲国家官员的收入。比如加蓬的部长的工资，比英国的国会议员的工资还要高，六个月的收入，就等于加蓬普通农民三十六年的收入。加蓬花费在这些政客消遣、旅游等方面的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甚至超过了1788年的财政上濒于破产的路易十六王朝。1964年，塞内加尔的国家预算中，百分之四十七是政府官员们的开销；在中非和科特迪瓦，这个数字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八；刚果（布），百分之六十二；达荷美，百分之六十五。1974年，赞比亚用于改善居民住房的资金里面，超过四分之三用建造一千多套政府官员们的豪华别墅，余下的四分之一的经费，则要解决五六万人的居住问题。
卡翁达
暴富了的非洲新贵们毫不掩饰的享受着豪华的生活。住豪宅，驾驶豪华汽车，国际旅行，购买奢侈品。这些新贵们花在奢侈品上的外汇占了国家外汇支出的很大比例。1964年，十四个法语区国家花在进口酒精饮料上的费用，是进口化肥的费用的六倍；花在香水、化妆品上的外汇，也达到了进口机械的外汇的一半；进口豪华车使用的汽油花的钱，与进口拖拉机的花费相似；进口轿车的费用，超过了进口农业机械的五倍。政府的一些开支也非常奢华，宏伟的建筑一个一个出现。恩克鲁玛为举办OAU会议建造了豪华场馆，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加蓬花费了两亿美元建造举办OAU峰会的场馆和旅店设施，塞拉利昂花了政府年度预算的三分之二。多哥还算节约，花了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建设了豪华的场馆和旅店设施，希望OAU可以把总部从亚的斯亚贝巴迁到多哥，却没有成功，豪华的旅店找不到房客。
奥林匹奥
很多地方的非洲传统里面，一个人发达了，就有义务照顾身边的人，照顾家族的人。掌握了权力的新贵们，自然依然遵循这个传统。而非洲的新国家里面，政府往往是最大的雇主，政府、国有企业等等，提供了社会上最多的就业机会。政府也是最大的投资者，政府提供的合同，几乎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得到这些就业机会，得到政府的合同，对领袖的忠诚固然是必要条件，家里面有一个掌权的亲戚，是更加重要的。于是，无论能力如何，得到机会的永远是少数权贵的亲属，至少也出于同一个家族，部族。当然权贵们自己直接出面的生意也不少，很多政客忙于自己生意的时间远远超多从政的时间。很快，非洲新兴政权里面就形成了庞大的权力网络。而亲戚帮忙自然也不会白帮。非洲很多地方本来就有帮忙做事情收手续费介绍费的传统，既然是传统，那么自然就是大家都认可的东西，完全不用掩饰。特别是在西非，事情无论大小，只要需要某个人批准，协助，那么给点小费是肯定的，比例一般是百分之十，一些地方甚至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想在非洲做生意？做预算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这笔费用。当然，一些政客连这个都嫌少，直接从国库里面往自己银行转账的，也是出现了不少。国家和地区领袖们，利用职权往自己口袋里捞钱的事情，不胜枚举。政治活动，成了新非洲最快速的致富手段。
桑戈尔
总而言之，在非洲，掌握权力就意味着掌握一切。既然获取权利是获取财富最快速的方法，就有一些人不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升迁了。取得权力更迅速的方法，就是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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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族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小于邻近的其他民族与这两族之间的差别。
两个民族有可能有不同的起源，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个说法，很可能是外来移民在统治本地人口。不过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换已经足够多，相互融合很多。非洲民族很多都有这个特点，本来民族区别不大，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界限，相互通婚很多，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归属。
至少对于不少普通民众，以及大量参加革命的新军兵士和会党徒众来说，他们知道民主共和是什么？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宣传基本就是给士兵们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吴三桂叛国之类的故事来煽动排满情绪，鼓动士兵参加革命。应该说中国最后一个皇朝是满清王朝使得君主立宪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的，因为利用民族矛盾煽动革命太容易产生效果了，虚弱的王朝很难靠着惯性用改良支持下去。
但是，用“排满兴汉”来鼓动革命不代表要对满人进行大屠杀，毕竟辛亥革命不是民族仇杀，也不是要像朱元璋那样推翻异族而建立本族的专制帝制，还要建立共和国。所以革命刚一成功，同盟会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排满”只是手段，一旦革命目标初步实现，“排满”也就不必要了。所以辛亥革命与其说是解放汉族，不如说是解放满族，因为汉族不管在清朝还是在民国，都是被几乎同一批人统治着，而满族却由此彻底甩掉了清朝这个巨大的拖累着整个满族使之无法前进的铅块，从此可以作为一个正常普通的民族自由地向一切领域进军了；而只要清朝存在一天，“效忠朝廷”就像一个黑洞，吸取着满人们无穷尽的精力和才智。
另外，杭州（其实旗人最老实的地方是成都）的旗人比较识时务，投降得比较早，不代表其他地方也是，西安、南京、福州的旗营都挣扎得很激烈，伤亡惨重，另外各地新军里面的旗兵部队进行抵抗被歼灭的也不少。这也算是满人与自己不得不与之告别的过去诀别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当然屠杀是没有出现过的，基本上旗兵只要投降，革命军不会怎么奈何他们，也没听说哪个地方的旗人老百姓被屠杀，当然自杀“殉节”还是有一些的。
普通百姓难道就是天生被蹂躏的命？
而非洲人的失败在于他们的一盘散沙。看到这里，事实很清楚，非洲也有集权。
因为根据当时的新闻和记载，杭州也是杀得“昏天暗地”，“老人、孩子皆被杀”。如果不是鲁迅在回忆杂文里讽刺一下，我们可能到现在都以为是真的。
说是“革命”，参与的基本是丘八和军事长官，普通市民除了旁观，还是旁观，更不要说广大农民了。直到剪辫子的时候才暴露，原来连根辫子也要靠士兵用强迫来剪，还吓的市民捂着脑袋逃窜。
为什么老百姓不排满？很简单，满族当时还是个极少数民族，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与满人打交道的经验。中原根本没有满族的大地主或大庄园主。满人并不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阶层。就是与满人官员有来往的上层市民也会发现，满人官员既不说满语，也没有特殊的宗教风俗，与汉人官员并无二致。
辛亥革命实际不是一次“排满革命”，但是参加革命的相当一部分革命党、新军士兵、会党徒众是这么认为的。
说普通老百姓没有排满思想也不确切，否则那么多会党分子是哪儿来的（尤其是南方满人很少的省份）？
杭州也有战斗，但是不如西安、福州、荆州激烈，完全没战斗的似乎是成都。杭州旗营很快就投降了，鲁迅跑去看到一片和平景象也很正常。难道鲁迅跑去那天的和平就能否定前几天的战斗？在其它战斗比较激烈的城市，旗人被杀是肯定存在的，被杀的原因是他们抵抗比较激烈，而不单纯因为他们是满人，汉人抵抗者照样会在战斗中被杀，只不过旗人部队基本都会选择效忠清廷的立场。
说来说去我觉得满族和图西人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他们的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小，所以不得不和汉族的上层分子联合统治，而不能像图西人那样干脆把所有上升的胡图人全算成自己人，满人如果这么干的话民族特性消失得就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