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二十八） 突破 -- 史文恭

甚至更激进。

黄岭峻的论文已经指出，胡服是个“积极的参与者”，但也只是揭示了一部分，但仍然不够完全，包括在公社化刮五风问题上胡服的独特贡献，可以说是决策者之一。

庐山之上，我认为胡服和毛泽东的立场一致的，利益也是一致的。至于61年之后特别是7000人大会之后立场变化，也是与个人地位的变化相辅相成。

胡服的山头并非“通俗化的解读”，而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证明的。比如，整风中胡服、彭真的所为；高饶事件中，安子文和饶漱石的矛盾上胡服明显偏袒的处理方式；又比如，安子文在田家英、邓拓之死前后的活动；杨大郎在窃听器事件中的活动；彭真对毛泽东态度在7000人大会前后的变化，等等。TG虽然有严密的组织，但是不要忘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PS，李锐的书，增订版修改时已删节了胡服发言的段落（包括胡服拍桌子的情节），我刚刚考证过。具体什么原因不详。

俺还是那句话，对胡服俺研究太少，没有啥有分量的结论可下。

庐山会议，胡服的确对彭总拍了桌子，声色俱厉，但那是在八月十三日，彭总这方已经土崩瓦解，各个都承认自己说了“斯大林晚年”了。所以，那个时侯，几乎所有与会高干都对彭总抱有“真诚”的怒意。以胡服当时党内二号人物的地位，不拍桌子，反而无法想象。

但胡服是否和东哥完全一致，值得怀疑，因为当时他还是要求胡乔木起草一个纠左的文件。胡乔木不敢，通过彭真的说服，终于让胡服收回成命。但后来一九六一年，胡乔木又把这事儿告诉了东哥。-----结果胡服同志知道胡乔木给东哥传达后，很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

至于刘派的问题，俺觉得，客观地讲，在延安整风期间，刘派，（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东哥的铁杆（支持派），而不是有自己利益的一派。因此也算不上“派”。真正要说得上“派”的，那就是很晚了，也就是胡服在七千人大会后，逐步获得话语权的时候。---因此，最好不要忽视这个“山头”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都是丘八，都是那么个料。。。

几十年回头看，老帅老将中最有大智慧的还是盲帅和粟大将，虽然挨了彭总的棍子，但庐山不搭这个顺风车报仇或是爬上去，干脆就不趟政治混水，文革中也没有受什么冲击。刘帅终生政治局委员不说，粟大将虽然戴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但一直在军内保持很大影响力直到去世，我国面对北方的反侵略战争预案就是粟大将主持制定的（一直到苏联解体前这个预案还有效）。

还忘了聂帅？！！

整风及建国前确实都可以算毛泽东山头，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上已经呈现出不同了，比如华北座谈会和黄花塘，这时候的区别可以认为是局部的、个人的。

建国后到59年庐山是隐隐约约，主要表现就是高饶事件。

7000人大会之后就逐渐明朗了。

庐山之上让胡乔木做纠左文件本来是好事，而且是这次会议原本的主要议题，是应该做的（如果考虑叫“纠左”与时不宜的话，可以换个名字，比如脚踏实地争取更大胜利之类），胡乔木自己吓破胆了而已，这个并不能表明胡服真心“纠左”。

纠左的措施庐山之后陆续也有，比如61年3月的人民公社六十条和9月的工业七十条，就是时间上晚了一些。

和彭、林、刘、粟等战将是不同的。

花帅其实晚景也不好过，保少主没成功，毕竟不如邓老辣，政治局会议上老泪纵横。邓搞了软硬几手——最硬的就是放出花帅的宿敌罗大将来担任军委秘书长。。。

提辖跟在山上时一样，保一方天地有余，进取不足。

握手。

“英雄”愧不敢当。。。

二方面军滴山头整顿，晋绥以及陕甘宁军队滴易手，让贺与彭彼此关系不和谐。

庐山会议之后，是一波波“反右倾”的声浪，是“开门红、红到底”的豪言，哪个还敢说“纠左”啊。之前几个月纠左的努力不但付之东流，而且左的错误是变本加厉。

到了1961年，“大跃进”实在是跃不动了，而且情况已经严重到“大事不好”的程度了。说白了，是撞的头破血流，而不得不回头了。只好把1958年底开始做的纠左工作重头再来一遍，而且退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