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检索过去的新闻几则，看文革 -- 雪里蕻

1966年6月14日：

推广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广东省农村中蓬勃兴起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摘录）

（此篇无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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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溪县城月公社家寮大队，原来是个有名的落后大队，许多人对公私关系处理不好。有不少社员顾家庭副业，不顾集体，好肥往自留地上，不好的才向队里投。这样，集体生产当然搞不好，依赖国家贷款、贷粮、贷化肥，是个“三依赖大队”。人们说他们尾巴长（资本主义尾巴）。过去上级派人到这个大队做整顿工作，刚一整，尾巴断了，可是过后又出来了。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人们思想变了，破私立公，大家争着“割尾巴”,一心为集体，肥料、资金、粮食全靠自己，不向国家伸手，现在大家叫他们“三不要大队”。去年早造插秧九百亩，今年插了一千八百亩；没有肥料大家投，单位面积施肥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1971年12月21日：

把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公社的调查报告（摘录）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零陵地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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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及时开展革命大批判。码市公社党委坚持调查研究，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为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提出新课题，使路线教育常讲常新，革命大批判常批常新。辇江大队打草鞋本来是一项家庭副业，有个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开展家庭副业的幌子下，刮起一股专打草鞋，不出集体工，搞副业单干的歪风。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判了这股歪风，他们又抛出“消灭草鞋耙，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妄图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联系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个大队组织干部社员反复学习党的有关政策，进一步开展大批判，划清副业单干和正当家庭副业的界限，使家庭副业生产健康的开展。公社党委根据辇江大队的经验，在全公社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策教育，学习毛主席论政策的有关教导，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提高了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1972年4月10日：

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前进 ——福建顺昌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摘录）

顺昌县报道组;本报记者

在农业战线上，过去的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现在仍然是路线问题——这是中共顺昌县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最深切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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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重要的经验

要认真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这是顺昌县委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又一个重要体会。顺昌县革委会主任陈福科同志经常谈到自己抓郑坊大队这个“点”的教训。几年来，郑坊大队在学大寨运动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改造低产田，重建山垄，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为全县作出了榜样。一九七○年，粮食亩产达到八百四十七斤。但是，木材、毛竹、杂竹、香菇等都减产了，队办的造纸厂也停止了生产。所以，在年终分配时，集体和社员的收入却减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向？其他社、队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陈福科和其他负责同志带领调查组，到几个大队和一个基层供销社，进行全面调查，发现郑坊大队出现的问题在全县有一定的普遍性。近几年来，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以后，在一部分干部中，又出现了“抓粮食生产保险，抓多种经营危险”的错误思想。他们在开展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进行革命大批判中，没有很好地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把抓多种经营说成是“以钱为纲”、“金钱挂帅”、“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政策许可的传统的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他们从点上的偏向，看到面上的问题；从面上的问题，看到领导思想上的偏向。

斗争的实践，使顺昌县领导干部认识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用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敢于同一切违反党的方针和政策的“左”右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只有搞好农、林、牧、副、渔五业的布局，摆正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的位置，使集体经济得到迅速全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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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3日：

联系实际进行生动活泼的路线教育（摘录）

安徽省萧县郭庄大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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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养猪政策我们早就知道，为什么却不能落实呢？问题出在我们领导思想上。我们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比较敏感，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却往往失去警惕性，缺乏鉴别力。当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时，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毒害。有一个时期，我们就是把社员家庭养猪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以致把党的正确政策也当作“资本主义”斗掉了。再深挖一下，“刘毒”所以能流到郭庄来，还因为我们头脑里有私心杂念，有适应它存在的土壤。我们错误地认为，集体养猪越多，个人养猪越少，郭庄才称得上“先进”。在“一把山芋秧子”的大辩论以后，我们虽然发现养猪数量显著下降，感到不执行党的政策不行了；但在执行中又打了折扣，采取了限制社员家庭养猪的错误做法。本来，我们想的是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步子迈得更大些，实际上却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批评说，毛主席号召两条腿走路，你们想砍掉一条腿，怎么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这种批评是很中肯的。

回顾这段曲折过程，我们深深感到：政策是路线的体现，又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执行政策一偏，行动就会脱“轨”离“线”。而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只有努力改造世界观，狠斗私心杂念，克服主观随意性，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才敢顶“左”反右，才能顶“左”反右，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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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20日：

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摘录）

中共湖南南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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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执行政策中的“左”右摇摆现象

在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有的同志经常“左”右摇摆。回顾以前的经验教训，我们认识到发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切实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中鱼口公社石马大队的情况，使我们得到启发。

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这个大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比较严重，一部分社员成天捕鱼捞虾，“各荡各的桨，各撒各的网”，集体生产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当时，少数人还把这种资本主义的邪气，看成是“搞社会主义的劲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部、群众对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有力批判。但是，对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新形势下煽起的极“左”思潮却认识不清。一九七○年春，在狠批资本主义倾向时，他们又把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反，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后来，在上级党委帮助下，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在全大队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纠正了“左”的偏向，使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一九七一年，这个大队发生了巨大变化，粮食亩产一举跨过《纲要》。

1972年7月10日：

认真看书学习　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摘录）

中共河北卢龙县委员会

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断地排除各种干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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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由于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宣扬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少数社、队有些人认为，群众觉悟提高了，农村基本政策可以改变了。他们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起初，我们也认为这种做法“方向对头”。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做法影响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我们虽然感到有问题，但讲不出道理来。后来，我们学习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联系实际进行认真分析。列宁说：“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制定政策和改变政策，群众觉悟只是依据之一，而不是全部依据。如果只看到人的觉悟有所提高的一面，就不顾其它客观条件随意改变政策，那是主观唯心主义。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事物进行详细分析，提高识别能力。为了使党的政策得到落实，我们组织干部和社员群众反复学习党的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总结在执行政策中的经验教训，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罪行。这样认清了什么是政策允许的正当副业，什么是资本主义倾向，从而落实了党的政策，排除了“左”的干扰，积极发展家庭副业。同时教育社员先公后私，使社员的家庭副业走上正确轨道，不但为国家、集体提供了副业产品，又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

1972年8月12日：

要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摘录）

（中共泗阳县委书记　刘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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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区别政策的界限，首先要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的界限。

去年春天，我发现有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由于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错误地认为“对于家庭副业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要卡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倾向”。还有的说：“发展集体副业是大方向，家庭副业管死一点，关系不大。”这正是由于他们对党的关于农村副业的政策，没有从思想路线上和政治路线上来理解的缘故。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加强党对家庭副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就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自发地发展家庭副业，则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反映。因此，对发展家庭副业要区别：是在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条件下，利用业余和农闲时间搞，还是不参加集体劳动，只搞家庭“副业”；是有领导地就地取材、自产自销，还是自发地包揽加工、转卖牟利，等等。只有区别这些政策的界限，才能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只有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才能理解正确执行政策对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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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抛出“消灭草鞋耙，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

手头有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2002年3月6-9日版的第1628期《报刊文摘》，上面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最后岁月》，里面写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来源。

1974年底，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对教育部长一职，周恩来下决心挑选一位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来担任。他向毛泽东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周荣鑫。

毛泽东知道周荣鑫对抓教育还是有一手的。1958年，周荣鑫奉命调任浙江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他虽然学历不高，但却很尊重知识分子。在浙大期间，学校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毛泽东说：好，就让周荣鑫去做教育部长。

1975年1月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周荣鑫为教育部部长。从此，国务院科教组撤销，教育部恢复。周荣鑫到教育部不久，周恩来还专门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1975年6月，周荣鑫利用到上海参加交流会的机会，特意接触教育界一些有名的学者。8月23日至30日，在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后，教育部召开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会议前后，周荣鑫在各种场合发表了许多讲话。8月下旬，周荣鑫又到钢铁学院讲话。

11月8日晚，分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

张春桥问：“你讲的那些东西，都讲了些什么？”

周荣鑫解释道：“我只是讲学校是学文化的地方，教师要传授文化知识，学生得学习。现在学校的学生不学习，尽看些象《少女之心》那样乱七八糟的书。”

张春桥说：“《少女之心》有什么了不起！解放前上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管得了吗？”

周荣鑫说：“那也不能什么文化知识也学不到啊！学校上完了，等于白上，那不就成镀金了嘛！”

张春桥说：“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我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我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谈话进行了约两个小时，最后不欢而散。

我看到文尾有一对圆括号，注明了这篇文章的原始出处：摘自《百年潮》第2期，作者：傅頣。翻到第1版和第4版中缝，印着报社地址为上海市汉口路 300号，电话（021）63521111/63225894，传真（021）63523627，邮政编码200001，定价每月2.60元，零售 0.30元。

用 google 在网上搜索“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最后岁月”，得到910个查询结果，打开第一个，就是我上面说的这篇文章，纪录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来历，网址是：http://www.ourzg.com/bbs/htm_data/117/0706/635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