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自传》 -- foundera

第二十七章　饥困线上

　　我们离开常德的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倾盆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始出发。一则因为我们平素注重行军训练，二则由常德到津市，我们已修有康庄的大道，所以虽然在大雨之中，我们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进，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虽不敢说鸡犬不惊，但一草一木都未惊动百姓，那是真的。后来连年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以为在那时的军队中是难有的。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满，就可笑得很了。试问国家法令，几曾叫军队骚扰百姓来着?可见那是中国百姓的可怜。军队能守个本分，他们就看着希奇不得了的事了。还有一层，我要赘说：就是军队驻在一地，平时当有战时的办法，每时每刻都须有开拔的准备和作战的准备，平时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说打就打，一点不用周章费事。若不然，遇有变动，种)种麻烦都猬集蜂拥而来，那时一手提灯，一手提篮，跑来跑去，拿东动西，一点头绪没有。则不但使人家看着笑掉牙齿，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耽误了。

　　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纵横，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长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泽之地，张敬尧乃和当地土劣勾结，将沼泽中冲积的土地圈起来，使水不能入，从事放垦种植，致湖中容水量大减。黄河怕决口，长江则无决口之虞，即因为长江赖有许多大湖小湖为其水囊。张敬尧放垦的结果，即不啻把长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发时，无法流泻。十八年、二十年长江连发大水，张敬尧辈实应负相当责任。这是我实地观察后的感想，并非空谈。

　　这次到津市，临澧镇守使王振亚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杀。听说王和卿两人意见不合，感情恶劣，平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一次王振亚到什么地方去，卿衡伏兵于路杀之。中国人最爱对自己人闹意见，结仇恨，实在说来，都不过为一些极小的事。比如拜看他，他没有回拜；请他吃饭，他没有列席，或者有人从中挑拨几句，就马上怀恨在心，而不肯向大处远处看看。因此睚眦之怨必报，民族国家的大仇大恨反倒不放在心上。所以我后来常用一句话劝勉国人，我说：“自己怎么不好，也比我们的民族敌人好些。若人人有此觉悟，真正地做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还怕中国民族不能富强吗?”

　　我们到津市的时候，吴佩孚正在保定一带和段芝贵打得激烈。张敬尧自湖南退入鄂境，吴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张、吴结合颇有攻取武昌的意思。那时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电报于我说：“张、吴将不利于武汉，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来援，沿途万勿停留。”我们在津市住了两天，即赶紧准备船只，向武汉出发。当时办得几艘小轮，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开到沙市装煤。此时又接王占元一电，说张、吴已经解决，叫我毋庸前来。但电中并不提我们部队当驻何处。这时正在六月，江水泛滥，各处都涨着水，我们没地方屯驻，乃决心仍开武汉。在路上遇着军舰来接，我即乘军舰先到。队伍随后亦到，暂停鲇鱼套。

　　武汉一带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军署会见王占元。王像个乡下土佬儿，见面也没说个长短，他就问我道：

　　“焕章先生，你的队伍现在打算开到哪里去呢?”

　　那一种不负责任的神气，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给我的求援电报，请他看，他接到手里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

　　“噢，噢!那么就驻在谌家矶造纸厂吧。”

　　王督军不但样子像个土佬儿，就是一切办法，也是乡下守财奴大财迷的办法，既不像军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顺便写他几件事在这里，以见一斑。他每逢犒赏军队，总是一吊大钱或两吊大钱，那时已用大洋，一吊钱比一元钱还差远了(别人犒赏总是二三千元)。他常常从常德办煤，用民船装，用小轮拖，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他卖给汉阳兵工厂，都照六河沟煤价，每吨二十二元，又在武汉大铸铜元，以军用车运往顺德、保定等地出卖，大发其财。人家骂他，这样做法，到底算是商人，还算是国家封疆大吏?他也满不在乎。他为何如此蔑视自己，即因为不读书，没知识的缘故。这等人卑鄙如乡愚，贪婪如豺狼，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做法，就惟利是图，无事不干了。

　　谌家矶造纸厂狭隘卑湿，房屋不够住的，我们全旅一万多人开了去，大半都搭帐篷。另有相距二十里名滠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驻，也是搭帐篷。那时大水之后，天气溽热，住的地方如猪圈，如蒸笼，官兵们因此致病的极多，到后竟死亡三四百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为官兵们祛病的办法，仍是努力野外演习和科学的训练，不使他们精神体力稍有弛懈。

　　我们部队在常德时，即全体戴用草帽，帽由新郑办来，价钱很便宜，夏天时候尤感合宜。因为普通军帽只一层薄布，紧紧地箍在头上，前面一块黑色漆布的遮檐，更易传热，在炎阳中一晒，简直闷热难当。第八师的官兵于夏天由陕西开往甘肃，一营人中害火眼病的达二百余人，皆是戴那种军帽晒出来的。我们此次由常德到汉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时再加上一个油布罩，天晴时将油布罩除去。到了汉口，人们没见过觉得奇特，就呼为“草帽儿兵”。驻谌家矶期间，每日往来武汉、滠口一带，买东西，办公事，每与人民接触，兵们都很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坐。街上人来人去熙熙攘攘，若碰着，踹着，兵们无不让着百姓。铺子中有人泼水，不小心泼在兵们身上，那人骇得脸上改容，以为一定闯了大祸了，而兵们反倒安慰他，说：“不要紧，这不怪你。”那时王占元的队伍一向强横凶恶，人民没见过这样客气有礼的兵，都稀罕的不得了，因此对草帽儿兵发生了极好的感情。

　　造纸厂的规模很大，造纸的全部手续，都是以机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机器，搅浆、成纸、烘干、打捆等等程序，倏忽间即告完成，所以一头放入原料，一头即出一捆捆整齐良美的纸张。用人三五十个，即抵得万人之手。较旧式手工业办法完美迅捷多了。我参观的时候，向导者告诉我三件事：一、造纸原料，也都用的舶来品；二、财政部已将此厂秘密抵押给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万，第二次交二百万；三、厂中人员都由财政部荐来，对于纸厂的经营完全是门外汉，只知做官弄钱而已。向导者的话不是道听途说。那时中国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形办理!真使人听着气愤得发昏。我还常常想，中国的社会若要进步，必定得一切生产机械化，电力化，除非万无办法，不必再提倡什么手工业。我要写许多通俗的书，说明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道理，宣传科学万能的种种事实，以破除社会上一般泥古守旧的思想和观念。其实，这些固然重要，但还有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军阀统治，铲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完成，什么问题都说不上。拿这个造纸厂来说，他们难道不知道机器生产比手工业好吗?难道不知道科学比所谓国粹高明吗?然而，他们不但不能将机器大事提倡，普遍应用，连这一所新式造纸厂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合理经营，使之日益发展。不但这一所纸厂不能有好的经营与发展，甚至为了罗掘搜刮，连这仅有的新式工业也要拿去向外国人抵押出卖。军阀官僚的统治不打倒，从哪里去谈改革生产，发达经济呢?

　　我也参观了汉阳铁厂，那里的情形是同样地叫人难过。铁厂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但办理的极糟，里面到处是破烂，颠颠倒倒，无人过问的样子。并且听人告诉我，这个铁厂因资本缺乏，欧战时已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日本二十五年。后来我到莫斯科去，看见西比利亚道的铁轨多是汉阳铁厂所造。我想一定有人会诧异，为什么自己厂造的铁轨国内看不见，在外国反倒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张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国若要抵御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办枪炮，非有铁有钢不可；要有铁有钢，又非有矿不可。因此努力办矿，办铁厂与炼钢厂，才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成绩出来。今日谈及张之洞，人都要谈他为老腐败。其实真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学，真正能实做实干的，至今还要数到他。民国以来的当权握政者，对此等根本大事反倒无人注意了，自己不开煤矿铁矿，不办铁厂钢厂，军用一切，都要仰赖外国。试问谁有资格笑得张之洞先生?一个人要能站立起来，非有骨骼不可，同样的，一个国家要能挺立于世界，亦非有钢有铁不可。道理再浅显也没有了，用不着那些想得高说得远的文章。总而言之，我们必得自己炼钢制铁!

　　那时粤汉铁路局长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约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极了，屋中装饰陈设都是洋派，地毯、沙发等等无不极尽奢华。我坐谈着，心里总觉着不舒服。那时粤汉路尚未通车，局长先生却摆起这个架子来。他若想想造铁路的款子是从外国借来的，不知他心里难过否。若用这些摆阔的钱去修铁路，至少可多修数十里。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里冰着，至今还不能忘记。二十五年我从庐山循浙赣路到杭州，看见浙赣路的情形就进步多了。每个车站不过三五间简单的小房，用一二个工役。站长睡行军床，从早到晚勤勤恳恳，无事不干。路务办得极好，路轨修得极好，路员多勤劳朴实，很有一番新精神。又有芜湖对江裕溪口的一条运煤的淮南铁路，也是简便适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来，中国有些地方的确进步很快。但许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脱老爷少爷的办法，处处学阔，学洋派。不知外国人在中国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我们如何能比?人家的国势多么强盛，社会多么富裕，我们如何能比?人家国家出什么?钢铁、大炮、飞机，在我们国里出什么?不过大米、黄豆而已，又怎么能比?“吃饭穿衣量家当”，应该各方面较量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龙和钮惕生二位先生带着信到汉口来看我。两位都是基督徒，又是我平时所稔知的朋友。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兴奋感激。我和他们说，连年以来，国事窳败，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并，南也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活在苦痛之中。北方大老们深中

　　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稍能振作上进的将领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因把我多年的积悃和处境尽情倾吐一番。徐、钮两位先生都很以为然。在一起盘桓多日，又请二位看我们部队的操练。后来我派我的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的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十三年打倒曹、吴之后，我首先即电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与此次的往还是颇有关系的。

　　此时吴荫卿先生也来看我。他为九江镇守使，江西军务帮办。和地方上处得极好，百姓都爱戴他。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时，北洋官吏到了南方，总是军警遍布，戒备森严，把民众当成与自己对垒的仇敌一般。吴则不然，他常常独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满街满巷地转圈，遇见商民就和商民谈话，遇见农民，就对农民问长道短，往往两下谈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间疾苦，与百姓处得非常融洽。其次便是爱贫保赤，真有爱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见无依无靠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悉心教养他，又送上学校，使受相当教育，直到能够自立方肯罢休。他的养女养子极多，大都是这样来的。对于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亲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决不格外溺爱姑息。等到他们能够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独立成家。此时若再求助于他，就是挪用若干银钱，亦必使觅中人，按月计息，定期归还，决不含混过去。持家勤劳节俭，没一点官僚的腐败习气，对朋友真诚热心，最爱说老实话，对于公家事则均能认真办理，任劳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备学生，热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镇为标统时，最擅长术科，侦探步哨动作尤佳。记得光绪末年，那时候国人尚不知国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他素爱这些陶情益智的东西，还能耍许多有趣的戏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讲卫生，终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结实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还甚密。这次他从九江来，我也请他看我们队伍操练。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详细。随后他又讲话，题目是“排孬种会”，谈的是他自己带兵时，维持军风纪的一个办法，极有意思。他说他民国元年当旅长时，从汉口撤回，驻兵郾城，因为战争之后，纪律不免废弛，官长头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掳之事。那时他因公未能和部队住在一起，对于部队中新生的恶劣现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车站遇见两个头目，向他辞职回家。问他们什么缘故，那两个头目说：

　　“旅长，您不知道，咱们队伍里出了孬种了。头目也有抢人家的，官长也有抢人家的，这样的无法无天，将来还会有好结果么?”

　　他把事实查问明白，气得发昏，立时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成立了一个“排孬种会”，以连为单位，设分会，由着大家报告事实，尽量检举孬种，结果检举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车运走。自此纪律大大整饬，再无为非做歹的事发生了。最后，他说：

　　“官兵中有孬种，比如劣马一样，劣马不除，好马不能安在。我们要养成有益的好马，即非排除劣马不可；同样的要队伍军纪良好，也非排除孬种不可。”

　　这番讲话，既有好教训又说得妙趣横生，给我们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尚能记得。

　　张敬尧的部队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决他，当时将一部人分载几艘轮船开向武穴。此时不知同谁勾结，又将这部分队伍由武穴开回，要到谌家矶屯驻，显然要同我们队伍闹事。这种扰民害国的部队，使我痛恶，因决定将他们解决。当派韩多峰、张树声布置妥善，于夜把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机关枪一营、辎重营一营、炮弹及步枪弹无算，被缴械的兵员全部遣散，办得十分妥当。王占元知道了这事，心痒眼热，以为我们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当归给他。我始而不肯给，继而他派人来，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了孙传芳来交涉，我不愿为这等事闹成意见，就都送给了他。后来他却把这些器械都被别人缴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谌家矶附近还有一所扬子机器铁厂。主办者为王宠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约我到他厂中参观。细细看了一会，办理很是科学化，觉得很好。那时我们十六混成旅在北京办有一所子弟学校，官兵子弟在学校读书至十五六岁者，都令其学一专门之技能。此时我即与王光先生商量，请其每次收我们十名，学习机器及管理各项。后来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毕业者很多，有的出来充当机器匠，有的主办修械所，颇有成绩。王先生又劝我们旅中的官长们入些股子，俾其业务得以充实发展。我将此意告诉大家，当时很有几位入股的。哪知后来这王先生去世，这个厂旋即倒闭。原来当王先生劝我们入股时，其厂即亏折难支，我们是外行一点不知道。钱虽不多，但都是官长多年节用积蓄下来，所以很觉得对不起他们。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工业之一斑，国家事业，握在官僚军阀之手，他们胡乱用人，办的一包糟糕，而且随意抵卖给外国人。真有才能的人，国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万苦，好容易创出一个小规模的事业，却又为力量所限，无法站立发展，宛如路边野草，只在一种自生自长的情形下听其消灭了。

　　我在常德时，汇赠罗感恩大夫之子为学费的八千元，罗公子拒而不受，把钱又从美国汇回，前面已经说过。我拿这钱，无法可想，此时特建一座礼拜堂，名为“思罗堂”。全部建筑均用木材，可以随时拆开，随时搬移，如儿童积木一般。木屋有十余间，可容四五百人。落成开幕之日，教会中朋友来参加典礼者很多，如汉口黄吉亭牧师、沈文清牧师、胡兰亭牧师、胡厚斋牧师等都有很好的讲演。自此我们军队驻在哪儿，房子就挪到哪儿。军中讲话、讲课、开会、做礼拜，均用此屋。

　　这时候，曹锟和段芝泉在直隶扮演的那幕武剧――直皖战争，已告结束。初，曹令吴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贵率队自涿州向南抵拒，两方接触，左起天津，右至紫荆关，皆是战线。段芝贵所统的是新成立的西北军及边防军，完全新兵新器械，其军械即用西原借款办的，军中自顾问以至军需军医亦皆用的日本人。这明是皖系打仗，实际显然即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提线的傀儡戏。战事起后，自涿州至定兴一线最为激烈。直军器械窳败，处境至苦，但士气极盛，很能鏖战。皖军处于优裕之境，恃着有日本为后台，反不大肯打。段芝贵在前线指挥，专车中老带着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乐。到高碑店时，直军一个冲锋直打到车站，段芝贵还在车上搂着妓女打牌，竟被直军活捉而去，俘获妓女达四五十名之多。在廊坊，皖军尚有两整旅未及编队的炮队，亦被扫数缴获。至此，皖军终成瓦解，战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惨败，决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当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唆使；第二，他不当轻听安福系卖国官僚挑拨离间的话；第三，他不当重用段芝贵这种荒唐鬼。因此国人都痛恨他，反对他，而同情直军。全国民气亦是盼望着皖军败，直军胜。实在的，民意之所向，即胜败之所系。这道理一点都不玄奥。因为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对他切齿痛恨，军队哪能有士气作战?武器纵然精良，处境纵然优势，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后，当逃入外国使馆的时候，扔下了一个打破了的迷梦。吴佩孚赶快把这个梦拾到手里，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冲直撞，直到民国十三年坍台方罢。这个迷梦是什么?就是“武力统一”四个字。

　　我们部队驻在谌家矶，没人理会，到后来弄的吃的都成问题。我几次致电陆军部交涉饷项，先是不理，到后来令我们移驻信阳驻防。

　　我于十一月初旬率队到信阳，住车站东首，也是临时搭盖帐篷，还是住不下，韩复榘一部分人即分驻确山。在信阳，又令李办一工厂，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学习手艺。另外又办一教导团仍分官长头目两班，以鹿钟麟为团长，继续加紧官长士兵的教育。办的很有成绩，真是越穷越有精神。信阳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容全旅官兵操练。向来在信阳的驻军，与百姓都有意见。我为纠正此项缺点，常常约请百姓看操、谈话，弄得彼此成为一家，与地方上发生很好的感情。

　　此时信阳道尹及县长都姓杨，他们出门时坐着绿呢大轿，打着官伞，完全满清的官派。民众被赵倜他们压迫得如同死灰，社会上到处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无一点民国的气象，有几处大宅，封建气味又为浓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宽的宅子，叫着袁家大楼。堂皇富丽，巍立于小小的街道上，极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层层楼房恍如宫殿。花园里的牡丹花之类，到冬天用火烘暖，在朔风大雪的时候，还能凌寒开放。可是主人长年躲在租界里，并不来住。往来的军队随时占居着，门窗户扇都被拆毁，糟蹋得不成样子。袁乃宽为袁世凯的军需，管过数十师的军饷，又做过财政次长，想着他刮过多少人民的脂膏，到处浪费，究竟是什么心思!

　　我们军队领不着饷，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自皖系兵败失势，直派军阀取而代之，即忙着扩充自己的势力。仍是走的皖系的旧路，但手段更厉害，意气更骄横了。吴佩孚一下就扩充了六师人(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师)，招新兵，办军械，国家财政罗掘净尽。那时的所谓中央，事实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总统徐世昌，一光杆儿的傀儡，什么家也不能当。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亲信，但此时已投降直系，倒过来与段作对了。他满处搜刮，尽力供给直派军阀扩张势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除了奉军而外，各省军队管各省给养，凡所谓中央直辖的军队，中央已经一概不管，听他自生自灭。时驻保定及河间一带的第十一师发生兵变，中央只说要严办官长，而不知实以官兵无饭吃，逼到如此地步。自民国九年六月到十三年冬间，真是黑暗时代中的最黑暗时代，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吴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们几个月领不到饷，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军赵倜商量，赵督军自然也不过问。处此艰难窘困之境，我实在再无办法可想。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那天晚间经过信阳的火车中，有铁路收入的三十万元解送北京。我想，好了，中央既然不管我们，我们难道眼睁睁的饿死?反正是国家的钱，与其给他们吃的脑满肠肥，何不截些下来为我们官兵填填饿瘪的肚子。因于当日打一电报给中央，我说国家军队自当严守纪律，但中央已不把我们当国家军队看待，我们将尽为饿殍，无法枵腹等死矣云云。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了。大总统没有回电，但路款毕竟截下十万。然后，我决定到保定去见曹仲三。

　　此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凡事曹都是听吴的。中央被所谓保派，洛派团团保卫。――曹是保定人，吴驻洛阳――吴佩孚恃着直皖战争之功，意气骄盈，咄咄逼人。这，处处都表现出来。

　　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锟请我们在巡阅使署吃饭。在席的有何春甫(何丰林)、王承斌、吴佩孚、孙岳、曹四、曹七等。何丰林原为前江苏督军李纯的参谋长，李纯新近死去，齐燮元继为苏督，何即为齐之代表。关于李纯的死，因其过于突然，当时有种种传说。一说李是自杀，原因不明。一说李有一四姨太太与马弁有奸，李平时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门不开，叱令开门，那马弁无可躲藏，情急之下，即开门将李打死。一说齐燮元急于要得苏督之位，特设计以毒药杀之。这类说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断孰是孰非。这次我们在席上正吃着饭，吴佩孚就声色俱厉地问何丰林道：

　　“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答道：“也不大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追问道：“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说：“不知道。”

　　吴佩孚即沉下脸，瞪出两颗眼珠，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直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其事!”

　　何丰林红着脸说：“那不行，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的太重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是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

　　何丰林弄得无法下台，神色异常狼狈。曹仲三看见这情形，连忙解围道：“吃菜!吃菜!”一席饭终于不欢而散。

　　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时吴佩孚骄横自恃，目中无人的情形。李纯固然死得可疑，但有什么凭据一口咬定是齐燮元所杀?又有何凭据一口咬定何丰林预谋此事?更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中这样地挟逼人家，不顾人家难堪?其骄横放恣若此!

　　此时曹仲三正忙着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筑花园(后改为公园)，楼台亭榭，栽花植树，他每天带着工，悠闲自得。但一方面李星阁的第十一师，仍在天天闹着兵变，在民间抢掠，抢后逃散。一方面有许多中央直辖的部队都在饿着饭，岌岌不可终日。我想，他难道在睡着觉么，怎么还有这些闲情逸致呢?

　　在保定数日，交涉饷项的事毫无结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谒见徐总统，挂了号，传早晨四点钟见面，我打着灯到总统府，他已在那儿。徐虽在政府中做着泥胎，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见客“早朝宴罢”的意思是真有的，我两次见他，都是如此。我们谈了几句，就提到军队无饷事上来。我说：

　　“现在国家行的恐怕是兵变政策。这个政策是真的快成功了。但百姓可也不能活了!”

　　徐总统听了愕然，问我什么意思。我说：

　　“许多军队，中央都不发饷，饿得无法维持，只有兵变。兵一变，中央即可将这部队一笔勾掉，这些军队就都可以消灭了。将领们想，总统的政策成功之日，即是他们被杀处罪之日。百姓们也想，总统的政策达到之时，即是他们妻离子散破家荡产之时。总统今日是坐在一大堆干柴上面，洋油也倒好了，只要一点燃，就是满天大火，那时大家都同归于尽!”

　　他听了很动容，沉吟了半晌，才说：

　　“竟是这样的情形么?……”

　　我说：“实际比这还厉害。总统不知道，简直是在油锅里呢!”

　　他深长的叹息道：“我在北京住惯了。倒不大感觉这样的危险似的。”

　　我说：“恐怕是总统没有看见军队的缘故吧!”

　　谈话就是这样情形，徐总统装呆装傻，滑头滑脑，任我怎么说，他也不生气。对于饷项的事，始终不说一句确切解决的话。

　　我又去找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靳云鹏，他在他家里会见我。我先被差人引到一个客厅里，满屋摆的都是古董。停一会儿，又引我到第二客厅，也是古瓷古玩，琳琅满目。后来又到第三个客厅，仍是数不清看不完的古董。也不知道他家里有多少客厅，更不知他搜罗了多少古董。我想一定是他放了口风，说你们若求我弄官，快给我多多送古董来。不然，哪来的这许多破铜烂铁?我想，这个屋子的主人，就是中国负军政重任的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看他成天玩着这些，心里究竟想些什么?越想越叫我痛心。好容易他才出来了，眼斜嘴歪的样儿很是猥琐。我谈了几句，即说要饷的话，他却装着没有听见，笑着说道：

　　“我打算明天请你吃饭。”

　　我说：“总理，我们弟兄都没有饭吃了呢?”

　　他说：“是呀!我们找到清静的小馆儿，大家叙一叙。”

　　这样的支吾着，使我什么话也是白说。他为什么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你不必和我说；你去找保定洛阳交涉吧。

　　从靳云鹏公馆出来，特去拜访了萨镇冰先生。萨时为海军部长。我在常德时，萨即致电中山先生，说我对时局态度如何，我的军队又如何好，若赵恒惕等攻湘，万不可犯冯旅长云云。我和萨先生素不相识，蒙他如此知遇，甚觉可感。所以这次到北京特去看他，表示谢意。萨那时刚从海军部回家，穿着军服，神采奕奕，态度可亲。谈到那次的事，他非常谦虚，说那是他分内的事，他应当做的。

　　第二天靳云鹏果然在一家饭馆请客。但他自己回避不到，找了个代表，那代表就是后来做财政总长的潘复。到席的二十多人，就叫来二十多个妓女。那些妓女一进门粥粥地拥上潘复跟前，有的扭住他的耳朵，有的“叭哒!叭哒!”连着打他耳光。潘复哈哈地笑着，一手抱住一个，妓女即躺在他的怀里，揪他胡须，叫他喊妈，他即喊妈，叫他喊娘，他即喊娘。我看着：“真是什么王八蛋的玩意儿!”招呼也不打，我就起身走了。

　　北京的情形就是如此，无怪乎徐总统说住惯了，即不觉得危险。真是天翻地覆，黑暗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了。

　　在北京数日，毫无头绪，可是我虽没领着饷，那时为旅长的张宗昌却把饷领到了手。我听说后，心里很纳闷，便向我的副官长宋良仲说：

　　“张宗昌就领了饷，我们六、七、八计三个月的饷，怎么一文也领不着呢?这其中必有什么缘故。”

　　宋说：“人家领着饷，是这样的，具十万元的领票，实际只领四万，咱们要全数领，所以一文也领不出来了。”

　　“十万元领票，只领四万，那六万做什么呢?”

　　“那就算做敬仪了。”

　　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总不能等着饿死。你去一趟吧，咱们也那么办。”

　　宋去了一整天，回来非常高兴，说：“有门路。”说可具十万领字，实领七万，扣三万。但到晚间去具领时，忽然又变了卦。因为听说是第十六混成旅，即不肯发，回说：

　　“你们领下了饷，回头你旅长打一个通电，宣布我们如何如何，那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一批革命狗，说咬就都咬起来了!”

　　于是这几成的饷，又成为泡影。

　　一天，一位朋友在东兴楼请客，我坐洋车去，张宗昌是坐汽车去的。散席之后，张宗昌坚要拉我坐他的汽车。我坐在汽车里心想，他是旅长，我也是旅长，为什么他能领着饷，又能坐汽车呢?走了一会儿，张又拉我同到西华门韩千古那儿去坐，我推辞不了，只得去了。韩千古那时是京津一带赫赫闻名的人物，曾为冯国璋做谋士，现又为张宗昌的谋士。他教张宗昌贩卖烟土，替张宗昌出种种歪主义，张便每月送他三四千元，叫做“敬贤费”。我想这种无耻政客，比军阀还该杀。军阀想作恶，智尚有所不逮，经过无耻政客一教唆，什么祸国殃民的事也干出来了。

　　过了几天，无意中又遇着张宗昌。那天张低着脑袋无精打采，我问他什么事，他说：

　　“再不要谈起，昨天晚上我把一旅人的饷款都输光了!”

　　“怎么输那么多呢?”

　　“只许人家赢，我只能打背牌，怎么不输光呢?”

　　“你为什么只能打背牌呢?”

　　“不打背牌，还能领着陆军部的饷吗?”

　　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我想这一定也是韩千古替他出的主意。

　　一天，宋良仲和我说，咱们领东西的公事，陆军部老没批下来。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若要他们批，必得请他们吃饭，吃完饭，同到窑子里打牌，等到玩的尽量了，趁机会把公事拿出来请批，那时才能够得到批。

　　从这种种事上，我恍然明白那些败坏的军队如何反倒能够日事扩张的道理。想到我们全体官兵，平日殷勤训练，努力不懈，没一事不着意，没一事不认真，而北京却天天玩这样的一套。要逼得我们消灭，要制得个个都和他们一样，那时全国弄成整个的粪坑，他们就得其所哉了。看着这些魍魉们的跳舞，想着国家的前途，不由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从北京一无所获地回到保定。此时曹仲三、王承斌等正多方面策动驱逐豫督赵倜。他们说，驻河南的队伍没有饷，是赵倜把持之故，如把赵倜驱逐走，你们的饷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时驻河南的有程慎一师。程慎原是很好的将领，当时听信了他们的话，便发动了部队，通电驱赵。但电刚发出，吴佩孚忽来一电，申责他以下犯上之非是，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张之江此时被形势所迫，亦与赵部发生冲突。等到赵倜溃败，吴佩孚却又将程慎驱逐，回头又来对付我们的部队，指责我们胡乱动作，我气愤地说道：

　　“你们若定要这样说，那我就把保定会议的情形完全宣告国人!”

　　我算更深一层地体味了军阀翻云覆雨的鬼蜮伎俩。我把队伍撤回信阳，在饥困线上徘徊着。此时不但全旅官兵饷项无着，连吃食的也十分艰难了。官兵每日两餐，只用盐水佐食着杂粮与粗粝。他们虽然都没有怨言，但我心里的痛苦为如何?此时期我曾经愤然辞职，然终以全旅官兵的挽留，与中山先生来书的勉励，仍不能不勉强肩起重任，在困苦中继续挣扎奋斗。

　　军中功课和操练，仍照常进行着。此时我编了十六混成旅《练兵纪实》一书，共分训练、装械、校阅、比赛、讲演、考绩、奖惩、抚恤、教导队、军佐队、官佐体操团、读书、运动会、售品所、目兵存款办法、青年会、新剧团、工厂、学校，规则等二十卷，把我们多年来训练教育的一些实况与成绩忠实地记载出来，以问国人。军工筑路的事也推行着，信阳的街道多泥土，崎岖难行，我令士兵把它翻修一过，从河滩里运来沙子铺垫，垫的二寸多厚。道旁栽植许多柳树，冬季下土，到春季便都已抽芽发叶，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树多已长大成林，百姓们名为“冯公柳”。

　　信阳有几处教会，有名的牧师为朱浩然，热心公益，长于讲演，并开着商店，生意颇好，也有外国牧师，我们常常往还。

第二十八章　督陕

　　直皖战争造成了直系军阀炙手可热的权势，属于皖系的官儿们都不得不随着他们首领段芝泉先生的失败而一一下台。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南人，但系段的学生，也算是段系人物，此时亦被撤职，改任二十师师长阎焕璋先生继任。但陈树藩拥兵自卫，抗不交代。中央即授命于阎，令带他自己的第二十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入陕，(另有第四混成旅原驻潼关)预备武力接收。

　　命令下来，我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由渑池、陕州迁入潼关。(第七师走荆紫关经鄂入陕，二十师在最后)这条路，在民国三年剿白狼时我们曾经走过。路熟，人情也熟，百姓都知道我们军纪好，住帐篷或庙宇，决不住用民房。所以沿途鸡犬不惊，很得人民的欢喜。我曾作“青山”一诗，纪念这次的行军。

　　在路上，接到驻州陕军郭金榜送给我的秘密文件。

　　郭金榜原是陕北的一个富农，有一天大股土匪打他庄子上经过，他迫于威势，特预备酒饭招待他们。官府抓住这事，说他通匪，以为讹诈他的借口。一次讹诈刚了，又来第二次官司，这样接连不断地闹了几年，他的几顷地倾荡无余，遂愤而)真的入伙当了土匪。日长年久，他慢慢混作首领，由数百人扩充到数千人。到陈树藩为陕督时，他已声名赫赫，成为大股。陈没法收拾他，只得把他收编，令驻?[FJJ]州。郭金榜有一朋友与我相识，因这朋友的关系，他对我很表好感。此次知道我入陕，派专人给我送了这个秘密文件，把陈树藩部队的驻在地和人数虚实，一一向我说明，并表示愿听我的命令，决不受陈树藩的指使。

　　那秘密文件是一卷毛头纸，里面夹藏一张白纸。那白纸看去并无字迹。代表告诉我说，这是用黑矾写的，须以五射子泡水浸洗，始显字迹。我如法泡制，果然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我也用黑矾写成一信，打发这个代表回了州。

　　此时潼关以内的军队很是庞杂。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都貌合神离，像和我暗通消息的郭金榜，就是不能心服他的一个。真正肯为他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罢了。再一部分队伍，就是刘镇华的镇嵩军。刘是河南巩县人，此时任陕西省长，他所统带的这队伍，本是盘踞嵩山的匪首王天纵的部下，民元时由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人，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已。刘省长此时态度首鼠两端，对陈树藩说必相助到底，对中央则说绝对服从，欲借此以从中取巧。渭河北岸，尚有于右任和胡笠僧的部队。胡部驻三原一带，部属有邓宝珊、李纪才、岳维峻等，都是慷慨义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朋友，时与吴佩孚接洽，其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于先生为国民党，直系拟给于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于说钱我见过的，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得不值半文钱，都拒绝不受。但同时引起章太炎先生的误会，致信笔伐，使于先生对陕局态度消极，什么事也不肯干了。

　　潼关内的情形是这样，我的部队遂无阻拦地进了潼关。

　　我们既入潼关，即倚山搭盖帐篷暂住。我由豫出发时，以刘郁芬留守为后队，令补充连长杨治清在观音堂负看守笨重器械之责。杨平日很守规矩，但离了大队，忽有跳墙诱奸民女之事，被那女子家长告发。刘郁芬即予逮捕，并录口供，报告前来，请示惩处办法。我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能宽容庇护，审问时召集全体官兵讲话，即予枪决。当时有人劝我不要如此办，说怕外面人知道，坏了我们军队的名誉。我说不然，公过和私过不同，私过只及己身，可纠正了事；公过则妨及团体、社会和国家，若姑息，则养奸，以后再也不能讲究什么纪律和军法了。我正要人家知道知道我们部队中出的丑事，且让人民知道我对这丑事是怎么办的。杨临刑时，我问他有什么心愿，尽可交代给我。杨说：“我有两个兄弟。”他的二弟名治贵，本在我军中，即升为营长，后来升为团长；他的三弟名治全，时年尚幼，我把他找来，供给入校读书，直至南京中央大学毕业。

　　不久，阎相文先生亦到了潼关。一天，陈树藩和刘镇华派了代表来陈说利害，阻止他前进。阎回答说：“我是奉命而来，不能擅自后退。”于是详定进攻的计划。当时分兵三路：第二十师走潼关至长安的大路，为中路；第四混成旅走大路以北渭河南岸为右路；我们十六混成旅则走大路以南南山山脉，为左路――三路向西挺进。我们全旅编为三纵队：李鸣钟为右翼纵队，与第四混成旅取联络；张之江为左翼纵队，所走的路多是森林山路，最为困难；张维玺为中央纵队，我自己亲统此队，重兵器亦随同行进。走了三天，第一队到达临潼，先败陈树藩部姜宏谟于杨镇，第二队败陈军于灞桥，第三队败陈部姚振乾于蒲杨镇。

　　右翼纵队在韩信冢以东即与陈军开火，激战之后，陈军被迫退入西安城内，我们即架炮向城内督军署轰击。数炮之后，城内便送来信，说陈树藩已退咸阳。同时，刘镇华亦出来，欢迎阎督军入长安城。

　　陈树藩部西退后，复被追击，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笠僧收编外，其余都退逃南山山中。几天后，吴新田来到，以其第七师驻蓝田，我们部队驻屯咸阳。此时阎督军电致曹，说十六混成旅训练如何好，纪律如何好，战斗力如何强，在此次战役中功勋又如何，请将我们部队改编为师。连打两次电报，均未复，三次四次无回话。阎督不肯罢休，直打了八九次电报，才接奉命令，改十六混成旅为第十一师(抵作李星阁师)，但附有不加饷不加枪的两个条件，仅给一个空名。――这便是我们在此次战役中所得的奖励。

　　当时我将部队编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充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营长。原任参谋长刘骥被阎督军要去任为督军署军务科长，乃改任门致中为参谋长。

　　此次入陕战役中，有几点经验很值得提出来说说：

　　一、只有真正作战始是将领精神与修养的试金石，那种修养不到，精神不及的将领，每至疲乏困苦之时，往往勉强服从，不能以勇猛向前的锐气执行命令，完成任务。此次第一队将领即有不能任劳苦忍缺乏之嫌。部属仍持锐气，将领却先垂头丧气起来，使部属生轻视之心，而与之大闹意见(三营营长谷良友不服从李鸣钟调度)。饿死不作一声的要数张之江。

　　二、将领不可徒恃勇猛，必须明白战略战术。李鸣钟以其第三营谷良友殿后为预备队，谷因对李无信心，不肯服从，即擅自冲至前方，击退敌人(这是很危险的，若等到调预备队上来时，预备队已打了，那如何办?)。事后团长责营长不服从命令，而营长则恃功与之争吵。我派参谋调查真相后，即将营长暂时撤差。

　　三、埋伏抄袭当机动神速，一分钟也不可错过。负此任务的队伍，又必须有独立作战的性能(既要勇猛沉着，又要随机应变)，否则难以奏功。当陈军退入西安城后，我料定他必由城西溃退。乃派陈毓耀带手枪队一百名赴城西山沟中埋伏截击。不想陈毓耀倒迟了十分钟，陈部大队已过，仅与其卫兵遭遇，打了一阵，只缴下五六十支枪。其实陈部犹未过完，而陈毓耀离不开娘，就不知再埋伏着等一等，即连忙率队转回，使战果大减。陈毓耀回头到小雁塔去驻(民三时我们曾住此)，不料那时敌军骑兵团团长姜宏谟方由韩信冢败退，率残部已驻此。门上设着岗兵，见陈毓耀至，问是何人，陈问他是何人，陈时只带两人，幸能急中生智，大呼：“后面全队都上来?”姜兵闻而大恐，越墙而逃。苟不然者，陈毓耀必吃大亏，此亦鲁莽失着之处。

　　四、作战必须处处周到，尤须有科学知识，常以一个小漏洞，而受极大影响。我们既已入城，派人偷听电话，陈军未将城中电话线割断，他们在电话中说的话，都被我们听见。(一边说：“你是哪里呀?”“我是咸阳!”“你知道督军来了吗?”“知道了。”“你知道敌人追上来了吗?”“知道了。”“你们快派刘旅长抵一抵!”“刘旅长没了人，不能干了。”“那就派马旅长。”“马旅长刚刚过河，人也没吃饭，疲倦死了，实在没办法了!”)我以此详悉敌情，派人尾随猛击，陈军多被缴械(有刘旅长志愿投诚)，获三八式步枪数百支，日本造新式陆炮四门(以往皆沪造山炮)。

　　五、将领当勇猛与谨慎兼备，拿住分寸，若过于谨慎，必难成大功。此次第一团第一营追击敌兵，即以过于谨慎，而所获不多。盖那时陈军溃乱，士无斗志，若果大胆地追击前去，决不止缴获那数百支枪的。

　　六、孙子十三《行军篇》云：“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这是经验之谈，行军时必当提防。此次我率第三队行至中途，见河水中有泡沫，心知上流必发大水，乃急忙渡河。队伍刚过完，洪水已泛滥而至。若是稍有耽搁，不是不得渡过河去，就会全团人葬身鱼腹矣。

　　七、从外国买来的弹药不可深恃。我们炮兵此次攻城，炮弹多有未爆炸者，我入城后，一外国教友请我吃饭，我亲眼看见他陈列着两个未爆炸的炮弹在客厅里，就是我们在入城前射进来的炮弹。

　　八、料敌须果决，不可犹豫轻听。当陈树藩退却时，有一服装阔绰，自称青海代表的人谓有秘密要事面告阎督军。阎召见，他报告陈树藩已亲率三旅人由左翼包抄过来。阎督军甚惊慌，谓我曰：“焕章!你看怎么办?”我看明白陈军的颓势，料他已无力再举，我即说：“这是陈要退兵，怕我们追击的诡计，请将报信者扣押起来。”后来一探听，陈军果已退却了。

　　九、用人不可徒观外貌，徒听言语，唯真正做事始可验其为人。我们入潼关时，派参谋处副官刘明山经由西安到凤翔给第十五混成旅管宝斋送信。他先自告奋勇，满口答允，到动身时，他又磕头央求，不敢前去。刘平时最会说好听的话，因此颇得人信任，不想遇事如此懦怯!我即将他开缺。

　　这一次的战事，推原祸始，刘氏实不能辞其咎，当阎相文先生督陕的命令发表后，刘一面佯为服从中央，一面却挑拨陈树藩拥兵抗命。陈树藩不知道他两面取巧的诡计，见刘为他撑腰，即有恃无恐，真的干了起来。其实若是刘向他说明自己服从中央的态度，陈树藩是绝对不敢抗命的。及至陈树藩兵败南退，刘知将陈之手枪队和重炮全部缴收，开城欢迎阎督，他依然做了省长。

　　刘为人如此。此时阎督到任，他一面对洛吴尽力巴结，一面即以种种手段与阎督刁难。

　　阎虽担着陕督的虚名，然渭河北岸皆胡笠僧势力范围，秦岭以内为陈树藩残部所盘踞，尚有其他杂牌军队则盘踞秦岭以西。陕督所辖者实际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之间，宽阔不过六十里的一块狭长地区。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境内，却要给养几师的驻军：即第二十师、第六师、第四混成旅、镇嵩军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外加胡笠僧还不时向阎督要械弹要给养。此外，当阎督未入陕时，曹仲三、吴佩孚将所谓顾问、参议、谘议八百多人一股脑儿塞给了他，要他带在任上，与以相当安插。阎到任后，这八百“顾”、“参”、“谘”，就每天跑到督署向阎要官要钱。那时督署中每天要开五十桌酒席，以应酬他们，若以每桌十元计，仅此一项，每天就需五百元。若是取消此项应酬，势必得罪这八百大人先生，亦即得罪了曹吴；若不取消，则数万人的军食尚且不能维持，哪有力量供应他们?

　　此时陕西下了两个多月的淫雨，甚至西安到潼关的大道也阻隔不通，运输既断绝，什么也办不来。而刘袖手旁观，不肯出一点力，拿一文钱。当阎督刚到任时，刘不知阎是怎样的人，很有些畏惧之心，曾百般地向阎督买好。那时告诉阎督，说他留有数百万两的烟土，以此供应军食，可保无虞。哪知相处日久，摸清了阎督的性情，看着阎督不大说话，是个厚道省事的人，刘即渐渐改变态度。第二次问他烟土的事时，他就说只有五十万两；到后，又说只有十万两了。阎连忙派人查数，刘又说：“烟土有是有一点，现在尚未收来。将来收齐，也不过二三万两罢了!”那时阎督处在那样的境地，而刘竟这样地刁难他，作弄他。

　　阎督军陷入无边的愁城之中，心里不能一刻舒展，又无法可以自拔。而那八百“顾”、“参”、“谘”，还对他种种不能满意，每天闲着没事，就捏造许多流言，向曹、吴报告，百般的捣鬼。

　　那时吴佩孚到了汉口，正要进攻宜昌，与川军起衅。时陕西有郭坚部队驻凤翔，打着靖国军的招牌，在地方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甚至十二三岁的少女，亦被其部属所奸淫。凤翔本不是贫瘠的地方，因为他的部队盘踞，弄得凋敝不堪。人民纷纷到省里告发，原先刘镇华和奉军等亦曾打过他，而无可如何。阎到任后，吴佩孚想利用他去打四川，曾与他有过接洽。郭坚拿着这个借口亲自到省城来，向阎督军要东西，要子弹六十万发，要枪械五六百支。

　　他在省城住一张某家，成天恣情胡闹。他带有许多马弁和卫士，即叫来一百多妓女，在张家楼上恣意宣淫：大家都脱得精光，他自己在旁边看着作指挥，喊口令道：“放排枪，齐放!”如此取闹，简直禽兽不如。阎督军因他过于荒唐，无可理喻，便召集吴新田、阎智堂和我商议，思乘此办掉他，为国家人民除一大害。阎督军当下给我一个手谕，决定第二天在西关军官学校设席，请他吃饭，就宴席上把他解决。

　　那天郭坚到后，客人尚未到齐――只到张某和刘骥等――预先埋伏的一连人，以无经验，急着自墙上探头挤看，竟把一座砖墙挤倒。郭坚带卫士有二三十人，都带着枪，枪上插有刺刀，此时看见情形不对，便实行卫护。郭坚本人也掏出了手枪。在此紧急关头，我急忙上前一把将郭坚抓住，手枪队亦蜂拥上来，将郭之卫士缴械。刘骥和张某事先均不知情，张逃至门口，岗兵以为是郭坚，上前抓住，叫他光着背跪在地上，报告我说，外间又拿住一郭坚。我跑去看明，他说：“我未做亏心事，你如何捕我?”我因他不过交友不慎，并无何罪恶，即一笑释放之。刘骥跳墙而窜，把腿摔伤，疼了多日方好。

　　郭坚被捕之后，先把阎督军命令拿出来向他诵读一遍，而后执行枪决。临刑时，百姓们人山人海地围着，无不称快。枪决之后，暴尸于新城，百姓带着香纸对天叩头，痛哭着指尸大骂，说：你把我们害得入了地狱，这次可天睁开眼睛了!又盛夸阎督为民除害。此事实为阎督建立了不少的威信。

　　郭坚办后不久，吴佩孚又不知听了谁的什么报告，忽从汉口致电阎督，责备他不负责任云云，措词极为难听。在这以前，阎曾听说有人在曹、吴跟前告发他滥用安福系人员等十五条罪状，本已非常难过，此时又无缘无故受吴这样一顿横蛮的责骂，越发懊恼难言。他接这电报时，我们都在旁边，我看见他流着眼泪，无言的只是叹气。我们劝解了一会，他也没什么话说。时已天晚，我即转返咸阳。哪知第二天黎明时候，忽接到电话，说阎督昨夜喝了大烟，命已垂危。不多时，又接到电话，说阎督已经去世了。

　　我和吴新田、阎智堂三人同去看丧，见床前摆着一大缸子鸦片，已浅去三寸多。又在他腰里发现一张遗嘱，说他决未妄杀人命，宁死也不能任意安插那八百位官儿，他也不能坐视四五师人枵腹等死，数说种种苦衷，忠国爱民之意，溢于字里行间，令人看着，生无限感慨。

　　阎督军死后没几天，我即接到署理陕西督军的命令。在此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叫我来挑谁也不愿挑的这个重担，实在叫我哭笑不得。当时我曾作了一首丘八诗，以抒此时心情。大致说：这样的升迁，当看做撤差；但我必尽力以赴，以报国家与人民。当时督署以陈励丞为秘书长，刘骥为参谋长，石敬亭为军务科长，贾玉璋为军需科长，邓哲熙为军法科长。

　　最先要解决的就是督军署房子的问题。第一，旧督军署深宅大院，重门叠户，屋上盖着琉璃瓦，派头太大。满清庚子之变，皇帝和西太后逃到西安，曾以此地为行宫，那种腐朽的封建气味，一直保持至今，我看着极不自在。二则阎督军为人忠厚笃实，和我交谊甚深，他在任上惨死，我一到他住过的地方，即思其为人，往往使我泪下，因此不忍再在那儿居住。第三，旧督署与军队驻屯地相距太远，与民众亦很隔绝，我若堂哉皇哉地住了进去，不但不能与官兵常在一起，与民众亦不容易接近。那是算做的什么督军?算得什么地方亲民之官?为这三个原因，我看中了城东北角皇城(又称新城)的旧址。那儿自鼓楼起，一边到东门，一边到北门为止，有广大的空地。那原有明朝所建的皇城，满清时称为满城，以四分之三居满人，四分之一居蒙人。满人入关时到处惨杀汉人，及统治中国，对汉人又百般压迫凌辱。陕人性格素称刚直，所谓关中豪杰者即是。他们把这种仇恨记在心里，到民元清廷推翻，即把皇城中的满人杀得鸡犬不留，房子也烧成一片焦土，至今仍是遍地瓦砾。我决定选择这块空地，为驻兵之所。即在此动工建筑新督署。

　　我的办法是将旧督署中几座小房拆卸，新署建筑的砖木材料悉取用于此。工人则动员官兵们自任之，仅雇了两个泥瓦匠从事指导，除去买钉子、绳索等项而外，并没有买什么材料。我自己为大工头，卫队营长张自忠为二工头，我们亲自推着小车搬运砖。两个月内即盖成二百间房子，左右各十六排，共三十二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两边为各科办公室。看去一如营房，极不美观，但是光线、空气都好，地上又干燥，极是合用。总共只花五千元，是用的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的犯者的罚款，并不是由省库中支取的。但此事仍不免引起了外人的误会，上海一家报纸竟大登特登，说我在陕大兴土木，动用省库二百多万云云。我初见到时，很是惊愕，后来我知道是人家恶意造谣，也就一笑罢了。

　　那时驻陕的中央军队，仍是第七师、二十师、镇嵩军、第四混成旅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共四师一旅。这数万弟兄们，因给养短缺，实在太苦了。我接事后，总想办些东西，看看他们，以示慰问之意。此事向刘说过多次，甚至每天和他说二三回，他以为这是额外开销，先不肯答允，后来答允了，又不肯照办，费了多少周折，我才得遂心愿。不过每兵各赠一双鞋、一双袜、一条手巾、一块肥皂而已。我拿着这点礼物去看他们，同他们谈谈，两方都感到欢喜。兵们太困苦了，这些日用必需的东西，都是买不起的。而刘不把兵们的事当事，反怪我好施小恩小惠。我说这简直是打官话，你连小恩小惠都不给，更何日始有大恩大惠呢?

　　曹、吴所介绍的八百“顾”、“参”、“谘”，向阎督军要官要钱，稍有不遂愿处，即大发脾气，并致电给曹、吴造谣中伤。曹、吴即信他们之言，来电相责。阎是老实人，把他们无可奈何，终于迫到自杀。我因陕西地方太穷，实在容不下他们这许多人，纵使容得下，我也要选用能者贤者，决不敢借重这些大人先生。我也不能像阎督军那么厚道，大烟是不肯吸的。我有我的办法!即快刀斩乱麻，遣送那批人物回保定。我规定顾问每人送盘费四十元，参议每人三十元，谘议每人二十元，无论如何，要省长筹出此款。令参谋处参谋王镇淮负责办理，把他们一一打发。那八百位先生领了钱，一路走着，一路大骂，又沿途贩卖烟土，无恶不作。见了曹、吴，又造作谣言，说我在任，用的都是革命党和基督徒，此外一律排斥。后来吴佩孚对我恶感日深，此亦原因之一。我想我为国家，为陕西地方措此善举，无论你们挑拨亦好，咒骂亦好，我都甘心乐意，一点都不在乎。

　　陕局糜烂已久，短期内是无法整理妥善的。我接任后，所辖地面，仍不过渭水以南秦岭以北的十余个县治，其余地方，盘踞的都是不听省令各行其是的杂牌队伍。这些杂牌队伍一日不清除，省政即一日不能推行。所以我整理陕局，在可能范围内，先从统一军政着手。

　　这些部队中，势力最大的要算胡笠僧的部队。他原是于右任先生靖国军的主力，其中有李虎城、邓宝珊、岳西峰等都是很好的将领，为当时的革命团体，他们的结合，主要的还是一种任侠好义的精神。那时胡笠僧来信给我，说我只要能带着他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我即把他的军队改编为陕军第一师。此时若想立刻以军纪范围之，自属非易。所以我对他们的部队，抱一不管的态度。但他们要求我帮忙时，我必尽力之所能以助之。我深知我自己的短处，即是不会联络，不会应酬敷衍，不会以种种虚伪手段收买其心。但我也有一点自信之处，即是真的爱国爱民，真的在脚踏实地地苦干，这一点就使他们受到影响。后来他们亦用我的方法来整饬部队，军风纪和战斗力日渐进步，至出潼关的时候他们出了很大的力量。

　　其次就是盘踞汉中的陈树藩残部，数目相当多，各行其是，简直无法整顿，因发表七师师长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畀以剿抚之责。自阎督死后，吴新田和阎智堂受了刘的拉拢，他们三个人已连成一起。三个人成天在一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席之后，继以打牌玩妓，任心所欲，只是回避着我，因为在我处，每餐都喝小米粥、棒子面饼。那时兵们给养窘绌，我这已嫌吃得太好。我们吃饭时，总要读一段书，而后讲一番话。座间除谈公事而外，只谈些如何爱民，如何施政，如何练兵的道理。他听着我的话，想必如刀子轧心似的难过，一走出去就诅骂我，说是宁愿死，也不和我一块儿吃饭。原来他认为他已经应当享受，为享福才做官，像我这般，就是委屈的不能忍受了。于是，他们和刘日近，和我日远。三个人除酒肉荒唐而外，就是合伙儿贩卖烟土，一运数百万两，骡驮子络绎于道。

　　吴新田即决定赴陕南，我费了许多力气，替他筹备了十万元的开拔费。临出发时，我为他饯行。那时薛子良为长安县长，办了一个土产展览会，自农具以至刺绣皆被搜罗。其中有本地天主堂神父所种的美国苹果，赠了我六七个，肉厚三四寸，如普通茶壶那么大。我舍不得吃，心想这果子多好，应当大大地提倡栽种才好。吴新田走时，我即将这苹果送他一枚，我很诚恳地对他说：

　　“苹果，苹果!祝您一路平安，顺利地完成您的任务!”

　　“督军真是爱护我。”他很感动似的说道，“不知督军还有什么话，还请您尽量地指教我。”

　　我想了一想，就说：“您陆大毕业，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国家希望您甚是殷切，朋友们也殷殷地望着您。望您此去，拿出才能，真正为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但要办事精力充沛，必须身体健壮。希望您念我这一番诚意，能把大烟设法戒掉。那不只为您自己好，国家和人民也必受莫大的惠益。”

　　他听了我这番话，当时还好好地答应着，我也没在意。哪知就这几句话，竟把他得罪了，背过脸，即把我痛骂，说：“什么玩意儿!我只要把公事办好就行了，管得老子这些事!”到任以后，渐渐对鸦片更是沉溺，到后来终天卧在床上，守着烟灯，放下帐子，日夜地喷云吐雾，甚至整月不下床沿，吃饭拉尿亦在床上行之。什么事也被荒废了。段芝泉先生的得意弟子，竟是这般的糟糕!

　　却说我一面派第七师进攻陕南，一面又致电驻在宁羌的王鸿恩部牵制陈树藩的后方。十一月吴新田开始进攻，先后克服秦岭、黄牛铺、凤县、留坝、洋县、沔县等地，十二月初头始进占汉中。陈树藩只身逃往上海，他的残部退入四川，溃散殆尽。这一件抗命的公案，至此始告结束。

　　陕局表面上虽告统一，但南北两镇守使都不免外示恭顺，阴怀异志。省府势力所及，仍不出西安附近的那十余个县治。这个狭小的地盘，以往不过驻守一旅之众，此时却还是要给养四师一旅的粮饷。那些部队，大般都是纪律废弛，又加首领繁多，内幕复杂，想加以认真训练，连集合点名，他们也不同意。他们所斤斤计较者，就是粮饷。大都虚报人数，一千报成两千，三千报作五千，有的号称一旅，实际还不满两千人。军队的督导既如此困难，而财政上又无法筹措，所辖十余县的税收，数目小的可怜，而民国十年、十一年的地税又早已被陈树藩刮去一半，地方上无款可筹，中央也是不管。财政厅是握在省长手中，对我什么也不理会。当时窘困之状，实非言语所可尽述。

　　我渐渐明白督军的种种困难，主要的症结所在，即在刘的把持刁难。他身绾民财两政，但民瘼既不正眼一看，军饷又不筹一文。我还决心要捋一下虎须。那时各军不但饷项无着，连吃的也难维持。我将营长以上将领召集讲话，把省长的做法都说了出来。当时打电话给省长，说你若仍是袖手旁观，那我们这些人只有全到省长公署里去吃饭。省长至今方始着急，把他已经发表的财政厅长撤职，请我另外委派。我即请薛秀清老先生任之。薛为长安老举人，经商多年，对于地方上既熟悉，又极得人民的信仰，人人都知道他是正人君子，决不欺骗舞弊的。那时陕西银行纸币，每元只值二角，薛先生一上台，立刻涨至四毛，继又由四毛五分涨至六角。旧有的积弊也被他洗除一净，选贤用能，关系如此之大。

　　其次我即下令禁种鸦片。我认为这是害民祸国和灭亡种族的毒根，不管陕西的财政收入怎样仰仗烟税，我必欲禁之而后安心。当时即召集省长、各厅长、科长会议，商谈多时，没有办法。省长说，目前只有两条路子：一是种烟，一是兵变。因为若要禁种烟土，则饷项无着，饷项无着，必激起兵变。这两条路任我选择一条。薛厅长等亦均持此意见。我说：

　　“我在这里为地方官，还能看着民间种大烟吗?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鸦片却非禁种不可!你们若定要种，请先用手枪把我打死!”

　　这个会议即无结果而散。次日薛子良来见我，他这时经理税务及禁烟所的事。他也是说若不开放烟禁，则财政没有办法的一套。我和他说：

　　“你去告诉省长。请他把我打死，我一日不死，禁种的事即一日不放手!”

　　因又商议，要在禁烟与兵变的两条路之中，想一折中的通融办法。我就提出裁兵的主张。但刘镇华和吴新田都坚不同意。左右都办不通，因决定权宜办法：第一，指定一二县为种烟区域，限期禁绝，此外的地方一律禁种；第二，尽可能地实行裁兵。后来刘将其一部分队伍交其弟老五整顿。老五确能做事，经他一整顿，军纪即大大不同，及刘将兵柄完全交给了老五，情形更好了些。

　　陕西是有名的产烟之区。陈树藩为督军的时代，民间种烟尤盛。这些业经收割的烟土，只有容许商民向外转运。烟土出口，原先税率是每两一角，我一则是寓禁于征，一则为弥补军饷，因加税每两二角。但是刘和他的镇嵩军不但自己贩运，而且包庇烟商走私。他同洛吴勾结，烟土出口，多走荆紫关经老河口，烟商有走长潼大道者，亦均派其镇嵩军保护，拒不纳税。那时我在潼关设卡，派刘郁芬团驻守收税。一次，刘有十万两烟土经过此地，刘郁芬派人稽查，不让查；令其照章上税，亦拒绝。当以电话问我处置办法。我告诉他说：“你先好好地说，若真不行，就武力对付。四师一旅的人不能不吃饭，你只管执行规章!”直闹到了动武，方才纳了两万元的税，此后就专走荆紫关一路，再也不走潼关了。

　　镇嵩军不但包庇贩烟，在省城，也常常抢掠民家。这种抢案屡见不鲜，我接督篆不久，即出一案。一天夜间，督军署前大街南首一烟商家，有几个人闯进来，声言买土，入了店堂，忽出手枪相挟，结果把柜撬开，抢去了数百两烟土。这事发生，即召集城防司令张治公和军法处长邓哲熙等前来。我说：

　　“我们的责任是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现在甚至省城内，督军署前，也出了抢案，我们拿什么脸面去对人民?你们要一定在三天之内破案，否则，你们来受审判!我自己的罪也是不可饶恕的，现我先受应得的处分。”

　　于是我把自己的两脚带上脚镣，告诉他们，几时拿获人犯，我几时才脱刑具。他们央告了半天，也无效果，只有慌着分头严查。当天晚上即把人贼捕获。邓哲熙送来两个匪犯的口供，知道都是镇嵩军的士兵。不由分说，即绑至被抢者门首执行枪决。此事办后，人心为之一振，镇嵩军也乖巧多了。我说什么，刘就不像以往那样地藐视，他对人叹气说：

　　“遇到冯某人，我真算倒了霉了!”

　　然而他仍得意洋洋的，一点羞愧的意思都没有。

　　过了不久，又出一离奇的事。一日晚间九时光景，我们手枪队在外巡逻，忽见从东南走来十余个百姓，手里拿着烙饼，一边疾走，一边挨家挨户打门，告诉各家，说督军有命令，每家烙饼十张，赶忙往西送去，要赶快，不遵从者定予枪决。霎时之间，家家户户都忙着烙饼，闹起了数十里。后来巡逻的人抓着他们查问，那些百姓也莫名其妙。第二天打听，说是这谣言从临潼那边传来，直至咸阳，都是如此。我起初不明究竟是什么妖孽，后来我恍然了，我想这事绝不是没有根由的，其意义就是造谣惑众，以其鬼蜮伎俩，和我捣乱。

　　我在此处境下，一面积极整饬政务，一面仍努力训练部队。我在新督署住着，每天督促官兵加紧学术两科功课，未尝一日懈怠，使全体官兵每时每刻都有应付非常局面的准备。同时各项建设，亦在力量所许的范围内努力进行着。自潼关到西安的一条大道，败坏不堪，天晴时固坎坷难行，天雨时尤泥深二三尺，无法举步，使交通完全阻隔。我因令部队从事修筑，百姓亦抽人服役，不久即把这条重要的大道修得坚固平坦，两边遍种杨树柳树。可惜后来无人保护，多半被毁坏了。其次，自西安至咸阳必经渭河，那河水涨时有一里多阔，水落时也有半里。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种笨拙的木船，日长月远，都用得腐坏漏水了。我因造了几艘渡船，以利行旅，历来这些都没人管。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我既在皇城旧址修造新督署，复尽力之所及改造路政，于是人家都讥笑我做傻子了。

　　实业和教育方面，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知道二者的重要，因亦在可能范围提倡之。我屡次召集当地各界的领袖谈话，鼓励他们改良现状，发展将来。凡我力之所能，必从旁辅助之。那时陕西学校都贫困难支，我将督署公费的一半扩充各校的经费，虽然杯水车薪，然而与必要设备和优良教师的增加上也不无小补。各校学生我最喜与之接近，常常集合起来，把我所见所感的进德修身的道理，累举实例，谈给他们听。我以为学识固然重要，而人格的修养尤为不可漠视。学识好的人，若用之不得其道，则又往往为恶益甚。曹汝霖、章宗祥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但结果却都做卖国害民的事。又，青年学生处境简单，意志未经磨练，往往在学校时正直不苟，热血精诚，可是一置身社会，在汹涛骇浪中浮沉数年，便意气消尽，同流合污。这是我多年来看得最多，见得最深的一事。我常反复言之，使他们知所警惕。除了官兵和学生而外，最常接近的就是地方的正绅，我和他们立下深厚的友谊。此不但所以增益我自己的学养，亦所以收“广征博采”之用。那时陕西人望所归者，为二李、二郭、二宋，还有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举人。所谓二李，即李宗特先生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他们的学问都是最切实际最能实用的，决非空浮迂阔者可比。二宋中的小宋先生，即民三时为陕西省长的宋联魁先生，品学皆高，为人尤澹泊，还有一位，地方上称作老宋先生，活到八十多岁，民国十八年时还以他老练笔法，画了八幅可珍贵的画赠我。此外还有董、浦二位牧师；浦牧师，即浦化人先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热诚朴实，最爱真理。民国十六年游俄归国，思想忽然转变，著有《穷人有福》一书，阐述社会革命的道理，后来在上海被捕。到二十五年我才把他保释出来。

　　陕西昔有李二曲先生，为一代大儒，最为人所仰慕。我特在督署前搭盖一亭，悬其相片于其中，每请名人讲演，即于此亭前举行。我曾想为他立祠以为永久纪念，可惜终未如愿。后来我离开陕西，此亭即被拆毁。

　　陕西著名的河流为渭水、泾水，长安东门外有一灞水。山以凤岭、秦岭、太白为最有名。这

　　些古老的山水间，常有外人足迹。一天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的领袖安德思和一位英国矿师高士林到终南山打猎，猎获两头野牛，回到长安见我。那时新督署尚未落成，即在我住的帐篷内会见他们。谈了几句，我问他们到终南山行猎，曾和谁关照过，领到许可证没有。他们却很率然地答说，他们打的是无主的野牛，所以用不着通知任何人。我觉得这事应该教训教训他们，告诉他们说：

　　“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我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呢?你们不通知地方官府，私自行猎，就是犯法的行为，你们知道么?”

　　他们说：“我们此次到陕西，贵国外交部发给的护照上，明明写着准许携带猎枪字样，可见得我们行猎已蒙贵国政府的准许。怎么会是私自行猎呢?”

　　我说：“谁许你们携带猎枪，就是准许你们行猎么?若是准许你们携带手枪，那你们岂不要在中国境内随便杀人了么?”

　　两人之中，高士林最为强横。此时那位美国人安德思自知理屈，已经默默无言。英人高士林却仍强辩，他说道：

　　“我在中国已经十五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许打猎的!再说，中国的法律上也没不准许外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

　　我问他道：“中国法律上没有不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难道又具有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吗?你十五年没有遇到过官府禁止你行猎，那是他们睡着了。现在我为陕西的地方官，我却没有睡着。我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土维权之责，我就非禁止你不可!”

　　安德思看见情势不佳，连忙向我认过谢罪。但高士林仍是不肯屈服，哓哓不休地狡辩着，简直不可理喻。我站起来，大声喝道：

　　“别的话都不必说，我现在要你负赔偿之责!否则决不放你出这道门!”

　　他问如何赔偿。我说你把我们的活牛打死，现在就要你们把它们弄活，送回终南山去，否则一定不放你们走开。安德思知道闹僵，把高拉到一边，低声说了半晌，高才软了下来。两个人说，他们行猎，自当邀我准许的，只因他们来时，正值我忙军事，所以未及通知，这的确是他们的过错。现在野牛已经打死，没法弄活赔偿了，只有请我饶恕他们这一次，以后再不蹈犯就是了。我笑道：

　　“你们知道这么说，早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不服理和法，定要强硬相待，才肯软服呢?试问在你们自己国内容许外人这般胡行胡为吗?”因告诉他们，这次的事姑念初犯，不予深究了，以后再不许有这样的行为。说了一顿，才把他们放走。

　　有一天，我的一位亲房嫂子到陕西来找我。在我家穷困时，她曾竭力资助过我的祖母。第一章中，叙及我父亲考中武庠时，报子报来喜讯，我祖母无钱开发，幸赖一位嫂子送了米和鸡蛋来，才打发了报子出门，说的便是这位嫂子的事。现在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了，听说我已做了陕西督军，特地带着她的孙子由家乡巢县远远地跋涉前来，要我为他的孙子谋一优美的差事。论事情她是我的亲族，又是有恩于我家的人，我应当好好偿其所愿，以报我的私恩。但我知道她的孙子并不是有能力的人，即有能力，我亦当回避，以免生出弊病。所以我和她说：“你若有什么特别困难，我一定设法帮忙。若愿意在这住，我可以替您找房子，要是子弟要上学，我也可以筹款供给。可是若要将孩子送在我署中来，闹个一官半职，那万万不可以啊!公是公，私是私，我不能拿着公事来报答私恩，这一点无论如何要原谅我。”我这答复给了她一个失望，仅仅送了她一些路费，让她带她的孙子回籍了事。这以前，有一位堂弟来找我谋事，我送以树秧数千株，令其回乡安理本业，永远不要做非分之想。因此巢县的乡亲，都不满意我，又有许多人骂我矫情，骂我故意以此鸣高。关于用人的意见，和重用乡亲本家的病害，在我的书中一再言之了。总之，我宁愿叫亲戚本家骂我，不能叫全国人民指责我；宁愿叫糊涂人骂我，不能叫有知识的明白人讥笑我。那种以公报私的事，我非不能做，实以读了些书，见了些事理，又受许多朋友们的多年指教，使我不忍以国家大事为徇私情的儿戏耳。

　　我在陕督任内，最感不合理的一事，就是看公文。每天早晨起来，案子上便摆着二三尺高的“等因奉此”的公文。这些文件表面上堂哉皇哉，其实百分之九十都是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关于批阅公文，向来有两种办法：一是交给别人代看，一是自己亲看。托人代看，即不能眼到心到手到，不但心里不能自安，事实上往往会发生病窦。如果亲自动手，则自己尚有更重要的责任，那就是管理军队。倘终日忙于案牍，把军队的事丢到一边，那算得什么督军?我为这事很觉踌躇，结果仍是要发奋自己来看。我努力试验了几个月，每天一早起来，即与秘书长陈经绶、参谋长刘骥和军务科长石敬亭四个人同看，直看到晚间七点，还是看不完。看得军队的管理与训练既被荒疏，而于行政上亦未必有所补益。我觉得这种官僚制度，非加以改革不可。其不合理有二：一是叫军事负责者将其本分之事抛弃，而日劳于案牍；二是叫人耗费精力时间于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上面。两者都是行政制度的大问题，实在不可忽视。

　　到了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北方的原野上又弥漫起阴沉的战雾。原来直皖战后，奉军即替代了倒台的皖系地位，与直系渐成对峙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因其鹰犬皖系既倒，即又拿起奉系，以为它扰乱中国攫取权利的工具。可怜军阀们只知自己眼前的一点权势和利益，哪里想得到国家民族的危险!

　　奉直两方开衅的导火线是梁士诒组阁的问题。梁氏组阁是以替奉筹款为条件，因为若要直系政府站得住，则非使奉军不得入关方可。梁既甘心为奉系效力，奉系即以武力撑其腰。梁士诒的确是位能手，他为要向日本筹借巨款，献忠于他的主人奉系军阀，不惜在华盛顿会时，将山东问题对日让步，又借口财政困难，发行不宣布用途的九六公债。媚日误国的行为层出不穷，若不以断然手段将他击倒，则其为非作恶将不知伊于胡底。酝酿至四月二十八日，所谓第一次奉直战争终于在直隶北部爆发了。

　　梁士诒的行为是我深所反对的，张作霖倚仗日本撑腰，恬然无耻地要出兵保护他，尤为所切齿痛恨。由于这个原因，我即毅然决心愿以全力帮助直系对奉系作战。当时致电曹、吴，说明愿意参加讨奉的诚意。可是曹、吴复电，却调我坐镇后方，反将刘部开上前线去。这个调度，使我非常诧异。那时刘的部队分驻二十余处，若要集中，至少也得二十多天。曹、吴非不知情，何以竟如此决定?原来刘能得曹、吴亲信，是有缘故的。他善于送礼，有逢迎巴结的本领。举一例言之。当洛吴做五十岁生日时，刘送了八十多把万民伞(每连一把)和许多金银古董，而我却本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送了一罐子凉水为礼。一罐子凉水当然比不过金银古董，因此我说话就不能生效力了。

　　但作战不是儿戏鬼混的事，到了所需要的不是送礼的本领所能满足时，洛吴终于急电请我出兵了。我既然决心为国锄贼，自不能以小事而生意气，接电之后三小时内，我即动员部队向潼关开发。

　　临行送一信给胡笠僧，我说我为参加讨伐媚日祸国的张作霖，现在离开陕西了。你若要争权夺利，可和刘打；若要救国，请你和我同来。及至我到了潼关，胡笠僧的复电来了，他说：

　　“你放着督军不干，要去参加讨奉战争，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我敬佩无既。我不过一个师长而已，打仗也丢不掉的。你既去讨贼，我自愿率部追随在你之后，同向为国奋斗的途上迈进!”

第二十九章　督豫

　　奉军进攻的部队共分两路：东路侧重津浦线，取攻势，张作霖自兼总司令；西路侧重京汉线，取守势，张作相为总司令。直军则分三路迎敌：东路以彭寿莘为司令，与奉军争夺津浦线；西路吴佩孚自兼司令，倾全力以争取保定以北的京汉线；东西两路之间，以王承斌任司令，为中路。那时形势，西路成败关系全盘战局，最为重要。而长辛店战发，直军屡次进攻，均不获利，反使奉军步步紧逼，战况激烈，情势异常吃紧。故吴佩孚不得不改变命令，调我火速出潼关增援。

　　却说我在陕西接到洛吴发来的急电，叫我们部队火速集中洛阳，我在三小时内便把队伍调度完毕，开始出发。因为我们驻在陕西，日日准备着作战，毫无过太平年的心意。开拔之前我把陕西的军政全部交给了刘镇华。同时召集部队讲话，详说这次出征的意义，我们不是为私人权利，而是讨伐媚贼卖国的奉系军阀，救我千疮百孔的国家。讲着话，我抬腿把穿着的一只布鞋抛掷了两三丈远，我说我看督军的位置，如同这只敝屣；我们这次参加战事，完全为尽我军人保国爱民的神圣天职，个人的富贵利禄算个狗屁罢了。

　　走到临潼，遇着几个外国朋友，他们问及我们士兵臂章上写的“害民贼，瞄准打”字样的意思，我又把上面的话向他们详细讲解一番。自长安直至潼关，因为我们早已把路修好，虽非水门汀或柏油的路，但一样平平坦坦，行军时省鞋袜、省气力、省车力、省骡力。既迅速，又顺利。到了观音堂，又接到吴佩孚电报，说他已不能在洛阳候晤，任我为后方总司令，将后方责任完全交付给我。我知道前方情形已经紧急。那时李鸣钟一旅走在最前，集合全旅官兵讲话后，即以石敬亭为其辅，令沿站不停，星夜兼程，飞驰前方增援。并叮嘱他，第一必须整旅的开上去使用，不可一营一营地增补递加，致实力分散；第二必须派在侧面，方更为有效力。他们直到良乡，把我的意思和吴佩孚陈明。李鸣钟即率领孙良诚、赵席聘两团和孙连仲的炮兵团绕向奉军右翼(地在戒台寺附近之大灰厂)抄袭，大破之。这一战役，在整个战局中实起有决定作用。

　　我从观音堂上火车，到了洛阳，思及此次战役关系重大，时刻惦念着他们开上前线，是否能够打上侧背，常终夜绕室彷徨，不能自释。一晚做梦，见院中上水寸许，我和李鸣钟、孙良诚、孙连仲、张维玺等打着赤脚，在院中榱水，榱完水，坐在凳上谈练军的事。看见他们坐着，不住地摇晃着腿和脚，我怒其太随便，而他们竟对我笑着。继而将此梦谈给刘菊村听，戏问是何吉凶。菊村说，无所谓吉凶，只是你对他们过于惦念的缘故。过了两点钟，便接到李鸣钟告捷的电报，同时也接到吴佩孚电告奉军溃退的消息。于是有人附会，说我做的梦正是喜兆。我方庆这次战争可以迅速地宣告结束，不意河南督军赵倜窥伺郑州防务单薄，又听信奉军战胜的谣传，遂即乘机捣乱后方。命他的弟弟赵杰率兵大举进攻。于是又爆发了肃清后方的郑州的战役。

　　那时豫督赵倜早有附奉之说，但战争发生后，他却派员向洛吴表示绝对服从，愿共同铲除媚日误国的奉系。等到长辛店战发，直军有不利之讯，又见驻郑州的我军，仅有张之江两营，王文蔚一团和靳云鹗一营，势力极其薄弱，因此观风转舵，立刻派赵杰率军四十营，如疾风暴雨星夜进袭郑州，以为奉军声应，欲收前后夹攻之功。我在战事发生的前一天，曾赴郑州视察防务，看不出一点动静。可知赵等此次行动实甚秘密。因为赵部有团长某之太太住在郑州，和王文蔚的太太同住一个院中，相处得很好。忽那团长派了马弁来接太太离郑。说一二日内将袭击郑州，团长太太把此话告诉了王太太。王太太告诉了王文蔚，故而我们预先知道了消息。到夜间我刚刚转回洛阳，便接到赵部已和张之江两营接触的消息，靳云鹗的告急电也如雪片般飞来了。我一方面急调刘郁芬、宋哲元两团东进，迅速策应已经苦战一昼夜的前方部队，一方面乘车亲赴郑州前方督战。两军接触是在二里岗和魏庄一带，那儿发生了剧烈的争夺战，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当刘郁芬、宋哲元援军开到，正在酣战的时候，不意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又率部沿黄河绕袭郑州，靳云鹗部彭开乾团长一战阵亡，形势极为紧张。恰好胡笠僧部邓宝珊、弓富魁、李虎臣各团营陆续开到，立刻增调上前迎击，始把绕攻的鲍部击溃。

　　正面的战事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到前线督战的时候，敌方的枪弹如急雨似的嘶嘶打来。我调傅建恒向枪弹的来处连轰数炮，敌炮也给我们以猛烈的还击。两方激战甚久，最后，我看出敌势渐有软弱的征象，心想乘机再予以突然冲击，他们势必不支溃退了。便把冯治安、张自忠带着学兵连调遣上前，李向寅手枪队亦同时调上，猛烈冲锋。这几支如龙如虎的生力军往前冲杀，一个中央突破，敌人立刻招架不住，当时像摧枯拉朽一般，打得他们溃乱不复成军，满山遍野地逃窜。我即迅速派队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开封，再没有遇见顽强的抵抗。

　　这次战役，胡笠僧部队出力很大。他们器械不全，饷项不足，竟能够奋勇参加斗争，实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他的部队平素缺乏训练，处处脱不掉所谓乡下气，作战时候有许多可笑有趣的干法。比如那些弟兄们正在与敌打得热闹的时候，一听到吃饭的军号，便不顾一切，呼啦一下子全部都退下来吃饭，三口两口把饭吃完，又一窝蜂地上去厮杀起来。那作风，完全像乡间农民们在田中收割麦子的情形，真是令人惊奇。赵倜虽然看不起这般含有原始意味作战方法的部队，但在全部战争过程中却吃了他们极大的亏苦。

　　我的参谋长刘骥沉着坚毅的精神，在战场上充分表现了出来。有一次，我邀他同到前线视察，我们刚一走出村子，敌方的炮弹密集地迎面打来。在我们前面走着一排士兵，眼看着被打伤了几个。他们一面好好地走着，一面便接二连三地突然躺到地上。我回头看看刘骥，他不慌不忙，仍照老样子稳步走着。我大声嚷道：

　　“当心炮火，你快点儿走啊!”

　　他抬头闲闲地说：“你看在前头的有倒下去的，在后头的也有倒下去的，横竖是一样，不必着忙，还是这样子走的好!”

　　古人处变如常，临危如安，刘骥的确有这种勇毅的精神。

　　在这次战争的试验中，我觉得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训练士兵精神教育实最重要。每次作战之前，应当使官长士兵确实明了，这次我们是同谁作战?为什么作战?为什么必须以武力打倒敌人?官长士兵对这些都能切实了解，作战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否则，短时间的一冲一击，还可勉强应付，时间一长，必不免崩溃败北，无法支持。而且这种了解要透彻，要普遍，若一二个长官不明作战意义，便会影响全体士兵的战斗精神。

　　第二，行军驻军以及战斗动作应注重日常的训练，虽至细至微的地方，也要一一做到，到作战时才能随时随地纯熟应用。一味地凭借勇气，而漠视技术，是决不能取胜的。为将领者尤须有一种刚胆，一种热心，一种沉着勇毅的精神。刘汝明守祭城，那是一个凸出点，四面受围。刘死守不退，手已受伤，仍能保持镇静，敌人六七营来攻，连续猛扑多次，刘极力鏖战，毫不着慌。若遇撑不住气的将领，不说心馁溃退，也一定不知告急多少次了。

　　第三，为将领者体力精神不足，嗜好太多，绝对担负不起统兵之责；身冒矢石，披坚执锐的士兵，当然更须要精神体力充足。靳云鹗倚仗他兄长总理之力当了旅长，然身体羸弱，精神萎顿，鸦片瘾又太大，躺到灯上就起不来，以致事事荒废，处处涣漫，无怪他镇守不了郑州。赵倜抓住这个弱点，险些儿毁了全局。

　　第四，用兵固当讲究虚虚实实的战术，但总须先有实在的力量为基础，否则即无从讲虚实变化的妙用。靳云鹗的部队从信阳到彰德，沿途各站都分驻一小部分，致实力分散，郑州只剩下一营多人，犹存一侥幸之念，虚张声势，以为恐吓，心想赵倜必不敢动。可是你指着赵倜不敢轻动，赵倜却明明知道你实力单薄，结果即有突破猛袭的危局。若不是后方队伍增援得快，那不但驻军将全被牺牲，郑州亦必不守。

　　第五，缺乏经验的将领，往往不善运用战术，一上战场，就滥施射击，不计效果，弹药既无计算的消耗，只有忙着补充和准备。他们常常每枪已经领了二百子弹，还再要请二百作为准备，这种弹药的浪费，都是不明白战术所致。

　　第六，将士须人人有必死的决心。这次我的部队中很有些人表现出惊人的勇猛，谷良友部冒着敌人的炮火，屡次冲击，杀了个七进七出使实力充厚的敌人亦为之丧胆。冯治安、张自忠带着学兵营的几连人上前冲锋，犹如饥饿已极的猛虎一般，风驰电掣只顾向敌冲去，使敌人如干草触快刀，一溃不可收拾。

　　此外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战事正激烈的时候，在常德因贩运烟土被我开缺的韩占元，忽然回来见面，到了营门，便双膝跪下，和我说：

　　“我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人，旅长过去撤了我的差，一点都没冤屈我。但我现在很知悔悟。请饶恕了我的过错，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

　　这时正好谷良友退了下来，韩占元见状，就自告奋勇，要求给他拨六个手枪队，上去替补。我要试试他的能耐，很爽快地答允他。他带着六个弟兄上去，果然一下子把敌人打退，赶回来，复请求我饶恕他的过去。我因他既知悔悟，又当面奏得功劳，便委他为营长，令其痛改前非，从此努力上进，好好报效国家。

　　韩占元是保定东面四十里安新人，民国二年时候在北京补兵，擅长拳术，为人机敏，刚入伍时为左哨正兵，后来升为排长，在常德时调到差遣。不想他竟在外边包庇贩烟，从中获利。一次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包庇一个烟犯偷从桃源过来，从张家湾闯过沅江，直把船开到陬市地方停靠，他指着那个烟犯骂道：

　　“我韩某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军人，都是你们这批烟贩引诱我，叫我吃上了大烟，现在又让我做这种丧尽天良的包运烟土的买卖。归根到底，都是你们陷害的我!我想起来，恨得牙根发痒!我这次定把你这些烟土拿了，上常德告你去!”

　　那烟贩听说，慌了手脚，只有跪在地上向他求情。韩占元把他放走，却自己把那些烟土赚了，偷偷运到下游变卖上腰。我查知这事，立刻将他撤差，驱逐出去。

　　他过去曾犯这么一个大过，所以这次见了我，便跪下讨饶；我因知他悔悟，故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可是他始终没有多大的建树。他的弟弟韩德元，民国十五年时当至师长，亦以嗜好多端，没有建得功业。

　　这次进攻郑州正面的总指挥是赵倜的老弟赵杰，抄袭郑州后背的是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这鲍德全，本和曹、吴有旧，直奉之战初起，他也曾声明决不会策应奉军，牵掣直军之后。但后来竟也跟着赵倜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担任了攻击郑州的有力部队。我军经他的凶猛抄袭，猝不及防，故死伤很是惨重，孔营副、王兆乾等将领都于此役受了重伤。郑州之役结束，赵倜逃到上海租界躲身，鲍德全恃着与曹、吴的关系，不但不知引咎深藏，反倒做了维持省城的负责者。当我率领部队追击赵部残余，进到开封车站的时候，城内一班一班的文武官员都来相见，最后，这位为虎作伥的鲍德全竟也大模大样地跑来接迎。我心里想，你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我们多少将士牺牲在你手里，你也能到这里来见我吗?我能接受你这无耻之徒的投诚么?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

　　我带着队伍进城安民，过了几天，便接到任我为河南督军的命令。我接篆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没收赵倜的家产，全部拨作河南的教育经费。过去河南各学校经费拖欠甚多，现在我一下子都给发放清楚。赵倜历年在河南剥削及搜刮所得，重复归到河南人民的手里，大家都引为非常痛快之事。同时又规定某数项税收专作教育经费，使之完全独立，不再受任何政治影响。至此河南教育乃得有保障，至今仍沿此传统。后来我看到吴稚晖先生的一本日记，上面记着他在西山访晤我，见我如何得兵心，于是说，想我没收了赵倜的财产二千万，定都是发给了官兵，若不然，官兵心里一定不平，对我不满云云。我看吴先生写这一段，意思是夸奖我，可是与事实相差太远。又有一位同在陕督任上做事的刘先生私下问石筱山，说：“咱们老总到底有多少钱?”石说：“他哪里有钱?”刘道：“连你也被瞒过了。我听人说，他今年汇到美国的就有三千七百万。”石时为我参谋长，把这话告诉我，说这简直是有计划的造谣，我也一并写在这里，看读者信是不信。

　　其次河南的庙宇很多，佛道在民间的势力本来很大；赵倜督豫期间，又从而大事提倡，使河南民间更是弥漫着浓厚的迷信烟雾。听说赵倜的一个儿子患病，督署总参议信阳人裴某为要逢迎督军，便发起全署甚至全城各界都去求救苦庙替少爷敬香添寿。这人许个愿，给少爷添寿三岁，那人许个愿，给少爷添寿五岁，最后竟为少爷添到一百五十多岁。但害的人家不知烧了多少香，磕了多少头，那孩子终不免病死。其可笑如此!“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愚弄人民，耗费时间金钱，莫此为甚。昔清朝汤斌(即有名的豆腐汤)为南京总督，到任后将淫寺尽皆毁去，仅把文庙及武庙保留。城中善男信女闻信，相率前去跪求，谓如此办法必受天谴。汤斌曰：“有祸我自当之，与你们无涉。”我看河南的庙宇多半堂皇敞大，殊可利用，因亦本汤公之意，拿来尽可能地改作开办学校之用。虽然那些僧尼到处造谣，说我坏话，吴佩孚亦对我大不满意，看做所谓“赤化”行为，不久终将我弄掉。但是化腐朽为新鲜，变废物为有用，对于社会毕竟是有很大裨益的。

　　此时我即利用庙宇办了一座培德学校和一座军官学校。培德学校中所收学生完全是本军文武人员的眷属子弟，有成人班，有儿童班，半工半读。两校因为负责者能力相当，又肯用心办事，我常去察看，觉得蓬蓬勃勃，很有朝气。

　　但我对教育也并不是一味地盲目提倡，那些骗人钱财误人子弟的学校，自然是要设法取缔的。比如有一位记不清是原籍合肥抑是桐城的基督教徒某君，在开封办了一个学校，他以同乡和教友的两重资格为口实，跑来请我为他学校的董事长，要求种种补助。我告诉他说：“对于办学校的事，我极乐意帮忙，是不是同乡或教友，那倒没有关系。但须等我调查一下，我才能给你答复。”

　　我正要派人去调查，不想竟有人把他告发了，说他学校的教员不是他的舅父，便是他的表弟，会计庶务则是他的侄子，学校是办得一团糟糕，不过骗取学生的学费，维持他的亲族的饭碗而已。我接了诉状，即派余心清前去调查，把告发的各项劣迹一一察查属实以后，立即转知教育厅勒令其学校停办，学生所缴费用也着他清算发还；不足的六百元，由我抽出款项垫补清讫。

　　开封城北一带可说是个满族同胞的居住区。清室推翻，这些满人的生活失去凭借，他们游手好闲，都弄得穷苦不堪。我看这种情形，决定介绍他们到郑州工厂里去学习工艺，一来为他们个人谋一生活出路，二则可以减少游民宵小，社会亦受很大的惠益。我指派专人办理此事，详加调查，分别安置，结果办得很好。

　　河南经过赵倜几年的压迫和搜刮，一般人民困苦达于极点。此次战后，兵匪纵横，哀鸿遍野，地方更形凋敝。我为要切实改进人民生活，整理紊乱已久的豫政，到任之初，便详审地方实际情形，拟定治豫大纲十项，作我最低限度的施政标准。那十项大纲是：

　　(一)赈恤战区灾政，避免流离。

　　(二)清理财政各税，期除苛敛。

　　(三)彻办户口登记，以杜盗源。

　　(四)整饬巡缉各队，以维治安。

　　(五)查拿贪官痞棍，以安善良。

　　(六)筹设实业工厂，以纳游民。

　　(七)普遍浚河筑路，以利交通。

　　(八)推行义务教育，以开民智。

　　(九)严禁烟赌娼妓，以淳风俗。

　　(十)厉行剪发放足，以除陋习。

　　这末条中所说的剪发，是指男子留发辫而言。那时北方各地守旧，男子沿因清制，仍多强辫者，故定此项以纠正之。至如女子剪发，其时则尚未盛行。

　　我除按照这简单的施政纲领按步分头施行而外，对于清乡剿匪一事，尤为注意。河南民情蓄悍，多年受政治及天时之影响，素来多匪。这次赵倜败退，部队溃散，尤多流为土匪。我率队伍先驻朱集，着手肃清豫东的溃军，命孙良诚等分头剿击。豫东平靖后，又从安徽窜过来一股，费了好多日子，才次第肃清。

　　在施政剿匪的当中，于所辖部队的训练和补充也下了一番功夫。自离陕西，我的部队又有八九个月没有领着饷。官兵们都困苦不堪。到河南后，便在两月之内连续发了五个月饷，以济他们的穷困。我们由十六混成旅改编为十一师时，有不加枪不加饷的限制，故不足的额数尚多，也在这时补充齐全。我一面这样整理，一面即规定课目，大加训练，俾旧有军风纪得以不堕。

　　此时于公事而外，我也抽空办了一件多年牵肠挂肚、迄未办成的私事，那就是迁葬我的父母的骸骨。读者想必还都记得，我的父母弃养时，因为无力好好安葬，只买了几块薄板，送埋在保定府的安徽义冢上。此事在我虽觉得无足轻重，但老人家在日时，却是讲究这些的，因此我也感觉无以对父母，很是不安。此次我特意回到保定，同我的兄长商议着，在保地西北买了五亩空地，把父母的骸骨由义地乱冢中迁葬过去。此事我什么人也没通知，迁葬的那天，我自己帮着抬棺，我兄长在前面打幡，很快便很简单地完毕了迁葬的手续。我父亲的棺材由坟堆中掘出，因是一百五十两银子置办的好棺木，故还没腐烂；母亲的是柳木棺，乍出土时看了还好，但一见空气，就朽坏得不堪抬动了。事先我已预备好两口套棺，这时便把旧棺套放进去，一如重新装殓一次。我素来反对世俗对于婚葬的繁文缛礼，招摇铺张，所以我这次将父母简单移葬，任何亲友都没惊动。第二天曹锟知道，便埋怨我不告诉他。

　　此次在保定逗留数日，办理迁葬之余，也常常出外走动。我的家住在馆驿街，每次到巡按使署去，我都是步行。走过街上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不够官派，都看不顺眼。他们说：“不坐汽车，也应当坐顶大轿，做了督军的人哪儿有在街上步行的道理!”

　　我从保定回到河南，便听人告诉我说吴佩孚已向中央提议，强迫调我为陆军检阅使之职。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一点都没惊异。赵倜在河南的时候，每天午后三四点钟方起床。我在那儿，大早上便骑着脚踏车各处办事。吃饭时一菜一汤，客人来了，每位加一个菜，也不预备烟酒。在曹、吴他们一般人，简直看我为活妖怪!本来在那样的年头，什么事都是讲究夤缘手段，论不得什么功勋劳绩的；我调河南督军的时候，若是论功绩，陕西督军的遗缺自应由胡笠僧继任。但是曹锟、吴佩孚却授意中央竟把此职让给会送礼会奉承的刘镇华署理了。功绩哪里论得呢?我听到这消息一笑置之，一面照常办理职内之事。

　　不久吴佩孚便来电报给我，叫我替他在河南筹措八十万元的款子，并且以后要每月经常划拨二十万元。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我连思索也没有，马上复电说我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钱，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他接我这电，更把我恨入骨髓。那时他打退了张作霖，自以为再无内顾之忧，便专心致力要对付几个不肯随便附和他的人；胡笠僧、孙岳和我都变成了他心中之刺，眼中之钉，每时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把我们弄掉。

　　我原先是希望吴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经很诚恳地对他上了二十条条陈，详抒我对于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意见与办法。但他觉得没有恭维他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那时他在得志之余，真是骄横恣肆，妄自尊大，什么人也没看在他的眼里。对上把长官看做傀儡，对下把朋友部属都当做奴才，人民士兵则一律视如草芥。那时的朋友中，王承斌可算得第一流人物，孙岳是极可倚重的俊杰，但他都不能容纳。他所能接受的，一是谄媚巴结，二则挑拨离间，因此张福来、萧耀南之流，倒成了他亲信之人。对国家大事其迂执与悖谬，尤到了使人难于相信的程度。有一天，我到洛阳和他晤谈，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严切注意，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听他们说话，就是吴音，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他自己是吴太伯之后，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若有交涉，他只要发一电报去，以此段历史说之，无事不可成。也许人们会以为他是说笑话，后来“九一八”事起，他真有这样一封信发到日本，可以证明他那时决不是说着玩的。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而创办空军，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切要。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这种风筝即足以制御飞机而有余，敌人若以飞机作战，我们只要放上风筝就可以把他们挂下来。最后我又谈及河南的旱灾，以为此事可忧，当设法防救。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还唧哝了一会，一连下了六七卦，和我说，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我觉得好笑，问他哪方面下雨，他说在西北方。我那时住在他的巡阅副使署里，到了第二天午后三时，天上仍是蔚蓝的晴空，不见一块云，一丝雨意。我去问他何以不下雨。他说已经下了，还正在下着。我问在哪里?他答道：在莫斯科!我的意思是要请他设法开渠筑坝，而他却来这一套，真是活见鬼!

　　我拒绝洛吴筹款的要求以后，不久，有一天熊秉琦到开封来见我。我和他谈了半天，究竟不明白他的来意。最后我忍不住了，直截地问他，才知道他是奉了洛吴之命，和我传达让开河南的意思。我告诉他说，我不是为做官而来，只要中央有命令，我随时都可走开。

　　中央调我为陆军检阅使的命令，果然在洛吴示意保系阁员高恩洪向黎元洪总统提议与威逼之下，这年(民国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颁布下来了。我接到命令，三天之内便把部队全部调完，转赴新任去了。

第三十章　穷困的陆军检阅使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命令发表之后，我即率领部队开驻南苑。我们从河南开拔时，吴佩孚本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拨助二十万元为我们的饷项，但这显然是一句哄骗的话。在他，是惟恐我们的队伍不溃散，纵有的款，亦必克扣不发；哪会更有为我们在别处筹饷的道理?我一离开豫督之任，他那不值一文的诺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时的北京政府完全仰承曹、吴鼻息，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因此财政部亦不敢捋其虎须，为我们筹发饷项。我们全体官兵多年在饥困之中挣扎，幸赖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得以自存。在河南两月，稍得喘出一口气，至此又重新陷入粮匮饷乏的境地。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那时的国务总理陆军部长为张敬舆先生，辛亥年间他为二十镇统制，我在他部下为八十标第三营营长，曾同酝酿革命，讨伐复辟之役，他又为我赞划甚多。这些前面都已说过。因此他对我有极好的印象。此时看我处于如)此困境，就尽力为我帮忙。首先把我的部队改编为一师三个混成旅：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十一师包括二个旅：一以鹿钟麟为旅长，一以刘郁芬为旅长。部队有了名义，饷项就不难设法。经我多方奔走呼吁，始得由崇文门税关和京绥铁路局两处每月合拨十五万元。数目虽然不敷分配，并且要到十二年下期方开始拨付，但洛吴的阴谋诡计也毕竟没有成功。

　　关于饷项方面的事，后来派薛子良、邓鉴三及杨慕时三人分任督办与总办，整理得弊绝风清，税收增加甚多，真是点滴归公。自有崇文门监督之设，当以此时办得最清明。在我们部队的饷项还无着落，正在百般筹措的时候，张敬舆先生尤热心为我们设法。他常常向黎总统替我们说话，黎总统以我们在浦口在武穴擅自停兵不受命令为词，表示对我不放心。张对他极力解释，并劝他去看我们部队，希望能从我们队伍整齐与精锐上引起他的些许同情，而予我们相当帮忙。但黎总统是个圆滑的角色，他怎肯平白为我们出力?那天张先生同荫午楼先生陪同着黎总统看完了队伍以后，黎总统集合全体官兵讲话，大意说：

　　“你们是有革命历史的队伍。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我从床底下被革命党拉了出来，领导民军，推翻满清，所以才当到总统。你们将来慢慢遇着机会，自然也会和我一样，能够高升，能够飞黄腾达。”

　　我真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敬舆先生说了几句。勉励大家刻苦努力，勉励大家奋进不懈，勉励大家要做救国救民的军人，而不为一派一系的私人走狗。都是有益好话，颇能助长官兵的精神。散后我和荫昌先生同坐一车，他发表他的感想说：“您这没有别的，就是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不像别人，明明卖的油条，却吆喝着卖馒头，明明做着政客土匪，却还顶着军人的头衔。”时荫午楼先生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

　　在饷项窘乏之中，部队的训练工作并未一刻懈怠。学科方面，分为士兵、正副目、初级军官、中级军官与高级军官几个班次。一般兵士的课目有军人教科书，八百字课，简明军律，军人教育，精神书，军歌和各种兵教科书几种；正副目于一般课外加授军士战术和军士勤务二种；初级军官复另加初级战术，军人宝鉴，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左传》摘要五种；中级军官再加高级战术，军器学，欧洲战史以及各种经书和子书的选读；至于高级军官则另组各种研究会，从事各种专门问题的研究。

　　除教导团继续开办外，又举办高级教导团以教育在先前成立的教导团毕业的学员。所请教官大都是陆大的优秀分子。以段雨村为高级教导团团长，熊斌负教育之责，孙连仲、石友三、梁冠英、李忻等都是那时的学员，他们的学识能力，得于此者甚大。

　　那时――民国十二年，听说王铁老先生为辞去江苏省长，在定县闲住。我自幼对他仰慕，每以未能朝夕向他领教为憾，此时特派鹿钟麟专诚敦请，为我们各级军官团讲书。多蒙铁老另眼相看，欣然允诺，但提出三个条件：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纸烟，三不能改穿短服。三件事我都一一依允。但是及至来到南苑，他却自动地不肯吸烟。问他为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因为个人的嗜好，破坏团体的纪律。日常相处，铁老先生尤能言语有则，起居有定，潜移默化之间，予我们全体官兵极好的熏陶。除听讲《易经》《书经》外，我还读了一部《群

　　书志要》。课外时间并且随时领教，得益匪浅。此外还有一位张先生和一位陈老先生，也请来为我们讲经书的。陈老先生是我的参谋陈琢如的尊翁，福建人，那时还留着小辫子，每谈及父母，必流泪叹息。张先生后留张之江处为秘书。王、陈、张三位先生各讲过一篇《易经》，驻南苑期间，《易经》共讲四遍。我以为在新文化尚未普及时代，要读中国经书，《易经》甚为重要。这是中国的一部哲学大著，卦辞爻辞所说的人生处世，国家大事的原则原理，都有一番大道理。但读者却不可迷信，尤不可执泥。可惜我那时读它，就不免过于崇信的毛病，以至待人处事种种方面都受其影响。比如谦卦中三翻四覆说的一个谦字，“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尊而光”等等，使我总以为消极的退让，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对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积极态度。其实这并不是书不对，而是我自己的错误。我以为对人处世固当谦下，但对国事，对政治，却必须有一种当仁不让，积极负责的精神。――这不过举起一端而言之罢了。

　　我在南苑又重新建造了一座思罗堂，以纪念在常德为疯人击死的罗感恩大夫。我用此堂为请名人给部队讲话的处所。王儒堂、颜惠庆诸先生都在那儿讲演过；黄膺白和蒋百里二先生更应我们的邀请，经常地来讲话。黄讲的都是关于国际形势及中国政治的问题，蒋讲的都是军事学方面的问题，每星期两次。使我们全体将领，耳目均为之一新。

　　除上述者外，术科的训练还和往常一样，军官队及军佐队成立的体操团尤予严格注意。刺枪、劈刀、射击、器械体操等人人都会数套。至于应用体操，每连中除二、三情形特殊者外，其余的人都能在杠子上拿顶，跑八道阻拦。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训练，便是在严冬三九天举行的沟垒比赛。在那样的天气，大地到处结着很厚的冰，土层也冻得三四尺，坚如铁板。各团营官长目兵在下半夜集合出发，在裂肤堕指的寒风中挥舞着镐锹锄铲努力各自团体的沟垒工作，到黎明的时候，各团营的沟垒都掘好了。工作最快捷最坚固适用者，予以胜利的奖状。此时优胜者每个人脸上都含着愉快的微笑。这种比赛，意义是很大的。第一，可使部队养成耐寒冷耐困苦的习惯，以及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并加强其团体活动的精神与纪律。至于在沟垒工作中获得实际知识与经验犹其余事。

　　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

　　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因此我于教育训练而外，对于每个官兵的生活，自早即知所注意。而于残废和阵亡的官兵在可能的范围尤多方设法，予以特殊之关切。

　　残废和阵亡的官兵，为最勇敢最有为且为对团体最有功绩者。我们于战斗之后侥幸不死的人，对于他们致深切的敬佩和哀悼，尽力予以安慰救济和抚恤，实是义不容辞的事。对于残废的官兵，我总要很郑重恳挚地赠送给他们一些礼品，并每年举行一次特别宴会，以表敬重之意。聚会的地方搭盖一座很高的台座，分作五层，历年战阵受伤的官兵，都有详细的光荣记录。据此查考，凡受伤三次有特别勋劳者请坐在第一层台上，每人面前都有很丰富的五碗菜肴；受伤二次者第二层，每人菜四碗；受伤一次者坐第三层，菜三碗；仅有轻伤者坐第四层，菜二碗；没有受过伤的坐第五层，每人只菜一碗。饭后，赠给礼品，也按着层次的高下而分厚薄，礼品的价值有三元、四元、五元、八元数等。又每年举行一次音乐会，专门招待并娱乐残废官兵。

　　对于阵亡官兵，我在南苑建筑了一个昭忠祠。那祠是一座五上六厢的院子，正中一座亭子，对着大门，院子后面一片广阔的坟地，便埋着历次阵亡的忠勇官兵的骸骨。对于阵亡官兵的家属，我每年派员前去慰问一次，斟酌情形，予以照顾。他们有到达学龄的子女，便领来送入官佐子弟学校，一切费用都由军中供给。没有子女者，并设法为之立嗣，比如李振芳阵亡后无子，即为过继李正义为嗣。正义原是北京孤儿院孤儿，后送往香山慈幼院上学，抱来的时候只有五岁，后来毕业于育德中学及中央交辎学校。又如史家德的父亲因教习抛掷炸弹，不慎炸死，我即供给家德入校读书，以至自立。这些办法，是一个团体应有的义务，只要有心，没有办不到的。

　　有一次，过之纲四十四团有一个弟兄得了严重的败血病。一天我查问病号，向医官问到那个士兵的病情，知道已送协和医院。输血多次，仍不够，还要继续输血，请我派一排弟兄去供给输血。

　　按照医学上的知识，一个年轻体壮的人，牺牲若干CC的血，原无损于健康。但是士兵都是从乡间来的，一点医学常识没有，照传统的观念，总把自己的血，看得珍重无比。若是我下一命令，强令他们去输血，于情于理都不合适。我以为救人助人，是最快乐的事，但必须出于自愿。我就要求他抽验我的血，若是我的血可以用，那就不成问题了。

　　“好!”医官答应着，立刻便去拿抽血针去了。恰好这时候正遇着各营营长上讲堂，他们听说抽验我的血，都跑来看，看见我坐在那儿伸着臂膊，让待抽血，都兴奋极了。个个争嚷着抽验自己的血，输给那病兵。取过我的血之后，又取了张自忠的血。大夫一面详说血液的学理，输血的手术和那弟兄的病况，一面便分头抽验他们的血液。结果除张自忠外好几位官长把血输给了那个病兵，那个病兵不久便完全痊愈。这件事使全体官兵都感到兴奋，大家都觉得官长与士兵不但共着甘苦，而且是同着生命的。彼此间的感情便越发不同了。

　　有一天我同一个团长名叫马玉田的谈话。他是民国二年时招来的兵，共事已经多年。谈起他家庭的现在状况。知道他父母已亡，现在带着他的妻子在南苑附近住家。我问他有小孩没有?他说曾经生过两个小孩，但都是患了脐疯症，生下没几天便夭折了。我把这事记在心里，一天请教一个美籍医生，问他脐疯症到底是什么毛病。医生告诉我说：

　　“这个病在欧美各国已经没有，可说是中国特有的小儿病。因为中国旧式接生者毫无科学知识，小儿落地后剪断脐带时所用的剪子都不消毒，以致病菌传入小儿的血内，数天内毒性发作，即无法救治。若用新式接生，决不会患这病的。”

　　“我想这是极重要的一件事，当即打听他如何雇用新式接生婆的事。他说雇请一位新式产婆，每月不过数十元的薪资。我们这里的官兵带有家眷同住的不下三四百位，每年诞生小孩至少有二百多口，请一位专门接生医士，实在是十分必需的。我立刻听从了他的建议，请来一位专门接生的医士长川供养着，从此以后，不但婴儿的死亡率大减，就是产妇自己也安全多了。

　　官佐家的弟妹子女，凡到达结婚年龄者，我极力提倡他们联亲。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识，相互择配，比较能满意；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因此愈加巩固。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必两方送礼，送男家的是锅碗瓢筷等一套厨房用具，送新娘的则是一架织布机。大家送礼，也都必须适合实用，必须采用国货。有人问道：

　　“你平常教官佐家的女子和男子同样的入学读书，到结婚的时候为什么又要女的学习织布呢?”

　　我回答说：“这是合二而一的事情，并不矛盾。婚前学些做人的知识，婚后学习谋生的技能，都是要女子不依赖男子，能够卓然独立。各人的境遇不同，资秉互异，不是个个人都能继续升学，取得那大学文凭。何况她们纵然能够受得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但是婚后学得一点实用的技能，也是应该的，并不就是辱没了她。我以今日中国中上阶层的女子，多半不事生产，在社会上是个消费者，在家庭中，则为男子的附属者；因此女子的地位无法提高。同时，男子也因为生活上有妻子的累赘，以至对于职业上往往患得患失，屈己辱节，亦无奈何。我在她们结婚时送一架织布机，便是希望她们能够学习切实的生活技能，在经济上可以独立，不做男子的寄生者，在社会上能够参加生产，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可不为丈夫之累，两下都可不相牵挂，各做各的事业，各做一个有益国家社会的铁铮铮英豪!”

　　官佐中凡有婚丧一类的事，我们的规矩是只许上级官对下级送礼，下级官以及一般士兵都不得备礼赠送。这一点，在当时的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事，因此不免引起一般人的惊异。我有一位第八师的朋友，在我营中住了几天，看见这个现象，和我说：

　　“我在军队中看见的惯例，是只有下级对上级送礼，连长送营长，营长送旅长，旅长送师长，谁的礼品办的贵重，长官就喜欢谁，以后说话就特别有效，官也升得更快。所以大家都要在送礼上面用心、努力。送一次礼，典卖借贷，都在所不惜。因为这是下的本钱，升官之后即可一本万利的。下级官对上级官送礼，有这番讲究。你们这个规矩却是为什么呢?”

　　他认为我们这些办法，就是我招人嫌忌，惹人骂我为活妖怪的原因。

　　我在南苑办的培德学校，在通州设立分校，专为教育官佐的眷属。派苏钦文为校长，对校务勤勤恳恳，成绩斐然可观。学校中的课目除读书外，就是做工艺，以纠正一般家庭妇女坐请吃穿的积习。另外办有附属小学和幼稚园，以教育官佐的小孩。他们的子弟年龄较大的，则送入我在北京办的育德中学读书，育中校长派余心清任之。余为美国留学生，专攻教育，办事甚认真，极小之事亦不放过，故当时曾造就出不少的有为青年。我现在记得的军需武子健的孩子，即由育德学校毕业，后来考入交通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总站服务，颇有能力。还有一位姓李的学生亦以成绩特优，做事认真，后来甚有贡献于国家社会。可惜这个育德中学没能够办得长久，即以政局影响而致停顿。

　　在此时间，对于退伍及残废士兵的安插，仍是仿照过去办法办理。即是退伍后送入营中所办的工厂学习工艺，军中遍贴非工不食的标语，每个士兵都一定要学得一种技能，以维持生活。这时工厂厂长以石友三任之，办理颇努力，对伤病兵照顾得尤其细心。后来石友三入高教团，改任许长林为厂长。

　　地方的公益事业，也如往常一样，在能力之内，令部队踊跃参加。那年永定河在丰台西南决口，一时北京永定门和平则门外的居民惊惶异常。我知道以后，即命鹿钟麟等督率着两旅人驰赴当地，星夜抢救，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把决口处堵住。熊秉三先生和地方士绅看见我们官兵不分日夜，浸在泥水中勇猛抢救的精神，都夸奖不已。

　　这永定河，就是古代所谓无定河，但是年湮代远，河流业已改道多次，不复是旧日的河道了。我同熊秉三先生商量，要把这常常酿成灾变的永定河予以根本的治理。当时计划疏浚旧河床，并且加宽加深：拟开三十丈阔，一丈深，先开个三百丈远程，必须在春天以前完工，等到水涨，永定河的水即可归入旧道。计划确定，我们队伍即着手挖掘。那工程真是困苦，一团一团地开上前去，五天一换班，在那风狂沙暴的天气里工作着，连鼻子耳朵也塞满沙土，一直做了几个月，始告完工。熊秉三先生以及北京附近的人民所以对国民军感情很好，决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在南苑期间，与北京社会亦多接触。北京那时为中国的首都所在，各国都有外交人员驻节于此。那时苏联公使为加拉罕，因王正廷与徐季龙两先生介绍而相识，常相过从，谈谈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我得到许多新的认识，觉得他们国家实有伟大的前途。时俄国正有旱灾，我国人士亦颇关切，曾努力赈济。一日加拉罕开一会招待北京政界人士，以表谢意。我认识了使馆中一位武官，全副武装，胸口挂满勋章，仔细一看，全有列宁的像。与之谈话，恳切而多智慧，实是很有能力的人物。又有一次在西山开会，到夜间才散，我和加拉罕同坐一车，他自己司机，开得又快又稳，非常熟练。我很惊异，问他身为大使，何以也会开汽车。他说他是工人出身，这在他们是极平常的事，就如我们会走路一样。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回来也学着自己开车，可惜没有长久时间的练习，学得究不到家。

　　一次，高级教导团宴会，专请有十多个日本人。收拾会场时，照例悬挂万国旗以为点缀。我叫把万国旗中的日本旗全都撕下。客人到齐，有一位日本人注意到此点，即问何故不见日旗。我告诉他说，这旗是从街上买来的，我们办事的人跑遍了全街，也找不着带有日本旗的万国旗。真是奇怪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贵国对我国提二十一条的事，使百姓的恶感深刻不磨。另有几位也说：“一定是百姓干的，这些地方正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意思。”我请小幡公使不要以为此是小事而漠视之，应当打个电报报告他们政府，俾能知所考虑与反省。

　　又在五月七日黎明，令西苑、南苑我们的军队大放地雷，以纪念国耻，警勉同胞。是日又令部队游行示威，各持一纪念“五七”国耻的小旗，喊着口号，唱着国耻歌，整齐而又严肃地走过大街。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即刊载新闻，说冯玉祥恶作剧，闹得北京市民都不能睡觉。

　　英美各国公使亦不时有酬酢之事。有一次美国公使请我们吃饭，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和一位美国朋友格里君同去。那时天还未黑，车到东交民巷口，一个中国巡捕忽拦住车子，用手中棍子一阵敲打。我问他什么意思，回答道：“你们没有灯，车子不让走!”我叫点了灯，又说点得太晚，仍是不许走。我说，若是违反了章程，或是罚钱，或是扣人，都可以，怎么就胡乱打车子?究竟是为什么缘故?他说：“没有缘故，就是不让走，你忘记你是中国人!”我看他不可理喻，立刻夺过他手中的棍子，还敬他一顿打，把他推倒一旁，令车子开了过去，直到公使馆赴宴。散席以后，公使对我谈及岗兵被打的事，说他们巡捕要报复。我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了他，并请格里君作证，我说：“主人请客，客照约定的时间赴宴，你们雇的巡捕不许通过，而且无理打车，出言不逊，岂非有意侮辱!我想他一定喝醉了酒，否则我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公使明白了真相，很是抱歉。

　　此外以基督教关系，常有几位美国朋友往来。有一美教友叫做戴牧师，事母至孝。他母亲已八十五岁，新从美国来，办有一个圣经必带会，刊印一种小本《圣经》，赠送友人。那天来看我，汽车一停，戴牧师就下来，背着他的老母亲走入室中。老太太精神很好，说话也还清楚，和我说：“快要死了，特意来看看您，并且赠你这书。”那时戴牧师年过五十，犹未结婚。问他为何不娶，回说若娶了亲，必须与母亲分离，就不能照应母亲了。但不打算抱独身主义，将来母亲过世，再说婚姻的事。我看他语真意直，与中国人在礼教下所讲的孝道又有不同。我以为孝亲之道，出于人情与天性，古今中外都有此一个至情至理。我国新文化运动初起，曾有人主张非孝，那不过是对旧礼教的一种反响，实在不免矫枉过正。戴牧师生长在个人主义风靡全国的美国，而不为社会累没至性，我始而以为稀罕，继而不能不佩服其人格之伟大。他请有一护士照应他的老母，自己也朝夕不离左右。

　　美以美会还有一位名叫刘海兰的牧师，即是北平汇文学校的创办人，他和他太太结婚五十年，比时已八十多岁，还很健实。循照西欧风俗，结婚五十年，谓之金婚纪念，是个盛典。我特意赠送一只花篮，亲去贺喜。看见主人只在桌上办置了几盘点心，客人来了，亲热地拉一拉手，愿意吃的，吃一块点心，即走。简便而又恳挚，什么繁文缛节也没有。金婚过后没几年，刘牧师即死，不到九十岁。送葬在西城外一个教会坟地中。发丧的时候，我也亲去送殡。到的朋友很多，丧仪简单，但极其哀痛。想到我们中国的出殡，叫化子雇他数百名，行列绵延十数里，一点哀痛之情也没有，时间金钱消费于无用，无非摆摆排场，显显阔绰而已，那真是败家子的办法。从这种礼俗对比上，显得我国社会实在腐败，人家的社会实在是向上进步的。

　　在此时间，国民党中的朋友亦往还颇密。一次孔庸之先生来看我，带有一份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给我，说总理把他手写的这书送给你，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当时谈了几句，匆匆即走。他说日后再来看我。我把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读了两遍，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无从笔述。过了一年，再和孔先生见面，他问我看了那个写本感觉如何?我说这是我们中国惟一的对症药方，必定照着这样办，中国才能够成为自主的现代国家，卓然独立于世界。自从读了这个，我完全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后来民国十四年孔先生到张家口看我，告诉我这写本原是赠给宋庆龄先生的，那次借来送给了我，打算另写一份归还宋先生，不想中山先生未能重写，即已故去。现在这写本已是一女许配两家，归了我，宋先生就没有了。我说我虽把写本视为珍宝，但我决不能将孙夫人的纪念物夺为己有，当时翻籍倒笼，好容易才找了出来，即请孔先生携归孙夫人。他要我在上面写一小跋，记述此段因缘，以留纪念。但以人事倥偬，一直未得写成。倒是后来到了南京，替孙哲生先生留的那一份上写了一个小跋。

　　又有一位刘盥训先生和一位郭维一先生为了山西的事来看我，谈山西人民的苦痛，谈山西的种种假做法，话说得很多。我听之后，亦未加思索，就叹息一声，冲口而出地和他们说：“我有一句俗话要奉告两位：是有老王时恨老王，没老王时想老王。其实看看山西的完整，今天哪一省可以比得上?”我的话刚刚说完，郭维一先生即红着脸把脚一跺，扭过头来就走。追上去请他不要生气，他说：“你既这样说，我和你就没有话说了。”当时情形至今我还记得。

　　北京的官长，我自来不肯随和周旋。我的种种不合事宜的干法，除去少数有知识有良心的人尚能同情而外，一般官场社会都讥我孤雁出群，骂我为活妖怪，把我当着眼中钉看待。我此次初到北京，有人对我上条陈，说我在河南失败，在北京领饷无着，领械领弹无门，所遇种种困难与打击，都是因为我太不随和，太不讲应酬的缘故。我觉得也有相当道理。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也勉强和各方应酬应酬。那时的北京上层社会，总而言之，是官僚恶习太深。只拿请客一事来说，请柬上明明写着六时到席，可是到八点钟客还不齐。我老是前五分钟或准时赴宴，至则阒无一人，连主人也没来。等得我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叫一盘包子或一碗面条，吃完，留一张名片谢谢主人即走，多少次多是如此。他们把我看做怪物，我把他们看做更怪的怪物。而且请客并不预先约定，总是临时下请帖，往往同日同时收三四份四五份请帖，到时只好在这边坐三分钟，吃一点汤；又到那边坐五分钟，吃两粒瓜子，一餐饭要吃数处。东城跑到西城，地方相距又远，汽车也来不及。大家都是这样，结果十人一桌的席，不过剩个三两个坐着，主人费了许多金钱办起来的丰盛珍贵菜肴，几乎没一人下箸。这样的宴会，金钱上时间上都造成浪费，既不能吃，又不能谈，只是排摆官僚排场而已。我想为什么不能预先约定时间，家常做四五样简单的菜，大家聚会聚会，又好吃，又好畅谈呢?官场中固是如此，其他绅商大老，也无不要摆官僚场面。记得一位周姓银行老板为其尊翁做寿，叫了戏子彩排唱戏，请了数百男女客人，仆役进出忙乱，数以百计。那个烦嚣杂沓的情形，我想他的老人家亦必烦躁而感不安，哪里顾到孝道!有一次瑞蚨祥请吃春酒，也是唱戏，请着数十桌客人，那种铺张的场面，我这个穷小子也总看不惯。我想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些钱捐给孤儿院，或是捐给图书馆，定要如此浪费掉才觉得痛快呢?

　　敬舆先生的生活在当时原算是最俭约的，但因周旋于各部长及国会议员们之间，有些方面也就不免习于奢靡而不自觉。比如接待客人所用的三炮台烟，问他每天需消费多少，他说每天约需二十筒上下。我又打听他的账房，也是说多至三十七筒，少亦十余筒。这个数目使我很觉得惊奇。若是每筒以一元计算，那么，仅仅香烟一项每天便需四十元，每月便需一千余元。人们每以为这是小事，不加重视，其实不然。据我所知，民国八年时的估计，全国香烟消耗每天达六万万二千万余支。到民国十七年，别家烟公司的不算，只英美公司每日就可销售八十二万万五千万支。以此折算钱数，还不够惊人吗?外国人以不解饥渴的烟草来，换取了我们大量的金钱；他们把这些金钱运回去，造成飞机炮舰，把此落后的民族威压得俯首帖耳，一任他们宰割，这果然可以视为小事吗?

　　和北京当政的大人先生们往还久了，使人更进一层地认识了他们的面目。他们三个五个聚会一块，多无一言涉及国计民生。大家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谈着的，不是昨晚打牌输赢了多少，明晚梅兰芳的什么戏牌，便是某某女戏子怎样风骚，谁家姨太太怎样标致，再不，就是商议着如何卖官地、典公物以及拆城墙、卖砖瓦一类的勾当。使人只见目前漆黑一团简直闷得透不过气来。

　　为一国元首的大总统黎元洪氏，是个不肯负责、圆滑苟且的人物。每逢星期六日中午，他照例总要邀请在京的各首长在居仁堂会餐。被邀的不外国务总理、各部部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陆军检阅使等十四五个人，吃的常是西餐。每次大家坐下，吃着谈着，总要引起黎总统的牢骚来，这时他就诉苦道：

　　“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一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下去，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在座的人的答话各样都有，但都是敷衍奉承。有的说他忠厚仁慈，有的说他大仁大义，也有人代他出主意，说往后可以少捐，或者募捐者找了来，一概不予接见。一次我却纳闷不住，瞪着眼睛，脱口而出地说道：

　　“总统是当旅长出身，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

　　“存的呀!”他局促地说。

　　“旅长的饷每月不过几百两银子，怎么会存那么多呢?”

　　我这样卤莽地追根到底，自然使他发窘。但总统总有总统的襟怀和雅量，他对这些无可置答的闲话只以呵呵一笑了之，脸上红也没红。到底他心里是怎样的怀恨我，我就摸不清楚了。

　　我每见到总统府华丽的陈设和总统个人的豪奢生活，便想到全国大众的颠连苦痛的现状。数十年来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已如天罗地网，使中国农村一天天入于破产的厄运，而无可避免的连年的水旱兵燹，尤使全国民众都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之中。大量的农民，徘徊在饥饿线上，流亡到魔窟似的都市中。多少贫苦无靠的老弱，无法挣扎，终于做了道路上的饿殍!百姓的情形如此，狼心狗肺的军阀们，仍是野心勃勃，计划着杀人夺地的战争。一般脑满肠肥的官僚政客们，仍在醉生梦死，恣意淫乐。而我们身为一国元首的总统，日居富丽辉煌的府第中，一食百金，一衣千金，还诉告着自己不能赚钱!什么是民生疾苦!什么是建国大计!姨太太是他的性命，女戏子窑姐儿是他的安琪儿；国家人民的事谁有工夫去理会呢?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我每想到这句话，便不禁感到心头刺痛。

　　政局是处处演着明争暗斗的丑剧。张敬舆先生等看着吴、曹胡闹，早知事情不好，故竭力拥护黎为总统，吴、曹便做出一个吴大头吴景濂时时与以掣肘。可是到后来黎总统和张国务总理之间也是意见不合，无法协和一致。黎是那样地圆滑，张有许多好办法，黎都不敢施用。张说在目前环境下，必得有些实力为后盾，对局面始有办法。黎不肯采纳。张要改组卫戍总部，并收警察总监等机关而隶属之，命令写好，黎却不肯盖印，说：若总统干不成，洗手回家亦是好的。黎既如此只顾个人，不想做事，议会里又有位吴大头蓄意与张捣乱，故张纵有良好办法，亦无可措施。

　　北京政府虽然堂哉皇哉地称为中央政府，实则一切大权均操于遥镇洛阳的吴佩孚之手，非吴者逐，异吴者去，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一些不肯与吴苟合，不为吴所喜的部队，便都不免于粮匮饷乏。这时的财政部长是张弧。一天，我找他商谈领饷的事，他很沉痛地对我说：

　　“部里哪有钱开支饷项呢?别的不说，譬如拿钱不做事的顾问、参议、谘议就有几百个，这些大人先生一个也不敢更动，稍有松缩，他们马上便到国会造谣捣乱。额外还有所谓特别顾问，现在就有十七个：七个是女戏子，其余都是走红的姨太太。她们月薪都在四百元以上，每月必得二十六七就送钱去，不然，我这个财政部长的饭碗就捧不住。部里的开支都是类此，人们犹正嫌其拮据，不能畅所欲为，您想军队的饷项等等，谁肯理会!这部长我是不能干，也不打算干了，这样糊糊涂涂地干下去，实在良心上说不过去!”

　　这是财政部长良心发现的说话。中国政治黑暗到这种地步，我不知道实揽大权的吴佩孚，究作何解释。

　　那时驻守北京的部队，不仅我们这一部没有粮饷，卫戍司令部、警察总监、步兵统领等部分，也是饷项缺乏，奔告无门。有一次我和王卫戍司令、薛警察总监及聂提督几个人，趁着国务院开国务会议的时候，跑去催索。等到各部长次长到齐，张敬舆先生就领导开会，把各处来的电报报告完毕后，以荒唐鬼著称的财政部长刘恩远(这时张弧已经下台)就大发牢骚说：

　　“财政部长简直不能干，一天到晚东也要钱，西也要钱，谁也没本事应付。譬如胡笠僧这种土匪，也是再三再四来要钱，国家拿钱养土匪，真是从哪里说起!”

　　因这一番话，我看见了一幕喜剧。刘部长讲完了以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正要进行讨论别的议案时，农商部次长刘定五先生忽然站起来说道：

　　“我们今天要先讨论财政部长的话。他既说胡笠僧是土匪，实在，国家为什么要养土匪?我们该请总理把这土匪拿办。若是胡笠僧不是土匪，那我们也该有个说法，不能任便人家血口喷人，不问事实。”

　　财政部长听了这话，红了脸，不能答复。大家也都静默着，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话说，空气变得异常紧张。停了约有十几分钟，张总理才说：

　　“我们还是先讨论别的问题吧!”

　　“不行?”刘定五先生倔强地说，“我们今天要一定先根究胡笠僧是不是土匪的问题，这是关系国法的大问题!”

　　停了又有几分钟，刘恩远才勉强地笑着说：

　　“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一句玩话，您何必这样认真!”

　　刘先生板着脸，严肃地说道：“这是国务会议，不是随便说玩话的场合。这件事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你通电，承认你说的话如同放屁；再一个就是下令讨伐胡笠僧!”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看着是非僵局不可了，但出人意外地是刘恩远竟跑到刘先生跟前，行了三个鞠躬礼，并且连声说：

　　“你算是祖宗，我的话算是放屁，请您饶恕了我，好不好?”

　　一场僵局就这样喜剧似的结束了。刘恩远在当时是权势显赫炙手可热的一个人物，刘定五先生竟能持正不苟，当众撕破其丑面皮，实在令人非常痛快，非常佩服。

　　王怀庆在民元时是杀革命党最多的一个屠手，滦州起义的一般朋友都是惨遭他的毒手的，可是这时他却在首都当着卫戍司令。他虽是个武人，但做官的伎俩却十分高妙。他为讨好黎总统，就把黎氏左右侍役以至老妈子都买通了，每个人月送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不等，叫他们专为他报告黎的动静，比如黎每天会的什么客，说的什么话等极小的事，他都打听知道。一有机会，也就可藉以取悦取信于黎。徐世昌为总统时，他也是运用的这一套手段。徐看的哪几本书的哪几页，他知道了，连忙看那几本书的哪几页。及至与徐晤谈，徐一开口，他便应对得恰合其意。因此徐常夸奖他博学多能，的确是个人才。其实他那种人才说穿了原是听差和老妈子造就出来的呢!

　　他此时在北京拿着卫戍司令在手里，却想尽钻营搜刮的门路。他和薛总监、聂提督三个人合伙起来，先是偷拆北京城墙的砖，拿出去卖；接着原为旗人所有的坐落在西山的土地、落魄的清室遗族的府第大宅，他们都设法以贱价买来，以高价卖出，从中攫取大利。天坛、社稷坛等公地的树木，他们也设法偷着变卖。后来南苑大红门内一块大空地，他们也私下卖给了外国人做跑马场。南苑是个军事重地，如何能够听从他把这儿的空地卖给外国人?他连这种事也胆敢做，还有什么不敢做呢?

　　王怀庆之流为何胆敢如此无法无天无所顾忌?就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时直系专权，整个直系的军阀与政客就正在寡廉鲜耻、为所欲为的情形下，酝酿着贿选运动。

　　贿选的第一步手段，就是对原任总统黎元洪氏加以驱逐。他们先收买了几家报纸，利用之以对黎作种种的攻击，更进而收买了大批猪仔议员，使之对黎作种种的非难，最后，更唆使直系的师旅长们群起向黎索饷项。黎本是胆小怕事的人，看着环境险恶，知道势已不能恋栈，便怏怏然一走去职。

　　黎氏既然让出了总统的缺，猪仔们便捧出曹锟。选举的运动是每票五千元，替他直接活动的政客们，所得的报酬，当然不止此数。如此一来，一幕贻笑世界、触怒全民的丑剧就完全登场了。

　　但是一手掩不了天下耳目，金钱也毕竟买不了人心。贿选的丑剧演出不久，邵飘萍、林白水等一般有骨气有热血的新闻记者，便把此事底细全盘揭露，甚至买票的收条也照相刊出。恬不知耻的曹锟在舆论鼎沸、万众怒吼的场面中，仍然一不做、二不休，装模作样地上台，做了总统。后为总统府秘书长的某功狗说道：

　　“他们说我们贿选，这是古已有之的。历史上唐尧禅舜，就是贿选。史家为要说得好听，有意编出揖让的故事。其实哪有的事!将来我们也可以编历史的，我们编得比他们的更要好听些!”

　　竟有此一段荒唐无耻的说话!呜呼!真正无耻。

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

　　吴佩孚自第一次奉直战争获胜，即目空一切，又和段祺瑞一样，做起了武力统一的迷梦。贿选告竣，曹仲三被捧上台，他更是意气骄盈，一手遮天，处心积虑地进行着他的狂妄的企图。此时他以黄河流域为根据地，攫取直鲁豫巡阅使之职，复伸张势力于长江一带，指使萧耀南占据湖北，齐燮元占据苏皖赣，孙传芳占据福建，更唆使川黔军攻掠四川，勾结陈炯明、沈鸿英牵制广东，驻兵山海关、喜峰口以阻御奉军。这种种的布置，都是他实施穷兵黩武政策的初步。

　　但是在他咄咄逼人的布置之中，已经埋藏了将来失败的因素。原来此时直系的内部，也因吴之飞扬跋扈而各怀异心，隐然分成津、保、洛三派。津保派彼此结合，在拥曹抑吴的谋算之下，暗中活动，处处予吴掣肘，使吴难以施展。同时直系以外的各方，在曹、吴的压迫之下，也在积极地应付与对抗。关外的奉张锐意整军经武，想着卷土重来；皖系残余的浙卢，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亟谋找一条出路，以图自存；而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山先生，也正在奋力迈进，进行着倒置的运动。这些，又都予洛吴以致命打击，使其迷梦不能实现。

　　那时粤浙奉实行联合，三公子在奉天会议，反直阵线的三角同盟即告成功。吴佩孚想着迅速地予以各个击破，首先买令陈炯明等攻击广州，并勾结外国势力唆使广州商团哗变，以牵制出发韶关北伐之师。接着又指使苏齐、闽孙合攻浙卢，于这年九月三日爆发了苏浙之战。“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都是第二次奉直战争的前奏曲。

　　苏浙战争的结果，是卢永祥败退淞沪。这使得吴之武力统一野心愈炽。我素来主张和平，对曹锟的贿选窃位既深为疾恶，于吴之穷兵黩武尤痛恨已极。目击国势日非，环境险恶，而自顾力量单薄，孤掌难鸣，心里有难言的苦痛。这多年以来，不断地和国民党朋友往还，中山先生把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命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使我看了，对革命建国的憧憬，益加具体化，而信心益加坚强。其间徐季龙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们军中，教育总长黄膺白先生及其他国民党友人亦过从至密，他们都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计。这时眼看着第二次的奉直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与无形的鼓励，誓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因此除加紧训练部队外，尤时时注意同志的结合。

　　在这里，我要提出孙岳这个人，介绍于读者。他是河北高阳人，字禹行，为明末名将孙承宗之后，是一位老革命党，和王励斋、张溥泉诸先生为好友。我们曾共谋滦州起义，自那时订交，多年来往来无间，不但私人交谊深厚，在革命主张上亦志同道合。读者当还记得我停兵武穴时，他奉了曹仲三之命，来说我开向湘西的一段。现在我再补叙一下他的身世。他为人慷慨义气，豪迈倜傥。光绪二十八年，他在保定考秀才，得识一落户河北易县之满洲人，相交数日，无话不谈。谈到当时政治的腐败，那人道：“我来应考是万不得已。我是满人，我若参加革命，谁也不肯信任我。你何苦也来弄这个?”孙闻这话，如当头一个晴天霹雳。这回榜发，得了案首。益发觉得功名之事，毫无一点意味，从此常在茶楼酒馆饮酒作乐，徜徉自得。知交好友有劝他重理旧业进取功名的，他回答道：“我是大明宰相孙承宗之后，我们祖先被清家所杀，我和清家仇比海深，势不两立。我此生再也不应清家的科举了!”一天回家，于途遇一须发皓白的老者，穿一身破衣。拿着钵子行乞，但细看神情风度又不似穷苦人。因问道：“看您样子不像个要饭的，却为何至此?”老者见问，下泪，自说是蠡县人氏，原是富有之家，因有同村一个地痞，是个天主教徒，忌其家财，诬告他为义和团，致倾家荡产，弄到今日地步。孙二哥听说，大起义愤。请老者住到他家，好好款待。派人到蠡县打听是实，那教徒倚仗教势，鱼肉乡民，无恶不作。次日孙二哥打好包袱，拿一把钢刀，磨得雪亮，和老者说道：“走!我和你同去，我为你一报此仇!”老者畏缩不前，道：“你是一个读书人，如何做的这事?而且闯出事来，谁个担当得起!这可万万办不得的呀!”孙二哥顿时恼怒起来，把手里钢刀向着老者乱晃，叱道：“你有仇不敢报，空顶着一个人名，还不如宰了你完事!”老者为势所逼，只得回到蠡县，找到仇家住所。当夜孙叫老者在外等候，自己跃身跳过院墙，一会儿工夫，即提出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跳出墙来，把那人头扬着，问老者杀的这人对是不对。老者吓得浑身哆嗦，不知如何是好。孙说：“我做的事，我自己担当，决不牵涉到你。”因写一信给当地知县，详述事情始末，严责其纵奸害良，后来若不悛改，必有以报之。信末详具自己姓名籍贯，连同人头挂到城门头上，使全城百姓知晓。自此他即出亡外乡，投入陆军学校读书，毕业后任为排长，又升入陆军大学，继为第三镇参谋官，加入民党，努力推翻清室的革命工作。民国既立，曹仲三把他看做洪水猛兽，百般排挤，使之不能立足。他乃脱离第三镇。心想江南为革命势力所在之地，或许可以相容。哪知民元到了南京，许多朋友同志，又怀疑他是袁世凯的探子，对他十分歧视。他住在一位朋友家里，一天，有人告诉他，说一二日将有人前来行刺，请他小心提防。是夜大雨，听到有人敲门，门开，即闻枪声。他在急乱中由窗户跳上屋顶，连过几个屋头，终得逃脱，穿着随身单衣单褂，在金陵大学后面的稻田中躲到天亮。恰巧有一金大学生出来行深呼吸，见他形状狼狈，以为是贼；孙二哥向他略述经过，请他把竹布长衫给他一穿。那学生非常同情，即脱与他长衫，衣袋中只有一元钱，亦一并送给他以为盘缠。他出至外面，打算雇洋车到留守府，车夫见他两腿污泥，穿一件不合身的长衫，心里觉得蹊跷，不肯拉他。说了多少好话，并答允给以一元车价，始至留守府找着黄克强先生。当时数道：“若觉得我有何罪嫌，为什么不明着办我，而竟出此暗杀手段!”黄为之解释误会，留他安心住。孙不肯，由此逃往江西。到了南昌，见了李协和先生，相见不胜欷呦，李乃赠以四万元，放他庐山垦牧督办之职。(协和先生慷慨义气，后来孙到北方，到处宣扬，以为有眼结识如此好友，为十分自幸之事。)从此他即弄寒了心，以为世界上无所谓真是非，因为人们并不能辨别。其所以由革命的志士一变而为颓废主义者，即因为有这番缘由。

　　这个时候，他正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

　　且说这年――民国十三年――九月十日，我在南苑建筑昭忠祠，举行落成典礼。那天军政各方都派有人员前来致祭。孙二哥先是派了代表来参加。过了数日，天上落着小雨，他又亲自坐了汽车来。相见之后。我说：

　　“好久不见您了。今天有什么要紧的事?”

　　他说：“上次您这儿昭忠祠落成，我恰好有事，不曾亲来致祭，今天我要来补祭一下。”

　　我领他致祭完了，走出祠来，陪着他在后面义地中看看。一边走着，一边叹息凭吊。他说：

　　“嗬!这样多!民国成立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经躺下这许多战士了!”

　　我说：“长安战死的，河南战死的，各方面的都已经设法迁了过来。他们为国捐躯，落得一忠字，也算不朽了!”

　　“都是忠义好汉啊!都是精魂忠骨啊!”

　　我和孙二哥多年相契，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此时即笑着和他打趣道：

　　“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您百年之后，人当如何称您?”

　　“那不用问，”他笑着答道，“像目前的这样的干法，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走狗罢了!”

　　“您统兵数千，坐镇一方，为什么甘心做人家走狗?”

　　他哈哈大笑起来，停住脚，说道：“我算什么?还有那带着三四万人的，不也是做着军阀走狗，莫可如何吗?”

　　说着话，已走到坟地中间一座草亭跟前，即同进去坐下。我于是正式说道：

　　“目前闹到这个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辖的虽然名叫一师三混成旅，但实际还不到三万支枪。处此境地，未可莽撞。但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东西一股脑儿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

　　“焕章老弟!”孙二哥十分恳挚地和我说：“您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力量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岳西峰他们，也定然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我可以负责去接洽。”

　　我故意说道：“您提胡、岳他们!他们如今有了禄位，有了金钱，怕不见得肯和我们干了吧?”

　　“这个大大不然，我知道他们，比您清楚得多。他们现在河南，实际上是郁郁不得志，对曹、吴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何况他们都是老革命党人，更何况他们和您我有如此交谊。横竖直奉马上就要干了，我们有的是好机会。我们先布置一个头绪，待机行事，必有把握。”

　　当夜详商良久，说定由他去和胡笠僧他们接洽，待胡那边来了人，再商讨第二步办法。谈着话，我的随员在旁边给我们照了一张相，作为筹议事情的一个纪念。孙二哥即于当天欢天喜地地走了。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胡笠僧那边派了岳西峰来。我在旃檀寺兵营会见他。我们已经熟识多年，此番相见，更觉得欣慰。坐下来，寒暄数句，他即低声要我屏退左右，并起立把门关上。我知道孙二哥接洽之事已有头绪，却看他如何说法。两人坐定，他即开口道：

　　“有几句话，今天要和您细细一谈。您是一位创造民国的革命者，尤其在陕西河南的时候，我们在您的领导指挥之下，为国家效力。我们曾同过多年生死患难，想您一定能够推心置腹，完全相信我们。我们今天就说革命党的话，开门见山地说，您说好不好?”

　　西峰是个热血赤心的朋友，说到这里，把眼睛望着我，十分恳挚地继续说道：“今天见了您，我心里是说不出的兴奋。我常常想，我们在家里，不短吃的，不短喝的，出来做事，就为的献身革命，救民救国。可是而今事实却大大相反，我们不但不能造福人民国家，反倒做了祸国殃民者的走狗，唉!唉!我们太丧了良心，太丧了良心!”说着泪如雨下，呜咽不止。

　　我一时也非常激动，因说道：“您这几句话是心窝里掏出来的，说得太好了，太好了。我还有什么话说，您来的时候笠僧弟说了些什么呢?”

　　“笠僧的意思是完全听您的命令。只要您肯带着我们打倒这帮祸国殃民的东西，你说怎办，我们就怎样办。原先笠僧对您这边的情形还有些不了解，这回孙二哥去了之后，我们才完全了解了。现在笠僧特意派我来接洽一切，只有一句话：就是绝对听您的，毫没半点含糊。”

　　我说：“西峰弟，您既如此说，我们公是公，私是私，我也有几点意思，要和您开门见山地谈一谈：第一，吴佩孚为要打倒异己，为所欲为。对奉战事目前已至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吴若有命令给你们那边，你们万万不可接受。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将来我们若果成功，必须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他是中国惟一的革命领袖，我们应当竭诚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的建国大纲您读过没有?把这个细细读一读，才知道真正的民国是怎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回事。第三，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我们既拿定了决心，此后即当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帮助民众的地步，否则我们决不能成功!”

　　我郑重地把话说完，他都一一答允，说回去就完全照办。并且要求派送人员到南苑来进我们的教导团。后来一共选送了一百数十名学生前来入学，国民军第一军中有第二军学生者即是此故。

　　过了几天，故笠僧本人也来见面一次。预先约好了时间，在晚上九点钟，他秘密地来了。他说：

　　“您叫西峰说的那三条意思我们都完全依从，尤其请中山先生主持大计的一条，是再好没有。不过我们队伍的素质，您是清楚的，在火线上拼命，还可以乱七八糟地拼一气；若是派令进城，必定不能谨守纪律。那时若出了事，我怎样对得起人民，我只有自杀一条路。至于打仗拼命，您不要顾忌，看着哪里险，您就派我上哪里去。您只管给我命令，我们愿意赴汤蹈火!”

　　我说：“老弟!你有这几句话就够了!”

　　经过这几次接洽，以后经常奔走两方者，在胡笠僧方面，有刘允丞先生等；在孙二哥方面则有王励斋先生，随时不断地往来，联络日臻密切。这时教育总长黄膺白先生常来南苑为我们讲话，前已言之。有时讲演完毕，就请他同坐，闲谈时事。黄为人有胆有识，热血忠诚，日子一久，越谈越是亲密，甚至无话不说。一次谈到贿选和曹、吴的祸心，相对欷呦。他把大腿一拍，说道：

　　“只要你有办法，我一定跟着你干!”

　　于是我说：“请您严守秘密，我们不久将有大作为。那时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您等着吧!不久的将来定要请您帮忙的。”

　　他听说此话，欢喜极了。

　　这时我驻在南苑，除勤练部队而外，仍按照我的本色，作些裨益地方的事情。其中最使我发生浓厚兴趣的，就是栽种树木。将南苑隙地，划成若干区，分配各营种树。所种树类不一，一区专种核桃树，一区专种李树，一区专种梅树，等等。技术方面，请了一位韩安担任指导，树苗下土，浇上马粪，后来都长到八九尺高，蔚然成林。尤其是孙连仲所种的一区核桃树，大约由于培植得法，到第二年四月间显得特殊繁茂，一片青葱翠绿，好不美观。自南苑经大红门以至永定门大路两旁的地方。我派由第二十五旅旅长宋哲元负责栽树，所买树种皆八尺高，二寸粗，入土二尺半，每棵只价八大枚。头年冬三九天气栽植下土，次年春天即发芽，比春天时栽植更要好些。现在这些树都已成林，每棵至少可值百元钱了。栽种树木，必须有专家指导，否则难有成绩。在北平，六月天气移栽六七尺高一二寸粗的大树，也照样的能活。我在南苑租住李星阁的屋子为寓所，院中没一棵树，迁入时已是四五月，大家都以为不宜于栽树了。我不管这一套，买来八棵槐树，每棵三元，栽了下去，结果七棵全活，只死了一棵；这一棵怕也不是因为时令关系死的。六月间栽植葡萄，亦可活，我也尝试过的。我所领教的所谓专家，只是不识字的粗人，并无科学的训练，不过经验丰富而已。

　　战争的发动，一天天紧迫了，但我们队伍因被歧视，器械还未配备齐全。那时政府由意大利办来比土尼步枪，还有大炮和子弹，都是大量的。我派总参议蒋鸿遇去见陆军总长陆锦，接洽领械。蒋回来报告说，在陆锦那里等了足足四个钟头，陆总长只是不见。陆总长在干什么呢?他在和田维勤躺着烟灯，谈今说古，没有完结。田维勤本是民十一我在陕西时开调出去的一个团长(属并岳秀部)，此时已升为旅长，为人口齿伶俐，善于巴结，在抽大烟一点上，又是陆总长的同好者。这回必定又是他从陕西带来上好烟土奉献，所以陆总长才那么欢喜。我身居陆军检阅使之职，派人接洽要事，陆总长竟拒而不见，而和一个旅长无所事事，笑谈终日!干部决定一切，曹锟的倒霉，大半因为他的干部过于荒唐之故。

　　蒋鸿遇既白去一趟，我只有再上请领的公事。幸蒙曹仲三批准，令发三千支步枪，十八门陆炮和几百万发子弹。那条子是曹锟亲手批的。我以为有了这个，便不愁领不到器械了，哪知一次二次地去领，照旧领不到手。谁也想不到有此情形，使我心里发烦。一天我召集全体幕僚会谈，有的堵着口不开，有的谈别的事。我问蒋鸿遇说：

　　“器械领不下来，究竟是怎么回事?眼看着就要打仗了，我们怎么办?”

　　“先前我怕您生气，所以不曾对您说。现在您既然问我，我不能不说了。这个您还不明白吗?”他用手比了个圆圈说道：“症结所在，就是因为缺少这个!现在军械都归李六掌管，不送上钱去，说什么也是领不出东西来的。”

　　“得多少数目呢?”我问。

　　“至少得十万。”

　　我想这钱到哪里去筹?军需贾玉璋坐在旁边，这时就说：“只要检阅使答允，我可以设法。西北边防督办的名下每月应领五万元的经费，虽是拖欠甚多，但近来颇积余了一些，不到十万的数目，少的也有限，可以补足起来。这时什么也不用管，把枪领了下来再说。”

　　我说：“好呀，你快去凑去。”又和蒋鸿遇说：“这回您可真要领下来，不是说着玩的!”

　　十万元凑齐了，蒋鸿遇便从李彦卿的门路把钱送去，下午四点钟送钱去的人回来。当日六点钟便接到李六的电话，叫派人领器械弹药去。我在隔室听着电话，恨得我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第二天曹仲三在居仁堂召集会议，我到的时候，别人都还未到。曹见了我，笑嘻嘻地从台阶上迎了下来，说：

　　“焕章，你这么苦，还给我送钱，我实在太过意不去。”

　　我才知道得钱的不只李六一人，这混账总统也得了的。大总统左右全是这类狐群狗党，公开地大干卑鄙龌龊的勾当，而恬不知耻。李彦卿在城内盖一住宅，一花就是四十万，试问哪里来的许多钱?”

　　器械已经补充齐全，一切也都准备妥帖，我照常不动声色，只等着时机的成熟。

　　先是这年八月二十四日江浙战争爆发，这就是第二次奉直战争的序幕，奉张因急要声援势将败北的浙卢，即在热河、冀东一带向直军发动攻势。九月十三日京奉线交通断绝，十六日朝阳方面也开始动作。吴佩孚、王承斌奉曹仲三电召，于十七日到北京，十八日即对奉张下了讨伐令。吴佩孚自任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莘、王怀庆、曹榱和我分任第一、二、三、四路司令，张福来为援军第一路司令。胡笠僧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如此等等许多名目，当时报纸上都有记载，不必一一赘述。可记的是吴佩孚在四照堂召集会议，亲下命令的一幕。那晚被邀参加的人员，有他的参谋长、总参议、陆军总长、海军总长、航空署长、代理国务总理以及派有任务的高级将领及其他有关人员。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传命令，念道：“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藐我武功。”还有什么“大张挞伐，除此元凶”之类。不知道是他预先拟就的，还是他临时随口胡诌的，听来总如佛道的经咒。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明亮，王怀庆和我坐在一处，附着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于是吴佩孚接着念下去，至此已入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务如何，第二路如何，援军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吧?我们就这么办吧。”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道：“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吧，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又站起来道：“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又有张家口骑兵将领起立请令，吴答：“在古北口外活动。”接着兵站负责者等人员亦起立，吴搔了搔头，不耐烦地说道：“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个命令吗?你们不能等着以后再商量吗?今天就是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地散了。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这里所写的不过千百条中之一条而已。

　　在这个当儿，我打听得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尚是虚悬，我特意向曹仲三推荐了孙二哥。曹不以为意，即由保定调孙二哥到京，任为警备副司令。后来孙二哥见了我笑道：“你特意把我弄来给你们开城门是不是?”我听了他这话，也不禁笑了。

　　奉军进攻，共分三路。直军也便派三路迎敌：吴佩孚自己任第一路，沿京奉线前进；王怀庆任第二路，出喜峰口；我则任第三路，经由古北口以趋热河。吴佩孚这次派我，表面是说古北口这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是因此路遥远险阻，接济困难，意欲陷我部队于绝地。但还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对我监视而外，复令胡笠僧率部相随，嘱咐他，如我有何异动，即就近解决。吴的用心真阴毒，在他要用我为他拼命的时候，仍然蓄意要把我们消灭。可是他万也想不到胡笠僧会把这话告诉我。所以他的阴狠，实是利令智昏而已。

　　命令既下，即须准备出发。为了给养的问题，我和王怀庆特去找吴商议。吴的意思早就宣布，此次出兵，概不设兵站，粮秣饷项，统由各本军随地筹办。我说：

　　“这话恐怕行不通吧。路途这般远，这般难，假如还要自己筹饷办站，那不但妨碍了部队的作战，并且扰害地方，乡绅百姓全会被这一着得罪了。”

　　吴很轻松随便地答道：“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只管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上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吴答道：“这还用问吗?地方上官绅谁不愿意接办官差?他们花了五个，可以报十个，大发财源的事，谁也惟恐抢不到手。你只管开拔，不要顾前思后的。我在湖北河南，都是这种办法，地方上欢喜，我们自己也省事。”

　　我说：“扰害百姓的话且不说吧。我走的古北口这一路，完全是荒僻的地区，往往一百里八十里的没有人烟，我们向哪里办粮去?您说的办法就说别路可行，我这一路也是万万不成!”

　　谈至此，两方僵坐，毫无办法。显然的，吴这些办法，全不脱祸国殃民的作风，好像他和国家人民有了深仇一样，于国家人民怎样有害，他就怎样办。我和王怀庆出来，王仰着头叹口气道：“我们这是死路一条啊!”

　　吴佩孚对于我们的饷项粮秣不加理会，但我却不能不开拔。俟到九月二十左右，他派了人到旃檀寺来送我，意思是催我们出发了，我们始准备动身。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即令部队陆续开拔，到二十四日开拔完竣。我派了一营步兵留守后方，委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的一切事务。我原从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约一万余人，编为三个补充旅，由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所领枪械不敷分配，每旅只枪数百支。这时藉着训练的名义，着令留驻北京，以为应援。一切安排妥当，我始起程。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想到颜惠庆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们即要实现的计划和他谈谈，即去找他，我试探地说道：

　　“国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闹得如此黑暗，贿选卖国，无所不为，而今奉直军还要自起内战，都不过是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这种局面将来怎样结束呢?”

　　“真是难事!”他做出同情的样子随声附和着。

　　“我们总要共同想个办法，以谋挽回，袖手坐视总不行的。若我们将来有了办法的时候，打算请你出来帮忙。”

　　我这话是明明告诉他我们即将举义了，颜先生却模棱两可，不说一句有关痛痒的话。谈了两个钟头，话老是不能深入。颜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说话如此不着边际，我觉得这不是革命外交家的态度。若革命外交家，则头脑敏锐，遇事痛快地一言而决，不当如此圆滑。我和黄膺白先生接洽，也是这样说的，他的态度何等明快。我和颜惠庆先生、王儒堂先生都是多年交谊，往来甚密，正想一一与之接头，因此番颜先生态度如此，所以索性连王儒堂先生亦不去说了。到后来班师回京后，始临时约了王先生出来。

　　我们先头部队开到滦平，我自己也住到怀柔。从怀柔到古北口，到密云，大路两旁都是枣树，此时正结了实，红的果子满树累累，看着真是美观，真是可爱。那时我们部队整整过了三旅，而路旁枣子却依然满树。我过的时候，许多百姓夹道而立，嘻嘻地看热闹。我们问他，枣子短了没有?百姓说：“是您带的队伍过境，哪会摘吃我们的枣子?”又说：“弟兄们看见枣子长得好看，我们就请他们吃。弟兄们说：要钱我们就吃。我们说，都是树上自己长的，要钱做什么?怕你们吃了多少!他们还是不吃。”谈得欢欢喜喜。我觉得这是兵们自觉的纪律，很可欢慰的。

　　在怀柔住了几天，吴又派人催行，我乃进至古北口，住在杨令公庙。据传说昔杨令公奉了朝命征辽，只给他很少的兵卒，他说敌众我寡，悬殊太大，势难收功。朝廷不理会他的困难，只说你且去打一仗再说。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围，极力鏖战，粮尽援绝，结果还是全军覆灭。他自觉丧师辱国，只有自缢而死。我这次行军，想到杨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触万端，因撰了一副对联，以木书刻，挂在庙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联文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在古北口住着，段祺瑞派贾毙亭送来一封亲笔函，大意是表示不赞成内战，对贿选政府尤希望我有所自处。接着张树声、刘砥泉又介绍一位张作霖的代表马某来见。马说奉方殊不愿与我为敌，只要推翻了曹、吴，他们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我便很坦白地对那代表说：

　　“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

　　我在房里说着话，听着外面狂风怒号，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着准备他们的晚餐。在这肃杀紧张的夜晚，我听见我们谈话的声音是如何的庄肃。我拿着中山先生建国大纲，说了几条重要的主张：“这是我们中国惟一革命领袖的办法，您以为如何?将来我们事成，拟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这一条你们是不是赞成?”马君答道：“这完全不成问题。一切悉听你的主张，我们无有不赞成的。”

　　我乃重复道：“一是请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们队伍不得进关，只此两条就成，别的都不必细说了。希望你快回去转达，切勿食言，现在是怎样商定的将来就怎样实行。我这儿已经布置妥当，不久即有主和息争的通电发出。”

　　当晚他们赶程回去了。

　　此回相偕同行的有吴佩孚所派监军王承斌氏。王字孝伯，陆大毕业，为人深沉诚厚，寡言笑，他虽然奉吴之命相随监视，但对吴佩孚之所为却不满意。我的一切举措，全不瞒他，什么话都坦白相告。他一方面同情我们，一方面却并不肯参加活动，帮助我们，但也决不肯破坏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泄露于吴。我也听其自由，不予强迫，两下各行其是，彼此谅解，如此而已。他的这种态度，我已觉得难能可贵。可是严格地说，我并不能赞成他。我以为个人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不能混淆不明，公私应当分得清清楚楚，或则他当反对我们，破坏我们；或则就应当参加我们的活动，共同推翻曹、吴，二者必须站定一方面才是。可是他竟两方都站，两方都不站，模棱其间，不辨是非。孝伯如今不在了，想到此等有用之才，无所成就，委实惋惜不置。当时奉方与李伯(王孝伯是奉天人)亦有所接洽，承认他对此事为预谋。可是后来曹、吴既倒，张作霖竟令张宗昌、李景林占据天津，把他驱逐出去。这是失信食言的举动，使我十分不平。后来我之不能与奉合作，这件事也大有影响。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僧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名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一路以来，部队行进如流水一般，官兵无不欢欣鼓舞，至此益发精神振奋，大骂曹、吴祸国殃民，我们非回去打倒不可。人人意识到此番作为的意义和自身责职的光荣与重大。

　　那时参预总统府机要的人员，许多人与我们取得联络。吴在前线的情形，随时都有人给我报告。洛吴败讯，在我们开会议时即已闻知，但未证实，不敢深信。乃致电于吴，报告我们前头部队已抵达承德及沿途粮饷难济炮弹潮湿的困难情形，同时并探问他的消息。隔了一天，即接吴的参谋复电，有云：“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根据此电可断定吴战不利之讯，确实无可置疑。我即抓住时机，立刻下令，命胡笠僧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军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军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

　　布置妥定，我即亲率刘郁芬首途返京。走到滦平，遇笠僧的代表刘允丞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计划，请他代表笠僧在上面签字，以昭郑重。次日抵高丽营，那晚刮着大风，天气极冷。黄膺白先生从北京赶来相见，详谈政府散漫泄沓的情形和吴在前线败绩之事。京汉线军民拥塞，弄得车辆倒错不开，吴怒而扣押司机，难民悉被锢禁于闷车中，扣在站上数日，整车整车地饥饿而死。种种鲁莽暴行，令人闻而发指。当晚共商政府过渡时期的办法，规定组织摄政内阁，又把如何迎请中山先生之事具体计划一番。谈到深夜十二点，黄先生仍然冒着砭骨的寒风，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达北苑与蒋鸿遇等会见，分配了工作任务以后，当天晚上八点钟即率部由北苑出发，十二点驰抵安定门。孙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首先接收全城防务，同时把全城电报电话线尽皆割断，一切应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个妥帖。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通衢要道上也布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岗兵。人民走到街上，看见这些情景，都闪着惊疑的眼光，不知道这些事实究竟是如何出现的。

　　这次部队回京，所以能够如此机密神速，多是鹿瑞伯办事妥慎周到之功。古北口会议之后，鹿返驻在地密云，即每日令部队练习行军，或五十里而回或六十里而回，总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时徒手，有时全副武装。一头走着，一头于路旁打野外；有时刚刚支起帐篷准备露营，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赶回驻地。每日如此，使部队时时准备，使居民天天看惯。故奉命班师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为意，士兵们亦多不知情。鹿率部到达北苑后，照着命令在此间设法先运一团人入城。他每次派两连人，作为进城取东西的模样，暗进明出，进去的多，出来的少，数次之后，城中即陆续聚了一团人。这一团人于奉命进城之前，于如何占据全城，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割电线，占电话，等等技术办法都已有完密的计议与练习。到晚间大队入城，乃以混成营为单位，每一混成营辎重以至火夫俱全，掉一个身，以辎重等在前，以步兵殿后，鹿亲自带队前行，以防不测。一营入城，给以命令，带第二营续入，城中每个路口都先已分派目兵或便衣队招呼，使不致走错路程。这件大事，未耗一兵一弹办得妥妥帖帖，井然有序，原不是偶然的。鹿为河北定县人，名钟麟，字瑞伯，曾为第一混成协学兵。那时第一混成协的学兵是有名的“龙虎班”，教官皆陆大毕业生。鹿在此三年，于战略战术及战斗知识有特殊研究，后来任为第三十九旅副官及第四混成协营副。在四川时始来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为营长。民五在廊坊任军法官，为炮兵营长及团长，升旅长，又升师长兼北京卫戍总司令。为人谦下勤劳，好学不倦，对国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练，堪任繁剧，与我共事多年，真是作战有作战的办法，做事有做事的办法，乃国家栋梁之才。

　　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业已办妥。这时胡笠僧和孙二哥也都来了，第二天便召开会议，商议正式组军之事。当决定推我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笠僧和孙二哥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这时虽已收复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吴尚有十几万可供驱使的部队，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后挣扎。正当会议未散的时候，果然接到报告，说吴佩孚已从前线撤回一部劲旅，正在回攻杨村。因又念及山东督军郑士琦此时所处地位至关重要，他若被吴拉拢，则至为可虑；若我们能与之联络，则吴佩孚前后受敌，立可使之溃亡。郑士琦为段祺瑞皖系的人，为了应付当前军事上严重的困难，孙二哥便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派联络，俾使鲁督郑士琦出面截阻直系援军北上。大家亦以为一则目前困难非此不能打破；二则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的后果。孙二哥这个提议，竟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哪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竟断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会议席上，又将前晚与膺白先生谈的组织摄政内阁之事从头商讨一番。胡孙二位说：

　　“许多事都请总司令全权办理，不必一一和我们商量。事实上我们是分散各处，各有任务，难得聚会一次。若定要事事商量而行，反把大事耽误了。”

　　我说：“这却不然。内阁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大家从长议决；再则今天诸位都已在会，正该就此问题好好讨论一番。”

　　当时决定：曹、吴贿选祸国，当然不能容他继续行使总统的职权，于是向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下停战令；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请他自动退位。国民军入城后，他的卫队与曹世杰的所部都已由孙二哥派队缴械遣散，此事已不成问题。于是便商议摄政内阁的组织，其中陆军总长和参谋总长二职，最费研究。我的意思，以为无论段先生是否出山，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之议，必不可作罢。为表示此点诚意，并贯彻吾等初衷，此二职必得以老革命党充任之。当时孙二哥因提李协和先生曾为中山先生总参谋长，李书城先生曾为黄克强先生总参谋长，故决定请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李协和为参谋总长。因孙、黄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大家对此议均赞同。内阁人选既定，我们都觉得十妥十全。其中没一个我的私人，亦无胡、孙一个私人，完全是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意思决定的。摄政内阁于十一月一日成立，由黄郛充任国务总理，全部阁员的分配如下：

　　外交总长王正廷

　　财政总长王正廷(兼)

　　交通总长黄郛(兼)

　　海军总长杜锡

　　陆军总长李书城

　　司法总长张耀曾

　　内务总长王永江

　　农商总长王斌

　　教育总长易培基

　　参谋总长李烈钧

　　内阁的名单发表，不免人言啧啧，说这回内阁人选，陆军、参谋、财政、交通，都是南方人，整个内阁无一个不是南方人。曹、吴倒了，成了南方人的天下了。将来北方人还吃饭不吃饭呢?其时竟有人郑重其事地来见我，对我大说一顿。我回答他们说：“国事当选贤用能，无所谓南方人北方人。俄国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请他们来不好么?眼光如此之小，请您回去再仔细想想看。”记得有好几位被我说得红着脸走了。

　　对于摄政内阁，我上了五个条陈，以为施政的方针：

　　(一)打破雇佣体制，建设廉洁政府。

　　(二)用人以贤能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务。

　　(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民隐。

　　(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

　　(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

　　这摄政内阁虽是过渡时期的政治机构，但成立后，却做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那便是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

　　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民六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即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的现象，铲除这一个祸根，可是当时竟未如愿。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去执行。他带了几个卫士进宫，问溥仪道：

　　“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赶忙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说：“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

　　当日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用的东西迁出宫去了，所有宫中的财物，都由吴稚晖、庄永宽、李石曾等名流组织一保管委员会接收之。事后有人造谣，说冯某攫取了多少故宫宝物云云，对于这种无稽的谰言，我嘉抻贡缃狻N蚁肜睢⑽獾戎钗幌壬?都是正直名流，如真有瓤

　　攫取了财宝，他们岂肯接受保管古物之责，平白分受别人的骂名?烟筒中冒烟，虽亦可使人眼眯，但不过一会工夫，仍现出清白的天空。这个谰言，终久也就自己消散了。

　　溥仪被逐出宫以后，段祺瑞从天津致我一电，说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为很对，惟有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我真不明白段先生是什么居心?我想，莫不是曾经做过军谘府大臣，磕头磕上了瘾，定要留着溥仪给他过磕头瘾么?当时我就提笔亲拟了一个电稿，我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从这里可以见出段之倒曹、吴，是出于皖直的畛域之见，完全为私人报仇雪恨，何曾为国家人民设想一点?

　　在北京措施政事的当儿，我同时调遣部队分赴前方，当派国民三军往保定，解决曹世杰的十六混成旅。派一军、二军的一部，迎战吴佩孚的主力于京奉线。张之江、刘郁芬、蒋鸿遇等都在杨村附近与吴佩孚残部发生激战，张之江等沉着进击，战况剧烈。正在打得热闹，我另派谷良友部抄敌后路，吴部不支，数旅破破烂烂的队伍完全覆灭。当俘虏数千人，获枪无算，俘虏中有一旅长名潘子和，解到旃檀寺来见我。我从高台阶上走下来，与之热诚握手，并送以一千元的养家费，备极优待。这时孙二哥已进到保定，乃续派佟麟阁新兵一部及张自忠旧兵一小部协助他将十六混成旅全部解决，另有郑金声部――郑为我老朋友，自动率队自绥远来归，我即收编为第三师。吴佩孚看见情形如此，知道大势已去，大哭一场，上了轮船狼狈地逃往南方去了。

　　当前方战事激烈的时候，孙连仲、冯治安奉命率部驻丰台附近，准备作各方策应。不想天津英军，为要延续曹、吴的统治，存心扰乱，忽然闯进我们的前哨线，两下起了冲突。我听了冯治安的报告后，便对他们说：

　　“先尽力和他们讲理，实在不听理喻的时候，不惜与之一拼!”

　　事实上那时曹、吴的倒台是不可挽回了，英兵虽然借口挑衅，故与我们为难，但在我们严密的防范之下，究亦无从施其伎俩。

　　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我得到这么几个经验：

　　第一，对于敌我的实在情况与处境须有透彻的认识。古兵家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战必败”的话，是一点也不错的。在这次战争中，我因联络周详，对各方面的情形都颇为明了，所以虽以较薄的兵力，也能战胜素称雄厚的吴部。

　　第二，将领对于所部的作战能力，须有相当自信。这次孙二哥带着三军前往保定，一到定兴县便与敌人接触，一方打着，一面却沉不住气，觉得自己力量单薄，不能支持，告急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我这时一因队伍太少，无法抽调；二因绥远马福祥态度不明，须派队守备。接他电报后很为踌躇。但增援毕竟是紧要的，于是我勉强将佟麟阁的两营派了去。可是这两部分援军开到那里，并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曹部便解决了。若是孙二哥对于自己有相当自信，不是这样的连电告急，我即可从容把增援队伍派调他方，岂不要收更大的战果!

　　第三，截断敌后，在我国旧战术上很是讲究，用之得法，确可决定战役的胜败。这次杨村之战，正面的攻击双方势力几乎相等，但等到谷良友率部抄到敌后，吴军便很快地溃败。因为后路一断，弹药粮秣的接济，以及消息命令的传达，都发生了阻碍，无论什么劲旅，处此情况，都不免发慌，战斗精神一经丧失，还有不惨败的道理吗?

　　第四，为将领者不明战术，专凭勇气，鲜有不失败者。这次被派往攻唐山的一路未得预期的胜利，使我很是奇异。因为此路敌军，全系由前线撤退的败兵溃卒，早已丧失斗志，迎头一击，如摧枯拉朽，必收极大战果。但为什么竟不能得到预计的胜利呢?等到邓宝珊先生回来，报告那边的作战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将领头脑过于简单之故。原来笠僧先生部下的将领，讲究的是肝胆义气，吃苦耐劳，冲锋陷阵尤称勇猛。但其中没学过战术率兵术的人亦确实不少，因此部队过了一千人，他们往往无法指挥。这次在唐山车站截击敌军残部，他们看见站上停着一列(由两列并成)兵车，上面满载溃兵。当即派了一营人前去缴械。败兵已无斗志，情愿缴枪。但他们就不知道派人将车头上的司机先行监视，只顾三三五五地爬上车去忙着收枪。就在这时，随车的敌军官长即命令司机开车出站，把那列车拖到二十里以外。我们上去的不过三四百人，而敌兵则不下三四千之众，结果上车收枪的反被人家全数缴枪或枪杀，没逃回一个。又有一次，他们没等把部队分配妥当，大批的敌兵已由前方撤退下来了。当时无可措手，两方面即混到一处，也认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弄得混乱不可收拾，后经邓宝珊用尽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顿调齐，结果竟损失了很多。幸亏当时敌军在溃败之余，无心作战，否则他们这一次便不免全军覆灭!

　　我们部队到了天津，吴部枪炮弹药大量抛弃，统统堆在新车站。张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笠僧部队的不满。他们久居陕西那穷僻地方，一旦看见新式枪炮即不免红眼。后经张之江竭力解说，才算误会冰释。足见训练缺乏的队伍，毕竟难于控制，一遇利害关头，便越轨行动。若非张之江应付得好，岂不闹出笑话?这次国民军在天津，未出半点乱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张之江的功绩。

　　天津局面既已稳定，段祺瑞即速来数电约我到天津讨论政治机构改进的问题，当时我因中山先生已在北来途中，故复电说须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时候，我再去不迟。过了没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曾为陆军部军需司长的罗某来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坚执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误会，若先去一谈，一则可示我坦白之怀，二则也可以欢迎中山先生的来津，觉得未尝不可。遂决定赴津，即一面复电说准明日去津，一面召集将领说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动身去津，火车行至杨村，忽由后面另来一车，开得飞快，致撞上我们的车，一时震荡颠簸，不啻天翻地覆。我的行军桌翻倒了，韩多峰摔倒地上，熊斌他们坐在头等车上，把头也撞破了。我当时正在铁闷子车上的行军床上躺着，所以一点也没有受伤，就是再震得厉害些也不会怎样。后来打听，知道这回意外，是曹、吴余孽干的鬼蜮伎俩，可笑他们心劳日拙，白费了一番心计。

　　与段先生见面，他表示得非常诚恳。事先他已在离他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替我预备了一处寓所。此时就请我到那边去住。一日，请李景林、张学良、杨宇霆、张宗昌、梁鸿志等大家吃饭，饭毕先照一相，便散坐着商议时局的整顿。这伙家伙，在曹、吴未到，大敌当前的时候，谁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这时事过境迁，当时的诺言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全不承认，又重新钩心斗角，只从个人私利着眼了。他们都怀着鬼胎，在言谈之间，对于真诚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不免常常流露歧视之情。其中吴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头低着，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贸然说道：

　　“孙岳是个共产党!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们的心意，凡是诚意欢迎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国政的人，都当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头衔。我就滑稽地说道：

　　“你把孙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两大烟呢?有这样的共产党吗?”

　　这话说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随便谈笑起来，每人都带着一副假面具，听不见半句真话。大家这样胡扯了一顿，便算结束了一场会议。其时外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不是说被刺，便是说被扣。我为了消释这些无聊的揣测，不多几天便回北平去了。

　　在天津，最使人气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计划，王本可算是一个预谋者，如今张作霖竟违背不进兵关内的诺言，把王用武力驱走，岂非是十足的马贼行为!张作霖那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园，门口的岗兵，都和义和团似的拿着长枪大刀，枪长二丈，刀长一丈，一对对十数对两边站立，排成行列。那种气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样能与共谋国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张作霖都先后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对国民军岗兵拒而不用，另以唐志道所部二千人为其卫士。这种举措，也使我极不明白。段就了临时执政，黄膺白先生即辞掉了总理之任(执政就职之日，他应当将黄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黄立于第二行人众中，人人见之为之不平)。于是一批批安福系余孽都连翩入京，瞪着眼珠，急于想在新政权里分些赃品。局面急转直下，演变至此，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对新局面万分消极。

　　这时，胡笠僧在彰德府正和李倬章打得激烈，胡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增调援兵，与岳维峻、邓宝珊两位商量，他们都不肯去。一日岳、邓二位跑来见我，我说：

　　“笠僧请兵甚急，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去应援!”

　　回答道：“我们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们此时有更大的责任!”

　　“什么更大的事?”

　　“处置张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间我们就预备暴动，把他父子俩捉住枪决，以快人心，而戡祸乱!日本人已替我们探听清楚，他们这回入京，带的兵不多，只要总司令允许，我们马上就去动手。”

　　我听了颇为吃惊，当即和他们说：

　　“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实行!就算你们能把他俩捕获，京外奉军必然激起异动，演成混战之局，那时不等两方分出胜负，日本就会趁机进占东三省。日本人帮忙，决不会怀好意的。”

　　我这样的说了，他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主张(以为奉军多乌合之众，若收拾了张氏父子，则奉军将领之识大体者必然愿随我们走云云。)，直到深夜三点多钟，才慢慢把他们说服。次日即接洽车辆，请他们率部开赴河南，去应援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决心摆脱当前乌烟瘴气的政局，便对张作霖说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养的意思。张作霖跳起来说：

　　“你可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

　　他虽然这样表示，但我说什么也不愿干下去了。回营后即召集将领讲话，说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养的衷曲，并嘱咐他们务要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贯彻所志，继续为国家效力。是日张作霖特来访我，我于回看了他之后，便往京西天台山中去了。

　　此时我满脑子里装着一套“谦谦君子”的道理，觉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风度。同时胡、孙等虽与我志同道合，莫逆于心，然政治的认识亦殊不充分。其他朋友如徐季龙、黄膺白、刘允丞、王励斋、焦易堂、李石会、王承斌等诸先生，虽过从甚密，亦毕竟未至无话不说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据现实环境，拿出良好办法。至今思之，犹觉当时才能不够，有负国人期望之殷，深为愧恨。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后

　　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贿选政府，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实现和平统一的主张。但因在军事胜利之中，没有能够建立革命政府，结果仅是给予当时最凶恶的军阀曹锟、吴佩孚一个致命的打击，或能减去异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而外，这次革命的意义已在奉系军阀与皖系政客为私人势利的合作之下断送了!

　　段祺瑞这回初到北京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疮和虱子割尽除绝，使国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谁知上台不久，就证实了：不但旧有的虱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虫；不但大疮未割，反倒加了疥疮。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全都来了，成天抢官、抢权、分赃打吵，闹得昏天黑地。同时他又宣言“外崇国信”，承认金佛郎案，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以与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相对抗；一面召集善后会议，俾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分赃攫利，以与中山先生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种种乖谬措施，总要使中山先生纵背毅然来到北方，亦无法进行其为国为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着前途一团漆黑，没半点光明的气象，遂决定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极。此地在民国六年讨阀复辟之前我曾住过，前面已约略提及。天台山不甚高，路是缓缓通上去，虽不阔，亦不陡，走着不感吃力；东北上直通到香山。庙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间，所有门窗都以??红油漆，很是美观。和尚有三个，一个老和尚，一个大和尚，一个小和尚。老和尚规矩甚严，起居功课都有定时，闲时不许下山，两个徒弟都很受约束。庙中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亲戚，还都朴实勤劳。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见很是欢洽。那天在后面山上，看见石工凿石，我问他什么，老和尚却不肯说。后来大和尚告诉我，说是老和尚做的坟墓。我觉得好笑，心想这和尚真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罗汉，又要留恋躯体。庙后有一个老爷庙，或称老佛爷庙，殿门关着。叫他打开看看，回说每年三月三日方开，平时不开。这么一说，引起我的好奇，越要打开看个究竟。后来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干巴肉胎，头歪歪地望着北京。问这是什么人?和尚附在我耳边低声说：“这是顺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捣鬼，不知从哪里打听得顺治有出家之说，就造出谣言，愚弄百姓。山后就是过街塔，居民极苦，住屋破败不堪。那时天气已经很冷，家家都无棉被，只拾柴火，把炕烧热睡觉。找他们谈谈，无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到乡间看看，百姓的困苦，是想像不出来的。

　　我在天台山住着，原是不打算见客的。但每天来访的人陆续不断，我也不能拒绝。其中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的朋友都有。他们怀着不同的意见。同我提出不同的主张，都是劝我不要消极。邓宝珊、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等来访谈的次数最多。他们来时，我总在带着兵们在山上开垦，一段段都开成二丈长三丈阔的土地，极是肥美。他们见我干这个，引为希奇之事。我说：“这样好的地，和尚却弃而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我现在开出来，给他们看看。”黄膺白先生也常常来。我和他谈，我想到外国去走一趟，考察考察，长些见识，回来说话做事，也可有个准儿。黄先生却不赞成，说如今不是时候，其他国民党朋友都不同意，部属也常来相见，鹿瑞伯每来请示今后的做法，我总是告诉他说：

　　“你们第一要听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协和先生多多见面谈话，还有胡笠僧、孙禹行诸位，必须常通声气，结合在一起。这三件是大事，其余你们商量着办就是。”

　　我每天按时读书，读的是《书经》《诗经》，以及群书志要一类，严格地说多是一些废书，不切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

　　后来段祺瑞派人来告诉我，说我们的部队都已另新编制好，任我为西北边防督办，请我到张家口去。本来我为陆军检阅使即兼有西北边防督办的这个名义，现在只留下这个，陆军检阅使的名义便无形中取消了。察绥一带虽是苦寒之地，但那时我却极乐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铭和吴稚晖、孙哲生等先生屡次到山上劝我不要消极，其他各方也函电交促，劝我出山，而我出国游历的计划亦为各方劝阻不能实现。第二，我厌恶这个政治中心――乌烟瘴气的北京，极想远远地离开，效法张留候退居留坝的办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区域里，一则可以藏拙，二则或者更适宜于我的避免参加内战的心愿。主意既定，即离开天台山。这时候天气很冷，大约是民国十四年的春初吧。

　　下山以后，先料理军队的事。那时我们国民军第一军共改编为六师：李鸣钟一师，鹿钟麟一师，刘郁芬一师，张之江一师，宋哲元一师，郑金声一师。这原先是五个旅，扩充成师；外加郑金声一师。我的治军理想，原是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但西北幅员太广，不有足够的兵额，即难于分配。如甘肃，必得有一师方可维持无虞；察哈尔、绥远亦各需一师。鹿钟麟时为北京卫戍司令，非有一师之众不能胜任，而南苑驻防的队伍亦不容太少。六师之外，石敬亭、石友三各编为一混成旅，外加炮兵两旅，交通队一团。人数约在十五万左右。人数既已扩充，长官士兵的教育不能不加紧努力。特组织了军官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铁甲车团等教育机构。更于南苑设训练处，内分步骑、炮工、辎重等科，任熊斌为总监，刘骥为参谋长，曹浩森为副参谋长，钮惕生为总参议，分负考察监督之责。

　　这些编制上的更张，当然由陆军部决定。那时陆军部部长吴子堂，属于奉系的人物。吴子堂一心要和我们的国民军作对，在陆军部会议的第一天，他即提议取消国民军的名称。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刘定五先生为国民军代表，刘坐段右，吴坐段左。吴最先起立发言，说同为国家军队，不当另立名目，国民军名义现还听其留着，究竟有何用处?……说了许多拐弯话。刘定五先生听不入耳，当即予以驳斥。刘说：

　　“今天多么重要的会议，有许多经纶大事须得商决，为什么一上来就要抓个名义不名义的题目和国民军捣鬼?国民军的名义自有其光荣的意义，应当尊重保留的。没有国民军，这回哪来的段执政?是谁打倒曹、吴的?是谁驱走满清皇帝的?若必取有子不要母的办法，国家的纪律如何伸张?你们上次捣鬼已经把段先生捣得要不得，现在你还要捣鬼，你和段先生究竟有什么仇恨?”

　　于是指骂他不像一个部长，简直是奉军的马弁，吵的个不亦乐乎。段先生见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内室里去喝茶，说：“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们还是喝茶好。”第一天会议，即如此结束。但国民军的名义毕竟还是取消了。自此改编如前，统称为西北军。这次吴子堂一上台就拿国民军开刀，实种下了后来的恶根。

　　我既为西北边防督办，以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不久，又发表我兼任甘肃督办，我乃派刘郁芬代理之；又派蒋鸿遇为帮办，开驻宁夏，并保举薛笃弼为甘肃省长。任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

　　我到了张家口，第一件积极办理的事情，便是修筑由包头到宁夏的汽车路。这条路沿着黄河，极是荒僻难走，土匪随处出没。沿路有一种雉鸡草，丛生，非常高大，都是几千年来任其留着，从来没有芟除过。自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艰难。当时派石友三带着一旅人任其事，费了极大劲，吃了极大的苦，直闹了四五个月才算竣工。与此同时，我又呈请任命王铁珊先生为包宁铁路督办，打算把包宁间的铁路也修筑起来。王铁老的为人，清廉不苟，督办此事，最为合宜。可是王过去曾参过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表面对之极表恭敬，称为深庆得人，而实际则恨之刺骨，处处掣肘，什么也不叫办，什么也办不动。铁珊先生和我叹息道：“你派我做这个事，恰好派错了人了。”这一条重要的铁路，竟因此没有动工。我老以为个人的事和国家的事无关，然而结果如此，可见我知道得太少了。人心真是不可解。中国的政事，恐怕大半坏在这个人事的关系上。应当是对事不对人；而实际则恰好相反，偏是对人不对事。这种病根随处可见，到而今也不能免。

　　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对于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处境艰难，部队那样困苦的时候，他还节省出一笔款项来，在上堡地方建筑一座铁桥。原先那是一座木桥，夏季水涨，车马行人往往出险，铁桥筑成，化险为夷，旅行大感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张家口住着，曾修筑一个新村，由冯治安、张自忠两人负责，带着他们的队伍修筑的。此外又盖好了一个诚洁旅舍，因为这里来往的旅客很多，平时他们都住俄国饭店，价钱极是昂贵，我为减轻他们的消耗，特筑这个旅舍为他们食宿之地。

　　这时各方面的朋友都三三五五地来看我，大约国民党朋友来得最多。许多阔别多年的，许多闻名而未见过的，这时都得到会晤的机会。那时所谓新兴社会科学，只在萌芽。三民主义在旧政治的压迫之下，也未普遍地公开于世，因此社会人民对于新兴社会政治的知识，都很简陋。我那时读书，尚未脱传统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许多术语和名词，我简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深入我的脑筋，使我对于党派的组织不免怀着成见。记得有一次于右任先生来看我，他和我详谈政党政治的道理。我们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故我不揣谫陋，老实说出我的意见。我说：“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我是竭诚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我也是拥护的。但是国家政治，总还是选贤与能的好，若定要结党成派，在我看来，总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现在还不能赞同。”于先生不和我驳辩，只笑着说：“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请你入党。”这以前，在天台山时，有一次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来看我，谈起打倒帝国主义的名词，我也提出了质问。我说：“常听到说打倒帝国主义，我总觉得纳闷。人家欺凌吾国，我们反抗它，这是应当的；但是何必还要进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我那时的知识有多高?连帝国主义名词的概念尚不懂得!当时吴、汪二位都对我掩口而笑，现在想来，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每次都由陈友仁先生担任翻译。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等一类问题。我和他们说，中国的目的只是争取自由平等，谁能赞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谈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因此我请他们二位介绍，从苏联请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分在我们训练班中任教。两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革命。他们来后，几时觉得不适宜，即几时辞去。随来随去，没有拘束。有位总顾问，中国名字叫做任江，曾参加欧战。同时又在我们干部中选派了数十个学生赴俄留学，此时鲍、加二位与中山先生也来往颇密，这自然是因为中山先生主张并倡导三大政策的缘故。

　　这时由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山先生的胃癌病渐渐地加重了。当时我离开北京到张家口时是通电辞职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只请李德全带着我的亲笔信约汪兆铭太太陈璧君去谒见。这时中山先生送给我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我便全数分发给各部队，令官兵列为正课，悉心研读。在教导团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义一课，按时读给学生们听，使彼此都能获益。此外，我也经常规定时间召集重要的官长在一起，一段一段地轮流挨着读。对中山先生学说和主义，我们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层的有系统的全部认识和了解，大家对整个的政治思想才开始有了体系。当时我们全体官兵那一种欢欣鼓舞，兴奋难制的情形，实非笔墨所可形容的。此时我自承已为一党外的中山主义的信徒，全体官兵亦莫不如此。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传来，官兵们无不震痛。国民军全体皆缠黑纱，持服七日，以志哀悼。自官长以至目兵伙夫，皆无例外，又通令各部队，以三民主义为官兵必修之课，以加紧收灌输之效。北平方面，我致电鹿钟鳞，说国民军部队，即是中山先生的部队，云云，故关于丧事一切保护守卫之事，皆鹿负责率部照料。有一次，孙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国民党朋友来到张家口，我特设宴欢迎他们。在致词的时候，一说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阵心痛，热泪簌簌地落下。过后朋友都很诧异地说：

　　“冯先生和中山先生并未见过面，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确，我景仰中山先生几已二十年，信使往还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没有得着见他面的机会。这正是我私心中引憾的一点。可是我从敬仰中对他所生的一种敬爱之情，决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长在一起，从他跟前我得到启示与鼓励，使我循走大路，不至陨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当时淫佚骄奢殃民祸国的北洋军阀集团中，他竟能深刻地认识了坚强挺立的我，累次派人来，送信来，予我以种种的指导和鼓励。尤其一次专派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征求我的同意，并叫我加以增减，这种知遇之感与特别瞧得起之情，是叫我没法不深深感激，而永远不能忘记的。现在一代的伟人死了，特别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伤痛，不流泪呢?

　　张家口接近外蒙古，相距不远。外蒙古国民党也常派人到张家口来看我。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先生和他们的陆军部长都曾来我处访谈过。有一次，我和他们说，外蒙古长久独立着，和中国不生关系，恐怕总是不好的，为整个中华民族计，为蒙族自身计，我以为应该早日取消独立，归复祖国。他们反问我道：

　　“你对于目前中国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不是都能满意呢?”

　　我说：“那当然不满意!”

　　接着，他们笑着说：“你自己看着就不满意，我们怎么愿意拥护呢?若是中央政府真有好的气象，我们自然自动地取消独立。我们取消独立的条件是很简单的，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真做到清廉，真正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信约!”

　　这以前在南苑的时候，有一次我招待外蒙古代表巴丹增先生，他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这时班禅到了北京。内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来北京去参见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两千也有。每一批经过张家口，我都预备车辆护送。蒙古的王公们依旧保持着满清时代的体制，随侍的奴仆受着非人的压迫和虐待。和清末时如那次我在朝阳所见的情形没有两样。我看了这种情形，心里非常难过，觉得是中华民国领域内的一个怪现象，正像溥仪前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样。当时曾向段执政拍去一通长电建议取消王公制度，伸张人权平等的原则。但是这与他本人的权利毫无关系，自然未蒙采纳。

　　自首都革命而后，强顽的直系军阀势力被摧毁，同时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汹涌澎湃起来了。全国――尤其觉醒了的中下层社会，无形在久压之下慢慢抬起头来。一时民众运动空前的活跃，全国民气空前的高涨。到这年――民国十四年，划时代的五卅惨案终于在上海爆发了。这回帝国主义者赤裸裸地显露了他们凶恶狰狞的面目，把我国的工人学生群众残酷地加以屠杀。这暴行，引起了全国民众不可遏制的愤怒，促使全国民众一致的觉醒，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各业商人也一律实行罢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到处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我对这次事件的反应，曾有一通电致全世界基督教徒，吁请他们主持正义，予中国民众以援助。因为我知道大多数教会里纯正的英美朋友都是同情我们的。一面在张家口召开反帝示威的民众大会，以与全国的反帝运动相应和。同时更成立了干部学校，在北京创办了今是学校，以收容那些因参加此次运动而被学校(尤其基督教会学校)开除的大中学学生(这些青年学生，后来资送到英美德俄各国留学的很多；也有送入陆大的，大半都有很好的造诣，成为国家有用之材)。我的这些举动与当时压迫民众甘当帝国主义者鹰犬的军阀们的行动成为明显的对照。帝国主义者因此对于张家口的活动十分注意，对我尤极仇视，竭力造作种种谣言，挑拨离间，企图予我们以打击。为要使社会不至受愚，并宣传革命的理论，我特敦请陈友仁先生在北京办了一个《民报》，中英文都有，主张与态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遗教为依据，以达成反帝的任务。此举即是当时与国民党相结合的一个步骤。

　　帝国主义者对于我的攻击造谣，可谓无奇不有。比如有一个名叫布施胜治的日本小子，这时写了一本书，说我已与苏俄订立密约。这密约多少章多少节，若干条若干款，都写得清清楚楚，简直是千真万确，实有其事。这个谣言竟使国内国外很起了一番波动。后来民国十七年我到了南京，这小子跑来见我。我问他说：

　　“那时你对我捏造那种谣言，今天还有脸来见我吗?”

　　“请你原谅，是人家以两万元代价雇我写的，看在金钱面上，我不能不写。”说着，他尚对我深深地鞠躬。

　　“你真是把读书人的脸丢完了!”我恨恨地说。

　　他却微笑着，满不在乎，完全是那种无恐的浪人神气。我本想多教训他几句，又觉得大可不必了。

　　我除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而外，还有几件直接打击外人在华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们仇视我的原因。有一位英国人，在察绥一带创办一个合记公司，专门经管牧畜，养的羊最多，约有二十万只，都很高大雄壮。牧羊者全是雇用的中国人，每人领牧二百头，六人设一个头目，六个头目以上再设个大头目。使用中国人的劳力，占有中国人的土地，吃着中国人的水草，却大赚其中国人的钱。这种不法的举动，究竟有什么根据?究竟什么条约上给予他这种特权?但多年以来，却无人过问。以往中国官厅不是不知，而是慑于外人之势，不敢干涉。我到张家口后，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后来他公司里有一华籍职员，向居重要位置，但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为五卅事起，激于义愤，乃自动地来我处，将此事秘密告发。我派人调查属实，即毅然把他们的羊全部没收。此事大出该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控告到外交部。但并无任何条约的根据，他们的使馆也没话可说，只好自认晦气。这回所没收的羊、肉皆给士兵们吃了，皮则全数制为军衣。

　　京绥路上改革货运办法，也是得罪外人的一件事。原先京绥路上货运的惯例，凡是外国商人运货，只须拿着货运联单，向税关纳税一次，即直达目的地，不用再纳；华商则遇关必纳，层出不穷，手续极为繁难。这是一点，再则外商仗着洋威，不知凭什么就获得货运的优先权，有货尽先运出；华商的货物却在站上堆积如山，许多日子运不出去，若一旦被雨，便不免霉烂毁坏，损失不赀。我查知了这些情由，深觉不平，即找路局负责者，与之另定规例，一反其道，尽先输运中国人的货物，把外商之货屈居其次。结果是翻了过来：华商的货物先一车一车地运走，而外人的货却滞阻不能畅运了。我以为此事办得最为合理。因为一则京绥路是中国的铁路，中国人自当享有优先权；二则中国国民经济，处处受外商压迫，不能抬头，国家理当尽力扶助提倡，以挽权利，而塞漏。外国商人对于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能管他了。

　　有一次，有个日本武官要到赐儿山游历，托人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答复是准许他去。他从赐儿山游历回来，又来见我。我问他说：

　　“你这次游历，有什么感想没有?”

　　不料他很轻薄地回答道：“我见到赐儿山一带的情形和几十年前的高丽差不多，因为那时高丽的山多半没有树，这赐儿山一带，也是没有树!”

　　我听他这话，是有意要在我面上侮辱我国，居心可恶，不能容忍，我便说：

　　“最近我有几个朋友从日本回来，和我谈起来，总说日本简直是个妓女国家。我倒不很相信。那几个朋友之中，有的寓所和你家是街坊，并且还和你家中人熟识，他也见过你母亲，说你母亲长得很好看，和窑姐儿差不多!”我怕他不懂我的意思，又补上说，“你母亲现在和妓女完全一样，虽然我知道她不是!”

　　我说了这几句话，翻译却不肯照译，说：“这不得罪人吗?”我说：“他有意侮辱我们国家，我们就怕得罪了他吗?何况我们不是为自己得罪他，我们是为国家得罪他，我们也不是愿意得罪他，实在不如此，即自己良心难安。”

　　终于逼着翻译照着译了。那武官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因为我说赐儿山和高丽一样呢?”

　　“是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结果他很不痛快地走了。后来许多人来劝我，说我不当这样结怨于日本人。还有一位驻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包士杰特别为此事来找我辩论，说我对日本人此语未免太过。我说：“你没有深思一番，若曾深思，必嫌我的话还说的不够。三国上述诸葛亮舌战群儒，薛琮谓刘玄德乃织席贩履之徒，出身微贱，而孟德为曹相之后，系出贵胄云云。诸葛亮闻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还牙。薛琮骂刘备，诸葛亮为何生气?金圣叹批道：‘对奴骂主。’辱其所事之主，尚且不许；人家侮辱咱们国家，咱们若是甘而受之，对得起咱们的国家人民吗?你不懂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礼尚往来的道理，如何办得外交?”这样不客气地说了一顿，当时唐悦良亦在座。

　　还有位日本驻张家口的领事，也是一个狂妄荒诞的家伙。有一天唐悦良和包士杰两人满头是汗，气喘喘地跑来见我。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慌忙。他俩说：

　　“刚才我们同日本领事在一块儿吃饭，他喝醉了酒，发起脾气来，把我们辱骂一顿，骂得很是不堪。特意跑来向督办报告。”

　　我说：“你们说的这话真是特别得很!他只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人，骂也没有你们嘴多，打也没有你们手多。若出了事，我替你们担当。为什么白白地受他一场骂，丧自己的颜面，辱国家体统呢?现在你们要赶快回去，还骂他一顿回来，否则你们没脸来见我!”

　　他二人听我如此说，果然回转去，骂了那荒唐领事一顿，那领事也只好瞪着眼，没有办法。外交官代表国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随便丧礼失言，如何要的?日本政府选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国，都是这一流无品无学的人物，想见他们国家的政治文化并不见得怎样高明!

　　这位日本领事因为驻在张家口，和我们少不得常有来往。他使唤他女人如畜牲，常和我说他的女人很会唱歌，叫他女人抱了琴出来，唱歌给我们听。每有客至，他女人亦必跪地相迎，那种种卑贱神态，完全和奴隶一样，真令人看着难过!“爹千斤，妈二两”，日本女子受男子这样的压迫与蹂躏，我看他们文化比起中国来，差得太远了，这简直是野蛮国家的现象。我常常可怜日本女子，想着她们何时才能脱离男子的压迫，跳出奴隶的地位，享受人的权利呢?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认识了帝国主义说教者的嘴脸，使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些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当残酷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对于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义的呼吁，既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什么有力的反响。后来有一位加拿大人名叫古约翰的来看我。他是我的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时就已相识，每年都要见面几次。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惨案的事，我问他说：“您说英国人在中国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

　　“那些乱党胡闹，怎么不应该开枪打?”他毫不迟疑地这样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愤，向他说道：

　　“古先生你再说一次!我要求你不要说英国人的话，我也不说中国人的话，你我都是上帝的儿子，今天咱们说一句上帝儿子的话：英国巡捕拿着枪向中国徒手工人学生胡乱射击，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你凭着良心再回答我一次!”

　　他说：“他们都是乱党，开枪是对的!”

　　我就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我说：“我和你相识了这些年我可错认了你!我倒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不是生错在胳肢窝?”说着，我就拉开他的胸口，在上面推了几推：“我要把你的良心推到中间来，你再说一次!”于是我就沉下脸，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道：“你这是昧着良心说话!我被你骗了，你是冒充教徒!你其实倒是帝国主义者最凶恶的走狗!”从这次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见他。

　　帝国主义者的凶狠残恶，泯灭天良是一回事，但我们固步自封，自甘落后，不能日新又新的往前进取，求发展，也是不能否认的。在张家口住着一个名叫梅顺生的德国人，他原是汽车司机的出身，因会做生意，赚了钱，娶了一个中国女子为妻，生了五个孩子。他用他女人名字，在张家口置了产业，大规模地经营园艺。有一天，被邀往他家去参观，使我大开眼界。常听人说京北如张家口一带，因气候苦寒，种菜种瓜都不能肥大。这话听来似乎有理，所以我颇不置疑。但我这次在梅顺生家里所见的情形，却使我大为惊异。他种的菜和瓜，不但并不瘦小，而且反比任何地方的都格外地肥大。有一种西葫芦每个重有七八十斤，大如桌子。菜也出色地肥嫩，有一种龙须菜，丰厚繁盛，至为可爱。种有十几架葡萄，搭的那架，横竖成行，宛如工笔画一般，那肥厚的叶子都向着一边，整整齐齐，丝毫不乱，好像经过细心排列的一样。果子晶莹剔透，累累成串地挂着，真是纸扎的也不能如此美观。我看了这些以后，觉得很有感触。这位梅顺生先生，和我们中国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享有同一的气候，他不为成见所囿，努力与自然斗争，结果种出的菜蔬和瓜果如此肥美；我们中国人却因循苟且，不能进取，反造出气候不宜的借口，以勉强自慰(素来听说张家口一带，初九天气即下雪深达三四尺，使人以为寒冷不可当，实则张北下雪平常不过尺许深，气候也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严寒)。两两比照起来，我们这样不争气的习性，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如何对得起天地造物!见了梅顺生的成绩，我们应该如何警惕、努力、痛自鞭策，以求迎头赶上先前国家的文明!梅先生的家庭情形，也是很值得我们自省的。比如他的孩子们，五岁的有五岁的桌子椅子，七岁的有七岁的桌子椅子，玩具以及一切用物，均视其年龄而有不同，又聘请了五六位先生，分别教授英文、德文、法文和各种科学。一个开汽车出身的人，能如此努力有恒，如此注重儿童教育，我们还不应该惭愧吗?外国人并不是四个鼻子八只眼睛，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如此地步?还不是肯实干、肯研究、有恒心不懈怠而已。后来这位梅先生患了一种“沙麻症”，即是尿石，回到德国医治，割去了一个腰子。愈复之后，又来中国，二十二年我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时候，他还送我开了花的铁树。我上次送他的苹果树苗，此时已经结了果了。过了一年，他的病复发，不及医治而死。他的太太原在领事馆充任书记，在梅赴德治病时患丹毒而死。现今他五个孩子只有两个在中国。

　　在张家口住久了，想到各处走走，一则问问民间疾苦，二则看看驻军，考察各地的政治。

　　那位德国园艺家梅顺生送我三个七八十斤的大瓜，都如桌子一般大。这回出发，我即把瓜带着，每次对民众讲话，我总要提到这回事，借以鼓吹努力生产，注意科学的道理。我说：“你们看看外国人在这里出这样的大瓜，我们自己种的为什么那样瘦小可怜?可见是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就是我们自己不知努力，不知研究办法，以至凡事都落人后。”那些人民看见大瓜，都极惊奇，有的还不大相信，要走来用手摸摸，看个明白。有这个实在东西摆在眼前，比空口说白话有力得多了，所至之地，民众很受刺激。

　　到平地泉，正是夏尽秋初之时，天气渐冷，柳叶儿半青半黄。我曾作诗道：“叶儿青，叶儿黄，同胞饿的肚子慌；叶儿黄，叶儿青，同胞身上冻的疼”云云。苏联的朋友觉得有些意思，特意把它译成俄文，寄到俄文报纸上发表出来。由此检看部队，那时骑兵旅长王镇淮部因为分配马匹的事，和苏联顾问发生意见。因为新买到一批马，王旅长分配各营；苏联顾问过于热心，对其分配，出面干涉，王很不乐意，报告于我。我说：“苏联顾问只能负责训练方面；这些行政的事，他们不应过问的!”于是总顾问任江先生大不高兴，借故说欧战时曾被毒气熏坏，体力不济，要请假回国休养。任江走后，换来一个亚里山大林为总顾问。其他顾问之中亦有更动。

　　到了绥远，在省城住了数日，把应有的任务料理完毕，有一次召集绥远督统公署的人员闲谈，问到此间近百年来的好文官好武官，坏文官坏武官的姓名及政绩，又问及本地的古迹，请他们详细开一单子给我。记得他们所开古迹之中有“昭君墓”、“康熙甲”二件。昭君墓就是杜甫诗所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那个青冢。至于康熙甲的故事，据云是康熙年间，土默特作乱，康熙御驾亲征到此，土默特乘其不意，出兵奇袭，康熙皇帝本没有防备，慌得未及穿上盔甲，便仓皇退走。后来土默特之乱虽平，但这副盔甲始终留在此地，没曾携回，到后来便成为一个古迹。此次还把当年王海门大哥，在此间作战的情形，详加询问，也得了一些材料，又将大瓜演说几次。这时石敬亭一旅人办有一个苗圃，很有成绩，所种柳树，尤为讲究。从绥远即到包头，包头滨着黄河，土地肥美，农产丰富，从黄河下来的货物，皆由此上火车，所以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包宁铁路修成，能够直达宁夏，那时益加发达。这地街道古老，买卖殷实，风土情形还保留着百年前的面目。市上布匹木器都是国货。有一种羊皮筏子，是件新奇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在此我曾购小轮船试航，黄黄的水，不过二三尺，可是没法看得清楚，小轮走着走着，就搁了浅，曾试多次，结果还是失败。又有朋友梁式堂、谷九峰、王鸿一诸位先生等提倡在此开垦，从内地运了许多农民前来。因为此间土地极多，只是缺乏人力，结果倒有相当成绩。

　　包头那时刚刚设县，没有城墙，仅修了一层土围墙。我在东关外以一千六百元代价买置了一所房子，打算在此长住下去，并筹划建筑营房和垦植种树的事。因为这时我立下决心，无论如何是不参加内战的了。避免内战，力主和平统一，是我历年来持政的根本原则。这次我毅然摆脱北京的政治，退而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又从张家口避居包头，埋头于垦种整训之事，都为的要贯彻这一个初衷，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单凭个人的意志，毕竟不能凭空决定行动，无如整个局面推演变化，一步步紧逼而来，使我们的初志终难贯彻，到头我们还是被迫着卷入了漩涡。

　　首都革命以后，吴佩孚狼狈逃窜，到了汉口看了看，觉得各方面都已不能有什么办法，乃不得不到岳州，蛰居不出。后来他的旧部阚玉琨、张治公等，于倒戈之后，残部归胡笠僧收编。但河南的局面，仍是不能稳定。此时阚、张等重整旗鼓，盘踞洛阳，受了刘镇华唆使，共同向胡笠僧进攻。一场恶战的结果，阚玉琨、刘镇华都相继做了国民二、三军的败兵。刘镇华所保举的陕督吴新田，不久也为国民三军驱走，孙二哥便继任为陕西督办。这次国民二、三军虽然取得了豫陕二省为其根据地，可是笠僧却于这年(民国十四年四月十日)患了疔毒，不小心，竟致中毒而死。笠僧是个好学不倦，侠义精诚，处处以国家为前提，而富有革命性的人物。他的不幸死去，于国家实是莫大的损失。国民军全体官兵挂孝三日，以志哀悼。笠僧死后，河南督办由岳西峰代理。岳西峰为人青年有志，但当了督军之后却一天天骄傲懒惰起来，政事固不闻问，对于军队训练之事，他一概也不去注意。有一次于右任先生自告奋勇，和我说，他愿意到河南省去看看岳西峰，纠正纠正他的错误。我自然希望他有此一行。及至于右任先生到了河南，剀切地劝勉了一番，岳西峰很表示振作的决心，兴奋地说道：“从明天起我一定积极训练队伍。”于先生见他如此勇于改过，十分的高兴，问他道：“明天打算几点钟去看队伍呢?”

　　“早晨八点!”这是头一天晚间约定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右任先生大早就到操场等他，一直等到十一点钟，还不见他的影子。派人去探问，他还没有起床。右任先生乃大大失望而回。只此一点，便可看出笠僧死后的国民二军，是没有多大前途的了。

　　此时奉张违约入关，肆无忌惮地攫夺地盘，他既使李景林、张宗昌分督冀鲁，又沿着津浦路南下，伸张其势力于安徽，且有直取广东之意。这时并派人来找我，说我们国民军可以河南、河北、山东为根据地，而伸张势力于广西。我回说：“国事如此，你们还是想着这一套，究是什么居心?这个不但我不干，并且劝你们趁早也打消这个主意。”他当然不肯听我的话。

　　孙传芳见他贪得无厌，不禁大为恐怖，即联络直系残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之猛攻。那时姜登选、杨宇霆刚刚进入苏皖，尚未立定脚跟，又因其军纪大坏，百姓视之如虎狼，人人怨怒。经孙传芳这一打，手足无措，毫无抵抗地退回徐州。孙乃乘势进逼徐州，奉系的势力终被驱出苏皖。于是孙传芳便以直系新兴将领，自命不凡，挂起了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大旗，盘踞了长江下游。

　　孙传芳进攻奉军，原曾约好岳西峰一致行动的。孙下徐州而后，岳即独力去攻山东。此时奉军新败，岳部南北两路虽然都顺利地取得了预期据点，进迫济南，可是他的部下陈文钊、田维勤、王文蔚却于此时反戈，使他不得不仓促撤退，攻鲁之功至此败于垂成。张宗昌仍然安做着山东督军。这倒戈的陈文钊等部本是直系的残余，胡笠僧大肚包容，愿意将他收编。我当时确以为不妥，曾写给他一封信，恳切地规劝他。但笠僧坚信他自己能够以至诚相感，可无流弊，终把他们收编下来。其实陈文钊等无信无义，只为升官发财，若是笠僧不死，或者还可相安无事；他既去世，岳西峰又荒惰不理正事，此次等他攻鲁，即被他们掣了后腿，翻了跟头。盖因河南四面皆有铁路，号称为四战之地，事发，即四面受敌，再也无法定足。岳西峰出发攻鲁时，我曾以此意剀切告知，令其格外审重。岳竟不以为意，终于二军大吃亏苦。

　　帝国主义者是惟恐中国不乱的，乘着我们国内不能稳定时，竭尽所能，大肆其挑拨离间的伎俩。那时奉系军阀自以为羽毛丰满，一意攻城略地，扩张势力，以遂其不能厌足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乃从而扶助之，鼓舞之，藉可作起风浪，坐收渔利；不久中国即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日本举行秋操，约请国民军和东北军前去参观。我们国民军选派军官七八人，以韩复榘为领袖；东北军方面领队者则为郭松龄氏。两方面人员到了东京，同住在一处。却说这位郭松龄虽然列身奉系，为人却极是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国内情状，国际处境，对于张作霖骄横恣纵，殃民祸国的行为，久怀不满之心。一天郭找韩复榘密谈，说有一件希奇特别的事，不知可不可以相告。原来这次他被奉派到日本之后，日本参谋本部就有一位重要职员跑来访问，问他这次来日本是否还兼有代表张作霖与日签订密约的任务，他茫然不知所谓。那位重要的职员也就蹒跚地走了。但郭却把此事放心不下，百般探听，才知道最近奉方拟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国民军。这个密约已经完全商洽成熟，最近奉方致电日本，说签字代表已经动身，即日可到东京，正式立约云云。恰巧郭于此时来日参观秋操，日方即以为郭是奉张派来的签字代表。其实签字代表乃于冲汉，迟到了数日。郭松龄查悉了这件害国殃民的阴谋，一时激于义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约条文，对韩复榘坦白说出。当时他愤慨地说道：

　　“国家危殆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权利，出卖国家。他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韩复榘回到包头，将此事同我报告，请示我的意见。我说：“这事情关系太大，不要轻率地乱做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什么东西，派两个亲信的人送来，两下从长商酌一下，方显得郑重其事。”韩复榘到天津不久，郭的参谋长同他的弟弟郭大鸣便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所拟具的亲笔条款，共有四五项，大意是：

　　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擅订祸国条约，以图进攻国民军，此事他誓死反对。

　　二、奉张进攻国民军时，他即攻张。他的部队改用“国民军第四军”或“东北国民军”番号。

　　三、他愿率部出兵，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问关内之事。

　　四、河北、热河，拟请划归李景林。

　　在条文后面，他已经把字签好了，对于上述条款，我除建议他的部队改称“东北国民军”外，其余都予以赞成；另外我又写了“严军纪，爱百姓，就是真同志。”的几句话，交给他的代表带回天津去了。

　　郭松龄的代表刚刚回去，忽然张作霖也派了一位军长许兰洲到包头来看我。这次张派代表来，是因为杨宇霆、姜登选在苏皖被孙传芳打败，要求我帮助他去打孙传芳，再不，就帮着去打湖北。若是我不答允，他表示对我便不谅解。我看这种山大王的办法，实在把战争当做儿戏。当时我便写一封很长的信，对他的要求严词拒绝，让许兰洲带了回去。信中大意是说，你不顾信义，不顾国家与人民，惟知争夺权利，扩张自己势力，这种做法我是无法赞同的。你用杨、姜一班心浮气躁，不学无术的人，胡冲乱闯，作威作福，此回失败也是必然的。事到今日，你还是不知悔悟，还是要扩大内战，我真是替你惋惜。我以为你此时赶快退出关外，痛自反省，另立些新的办法，真正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方有好的前途。这封信，当时各报纸均曾刊载的。

　　许兰洲走了没几天，东北国民军反戈讨奉的战争便爆发了。

　　这回的讨奉战争是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动的。揭幕是郭松龄拍发了一个通电，列数奉张祸心，请其下野，以谢国人。措词极为痛快淋漓。原来他从日本观操后回国，即住在天津的法国医院里。等到他的代表从包头回去，报告我对于他所提各项已经同意签字，他即出院，到滦州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当即把几个表示异志的高级将领加以逮捕，交给李景林拘押。并将曾任安徽省督办的姜登选捕获，执行枪决。把队伍迅速编成四军，星夜向关外挺进。驻守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首先被他击败，乃由汤河进占秦皇岛，追踪张学良的败卒，长驱直入，向葫芦岛进迫。张作相及金纯两部分队伍，完全被他解除武装。接着张作霖固守锦州之兵亦被他击溃，于是势如破竹，占据新民屯，越过巨流河，直迫大名屯。张作霖自顾一败不可收拾，已感无抵抗之能力。奉垣要人看见形势不妙，亦多纷纷迁避。这时奉系军阀老巢的攻破，郭部亦操左券，只是指顾间事了。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料，郭松龄铲除军阀的大业，终于功亏一篑，而归于失败!这原因，一方面是李景林的违约异动，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

　　当郭松龄发难之初，李景林是参与密约，积极赞成攻奉的人。但等到郭军长驱出关之后，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一以打不破权利观念，定要劫持河北地盘，竟在此一发千钧时候，引起了对国民二、三军的冲突。原来平汉沿路的防线，在首都革命之后，本即划归了国民二、三军。贪得无厌的张作霖，见利忘义，自食诺言，入关后将河北一下攫夺到手，李景林就驻到那里飞扬跋扈，日事扩张势力，把二、三军不放在眼里，定要挤他出去。孙二哥一因陕西地方困苦，给养不能维持；二因张作霖曾有驱逐王承斌出津之事，前仇难释；三以逼于李景林的压迫，不甘让步；于是乘奉军内部发生裂痕之时，派令邓宝珊、徐永昌率领国民二、三军联军进攻保定，企图规复河北地盘。我在前面已说过，国民二军缺乏训练，三军亦太嫌散漫。他们革命的热心是有的，但缺少革命的方法；作战的勇气是有的，但缺少作战的方略。我虽然以为河北仍应归二、三军，李景林可往热河，打倒张作霖之后，再商量别的问题。但此时我仍屡次致电陕豫，说我与郭松龄已有密约，若有动作，必须商酌而行，万万不可造次。可是他们大利当前，即不顾大局，对我们的密约，完全不肯承认，竟一意孤行，冒昧地攻击保定。但攻战多时，不能得手。此时李景林怕引起更大的误会，曾把据守保定的队伍自行撤出。但二、三军却认李军是战败被迫而走，于是派队追击，不肯罢手。此时我派张之江带着三旅人，集中丰台待命，本是准备必要时应援郭松龄。孰知李景林竟又误会我们是应援二、三军的，蓄意要解决他，愤激之下，于是把郭松龄交押的军官一律释放，积极部署，必要大干，终与国民二、三军发生了正式冲突。

　　国民二、三军邓、徐的队伍与李景林正式接触之后，便不支败退。邓、徐战败之余，吃亏很大，转回头来，把怨恨全加到张之江身上；责备张之江道：

　　“你的队伍既已集中好了，为什么还袖手旁观，不去进攻天津应援我们呢?”

　　张之江说：“我并没有接到进攻天津的命令。”邓、徐则以为这时候应速增援，不应还再等待命令。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已经误会重重，空言再也无法释去前怨。我的力避内战意志，至今终也没法避免。这个莫名其妙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天天扩大起来了。许多大事，都是从小事闹出来的，许多变乱的酿成，亦往往受某一小事的影响，而致无法控制，无法收拾。国民二、三军闹出了乱子，自己不能下得台盘，反把我们也拖下了水，与李景林掀起了恶战。郭松龄倒奉之功败垂成，一面固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但是国民二、三军之不顾大局(郭、徐皆革命军人。因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在天津时种种飞扬跋扈，为害人民国家的作为，心中留下不灭的恶印象，故必要打之，所持之理何尚不对，但应当有个权衡)，李景林之违约异动，致使我们部队不能应援，也是不可抹杀的原因。

　　为要策应国民二、三军在青县鏖战的部队，张之江毫无作战准备，就率部仓促进攻杨村。本以为用不了多大的兵力就可解决事变，把僵局挽回过来。孰知李景林早经请德国顾问秘密构成了异常坚固的阵地；同时，还有日本人替他筹划作战，替他活动谍报工作(那些充当暗探的日本人，曾有被张之江捕杀者，日使馆虽提出抗议，但不予理会，也就罢了)，致张之江对杨村左攻右攻，激战多日，总攻打不下。

　　张之江既多日毫无进展，我便令他暂停进攻，静待援军到来，即把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各部以及骑兵调了一部分上去。激战三日，卒由韩家墅攻入，李军大败，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一带。我们队伍就占据了天津。此时任截击沿津浦线南退山东的李景林的任务，本令由国民二、三军负责，但他们动作迟缓，竟未得预期的效果；致李的实力得以保存，后来与张宗昌联合，并力攻津，死灰乃又复燃。

　　张之江到达天津，战乱之后，地方秩序紊乱，当然必须停留几日，整理一切。但是这种应有的行为，也引起了许多谣言，竟说我已委张之江为直隶省督军，河北地盘又要被我们国民一军占夺不放了。

　　此时我已到张家口，刘竹波和栾汝林两先生跑来看我，要求我必要保举孙二哥为直隶督军，说：“督军或是省长，都须我们的人。你知道孙禹行为什么来了?他是饿坏了，要找总司令给他饭吃呀!”于是迫着我立刻给段写了亲笔信。我自卷入了混战的漩涡，心里无时不在难过，此时看看他们如此心理，尤觉不可忍耐。我被迫得无法可想，只好避到屋外去溜圈儿。他们又去迫我的参谋长刘菊村。我从外面回来，菊村跑来找我，说：“他们是搁不下这个念头的了，怎样?还是写给他们算了吧!”我无可奈何，就把致段的信写了，保举孙二哥为直隶省督军兼省长，交给刘、栾二位带走。可是孙二哥的督军还没发表，国民二军的电话，却又一次二次地来了。原来自天津攻下，岳西峰的几个代表即到北京住着，包围着国务总理许世英先生，索要地盘，定要个直隶省的首脑位置，并不许许俊人先生发表孙二哥为督军(否则即谓安福系挑拨离间)，说：“国民军吃个虱子也得分给咱们二军一条腿；吃个蜜枣也得有咱们二军的一份”。段执政没有办法，就对他们说：

　　“委孙禹行作督军，是你们总司令的意思啊!”

　　他们听了这话，所以才左一电话、右一电话地来催迫我，要我替他们设法。我想伤亡的许多官兵还没有过问，大家却胡乱抢起官儿和地盘来了!一面万分地痛心，一面又只得保举邓宝珊为直隶帮办。其实邓何尝是做这等事的人?都是一般无耻政客捣出来的鬼。当日情事，至今思之，还是觉得难过，使我无法写得下去。

　　再说郭茂宸(注：郭茂宸，即郭松龄。)率军越过新民屯，进至巨流河的时候，前锋距奉天省城仅只六十里路，张作霖已经逃走，准备着通电下野了。这时日本方面派了人来，见茂宸说：

　　“眼见东三省的政权马上就是郭将军的了，历年来奉张和日本所订的条约，还望郭将军予以承认才是。”

　　郭断然地回答道：“那断断不能够承认了。我就因为张作霖和你们订立祸国条约，这回才兴兵打他的!”

　　日本方面碰了这个硬钉子，知道郭茂宸不是个容易玩的人，若一旦让他拿到东三省，他们既得的权利必将不能保持，于是极力劝说已经逃走的张作霖转回奉天。

　　张作霖说：“我的兵打光了，拿什么回去干呢?”

　　“我们帮你两师人!”这是日本方面的答复。

　　得了这句话，张作霖欣然转回沈阳。随即日本方面出动了八十架飞机，把白旗堡附近三十里炸成一片焦土；又以南满铁路附属地不得干犯为借口，阻止郭军向前进；更以日军乔装奉军，由郭军左侧加以压迫，同时黑龙江吴俊升的援军也已开到，向郭军后路猛抄。

　　郭军突然四面受敌，无法支持，而郭氏夫妇所居的村落，因日人曾一度前往交涉，把路程地形探得明明白白，至此便引导着吴俊升的骑兵迳入该村。郭茂宸猝不及防，即时被擒获枪杀了。

　　这时郭军后路魏某之部尚在山海关，听说前方部队溃败，非常恐慌。于是我和熊斌、刘菊村等商议，派人送给他两万袋面粉、十万元现洋，藉以接济他安然退出危险地区，希望他仍能继续茂宸的精神，再图奋斗的机会。哪知他离山海关后，不走天津，竟绕道一直转到保定，归到孙二哥部中。这事又谁料想得到呢?

　　这边张之江的队伍刚刚退出天津，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即随后攻来。国民二、三军抵御不住，节节败退。张之江处此形势，惟有率队转回天津，一战方把张、李打退。原先张之江在津，因为军纪好，爱百姓，很受地方士绅的欢迎。及至李景林卷土重来，就衔恨于心，对地方上大肆报复。第一个吃亏的是国货商场宋则久先生，以亲近国民军为罪，把他逮捕，处以十万元的罚金。凡与国民军――甚至一个伙夫有来往者，无不捕去，重刑拷打，索诈财物，不知迫死了多少人命。他们弄得了钱，即在天津买地置产，盖造洋房，以为淫乐之所。

　　在这样一次恶战之中，我所感受的苦痛，是没法说述的。第一，郭茂宸先生为爱护国家，激于义愤，而兴讨奉之师，一面与我有约，一面与李景林携手，我们是以打倒奉张为第一目的；可是国民二、三军不明这个大义，不识这个大体，只说郭的发难是奉系的内乱，不承认我们的条款，只顾鲁莽地干将起来，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使我提脚不动，使我与郭的约定不能实现，条约等于撕毁，结果茂宸败死，我何以对人?第二，二、三军为要规复河北地盘，申雪心头积怨，出而进击李景林。但我们与郭有约，与李景林便是友军，二、三军亦不当打李，我们一军更不当打；但一个漩涡卷来，却竟不容缩腿。如此反友为敌，以私废公，弄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我们又何以自处?第三，二、三军的好朋友与我共甘苦共患难，同以革命为志。但他们许多人却为环境所移，旧的观念不能屏除，犯的毛病不能改革，不知切实着重训练，真为爱国爱民而努力，以至不肯放弃私怨，必要乘机打李。而部队素质如何，不问把握如何，只顾去打；打了起来，不能收拾台盘。再说我们一军自己，亦因我自己不学无术，虽经多年的训练，许多人对于识大体明大义，争利不前，赴义恐后的德行，仍是缺乏得很。当张之江打下天津之时，许多平素有学问的朋友，亦竟不能放弃权利思想：这个争路局，那个争关税，自己人各不相下，告状的信电如雪片般向我飞来。这种种情形，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真是觉得太痛心了，太丧气了!

　　我若不是为了避免内战，贯彻和平主张，我为什么跑到那样穷僻的察哈尔去?但是事到这步田地，我究竟是为自己，抑是为国家?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循环无穷，要打到哪天才算了局?这样地退而自思，一切的痛心难过，都使我归结到自己学识不足，办法不够的一点上。我必得跳出国内的漩涡，出国去好好考察学习一番，同时希望大家都能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赶快化除仇怨，停止祸国殃民的内战。

　　这个主意既经自己决定，我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之职分交张之江、李鸣钟署理，毅然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抱着满怀痛楚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古，悄然赴俄去了。

　　当我在途中的时候，奉张、直吴和张宗昌、李景林直鲁联军等军阀集团的大联合阵线已经结合成功，又以直鲁军攻津为引线，对国民军施行大规模的围击了。

第三十三章　赴俄途中

　　在平地泉，我把出国手续办好，一切应办之事，都准备妥帖，动身的时候，石筱山等许多朋友前来送行。他们对于我的远远离去，都十分难过；以为怎么如此匆促，说走就走呢，我说：

　　“目前这个故事是无边无沿的。我一走之后，也许可以釜底抽薪，让他们少些兴头。从我自身着想，我也必得到国外去看看，增长些见识学问，回来之后，再同大家一块儿好好地奋斗。”

　　从平地泉出发，走的是张家口到库伦的大路。是公路，固然平坦康庄；不是路，也一般的平坦康庄。途中未遇一条河，也少见一株小树，三千里路全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辽阔平原。过戈壁沙漠，车行极是舒坦，途中常见一种野羊，活泼肥大，万千成群往往和汽车赛跑，别地从未见过。牛群马群亦最常见，还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这一带没有房屋，所见惟有一种帐篷，即是毡幕。稍有高坡的地方，即堆以石头，挂以红布，蒙古语名为“乌数”意即是所供奉的神啊Ｒ蛭?他们的文明，还没有达到雕刻偶像的程度，故只有如此简单地供奉之。快悼库伦的时候，经过汗山，想来大约即是可汗之汗。这一座山长约四十里，高约六七里。山上生满蓊郁苍翠的树木，都是几搂粗的大树。我看见这里忽然有这么多的大树，觉得很奇怪，就向当地百姓探问缘故。据云，昔康熙亲征蒙古，有一次打了败仗，就到这山上的树林里藏着，等候援兵。后来援兵来到，击败蒙兵，遂得奏平定朔漠之功。为要纪念这段史迹，清廷特以蒙古某王子为守林的官，年薪四十八万两，专门请他保护这山上的林木，不许百姓砍伐。数百年来相沿成习，树木迄无损害，所以才有今日的这种样儿。可见并不是这一带的气候土质不能长树，沿途所以缺乏林木者，恐怕还是人事的关系。漠北这一带，历代以来，都是战场。史记载，汉高祖困于白登，白登即在今日大同附近。由汉晋宋至元以迄明清，无代不于此间有杀伐之事。居民死于战祸，房也烧光，树也伐尽，又加百姓对树木不知保护，不知种植，树木自然有绝迹之势了。所以我说漠北少树，还是人祸使然，和气候土壤没有多少相干。过汗山时，见山上冒烟，知是树林着火。据说，这火往往经年不灭，因为一种迷信的关系，人民都不肯上山去救。似此情形，这里绝无仅有的一座树林，也有不保之虞了。

　　离库伦还有几十里路，即遇蒙古国民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我下车一一握手道谢，同行到库伦城内，被招待住在他们蒙古政府所预备的一所房子里。那是一所木头建筑的洋房，装有地板和壁炉。那壁炉是用厚灰泥涂成，烧的很好的松木劈柴，名为“魂子”。室内阳光充足，温度也很适宜。

　　这次在蒙古共住三十多天，于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个大略的考察，现在所留的印象如下：

　　第一关于政治，是采用一党专政的政治，政治实权握于蒙古国民党之手。我居留库伦的时期，和他们的委员长及其他中央要员过从很密。一般地说，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的朝气。有一次他们党政两方举行联席会议，特意邀我去参加。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结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人，于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四点，讨论的问题很多，发言者很是踊跃。在这八个钟头中间，大家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而已。据说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简朴。问他们何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时期，民力有限，惟有努力撙节，始可成功。”这使我想到大禹治水，菲饮食卑宫室的故事，不禁非常感动。这种精神在今日的我国尚缺乏得很，我们应当惭愧的。

　　政府对于建设，此时已颇有成绩。只就房屋一项而论，满清统治了蒙古数百年，除了建筑几座愚民的工具――庙宇，便是一些窄狭黑暗的土房，此外再无建设可言。蒙古国民党当政后，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为平民建筑了够用的整齐木房，平时可供舒适地居住，有事时又捎米鋈嗣竦幕岢　?/p>

　　此时他们已经摆脱了中国的统治，而实行独立。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长此分裂，殊可惋惜。我问他们的独立是否可以取消，他们回答是独立可以取消，但须中国有真正的人民政府出现。后来我在赴莫斯科途中的一个车站上，遇到一个赴俄参观的西藏代表。他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足见蒙藏脱离中国而独立，固然各有其政治背景，但我国政治未上轨道，不足以获得蒙藏人民的信赖，却是个主要的内在因素。这一点，实在值得我们警惕和勉励。

　　其次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

　　“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

　　其时蒙古喇嘛教领袖即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过去，活佛的地位等于专制时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夺之权都归他一人掌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顾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属要来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属中有年轻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权强她留在宫内，与他们做“欢喜佛”。王公们一则忧于他的淫威，二则恐怕也已积久成习，视为当然，对此横行，丝毫不加反抗。这位活佛因淫欲无度，不但患有花柳病，烂塌了鼻子，而且闹得身体虚弱达于极点，两眼渐致失明，甚至坐着不动时，也须人扶持。

　　库伦附近的大庙，我都曾参观过。活佛的宫里那时出卖各项东西。我买了两个大菜碗，是江西瓷的，每个价只一元。宫里每个屋子都污秽零乱，处处表现着愚民害民的作风，无半点知识可言，无半点新气象可言。座前有一种特为朝拜者设备的磕头的板垫，前高后低。磕头时突然地向地一扑，站起来，又突然一扑，大约是五体投地的意思。我觉得如此做体操，于身体倒有些益处。又有“转经藏”玄虚妄诞，更为可笑。

　　革命后的蒙古政府对社会旧有制度及习尚，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一方面打倒了活佛的权威，一方面努力于破除迷信的工作。社会上顽固分子，即喇嘛阶级，虽然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但大多数青年都已不受其害，其中为喇嘛者，亦多已还俗，各理生业。同时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我们中国凡事都讲中庸，谈改革亦是因循迁就，结果变成妥协，谋国者慎重考虑以将事，不愿过于急进致引起旧社会之反感。这种苦心，我们自当体谅。但是为使旧势力安定，而致社会上之垃杂污秽一仍其旧，则青年主人们必以为谋国者无改革之心，新的中国将永无出现之日。这是失策的，此种权衡，却万不可大意。清汤斌在南京只留文武庙，其余一切佛道寺庙一概废除，这种好的精神，至今反而少见。我国自革命以来只有广西还做出不坏的成绩，其余各地，都比不上。曾文正公言求学之道如炖肉然，一上来当以猛火烧之，基础立后，再以细火慢慢地烧，我以为谈改革，谈革命，亦是同样的道理。那时是民国十四年，此十余年间，蒙古的情形想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军事方面，蒙古行的是征兵制，现役兵当时有步兵两旅，骑兵四旅，军械崭新，服装整齐，与俄军大致相同。聘有俄国顾问，训练时从旁指导。士兵教育很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与民族精神的发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丰功伟绩，使在每个士兵头脑里打入深刻印象。所唱军歌音调迟缓雄壮，歌词亦皆系对于民族英烈的颂扬。其步法缓慢庄重，亦殊足表现蒙古人的精神。那时的陆军部长是一位旧王公，有一位将军则为新国民党。我住处的岗兵皆蒙古青年，与之谈话，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准颇高。

　　蒙古风俗以骑马为最可取。马是蒙古人民主要财产，家家都养着很多的马。蒙古的马草与内地不同，一二尺长的将干的马草，以手握之，缩成一团，一放手，便又照原样舒开。因为有这么良好的草饲养，所以蒙古的马都特别雄壮。蒙古人无论男女都是骑马的好手，当草丰马肥的时候，一个个强健的男女在广漠的草原上驰骋如飞，很有一种古骑士的风味。他们因为善骑，日常生活多在野外，少在屋中。看望亲友，办理事情，这家到那家，二三百里往来都是骑马；跳上马背，一鞭如飞，极是有趣。我在蒙古街上看见朋友相遇，一边谈着话，一边就蹲下大便，无论男女都是如此。虽然他们都穿着长袍，蹲在地上解手，别人看不出来，但总不雅观。初时颇以为怪，后来我想到这种习惯，怕即是野外生活所养成，因为野外是找不到厕所的。

　　因为马多，蒙古人都喝“马奶”，客来了，也先以马奶相敬；并且还有人欢喜喝发酵后味道变酸的马奶。近来从俄国留学回去的青年男女渐多，这种不合卫生的习惯，想必也可以革除了。

　　蒙古人吃肉的办法也很新奇。他们把一块一块切碎的肉放在煮沸的水里轻轻地涮一涮，拿出来就往嘴里塞，那些半生不熟的肉上有时竟还带着鲜血。他们以肉为主要食粮，当兵的也每人每日发给二三十两肉，往往手持大段带骨的肉，在开水中涮一涮，带着血吃，而把一二两面包当咸菜吃。大概整天吃肉的缘故，所以牙齿都特别好。据说蒙古人的牙齿在世界上可居第一位，张家口、河南次之，江浙又次之，美国人的牙齿最坏。他们这样地拼命吃肉，故而吃茶便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一件大事。吃完饭后，便要痛饮一番熬煮的发红发黑的浓茶。一次三二两，连茶叶一并吃掉。据他们说饭后不喝茶一定要生病；他们认为喝茶有医药的功用。他们喝的茶都是汉口、九江等地运去的茶砖。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目前我国的茶在世界上地位日渐低落，我们应以科学的方法设法改良，加工精制，以挽回既失的利益。

　　我在蒙古居留期间，食的方面还没有感到很大的不便，但吃水却成为一个问题。库伦人都是吃河水，河水虽很清，但至为污秽。除此种河水而外，再无他种水可吃，虽经滤清，总不能滤净。现在库伦的街市河渠，经新政府的整治当已清洁多了，但吃水一事，还须谋改良。

　　蒙古人喜欢穿绸缎，尤其喜欢穿红黄紫三种颜色。绸缎皆我们内地出品，在此销路至旺。过去我们中国的绸缎驰名世界，惟以故步自封，不知改良，至今出口数量显然已大大减少，就是中国的老爷、太太、小姐们也多喜用外国的人造丝及毛织品了。这是可悲的现象。我们应该努力提倡国货，还须力谋丝绸质料的改良；我想以中国蚕丝的优美，不难恢复原有地位。

　　蒙古人住的房子，叫做“蒙古包”。有全毡的，有是半毡的，也有不是毡的。大者能容一千多人。平民的房子里不很清洁，富有者则尚齐整。室中多设炕桌，亦坐亦卧。这与日本的习尚有点相似。于是日本人就借此造谣，说蒙古族和他们是同胞弟兄，和中国人则同曾祖，所以他们反倒亲些。又蒙古民歌声调悠扬缓慢，日本人亦说和日本民歌相同；我听着倒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秧歌。蒙古人家门口多悬有写有经文的各色布条，屋内置有藏着经卷的能转动的圆箱，往来的人推转一下，即如读经一遍，希望借此得到他们所祈求的幸福。

　　他们的丧葬最为奇特，人死之后，不和内地人似的很隆重地用衣棺装殓，却把死尸抛在野地里，让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尸，他们就认为极不名誉的事，即须念经求签，不是说他本人不好，便是说他祖宗有损阴德。在我们内地，有树木可制棺材，有广大的土地可资埋葬，亦有埋于石岩中，投于水中及山沟中者；蒙古无树木，又没深山大水，天气严寒，土地凝冻深入五六尺，要挖掘，亦挖掘不动，故造成这种丧葬之俗。新政府成立，设法运输木料，然仍不能为棺椁之用。苏联有广大的火葬场，谁家死了人，先盛以薄板棺木，而后抬入火葬场中焚化之。葬场形如坟塞，棺入其中，电火即燃，几分钟内化为灰烬，将骨灰盛木匣中，上立号码嵌相片，置于木龛中，同时开追悼会哀悼死者。我以为这种办法，较之看风水固佳，就是比埋在土中，占了有用之土，亦进步多了。蒙古有此丧葬怪俗，所以蒙古的野狗极是凶恶，若人醉卧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险。闻苏联朋友谈及，曾有两俄人酒醉后回家，为时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即被扑倒吃掉。这种野狗到处多是，皆吃人肉的专家。因为他们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儿来了。

　　蒙古政府充满新兴的气象，握政权的人大都是有朝气的青年。年轻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听说和他同往俄国留学的同学，一行七八个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现时在蒙古政府服务的缺泼林，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具有崭新的头脑，勇气勃勃，在俄国学成归国后，便领导起国民党干了这一番在蒙古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大业，真是值得人们钦佩的。

　　丹巴多尔基在民众中的信仰，后来大大不如从前了。原因是他错娶了一个由北平到库伦演戏的女戏子为妻。此女子奢华浪漫，在新蒙古社会中无人看得过去，以为她决非正经人。这事仅关个人的私德，本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但社会上一般人的看法，与当事人的观感却不相同。当事人或者认为婚姻自由，别人无权过问，可是一般人则以为其品行浪漫，行为有亏，于是在政治上减少了人民对于他的信仰。一个大有可为的革命青年，逐渐地竟变成一个不能施展的人物。有些人说丹巴多尔基对于主义的信仰以及其革命的精神，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不知是真相如此，抑是一般人因他的婚姻问题对他减低了信仰而生的批评。

　　库伦是个被压迫民族的聚会处所。这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领袖，时常集会讨论反帝的一类事情。社会一切活动，都多少与革命有关。有一次那儿开了个联欢会，在会场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国际之夜》的新剧，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联欢会上游艺项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样都有。出演者包括了东方每个民族，有安南、缅甸、新疆、西藏、阿尔泰、内蒙古、印度、高丽、台湾等处人。他们以其本乡本土的技艺，在那里大显身手。故每个节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从未见过听过。有两位阿尔泰女子，都只二十岁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动，活跃之极，种种姿态，都足可活泼血脉，健强身体，与我们国术的用意是相同的。会场之外有一大房间，出卖茶点，饮食洁净，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团和气。可是没有一个人不对帝国主义者摩拳擦掌，每一谈及，则咬牙切齿。帝国主义者张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脚下的被压迫者则无时无刻不谋打倒之，推翻之，以争取自由与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们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会甘心的。想到这夜的经过，的确是一个充满快乐与希望的民族联欢会。

　　在库伦驻有俄国公使，为铁匠出身，个儿高大，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外交家。我有几次和他讨论关于苏联的政治组织及制度宪法等项的问题，他按照苏联地图及苏联组织系统图等等替我讲了三四天，详说革命前及以后情形，使我获益不少。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菜很丰盛，养料极有讲究，每次都是由他和他的太太陪着。有一天我要求参观他们的厨房和卧室，他不好拒绝，我在厨房中看见一位老婆婆，系着围裙，忙着操作。我问是何人，说是他老太太。我看她穿的衣服比他太太差得很多，面色也不如他太太丰满。同时我在另一位住在库伦专门帮助中国革命政府输送军火的苏联朋友的家里吃饭，也遇见同样的现象。这里给我很不好的印象。太太年轻好看，就摆出来陪客；老娘年迈，有了皱纹，就藏之房中，使之操作。这真是“东家短，西家长，娶了媳妇不要娘”了。我以为无论如何，婆婆总比媳妇年老，年轻人在厨房里做饭，当比年老的敏捷而能胜任。如果说太太陪着客人吃饭是一种礼貌，那么做完饭后再换衣服来陪客人也不算是件失礼的事。听说西欧，尤其德俄等国的普通民众都有这种习俗。我总觉得这事不合理。他们的社会如果再进化一步，决不会使衰老的父母替儿子媳妇来劳碌操作，而让儿子媳妇坐享安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己的老尚不知敬奉，又安能敬奉别人之老呢?我曾细思此事，觉得不如中国的文明。岂是我的传统观念吗?

　　在库伦还驻着俄国的几连骑兵。一次在他们操练的时候，我被请去参观。别的倒没有见出什么优点，就见他们的骑兵有惊人之处。他们上一个很陡的山坡，很快地便跃马而上；下来的时候，如疾风骤雨似的驰来，非常的神速。飞马上山，我们也可做到，惟下山亦骤驰如飞，我们就断断不能了。所谓哥萨克骑兵甲于天下，真是名不虚传!我也曾往他们兵营里参观。营房的地板擦得很干净，一切内务也大致不坏；只是室中有一种特殊的臭味。这种臭味，我想是俄人特有的狐臭气。我的俄国顾问和我谈话的时候，常洒香水，不知是不是避免这种臭味的缘故。

　　我在俄国营房里，看见一个兵在那儿睡得很甜。我没叫人把他惊醒，只请另一个兵把放在他的靴子里的包脚布取出来给我看看(他们都是不穿袜子而用包脚布)。那包脚布却是很脏，再看他的赤脚，趾甲未剪，都长得包过了趾头，别的士兵见我注意检看这些，大家都笑了。我觉得士兵的卫生，必须讲究，头发和脚趾、手指甲的修剪，以及包脚布的洗涤，尤有注意的必要。这些方面当长官的如能真正注意到，士兵的疾病一定可以减少的。

　　第三国际驻库伦代表阿母加，是个很有学识的布利亚特蒙古青年。我请他讲解关于第三国际的一些问题。他为我一连讲了两个星期。从第一国际一直谈到第三国际的成立及其发展的历史，详尽深到，娓娓动人。我至今还记得他所说的道理。他极力地阐述，说英雄的时代于今完全过去了，革命事业不是一两个人所可做成的，必须有群众，必须有主义，必须有组织，否则必不成功。左讲右讲，阐发无遗，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是敬佩。从那时起，我立下决心，一定要切切实实地把国际政治及新兴政治原理研究一下，以弥补我个人的缺憾。

　　我从平地泉出发的时候，奉张、直吴和直鲁联军已将联合出兵，向国民军压迫。我在库伦时，张家口方面每天有电报来报告，说张、吴等并不因为我的出国而放弃消灭国民军的祸心，反而认为是对国民军攻击的好机会，益发变本加厉地施行压迫。军阀祸国，唯利是图，对这种足以亡国的战争，实令人感到无限的愤慨。此时陈友仁、顾孟余、鲍罗廷、陈启修、徐季龙等许多国民党朋友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经过库伦，由他们的谈话里，才知道北京闹出“三?一八”惨案和广东有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后陈、鲍等动身，徐季龙先生留下，决心和我同赴莫斯科。徐再三地说我入党，和我说：

　　“我们的党，决不是你心目中的所想的那个党。这个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决不是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党，也更不是‘营私结党’的党。”

　　此时我受各方面影响，已决心加入国民党，作为一个党员，共同为中国奋斗。听了徐先生精辟的讲话后，益加兴奋，当时即由徐先生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我们准备妥善，即乘汽车由库伦出发，取道乌金斯克，搭火车去莫斯科。由库伦北行，几百里地的长途，森林遍地，都极密茂，每座小则三五十里，大则竟达一二百里。树木每株高约二三丈，也有高数十丈者。田地纵横，都是黑土，也都肥美得很。农人都是山东、大同一带的移民。回想自张家口到库伦的途中，一片荒漠，不见一株树木、一块可耕之地，情形完全两样了。

　　第一天到达某地，晚上住在一家俄国人开的小旅店里。这儿的旅店大多是俄人开设，屋子都是租的本地蒙古人的。据说蒙古人不善经营这种事业，我以为是蒙古人不进步之处。于途遇着许多赴德留学的蒙古青年，他们的年龄都在十二三岁左右，骑着马很快地往前进发。我问他们到德国学习什么科目。他们回说一组学医，一组则习兽医。我听说后不胜感想，国家要为人民争幸福，谋利益，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能奏效的，须确切知道人民的病痛，而后针对着他们的病痛，实事求是地设法解救，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目前蒙古人的痛苦最大的便是医学不发达。人民有病只知求神问卜，乞灵于偶像。牲畜有病，更是无法医治。蒙古政府能够着眼于此，派人到国外专门学习医学，才是真正为民谋利的政绩。因此我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人民穷困，百废待兴，无事无处不需要专门人才。但我们有了专门人才，却往往不会才尽其用。学纺织的可以去当县太爷，学采矿的可以去当外交官，亦有一种的学成之后，无人援引，乃至困守不用，埋没其材。更有一种专门技术家，归国后无从用其所长，亦卒致学非所用，不能施展。这却是关系我国前途的严重问题，是急需设法调整的。

　　买卖城位于俄蒙的交界。我们一过此地，便见一旅俄国骑兵列队欢迎，阵容整肃，人人精神抖擞，很有一种新兴的气象。我在那雄浑悠扬的欢迎乐歌声中，从他们面前走过，看着他们人马强壮，真不愧为著名世界的红军。他们等我们的行列过去，便即上马，用快的速度抢到我的汽车前面，疾驰先导，如飞一般。这想是要露一着给我看看。我很担心他们的人马过分地疲劳，或致跌失；真是好武艺!

　　那一天住在恰克图；我们未到以前，已有人把旅馆预备好了。我因要察看本地各方面的情形，耽搁了一个整天。参观了工人住宅，也看了农人的各种活动。那儿整个是农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闲阶级，以及对劳动大众压迫剥削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那儿的驻军，每一连设有一座列宁室，为一种俱乐部的性质。这完全是为灌输主义及对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我曾向一个士兵问及其关于中山先生、张作霖、吴佩孚等人的过去历史及今日为人和主张，都能对答如流，极是熟悉。可见他们对士兵政治训练多么注重。在此地又参观红党与白党作战的遗迹，徘徊很久，亦使人不胜感慨。

　　从恰克图往上乌金斯克还是坐汽车，路上过河的时候，遇见一位布利亚特蒙古的老百姓。他戴着一顶帽子，样式与满清时代的红缨帽相仿佛。我请翻译把我的话翻给他说：

　　“你这帽子好像是满清时代的官帽，为什么还戴这个?”

　　那个老者回答道：“帽子虽然不好，可是我们本地自制的货。我们不买外国货。”言时语音安详，态度谦和，很有学问与修养的样子。我想到我国的上层社会，虽然国困民穷，却非外国货不买的情形，不禁使我面红耳赤。

　　这一路都正在修筑公路，不远即有一座未成的桥梁，不远又有一座新修好的。筑路工人络绎不绝于道。

　　过了河，便到上乌金斯克，已是夜间十一点钟了。当地各机关人员都到二十里以外来欢迎。据说一两天以前接到消息，便到城外等候接迎。我听说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的热诚友谊和相爱之意。这儿的住宅虽然多是土筑的屋子，但是家家户户都有玻璃窗，窗前还陈设着美丽的花草，很是清幽雅洁。街上也很清洁，不像库伦那样，这里一堆粪秽，那里一堆垃杂的污脏不堪。上乌金斯克附近树林中都是有电灯，沿途装有电话，已经一天一天在现代化了。

　　到上乌金斯克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劳动节，这在苏俄是很重要的一个纪念日。当地政府来函，邀我参加他们的纪念会，并参观阅兵。那天天气暖和，两天前还有三尺多厚的积雪，此刻已化为泥水，街道低洼的地方都有积水，泥泞遍地，颇有些难行。据说这里只有冬夏，没有春秋。那时天气方由严寒转变暖和，所以积雪便很快地融化了。

　　大会是在布利亚特蒙古政府领导之下召开的。他们最先请我向群众讲演。我说完后，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女工上讲台讲话。她讲的话，翻译为我详细转译，大意说：

　　“今天是五一节，我们今天很欣幸地能够在这儿欢天喜地的开会。可是在这同一日子，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大众的纪念会可不能像我们这等自由与快乐，他们的会场会被军警捣乱，他们身体会被军警殴打拘捕!……”

　　据说她是一个洗衣服的工人，却说出这样富于煽动力量的话来。她说完后，又上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这女孩讲的话也很能感动听众，讲得大家摩拳擦掌，异常兴奋。

　　会毕开始游行与操演，女工在前，男工在后，工人过完后是军队。我和他们的主席团同站在楼上参观，行列在军乐洋洋的声中，一排一排地经过，很是整齐庄肃。每逢走过参观台的时候；台上检阅委员就向他们发问：

　　“你们预备好了没有?”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大家如雷似的答应着。

　　这样一问一答地过去，空气非常地热烈和紧张。

　　这次使我最难忘记的，是几千个木工、铁工、泥瓦工等工人也按着队伍的步法，很整齐地参与操演。我们训练六个月的新兵也不如他们的成绩。更希奇的是有一千多女工，头上蒙着红布或者花布，裤脚卷到膝盖，袖子卷到臂膊以上，也同样挺起胸脯，很雄武地在列中走着。我见了这种种情形，忍不住的眼泪如珠一般地下落。徐季龙先生问我怎么回事?

　　“人家的国家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们的国家却演着混战的丑剧；人家的女子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们的女同胞还在缠着小脚!想起来我怎能不流泪!”

　　“请冯先生进去喝茶吧!”大家都劝我说。

　　我抱着满怀兴奋与悲痛的情绪，离开了参观台。

　　分列式结束之后，我就约请布利亚特蒙古政府中央委员们谈话。据说，布利亚特蒙古的并入俄国版图，据俄史记载，是在康熙年间，那正是俄国皇帝专制时期。他们民族被看做下等人种，受了俄政府种种限制与压迫。比如不准当兵，不准设立学校，不准进城活动，不准穿用俄人的衣服；结果只允许他们修庙信佛当喇嘛，这个不但不加干涉，反予以种种鼓励，以保持他们永劫不复的陈腐古旧的生活。十月革命以后，他们身上的枷锁便完全解除了。他们组织了布利亚特政府，也成立了特为布利亚特人而设立的政治学校和军官学校，以一个民族的平等资格成为苏俄联邦的一分子。他们政府的委员大都属于农工阶级以及精神劳动分子。他们的社会是非工不食，凡是不参加劳动的人，是绝对不能立足的。我想这正与我国的情形相反。那时在我国，是工人无权，农人无权，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无权；社会上的权力者不是封建余孽，便是买办资本家，或者是叨祖宗及父兄之余荫而坐享其骄奢淫逸生活的老爷少爷!在我们中国社会上是“一人当官三辈爷”，行的是现代国家中最奇怪的制度。

　　从海参崴到上乌金斯克，火车需行六天六夜。由上乌金斯克到莫斯科，也需花去六天六夜的时间。这是世界上很长的一条铁路。我在上乌金斯克住了一天，便由这条铁路向莫斯科出发。

　　火车分头、二、三等；苏联政府特为我挂了一辆头等车。我不愿坐头等车，要求改挂三等。我的顾问说这是政府的命令，不能改变。但我坚持不肯。结果是用了折衷办法，改挂了一辆二等车。上车的时候，布利亚特的军队和学生都到车站欢送，男生四五百，女生二三百，人人大个大脸大手大脚，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如钢铁一般。看他们的皮肤头发，眼鼻嘴脸，无不和我们中国人相同，但我们中国青年却多柔弱，未能到此健康地步。我接受着他们那种热烈诚挚的友情，心里感到万分的难过和万分的惭愧，又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当尚未上车，正在候车室里坐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穿黄袍子的喇嘛。我和他攀谈，问他是不是活佛，他说：

　　“是的，但已不准继续收徒弟。”

　　“你是不是真心虔诚信佛呢?”

　　“哪里是真心信佛!真心信佛的是猪猡!”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诧异。在我国佛教势力还是很大，甚至留学生之中也有不少信奉佛教的，他们如果听了这位活佛的话，不晓得作何感想。

　　沿途各站都有驻军排队欢迎。乌金斯克是沿铁道附近各大城市约定欢迎的总地点，各省的军政党三方代表，都赶到这儿候迎。我下车致礼，看见了那些政府人员都是衣服油污，拿着器物，有一位代表胁下夹着一柄铁铲，样子像一个油厨子。他向我致欢迎词，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极有条理，极有热情。我问翻译：

　　“他讲的是什么?”

　　“他是省党部委员，讲的是欢迎词。”

　　“他夹着铁铲干什么?”

　　“他在工厂里做工，铁铲是他的工作器具。”

　　“这太不像省党部委员的样子了。”

　　“苏俄目前就是这种风气，人人以做工为荣耀，以穿脏污的衣服为可敬。假如一个人衣服穿得太整齐干净，反倒被人耻笑，被人攻击，不曰资本家，就是骂他新官僚。”

　　我听说了后，对苏俄当局埋头苦干，建设新国家的情形，于惊奇之中深致无限的敬佩!“资本家”、“新官僚”，只是两个人人引以为耻的名词，维持了全体人民的工作精神。

　　忘记是在一个什么车站上，上来了一位苏俄的军区司令。这位老先生已经六十多岁。我因为他身负军事重任，想由他处更深一步地了解苏俄，经顾问替我们介绍后，我与他长谈起来。我问他许多问题，他都详尽相告，最使我觉得奇异的，是他告诉我他不是共产党员。我说：

　　“你不是共产党员，政府怎么会叫你担负这样重要的军事行政责任呢?”

　　“我本来是旧俄的老军官，现在政府所以肯畀我此职，一来因为我有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政府对我颇能信任；二来苏俄行的是征兵制，假使非党员便不能充任军官的话，便不免引起国民许多的疑难了。”

　　他以为这是苏俄政府手段高明之处，说如此即可借他向百姓宣传，说政府并不一定重用党员，非党员的我们也一律重用，无分轩轾。我听了，甚是兴奋。

　　后来他又说及一九二一年美日联军进占西伯利亚的情形以及苏俄获得到最后胜利的原因，他说：

　　“国际的联军配备和士兵的训练都很好，作战能力也不错。西伯利亚已经被他们占领了广大的城区。但苏俄红军所以卒能把顽强的敌人驱逐出境，第一是宣传工作做得好，我们用飞机散发传单，赤裸裸地揭露了敌国资本家进攻苏俄的野心和一般官兵为资本家效死的非计。敌军的下级官佐和士兵看了这些宣传品皆很受感动，渐渐都不肯出死命作战。第二是红军采取了致敌死命的游击战术。那次国际联军在西伯利亚布置了六千里地长的一道战线。这条过长的战线，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顾及周到。红军埋伏在战线两旁，抓着适当的机会，便随时予他们一个猝不及防的袭击；同时，对于他们的运输和接济也巧妙地给予许多阻碍和破坏，使他们随时随地都可遇到袭击。于是敌军陷于一种恐怖氛围中，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无法可以克服他们的艰难和困苦。这两方面已够保证红军最后胜利的取得。再加上红军吃苦耐劳，战斗意志坚强，对于主义有深刻认识，以及到处都有广大民众的协助和合作，于是帝国主义者的联军便不得不在重大损失、无法支持的情况之下，退出俄境了。”

　　军区司令的这番谈话，给我莫大的欣喜，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了。

　　这乌拉山后，沿途各站都有不少的小贩。他们贩卖的都是全国各地特产的工艺品。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我想我国各地精美的土产也很多，像宜兴的陶器、无锡的泥塑、潍县的手杖、掖县的滑石等等，都是能引起中外旅客们心爱的物品。如果把全国各地这些工艺品运到铁路各站贩卖，岂不增加很大的销路!但这个事体不是仅凭百姓的力量所能办到的，而当时我们政府正忙于权利的争夺，又那有心力管这些闲账呢!

　　沿途各站都准备着热水，旅客们可以随意取用，不出水资。旅客下车喝水，都自动排队，按照秩序先后取饮，好像有人指挥着似的，绝对没有争先恐后的现象。在我国，当火车进站，刚刚停下的时候，旅客们便一拥而下，等到火车行开，又拼命地往上挤，那种你推我挤，紊乱纷杂的情形，与这儿秩序井然的现象一比较，真令人生无限感慨!我看这不是一件小事，完全表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决不是政府的功令军警的打骂所可做到的

第三十四章　在莫斯科

　　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正午，我们一行人到达了莫斯科。经过五六天困顿的火车生活，一下车，便觉得耳目一新。在车站上欢迎的人员很多，步兵、骑兵，都人强马壮，武器鲜明。苏联政府人员个个显得精明强干，富于朝气。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男女青年学生。他们约四五百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儿，都有一种英俊有为的样子。他们手里持着小旗，狂热地高呼着“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使我极是感动。他们贴的标语各式各样，诸如“欢迎国民军领袖”之类。在别国留学多学机械、学工程、学矿务、学医药等等，苏俄留学生则专学革命。这般有骨头有血性的知识青年，后来回国后，流血汗，拼性命，为国家，为民族而英勇地奋斗，有的已光荣的牺牲，有的方为国家的栋梁，那时我想到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即为之十分兴奋。照相的把我们团团围拢，重重层层，十分拥挤；也有拍摄活动影片的，拿着各种各样的机件，真是从未见过。随后有代表致欢迎词，我也略说了几句客气话，答谢他们。

　　在站上扰扰攘攘，足足闹了一个钟头，我们才走到街上。)街道很宽阔，很平坦，很清洁，处处整齐活泼，井然有序。我们坐着汽车往苏联政府预备的欧罗巴旅馆去，汽车是篷子车，篷子并没放下来。我和徐季龙先生同坐一车，风驰电掣在平坦的街上疾驰。走到半途，徐先生的帽子忽然被风吹掉，车走得太快，来不及停车拾取，满以为这顶帽子是失了，要买一顶新的了。孰知我们到了旅馆里，没过十分钟，警察就把那顶丢失的帽子送了来。这样优良的警政，很使我们羡慕。

　　欧罗巴旅馆是一座堂皇富丽的大厦。苏俄政府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饮食，招待得极是殷勤。我在张家口住的是土房，我一生也未住过这样好的大楼，心里老觉得不安，想自己找一家较小的旅馆去住，招待的人一定不肯。我想着国内正与军阀苦斗的朋友与同志，对着面前讲究的菜饭实也无法下咽。于是自己上街买些萝卜、大葱回来佐膳。招待者不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怕花钱，见而暗笑，一再申说这是他们政府预备的，不用我自己花钱。我说不是你说的意思，你不懂得我。再三纠缠，始允我办。

　　在旅馆住了几天，我便迁到查理村去住。苏联政府为了我参观与考察的方便，特派乌斯马诺夫先生为我的顾问。乌顾问曾任过加伦将军的参谋长，很有学问，谈吐也好。他本来学习文学，后来投到军队里当兵。那时还在帝俄时代，他在军队中宣传革命，不遗余力，长官屡次警告他，威吓他，但他不听，仍然坚决沉毅地干下去，曾多次入狱。以后入军官学校，继续深造，求得很高的学问。我们在查理同住，他每天给我讲一点钟的辩证法唯物论，每次总在郊外的树林下上课。这是我研究新兴哲学的开始。同时，我还请了一位绘画教师。那位先生很年轻，每日远远地坐二三十里地火车赶来给我上课，没到时间，即在屋外徘徊，到时再入我室。画得很好，但教得不甚得法。虽然如此，一方面因为他的诚恳教导，一方面我自己也用心学习，所以我对绘画，颇有些入门的心得。读书绘画之余，有时也到附近的一所玻璃厂里做工。我想在居俄期间，也能够自食其力，并能比较真正地和工农的生活打成一片。

　　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政府派了四位上校阶级的朋友为我名誉保护人。其中有一位，每日跟随着我在外面四处跑，实在太辛苦，另有一位大个儿，向我诉说他的苦处，我就送给他五十元。过了两天，此人即被撤换。打听之后，知道因为他受了我的钱，被人告发，捕去坐黑房子去了。为此事使我心里非常不安。可见人家一面教育，一面更有考绩与赏罚之制。我搬到查理村乡间住后，四位名誉保护人亦同住一处。他们都穿着便衣，白天站在不让别人看见的地方，夜间爬在树上，蹲在屋顶上。有一夜他们捕获几个小偷，都是帝制时代的亲贵，有曾任宫中禁卫军者，昔时好吃懒做，养成了习惯，现时社会改变了，不能做工，只有偷窃度日。我觉得他们警戒的办法太好。我国站岗，老是站在门口，成“二鬼把门式”，进出行礼，实在失了此事的本意，可惜不能改革。

　　我在查理村住的屋子，原是一个汽车夫的私宅，完全是木头制造的，此时由国家收买了去。屋中雇用一女工，每天上工，她脱了外衣，裤腿卷到膝盖上，用一块破麻布擦地板，大规模地擦，浑身用力，把地板擦得洁净无尘。我问她何以如此卖力，回答说因为警察每星期要来检查一次，擦得不干净，将受处罚。我就笑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我国警察哪能管到这种事?因此，我想到规条、法律、章程等等，我国皆应有尽有，都不缺少的，所缺的就是这样认真地实行，就是缺少任劳任怨的人，切实地执行。若能事事负责，处处实行，则十年二十年之努力，亦必能使面目焕然一新。

　　居俄的时候，和苏联政府的主要人员差不多都见过几次面。第一个会见的是外交委员长齐趣林，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就到旅馆里来看我。随着我又和徐季龙先生去看他，相见寒暄一番，无非告诉我旅馆中派有人员招待，欢迎我参观各机关团体，多多指教一类的话。会谈之间，也曾谈到中国的问题。他对中国的情形，尤其回教的情况，相当地熟悉。

　　第三国际负责人也会面谈过一次，我现在已经忘记他的姓名。好像他曾被通缉，或者现在已经死去了。那次我们谈了三个钟头，对于欧洲近势和东方各民族革命的问题都谈得很详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说话很有条理，态度异常地诚恳。虽然说到后来，他因谈话过多，不免显出疲乏的样子，但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谈下去。

　　苏联人民政府主席加列宁是农民出身。我和季龙先生按照约会的时间去拜访他，看见他两目深陷，满面黄须，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西服，动作言语无一不是农民的风度。他那时已经五六十岁了，还很矍铄健康。他和我们详谈苏联革命的过程以及那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策。当他谈话的时候，先还好好地坐着，一会儿就在他坐的椅子上跪着一膝，一会儿走到桌子边，两手握着，有时两手托腮，撑在桌子上，有时不停地搓动着，往往一谈二三个钟头，完全是乡下老头儿谈家常的派头，深切活泼，随随便便，没有一点官架子。后来详谈苏俄建设的各方情形，及所遇的困难，又问及我们关于五卅惨案和首都革命之事，我们也一一详述一番。

　　他的办公屋子是在二层楼上。那天楼底下坐着很多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各色各样的人物都有。我看见如此热闹，觉得奇怪，下楼的时候，我问其中一位老农夫：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要见加列宁。”

　　“见他有什么事情?”

　　“我有一头耕牛病了。我要请加列宁替我想办法另外借给我一头牛。”

　　我又问另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她回答道：

　　“我的孩子病了，现在虽然好了一点，但是病还没有脱体。我要请加列宁替我想点办法。”

　　我一连问了许多位，他们都以自己的困难，来求主席设法解决，这在我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可是主席一一延见他们，也有派秘书等人员一一代为接见，他们所要求必都予以妥帖满意的处理与解决，我当时大受感动。我们的总统或国务总理哪能如此耐烦?他们时时摆着官僚的架子，他们视百姓如奴隶，百姓怕他们如虎狼。相互之间，永恒地保持着“治人”和“治于人”的关系，彼此隔膜，不相亲近。百姓只知道替他们纳粮服役，官吏则孜孜于搜刮与淫乐。像加列宁似的和老百姓亲爱如家人，彼此生活打成一片，中国的人民哪里梦想得到呢?我以为我国官吏最须效法这种精神。

　　一天约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阿里克夫谈话，他住在帝俄时代皇帝住的旧皇城里。皇城门口和里边警卫森严。我们的车子到了门口，警卫者迎接着，先向里面打电话请示，后才放我们进去。这次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也是谈的苏联革命的情形。我把中国革命的现状说了一个大概。

　　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原是德国籍，在德国因革命失败，逃亡至俄。据说他是苏联的“中国通”，他对中国各方面问题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他也住在皇城里头。他的书室在楼上，书架上摆满中国书，室中陈列着许多中国的小摆设。第二天他请我和季龙先生吃饭，饭前他拿出他所珍藏的一只崭新的中国水烟袋(他用做一种摆设)，要求我们吸一袋水烟给他看看。他也觉得中国水烟袋极有研究，世界各国都赶不上，言时甚表兴趣。他的谈锋甚健，对问题不厌反复详细地讨论。有一次到中山大学访晤他，季龙先生和他谈到斯大林在某次群众大会讲演，宣称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已很亲善，将更进一步的敦睦邦交云云。季龙先生把此事向他提出质问，两下起了激烈的辩论。季龙先生说，苏联既愿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携手奋斗，便不应在中国正当进行革命力谋打断日本帝国主义所加的锁链的时候，而与中国的敌人日本讲什么亲善，说什么敦睦邦交。日本是东亚的强盗，苏俄为何要与强盗为友?拉狄克说，主义与政策不能混为一谈，政策与外交手段又有不同。他说主义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外交手腕又是一回事。季龙先生说，便是这样，你们也当给我们一个信儿。现在如此办理，我们国民党的三大政策怎样向人民交代?第一天他们辩论了两个钟头没有结果，第二天再见面，又辩论了两三个钟头，愈是辩论，愈是激烈，愈是不得解决。看样子他们真像要打起架来才能罢休。季龙先生心里不服，尤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我于此事极佩服季龙先生，真不愧为爱国家爱真理的有心人。他对问题严肃认真的精神，真是少见的。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海陆空军的委员长。我访会他的时候，提出一些关于苏联军备的问题请教。他详谈我所询问题，说话有条有理。人们都见过他的相片，大脸大口，浓眉大眼，浑厚而有精神。他的服装和普通士兵一样，只领子上符号不同，算是全苏联最高军事领袖的特别符号。他的饮食也和普通士兵一样，日常生活，非常简朴，真正做到与士卒同甘苦的地步。后来他也问及关于我们国民军和军阀们苦斗的情形，与国内政治的一般形势。他说，中国是一个有伟大前途的国家，只要坚持主义，努力贯彻，没有不成功的。陆海空军委员会所即在大街上，门前看不见岗兵，岗兵站在门里，老立着正，不许稍息。这样的办法，和中国的情形正相反。我们衙门，站岗的都摆在外面，好像惟恐人家不看见一样。有的两个，有的四个，张作霖的岗兵老是六个、八个，格外显得耀武扬威。

　　苏联出版事业由国家经营，国家印刷出版的书籍，供应全国，日以万千计。这机关归他们的教育委员会管辖。教育委员长那时是卢那卡尔斯基。这人很有语言天才，会说几种回回话。当苏联刚刚推翻帝制，革命基础尚未巩固的时候，帝国主义者联合进军围攻，企图破坏其革命政权。在南俄土耳其斯坦地方，有股革命农民军兴起，也将发生战事。显然的，那时的红军无论怎样坚强，是不堪再加上这边一支敌军的压迫了。军事当局看着危局已迫，而又无法解脱这个难题。这时候卢那卡尔斯基自告奋勇，要求派他到那里去。他自信可以用理论去说服这顽强的敌人，取得兵不血刃的胜利。许多人都认为这太危险，恐怕他徒遭牺牲，他仍然坚持着去了。经过了多少困难，始得到达，一到敌人那边，果然便被逮捕起来。他见了敌军司令官说，我有几句话，等我说完，你再杀我。乃与之侃侃而谈，痛陈他们革命意义与价值和对于弱小民族的利益。那司令官初尚不听，不等他的话说完，便要杀掉他；终因敌军参谋长的缓颊，卢氏乃得尽陈他的理论。他说了足足四个钟头。那司令官心已动摇，便对他说：

　　“你如果能说服我们全体官兵，那我们就赞成你的意见，停止进兵的计划!”

　　全体官兵召集好了。他刚刚站上讲台的时候，群众对他感情极坏，詈骂叫嚣，秩序太乱，甚至有举起枪来做枪决他的姿势的。但他讲了一点钟后，群众渐渐安静了；讲演完毕，全体官兵都倾心赞佩，异常坚决地举起手来，愿意与苏联革命政权携手共同奋斗。天大的一场风波就这样渐渐地平息了。

　　我有幸听他亲自畅谈这次事件的经过，心里感到无上的兴奋。

　　托洛斯基也曾会谈。那时他方在病愈之后，住的屋子很是讲究。他是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那时已经快五十岁，相貌奇伟，谈吐也不俗气，处处显出坚毅果断的神气。我们谈了三个多钟头的话，都是关于革命方略一类问题。我对此类道理，那时毫不熟悉，为要藏拙，我不大开口，只听徐先生与之畅谈。我素来听说托氏是一个奢华风流的革命家。但我并不因此而歧视他。我以为圣贤是圣贤，英雄是英雄，不可并论。魏无知介绍陈平于汉高祖，高祖以其品行不端，欲拒之。魏曰：你需要的是英雄，不是圣贤。我若介绍伯夷、叔齐给你，于你何补?高祖乃悟。列宁当初信用托氏，恐亦此理。我想在生活习惯上，列宁一定和他弄不来。他住那么好的屋子，那样奢华的享用，茶碗点心拿出来，都与众不同。列宁在当时看的惯么?但毕竟重用之，列宁真不愧为革命领袖。

　　那时斯大林住在黑海养病，不在莫斯科；仅只给我一信，说等他病好，再行约会。我很想和他见面谈谈，可是始终不曾见到他，引以为憾。

　　又见到列宁夫人，那时她为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又有列宁之妹，亦同时见面。列宁夫人庄重恳挚，说话不慌不忙。那次她赠我一部《列宁全集》(二十六册)和一座列宁雕像；那像看去如铜质的，不想掉在地上竟打碎了。列宁之妹亦赠我同样一份。

　　苏联是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上一切设施与制度，都是为平民着想。比如饮食，那时肉类，鸡、鱼和其他珍贵的食品，定价非常昂贵；生活必需食品，如面包、牛奶、白糖、食盐之类则大量出卖，价钱非常的低廉。在莫斯科生活，每人每月有十元的费用就很舒适地过日子。这在其他国家的都市里万万办不到的。有两次，我们从街上买来面包，剖开来里面有半截烟卷。初时不懂什么缘故，觉得不卫生，拿去告诉警察。警察处罚了那家面包公司，此后即未再有此事。想来皆因做得太多，工匠不小心，所以把烟卷头弄了进去。这类面包公司，都是大规模的制作。这样，人工柴火等等皆较经济。若家家户户自制，则一万家人家，即需一万个炉灶，一万个人工，所费为如何?凡事都是集体化为佳，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衣服一项，也是如此。为平民预备的，已经制成的衣服，价目极低。如果要穿考究的衣服，必须自己到成衣店里特制，价目可就贵得骇人了。

　　苏联行的是保护税制，为要限制私人过分的享乐。对于人口的奢侈品例征极苛之税。比如为私人享受的福特汽车，每辆要征九千元的税；为公共用的大汽车，则征很低的税，甚至不征税。

　　那时苏联政府还在禁酒，但俄国人民好酒成性，在礼拜日仍有很多人跑到野外树林里喝酒。他们对于音乐有特殊兴趣，在风和日丽的天气，坐在蓊郁苍翠的树林中，一面喝酒，一面奏乐唱歌，确也可以消除一礼拜来工作的疲劳。可是在街上时常发现倒卧地上的醉汉，三三五五所在都有；这就未免过于沉溺了。

　　苏联虽是一党专政，但对于非党员毫不歧视，对于党员亦毫不偏袒。党员和红军犯罪，反较非党员或普通人惩处更严，往往加倍治罪。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副委员长和总务处长两个人因购买黄金，有舞弊情事(若以为共产党中不会有贪污之事，那是错误的，但不同的是他们严究不贷，并不认为究办了就失党的面子)。这事若是普通人做的，至多不过处以无期徒刑，但因为他们身为官吏，又是党员，所以都执行枪决，并把他们的罪状公布于全国。这样公正严明，执法如山，人民怎不信服?反观那时我国政府，却上下欺骗，狼狈为奸。所谓“官官相护”，同僚们舞弊犯罪，彼此心照，挤挤眼就算完了事。主官亦“掩耳盗铃”，装作不问不闻。虽有弹劾之例，但对于有权势的人则轻易不敢相加；即使偶提弹劾，也轻易不发生效力，甚至宁可修改条例，以将就袒护之。如此纪纲不振，法令无从执行，吏制鲜有不窳败者。

　　苏联政府官吏待遇，最高的每月不过二百三十元，最低的也有七八十元。完全本着大官不过多，小官不过少的原则。虽然还未完全平等，不分轩轾，但已经相当合理了。工人的待遇却特别优越。我住在欧罗巴旅馆的时候，和旅馆里的一个女工闲谈，我问她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每日多少钱的报酬。她告诉我说：

　　“我在这儿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得四十五元的报酬。我在这儿服务已有二十年了。在帝俄时代，每月仅有三四元的工资；革命以后，政府提高工人的待遇，便增到现在这个数目。在工人之中，我的报酬还算是最少的。这完全是法律给我们的保障，政府给我们的福利。”

　　“你原先仅有三四元的收入，怎能维持生活呢?”

　　“过去的苦况简直不堪回想了。家里父母子女，几个人完全依赖我的收入过活。那时候哪能说得上是生活，完全是在饥饿困苦中挣扎!”她停了一会儿，又很愉快地说，“现在我们好了，现在我们不但能够维持舒适的生活，而且还可以余下钱，闲暇时候还可以看看电影，跳跳舞!”

　　我访问其他工人，他们也都对现状表示满意。苏联政府如此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怎不热烈拥护呢?

　　那时莫斯科各方面都一天天向新的路上迈进。我参观了他们的许多机关和工厂，由一位会说中国话的女子做我的向导。飞机制造厂和航空学校，设备极完全。我以为铁厂、钢厂、飞机厂，这些重工业都是立国的根基，少了一样，即如一个人少了一根骨头，即站不起来。我国要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还得大大努力。

　　苏联的步兵学校和机关枪教导团我也参观过。教导团团长是个英武健壮的军官，年纪很轻。他原是木匠出身，后来参加革命，以积功升为连长，毕业陆大后，便擢任该团团长。因为他不是少爷出身，所以深知士兵的艰苦。他的太太原先是一个缝纫工，此时入了文理学院肄业，年龄和她的丈夫相仿，为人活泼聪明，招待客人很殷勤周到。

　　我参观他们的兵棚的时候，正遇着他们在吃饭。我也做了一次不速之客，和他们同吃了一顿饭。他们吃的是一盆洋白菜汤，内有一大块牛肉，每人都可吃到三四两肉，很富于养料的。我想我国的士兵，在吃的方面未免太苦。别的方面尤可忍受，吃得太苦，即影响健康和精神。若能每人有两个鸡蛋，三四两肉，就可以供应身体的需要了。只要能节省其他方面的消耗与糜费，这并不是难办的事。

　　饭后我和士兵谈话，他们都有相当的政治常识。他们对中国的情形很熟悉，知道吴佩孚是以英帝国主义做背景，张作霖不折不扣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每连都有一所红色列宁讲堂，这是专门对他们讲解主义和传布政治知识的所在。

　　参观他们的陆军大学，我发现学生的领章，有许多曾充任军长，师长和军医、军需。我问他们既已担任军队中的职务，为什么又来上学呢?他们说，他们多是工匠出身，作战经验是有的，军事知识却很欠缺，军佐们甚至连命令都弄不清楚。政府为要补救这个缺陷，特在陆大成立了一个特别班，把他们一批批地调来受训。我想我国很有采取这个办法的必要。我们军队里的官佐，多半出身贫家，连普通启蒙教育都没有受过，高深的军事知识，更是说不到了。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官佐士兵的教育虽然竭力地讲求，但成绩究竟有限，有时仍吃官佐程度太差的亏。我们政府也应采取这种办法，分批调训，提高全国现任官佐的程度，以弥补其缺点。

　　我也参观了他们的农业部。我如乡下佬儿进城一般，遇事一细问，得了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知识。他们为了改进农业，特设农业教育馆，专门讲求种植的科学方法。他们本来行的是三期制：将一块地分作三丘，每年只种用一丘，轮流休息。他们很重视我国的农业技术，比如换种制，我国实行已久，如今他们已弃三期制，而效换种制(如年年在一块地方种西瓜，第二年即不长瓜)。馆中经常地召集农民听讲农业常识：如害虫、益虫、益鸟等等，亦都细说，以灌输科学知识。

　　又有农民招待所之设，是专为招待各地来游莫斯科的农民的。农民因诉讼或其他的事情来到莫斯科，都有住招待所的权利。所里的伙食取价很廉，在外边花一元钱吃的饭，在所里只需花两角钱。我曾在那里吃过两次饭，真当得起物美价廉四字。所中办得极完备，甚至做状纸代打官司的律师也有。为平民谋利益，即当如此无微不至。

　　莫斯科的博物馆很多，石像、油画、历史、革命等博物馆我都参观过。石像博物馆里，以石膏像为最多。有许多画像，皇帝、皇后、神父和帝俄时代的大将都有，技术都很高超，真是惟妙惟肖，和真人站在那儿一样。我问馆里的一位当事人，这么一张画现在能值多少钱。他说：

　　“这种画在帝俄时代能值一万卢布，甚至十万八万，现在已经不值钱了。”于是他告诉我这些画只讲究技术，而内容毫无意义，他说：

　　“现在值钱的必须有技术，而更有意义。比如，曾有一幅描写帝俄时代农奴生活的画，画着三个六七岁的农奴的孩子，骨瘦如柴，拉着一辆装满柴草的大车。那种困苦吃力的样儿，活跳跳显现在纸上，把地主的暴虐不仁，深深反映了出来。皇帝觉得这张画有煽动革命的嫌疑，把那画家捕获入狱。但那张画却侥幸地被人保藏起来，一直没有毁坏。革命成功，这张画便成了最名贵的作品。现在能值三万卢布。”

　　据说那张画的技术，并不特别高明，可是因为立意好，又有这样一段历史，便博得大众的赞赏。由此知道绘画一道，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须能够表现时代与社会，方为不朽。

　　革命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关于革命的事迹，从帝俄时代起，所有关于革命的报纸、杂志、画报、泥土塑成的囚禁革命党人的特别监狱模型等等，都按照年代，一一陈列在那里。所有革命英烈，都塑成石膏像，受万众的瞻仰。列宁的生平事迹，也以实在物品表示出来，以至他被刺杀时刺客所用的手枪及枪膛里剩余的一粒子弹，都很有秩序地排列着。还有鲜花制的列宁像，数日即一换，一群群的男女学生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我想这些实在物品所表现的革命历史给予他们的知识教训及熏陶暗示，当比读许多革命历史要强胜几倍。馆中职员都由女子充任，个个态度和蔼，极有学问的样子。

　　红军博物馆那时正着手布置，还没有完成。但那已经布置好了的一部分，即足够人赞佩的了。每一次战役红军进击或退却的实况都绘成很生动的画图，张挂壁间。红军的枪支、服装以及伤兵在医院里的情形，也都以实物或模型陈列出来。这多么的具体活现的革命纪事，这是多么激发人们的革命情绪的博物馆。

　　博物馆之中，尚有一所民族博物馆，将全世界及全苏各民族服装用品及生活风俗等一一制成模型陈列出来，使参观者如读一本活的地理历史书，真是有趣。

　　克鲁泡特金图书馆是克氏生前的住宅改造而成。那条街在他死后改名克鲁泡特金街。一进门首先便看到克氏的宗派图。据图上说明他是帝俄皇室的正宗，也是贵族的一支。我看了这个宗派图，觉得一个人的意识固然是环境决定的，但个人也决不是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个人的意识大可以冲破环境的束缚，而向前进步。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学说，他那热烈的革命情绪，都不是贵族的守旧社会里所能生长出来的。

　　又看见过莫斯科水库，工程极伟大，供给莫斯科全城三四百万居民用水。汲水、滤水等等设备至为精妥。还有专门管垃圾废物的工厂，怎么提油，怎么化毁，都用机器。工厂听说也极大，可惜没有得暇去看。

　　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听戏，为苏联政府所邀请，一位兵工厂的管事者陪同去的。那管事者是个大个子，和鹿瑞伯相熟，因他到中国，鹿曾招待过他。那天演的是描写英人在宜昌枪杀中国人的故事。剧作者是一位曾经在中国住过的俄人。表演得很成熟，布景尤能逼真。一只大轮船的模型也巧妙地搬到舞台上。码头上有修脚的、卖毛巾、卖耳扒者，他们后来都下台向观众兜售，很有意思，剧情极生动。帝国主义者驱使买办，买办驱使工头，工头压迫工人的种种情形，都赤裸裸揭露出来，摆到观众的面前，使每个观众的心里都燃烧起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怒火，而对被压迫的民族寄予深厚的同情。这出戏演完，还演了一出歌剧。歌词我虽然不懂，但声调颇为粗俗，动作也是乱行乱闹，我不大能够欣赏。那兵工厂的管事有一位太太，满嘴涂抹口红，耳上戴着很长的珠宝耳环。我问他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笑道：“我不知道，最好你问她自己吧。”翻译名克拉夫，亦在旁大笑。恐怕是革命后他闹的什么皇室小姐之类。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客厅布置得很讲究，那椅子特别舒服。他告诉我，他把布置七八间客厅的钱集中起来，办了这一间客厅的家具。

　　工人有夏令会的组织，每年有两星期休假，每天吃五顿，成天打球，泅水，随意游散或阅读书报；此外无别项工作。著作家亦有夏令会的组织，都由政府款待，住在昔日王公的别墅内，图书齐备，招待周到，亦吃五顿。那天同参观的有于右任先生，我们对此事都不胜其欣羡之情。于先生说，在我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要打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管?不但不管，还要用种种方法威迫利诱之，否则逮捕枪杀之，使他们不能为真理正义说话。他们真正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工作绞尽脑汁，但是手中无武力，无枪械，无金钱，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于先生说的是实情话。直到今日，一般文人还都生活困难，带着一大群家小，拨到这里，搬到那里，收入微薄，需要的书报也办不齐全，哪里有心写出什么巨著来?

　　每逢星期假日，野外树林中最为活跃热闹，到处人们熙熙攘攘，音乐歌唱，如在天国乐园中相似。人民辛苦工作了一星期，实在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玩玩笑笑，以畅胸怀，于精神身体与工作效能，都是不可少的。

　　我在张家口时所聘的总顾问任江，为人诚恳坦白，后因干涉骑兵教导团分配马匹之事，辞职回国，我在莫斯科见到他。他为中将阶级，任训练总监之职，见我极亲热，处处予我们以帮忙。

　　我因左肋下感痛，想到医院看看，即被导入院。身体全部都经仔细检查，又照X光，检不出病之所在，以为是劳累过度，叫我多多休息。后来又以为系牙齿有病所致，故又入牙医医院检查，亦没查出什么病。在牙医院中，见其牙病模型种类之繁多，证明苏联人民牙齿不及中国人的远甚，恐怕是因为他们喜欢吃糖果之故。

　　我曾参加过几次集会。一天军委会副委员长杜恰哈尔夫斯基通知我，他们将开一航空委员会，约我去参加。那次到会的不满二十人，会议极有精神，极有秩序，大家有话即说，无半点拘束与乔假。真是着重内容，而不重仪式。其所行规例，与中山先生民权初步所示者略同。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还开过欢迎会。东方大学学生包括东方各民族，中国学生亦很多。致欢迎词者名片山潜，日本人，已五六十岁。他以英语讲了两三小时。会散之后，看看问问他们学生的生活。因为都是些落后民族的子弟，日常生活习惯各有不同。比如抽水马桶，许多学生不但不会用，连看也没看见过。有的教了多日，还是不会用。更有一位学生见水灌出，即大为一惊，吓得往外奔跑，几乎跌倒。差不多每一事，都需人指教。中山大学特送我与季龙先生“名誉学生”的头衔。自来只有名誉校董之类，名誉学生之称，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革命的办法。至今国内留俄同学会仍认我为会员之一，即因为我有此一段事之故。

　　中山大学学生常来看我，和我谈学生界党派情形，大约有共产党，准共产党，国民党等等；彼此亦有摩擦之事。那时二位谷先生――谷正纲、谷正伦――亦在，我们曾谈过很长的时间。又曾看到我请熊斌先生送来留学的二军、三军的学生，都在基辅习军事，很是用功。其中有一个学生因为看见当地男女之间没有拘检，他就误解了。一次，看见一位女子露出胸乳，他就上前伸手抚摸，被那女子打了两个巴掌。我听见人家说及此事，不禁笑了。我以为这可以给他一个教训，人家男女解放并不是这样解放的；真是好笑!

　　又到列宁格勒参观军官学校。有专为高丽人，台湾人而设者，也有日本人；其中有从我国北平、保定去的。一次请我讲话，即由他们为翻译。他们把民族国家的界限都已忘记了，相处如一家人，十分亲热。听说现在他们多有回东北活动革命者。当初他们在苏联受教育，受训练，即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自己的民族。这回我也带了些学生来，其中有一蒙古学生，姓白，现已回蒙古任师长之职。

　　有一次逢节日，莫斯科举行阅兵典礼，亦约我参加。我亦被邀立于列宁台上，看他们操演。参加者男女都有，军乐洋洋，步伐整齐，纵横分列，变化种种，极是纯熟。他们一排排由台下经过，台上的人即问：“你们预备好了没有?”答曰：“预备好了!”“预备了什么?”答曰：“预备了什么什么。”又问：“为什么预备这些?”答曰：“为打倒帝国主义!”种种回答，都有意思。会场空气活泼而又严肃，使人深受感动。会散之后，又参观列宁墓。门内门外各有军士站岗，极其肃静。棺材是玻璃制的，可以看见列宁遗体。其尸经过防腐手续，故栩栩如生。那时政府有计划，拟改用石制，以垂永远，现在想已完成。后面城根有许多革命同志的墓，亦都讲究得很，听说来参观的每日以数千计。苏联真有宣传工夫，连一个尸骸也不放松，用做了宣传的工具。试思每日这许多人来参观，所收宣传的功效有多大?墓上，即皇城门楼上有钟，能打出《国际歌》的调子，听着极有意思。

　　走出列宁墓，许多人围拦着看我，四位保护人不肯，但无法阻止。他们说：“我们要看看中国国民军的领袖，为什么不可以?”四位保护者不能阻拦；若任其拥来，又觉得不妥当。乃把我引到一家旅馆的花园坐下，喝茶休息。群众要见我的，三三五五请进来，和我握手，谈长道短，都是些普通人民。他们极关心我们的时事，问我张作霖何时可以打倒，吴佩孚如何塌台等等，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我国革命的热忱。我在这花园中坐着，看见对面红场上许多牌坊，还有古庙形式的屋子。那儿供有耶稣像，亦置于玻璃罩中。有些人民前去礼拜，跪着与耶稣接吻。可是上面却大书标语，曰“宗教即是鸦片烟”。可见他们政府反对宗教，但并不压迫人民不信，完全听其自由，政府只是从旁劝导而已。

　　莫斯科公园极多，简直是一座挨着一座，其中有豆棚瓜架，有葡萄架，有树阴，有许多的椅子。椅子坐着都很舒适。南京陵园当初亦有如此办理的意思。但距城太远，能够享受的人毕竟太少，这个应当建在大街附近，要多种树，多设座位，始是为大众谋利益的办法。

　　我常到公园中去坐。常常看见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东走西走地讨钱。我们都觉得奇怪。以为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怎么还有乞丐?又朋友们出外时钢笔常常被人窃去，心里也觉得不痛快。其实那时苏联方在革命之后，社会上各方面尚未就绪，人们依其理想凭空猜度，认为苏联必是天堂，什么阴暗方面都不会存在，乃看见实在情形，就不免失望。这只能怪他自己没思索。苏联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从旧社会演变的。那些旧时代的皇室亲贵们，刚刚被打倒，他们享福惯了，懒怠成性，不愿意工作，或是没能力工作，不做乞丐盗贼，有什么路走?我想苏联埋头建设，无论哪一方面都在突飞猛进，蒸蒸日上；这些现象，在今日应当就看不见了。

　　在苏联常见苹果树，皆高达二三丈余，枝叶繁茂，累累的果子直搭到地上，十分可爱。那种苹果较我国北方各省及烟台产品为小，脆甜无比。苏联天气严寒，竟能产出这样美好的果子，真是难得。我国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而园艺不发达，想起来觉得可叹!

　　苏联街上那时最多的是马车。路是用四五寸厚的石头铺筑而成，马车走在上面，至为平稳。车夫都是黄须子，凹眼睛，样子看去大致相同。骡车却少见，人力车绝对没有。我以为路必须用石铺筑，洋灰或土筑路，都不能耐久。车轮用木头亦太笨，亦须设法改良，这些都不是难事。

　　列宁格勒是帝俄的故都，也是工农革命的发祥地。我于七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到那儿，小住了六天。

　　由莫斯科到列宁格勒，铁路是一条直线，沿途并不绕道。经过繁华的城市，通过绿林错列的原野，火车由莫斯科笔直地开到人烟稠密的列宁格勒。不仅通列宁格勒的铁路毫不弯曲，列宁格勒的街道和河路也是笔直的。人定胜天，列城的建设确可以作为证明。

　　二十一日十一时到达列宁格勒，下车后便偕同来迎的海陆军将校去参观他们的海军。我把每一部分士兵，每一艘军舰，都仔细地看过，潜水艇、鱼雷船、无敌舰也经过详细的观察。电气事业进步得真快，将来必有用电力指挥机器，驾驶飞机的一天。潜水艇上的炮不须人去装弹发出，只要人用手指把机关一点，弹药箱里的炮弹便自动地移入炮膛；再一点动，炮弹即自动发出。现在电力的应用，即已达此地步，将来精益求精，前途将不可思议!

　　掩护列宁格勒的海滨要塞炮台我也参观过。列城距芬兰很近。芬兰的逃兵往往循海道逃来列宁城。到了冬天，海水结冰，两岸之间坦如平地，交通更便。要塞的工程很是伟大，但装置的大炮还都是帝俄时代的遗物。也许为要保持军事秘密，故意不让我们看到新设的炮位吧!

　　那儿巍峨雄伟的皇宫，此刻已成一般人民的游览之所。皇宫中一切规模陈设，都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一如旧日光景。尼古拉第二的卧床，办公的桌子，吃饭、洗澡的屋子，大彼得的卧床，靴子以及饮酒用的斗(大如四十斤的大斗，恐得再用杯舀取)，都摆在那里，任人观览。皇宫里面贵重的古董，俄皇日用的金制器具，都在古物保存所里保存着。我请保管人员把那些东西拿出来看了一看，金色灿烂，使人立刻想象到俄皇穷奢极华的生活。

　　帝制时代专为囚禁革命党人员而设的水牢，也和古迹保存着。那水牢防备严密，看形势，略如北平南海的瀛台。

　　列城也有几所博物馆，陈列的东西倒不算少，但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我在列城也是住在苏联政府预备的旅馆里。星期日的早晨，我看见四五百工人，聚集在大礼堂前的空场上，都带着枪支，从事军事训练。据说这是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人每逢星期日都要分别从事军训的。

　　列宁格勒的工人休息所是一所王宫的别墅，我去参观的时候，那些正在休假中的体力或精神劳动者都满面含着愉快的微笑。

　　从列宁格勒乘车到路加站，再从路加站换乘小火车，便到达苏联炮兵幕营地址。我在那儿会见了他们炮兵团团长和政治代表，而后又到炮兵射击场，参观他们的实弹打靶。靶场有几十里宽阔，场中已有几处破塌的地方，据说原来修筑得极平整。指挥官用电话及炮弹指挥射击，从很远的地方一按机关，表示敌人的所在，炮兵便按一定的速度发炮，过迟过快都打不着目标。他们完全是实弹演习，一天便可消耗许多炮弹，每次演习要连续几个月。这种设备完全的靶场，在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大规模的演习在我国也是从未见过的。我们的大炮是从外国买来，弹药也是从外国买来。本国既不能制造，炮兵便很难有实弹演习的机会，就是偶尔演习一二次，也不过打个五六发，就算了事。如此训练，射击的技术哪能准确优良呢?

　　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几日，便转回莫斯科。

　　这时张家口来了人，报告我们国民军同张、吴联军正在南口打得激烈，某方又无端地在大同截断国民军的后路。我听了他们的报告，坐卧不安。同俄国朋友谈了几次，商请他们接济些弹药，俾可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不久又接到国民军已从南口退却的消息。我接到这个痛心的消息，无论如何不能再在莫斯科住下去了。同时又知道国民革命军已从广东出发北伐，我便同许多朋友以及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商谈回国的事。经过几日的筹备，于八月十七日的晚间便上了火车，与留居三月的莫斯科告别了。

　　这回同到苏联的，除徐季龙先生而外，尚有刘骥、何其巩、张允荣、李兴中、任右民等，他们或随同我到处参观，有的入学校、入工厂从事学习。随从人员还有赵亦云、陈天秩二位，时刻在我跟前。

第三十五章　五原誓师

　　我在留俄的三个月内，接见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人、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从和这些人的会谈以及我自己对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在我留俄的期中，我自己和国民军全体官兵，都正式登记加入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了。当我们国民军与军阀集团在南口浴血鏖战的时候，国民革命军也在广东誓师，出发韶关，实行北伐了。当时全国各地弥漫着革命的云烟，而我们困斗数月，弹尽粮绝的国民军，此时又有放弃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讯。石筱山代表国民军全体将领到库伦，连电促我归国，在此情形中，势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几位朋友讨论，他们也都赞同我回国的计划。于是略作准备，立刻动身。

　　启行前的一切准备，都是顾问乌斯马诺夫代办的。为防备日本帝国主义或其他方面歹人的暗算，我们极力保持行踪的秘密。此次我们未乘专车，仅在西伯利亚东行列车的后面挂了一辆客车。上车之后，沿途各站都不下车，深恐被人知道。这样静悄悄地离了苏俄，和去时的热烈情形大不相同。)车在广漠辽阔的原野中穿行而过，所见惟有一望无际的麦田，浓阴夹道的树林，还有各种芳菲美丽的花草，迎风摇曳，也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归国。

　　列车很长，我们的车挂在最后，每逢到站，我们挂的车正好停在站外。此时我也常常下车，在野地里转转走走，以恢复身心的疲劳。有一天车停在乌拉山西的一个大站上，我正在野地中闲步的时候，护卫我的四个戈别乌(即暗探)催我赶紧地上车。我也不知这是什么事，回头即看见他们拔出手枪，迫令一个人也上了车。原来他们发觉那人身带手枪，形迹可疑，所以要弄他上车盘问。他们问那人道：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政治局戈别乌!”那人回答道。

　　“你既然是戈别乌，为什么把手枪露在外面呢?”

　　那人回答不出理由来，于是将那戈别乌的队长找来，当即把他送回莫斯科，加以处分并重新训练。这桩疑案总算了结。经过这件事，我才知道苏俄于每个站上，每列车上，都派有很多的密探。他们和普通乘客完全一样，也是穿着便服，也是买票坐车，严密地侦缉各种情事；尤注意军人行动，若有越轨行为，立刻逮捕严办。西伯利亚铁路上十几天的长途旅行，所以轻易不发生意外者，都因侦察严密，报告确实的缘故。这种严密的办法，是苏联的政治精神与党的纪律的表现。我在莫斯科时曾听说他们清党之事。每一党员都经严密的考察，凡言语行

　　动有不合，即被洗刷，结果被洗刷者占全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被洗刷的党员有由岸上跳河自杀者。

　　静悄悄地到达上乌金斯克，我们挂的车便停了下来。为回避站上的人多眼众，我特意到车站北面一个大树林里去休息。一切出发库伦事宜，如接洽汽车等，仍由乌斯马诺夫他们去筹备。我在树林里住着，看看书报和公文，或和朋友们谈谈话。那时中国驻上乌金斯克的领事为毛以亨，此时以事他往，负责人为科长戈定远。戈先生浙江人，高个儿，三十多岁，说话极有条理。我住的树林里距领事馆约有十里之遥，戈先生一日三次，亲自步行，送饭给我吃。饭盒、菜罐足有三四十斤重量，都是他自己携拿，不用差役，免得被人注意。以一文学生，有此耐劳吃苦的精神，觉得真不容易。那时正在八月天气，中午时候颇为燠热，但树林中倒十分凉快。

　　这次随我同行的有刘伯坚(留法学生，转入苏联东方大学，五原誓师任为政治部副部长)、李兴中(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由参谋长升至军长)、任右民(随我为英文书记，曾为我代表见中山先生)、何其巩(为我秘书，后任至北平市长)、赵亦云(随我为工兵营学生，善摄影)、李连海(本军学兵，送苏联学炮兵，后毕业陆大)和乌斯马诺夫及他带来的一位党代表，另外还有一位顾问，一位翻译官和一些卫兵。汽车找妥，我们一行人便即离开上乌金斯克，向库伦进发。这一条汽车路，当上次经过还没有架设完成的桥梁，现在都已修造得完完整整，匆匆三月的光景，情形已大不同。“劳力就是文明”，这句话真是不错!

　　到了库伦，仍住在我上次住过的二道巷寓所。我们国民军在此设有办事处，张允荣(曾为十六混成旅书记长，擢任副官长)同陈继淹(二十镇学兵任副官由高级教导团毕业陆大)两位原都住在那儿。我们到时，张允荣已走。他因接到我回国的消息，同时又知道南口退却，故赶往包头，一方面把我的行迹告诉他们，一方面探看那方面的实况，预备回头来给我报告。这个联络的任务，似乎并无什么困难，其实殊不容易。因为从库伦到包头这条路，可以说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人走过，苟非敢于冒险，不畏艰苦之人，简直会胆丧气沮，无法胜任。张允荣却自动地欣然而去，真是个热血赤心的革命者。

　　我们在库伦住了两天，因为对于国民党开会的仪式还不熟悉，我便和刘伯坚、何其巩、李兴中、任右民、乌斯马诺夫及秘书、顾问、翻译等从事练习。有一次练习开会时，乌斯马诺夫站起来，很郑重地说：“开会这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随便嬉笑。”说了几句。当时我尚不知有何所指，后来才有人告诉我，有一回正当开会的时候，何其巩轻率谈笑，颇有视为儿戏的样子。刘伯坚是个严肃的革命青年，对何之态度，视为应当纠正，于是把此事告诉了乌斯马诺夫，因此惹得他说了这番话。这完全是何其巩的错误，当大家郑重其事地练习开会时，他岂可轻狂发笑?此等处大可看出当时人们的心理；而刘伯坚与乌顾问的严肃不苟的精神，尤值得我们佩服的。

　　我们在库伦准备好了汽车粮秣，便即动身赴包头。此时漠北气候夜间已很寒冷，衣服方面也略作筹备。往包头去的这条路，最快也需七整昼夜，若走得慢，就说不定要费多少时日。汽车行走本当很快，可是我们动身的这一天，就走错了方向。往包头应该往南走，但行经之处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草地，毫无标识可以凭记，因此最易迷失方向。引路人不知不觉指引汽车向正西到阿尔泰的路上开了去。午后一点钟出发，车行极速，尽快开驶，直到五点多钟才发觉方向走错，及至掉转车循原路走回，到那岔路之地的时候，已是夜间八点钟了。那晚即在这岔路地方住宿。其地有一条小河，不见人烟，无法找得住处，大家便在河畔露宿。略作安顿，便找了些干牛粪做燃料，烧了茶来吃。我忍着满身疲劳，蜷伏在车上写了日记，和大家或坐或谈。所谓“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此时这里气候已经寒冷，我穿着皮裤，还是冻得受不了。天空晴明高爽，布满了灿烂的星斗，冷飕飕的秋风吹着，严霜已开始下降。旷野中死一般地寂静，什么声息也没有，只有草中唧唧的秋虫和河中淙淙的流水应和着，奏着和谐而悲凉的音乐。我和随行的朋友看着天上的星斗，哪是北斗星，哪是北极星，如何依据星的部位辨认方向；大家喝着用牛粪烧的热茶，静静地围坐着。后来乌斯马诺夫忽然问我说：

　　“冯先生，你的部队这回在南口一败涂地，投降的投降了，溃散的溃散了，现在你带着我们回去。究竟怎样办理呢?”

　　我很自信地回答他道：

　　“只要我们能遇着一两股，有个三二百人，我就可以有办法。就算跑到山上去当个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将原有队伍慢慢召集起来。”

　　他听了我的话，十分兴奋，微笑地说道：

　　“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我们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万的人马!”

　　当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才各人胡乱找了一个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车上，有的躺在车下，有的索性就躺在露天之中。这一晚，恐怕谁也没有入梦。

　　我们九月十日从库伦动身，第二天才离开这留宿一宵的岔路口，找到了向南的正路往包头出发。于路上又遇着许多群黄羊，每群三四千头或成万头，不知道我的汽车是什么东西，一路争先恐后地追跑。有几位看着有趣，就开枪打，并开着汽车追赶，但是跑得飞快，无法赶得上。听说曾有外国旅客团追赶它们，因速度太快以致翻车出险者颇多。我曾想过它们的生活，这里一片平地，究在何处做窝?晚上宿在何处?何以繁殖力如此之大?我想它们全仗着跑得快的一付本领所以才能生存。在白天路上有两个难问题：一是喝水找不着水源，二是吃饭找不着食粮和烧煮的地方。但到看见有牧放的家羊，就知道不远处定有人烟，于是下车找着那人家向他们买羊，用牛粪烧煮。蒙古朋友宰羊的方法很妙，在羊的胸口上刺一刀，便伸手在脊骨上一椎，那羊立刻死掉。手法便捷，可惜我们没有学会。可见蒙古同胞自有他们的文明。我们吃饭时候，常有妇人骑着马来，后面跟一个孩子，也是骑着一匹马。他们走到跟前，就眼瞪瞪地呆望着，看我们吃饭。我们就找他们谈谈，问问地方的风俗民情。一会儿工夫，他们即掉转马头，教那马放开“大把”(四蹄放平)，狂奔而去，宛如我们骑自行车一般。

　　十二日启行不久，途见王镇淮(第二十镇的人，后随我由参谋升至旅长)、宋式颜(军官学校学生，甚精干)、黄中汉(军官学校学生，由参谋任至宋哲元部参谋长)等乘着汽车，迎面而来。因为各走一边，两下错过，及后看见，方把他们拦回。乃问他们三位何往，回说打算到上乌金斯克去，因为队伍退却，秩序大乱，简直不能收拾，必须另想新的办法才好。我劝他们跟我回来，共同设法。于是他们掉回头，与我同行。由此可见大军受挫，人心动摇，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他们都是很有知识能力的人，看见局势如此，即各人打各人的主意，想自己的办法，恐亦实有不得已者!

　　虽然走了二百多里，平原一带广阔可数千里，远处看见南面前右方又有一辆车在走，恐怕也是熟人，于是忙着叫喇叭招呼，及至赶上，乃是于右任先生，相见极是欢喜。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打算取道库伦往海参崴，再绕海道赴广东。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究竟受了什么刺激；他不肯说。后来听别人转述，才知道他这次到了包头，看见我们部队涣散狼狈的情形，实在已至不能维持军纪的程度。他在包头与鹿瑞伯的卫队荣光兴部同住在一个教堂里，那些弟兄在饥寒交迫之中煎熬得无法可想，部队精神已经不能顾全。一天，他放在桌子上的一只金手表，竟被一个士兵进来一声不响地拿了就走。他说：“这是我的表!”但那个兵却不管，依然扬长而去。他问在场的一个下级官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部队怎么变成这样了?”

　　那下级官抱歉地说道：“于先生，请你原谅一点吧!我们队伍从南口撤退，整天挨饿受冻，人心已经涣散得无法收拾了。老实的弟兄尚能忍受，那刁滑一点的，为要活命，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狗急跳墙，有什么法子呢?”

　　他一看部队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可以有什么作为?于是他就静悄悄地由后门上了汽车，离开包头来了。我明白了这些原因，素知于先生富有革命精神，我们多年相契，我诚心地敬佩他，于是极力劝他和我再回去。乌斯马诺夫也从旁劝说，告诉他冯先生只要有五百支枪在手，就定有办法。他听我们一说，也觉得高兴了，于是又偕同赶路望包头前进。沿途我们随同众人寻捡牛粪以为燃料，买着羊，就放在汽油桶中煮而食之。若遇到蒙古包，无论里面多么脏，也要蹲到里面去，写写字，作作诗，――于右任先生的诗兴更是浓厚，成天地咏吟着。

　　走入内蒙的边界，再往南便是绥远地方，绿色草原渐多，到处都看见牧放的马群和羊群。马牛羊便是蒙古人的财产，他们还是过的牧畜生活。

　　这一带随处都可以行车，因为随处都是平沙漠漠，一望无涯，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路走错。尤怕沙堆多的地方，一座座有如坟头，高四五尺、大七八尺，汽车在上面简直是无法走动。若遇沙深之地，必须用几条毡毯，垫在沙面，大家下来推着车往前走，毡毯一步步轮流往前替移，车也一步步往前推行，宛如北方接新娘子下轿的方法。艰难的情况，真比“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要艰难。沿途喝水，沿着前清设有驿站的地方，都可以找着水井。若能循着驿站走，喝水不成问题；一脱开驿站，就没有办法。井不甚深，都只有四五尺左右。其所以不能多凿井者，是因为人烟稀少，没有人工的缘故。清康熙远征于此，大肆杀戮，人杀尽，屋烧光，如此大劫，迄未恢复，否则这一带必不致如此荒凉。

　　再往前行，就遇见从包头参加会议回来迎我的张允荣。见面之后，他详谈包头会议的情形。因为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等联军以帝国主义势力为背景，集中全力攻打我们国民军，第二、第三军都先后失败；掉头又打一军。南口失守后，势力穷促，又加一退就是一二千里路下来，西北这一带如此荒僻，士兵如此疲敝，大家当然不免懊丧。在会议时候，大家免不掉自诉枪弹缺乏，人马不济的意思。那时张之江为督办，他为人耿直老实，因见大家都说困难，诉穷苦，要钱，要弹，张弄得急了，就说：“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钱没钱!”这是一句北方的土话，不应该用来对部属说，因此大家听了都不高兴。在席者有赵守钰先生，他见此情形，就笑起来。问他笑什么，他说道：

　　“你们忘记是干什么的了!我们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难，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顺遂，毫无困难，还要革命做什么?我们现在处境当然不顺，可是并未至绝望之地。往西有甘肃刘督办、薛省长，那么大的土地，难道我们真的饿死冻死?二军、三军也都在那边，力量上也很有可观，总司令又从俄国回来了，我们克服了困难，前途立刻就是光明，何必这样懊丧!”

　　生姜还是老的辣，赵先生久经风波，把得稳大舵，几句话又把在席的人说出劲儿来了。接着张允荣又把南口失败的原因，韩、石暂投晋阎的经过以及官兵的饥寒交迫和渴望我回来的情形，一一详谈。又知道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都率部开往甘肃，已过五原。张之江、鹿瑞伯都已见面，鹿瑞伯则带着队伍驻五原等我。这天晚上我们便在往绥远的一个岔路口上住下。我坐在荒野里，细听张允荣报告这次令人痛心的经过详情。

　　当时我决定先赴五原。第二天，汽车沿着阴山山脉前行，往往整日不见人烟。有一段路全是土疙瘩，宛如坟地一般，汽车上上下下，颠簸不堪，几十里路都是如此，车子很吃了亏。再过去就是戈壁沙漠，数十里路皆如干涸了的河道，不是乱石，就是沙土，几辆车上的人都下来步行。车子开不动，大家合力推行，推过一辆，回头再推第二辆，每天最多走十几里。夜间总是露宿，冷是冷，但比第一夜为舒服。因为越往南行，天气越是暖和了。一天，在一民家买得一点小米，熬成稀粥，大家都吃得眉开眼笑，觉得比吃燕菜还要高兴。

　　过了沙漠，渐渐看见有丈把高的小山。岩皆皎白色，上面嵌着黑色星点，映着日光，闪灿耀目。在泰山亦未见过这样的石头。途中还遇数个大庙，庙中极污秽。蒙古喇嘛都穿着紫色的皮袍衣裤，戴着皮帽。找他们谈谈地方的风俗民情，有人代为翻译。其中一喇嘛自言其弟兄四个，三人当了喇嘛，在家者一人，名为黑人。他娶一女子，以牧畜为业。他们三位当喇嘛的弟兄回了家，即与弟媳同睡一炕。所谈种种，都愚昧可怜，使人闻之痛心。都是教育文化落后的过错，必须力求进步，始可使民族立足于世界。

　　又走了一天，遇见宋哲元来迎，相见十分欢喜。他谈在前方作战及沿途退却情形，彼此都很难过。他汽车里带着许多西瓜，在这沙漠干涸之地，颠连困顿之时，竟得有西瓜吃，大家无不喜出望外。产西瓜之地，距此约有四日汽车路程，故本地人多一辈子没有吃过西瓜。我们剖开大吃，益发觉得香甜。在塞外西瓜要到九月才得成熟，和直鲁内地情形完全不同。在内地，到这时候，西瓜的成熟期差不多早已过去了。

　　由此再行，每日天未明即走，到天黑始住，很是忙迫，而所带汽油是否够用的问题尤其使人心焦。十四日午后一点，距大青山约一百多里之际，遇鹿瑞伯、邓哲熙、过之翰等，已得着宋明轩的通知，带着一连手枪队，前来迎接。大家见面，悲喜交集，手枪队官兵们见了我，多不自禁地流下泪来，一如良家忠厚子弟受了人家的欺侮，一朝见了父兄的面，即不免悲从中来一样。我只好一一安慰之，并与谈革命大势，中外英雄的故事，以及救国救民的道理。讲了一番，他们即十分振奋。我与宋、鹿、邓等同车，于途中详述一切，大家都极兴奋。

　　大青山为阴山山脉，山势高耸，在古代汉族势力最盛时，此地为汉蒙交界之处。山上出一种野羊，名为大青羊。其毛厚而且长(约有八寸)，较狐皮尤佳。羊出山顶，每逢刮大风的日子，羊迎风立于山巅，毫不畏冷。这种极好的出产，可惜今日已经日见稀少，行有绝种之势了。大青山有一山口，名为乌卜郎口，地形至特别，两边高山陡立，中有一口，可行汽车。若无此路，则交通完全阻断。黄河年年成灾，我想若将此口道凿深，引导河水由此经沙漠，直由黑龙江出口，则河水三分之一二有了出路，一方面可灌溉大漠，成为肥沃土地；一方面又可免除黄河水灾，其利益为如何!有人说，如此艰苦工程，怎么着手?那么我要问他：“巴拿马运河怎么开成的?苏伊士运河又怎么开的?”乌卜郎口南端出口，便是乌兰脑包。有二军、三军、五军、六军的官长士兵在附近一带村庄零零落落地驻着，听说我到了，都出来迎接。他们的头发都好久没有剃了，蓬乱地披散在头上，个个人满面风尘，可是排成队来，却仍然非常整齐。

　　那天下午到达五原。空落落的一个土围子，人烟稀疏，荒凉冷落得赶不上内地一个较大的村镇。当日和一军朋友见面，三军孙禹行二哥那时亦在此，五军方振武，六军弓富魁，二军亦有几位朋友，都一一会见。大家各谈别后情形，他们一致推举我就总司令之职。随即开会，正式公推我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我义不容辞，当即发出一个自我怀抱与献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这文件较为重要，故将原文照录于此：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的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从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不是怎么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掬诚以告国人。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败，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的影响，也形成了推倒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诸同人，同了王金铭、施从云、白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诸烈士即时成仁就义。我同张、李、张、韩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六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疾到廊坊，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七南北军战于长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牵制南下之军。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鄂豫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残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人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之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此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的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的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路线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乃斥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算是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当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做的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是亲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做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做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缘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了?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制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们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荒唐之语!我向来痛恶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身自蹈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自动地取消了，哪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屑作这种鬼祟之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于瞒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做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之人，无论如何做不出这种事来的。他又知道离赤化离的很远，够不上戴这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5乃椒蕖４蠹也恢?道随声附和，实在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号召的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一变而为反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目军阀本身，实在无此力量，乃是帝国主义者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要打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民及一切受苦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例如抽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着手；而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工商业之发展，制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其数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收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现金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穷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公使团是何等的强横。稍微明白中国政局的，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嗾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他们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及一切的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出于此。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的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及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中国被压迫之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4奔盎?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性命的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用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谨此宣言〕”于民国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筹备妥善，即于九月十七日十二点钟举行就职誓师受旗的典礼。会场设在城内县政府西首广场上，临时设一土台，台底二丈见方，顶一丈见方，高六尺，坐北朝南。于右任先生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各军连、营长以上的到会很多。

　　这天天气极好，但漠北气候极冷，于先生头发蓬乱，胡须黑多白少，长及腹部，戴着一顶半新半旧的黑色学生帽，上穿夹袄，下穿棉裤，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脚上玄色鱼头布鞋，白布袜子，都已变成灰色。到会的官兵们的服装五颜六色，有的破鞋破袜，有的穿着破袜而没有鞋子，衣服破烂不堪，领章肩章全都没有了，帽子有的为奉军的皮帽，有的为直军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枪上有的没有背带，有的没有刺刀，亦有无子弹带者，真是七零八落，找不着一个整齐的人。会后聚餐，大家一菜一饭，以白开水为汤，菜是大锅菜，连大锅子置于桌上，要吃的就自己动手去盛，名为“革命饭”。当日褴褛的情形，大略如此。

　　宣誓就职，并发出通电，即着手组织总司令部(共为两部、两厅、八司、两处)。当即任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廷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此外，又聘乌斯马诺夫等为政治法律顾问，任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刘伯坚副之。同时遴派党政工作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政治训练宣传工作，并从事民众工作，以收军民合作之效。一面粗作布置，一面即计划总方略；究应由南口攻北京抑应猛攻陕西而后出潼关?李大钊先生派人送给我密件，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

　　军队于溃败之余，局促穷荒，粮秣匮乏，饱一餐，饿两顿，人人面有菜色。南口退却，交通损坏，后面又有敌兵紧迫，官兵行李衣服不及携带，完全丢去。退的时候天气尚暖，转眼秋深天冷了，大家还穿着单衣。迫在眉睫，不容迟延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官兵得着饱暖?病者伤者又如何处置?饷项一节简直不名一文。两部分队伍，为几块钱之事往往争执动武，又当如何解决?总司令部成立后，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办此。本地有土著王英，他的父亲王老先生，前一二年我曾见过，外号叫做王瞎子，个儿高大，那时已八九十岁。老先生原为河北顺德人，一说他在原籍因赌输钱而致亏累，一说因杀人逃命，十八岁时流亡到五原，种田度日。他见地方贫瘠，可是黄河相距如此之近，心心念念想利用黄河之水，以裨益耕植。费了很大的心力，挖掘沟洫，每洫宽数丈，深数尺，都有一定。乐成之后，水利大兴，农事日盛。后来外国留学回来的水利专家来此察看，亦说其筑洫工程深合科学原理。政府见他是个奇才，曾予奖状。传到他的儿子王英，已有地数千顷，羊群无数。王英见我们艰难困苦，乃赠羊数万头。我们对此“雪中送炭”，极是感激，乃以羊肉为军粮，以其皮子为军衣，无论官兵，一律穿此带血的皮统。官兵所以不至冻饿而死者，实有赖于此。现在王英已为敌作伥，然而我看他不是甘为汉奸之人，必有人逼之，方走上这条黑路。又有陈殿民者，原在南苑时曾在我们兵营的马号中做过事，后来派到包头，以开垦种树为业，和地方百姓感情融洽，处得极好。我即派他办兵站。因得人民帮助，成绩至佳。“百姓帮忙功自成”，真不是一句假话。其侄陈万元，至今仍在我处做事。

　　刘郁芬那时为甘肃督办，薛子良为省长，知道我们此间困苦，薛特送来十万元，为我们的给养之资；棉衣等约五千、五千地由黄河以船送来。钱固不够，被服亦缓不济急，然而已经不容易得来。刘为人厚道忠诚，循规蹈矩，虽有过于稳健，不敢冒险之病，实在亦颇有能力。薛为人才长心细，我畀以政治部长之职，很有办法。又王铁老在包宁铁路任上，陆续领款，积有数万元，此时亦全数送来。说时势如此，铁路尚不知何日始可修成，你且挪此钱为革命之用吧!他人多趁火打劫，将公费夹逃，我收下此款，念及他老人家一生清廉，持家俭苦，故提出两千元，给他太太送去，以作为家用。他太太却将钱送回，拒而不纳，并且附了一封信，说贵军方举义旗，处境困苦，务请留为军费，革命成功，人人都蒙幸福云云，说出许多道理。总司令部中人人敬佩，连外国顾问亦十分欣羡，以为是中国真实人物。其信后由鹿钟麟带往苏联。王铁老一生廉正，其家属亦有如此者!王死后政府特为立传给恤，备极褒扬。

　　粮食问题的解决，最不容易。因为地方贫瘠，一下驻着许多人，哪里筹办去?而部队亟待开拔，拟分十路，先援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如此艰巨任务，总不能饿着肚子行军。时有萧某为临河设治局局长，自告奋勇，说他和临河士绅极有交情，但须我写二十副对子，交他拿去，必可筹粮万担。我听了他的话，研墨办纸，整整写了一夜。写得手冻要裂，方才写成。他叫落什么款，我就写什么款。那时我一笔丘八字，还不如今日整齐。可是对子交他拿去，他却一去数月没有音讯。后来刘镇华部败退，长安之围已解，他才打电报给我，说粮食已办齐，叫我先汇十万元给他，以备运粮。我觉得好笑，复电说，我若有此钱，即不劳你去办粮了，你还是快把我写的对联拿回来吧。此人系石友三介绍来的，曾为省议员，口才颇佳，及后我到郑州，宋哲元由西安来电保他为县长。我说这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后来他不知怎么弄到西安市长。至今仍有重用之者，但观其行为，实在可虑得很。

　　薛子良送来的十万元，我拨作士兵被服之用。包头方面的部队，需棉衣尤为急迫，此时张作霖封锁我们，把通内地的交通加以断绝，布匹之类都到不了包头五原。弄得没有办法，把市上的布匹购买一空。其中大都是本地的粗布，拿来制棉衣里子，士兵们穿着，花花绿绿，彼此相视，都不禁一笑。

　　军队既是如此困苦，我个人的生活，自然也无不同。包头县长唐务此时送我一桌酒席，意思大约是犒劳我。我把席送还，不敢享用。后来见面，我忍不住问他，你这种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哪里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国家!又五原县长刘必达，也是见我饮食太苦，一天特意送给我二只鸭子。他只看见我天天吃咸菜，而不知道士兵们天天吃不饱饭。这次我实在对他不起，每只鸭子回敬十军棍，打了他二十军棍。我觉得他是毁我。其实刘为人谨慎朴实，不是坏官；他送鸭的用心，就我个人言，他很可感激。然而我之处理，亦有不得不然的苦处，实非得已。后来我在察哈尔抗日，他在察哈尔又任县长之职，甚有政声。

　　时司令部有副官侣朝栋，赴包头办事，被土匪绑去。来信索枪四十支，款二十万勒赎，否则毁票。我接到此信，心想愈派人去谈判，愈将被其所挟，故即把信撕去，扬言道：我们是在这里革命的，我们不是在做官发财。我们的钱款枪支从事革命正还不够，我们哪里有枪有钱拿去救他?又说从前楚霸王绑汉高祖之父以挟高祖，高祖回他说，必欲烹，请分我一杯羹。古人于其父犹如此，我对你们的勒索更可不理了。经此处置，土匪觉得白费一番心计，对这副官的看守也就松懈。两个半月后，侣朝栋竟得安然逃回，谈及土匪约四十余人，警戒甚为严密，号令严肃，纪律颇佳，奸淫妇女之事，尤所不许。“盗亦有道”，据侣说的那些情形，许多正式军队，都远不如。

　　其次是关于部队整顿改编的方面。自南口败退，疲敝之余，各部东零西散，有的一团只剩二三百人，有的一旅只余四五百人。彼此之间又争人争枪，动辄用武，甚至为一个人，一支枪，亦争得相打起来。有一种的偶尔受了一点委屈，即被他方拉走；有一种的则因亲戚同乡，或朋友交谊之故，而被拉走。闹得军不成军，纪律废弛。我就任总司令后，第一步即着手整理这把乱麻，重加组织。问董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枪?答曰多少人，多少枪。我就令其将人枪拨归刘某。又问李某，你有多少人枪?答曰尚有多少，我即令其全数拨归童某。官长则完全归我，交与宋哲元编为暂编第一师。如此归并的归并，补充的补充，三日之中即整顿就绪。人以为从前一人一枪亦争打得皮破血流，如今我只须一句话，就井然有序，都引为惊奇，人人觉得欢喜高兴。顾问乌斯马诺夫看见，尤引为神奇之事，跷着大拇指，称赞我是“天才的组织家”。其实官兵们质素优良，训练亦有基础，此回溃乱至此，实为形势所迫。比如一面明镜，不过沾了一些灰尘，一经拂拭，自然重返光明，有什么可奇?

　　各部久战且败，疲敝不堪，因此显得散漫零乱，自亦意中之事。但亦须看其官长平素办法如何?待遇士兵如何?有一种认真的官长，虽处极难之境，亦仍然能够保持旧有精神。比如童玉振部，一路经过各地，照常步伐整齐，唱着军歌，毫无紊乱的现象。我到包头检阅时，他率部来迎，连裹腿都打得一模一样。当肚子饥饿，身上寒冷之时，军容仍能如此，实在不是容易的事。童之长处即在于小处留心，大处明白，做事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故此次特升童玉振为旅长，后来送入陆军大学深造，今仍在孙桐萱部任职。

　　刘汝明勇敢坚毅，为一杰出将才。此次在南口苦守，敌人大炮如雨，他住的指挥室亦被打塌数处。他仍然在墙隅拿着电话从容指挥。刘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对部属极为爱护，故人人亲近他，服从他。此次有董燕甫等数部都拨归他。

　　宋哲元沉着勇猛，尤能切切实实地练兵，故将整顿下来的各部官长(有官而无兵)悉数归他，整编为第一师，预备补充新兵，从事训练。

　　方振武也是一个能干有为的将领，对军纪尤不肯丝毫苟且。他率部队退到绥远的时候，因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未给钱，那百姓前去呼冤；他查明属实，当即把那兵枪毙。有人曾说这是小事，何至有枪杀之罪?其实不然。此种处如轻轻放过，人人玩忽，全部纪律必将无法维持，此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不容宽情姑息的。我们军队退到绥远，有些部分纪律多有废弛，士兵随便取用百姓东西，往往有之。时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一次他就和鹿瑞伯、宋明轩说：

　　“我们处境无论如何艰难，旧有军纪总须维持，扰民的事万万不可有!”

　　鹿、宋极以为是，打起精神，亲自带领队伍查街，查出士兵有扰民之事，立刻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应得处分。如此数日，秩序很快就恢复起来。到了一种困苦的时境，军纪最须注重，否则变乱丛生，必至不可收拾。此等处为将领者须有坚毅不苟之心，随时提防，严加整饬方可。古人所谓：“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兵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云云，是我们治军者的金科玉律，应该时时刻刻引以警惕的。

　　方振武字叔平，为国民党党员，原为张宗昌旧部。以张宗昌种种办法和行为，他看不入眼，故通电于我，愿与我们共同奋斗。我即委以国民军第五军总司令之职。第六军司令为弓富魁，绰号弓老大，原为山西将领，其为人慷慨义气，好朋友，喜交际，同时亦嗜酒烟。他们部队素有“坐下来大站起来小”之称：即是在不打仗的时候，村东村西，镇南镇北，都是他的队伍，领伙食给养，人数极多；赶到打仗时候，却少了。故谈不到秩序纪律。欲其按部就班，真正达成作战命令，则不能胜任，若令其抄后路，截粮攻虚，则亦可以做到。在革命的战线上，此种部队亦不可少，未可等闲视之。后弓死，曾被数次抄家，景况很是萧条了。

　　时包头一带尚有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许长林等部。南口失败，韩、石等部归山西方面收编，均驻包头。他们之出此，乃形势所迫，实亦出于不得已。我在誓师之前，即决定要去看看他们。时张之江离五原前赴宁夏，闻我回国，复由宁夏乘民船循河赶回。经过四个月的鏖战，他过于辛苦，神经有点衰弱，又加旅途劳顿，在船上又受了些寒，因此患眼斜口歪之症。见我后，他报告一切，大哭不已，我安慰他道：“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干法，不必失望。中山先生只是一个人，他一样地干出轰烈的事业。”张为人至诚恳，乃郑重劝我道：“我听说你打算到包头去，若真有这话，我以为你万万不可去。”我问什么缘故。他说道：

　　“今天的事，是人心大变，大变人心了!”

　　我说：“之江兄，你的话太好，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见不同，我已决定去看，你不必为我多虑。”

　　这天大约是九月十八九，邓鉴三先生在场，我们即在誓师的那土台谈话。我左说右说，说了两三个钟头。过后又以本地土纸写给我一封信，剀切陈词，要我打消去包头的计划。我回说：

　　“包头我必须一去，那里没有什么不可去的。我们投身革命，即要牺牲自己，以报国家，若是畏首畏尾，什么事都别想干得成了。还是请你安心医病，不要再为这个事劳心费神了。”

　　过了一天，石友三却自己坐着汽车到五原来看我。我正在司令部所在的大殿前院帐篷中坐着。石见我十分表示忏悔，扑身跪到地上，大哭起来。我把他扶起来，和他说道：

　　“过去的事，一概不谈。我们从今天从头干好吧，你先回去点验部队，过两天，我就到包头去看!”

　　石友三很是感激。面谈一切经过后，即回包头整训队伍。许多人冷眼看着，都表示惊异。以为石友三原在包头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干法，谁也不敢从他那里经过；现在居然自动跑来，表示忏悔，如此地诚心向善，真是意外之事。张之江以此觉得我去包头不会有何危险，故亦不敢劝阻了。

　　数日之后，我即动身到包头去。路上很不好走，这路出奇地坏。人民过于穷苦，散兵游卒又多，弄得沿途都是土匪。有些胆大的竟然对着我的汽车开枪，我也没有理会，只令汽车疾驰而过，并未出何意外。路经一名叫“皮斯堡陇”的地方，外国传教士在此有特殊的权势。其中有美、意、法各国人。他们为宣传基督教，冒险至此。百姓不识字，他们教之读书，又教以牧畜耕种等方法，使之样样都会。于是地方上举凡一切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宗教之权，都掌握到他们手中。有些甚至有强大的自卫力量，自据一寨，配备枪支弹药，以防御土匪的进攻，俨然自成一个小国家。地方官一则没闲心管这种事，二则对外人也有点害怕，故一直听之不问，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对于此类情事，我以为一味地蛮干固然不对，可是像这样的听其越出传教的范围，亦未免太可笑。我们当本着“以礼相待，据理力争”的一个原则与之周旋方好。

　　到达包头，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以及宋哲元原在热河训练的游击队与井岳秀等部队远远地排队迎接，行列长达三十余里。检阅竣事，又讲了一番话。进城时夜幕已下，仍召集各部官长讲话一次。那时许多人提心吊胆，怕会出什么乱子，其实都是神经过敏。王铁老也在包头，他出城相迎，看见我，极是高兴，和我说：

　　“您来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我问：“为什么呢!”

　　铁老说：“他们自官长以至士兵，没一个不是天天想念着你。知道你要来，人人都欢喜得流泪，你一来到，天大的麻烦事也可迎刃而解了!”

　　我在包头住许长林旅司令部中。许自幼失怙恃，投一外籍牧师家长大。民国元年时这牧师介绍他给我，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样子很聪明伶俐。我带在营中，常和他谈谈说说，教他些为人做事的道理，并使之读书。他进步很快，入过数次教导团，后又为带兵官，为人颇方正，能耐劳苦，很知爱护百姓，对士兵尤能同甘共苦，作战亦很勇猛。此时他已为旅长，亦驻包头，他的司令部在西门外西老包地方。

　　在包头住着，每日在一起办事的有薛子良、张允荣、刘伯坚、顾问乌斯马诺夫等。

　　这时候韩复榘在归绥，正在医院养病。我打电话问他的意向，他随即派代表前来，自认过去做错，从今完全听我命令。我乃令其先将炮队全数开过来，以备与韩占元、韩德元两部会同起来尽先开拔。这边韩占元、韩德元两部出发后，随着石友三部亦开。韩复榘的炮兵在归绥，上车的时候，被某方派令卫兵阻止。韩复榘愤而出院，到车站上指挥手枪队拘捕阻拦的卫兵，为言曰：“若不听我们开走，我们只有开枪打!”当局恐怕真动武，炮队乃得安然登车。临走时韩复榘说道：

　　“我们是暂时相投，借个盘缠的。你当是真的投降了不成!”

　　同时商启予亦在归绥，我打电话给他说：“您是一位老革命党，必能保持您的光荣历史，今日之事您作何主张?”他回说：“我一定革命。”我就要他发通电表明态度，他却不肯，说怕张作霖会出而和他为难。我说既然如此，我前去看看你，如何?他十分担忧说：“目前形势尚不许可，你暂时万不要来。你缺乏什么，和我说，我即刻备好，给你送去。”于是也只得作罢了。

　　队伍一面整理，一面讲话，一面开拔，进行极其快速。

　　在包头，胡瑛自南方来。胡是湖南桃源人，很早即为革命党，我原先就认识他。袁世凯称帝时，他为六君子之一，随后又复走上革命道路。他来见我，因为屋子太小，无地方可以接谈，乃约他同在汽车中坐谈。他从袜子筒里拿出蒋总司令给他的委任状给我看，使我不至怀疑他，很感慨地和我详谈其过去。在清代时候，他以参加革命党被捕，和牢狱头目弄得很投契，那头目就把他女儿许给他。他家中原有未婚妻，后来革命成功，即与两个女子同时结婚。洪宪时袁世凯送给他两万元，故又加入筹安会为六君子之一，鼓吹帝制。袁死，走投无路，乃到南方，仍是被人鄙视。此刻打算到苏联去留学，藉以充实自己。我就用“君子之过也，如月日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番话安慰他，他很是感激。此时他还有鸦片嗜好，在汽车中我闻到他满身鸦片烟的气味。

　　又有张砺生先生，也是一位党员。原在察哈尔办教育，颇有名望，也倾心革命，此时到包头来见我。我请他到察哈尔发动，和他说：“张作霖不久定要袭击包头，同时压迫商启予出兵攻我。到那时，希望你可以出来破坏铁路交通，并且在中途截击他。”张先生甚为愿意，回察哈尔后弄得很是得手，纠集了千把支枪，颇有一番作为。可惜因是文人出身，对部队不善训练，后至河南被缴械解散，他亦离队他去。

　　最感觉迫切的是政治训导方法。一则新败之余，精神涣散；二则革命主义急须灌输。不仅旧有的纪律与精神要恢复，更要进一步使之成为有主义有信仰的革命部队。总司令部组成，各部成立了政治部，加紧此方面工作。我自己每天集合各部讲话，一班班亲自考察。同时请薛子良及政治部同志编了许多歌词，如民族、民权、民生等等，以加强士兵对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当时我针对现实，提出三个口号：一是军队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习气，三是拔除阳奉阴违的恶根。因为我觉得从前一般军人受传统教育的毒，都持着不干政不入党的观念。以此不问政治上的是非，只为私人的武力，这是自袁世凯以来，一般军队的恶根。我们现在开始参加神圣伟大的国民革命战争，此等旧日的恶根必须彻底铲除。我在五原包头竭力宣讲这些道理。驻甘各部队则派请邓鉴三、沙明远等分赴陇东陇西各地，前去讲话，以收政训之效。

　　至于政治部，则有刘伯坚主其事，集合干部学校学生分任之。干部学生在张家口时本来为数不少，都是五卅惨案时为反帝而来投我，都是大学或高中学生，以广东、湖南籍为多，此时多已走散，所余不多。编好之后，即交于刘伯坚加紧训练。刘每日为之讲三民主义等，我亦按日解说国民革命史，期于短期间成为政训工作之干部。刘伯坚系苏联东方大学毕业，为共产党党员。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这时各方面常有秘密文件带给我，都是写在绸子上或是缝在衣服中。到手后，须用药水浸泡，始能现出字迹。其中有许多已成珍品，如李石曾、李大钊等各位先生来的信件和给我的作战计划等。他们多主张我们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那时我们军队分作十路出发。所有各部布告，除张贴外，又用一种新办法，即装在点心盒子里，每盒数十张，外包油布，扔入黄河中，随水向下流去。民众捡起，即可传看发生效力。这是一种很妥便的秘密宣传方法。

　　军队出发以前，于右任先生同另外几位朋友要先到陕西去看看。此时我已接奉党的命令，就任西北各省党代表。我即问他此去是否需要一个名义。他说：“目前暂且不要给我名义；等我到那里之后，看看情形再说吧。”他说完之后，很坚决地动身了。

　　此时鹿钟麟同志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故组织一赴俄观光团，挑选了一批人，由他率领，到苏俄参观。他们到俄后，有的很学得一些东西，有的则依然故我。可见能否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主要的还在乎自己是否努力。别人的帮助，毕竟还是不足恃的。

　　又孙二哥此时亦在五原，正生着病(他的部队则改归徐永昌统带，驻在包头。徐为人沉默寡言笑，细致而稳靠。包头五原开拔竣事后，他即率部由陕北入山西，驻峪道河，亦受命令为西进十路大军中之一路)。他住着三间简陋的民房，病势很重。一块痰老在喉头响着，躺不下，睡不着。皆因此次南口之战，吃苦太大，以致损坏了健康。我设法为之诊治，病势稍痊，随后迁至上海疗养，竟以不起。

　　我在包头将部队一一整训开拔，再回到五原时，已经是旧历九月的天气。塞外秋风，吹在身上，已觉得砭骨的寒冷。此时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已经势如破竹地取下武汉，正分兵两路，与军阀联军搏战于武胜关和江西一带。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方加紧合作，以图最后挣扎。大时代的到来，使我们这方面的任务日见迫切。我们已不能够再多用些时间来慢慢训练部队，所以各部随时整训，随时开拔，共分作十路，由宁夏以入陕甘，先解长安之围，而后出兵潼关，以与北伐军合师于中原。我待各部开拔完竣，一切料理就绪，亦即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离开了五原，向革命的大道上行进了。

1895年出生于四川平昌县。七岁始入私塾，曾在家乡的金山寨高等小学、巴中县立中学、万县川东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等校读书。毕业后在保定府（今阆中县）道尹陈秉坤处当秘书。

　　1920年6月，胸怀求知报国之志，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细心研究西欧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初参加由赵世炎、李立三组织的劳动学会，与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富春等领导了以争生存、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八”运动和6月的“抗拒中法大借款”，9月的“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等重大政治斗争。并在机关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上发表文章，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本质。同年，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发起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2年6月，作为旅比支部的代表出席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8月少共党员全部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旅比党的支部书记。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被选为候补委员。不久，任中共旅欧总支部第三届书记，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和建设工作。

　　1923年6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被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任中共留苏学生旅莫支部书记，为中国留苏学生学习和工作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1926年初，参与创办《前进报》。同年5月，奉命参加接待冯玉祥，积极地对冯玉祥及其随从人员做统战工作。8月随冯玉祥回国，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对冯部进行了整顿和改造，建立起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开办军政干校，培养革命骨干，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而奠定了党对西北军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基础。同时，重视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秘密组建党的陕甘区委，主持马列主义训练班，在陕、甘、宁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离开冯部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再次到苏联，先后就学于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6月，在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秋回国，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坚持党的原则，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王明的排斥和打击。12月，参与策划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后，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先后配合政治委员肖劲光、宋瑞等，在部队中认真贯彻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开展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为红五军团的部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协助季振同、董振堂等，领导了红五军团参加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屡建战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直机关、部队在仁风地区陷入敌人重围，3月4日率省直机关突围时，在信丰、会昌交界处的牛岭、马岭遭国民党军队围堵。激战中左腿负伤，仍从容指挥战斗，终因弹尽伤重，不幸被俘。先关押在大余监狱，后移囚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狱中，抱着“生为中国生，死为中国死。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坚定信念，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在狱中写下了《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等不朽的诗篇。

　　1935年3月21日在江西大余英勇就义。临刑前，给妻子王叔振写下了遗嘱：“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其家乡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刘伯坚烈士遗孤刘豹口述

　　人们了解刘伯坚烈士，更多的是从他那首气吞山河的诗作《带镣行》当中。1964年，在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刘伯坚烈士的《带镣行》与夏明翰烈士的《只要主义真》被合成雄浑悲壮的《就义歌》而广泛传唱。金秋十月，笔者走进上海长宁区一座普通的住宅楼，在一间堆满书籍的简朴居室里，采访了刘伯坚烈士的二儿子刘豹，听他讲述了歌声背后不平凡的家事。

　　-虎豹熊来到人世便天各一方

　　1926年春天，冯玉祥率领西北军在军阀混战中失利。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的建议下，他到苏联“考察”求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担任旅莫支部书记的我的父亲刘伯坚认真做好接待，争取这位爱国将领。在父亲的帮助和影响下，冯玉祥对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很感兴趣，邀请我父亲同他一起回国，出任西北军总政治部部长。就在这时，父亲结识了西安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后来成为我母亲的王叔振，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

　　1927年3月，西北军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夫人张玉燕为我父母证婚，操办了隆重的婚礼。冯玉祥将军和在西安的国共两党著名人士前来祝贺。婚后，母亲在西北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为了加强军事指挥工作，父亲再次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母亲带着出生不久的大儿子虎生继续留在上海，在纺织厂从事女工工作。

　　两年后，父亲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党中央派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母亲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革命政府担任秘书。他们前往中央苏区前，将大儿子虎生托付给我们的大舅妈梁凤笙，带回西安抚养。上海一别，虎生再也没有见过父母亲。在艰苦战斗的岁月里，母亲带着我，又怀着弟弟熊生。弟弟刚刚出生一个月，就被母亲送给闽西连城县芷溪村黄荫胡家抚养。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我们虎豹熊三兄弟自来到人世，便天各一方。为了日后能够找到自己的小儿子，母亲与收养人订下了“抱约”：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叔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

　　写于闽西芷溪

　　-父亲铁骨铮铮带镣行

　　1934年春，父亲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排挤出红五军团，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0月，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前，父亲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初，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军区被敌人包围在于都南部一狭小地带。3月初，父亲随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率2000余人，从于都南部向赣粤边界的油山方向突围。在突围战斗中，阮啸仙中弹牺牲，父亲左腿负伤，鲜血直流。他一边指挥部队，一边将负伤的身体靠在大树后面，孤身向敌人射击，掩护部队突围……

　　父亲被俘后，被押往大余县粤军第一军军部，囚禁在大余监狱。3月11日，敌人又将他押往驻大余的国民党第六绥靖区绥靖公署提审。敌人故意押着身负重伤而又拖着沉重脚镣的父亲从热闹的青菜街走过，借此炫耀战功，威吓群众，瓦解父亲的斗志。在移狱的路上，父亲昂首挺胸，大义凛然，不断向街道两旁的群众微笑点头，表现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当天晚上，父亲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在狱中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千古绝唱《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慈父狱中托孤

　　自被捕的第一天，父亲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父亲被监禁期间，敌人多次对他进行诱降，只要他写下悔过书并指认同时被捕的同志，就可以获得自由。任凭严刑拷打，父亲坚贞不屈，但有两件事，让他放心不下。他先后写了三封家书给我的舅妈梁凤笙。

　　父亲最不放心的是散落在各处的三个爱子。此时，虎生在西安，熊生在闽西，只有我生活在父母身边。在艰苦动荡的战斗生活中，父亲经常把我放在箩筐里，由红军战士挑着，随部队转战各地。1932年5月，他在给凤笙舅妈的信中是这样形容我的：“豹儿倏已三岁余，近来日食鸡子(鸡蛋――作者注)六枚，牛奶三次，双颊润红，虽不及虎儿丰腴，轮廓清癯，颇肖诸舅。此儿大目明活，眸子星亮，健步学语，终日嬉戏歌唱，琅琅上口，入睡始息。”

　　1935年初，南方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险恶，父亲不得不把5岁的我托付给郭贱姑婆婆抚养。这天晚上，父亲亲手把我放在一只箩筐里，又将我的衣物装进另一只箩筐。父亲和几名红军战士把我和郭婆婆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依稀记得，年幼的我哭闹着不愿离开父亲。父亲哄着我说：“等爸爸打败了敌人，一定会来接你的。”

　　父亲被捕时，母亲正在闽西坚持斗争，已有两个多月没有与父亲通信了。父亲三次写信给大舅妈梁凤笙和我的五舅、六舅，一遍一遍地写下了我和熊生托养人的姓名、地址和详细特征。父亲牺牲的当天，还在信中写道：“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虎豹熊三幼儿将来的教养完赖诸兄嫂……熊豹两儿均请设法收回教养。诸幼儿在十八岁前可受学校教育，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为工人。他们结婚更不要早，迟至三十岁左右再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婚多儿女累，不能成就事业……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先后失去双亲

　　3月21日，敌人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即日处决刘伯坚。父亲被押到城隍庙大殿，敌人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敌人问我父亲，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父亲轻蔑地看着敌人，他说，他要葬在高高的梅关，要看着革命的星星之火再次燎原，燃烧遍整个中国！父亲走上刑场之前，又给我的母亲王叔振写了一封绝笔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经过十数日黑暗的牢狱生活，父亲把当天的日子误记为3月20日。

　　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妻子竟未能见到这封绝笔信。就在他牺牲的前后几天，一个风雨之夜，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的几个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把我母亲带到长汀县四都乡西面的姜畲坑秘密地杀害了。母亲牺牲时，只有29岁。

　　父亲的绝笔信几经辗转，终于转到大舅妈梁凤笙的手中。凤笙舅妈强忍悲痛，把烈士的遗书精心地珍藏起来。

　　-虎豹熊相继回到党的怀抱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副主席赴西安参加谈判的过程中，得知刘伯坚烈士有一个儿子寄养在西安，便立即派人寻找。当他从凤笙舅妈手中接过我父亲的遗书时，表情非常凝重。1937年6月，虎生携带着周副主席的一封亲笔信，踏上了去延安的征程。

　　在延安，虎生受到许多伯伯、阿姨的关照。特别是蔡畅妈妈，刘伯坚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对虎生更是百般体贴。由于生活艰苦，一度虎生得了重病，全身多处出血。蔡妈妈得知虎生生命垂危，急得直哭。她说：“刘伯坚有三个孩子，我们只找到了一个，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虎子的病。”她请来延安最著名的苏联专家阿洛夫参加会诊。虎生被确诊为急性坏血病，唯一的抢救办法是输血。当时在场的护士多是虎生在延安中学的同学，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了1400毫升鲜血，才挽救了虎生的生命。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党中央决定选派一批烈士子弟去苏联留学，虎生也在其中。出发的那一天，蔡妈妈亲自为他送行，深情地嘱咐说：“全国就要解放了，新中国急需大量的人才。你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把学习任务完成好，将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留苏的几年中，尽管虎生的学习基础比较差，学习外语遇到很多困难，每当他想起蔡妈妈的话，浑身就焕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1949年夏天，周恩来副主席根据我父亲的遗书，派人从江西瑞金把我接到北京。14年来，郭婆婆为了保护我，为我隐姓埋名，只说我是从广东那边买来的，名字叫邹发生。我在极度贫寒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代，放牛、种地、打柴，什么活儿都干，却没有上过一天学。开国大典那天，望着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我哭了。为了这一天，我的父母亲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这面五星红旗上就浸染着他们的鲜血。我到华北小学上一年级时，已经20岁了。当我走进教室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我一直遵从父亲遗书中的教训努力学习，三年就读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

　　1952年夏天，虎生从莫斯科回国休假，我们兄弟二人第一次见面。太多的辛酸，太多的感慨，想到英勇牺牲的父母，想到不知下落熊弟，我们禁不住落了泪。1953年，留在闽西的弟弟熊生终于被找到了。我还在上小学，他已经高中毕业了。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寄来一张他的照片。

　　1955年，虎生从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毕业回国，不久，便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后来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59年，我从北京101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航空工业部第六一五研究所，长期从事技术研究工作，成为航空技术领域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战争年代，为了保护熊生，黄家的男主人黄荫胡牺牲了生命，为了让熊生能够上学读书，黄家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知道这一切后，熊生再也没有离开哺育过他的那片红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