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让人看不懂的一些数据 -- 雪琴

我的父母在那三年都是上中学的年龄，记忆应该是可信的，他们生活在重灾区四川（一个在成都附近的县城里（有大量亲戚在附近农村），一个在重庆郊区交通不便的农村里），是能够直接接触到第一线的人。

很小的时候（80年代以前）我父母就给我念叨三年困难时期，说谁谁（我们邻居）就是那个年代出生的，所以身体不好，很虚，那个年代饿死了很多人。

可是后来离家以后，听说死的人越来越多，基本上3000万以上，我觉得有点奇怪，那个时候6亿人，就是每20人死一个，如果在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这些重灾区，基本要十分之一的死亡率，再加上主要集中在农村，就按80%的农村人口计算，几乎每八个人就有一个饿死（现在准确一点叫做非正常死亡），这个比例有点太高了。

所以回家有机会就和父母多聊一些相关话题，但是时间太长，他们的记忆也不很清楚了（60多快70了），主要是他们的记忆就不尽相同，我爸说61年是最难过的，我妈说60年，我爸说主要是旱，我妈说住要是涝（可能地方不一样），要点如下：

1、我父母家都没有直系亲戚或者很近的旁系亲戚饿死，但是周围确有人因此非正常死亡。

2、那几年确实有天灾，而且很严重，但是我父母都没有提到人祸的问题，也许是我没问，他们没意识到。

背景：我父母都是40年代的人，相信他们在60年代有了完全的记忆，我母亲虽然是县城的，但是她家孤儿寡母（没有外公，就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文盲外婆带着我妈和我舅——都在上学——过活），应该说日子很难过，但我妈说成都平原还是比较富庶的，只有农村个别人饿死，整体还可以。言下之意，我爸他们那里困难，结果我爸也不同意，虽然他们那交通不好（春节我去了，正常情况要从公路下车走1~2小时才能到村里），特别是60年代，从重庆到那只能走路，整整一天（大约100里，我从没想过走一天路是什么感觉，我爸那会每年至少走几次），但是饿死的也是个别，至少我爸他们家4个小孩加两个大人也是比较难过的，但都过来了。

另外，我爸60年上的大学，我妈考上高中（因为家庭困难没有读下去，而是离家招工进了厂），所以不要说他们是文盲。

最后，别说能上大学的一定不是普通人家，那个时候上大学的还真就是普通人家，我爸家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刚解放的成分是中农，我爸能上大学还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教育也要大跃进，所以那几年招生多，所以......当然我爸说，没有大跃进他也能上大学，只不过可能学校就没有那么好了——也许是吹牛，也许是真的），当我第一次听说大跃进也有这种效果的时候，还是很震惊的。没办法，天天听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听了几十年，不能不震惊。

俺的建议是如果您要分析这个问题的话，切入的思路，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您所关心的对象非常庞大。。。并不能凭借个人的回忆所能够做结论的。。

PS,看来俺最近写东西的表达方式似乎有问题，往往造成误解啊。。

我家也一样，要不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跑了，家父那支也就败落下去了。“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并不是一句空话，落实在千千万万人的身上。

只好不信了

专门反共的传媒，还真没有见过有credit的

润树兄的大作正在关注并消化中。。

至于这个数字，俺是不敢轻信的，但其实俺的“友情提示”目的是为了和雪琴兄探讨如何看待这个数字，以及如何分析这个问题。

但是Anyway,谢谢您的提醒。

我的父辈也上不起大学。

我爷爷在老家也算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水田、旱地大概有50亩，全部租给别人种，只不过他不收地租，收租子太麻烦。老家虽在东南沿海，但历朝原本是充军发配之地，人都比较骠悍，基本没有主动交租子的习惯，而且田、地、佃户都比较分散，收租子不易，有功夫不如到上海跑一把单帮、做一次生意。

爷爷主要是开南货店、食杂店、茶馆，自己还开设酿酒（兼养猪）、熬糖、榨油、做各种点心的作坊。

30－40年代，上大学是不容易的。各种大学，收费不一，有的很贵，有的便宜。上一般的大学，学费、书费、杂费、吃穿住用，一年也得200、300块大洋或者法币（似乎战前法币的价值相当于大洋）。

我大爷师范毕业，上不起大学，在社会上从事过各种工作，后来上过GMD的炮兵学校，1936年考上了中央军校。

我父亲也是师范毕业，当过一年多小学教师，后来上了苏中公学，其实是新四军一师办的抗大四分校。

我叔叔也是师范毕业，在老家当了一辈子教员。

那个年代，中等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子弟也上不起大学。还有一个观念的问题，一般的中小地主子弟，或者上私塾，或者读完高小就辍学，认为读书没有用，不如学做生意。像我父辈都读完师范（师范不收学费、书费），是因为爷爷比较重视子弟的教育。老家人说，他一般不下乡，一旦下乡，就是逼着适龄的子侄去上学、读书。

大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才上得起大学。

人家都用书本上的证据，你怎么能把实际生活中的数字拿出来呢？

每人400斤原粮，那其中还是要包括家庭养猪、养鸡的。并且粗粮至少占一半比例，还是要另外打折扣的。

折算粮食时，大豆4斤左右算1斤粮食。你说的那些杂豆，恐怕要5、6斤算1斤粮食了。

这么算下来，就算大人每人养一头牛，这牛的定量也要有每年1千斤以上的杂豆。

牛的肚子果然是大的。

转贴摘要：大跃进三题（曹东亚 新浪）

曹先生的这三篇文章，经他在网上同意，曾转贴在河里，但由于是全文转帖，被删了。现在在此帖下摘要跟帖。这不是什么很好玩的帖子，但我觉得会有很多河友关注，虽然也许不和谐，如有妨碍，就请铁老大删去。如果铁老大认为有用并允许，我觉得现在必定不止一位像曹先生这样的有心人，各位河友可以搜集有关文章贴上来，或可有助于大家的认识。

（大跃进三题这个题目是我加的，文前都有原题）

曹东亚先生的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95108304_0_1.html

以下是曹先生的三篇文章：

大跃进运动中的一段经历（摘要）

李奎武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1958秋，沟西撤乡建立人民公社，我担任公社党委书记。这年夏季，高里镇出了两个小麦高产典型，号称小麦亩产1600斤。秋天，朱里镇又出了个亩产1万斤的玉米高产典型。高里镇党委书记（县委常委）谢殿铎和朱里镇党委书记潘兆礼出了名。其他乡镇纷纷跟进。与沟西相邻、生产条件不如我们的车留庄乡平均亩产都报了1000斤。大家明知报高了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不少人就敢报，睁着眼说瞎话，上边就信。我不愿说谎，翘翘脚报了500斤。因为沟西产量报得最低，我被狠狠地批了一顿。9月下旬，昌潍地委在五莲县召开地瓜追肥现场会，介绍当地打死狗煮狗肉汤浇地瓜等经验。我参加了这个会，去来大约五六天时间。当时，沟西正按县委指示组织社员深翻土地种麦子，要求翻地1尺半，必须达到标准，否则不许下种。过度深翻土地势必打乱土层，不利于庄稼生长，所以群众不接受，采取应付态度。沟西山后郑家村支部书记是个转业军人，思想不通，背着公社让社员在黄烟地里套种了麦子。烟地里套种麦子，公社干部不易发现，等烟叶打得差不多时，麦苗露出来了。我从五莲开会回来发现问题，为时已晚。虽然麦子苗情很好，但这样套种肯定不会达到深翻标准，翻掉重新种已经来不及了，党委班子商量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决定由我打电话请示县委。接电话的正好是长驻沟西公社帮助工作的县委农村工作部长曲德民。我说明了情况，请他帮着拿主意。他说了4个字：“你还犹豫”，接着就把电话扣了。当天下午县委就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宣布停我的职，当时叫“拔白旗”。县委调李志福到沟西代理公社党委书记。不久，县委调我去高里公社工作，1958年，高里镇的小麦高产壮元一是李家埠大队，二是高里街一大队。去高里后，我向李家埠村党支部书记李福顺了解情况。李福顺是个老党员，知道我是被拔了“白旗”的，对我说了实话，说他们村小麦亩产1600斤是假的，大队长捣了鬼，把10亩地的产量说成是一亩地的。我又问高里街一大队支部书记陈利城，他说1600斤的产量是到地里数一亩地多少棵小麦，然后推算一棵小麦几个穗，1个穗多少粒算出来的，显然也是假的。1959年5月，谢殿铎调离高里，换韩锡昌任党委书记。虚报高产与韩锡昌无关，因此我把了解的情况对他说了。不久，韩锡昌到县上开会回来告诉我，他在会上稍露了一下高里虚报产量的问题，就挨了整，差一点被撤职，说他刮“低产风”，砍红旗。我在高里虽然不挨斗了，但仍被认为是右倾分子，只是在桥西村驻点。当时村里还吃食堂。秋后，卖完公粮不久村里就出现了严重缺粮情况，全村4000口人还剩下4000斤粮食，眼看就要断粮。我和村干部千方百计到外边好点的村子去搞菜、借粮食，采取各种措施组织社员渡荒，好孬使桥西村没有饿死人。当时所谓借粮，就是我打听到哪个村日子好过一些，就叫桥西村支部书记出面去借，我从中协调，其实有行政干预在里面，也属于刮“五风”搞平调，是不对的。1959年10月，中央鉴于山东农业问题严重，决定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来山东后，揭刮“五风”，造成群众生活困难的盖子，号召开展生产救灾运动，要求采取休养生息的做法，恢复群众体力。王振敏市长便找到我，说韩锡昌去济南开会，你要在家里负起责任来。我说现在群众生活很困难、很紧张，我办不了，再说我右倾，把我弄到这里来，我没法说话，负不了责。王振敏说，不要紧，你觉着不行就赶快向市里要粮，市里有粮。我问市里有多少粮？他说有600万斤。他们开会走了不久，市委在段家乡召开自力更生、不向国家伸手现场会议。信同先、朱相和两位副书记主持会议。我代表高里镇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段家乡，我们看到了不少粮食，场院里地瓜干一囤一囤的，伙房里也有粮食。我就想，段家是丘陵地，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我偷着用手往下摸，上面一层是瓜干，下面全是草，原来是一个假现场，我没敢多说话。会上，县委要求大家表态，说段家有粮食，困难自己解决，不向国家伸手，你们怎么办。于是，各个公社逐个表态，都说自己也有粮食，困难自己克服，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我一直不说话。最后，朱相和问我，你高里怎么样？我说，高里不能自力更生，得要粮食。他问，你要多少？我说要50万，没有50万应不了急。朱里镇去开会的是副书记、社长郭德新，他看到我要粮，就马上改了口，说朱里也得要粮食。朱里和高里在产量浮夸方面最厉害，是全市出了名的高产标兵。其它公社看到标兵单位开口要粮，便纷纷反悔，都表示要粮。信同先火了，对着我就来了，说你右倾还是右倾，你怎么带这个坏头！本来当天散的会不散了，把我好一顿批斗。我知道高里严重缺粮，王振敏市长又给我说了市里有粮，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整，我就是不说不要粮的话。这个会议之后，我看到高里缺粮严重，怕出问题，又打电话向信同先要粮。他说要多少，我说先要50万斤，他当场就把电话摔了，不和我谈。后来，高里镇后沟村出事了，饿死人了。我赶紧打电话找信同先，信同先问我要多少粮，我说不要粮了，你来高里后沟村看看。他来到高里，问我要多少粮？我说要粮也晚了。缺粮、饿死人当时不是个别现象，昌潍地区不少地方存在，领导上也不是完全不知道。1959年，高里由于产量浮夸卖了850万斤公粮，多卖了粮，怎能会不出问题。刘勇专员去高里处理问题时，作了两点结论：一是卖粮卖多了，二是不要粮。我当时在场，说：刘专员说得完全对，就是卖粮多，不要粮造成的。朱相和赶紧拉着我走了，对我说：少说话，要保住市委。高里事件很大责任在于先前的潍县县委和后来的潍坊市委，因为原高里党委书记谢殿铎本身就是潍县县委副书记、潍坊市委常委。召开段家现场会时，市委明知下边有困难，却硬逼着下面说假话。结果，高里事件饿死了1500多人，最后只处分了当时的高里镇党委书记韩锡昌，撤销其职务，开除党籍，把我调走了，潍坊市委竟无一人承担责任，这是不公正的。虚报产量、卖粮多和不及时下拨救济粮，主要责任都不在下面。当时不是高里没有要粮，而是要粮不给。在当时的年代，嘴上说实事求是，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谁实事求是谁遭殃，谁看领导的眼色行事、胡吹海嗙谁受到提拔重用。朱里镇党委书记潘兆礼浮夸得厉害，号称玉米亩产1万斤。后来刹“五风”的时候，他把公社的东西加上房子全部卖了，给群众退赔兑了现，公社搬到猪圈里办公。因此又成了刹“五风”的典型，受到市委和地委的表扬。我对潘兆礼说：老潘，你两头受表扬，刮“五风”表扬你，刹“五风”也表扬你，净你的好事。潘兆礼说：你没听魏坚毅书记说，刮“五风”是好手，刹“五风”不含乎，叫你刮就得刮，叫你刹就得刹，就得跟着转。潘兆礼说的倒是实话。在那个年代，老实人跟不上，就只有吃亏了。

1960年后沟村饿死人事件（摘要）

张田林、张壮威 等 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寒亭区高里镇的后沟、前沟、苇园3个村1959年时是一个行政村，称后沟生产大队，全村有社员不到300户，1000多口人。1959年12月至1960年4月，我村饿死130多口人。1960年春灾情最重时，一天饿死7人，人死后没人埋，情形非常凄惨。

从1958年夏天开始，我村在镇上（10月以后称公社）的瞎指挥下不停地折腾，先是大炼钢铁，后是深翻土地、挖运河。炼钢是在镇上，我村被调去50多人，从9月一直干到年底。社员做饭的锅等铁器被收去砸碎炼钢，钢没炼出来，好铁炼成了废铁。秋天，收庄稼的同时搞深翻土地，公社要求深翻土地3尺。为了配合深翻地，村里实行军事化管理，生产大队改称营，全村划为3个连，苇园村为1连，后沟村东部和前沟村是2连，后沟村西部是3连。连以下设排，有罗成排、武松排、穆桂英排、钢铁排等等（1959年春取消营、连、排，恢复原称谓）。村里开办了集体食堂。当年秋粮没有分配，社员全部吃食堂。村里在田野中搭窝棚，支锅灶，社员劳动、吃饭、住宿都在地里，不允许回家，老人也跟到地里看孩子，场面搞得轰轰烈烈。翻地每个人都有指标，完不成不许吃饭。翻地的劳动量实在太大，不可能完成，深翻的土地大约有一半，后来为赶农时只翻了一锨深。种麦子时，公社要求加大播种量，每亩地下种达100斤左右，大大超过了15斤的正常播种量。明明我们村的麦子没种完，不少地还没下种，公社就向上报了捷。于是，上面调我村的劳力去支援二十里堡公社的东金马村，一去就是20多天。刚回来还没进村，又被调去支援西营村。深翻地把生土翻上来了，播种又过密，加上来年有点春旱，结果麦子亩产只有200斤左右，种一个粒收了俩。秋后，村里根据公社的指示组织18岁至25岁的壮劳力去寒亭西面修胶济运河，从12月一直干到1959年2月。运河修了一截半途而废，浪费大量劳力不说，毁了很多好地。这年冬天，按公社的要求，我村在村后搞工业区，还将前沟村的20多户村民全部搬迁出来，办养鸡场，结果一样也没搞成。1958年，是个丰产年。但是，由于大量劳力调去炼钢、深翻土地，没有足够的人手投入秋收，庄稼收得很潦草。收地瓜用犁耕，光拣拾露在地面的。收的地瓜也没往回运，就地挖坑埋在地里，结果烂了很多。食堂也没有办好。刚开始时，吃饭管饱，敞开肚皮吃。当时在地里吃饭，过路的行人随便坐下就吃，没人管。由于粮食浪费严重，1959年春天村里粮食就紧张了，开始把地瓜蔓、地瓜叶子、麦桔草等东西磨成面掺上粮食蒸着吃。1959年，年景一般，全年亩产只有三四百斤，可公社仍然鼓吹高里亩产双千斤。因此，我村在粮食比上年欠产的情况下仍被征了48万斤公粮。征完公粮不久，从12月份开始村里就没有粮食了，食堂断粮停火。社员手中一粒粮食没有，只好用胡萝卜、树皮、野菜等东西充饥。多亏村里种了些胡萝卜，分给了社员。从这时起陆续开始饿死人，灾情越来越重。就在这时（1959年12月），高里公社党委在一空桥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生产队干部，包括会计、保管员都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吃胡萝卜，开始管吃，后来定量。公社党委书记韩锡昌主持会议。之前，谢殿铎已于5月调离高里公社，韩锡昌接任党委书记。会议主题是批判“瞒产私分”，说生产队隐瞒产量，私分了粮食，要收上来。这个会被群众称为“逼粮会”。其实我村根本没有分粮给社员。会上，我村保管员、老党员张兆丰说，没打那么多粮食，社员手里没有粮，还说了“远看一片青，近看一片草”，“孩子长了病，没有白面吃”两句话，结果被指责为攻击社会主义，不光挨整，还挨了打。韩锡昌在这个会上，曾私下对后沟村民兵连长张田林说：“我就是左了，也不能叫他右了”。当时，谁也不敢反映真实情况，说实话就挨整。也有人背后说“大家瞧一瞧，棉花结成桃，身上没棉袄”之类的牢骚话，但公开不敢说，说了马上就有人举报，就要挨整。一空桥会议后，我村的灾情日益加重，市面上胡萝卜由原来几分钱1斤涨到了4元钱1斤。社员们为了保命，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不少东西卖给了供销社。这年12月，公社从我村抽调了100多个壮劳力去符山公社修庙子水厍，一直干到1960年春，民工的口粮由市里供应，这些人因此得福，没有饿死。与此同时，留在村里的社员（主要是老婆孩子）没有饭吃，却被组织起来修本村西南的水库。在面临绝境的情况下，社员和村干部开始纷纷外逃，想方设法去外地逃荒，讨饭在附近根本讨不到。但是，政府对外流人口控制得很紧，不许农民外出，买火车票必须持有公社证明。不少人在潍坊火车站被卡往，截了回来。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逃了出去，近的去了临朐等地，远的去了内蒙、东北一些地方。1960年春时，村里剩下不足600口人。后来有些社员想走已经走不动了。人们吃树叶、树皮、野菜，连麻叶都吃。人普遍水肿，奄奄一息，走路的劲都没有，整天睡觉、晒太阳，村里街上的蒿草一米多高。开始死了人抬出去埋，由于没有力气，坑挖得很浅，有的尸体露着手脚。后来抬的力气也没有了，人死后就那么扔着。1960年春节后，市里在擂鼓山召开全市四级干部会议，我村张田林等部分村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市里对高里的情况有所察觉，提出要给高里8万斤统销粮，但韩锡昌仍说高里有粮，没有要。4月底，市里发现高里问题严重，派工作组进驻我村。工作组如实向上级作了汇报，市里迅速拨来了救济粮，每人每天1斤。死人的情况才到此止住。为了逐渐恢复社员的体力，以便麦收，工作组和村里干部商量决定开始每人每天给半斤粮，吃10天后，每人每天加4两（小两），然后逐渐增加。到过麦时，每人每天吃粮达到1斤半。由于我村社员体质太差，不能下地干活，春种时上级调来部队的拖拉机给耕了地，南村公社派人来我村帮着种的地。社员原来卖给供销社的东西，也都无偿地发还给了社员。工作组组织救灾的同时，上级对韩锡昌进行了处分，撤销职务，开除党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村社员把谢殿铎和韩锡昌都揪到村里，追究当年饿死人的责任。从他们交待的情况看，两人都有责任。在当时“左”的大环境下，谢殿铎过度浮夸，把产量吹上去了。韩锡昌来高里后不敢往下降，征粮过多，又没有及时向上反映真实情况，最后导致了灾祸。 2008年3月5日

[注] 2007年12月7日上午在后沟村委办公室召开部分老村民坐谈会。被采访村民：张田林，75岁，当年村民兵连长；张壮威，76岁；张文胜，75岁，当年大队统计员；张守信，80岁；张清香，75岁；张守禹，77岁。寒亭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曹永明、副主任范继河，后沟村文书张建瑞、妇女主任刘永芹参加座谈。笔者后又多次进行电话和当面的个别访问，对一些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核实和补充。

亲历潍坊大办钢铁运动（摘要）

张廷彦 口述 曹东亚 记录整理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后，潍坊市大办钢铁运动在市委领导下迅速发起并进入高潮。到9月中旬，潍坊市先后有4个钢铁厂（实为炼铁厂）建成投产。这4个钢铁厂全是小型高炉，共150多支，大部分是3立方的，有少量4.5立方、6立方、13立方的，当时统称为“小土群”。每个钢铁厂职工人数少者2500人左右，多者4000余人。上级强调必须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其它工作要为钢铁“停车让路”。因此创办钢铁厂期间，各部门不讲任何条件，全力支持，银行保证贷款，有关单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各钢铁厂的领导班子和管理人员是从各条战线选调去的，工人骨干是从原有工业企业抽调的优秀工人，90%的工人是从农村青年农民中招收的。1959年夏，潍坊市第五钢铁厂建成投产。有两支28立方的小高炉，职工2200多人。此时，第二钢铁厂和第三钢铁厂合并称第二钢铁厂，全市4个钢铁厂共有职工15000人左右。1958年初，我是市委企业政治部巡视员，在新胜农具厂搞点，5月被市委组织部调去参加第四钢铁厂的筹建工作。正式建厂后，我担任四厂党委常委、副厂长，分管生产技术。钢铁生产技术性很强，但当时人才缺乏，全潍坊市各钢铁厂自始至终没有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所有干部工人都没经过培训，缺少起码的钢铁生产知识。潍坊市最初修建小高炉和掌握炼铁技术，是派人到淄博学习的，要来人家的图纸，照葫芦画瓢，边建边学，边干边学，摸索着干。干部工人工作热情很高，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不记工作时间，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四厂厂级干部多数家住市里或郊区，但三四个月不回家。我离家只有10华里，半年没踩家门。虽然工作累、生活苦，但人们很少有怨言。1958年9月，与钢铁厂同时兴起的还有城乡遍地开花、不计其数的猪嘴炉、坩埚炉等土法炼铁。各式各样的小土炉由各公社、各行、各业、各单位兴建，每支炉只有半立方左右，最大的不过1立方。因为这些炉子的温度达不到炼铁所需温度，根本不可能出铁，最好的也只能产出铁渣子和釉子相混的海绵铁，纯粹是废品，没有利用价值。坩埚炼铁持续大约半年时间，浪费了大量资源和人力，彻底的劳民伤财。但各地干部群众却拿着这些一点用处没有的废物，不断地敲锣打鼓向上面报喜。全市各钢铁厂生产都缺乏计划性、科学性，盲目蛮干，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经济效益，不计成本，浪费惊人。小高炉炼出的生铁不仅成本很高，而且质量低劣，大都是白茬子铁，勉强可作为炼钢原料。大炼钢铁运动中层层强迫命令，导致虚假浮夸风盛行。各钢铁厂的产量都是少产多报，上级叫报多少就报多少，否则主要干部就会被拔“白旗”，免职、开除党籍，甚至遭到批斗。由于钢铁厂仓促上马，90%的工人是没经过培训的农民，缺乏起码的安全知识，因此经常出现人身伤亡事故，断胳膊断腿的事情经常发生。全市钢铁厂于1961年被迫全部下马。钢铁厂下马后，大量投资全部化为泡影，只留下一片片废墟。因为大量工人无法安置，只好将1958年以后招收的工人全部辞退，1958年前原来是城市工人的退回原单位，伤殘者由国家养起来。钢铁厂工人已转为非农业人口，不愿回乡，很多人失声痛哭，但没有办法。由于当时国家困难，没有对辞退的工人进行一次性的补偿。

以上是曹先生三篇文章的摘要，曹先生的这些调查非常好，关于那几年饿死人的是，我觉得只有把这些（如果有的话）各地的调查汇总起来才会有更清楚地认识。希望河里的各位多搜集有关信息，多谈谈自己的亲见亲闻，善莫大焉。

也许是老人家在天有灵吧，可惜只能送一朵。95的高寿，不容易啊，在农村。

就像我同学在国内大学被英语老师排挤，给了不及格要留级，他一怒跑到日本读上名牌大学的大学院。

聊天时说，真要谢谢那个英语老师，不然他上不了日本的名牌大学。

谁也不以为他是真的感谢那位。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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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中国

造此谣者颠倒黑白、别有用心。众所周知，毛泽东讲话风趣幽默，善用比喻和反讽。而写手正是利用这一点，断章取义，截取毛泽东的一段话并删改关键字句来污蔑和陷害。

原文如下（对照谣言原文，红色的关键地方是被篡改过的）：

毛泽东主席会见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全文 （日译中）

（1961年1月24日）

林思云译

译者按：中国政府很少公布领导人接见外国客人的谈话内容，最多只是公布其中的只言片语，所以要知道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国客人时的具体谈话全文，只得查找外国的资料。毛泽东1960年代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被不少人指责为“感谢日本皇军”的卖国言论。日本可以查到日方记录的毛泽东谈话全文，故将该谈话的全文译出供网友参考。

……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欢迎日本朋友。首先对被暗杀的浅沼委员长表示我们的哀悼。（浅沼稻次郎(1898～1960)，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日本安保斗争的领导人。1957年4月和1959年3月，浅沼曾两次率领社会党代表团访中。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演讲时,被一名日本右翼青年当场刺死。译者注。）

黑田寿男社会党议员（以下简称黑田）：非常感谢！我们将继承浅沼委员长“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精神，并把它发扬光大。

毛：浅沼委员长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日美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日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有欧洲、北美加拿大等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问题。以前我曾经对浅沼委员长说过：“赞成这个观点的人，虽然有时多些，有时少些，但今后肯定会向变多的方向发展。”

毛主席继续说（以下简称毛继续）：对美国来说，单靠美国自己是不能支配其它国家的，所以美国需要其它国家的合作者。那些美国的合作者，对各国来说就是反动派。这样的反动派，在中国是蒋介石，在日本则是岸信介那样的人，他们是垄断资本的代表。垄断资本各国都有，印度也有大垄断资本家。

黑田：去年日本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日本垄断资本家和政府压迫我们的斗争，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条约》。当时，贵国为支援我们的安保斗争召开了盛大集会，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激励。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毛：感谢就不用了。对我们来说，支持你们是义不容辞的事。任何时候国际斗争都需要相互支援，现在你们站在了斗争的最前线。

毛继续：以前浅沼代表团来武汉时〔包括现在坐在这儿的田中稔男先生〕，我就说过：“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即使现在大多数日本人不赞成这个观点，但早晚肯定会有赞成的一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不出所料，在不到一年后的1960年，日本就出现了如火如荼的斗争，那是日本全民族的斗争。那时我还这样说过：“中日两国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还没有进行贸易往来。但这只是一时的现象，肯定要随着时间变化的”。现在贸易方面已经出现了转变，但在政治方面还不行。

毛继续：政治上的问题有两个方面，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历史上，广大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好的，战后也一直很好，今后大概会更好。不过中国和日本自民党政府以及垄断资本家的关系并不好，而且将来也肯定不会好。在这方面必须要区别对待，要区别对待与人民的关系和与政府的关系。再说日本政府内部步调也不统一，有所谓主流派、反主流派，他们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松村、三木、石桥、高碕、河野等派阀，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我们间接的同盟军；而对你们来说，中国人民就是你们直接的同盟军。自民党内部的矛盾造就了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不是这样吗，我的话还有点道理吧？

黑田：自民党的反主流派如果更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加深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认识，就可能会成为间接的同盟军。

毛：他们的分歧正在扩大。他们之间的对立冲突，对人民是有利的。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这个现象，欧洲的殖民主义国家和美国也不完全一致。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正在觉醒，你们对亚、非、拉发起过什么运动吗？

黑田：在日本，亚非联合委员会正在开展活动。这个团体以政党、工会、民主团体为中心，从反对美帝国主义、维护和平的立场出发，开展谴责美帝国主义阻挠亚、非各民族独立的运动。我们正考虑今后继续扩大和发展这个组织。

毛：我也认为有这个必要。

黑田：目前面临的是老挝问题，美帝国主义正在军事干涉老挝的独立。因为美帝国主义根据《日美安保条约》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日本的政党、工会以及各种团体正在发起抗议运动，到美国大使馆和池田内阁那里去抗议，鼓励老挝人民的斗争。

毛：我认为这样做非常好。

黑田：现在有一个问题，日本政府把南朝鲜政府作为代表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正在进行所谓“日韩会谈”，阻挠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日本、台湾、南朝鲜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企图把中、苏作为假想敌国。我们一贯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强烈反对这样的“日韩会谈”。

毛：那个会谈还在进行吗？

黑田：是的。

毛：完全有反对的必要。在菲律宾马尼拉，台湾、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的四个“外交部长”召开了两天会议，日本没有参加会议。那是因为日本政府害怕日本人民、害怕去年反对《安保条约》那样的反抗斗争。去年日本人民的伟大斗争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才有现在的情况。

毛继续：日本人民反美斗争的发展是波浪式的。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低潮，虽然一时比较低，但那是在为下一个新的高潮做准备。众所周知，过去几十年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是波浪式的，并非每天每年都是高潮，不是直线式的。我认为各位朋友指导的群众运动大有希望，大有前途。在低潮的时候，一部分人对运动产生了动摇，还有一部分人指责说：“看，左派们错了！”在这时候我认为有必要用中国的一句话：“硬着头皮顶住！”

毛继续：举个例子吧。辛亥革命那年，1911年3月29日（阴历，阳历为4月27日，译者注），留学日本的黄兴，他是孙中山之下的国民党另一派领导人，在广州发动了军事起义。由于这个起义的失败，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人气馁了，黄兴本人也灰心失望逃往新加坡，悲观地认为革命已经没了希望。但其后不久，同年10月武昌爆发了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还有，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社会民主劳动党内的很多人对未来悲观失望，其中还有人到了要倚赖“神”的地步，比如鲁纳契尔斯基等人就是这样。列宁为了反驳鲁纳契尔斯基，埋头研究哲学，写出了《唯物论和经验论批判》。12年后的1917年革命胜利后，鲁纳契尔斯基当了列宁领导政权的教育部长，这是那些指望倚赖“神”的人根本没有料想到的，而且这时那些倚赖“神”的人也不再需要“神”了。我认为日本的历史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例子。

毛继续：为什么革命不能立即胜利？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搞革命要费点力气。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程度比较落后的国家成功，不就是因为那里的空气稀薄容易突破吗？比如俄国和中国的空气就稀薄，目前的非洲空气也比较稀薄。在美英法德意日等过去的资本主义列强中，现在的日本要软弱一些。其原因第一是战败，第二是被美国所支配。在我看来，这两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利的。

毛继续：第一，战败对日本人民是有利的，丢掉了殖民地。对于日本人民和革命政党来说，这样的认识很重要：战败不是耻辱，战败是垄断资本家的耻辱。对垄断资本家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却是胜利。战败好不好？是不是耻辱？这个问题应该和大家广泛讨论。不过一部分人并不这么看，对这些人来说，战败很丢面子，所以他们心里总是感到抱歉，觉得象做了坏事一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垄断资本和人民的区别，所以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日本的垄断资本政府和军国主义分子应该负责任，日本人民不应该负责任。为什么不让日本人民负责呢？如果非要让日本人民负责，我们就不得不反对日本人民了，这是毫无道理的。过去的战争，事实上是一场由垄断资本政府发起的战争：一来违背人民的意愿，二来欺骗人民，三来逼迫人民献身杀场。

毛继续：第二，战争的结果使日本被美国占领，这点也有分析研究的必要。一个国家要觉醒，必须给这个国家一点外来压力。在日本，垄断资本压迫人民，他们的同盟美帝国主义也压迫人民，这就可以让日本人民更快地受教育。这个教育使日本人民明白必须选择一条出路：是沦为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奴隶，还是起来反抗争取自由。我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相信日本这样的伟大民族会长期被外国支配。”我们中国人民也是这样受教育过来的，我们有国内的敌人，也有国外的敌人，国外的敌人中包括日本军阀，他们是老师，教育了我们。

毛继续：过去一位日本日中贸易进出口协会的朋友（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译者注）曾对我说：“日本过去侵略了中国，这实在是太对不起了。我认为将来日本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就好了。”那时我说：“不能这么看嘛。”我这样回答了他：“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毛继续：至于日本成为中国一个省的想法，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日本是伟大的民族，当然应该具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已经高度发达，中国还很落后。几年前冈山县代表团来的时候，说他们那里有七所大学。

廖承志（以下简称廖）：黑田先生就是冈山人。

黑田：郭沫若先生也是冈山高中出身，我是那个学校的后辈。

毛：见到郭沫若了吗？好好谈谈吧。大概你们之间不会有激烈的争论。

黑田：他还没从古巴回来。

廖：应该二十六日到北京。

毛：中国的无锡县算是比较先进的了，但还没有七所大学。不管怎么说，中国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中国要赶上日本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西德也被美国占领，英国和法国也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可是这些国家却不象日本那样反对美帝国主义。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不是革命的，和基督教民主同盟基本没什么两样，这不太好。

毛继续：日本的社会党是特殊的社会党，世界上没有先例，这是日本的环境造成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的环境造成的。中国有两个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抗日战争以后，还出现一些小的中间政党，象民主同盟那样的，它们现在还存在。日本有布尔乔亚民主主义和国会，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在中国没有民主主义，国民党只知道抓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可能是缺点，但也可能是优点。这样一来我们的出路就是：蒋介石能够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拿起武器？

毛继续：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中还有武器；我们也有两只手，可是手里却没有武器。如果我们夺取了国民党手中的武器，不就可以杀掉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吗？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毛继续：你们的情况和我们有点不同，日本有议会制度，比较民主。和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相比，日本政府基本上不抓人、不杀人，这是你们可以利用的，你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发展群众运动。虽然说我对日本的情况了解得不太详细，大体上来说日本的垄断资本家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头脑清楚一些，你们也可以利用这一点。池田内阁害怕日本人民，日本政府既不能禁止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也不能禁止中国人到日本去，当然也有限制，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和蒋介石缔结了外交关系而且害怕共产党。听说冈崎先生写信给廖承志同志邀请他访问日本，廖同志，你去吗？

廖：还没有决定。

毛：现在总工会的代表正在访问日本。我认为这样的民间交流往来是很好的事，这样可以增进相互理解，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在贸易方面已经签署了一些民间协议，也正在搞几个大的贸易。中国有煤炭、铁矿石、大豆、盐可以和日本进行贸易。中日两国距离近，运费便宜。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

黑：今年中日两国间的民间交流十分活跃。总工会、法律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妇女团体等代表团前来日本访问，我们也在新年一开始就到贵国访问，今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团体准备到贵国访问。为了加深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希望逐步增进两国人民的交流。

毛：这样非常好啊！很有发展前途。

黑：最后祝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祝大家身体健康。另外请向我所认识的社会党各位朋友，以及我不认识的社会党诸位朋友，转达我的问候。

（译自《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科监修）

引用:

　　■“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

　　有人不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和日本人过去打过仗，现在还这样亲密。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同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是不同的。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感谢日本侵略中国”

　　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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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象你家这样的“中等地主兼工商业者”也上不起大学，更何况我爹这种破落户了。

所以，象我父母这代的许多人，对毛、共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有点类似深夜腌萝卜丝那种党国一体的尊崇法。当然同时，被打倒的一小部分人，大资产者，国民党高官，对毛、共的恨，也是发自内心的。

祖父在北京读高中，在武汉读大学，都花了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