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复旦校园之鹊巢鸠占 -- 逸云三洲
众所周知,血战数月的凇沪战役,不幸以日军占领华界而告结束。复旦以吴南轩先生为首的部分师生,遂遵政府的指导内迁,辗转播迁到重庆;但也有一部分师生仍留在上海;东洋人的刺刀之下,办教育也面临伪化的苦境,复旦留沪同仁只好在李登辉先生组织下,躲避到西洋人控制的租界去惨淡经营。江湾的校舍则被日军占领,后来转给南京汪伪政府运用,鸠占鹊巢,于此成立了伪国立上海大学。
说到上海大学,大家比较容易想起于右任先生首任校长的那所,亦就是“为中共吸收不少信徒”的党立上海大学。前面提过,于先生参与复旦的创建,民国初年又有将复旦从濒死状态中抢救出来的故事,随即出任校董,与复旦的渊源真不是一眼眼。有朋友就问起,于先生后来何必另起炉灶、当了上海大学的校长呢?是个好问题。大家知道,于先生是同盟会、国民党的大佬,民国建立之初曾是政府要员,不过民党在二次革命中被袁大头斩了冲头之后,有关领导人长期处于在野执政状态。
在野就是在野,政府在北洋各派手里轮转,没民党什么事;这怎么又来个在野执政呢?
嘿嘿,他们不是时不时在地方上搞个小局面嘛,不仅孙先生在广州屡败屡战,于先生也曾在陕西有过一小片天地的,这就是陕西一隅的靖国军政权。于先生应邀赴陕,被一支派系繁杂的民军推为共主,当了陕西靖国军的总司令,苦苦维持了四年多。但在内外夹攻之下,终不免失败了。回到上海后,于先生曾写文章总结道:以兵救国,实志士仁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改弦更张之意,可说呼之欲出了。那么,为何不去复旦呢?小安亦无内幕可爆的。不过瑟根盖思,时机或许是个问题。那一年复旦正好迁往江湾新校区。
搬家有啥关系?或许有不小关系呢。民国初年,于先生帮复旦借地成家;十年之后,李校长登辉四处奔波,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帮复旦建起了自有校园,可说是帮复旦立了业的。说起来于先生当年若是回复旦,总要有适当名位来安排的;以其当时的身份,纵使于先生愿屈居校长之下,校长又何以自安?而李校长纵愿让贤,其方有大功于复旦,校董会又如何会让他下课呢?况李校长本就是由于先生介绍进复旦的嘛,于先生想来也不会掠人之美,在这个时候去复旦争当校长的。
再则,于先生虽然战败,总是个著名的政界人士,又是政府的对手;复旦当时正走着独立私校的路线,请他去当校长未必方便……嘿嘿,说到独立,不免想起当年念书时,老师说过的一句打趣的话来,虽然是针对独立董事和第三方专家而言,倒也是有点……这世界,关联也多,独立也难哈……当一个私校的校长,毕竟是要有很多啃耐心的呢,筹钱是件大事,你要么有工商界的背景;要么有海外的通道,教会侨界都成;再有,那就是政界兜得转了……
其实复旦本来与民党的关系还是很深的,前面说过民党大佬出手救校的事的,很自然的,复课后新组的校董会中,民党高人就不少;于是二次革命后,复旦校董逃亡者也就甚多。革命党人被甩出了权力中心,无法从经济上支援学校了,但李登辉先生还是念旧情的,继续请有关人士来任教,只是负面影响就很大了,弄到化钱、招生都出现大问题。李先生是全心全意办教育的人,敷衍环境当然是必做的功课了,以后就主要转向实业界、华侨界设法了,建江湾新校,就是走的这个路子,校董会也就有相应的改造。所以说于先生虽然是政界名人,可依托的是一个正走背字的政党,大抵属于负资产。于先生在被邀当上海大学校长时也是踌躇再三,关键就是筹款的担子太重了。
可怎么又去当上海大学校长了呢?上海大学还是大不同的,建校的背后,是国共两党的政治背景。这个学校的前身,是私立的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因学生与校方老板的矛盾,搞到无法运转的地步,遂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运筹之下,由国共著名人士出面,重组为上海大学;除了于先生为首任校长,邵力子、邓中夏、瞿秋白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都曾是这所学校的主要教职人员。既然办学的目的之一,是为相关政党培养干部,学校经费当然就不单单是教育经费的范畴了,但学校初期,因两党财政能力很有限,学校的经济是十分困难的,是一所谓弄堂大学。国民政府在广州站住脚后,遂正式决议给以财政支持。学校条件这才改善了很多。
都知道广州有国民党党军吧?上海则有国民党党立大学,就是上海大学了,当然当时是国共合作的背景,上海大学实际是由中共掌握的。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首任书记陈望道,在邵力子离校后代理校长;其首期学生当中,有一个叫饶漱石的,知道点中共党史的,不会不知道他吧,他曾当过中共上大支部的负责人。而红军名人方志敏,当年也在上海大学当过旁听生。其他,如教师中,恽代英、蔡和森、萧楚女、任弼时等人的名字,想来大家总是耳熟能详的。除了与中共的关联,该校人事与复旦也颇有扯得上之处,于右任、邵力子、陈望道等人,都与复旦大有渊源。
不过这所党立的上海大学,与后来鸠占鹊巢的伪国立上海大学并无瓜葛。党立上海大学因为受中共影响太深,四一二后,被杨虎陈群强力查封了,以后南京政府在原址新办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只听说马尾巴的功能嘛,国民党也办劳动大学?嘿嘿,国共两党是爱人冤家,串门的事情多着呢;翻故纸多一点,一定就见怪不怪了。这个学校应该还是国民政府在上海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之所以称劳动大学,是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的思路相关,所谓“设劳动大学,提倡劳动教育”是也。
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要跟党立上海大学攀攀亲戚,倒是还有点影子。并且依然还是“共党猖獗”。学生中后来出名的,如社科院的大佬许涤新先生;他跟复旦也有缘分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建国初期当过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十九路军抗战时的作战参谋、奉命撰写《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昭告天下的朱伯康先生,也曾是劳大学生,后来当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另外,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虽然不是该校的学生,却是每个周末都去,可不是去建立“尚未建立“的与某生关系哈,是从那些访问开始,逐渐倾向于泡公马公的理论。
这么个学校,无疑不讨政府喜欢;并因为在日军第一次攻打上海时受了很大损失,国府两个原因一起结帐,也就不想再办下去了,终于奉命结束,时在1932年。可见国立上海大学,对复旦而言是鹊巢鸠占,而与之前的党立上海大学及国立上海劳动大学,也是没有继承关系的。它只是汪伪政府在1941年7月占用复旦校园新成立的伪大学,最初只有一个农学院。
伪国立上海大学为何瞄上了复旦校园呢?这里面有个讲究,日本人占领上海华界之后,对五角场一带很感兴趣,一来上海的好地方租界当时是吃不上的;二来五角场既然是原来中国的上海市政府所在地,总还是搞了一些建设的,算是华界矮子中拔的长子;三是日本人原来在上海的势力圈在虹口,沿着五角场向南建设,最终就可以与虹口连成一片。所以日本人就搞了一个大上海建设计划,日占时期,特别是在占领租界之前,还是以五角场为中心,搞了不少建设的。复旦校园,正是在五角场附近,去往虹口的路上,汪伪政府的“复兴”教育大计,将伪大学搞在了这里,鸠占鹊巢,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前所述,伪国立上海大学,跟二十年代结束的党立上海大学,以及三十年代结束的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应该说是扯不上关系了。不过汪伪在上海的大学,跟旧大学硬扯得上关系的也是有,就是在伪上海大学之后开课的伪交通大学,伪政府称之为交通大学复课;当然两个交通一正一伪,原则性还是不好含糊。所以抗战胜利后政府不承认伪大学,理所当然的,但就涉及一个“伪学生”问题,结果闹起了学潮。伪学校无疑是要取缔的,而小小年纪只是上学的学生,也给他们戴个伪帽子,毕竟不智,打击面太大,并给反对党绝好的机会,最终政府只好让步。
当时伪交通大学上课未久,日本人就来干涉。这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上海租界,就想全盘整理上海的大学,包括之前他们碍于洋人面子不能处理的私立大学。日本的大使馆给伪外交部去了指令,要求上海所有的国立大学只能合并成为一所,即伪上海国立大学;并且这个大学要由中日合办。伪政府对此是比较沮丧的,伪外交部、伪教育部和伪上海政府经过商议,向日本人央求,既然伪国立上海大学是中日合办,总要让汪伪有一所“纯粹”的国立大学;要求在伪上海大学增建法学院、商学院的同时,保留伪交通大学,与接受来的其他一些学校一起整理成另一所伪国立大学。从结果看,没有合并成一所大学的要求,还是做到了。
除了处理国立大学,还有计划将多所私立大学合并,复旦也在其中;这个伪政府倒是和日本人没啥原则分歧。只是这一点,到日本投降也没有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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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预见的几十年内,估计和地铁是绝缘了哈
复旦的新闻系的人对上海新闻界的影响大,但是同济的毕业生对城市规划,建筑业的影响也不小,所以正常啊.
谢谢小安又挖出段陈年故事。
于右任这个上海大学曾经蜗居在闸北青云路,还被当局赶来赶去,想必也一度落魄野鸡得很。陈望道貌似与陈独秀不投缘,早早离开上海大学和CP,后来埋头学术,事后诸葛看来,这对他未始不是件好事。早年读书期间,老师们提起望老是尊为祖师爷的。以前看闲书,在早期上海大学学生里,还有个邱清泉,读的社会系,有一说老邱也入过CP,要是真的话,恐怕就是在这时入的吧。
也曾提到,比较好玩耶。。。
时间稍晚了一些,恍惚记得他给于老治好了伤寒还是啥病来着?
然后于老又带着陈医生去看了以前救过于老的佳人未得。。颇见于大胡子古风高义。
是CP的老科,侬看看介点老师:
瞿秋白和李汉俊讲社会学、邓中夏讲历史学、蔡和森讲社会进化史、张太雷讲政治学、萧楚女和恽代英讲现代政治……
老邱要是入过CP,好理解的很,社会系学生CP木老老,男生不去讲,女生报两个来听听吧:杨之华、张琴秋……
瞿秋白系主任没白做
比办上海大学晚了十多年了,
关于幽灵译者,和尚说得很是,因为跟大家长矛盾走开,无论从事由、时机而言都是最好。若一直待下去,以老先生的本性,想来善局亦难,与其被革掉或那时再走,总是不好的。
当年老先生因为与大家长矛盾,在上海地方委员会被攻击得很厉害,中央派员调处,正好派的是潜龙的差,从记录看,潜龙对老先生是比较谅解的,对上海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发过话,大意是你们不要老盯着人家不放,老先生是好人,有特殊的性格,要网开一面云云
形成这样的天谅,对老先生日后的待遇,无疑意义重大,无论是出长复旦、重回党内,还是从文革初的困境中解脱,都不是在康平路层级上主导的
陈医生打哈哈……
右老早年青楼还是常来常往的,也不老是义气红粉倒贴,右老宽余的时候,出手也是很撒漫的……说是为革命打掩护自然也是说得通的,但右老的私生活多姿多彩,也是事实……时代不同,那时候士大夫的行为准则上,没有这样的禁忌,
复旦是唯一一个不让高架走地面以上的地方, 占用地下空间. 地铁没有空间, 只好改道,自然没法有复旦站了.
嗯。。。其实应该有人像《非常道》一样,出一本《民国人物艳史》的。。。哈哈,
俺记得第一次看黄绍竑的回忆录,开头看得昏昏欲睡,后来突然看到此公说及“食色两事应有正确认识与合理解决”,忽然精神为之一振。。。
新校区正门前后一公里也无地铁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