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罗长裿和清末西藏的乱局（一） -- 王树

在永宁（古蔺清时属川省永宁路）的时候就跟了赵尔丰，后来赵尔丰调入川边，傅华封也跟去了。他从头到尾地参与了赵尔丰的七年改流。带兵的时候有很多次，不带兵的时候多在幕府中出力，赵尔丰多次上奏都提到傅嵩炑帮助策划很得力。改流的时候，除了兵事，还有设官，修路，架电线，招人垦荒，办学校，统一度量衡等等繁杂之事，傅都帮忙出谋划策。经傅之手的钱财无数，从没出过事。

谢谢鼓励！

如果国民党不会完蛋还有点谱。。。。

这两人至少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用文字来自我标榜。蒋有日记作证，罗有文稿作证。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事情办不成，都是下属太无能/混蛋。

另外有些人，虽然做事不少，惜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所以大家看到的多是一面之辞，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偏差，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帮助罗长裿离开赵尔丰的贵人就是钟颖。

钟颖（1887-1915），字鼓明，满镶黄旗（一说正黄旗）人，母亲是咸丰皇帝的妹妹。父亲名叫晋昌，晋昌在做盛京副都统的时候，恰逢庚子国变，因联合义和团攻打俄军，1901年被撤职谴戍西藏军台。靠着慈禧的密旨，走到成都就假托有病，不再前行，此后一直住在成都。钟颖是同治的表弟，很受慈禧的宠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钟颖奉旨在凤凰山训练新军，那时候他才十八岁。等到新军练成，钟颖就做了协统。宣统元年闰二月十四日（1909年4月4号），清廷应联豫的要求，下旨让钟颖率军入藏，于宣统元年七月从成都出发。因官兵大部分是四川人，这支部队常被外人称为“川军”，他们自称“陆军”，或“驻藏陆军”。

这封电报内里提到钟颖是联豫点名要派的，而后来联钟多有不睦[1]。此时赵尔丰的驻藏大臣之职，一个多月前已被免除，只保留了边务大臣的职务。

注[1]：联豫，字建侯，满正黄旗人（一说正白旗），时任驻藏办事大臣。是当时的军机大臣那桐的舅舅。联有小才，但为人心胸较窄。前面就因为张荫棠（张荫棠当时奉命查办藏事，联豫是驻藏办事大臣，所以拉萨城当时有两个钦差）搞新政的风头盖过了自己，而设法挤走了张荫棠。这次调钟颖入藏，不是他的本意，是内旨风其请调的。钟颖到藏后，联豫发现钟比自己得军心（川军受驻藏大臣节制），嫉妒之心又生。后来想方设法削减钟的权力，最终用罗长裿代替钟颖来领军。为后面的大乱埋下了祸根。

赵尔丰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1908年3月6号）被任命为驻藏大臣，至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六日（1909年2月16号）被正式免去驻藏大臣一职，总共不到一年时间。

这期间清政府对是否派赵尔丰入藏，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初任命赵尔丰时，似乎决心很大，把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也调到四川做总督，好让兄弟二人联手办事，减少推诿。赵尔丰在二月接到任命后，就一直在积极地做多方准备，如募兵招垦，运粮修路等。五月和赵尔巽做了川督的交接，因诸事繁杂，没有当即出发，清廷六月份还发电报催促，逼得赵尔丰给军机处发了一封电报说明情况：

注[2]: 当时军士多不愿入藏，闻听出塞，皆涕泣不愿往。募新兵赴藏亦难。

赵尔丰的任命一传到藏中，立刻就遭到了西藏政府的反对，他们一再要求清廷撤销赵尔丰的职务，并调兵拦阻。一开始，清廷的态度非常强硬：

赵尔巽根据指示也作了相应的布置。赵尔丰在八月初四率军从成都出发，在起程的前一天，还接到了军机处这样的电报：

然而一个月后，清廷就给成都将军马亮发出了这样的上谕：

马亮经过调查，发现藏中指控赵尔丰各案，均与事实不符，捏造这些罪名，目的就是不让赵尔丰入藏。他上奏道：

同时马亮建议中枢不能再派赵尔丰进藏，他认为：

其实，马亮还没有调查完毕，清廷已经做出了选择。赵尔丰带队走到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时，就接到军机处的命令，让他去德格办理土司承袭纠纷。这类土司事务，一般来说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处理清楚的（赵尔丰这次就花了一年），而清廷让赵尔丰去办理土司事务，显然早已不是六月份时急吼吼地催赵进藏时的情形，但此时尚未明文撤去赵驻藏大臣的职务，明文撤职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

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六日（1909年2月16号），清廷正式解除赵尔丰驻藏大臣的职务：

此时清廷下决心撤掉赵尔丰，是跟“生猎火烧”（发生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腊月底）有关的。藏中曾于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八致电清廷 外务部 ：

清廷最终听从了藏中的请求，撤了赵尔丰；没有听从他们不让再派兵的要求，又派了钟颖带兵过去。

钟颖虽然是协统[3]，但其所率进藏之兵实际上仅有1700余人，比正常编制的人数要少不少。这队人马的各级军官，大多都是刚从军校毕业的学生，士兵也多没有实战经验，故这支“川军”的战斗力远远不如赵尔丰的边军。藏中得知赵尔丰被撤后，所聚之兵不但没有退（因朝廷还是要派兵来藏），反而集结得更多，分为几股，分别在江卡，乍丫和恩达附近，阻挡进藏的大路（当时的进藏大路即是康藏驿道，打箭炉（康定）——雅州——理塘——巴塘——江卡（芒康）——乍丫——察木多（昌都）——恩达——洛隆宗——硕板多——拉子——甲贡——拉里（嘉黎）——江达——墨竹工卡——拉萨）。

康藏驿道前一半，打箭炉（康定）到察木多（昌都）部分。红框所圈均在康藏驿道上，蓝框所圈是钟颖所带川军的行军路线。

驻藏大臣联豫怕川军不是藏兵的对手，要求赵尔丰派兵护送川军入藏。赵尔丰当时正在德格进行改土归流，他要求川军避开川藏大道，改走北道（打箭炉（康定）——道坞（道孚）——霍尔章谷（炉霍）——甘孜——更庆（德格）——江达——察木多(昌都)，后同康藏驿道），以利于赵尔丰就近声援。

康藏驿道后一半，察木多（昌都）到拉萨部分。红框所圈是康藏驿道的驿站。

注[3]：清代新军编制，由大至小，为镇、协、标、营、队（哨）、排、棚，相当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排、班。其长官分别称统制、协统、标统、管带、队官（哨官），排长，正副目。

每镇辖步队二协，马队（骑兵）一标，炮队一标，工程队一营，辎重队一营。步兵协每协下辖步兵两标，每标又辖三营，每营辖三队，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马队（骑兵）标辖三营，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每队二排，每排二棚。炮兵标辖三营，每营辖左中右三队，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工程，辎重营以下编制同骑兵。最基本单位棚约有兵员14人，全镇共有军官司事约七百余人，兵员约一万人，夫役约一千五百多人，全镇总兵力约一万二千多人。

以步兵协为例，只计算兵员（不含军官司事夫役），一棚14人，一排42人，一队126人，一营378人，一标1134人，一协2268人。

钟颖所辖应为一混成协，混成协正常的编制是步队一协（兵员2268人）、马炮各一营（马队营兵员224人，炮队营兵员378人）、工辎各一队（工程队、辎重队兵员各56人）。合计兵员有2970人。加上约有兵员1/5的军官司事夫役600人，一混成协按正常编制应该有3600人左右。而钟颖军的人数只有1700人，比正常编制要少。

川军于宣统元年七月中旬从成都出发，在打箭炉稍事休整后，八月中旬从炉城出发，路过更庆（德格）时，钟颖去拜见赵尔丰。罗长裿在赵尔丰幕里正郁郁不得志，一遇到了钟颖，就求钟设法将其移调西藏。钟颖是帝戚，又正值少年（时年二十二岁），豪爽任侠，密电罗情于宫内，以内旨风请联豫请调。此时是宣统元年十月。

果然，很快联豫就上了这样一道折子：

注[4]：海珠是钟颖的亲戚。这五人之中至少有两位的调入跟钟颖有关。

罗长裿年初投奔赵尔丰的时候是四品衔，中间还犯了一回错误，现在是三品衔。大概是赵尔丰军功太多，请功的时候幕府中人也跟着沾光。赵尔丰也算没有亏待罗长裿了，但是联豫的折子一批下来，罗长裿还是选择光速逃离赵尔丰，奔向了联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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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罗同学既“久历戎行”，又“长于文牍会计”，偏偏就属于无用之才……

静观他在西藏闹出什么事来……

钟颖率领的川军在十月份抵达察木多（昌都），再往前走，就是藏境了。这里先把川军进入前西藏前，西藏的大概情况交代一下。

清朝对西藏的控制力在康雍乾三朝达到了高峰，从嘉庆皇帝开始，清朝对西藏的控制逐渐衰弱，以至于百年之后，进入西藏的西方人认为：清朝所宣称它对西藏的宗主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细若游丝。然而，清朝对西藏管理政策在它灭亡前的几年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延续一二百年的“以静制动（实际就是放任自流）”之法被抛弃，以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取而代之。

这一切的分水岭就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荣赫鹏率领下的英军入侵西藏。达赖喇嘛在英军进入拉萨之前逃向了蒙古，而留下来的噶厦政府和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清廷拒绝承认这个条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率参赞张荫棠[1]等赴印，和英印政府谈判。会谈中，双方在中国对西藏拥有的是宗主权（suzerainty）还是主权（sovereignty）上相持不下，谈判陷入了僵局。唐绍仪因病返回北京，留下张荫棠作为全权代表，继续谈判。张荫棠在谈判中积极维护了国家主权，当然他也饱尝了弱国外交的痛苦，洞察了英国图谋吞并西藏的阴谋。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正月和二月先后致电清廷，阐明西藏的形势，呼吁改革藏政，并给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

此电反映了张荫棠的宗旨就是收回政权，办法是用强大的兵力做后盾，以图改变政教合一的现状。这封电报引起了清廷的重视，后来清廷在西藏推行新政，基本上就是顺着这个思路来的。

注[1]：张荫棠(1864-1937)，广东南海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纳资为内阁中书，次年即考取海军衙门章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驻美使馆三等参赞。次年改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旋调任驻西班牙代办。戊戌变法时，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有来往。变法失败后，因涉嫌参与维新派“逆党”而被罢职。赋闲多年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参赞身份陪同唐绍仪赴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印商议修订《拉萨条约》。光绪三十二年奉命入藏查办藏事。

张荫棠

鉴于张荫棠的外交才干和有整顿藏事的志向，在谈判工作完成后，清廷令他入藏“查办藏事”。“查办藏事”是个很模糊的指令，但张荫棠接到旨意后没有犹豫，立刻从印度大吉岭入藏，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1906年11月27号）抵达拉萨，“达赖代理人及四噶伦，均亲郊迎，廓尔喀（尼泊尔）酋长排队来接，藏民万余夹道焚香顶礼欢呼”——因藏人听说了他在跟英国谈判时的强硬表现。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1906年12月5号），清廷调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回京，以帮办大臣联豫擢驻藏大臣（联豫的帮办大臣是该年七月到任的），以张荫棠为帮办大臣。但张当即回绝，认为自己不做驻藏大臣[2]，反而更有利于办事，因驻藏大臣就是无用的代名词：

清廷答应了张的要求，收回了帮办大臣的任命，让联豫兼任帮办大臣。

注[2]：驻藏大臣有两种，即驻藏办事大臣，和驻藏帮办大臣，前者简称驻藏大臣，办事大臣，办事；后者简称帮办大臣，帮办。这两种大臣名义虽是一正一副，但彼此相对独立。后来联豫上奏请撤去帮办大臣一职，以左右参赞代替。左右参赞听命于驻藏大臣，故此举可以将权力全都收归于办事大臣。

张荫棠很快就在西藏展开始了旋风般的动作：

1）申明主权。宣布禁止英国人和藏人进行直接接触（只能由清廷派来的人和英人进行接触，以表示外交权在清廷），意在申明中国对西藏拥有（内政和外交上的）绝对主权，而不仅仅是宗主权。例如，《拉萨条约》中对英国的第三期（最后一期）赔款，英国主张让一噶伦送交至英人之手，而张荫棠坚持他本人以支票形式直接送交。

2）整顿吏治。参劾了前驻藏大臣有泰等一批昏庸误国，贪赃腐化，鱼肉藏民的汉藏官员，促使清廷下令将他们革职查办，全藏百姓称快。有泰二事：1）有泰在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到任后，英军那时还驻扎在堆朗，约有泰往议，有泰不敢去，借口商上（噶厦政府的财政和行政等部门）不肯支应乌拉（农奴向农奴主支应的各种无偿差役，包括人役，畜役，捐税、地租等），不能起程；后来英军进驻江孜，日请有泰往议，仍不敢去；最终酿成了后面的惨祸。有泰这才去见荣赫鹏，讲自己无权，受制商上不肯支应夫马等情况，以求开脱。有泰的这些话被荣赫鹏载入蓝皮书，以证明中国在西藏没有主权。2）英军驻拉萨两月，兵费约五、六百两，有泰借端报销至两万；噶伦因赔款事赴北京，所费约六、七百两，有泰报销至三万。

3）颁布新政大纲，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张荫棠致电清廷，提出《治藏刍议十九条》，内容主要包括：优待达赖、班禅，恢复藏王体制，以汉官监督；设置西藏行部大臣，另设会办大臣，统制全藏，下设诸官，分理内治、外交等局事务；主要地区设道府、同知等职，由陆军学堂毕业生担任要职，督率藏官治理地方；筹饷练兵，拨北洋新军六千驻藏，以壮声威，调内地武备生来藏训练藏兵十万；设置银行，收回造币权；裁撤站兵，改办巡警；扩充拉萨制枪厂；修筑交通，架设巴塘至拉萨电线；兴办教育，广设汉文学堂，创办汉藏文白话报；振兴农工商，开发矿产资源；废除乌拉差役；试种茶树，抵制印茶输入；改良风俗；与布鲁克巴（不丹）和廓尔喀（尼泊尔）密结攻守同盟；加尔各答设总领事，侦探印事；拨款二百万以资新政。到了二月，张荫棠又颁布《传谕善后问题二十四条》。

4）翻译发行《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前者主要宣扬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后者主要内容是改革藏族日常生活中那些张认为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如天葬，一妻多夫，寡妇改嫁等。

头两条是张荫棠自己能完成的事。第三条是变革政治体系，推行新政，显然难度大了不小。张荫棠抵达拉萨的时候，是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做起事来就会容易。当张荫棠把他的改革计划《二十四条》交给商上和三大寺堪布（主持）后，等了一个月，发现商上一点都没有催促民众大会[3]通过这个计划。张荫棠知道自己不得不出面打破僵局了。他径直赶到了议事厅，闯入了正在召开的民众大会，向与会者慷慨陈词，大讲赫胥黎的《天演论》，“力陈物竞灭演之公理”，指出如果西藏再不设法求变，就会像印度那样，被更强的民族（像英国）所捕食。末了，他说自己现在每天没日没夜工作，累得气喘咳血，都是为了西藏好，然后他立刻在佛前发誓：称自己是怀着一颗帮助西藏之心而来的。

注[3]：民众大会，藏语称冲都（Tsongdu）。如果有噶厦不能决定的重要事务，如战争、议和、选举摄政及达赖转世等问题，就由噶厦呈请达赖喇嘛或摄政召开民众大会，与会者是各级官员代表、三大寺堪布和贵族代表。有些较重要的事或政府不愿做的事，常常借大会来应付，或推脱责任。

张荫棠的改革计划就是政府不愿做的事（要剥夺和分散他们的权力），所以就借民众大会拖着。

据张荫棠的秘书记载（可能有夸大之辞），与会的藏人都被张大人的话感动了，他们说从来没有一位驻藏大臣像张大人这样致力于帮助西藏，别的驻藏大臣只是完成他们三年的任期，拿到俸禄和贿赂后走人。还有几个民众大会的首领发誓说他们以后不再歧视汉人，要汉人一起抵御外侮。

改革终于可以启动了，张荫棠马上提交了设九局的计划，即在政府下面开设交涉、督练、巡警、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九局。此时是光绪三十三年三月（1907年4月）。

当时很多人都在关注着张的动作，连遭到张的参劾而被革职，现被软禁在家的前驻藏大臣有泰都他的日记中写到：因张荫棠在佛前发了誓，藏人现在对他既信任又喜欢。张荫棠赏给他们的翎毛，他们都很愿意戴着；而驻藏大臣联豫赏的翎毛，他们则拒绝佩戴。

那时候张荫棠几乎每天都要和各处赶来见他的僧俗谈话，他从这些谈话里获得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也慢慢地改变了他想调兵入藏的想法。也许是因为他被刚入拉萨时盛大的欢迎仪式感动了，也许是因为跟藏人的谈话让他了解了更多，认为派兵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张荫棠并非不知武力的重要性。他在海军衙门当章京时，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在西班牙作代办时，又适逢美西战争。他对武力的感受应该是很深刻的。他在印度的时候，提议还是派两万兵，就是明证。无论如何，当张荫棠真正到藏后，他的想法迅速地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先是变成调六千兵，后又变为不派兵，只训练本地（藏）兵。他电奏清廷，说他计划每年新练五千兵，直到练满四万为止，同时希望可以调年轻有活力的北洋军事学堂的武备生来当教官。

藏人对这个练兵计划自然是无比赞成。稍后，张荫棠又宣布，任何健康的男子，从十八岁到三十岁，无论是汉还是藏，是僧侣还是平民，都可以加入新军。

张荫棠被派到西藏去是为了加强中央和西藏之间的联系。而现在他的某些做法已隐隐有了与这一目的背道而驰的效果。原来主张派重兵，现在主张让藏人自己练兵设警察，而且他还特别强调尚武，要求藏民“人人练兵，天天讲武”。是不是这些滋生了清廷的不安之意？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九（1907年6月19号），张荫棠奉命去印度，就《拉萨条约》中的开埠一节和英方谈判。此时距他进入拉萨只有六个多月的时间。他开启的新政，此时刚刚进行了两个月，实际上受制于当时汉藏不合，前后藏不合等因素，绝大多数都被藏官拖着，并没有开始办。

无论如何，张荫棠要离去了。而且他这一去，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过西藏。他的新政虽然还没有什么成效，但藏民对他的热爱是真的。现在西藏有一种花就叫“张大人花”，传说张荫棠带入的，被藏民取了这个名字。张荫棠在西藏的半年，是那个时代中央和西藏的关系为数不多的温馨时刻。

张荫棠为什么被突然调离？是来自中央的不满吗？他的新政，是不是会人去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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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张荫棠的离去力量并非清廷，而是联豫。彼时联张已经水火不容，张要求辞职，清廷让他去印度谈判，实际只是给他一个体面的离开而已。

张荫棠抵达拉萨时（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1906年11月27号），联豫已经在那里办了两个多月工了。两个半月前（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1906年9月10号），联豫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抵达拉萨，迎接他的是驻藏大臣有泰（就是后来被张参劾的那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有泰在他的日记里常常提到联豫。让我们来看看,有泰眼里的联豫是什么样子。

注[1]：很多介绍都说联豫是正黄旗人，有泰的记载是正白旗。

注[2]：八十兵指的是联豫入藏时带来的卫队，大约八十人。手下的兵穷成这个样子，联豫的确够寡恩。

注[3]：争厕所。

有泰经常在日记里这样嘲笑联豫，联大人的到来给他添乐儿不少。然而，联豫可并不是一个小丑。他会讲法语，早年随薛福成出使过英法等国，懂得新学。

果然，没过多久，联豫就将四噶伦及相关人员召集过来，告以自己的十条新政之法：

注[4]：噶布伦，即噶伦。旧时西藏噶厦政府的最高官员。共由四人组成，三俗一僧。擦绒是当时的噶伦之一。

注[5]：噶勒丹池巴：即甘丹赤巴，甘丹寺的最高主持人，意为甘丹寺法台。又因甘丹寺是格鲁派的祖寺，故甘丹赤巴也是整个格鲁派的主持，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当时的甘丹赤巴是策墨林呼图克图罗桑坚赞，达赖前后两次出逃都委他做摄政。

等了十几天，噶勒丹池巴那边也没有动静，联豫只好派人不断催促。这一日，忽听下属报说，这几天还是不要去找噶勒丹池巴了。噶布伦那群人奉了张大人（张荫棠）的命令，都要到江孜去报到。联豫早就听闻张荫棠一入藏境，欢迎的人就络绎不绝；而自己进藏时，啥动静都没有。本来心理已经够不平衡的了，这又听到那帮番官为了迎接张荫棠，弃自己的计划于不顾，就更气不打不出来。气头之上，就想派个人到江孜看看情况，探探消息：

有泰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张荫棠是奉旨查办藏事，且并无旨意让他和驻藏大臣一起查办，故驻藏大臣也在被查办之列，要避嫌。

联豫的火没处发泄，只好更加拼命地抽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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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里说过，张荫棠一到西藏，很快就辞了帮办大臣一职，理由是“查驻藏两大臣，徒有办事之名，几同守府，遇事掣肘，莫能过问，为人轻视”。这些话很快传到了联豫的耳朵里，联豫没法儿对张产生好感。

张荫棠开始实施新政后，联豫发现张的新政措施有好多都是和自己的十条是重复的或类似的，联豫就更不痛快了。他觉得张荫棠这个局外人抢了自己本来要做的工作，还获得了一片赞誉；那些噶伦堪布整天围着张荫棠转，对自己却不理不睬。张荫棠赏给他们的翎毛，他们屁颠屁颠地戴着；自己赏给他们的，却从不佩戴。殊为可恨的是：张荫棠还是汉人。大清开国二百多年来，何时用过汉人来管藏事？

有泰这会儿不笑话联豫了，因为他下面的喽喽们都被参了，日日找他要他拿主意。更惨的是，有泰自己也被参了。总算他和联豫的关系保持得还不错，还能常常在一起听听戏打打麻将来解闷。在麻将桌的闲言碎语中，他发现联豫的家族在北京有着很好的社会联系，联豫本人还是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桐的姑舅舅。于是，有泰决定利用这点。他知道联豫贪财，常送些金笔之类的玩意儿，弄的联豫特高兴。这天，有泰如愿以偿地从联豫那里借到了密电码，靠此给那桐发了一封电报，说张荫棠是个扰乱西藏的无能官员，自己是冤枉的。

发给那桐的电文开头是这样的：

写完了电报，有泰让自己的一个亲信叫做王永福的，星夜赶往噶里古答（加尔各答）把电报发给那桐。之所以跑这么远，是因为西藏江孜和靖西两处的电报局都被张荫棠派人看着。

注[1]：按上下文，猜测这里应该用忿恨，怨恨之类的词。卸恨似乎是相反的意思。

半个月后，派去发电报的王永福从印度回来了。在同一天，有泰发现了张荫棠和那桐的关系：张是那的门生！据说还是花了几万银子才拜得的。看来靠拼后台只能拼个平手，有泰只能苦笑。他知道他必须想别的办法——把联豫彻底拉到自己这边来。

有泰想到恰在前几天，那个爱折腾的张荫棠又整出了这么一条：

只需再浇点油就行了。有泰派人扬言于众，张荫棠俟将有泰置之死地，再治联豫。联豫果然怒不可遏，忿然道：“死一康广仁，欲今令八旗人均给其偿命耶？” 张荫棠是康有为的老乡，在百日维新后因和康梁过从甚密而被革职，联豫视其为“康党”余孽，加之联豫本人把满汉之别看得比天还大，所以就有了上面那番话。

从此联有二人亲密合作，不断地给那桐写密信。说现在革命党排满遍天下，广东人占了大半。而张荫棠先是一个汉人，又是一个广东人，还是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老乡。现在革命党和康党彼此勾结，故万万不能信任他。诸如此类的话。

联豫和有泰整日在一起对张荫棠的所作所为评头论足，不外乎说张的措施荒谬，闻所未闻，操切等等。张荫棠的新政里有一点是“让喇嘛还俗一节照巴塘办理”，联豫发现后，就煽风点火说，前面凤全[2]就是为此事丧命的，这么办危险的很。全然忘了自己十条新政的第十条就是让喇嘛还俗。

注[2]：凤全，有泰之后的驻藏大臣，《拉萨条约》签订后，清廷决意治藏，派凤全过去，本是要去接替有泰的，但还赶没到西藏就被杀了。凤全在赴任途中，在巴塘停留时，提出限制喇嘛寺的人数，任何一个寺不得超过三百喇嘛，多出的立刻解散，另立小寺。十三岁以下喇嘛一律还俗等方案。遭到喇嘛寺僧众的嫉恨。后来巴塘丁林寺喇嘛和当地土司合谋，将凤全一行几十个人全部杀害，时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夏之交。清廷为之震动，将赵尔丰调入滇边的直接原因就是为处理这件事。

张荫棠一时发现自己陷入重重阻碍之中，他很清楚这些压力来自何方。他被迫上书，允许有泰以开复[3]的身份离开西藏。

注[3]:开复,指官吏被降革后恢复其原官或原衔。如果有泰以革职的身份离开西藏，则他就不能享用官方驿站的招待，一切事宜都需自己打点。故实际上有泰离去时，一路上驿站的人都迎来送往，在他的日记里均有记载。

张荫棠虽显示了自己也是可以做出一些妥协的，然而，他没有料到自己一让步，立刻招来了更为猛烈的攻击。这次攻击被原原本本地记载在了有泰的日记里。那时候有泰已经离开了西藏，在回京的路上。

大家一看这首俚歌，就能把它的出处猜个八九不离十。明明是出自清朝的官员之口，硬是装着用藏人的语气，可惜露馅的地方太多。不过炮制这首歌的人，才不考虑漏不漏陷，达到目的就成。

目的达到了，张荫棠倏忽之间就离去了。他在全体家人的声誉被诋毁，生命受到威胁，忙碌几个月，几乎没有任何成效，加之到藏以后身体也一直不好的情况下，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

胜利属于身兼驻藏办事大臣和驻藏帮办大臣的联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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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6月）离藏之后，联豫迎来了一段大权独揽的时光。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俄两国改变了各自的侵略西藏的政策，于1907年8月在圣彼得堡签订了《英俄条约》，其中关于西藏的部分是：

联豫碰上了好时光。此时达赖流亡在外，拉萨正处于权力真空期，而联豫是此刻唯一的驻藏大臣，可谓大权独揽。他借此机会从几个方面大力推行自己的新政：

1） 练兵。编练新军，设督练公所；创设巡警总局。

2） 兴学。设学务局，兴办新学；开办汉、藏文传习所；创办藏文《西藏白话报》，设立译书局。

3） 通商。开矿，造币，通邮，开埠，设立税关。

4） 政治体制改革。裁撤驻藏帮办大臣（对皇帝负责），设左右参赞（对驻藏大臣负责）；裁撤粮员[1]，改设理事官及驻地委员等。

注[1]：粮员，粮台的办事人员。清时粮台主要是管理仓储和转运粮秣、饷银、兵服、靿（yào）鞋和军火，承办驻藏大臣委查案件等，在西藏地方是事实上的汉人地方官。

联豫很快就发现他的改革非常难以推行。藏官对他的命令都是阳奉阴违，非暴力不合作。到了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的消息传入藏中后，达赖喇嘛写信给噶伦政府，起用已被革职的噶伦夏扎班觉多吉等人，各处调兵阻碍入藏大路，只当联豫不存在。 联豫只能盼着大军快快来到。

可是事与愿违。赵尔丰受命后，花了长时间做准备工作，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不得已才起程前来。走到半路，德格土司争袭作乱的消息传来，赵尔丰似乎对德格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加之当时藏中反对之声鼎沸，赵尔丰应该是颇为乐意地接受了处理德格土司事务的任务——没错，赵尔丰是主张向西藏用兵的，但是他一向强调治藏先治边，川边稳定了，治藏才有本钱。如果在川边不稳的情况下就进入西藏，其实是冒着腹背受敌的危险。

赵尔丰的任务落在了钟颖的身上。这位二十出头的皇亲，和他手下大部分士兵一样，还没有见过战场是什么样子。换下沙场老将赵尔丰，换上毛头小伙儿钟颖去执行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怎么看都太不可思议。清朝的决策者是怎么想的？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决策者是谁。那是1909年初，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前一年已先后驾崩，此刻握有实权的是光绪的弟弟，二十六岁的摄政王载沣，而载沣当时的想法就是把军权重新集中到皇家。这么一来，钟颖的任命无论多荒谬，也就顺理成章了。

醇亲王载沣、溥仪、溥杰

当钟颖的军队向拉萨进发时，还有一队人和他几乎先后出发，目的地也是拉萨。这就是在外流亡了四年多的十三世达赖一行。达赖在北京受到了慈禧和光绪声势浩大的接待，然而，他收获只有失望和怨恨。一是清廷坚持让他向皇帝下跪，而不是他所要求的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皇帝的惯例。二是他向清廷提出直接奏事权[2]，清廷拒绝，要求他仍然通过驻藏大臣和中央联系。

注[2]：十三世达赖援引五世达赖（五世达赖是其偶像）的例子，说五世达赖曾收到顺治帝的旨意“着该达赖喇嘛如遇有紧要大事，准其专折奏事；如有平常事件，与噶布伦等商议妥 确，转呈驻藏大臣代奏”，要求现在给他同样的权力。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引用：1）清实录无记载 2）五世达赖年谱无记载 3)驻藏大臣从雍正五年开始设置，五世达赖时没有驻藏大臣。如果给了达赖直接奏事权，就会进一步削弱驻藏大臣的权力。而当时清廷致力于收回权力，在这上面不会让步。

十三世达赖年轻的时候

然而达赖的北京之行却也不是毫无收获。其一，会见了英国驻华使节朱尔典（John Jordan），表达了和解的意愿（达赖因为英军侵入拉萨而出走）。达赖说：“过去发生不幸之事并非本人初意，深望今后藏印两方永保和平友好之精神。”其二，厚结军机大臣那桐，要求他设法阻止赵尔丰入藏，仍让联豫（那桐的舅舅）做驻藏大臣。

十三世达赖流亡路线

慈禧和光绪驾崩后，达赖一行也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底（1908年12月）起程返藏。达赖在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九日（1909年12月21号）回到拉萨布达拉宫，受到了僧俗各界的隆重欢迎。联豫也率属吏前往迎接，但达赖喇嘛对其视而未见。联豫非常恼怒，就扬言达赖喇嘛私运俄国军械来藏，亲赴布达拉宫检查，没找到；又派人去那曲查验达赖的行李，仍未发现枪械（两下不同步，即使真的有，也不可能搜着）。达赖喇嘛的脾气可没比联大人好到哪里去，前番不搭理联豫已经说明了这点。达赖当即报复，停止了对驻藏大臣的供应[3]。双方闹到水火不容，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一次面，也再也没有说一句话。此时中央和达赖之间的勉强靠着一个温宗尧[4]来沟通。

注[3]：按规定，驻藏大臣的一切供应，由藏中支付。这些供应包括柴草，粮食，乌拉等。

注[4]：温宗尧，当时的驻藏帮办大臣。去年（1908年）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后向中央推荐了温，此时温宗尧到藏已有一年。他和联豫之间的关系非常差。联豫权力欲太强，不能和别人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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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Photo Archive里有几十张：

外链出处

有一张上有驻藏大臣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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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驻藏大臣钦署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