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隐秘战线上的“抗日三杰” -- 席琳
1987年8月5日清晨，一辆疾驶而来的公共汽车将一位出门遛早的老人无情地撞倒。驾车的司机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位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龙钟老人，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刘仁静，一位被党认定为背叛了革命的老托派。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事件。因为，纵观中国托派错综复杂纷乱无聊短暂而充满痴呆气的历史（1928－1952），他们总是撞车：不是车撞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去撞车，而他们自己又总是以战车自诩，不仅对"敌人"，而且相互间猛烈地冲撞、挤压。然而，他们实在算不上是真正的战士，只能说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家。当自号为移山郎的托派大理论家李季等人挟着钢刀与铁锤，横枪立马大呼小叫地断喝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勇猛战士时，只让我们想到堂吉诃德站在小船上冲向水磨轮盘的情形，其手中的铁锤也就成了旧小说里草包英雄挥舞的头号大纸球，其执着勇武而又荒唐笨拙的样子，忍不住使人笑来。
与刘仁静相比，另一位托派文物式的世纪老人郑超麟则可称得上是无疾而终，其结局或许是大陆托派中最好的了。这位与监狱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先生，能够从容地走向死亡，确乎定力超人。据寓居海外的托派成员王凡西《双山回忆录》记载，在国民党监狱里，面对"要枪毙"的信息，他谈笑自若，"仿佛是一位得道的高僧，预知自己的解脱期近，欣然等待那个'好日子'到来"。这位老先生坚韧的毅力，确实令人钦叹。在他以98岁高龄逝世（1998年8月1日）前的三个多月，还为自己翻译的纪德著《从苏联归来》写过一篇新序。而据同事唐宝林先生《中国托派史》载录，郑超麟1972年坐满20年刑期出狱后，竟完成一百多万字回忆录、四百多首诗词，还翻译了一部德国的长篇小说。估算郑超麟一生的文字产品，当在一千万字以上。不过，最令我感佩的，还是北京的东方出版社居然有胆识在九十年代出版郑的两部回忆录（《怀旧集》、《郑超麟回忆录》），这在八十年代，尚属不可想象。而郑老先生在某些电视文献片如《邓小平》中的亮相，更使这位老人一度成为知识界不大不小的名人，当然头衔已不再署为托派，而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上海文史馆馆员之类了。
勇武荒唐可笑之外，会写善写、下笔千言，是托派的一个特点，陶希圣甚至说李季"一摇笔就是几万字"。刘仁静精通俄文，做过托洛茨基的中国联络人，郑超麟以及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汪泽楷则俄文、法文均精，而另一个铁笔杆李季，其英文是经过辜鸿铭训练的，又曾在德国留学，故德文水平也没得说。我们得承认，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托派所做的工作远大于中共干部派。假如托派仅仅做安分的翻译家，或许还能保得一生平安，但他们偏偏要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字撰述，光李季一人，就出版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辩证法还是实验主义》、《我的生平》、《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马克思传》等许多著作，这就沾上惹祸的边儿了。假如仅仅限于文字上惹祸，也不过流于文人之间相互谩骂的轻松闹剧，例如，朱其华骂严灵峰是三家村的泼妇，李季骂陶希圣是"江湖术士"，等等，但是，这些最不适合闹革命的书呆子偏偏要去闹革命，而闹革命又限于唾沫星子满天飞的谩骂争吵、拉帮结派、说胡话、想当然，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书生论政，三年难成"那句老话了。
如此看来，托派真可以说是一群不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的忘形者。据李季讲，他打小就营养不良，常患病，枯瘦如材，就是六月炎热天也不出汗。而且，他自小便和"血"打交道：便学、吐血、流鼻血。在北大读书时却又变成了一个大胖子，登楼即喘，步履维艰。但他天生好胜，自小就常在失败时哭闹。某年六月的一天，祖母让他提两斤烧酒去送给田中打柴的农夫，他因口渴，便一路饮去，及到目的地，因受烈日蒸射，酒性登时发作，倒在田中，知觉全失。
这正是托派的活写照：明明先天不良，偏要充当英雄；不管那酒是否醉人，只要能一时解渴，便一路饮去，不计后果，正如他们的重要信条：目标无关紧要，运动便是一切。他们流的血不是英雄断臂，而是内亏肾虚。结果现实捉弄了他们，使其"倒在田中，知觉全失"。
托派是不幸的，然而却是自找的；托派的命运或许值得同情，但托派的立场绝不值得赞同；托派成员的结局大都可怜，但他们的许多作为又确实可恨。托派的骄傲自负顽固执着很值得叹服，但主观偏执、无视现实、宗派主义、极端教条、目无全局、无限上纲、左得邪乎，却也使人观止。他们曾经是最早的中共党员，又是最早被开除党籍的一批人。但是，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除了"伟大的先知"托洛茨基，他们谁都瞧不起，即使对他们实际的或精神的老师陈独秀也不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信仰执着，可有些人背叛起信仰来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他们热衷于理性的理论探讨，却又最爱闹情绪，不冷静，所热衷的理论也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玄谈。他们非常渺小，但他们的心思却能气吞山河。托派固然不是斯大林及其信徒们所诬称的什么杀人匪帮、工人阶级之死敌、外国雇佣的特务或汉奸，但他们对进步潮流的叫骂，又确实像是癞蛤蟆爬脚面，叫人既讨厌又恶心。或许可以说，他们是20世纪中共党史中异化出来的一个怪胎。
相对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托派还算得上是客气。1950年12月21日，刘仁静、李季在《人民日报》发表认错声明，表示与托派断绝关系。主动认错，这在一向以真理化身自居的托派成员身上表现出来，不免显得有些滑稽。然而，思想改造似乎就是不能融化他们顽固的大脑。1952年5月，当人民出版社批判刘仁静时，他毅然决然地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尔后更公开表示："我的脑筋就是这样顽固，大家可以枪毙我。"接着便摔碎茶杯，躺在地板上咿呀乱叫。结果，被开除工会会籍。如此悍然对抗，不禁使人想起梁漱溟的叫板"雅量"。到12月22日，由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公安人员在大江南北采取统一行动，将托派组织一网打尽，所有托派分子全遭逮捕，骨干成员分别被判处20、15、10年等徒刑，收入监狱。
然而，牢狱依旧不能改变许多托派分子的"信仰"。1973年，最高指示释放全部在押托派，此时的刘仁静依然没有认罪，以至滞留在监狱里不能出来。翌年，在监狱里照顾他坐牢的老伴给女儿写信说，老头子不但不认错，"而且要准备写一个根本没错人家不应关他的东西。"老伴对此当然非常生气，伤感无限地对女儿写道："他的死脑筋总是变不过来。现在又是东翻西看，一点也不想正经学习。我想了又想，实在觉得生活着是多余的，很想学古人来个尸谏。"而刘仁静却在笔记本中写道：如果有律师辩护，就可以把对他的判决驳得体无完肤。结果，至少在思想层面，刘仁静到死都保持着托派观点（详见刘威立著《刘仁静》）。
而托派主犯郑超麟，从1964年开始，就在监狱里不断地批评时政。尽管如此，中共始终没有像苏共那样对托派采取肉体消灭的政策。进入八十年代，托派沾时代的光，也渐渐成为陈旧的时新货物。
1978年底，刘仁静恢复自由。1986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汪泽楷死于１９５９年底，１９８４年６月被恢复政治名誉。这对托派来说，也就够可以的了。
托派也许是 ”主观偏执、无视现实、宗派主义、极端教条、目无全局、无限上纲、左得邪乎“， 可是比较起”全部逮捕“，”分别被判处20、15、10年等徒刑“，”强制思想改造“”，不知道那个更象怪胎，更讨厌又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