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遥看清明时节的毛热邓冷 -- karman

没有教育内容打底子，中宣部不会有这么好的收成；当然，相反，正是因为有了教育部的基础工程，即使中宣部要改变宣传口径，也不再那么容易了。

每人都回忆一下自己的受教育历程，就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了——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观念不是中宣部给的，而是教育部给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虽然是妹纸，但见识却远在某些男人之上，赞！

89年CMU的博士，虽说不是CMU的主流专业，但也足够在国内外的学术圈或者工业界混了，为什么要花十年时间去德州拿一个政府学的博士？

反常即妖啊。

第九章 “渤海二号”事故的冲击波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9月22日09:08

　　如今年届四五十岁的人都知道当年中国海洋上所发生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因为这个事故所产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大的原因不仅仅是一下有72名石油工人遇了难；说它影响“太大”，是因为“渤海二号”事件来得不是时候。这起事故发生在1979年11月25日，它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始，尤其是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最重要关头和最热闹的时刻，所以它产生的冲击波远远超出了事故本身。

但不管用什么理由掩饰，“渤海二号”的沉没，说到底，终归是一场极其严重的事故，一下子有72名石油工人一瞬间就丧失了生命，这本身也是中外工程事故中的大事故。其二，“渤海二号”是中国在经济情况非常不好的时候，用巨额外汇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它被一阵台风刮翻后沉没在大海之中，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都感到心疼。其三，“渤海二号”事件发生时正值中国海洋石油全面向国际招标并已准备较大规模进行国际开发的时候，因此它成为摆在中国石油人、甚至是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到底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设备好不好、还要不要。因为当时国务院对“渤海二号”事件定下的“结论”是：石油部某些领导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职工意见和历史教训造成的。事故发生后，在各界群众中议论较多的还有一句话是：世界上那么先进的设备，咱中国人会不会用？既然没有把握用好，就不要去浪费国家有限的外汇和人民的血汗钱嘛！

“渤海二号”给当时的石油部和中国石油人带来的冲击之大，几乎是毁灭性的。首当其冲的是才上任不到两年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去部长职务，其次是主管石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这样的处分决定，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对一向红旗飘飘、战功显赫的石油工业战线来说，这种打击是空前的，以往“一声吼，也能让地球抖三抖”的百万石油工人，此时一下在全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受到的屈辱不言而喻。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石油工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成就的象征，他们从来没有哪一天、哪个时代不扬眉吐气过，即使是十年“文革”中，石油工人仍旧走到哪儿，就会香到哪儿。石油战线上有铁人王进喜式的英雄，有余秋里、康世恩这样的高官，据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从石油战线出去当省市和中央各部领导的就有几十个，这在其他部门是不可能有的纪录，因而石油人在中国各界的影响力，在许多年里是被人羡慕和妒忌的事。

现在，“渤海二号”事故出现后，红了几十年的石油人内部仿佛出现了一次大崩盘——而在这之前的中国石油人始终“团结如一人”了几十年。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连一向不用动一下声色就能指挥石油千军万马的余秋里此刻说话也没几个人听了，他本人时常也被人在报刊上不指名道姓地说三道四……

有关权力层面借“渤海二号”事件挤压石油人的情形无须多说，事实上这种斗争是非常残酷和无情的。更可怕的是，石油战线内部所出现的崩裂，既令人心痛，又十分无奈。余秋里和康世恩生前曾经皆为此对天长叹过。

“渤海二号”的“直接责任者”马骥祥。这位张文彬、秦文彩的老战友、原“石油师”一团政治处副主任，曾转战玉门、新疆克拉玛依、胜利、江汉、吉林和华北等油田，是一位曾为新中国石油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石油人，于1978年10月底出任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由于当时海洋石油勘探局是在天津塘沽，他的党委书记一职是由天津市委任命的，那时的石油部下属单位受双重领导，业务上由石油部直管，人事和党委接受地方党委领导。“渤海二号”事件沸沸扬扬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的具体“责任者”便落到了马骥祥身上，他被判了几年徒刑。这样一位曾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及为中国石油建设立过卓越功勋的“老八路”、“老石油”的被判刑，对所有石油人来说，其感情的伤害是严重的，甚至是残酷的。当时的百万石油人不理解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战友的最终命运竟然会是进了共产党自己设下的监狱……任劳任怨的马骥祥，刑满后又回到石油系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便办了离休手续，于1996年1月25日去世，终年75岁。

“渤海二号”第二位受重大处分的是石油部部长宋振明，他是因此次事故受到内心打击最严重的一位。宋振明在1978年被全国人大任命为石油部部长，时年52岁，到1980年8月因“渤海二号”事件引咎辞职，任部长不足两年。宋振明12岁时就是抗日的“小八路”，跟随部队辗转南北，身经百战，敌人打在他腿上的子弹一直留在他的身上。1952年，宋振明作为人民解放军第57师13团的代政委，与57师全体官兵一起脱下军装，成为一名新中国的石油人。他高高的身材，气宇轩昂，又极富有鼓动才能，是大庆会战中的一名杰出指挥员，始终站在最艰苦的第一线。作为石油师中唯一一名从基层干部成为共和国石油部部长的宋振明，52岁的他出任石油部长，既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改革开放、改进干部制度，使一批有才干的年轻人走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的一种象征，又是无数与他一起战斗和成长的新中国石油人的骄傲。49岁当了石油部第一副部长、52岁当了石油部部长的宋振明，在他之前的石油生涯中，运气一直不错，深得“余、康”的重用和看好。然而也许过去的历史太顺了，在他当上石油部长后仅仅不到两年时间，“渤海二号”事件出现了……身为石油部长的他，当时刚刚带着石油部31名部级领导和一批司局干部进行“西北万里行”回来，“渤海二号”就出事了，72条人命便搁在了这位年轻的石油部长身上。1980年8月29日，宋振明辞职，之后10年，一直心情不悦，积劳成疾，于1990年6月13日病逝，终年64岁。宋振明在临终前，坚决要求回到他梦牵魂绕的大庆。“生为大庆人，死为大庆魂。骨灰埋大庆，何须立碑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宋振明让他的战友们、工友们扶着将当年他与大家浴血奋斗的大庆会战场地一一重游，并在病榻上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万人广场作证》——

我又一次回到

朝思夜想的大庆。

大庆的水甜，

大庆的人亲。

对大庆的一草一木，

我都怀有深深的感情……

忘不了

在大庆这块土地上，

我度过了十八个春夏秋冬——

油井、泵站，

洒下了我的汗水；

荒原、小径，

留下我的足印……

我将美好的年华，

全部奉献给你啊，

亲爱的大庆！

……

宋振明去世后，大庆万人为他送行。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江泽民、李鹏、李先念、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而他的大部分骨灰则按宋振明本人生前的遗愿，放在了大庆的7个会战著名纪念地，“好让我的灵魂永远伴着大庆”……可是我知道，在大庆举行的遗体告别现场，有人将余秋里送来的花圈扔了出去——他们怨恨在中央高层的余秋里没为宋振明说话。这事传到北京的余秋里耳朵里，这位石油部老部长、独臂将军含着泪花，对天长叹一声：“他宋振明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怎么能不为他说话呢？可是……”一个“可是”后面，有多少让这位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老石油人内心无法说出来的委屈。而这份多年压在独臂将军心头的委屈，多少年后也没有释放出来。1994年10月31日晚，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立下卓著贡献的余秋里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在301医院的病床上整整躺了近5年，成了完全的“植物人”。据他的秘书讲，在这5年中，只有当亲人在他耳边放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的那段录音时，老石油部长会脸庞渐渐泛红、泛红……似乎有了某种意识。1999年2月3日，余秋里的心脏彻底停止跳动，终年85岁。

这些都是后话。

但“渤海二号”事故，真正承受最大打击和压力的也许要算康世恩。因为康世恩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和主要组织领导者，从出任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勘探地质局局长起，他康世恩一生就没有离开过石油工作，而且一直处在决策与组织指挥的最高层。“渤海二号”事故发生时，他康世恩虽然不是石油部部长了，但他是国务院分管石油部的副总理，石油部一切重大决定还都应该与他有关。国家正在百业待兴的时候，石油工业对外开放处在最紧张和关键时刻，“渤海二号”如同当头一棒打在了石油人脑壳上，当然康世恩可以说是受冲击最重的。他受记大过处分，也开了国家副总理的先河。让石油人当时极其焦虑的是：正处石油工业对外开放的战略步子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的关键时刻。康世恩这棵大树倒了，一百万中国石油大军不成了散兵游勇了？

石油人急啊！急得甚至乱骂人：妈的，海洋上打井，谁也没有干过嘛！能保证不出一点事吗？再说了，海上起大风，我们能顶得住吗？老子干了一辈子石油，流血流汗，现在倒好，一出事，就啥都不是了！奶奶的，探石油真不是人干的活！可不是，干死人的是我们，被人骂死的也是我们，这世道哪有公道！

石油系统内部也有人起哄，一些过去在具体事上受过委屈，或者像提拔、分房、工资待遇上自认为吃过亏的人，这时也向某些已经倒了霉的部领导发难……

石油部厂矿领导干部会议上，老部长余秋里出现了。他扫视着一向激情澎湃、气氛异常热烈、而今则变得死气沉沉的厂矿领导干部会场，一改其往日侃侃而谈、慷慨激昂的风格，表情沉痛、语气凝重地说：“同志们，这次‘渤海二号’事故，造成这么多同志牺牲，我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作为国务院的一个成员，作为石油部过去的领导人，也是负有责任的……”说到这里，余秋里的语气十分低沉，会场上的气氛更是格外沉闷。

突然，主席台上，一声怒吼：“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国家的石油工业！影响了我们‘石油人’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台下的干部们被老部长熟悉的大嗓门一下又震撼和震动了。

“我希望大家振作起来。要经得起考验！我也相信我们石油部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余秋里一转话锋，说，“现在我提四点希望：一要正确对待批评；二要勇于正视批评，决不可以护短，更不能文过饰非；三要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虚心征求和倾听各种批评和建议，绝不能再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四要振起革命精神，奋发图强，埋头苦干，整个石油行业要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

“你们有没有信心？”余秋里收住话茬，目光盯着台下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脸孔。

“有……”台下的回音零零落落，有气无力。

“有没有信心？”老部长的目光里溅出了火星，声音提高了一倍。

“有！”台下的声音仍然不大，且参差不齐。

“到底有没有信心？”台上，独臂将军露出了本相——那只当年在大庆使千军万马感到力量和光荣的右臂又在半空中挥舞和呼啸起来了！

“有——！”会场上，顿时响起惊天动地的回声。

余秋里的脸色缓和了不少，嘴里嘀咕了一句：“这还差不多。”

但是“渤海二号”事故对石油人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并非是余秋里的一番鼓动所能彻底扭转的。最要命的是，此刻的另一位石油统帅人物——康世恩出了大事：1980年秋，正当秦文彩他们与数家外国公司就招标问题展开一轮又一轮谈判，等待最终拿主意的康世恩同志作出决策时，这位为新中国石油工业操劳了几十年的副总理突然时常感到膀胱难受和疼痛，在秘书和家人的多次催促下，康世恩来到301医院检查，结果令大家大为震惊：康世恩患的是膀胱癌。

听到这个消息，本已非常消瘦，又因近几个月承受种种压力的康世恩，虽然脸上表情平静，可内心的痛苦在亲近人的眼里是可以看得出的——他躺下了……带着疲惫与痛苦，还有无数说不出的忧虑与无奈。

石油工业对外开放刚刚起步，这两年各油田的生产情况也开始出现了滑坡，有许多事情急着需要去处理呀！65岁的康世恩好像第一次感到了力不从心，可又心存不甘，然而医院的医生命令他“躺下”——他哪儿能躺得下嘛！

“渤海二号”事故的影响，是直截了当的显现：1978和1979两年，中国自产的原油实现了1亿吨，达到1?06亿吨。1亿吨，这在当时是中国石油生产的标志性数字。而经过两年多调整与改革后的国家经济，正处在复苏时期，百业待兴，石油是必不可少的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讲，石油的产量，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全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条不变的规律，尤其是全球化经济形态下的国家经济。

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如同一艘载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航船已扬帆起航，怎能出现石油能源的下滑？

然而，1980年的中国石油生产真的滑下去了，滑到了1亿吨以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国家总理着急了！政府的所有经济部门跟着也着急了，因为石油能源的下滑，就意味着其他一切经济计划指标要下滑、下调……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事！

邓小平着急。全党着急。

躺在病榻上的康世恩此时又多了这个更让他忧心的负担。石油是他的生命，石油生产是这位以石油为生命的中国石油领导者的荣誉——自新中国他康世恩担任石油部门负责人以来的几十年中，石油生产就从没有下滑过，用石油部门的人说，就是尖头从来一直是往上升的。眼下国家在万马奔腾的大好形势下，石油的生产却往下降了，这可是关系到他康世恩和整个石油行业的荣誉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党的中心工作能不能按计划前进的政治问题了！因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确定了一项大政方针：从1979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国家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1980年是三年调整期的最后一年。“如果石油生产完不成1亿吨，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要重新作调整。”国务院领导的着急可想而知。

能不能保住1亿吨原油产量，这对当时的石油部是个严峻的考验，也是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运和战略问题。

“国家给石油部的投资1980年是17亿元，等于1980年的一半，投资少了一半，我们的原油生产肯定是雪上加霜，下滑的幅度可能会更大……”当时主持石油部工作的焦力人副部长对国务院领导说。

“投资肯定不会比前一年多，这是国家全盘考虑的事，但你们的原油产量不能降到1亿吨以下，尤其是再不能往下滑了。要不然，影响面太大了！”国务院领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冲焦力人有些不客气了。

“如果要保证1亿吨，我们建议国家至少得给石油部加5亿元的投资。”焦力人最后说。

“那好，你们的意见我拿到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议一议，原则上我同意这个方案。”当时的国家总理口袋里也实在没有什么钱。一个工业部门增加5亿元投入不是小数目。然而石油能源对整个国家的影响面太大，焦力人的方案后来被采纳。

可1亿吨的任务如何完成，石油部上下心里完全没有底。

余、康二位石油老部长又聚到了一起。在病房内，余秋里握着老战友异常消瘦的双手，又心疼，又焦虑地说道：“老康啊，我们俩看来又有点回到当年刚刚到松辽那阵子了。”

康世恩很勉强地笑了笑说：“那阵子我们只知道往前冲，冲上去就有胜利的希望。我看现在也该拿出当年那股冲锋的劲儿。”

余秋里一听，顿时欣慰起来：“有你这话，我的信心就足了！我看我们应该研究一个年产如何保1亿吨的方案，1亿吨应当成为石油部今后三年的一条基本杠杠。从国民经济全局考虑，必须稳住这1亿吨，而且我看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我完全同意。我们就向中央汇报这件事。”康世恩重重地点点头，长期以来他与余秋里在重大问题和关键决策时总是不谋而合。“石油部上上下下这段时间士气不太足，少不了你老部长多去鼓鼓劲啊！”康世恩一手支撑在病榻上，一手握着临别的老战友的手，目光里流露着动情的乞求。

“我去。我要去的。你好好休养，石油上的事离不开你老康！”余秋里依依不舍地暂时惜别了老战友。不日，他以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再次到石油部开会和找个别人谈话，一一解释石油部保1亿吨产量的意义和具体做法。

一日，余秋里正在同一位老石油人谈如何争取保1亿吨的具体做法时，另一位老石油人悄悄过来凑在老部长的耳边说：有人到中央有关部门去告你了，说你坚持1亿吨油，是在继续搞“左”的一套。

“去他的，我这个人就是不怕得罪人，不怕告状！怕得罪人，怕告状，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余秋里大怒，右臂连连挥动起来。稍后，他说：“现在有些人看到批‘左’的，就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左’的。其实他根本什么都没弄明白！”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像余秋里这样的老革命者和党的高级领导，也还不能全面地估计到“左”的思潮对社会和各界的影响力。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大政方针，然而围绕走什么路、怎么走的问题，当时国内尤其是思想战线存在的问题和一些认识上的混乱及模糊观念还比较严重，“四人帮”的残余和流毒影响仍没有肃清，社会上的坏人和别有用心的人依然不少，他们利用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初期所出现的一些空子，不断制造各种矛盾与斗争，社会上的诸多不同观念和意识的交锋这时也很激烈，甚至影响到高层。

1982年，正在全心全意主持能源委员会工作、部署全国石油和煤炭生产的余秋里，突然被总书记胡耀邦找去谈话，胡耀邦对他说：关于你的工作，有些变化。有一次邓小平同志讲，军队的一些同志向中央建议，要求让你回军队主持政治工作。所以中央决定让你当总政治部主任。“你有什么意见？”胡耀邦问余秋里。毫无思想准备的余秋里，想了想，以惯有的坚定语气说：“我听从党的安排。”就这样，离开军队24年、在石油战线建立了卓著贡献的余秋里，惜别他的那帮“铁人”兄弟们，到北京平安里的总政大院上班。上任那一天，他连军装还没有，是穿着“石油部长服”——中山装去的。虽然身在铁马军营，余秋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每总会想起中国石油事业。上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他便与总书记胡耀邦到南线看望“自卫反击战”的将士。回来的路上，他向胡耀邦提出建议：去一趟胜利油田。总书记笑了：“怎么，还没有从‘油’里跳出来？”余秋里阴着脸，点点头，说：“是的，这几年石油部门因为‘渤海二号’事故有些抬不起头，我想请总书记去鼓鼓劲。”“好嘛，我们一起去！”胡耀邦高兴地说。于是，这两位亲密战友，临时改道，在回北京之前到了胜利油田。那一次胡耀邦到胜利油田视察的情景，许多人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和余秋里站着一起高唱：“黄海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责任，要靠我们打头阵……”后面几句是胡耀邦即兴改的词，两位老“抗大”这么一唱，把现场成百上千的石油人唱得热血沸腾，于是跟着总书记和老部长一起唱了起来，越唱越带劲，越唱越高亢，其情景激动人心，催人奋进。

这是余秋里离开石油战线后首度在公开场合下为石油工业做的一件事。这里有个客观原因，当时胜利油田的负责人是曾经跟了他十几年的老秘书李晔。老部长知道“渤海二号”事故后自己能在石油部说话的分量已经有限，他这样做和选择胜利油田，纯粹是一片难言的苦心。

上面说的，同样是本文的题外话。

我们还是回到“渤海二号”事故影响下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工作……因为这是一件中国对外开放最前沿的工作，所以它经历大风大浪也在必然之中，困难和阻力正进一步等待着秦文彩他们。

海洋石油钻探因作业环境问题，本是事故高发的危险行业，挪威海难“钻一个钉眼挂东西”死了百余人，我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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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钻井史上最惨重的6大事故

目前，剑拔弩张的南海西沙群岛海域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中海油所属造价达10亿美元的“海洋石油981”号钻井平台正在此有条不紊、依然故我地作业。而围绕其周围，中国与越南两国多大百余艘船只正处于严重对峙中 ……

海洋油气钻井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由其独特工作对象和特殊工作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原油或天然气无法预料的意外泄漏或更严重的井喷，只要一个小火星，瞬间就会引发灾难性爆炸或冲天大火。而在茫茫大海中面积很有限的钻井平台上，恶性事故发生时几乎无处可避险。而并非罕见的强台风、飓风及其引发的巨浪等对无法随时可以撤离的钻井平台形成另一个致命威胁。因此，新式钻井平台在安全设计方面均做足了功夫。

如眼下处于全球关注焦点中的“海洋石油981”号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属世界最先进的第6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在其安全设计方面就有两项引人注目的“世界首次”。一是首次采用南海200年一遇风浪参数（相当于17级台风）作为设计条件，远超国际船级社规范要求；二是首次采用最先进的“本质安全型”水下防喷器系统，在多种放喷措施失效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自动关闭井口。这两项安全设计大大提高了抵御油井意外和环境灾害的能力。

但由于经验和技术限制等原因，此前的海洋钻井平台在安全性方面就逊色不少（包括后面将提到的第5代已相当先进的钻井平台）。在过往100余年海洋油气钻井的历史上，全球大大小小各类安全事故不计其数，事故类型包括油气泄漏、爆炸起火、倾覆沉没等。全世界因事故沉没的钻井平台已达60余座，其中人员与财产损失最惨重的特大事故有6起，现整理如下。

1】墨西哥湾英国钻井平台沉没与漏油事故

造价7亿美元的第5代“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由韩国一造船厂于2001年建成，属瑞士一家钻探公司所有。这座平台长121米，宽78米，最大作业水深2438米，最大钻探深度9100米。属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钻井平台之一。英国石油公司租用该平台在墨西哥湾作业。

[墨西哥湾事故1.jpg]

2010年4月20日晚发生甲烷泄漏，很快引发爆炸及大火，直接导致11名现场工人死亡。其他人员大部分通过救生艇安全逃生。钻井平台燃烧36小时后沉入海底。此后发生严重的原油泄漏，近3个月后，漏油井才被彻底封闭。据估计，每天超过5千桶原油泄漏至墨西哥湾海域，至少5000平方公里的海面被漂浮的石油污染！成为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

“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配备的“防喷阀”大如一辆双层公交车，重290吨。作为防止漏油的最后一道屏障，“防喷阀”安装在井口处，在发生漏油后应关闭油井。但该钻井平台的“防喷阀”无法正常启动。而自动备用系统在工人启动“防喷阀”失败后也未被激活。试图借助水下机器人启动“防喷阀”，同样未能奏效。这是导致灾难性原油大规模泄漏的根本原因。（而"海洋石油981"号的创新设计——“本质安全型”防喷器，在此类紧急情况下，即可发挥奇效，自动关闭井口，从而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

[墨西哥湾事故2010.jpg]

两年半后，英国石油公司终于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接受12.56亿美元刑事罚款；支付23.94亿美元给野生动物基金会用于环境补救行动；另提供3.5亿美元给美国国家科学院；此外，之后三年还要向美国证交会支付5.25亿美元 。

2】北海油田英国采油平台大爆炸事故

北海油田英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帕尔波·阿尔法”号采油平台1976年以5.3亿英镑建成，是当时英国最大的采油平台。平台自重3.4万吨，总高197米，1/3露出水面，附有25口生产井，平均日产原油2.27万吨，天然气65万立方米，每年可向政府缴纳2.5亿英镑税金。平台固定员工200人，另有临时工程人员30多人。

1988年7月6日晚9点半，发生天然气泄漏，立即引发爆炸。火焰很快吞噬了整座平台，酣睡中的日班工人多被烧死，夜班工人则跃入海中逃生。7日凌晨，有28艘船舰、15架飞机参与救援。直到三周后才将井口封死，扑灭大火。这场灾难只救出67人，遇难167人。受其影响，周围6座平台全部关闭停产，使英国石油当年减产12.5％，损失达20亿美元！

北海油田自1954年开发以来，共发生14起重大事故，有350多人丧生，这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3】中国南海美国“爪哇海”号钻井船沉没事故

根据中美两家公司协议，双方合作开发中国南海莺歌海油气资源。美方公司租用“爪哇海”号钻井船进入此海域进行钻探作业。“爪哇海”号是1974年在美国建造的自航式钻井船，总长121.20米，宽19.81米，满载排水量为1.1万吨，其设计工作水深305m，钻井能力7620m。抗风能力100节（15级飓风），可在各种恶劣条件下作业，其船东称之为“全天候钻井船”。该船曾先后在美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海域钻探作业，共完成70多口井。1983年8月，“爪哇海”号移师中国莺歌海。钻井船上有来自美、英等6国工程技术人员46人，中方公司派到船上做后勤保障工作人员3 5人。

1983年10月25日，16号台风临近，大雨滂沱，早晨的风力达到9级。而广东南海石油联合服务公司气象公司从21日至26日，共向美方公司及“爪哇海”号连续发出台风警报41次，附加电文3次，但美方过于自信，没有将船上非必要人员及时撤离。25日晚21点10分，中方工作船向“爪哇海”号电告台风情报后，再也没有听到回音。次日凌晨，中国有关方面出动了22艘舰船和6架飞机，在莺歌海海域进行搜索和营救，然而“爪哇海”号在午夜时分已经被风力达12级的强台风刮翻沉没。11月3日，潜水员在水下75m处发现“爪哇海”号钻井船，船上中外籍人员共计81人全部遇难。

4】加拿大近海美国钻井平台沉没事故

“海洋徘徊者”号钻井平台于1976年由日本建造，属于美国新奥尔良一家石油公司。其尺寸：长121米，宽80米，高103米，重量2.5万吨，可抵御时速高达190 km/h（介于15~16级）飓风和34米的浪高。其设计作业水深460米，最大钻井深度7600米，属当时最大的半潜式石油钻井平台。

[“海洋徘徊者”号OceanRanger.jpg]

1982年2月15日凌晨，在加拿大纽芬兰近岸油田作业的“海洋徘徊者”号钻井平台，遭遇时速高达190 km/h和浪高20米的飓风，被刮翻沉没。过程中虽有数十人跃入海中逃生，但由于狂暴的飓风，又是在寒冷的冬季深夜，附近两个钻井平台和其它船只等均无能为力，这些人和留在平台上的总共84人全部遇难，无一生还！

事故调查发现，除超强飓风天灾，该钻井平台存在多处设计和制造缺陷，人员缺乏必要的安全培训，防护不足，没有救生衣等救生装备，服务船只缺乏安全规章制度，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力。

5】北海挪威钻井平台倾覆事故

北海大埃科菲斯克油田是挪威的海洋采油基地，这里屹立着比足球场还大的“亚历山大.基兰”号钻井平台，5根巨大的钢柱插入海床，支撑着1万多吨的四层平台，井架高出海面49米，有15层楼之高。该平台除有复杂的采油设备，还建有100多间酒店式房间，可供500多人居住，故有“海上旅馆”之称。

1980年3月27日夜，平台上灯火辉煌，212名职工或在进餐，或在娱乐，其中60多人集聚在电影厅看电影。变化无常的北海突发9级大风，6米高巨浪夹带着冰块向平台扑来。平台设计标准可以防御13级台风，人们对9级风暴不予理会。晚上6点30分，平台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5根支柱中的一根发生断裂，平台在颤抖中呈40度倾斜，物件纷纷砸在跌倒的人们身上。仅仅15分钟后，平台就消失在21米深的海底。先后有81艘船舶、20多架直升飞机赶来营救。但由于天气寒冷，只成功救活89人，123人遇难。

调查确认平台设计和施工并无问题，而是一根支柱上钻了一个小孔按置钻井电子定位仪。断裂点恰恰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洞上（应力集中所致）！

6】中国“渤海2号”钻井平台沉没事故

“渤海2号”钻井船是1973年由国外引进的一艘自升式钻井平台，由沉垫、平台、桩脚三部分组成，为大型特殊非机动船，用于海洋石油钻井作业。

1979年11月25日，在中国渤海湾钻探海底石油的“渤海2”号钻井船，由拖轮拖带迁移井位航行途中遇10级狂风导致倾覆沉没。“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后，282号拖轮没有按照航海规章立即发出国际呼救信号并测定沉船船位，迟迟报不出沉船准确位置。船上救生艇、救生筏也均未投放救人。全船74名职工，除2人得救外，其余72人全部遇难。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制造了中国海洋采油史上特大的死亡事故。

[渤海2号钻井平台3.jpg]

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拖航前未打捞疑落在沉垫舱上的潜水泵，以致沉垫与平台间有1米间隙，丧失了排除沉垫压载舱里压载水的条件。这导致“渤海2号”载荷重，吃水深，干舷低，稳性差，破坏了拖航作业完整稳性要求，严重削弱了抵御风浪能力，违反了厂方《自升式钻井船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也违反了海洋勘探局制订的《渤海2号钻井船使用暂行规定》中相关规定，不符合拖航状态的规则和要求。

而海洋石油勘探局调度失当，不该在恶劣气候情况下强令钻井船转移，负有不可推卸的决策责任。据此，“渤海二号”直接责任人、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马骥祥被判刑数年；石油部部长宋振明引咎辞职；主管石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石油工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这样的处分，在共和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为高级官员引咎辞职或被追究领导责任开了先河。

原文在：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952673.html

中越西沙海战发生同时 中国在南海打下3千米深井

2014年06月09日 11:57

瞭望东方周刊

　　康世恩：南海石油梦

　　中国在西沙的第一口油井是如何打下的

　　在这个提前炙热起来的夏天里，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老人们有些振奋。

　　因为那个叫做康世恩的人，关于中国海洋和能源的梦想，正在实现。

　　以国务院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的身份，他曾是他们的领导者，并被称为“中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在革命者生涯中，他还曾是晋县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

　　1949年之后，康世恩作为一位指挥员，领导了为共和国能源工业奠基的“十大石油会战”，催生了大庆、胜利、辽河这些中国最有名的油田。

　　而在他的传记和回忆录中，关于南海、西沙第一口油田、进军海洋石油的部分，大多被作为一个章节。

　　“康世恩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当之无愧的开拓者。”石油工业部原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总经理秦文彩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这家大型国企，亦是在康世恩的推动下呱呱落地，承担起开发中国海洋石油的使命。

　　这是一个横跨30余年的个人、企业与国家之梦。

　　海上也会有油吗

　　秦文彩说，关于康世恩和石油的故事，要从玉门说起。

　　1949年，伴随着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号角，康世恩所在的西北野战军进抵玉门，他成为接收玉门油矿的军事总代表。

　　3年后，时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的康世恩起草了他对于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份重要文件：《关于调拨一个建制师担任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展石油工业基本建设任务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最终签发者是毛泽东。随后，中国第一个“石油师”成立。

　　未几，康世恩就成为当时中国石油管理机构的总负责人——石油管理总局局长。

　　一天下班，当时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的李国玉走出位于北京北海西畔的办公室，看见一群人在围观篮球场打篮球。

　　有人指着场子里那个戴眼镜、跑得挺快的人告诉李国玉，这就是新来的局长康世恩。

　　李国玉回忆，他“投进去就哈哈大笑，投不进去就紧张地跑来跑去”。

　　作为康世恩的部下，李国玉后来曾担任石油工业部勘探司副司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资源局局长。

　　如今，这位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正准备出版一本书，以纪念康世恩，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中国石油开发的艰辛之路。

　　那时，和苏联专家们一起四处找油。从北京出发去西北前，康世恩特意找国家民委开了介绍信，并购买了两个景泰蓝花瓶，用于拜访当地少数民族首领。

　　根据勘探结果，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5个地区存在若干大油田，轰轰烈烈的石油会战由此拉开。

　　在1960年的大庆石油会战万人誓师大会上，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康世恩见证了“铁人”王进喜被树立为会战的第一个劳动模范。

　　3年后，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此后，康世恩挥师南下，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基地先后崛起。

　　而中国还有广阔的海疆，海上也会有油吗？这个问号，一直随着康世恩走上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的岗位，直至国务院副总理。

　　“资料井”

　　在秦文彩、李国玉等人的记忆中，当时苏联专家的结论是：中国南海可能是波斯湾和墨西哥湾之外的另一个“油极”。

　　清华大学地质专业出身的康世恩也没有含糊，联系各省、抽调人马开始在南海进行物探作业。

　　数十年后，康世恩曾对李国玉说，当年自己带领这个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专家组开展工作时，“忐忑不安”——如果专家组否定了中国的石油前景怎么办？

　　他对老部下吐露衷肠：“你能想象到我当时欢喜与不安的复杂心情吗？”

　　1964年，中国南海近岸第一口探井—— “莺一井”开钻。康世恩的决心是，一定要在这个叫做莺歌海的地方“抱个金娃娃”！

　　秦文彩说，这个战略性计划，后来被叫做“下海找油”。

　　那时，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军机、军舰不断在莺歌海附近游弋。康世恩批准，为钻井平台配备武器，工人们一边钻井、一边训练。

　　军人作风，是康世恩留给下属们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开会时，卫士就坐在他对面，面前小桌上放着手枪。

　　在这个环境中开会的人们，向身着军装的康世恩汇报工作，而司局长中总有人因工作问题，被他在众目睽睽下严厉批评。

　　由于安全威胁，中国第一支南海石油开发队伍最终撤回。

　　但，康世恩没有死心。7年后的1971年，毛泽东听说上海人排长队买“的确凉”，生产“的确凉”需要用乙烯，而乙烯的主要来源是石油。在周恩来的部署下，康世恩主持的燃料化学工业部决定：重返南海。

　　此时，这片海域的资源争夺已日趋激烈。面对多国勘探船，燃料化学工业部得到的指示是：在南海大陆架开展勘探。

　　这第一口井，位于西沙永兴岛。

　　康世恩说，永兴岛是大平台，上去打一钻，就地取资料搞研究，“永兴岛上的井是资料井，也是研究井。”

　　一些老人的回忆录中说，没有哪个石油基地像南海基地那样受到康世恩的重视，从打井、建码头、建基地到干部配备，都亲自过问。

　　这位抽烟几乎不停歇的高级官员，经常一根没抽完就续上一根，半天只用一根火柴。

　　在烟雾缭绕中的会议室，康世恩可以随时见到他的下属——燃化部规定晚饭后也要上班。康世恩要求，晚上9点以前叫谁谁到。

　　1973年6月，燃料化学工业部从中国北方抽调的物探队和钻井队开向南海。

　　队伍从天津等地乘火车出发，经湛江乘广州海运局的货轮和南海舰队的登陆艇直奔西沙。

　　很多井队职工从未见过大海，晕船很厉害，经过广州湾“鬼门关”时，“有的棒小伙子连黄胆汁都吐出来了”。

　　科学家和工人们由海军南海舰队护送。秦文彩说，那是4艘炮艇，边护送边演习，不断变换队形，直抵永兴岛。

　　1974年春节前夕，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

　　几乎是在西沙海战发生的同时，水深55米、井深3071米的“练兵井”——在南海利用引进钻井船打的第一口探井，按康世恩的指示，快速钻进了。

　　开放就有前途

　　中国人在南海的能源开发，很快遭遇了没技术、没经验的困难。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康世恩决定探寻双边及多边合作的可行性。

　　他的想法是，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特别是海洋石油工业，必须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

　　获得高层肯定后，康世恩当即告诉秦文彩：“马上写信，邀他个七八家来。”

　　李国玉回忆说，1979年4月，已于前一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找到他说，准备一下到美国去谈判，中国的海洋能源开发，开放就有前途。

　　6月初，康世恩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美国。

　　对于中美石油谈判，康世恩的原则是——大陆架合作坚持独立自主，从勘探、打井到开采方案，由中方审查决定，并派人监督。

　　这种由外商承担风险的合作形式，被秦文彩称为“他始终坚持主权第一”的明证。

　　那时，秦文彩以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兼外事局长之职，出任中法海洋石油合作合同双边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

　　谈判中他发现，法国人只想提供装备、技术、贷款、专家以及技术服务。在勘探前景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秦文彩急匆匆赶到康世恩家里。

　　他记得，那天康世恩正在吃晚饭，得到报告后，反问一句：“日方的谈判是不是也是如此？”

　　获悉肯定答复后，康世恩迅速命令，马上打电话召回谈判组，“中止谈判”。

　　也就是在这个谈判过程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酝酿成立。原因是外国人希望与公司而不是政府合作。康世恩说，是的，要有个组织。

　　1981年4月，康世恩在原石油工业部生产会议上提出，海洋石油对外开放要成立一个公司，按章程办事—— “总公司要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国际性公司。”

　　秦文彩说，那时康世恩同意了他的想法：有油就有钱，早出油、早得益，需要拿出海洋石油区块对外招标。

　　后来有人说，康世恩与秦文彩“出卖国家利益”。秦文彩说，人们没听到康世恩的另一句话：“要防止（外国人）牟取暴利。”

　　秦文彩分别在纪检、宣传等部门作了3次报告，此后“康世恩、秦文彩出卖资源、崇洋媚外”的声音逐渐小了下去。

　　康世恩又让秦文彩去大庆讲了一次。最终，在他的协调下，秦文彩走了48个党政部门。

　　1981年初，一场关于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北京论证会开始了。它如今出现在所有关于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历程的著作中。

　　1982年2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北京王府井一栋三层小楼挂牌成立。

　　秦文彩说，中国的海洋石油工业每个重大战略决策，每个重要发展部署，“都是在康世恩同志的亲自关怀、支持、指示下实施的。”

　　死也不撒手

　　就在中方与数家外国公司就招标问题展开多轮谈判之时，来自301医院检查的结果说，康世恩患了膀胱癌。

　　他这时仍在幕后主持谈判：坚守经济界限，低于底线的，哪家公司都不选择。

　　1984年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功完成第一轮招标，其基本模式沿用至今。

　　90年代初，从未被告知病情的康世恩对医生说：“这一次我能战胜肺癌，还能再活10年。”

　　医生很奇怪，他怎么知道得了癌症——尽管位置判断不对？“医疗仪器测查的曲线，与地质勘探仪器的曲线没多大区别，是吧？”康世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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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乐观老头的目光里，那个遥远的南方的波段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他曾要求，“南海西部石油公司要特别注意研究这个区域的天然气。”

　　1983年，中美合作的合同区“Y-13-1”构造发现了天然气。

　　3年后，中法合作的北部湾“涠10-3”成为中国在南海的第一个投产油田。

　　1996年，当时中国最大的海上天然气田、位于莺歌海的“崖13－1”建成投产。

　　很多人提起，20年前康世恩说：“莺歌海不搞出油气来，死也不撒手！”

　　那时，他总说:“南海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的一口油井啊！”

　　他给中国留下了进军南海能源的第一步，也曾愧疚地对儿子说：“我这一生，只知道工作，到死也没给你留下任何东西。”

　　就在“崖13-1投产”前一年，1995年4月21日，康世恩去世。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因呼吸困难气管被切开，只能勉强用笔和手势表达自己的想法。

　　最后那天上午，他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最后一个字——油。

待遇优厚。另外连带一系列培训，其中一条是十米跳台。当然不是运动员压水花那种，而是怎么从高台跳海逃生，能浮起来还不呛水。后来听去过的同事说，实际上真发生事故，那就不是十米跳台了，而是三十米。刚学会游泳的本狗官虽然看着待遇眼馋，也实在没勇气去琢磨这笔钱。

然后被打发到西伯利亚无人区，寂寞是寂寞，有钱都买不到东西，于是储蓄飞涨。

那个挪威海难新闻我九十年代时在书中看到，记忆深刻，到今天还能有大致印象。

这次海难当然是设计问题----钻一个小眼挂监视设备，能导致承重机构的解体，这绝对说不过去。

事发后挪威自己拼了老命救人，英国等周边国家都派飞机去救援，实际上没救上多少。

大部分人都在平台内部，很多人还在一起看电影，伴随巨大的钢铁大厦迅速沉入海底。

记得当时有狂风海浪，但天气良好，这些人也游不出来。

安全生产，时刻防范，每个人爱岗敬业，抵制官僚主义的麻木不仁----这可不容易。

即使每每有大灾难降临了来提醒，三年两年后，事故仍然接连产生。

挪威海洋石油开采的历史就是如此。

这本是个高危行业。

981号有很多第一，现在又被越南骚扰，实在是危机重重。

但我相信，寄托全国人民希望的能源突破口，一定能成功。

但日后能否长久安全呢？

还在于石油人的安全责任心。

----至少多带点强力双面胶，想必挪威海难的模式能避免其一罢。

还是哪个？

981，好像是中海油服在操作

制度的正确性与合理性，恰恰相反，文革在全国掀起的“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风潮对袁隆平的初期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如果放任这股歪风继续肆虐，可能杂交稻永远也无法在神州大地上发芽生根。在危急时刻，是周恩来和华国锋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才使得杂交稻不至于胎死腹中：

杂交稻的诞生历经了种种难以言说的磨难和考验，也充满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偶然性，如果袁隆平的学生没有抢救下雄性不育系，如果陈洪新的汇报信没有送达华国锋的手中，后果难以预料，杂交稻可能又要蹉跎好多年。

动荡喧嚣的文革体制对于依赖稳定研究环境和充足物质保证的科研工作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除了军工系统的技术专家们能保有一片世外桃源，其他领域的学者几乎都被身不由己地卷入斗争漩涡中。如果当时的中国社会能不这么狂热和躁动，能对广大技术工作者多一点宽容和爱护，相信那十年间诞生的类似杂交稻这样的技术成果会更加多一些。

原来如此。

至于爱护，比“脑体倒挂”如何？

可见文革对科研有影响（政治运动都会这样，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例外），但没有那么大。

一般博士后毕业后要做几年的博后才能找到固定的职位。运气不好的作好多年博士后的，被戏称千年博后，“千老”。

他的学校在美国也不算生物界的强校（反之约翰霍普金斯，耶鲁等等在工程界就不算什么了），很可能作了几年博后，觉得没有意思，或者做的不好。美国很实在，开始找工作学校有用处，过去几年还是看研究成果，所以名校毕业人物不出成果落难的，和吊丝逆袭都可能发生。此人去读政府学博士，在美国更难找工作，也许是镀金准备回国吧。也许国内有人脉。

未必是读了十年的政府学博士。

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生物方向博士毕业后到新加坡工作的，后丢了职位，改开出租车的，能Google到的。此行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