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二、数字事件之一 -- 四一二（1） -- 禅人
除了运动员缺乏经验，教练的问题更大，何况教练之间本身看法还不一致，一个指东一个打西，苦了小共无所适从。南昌和广州，本来也没什么胜算，拼死一争罢了，虽然完败，总算是一个尝试，而且，对于今后走单纯军事抗争、城市暴动、还是农村根据地的道路，也是一个验证。
28年许多人都去过，包括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的行为属于脱离革命离队出走了。鄂豫皖红四的崛起则主要是张国焘徐向前的功劳，之前黄麻起义后组织的鄂东军，到29年春已经奄奄一息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你怕不怕牺牲？我怕，我做不到他们那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伟大。
如果有人能像那些人一样，信仰坚定，意志坚强，勇敢奋斗而不怕牺牲，那么也许会觉得那些共产党员很平常，但我知道我做不到，所以我45度角仰视他们。
在子弹乱飞的战场上，就算身经百战的同样也害怕，说不怕的，那是假的。能战胜恐惧，才是强者的作风。
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种思考；对于他们，已经内化为信念了。
陈独秀在因组托派而遭开除出党后写过一份《告全党同志书》，其中提到：
看来分裂是早晚的事情，也在意料之中。
在莫斯科，国际猛烈批评叶挺，似乎是要令其承担南昌与广州暴动军事失败的责任。特别是广州，因为有苏俄使领人员遇难，远方格外震怒。叶非常恼火，与远方争执，然后索性出走。
其实叶挺这样的大革命时代党员与以后土地革命时代的确有所不同，还没有能转变思维，沉下去真正进入工农革命，武装割据的基层。似乎27-28这几年，是土共去除共产国际支部的胎记，开始本土化的关键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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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还没那么早吧。大革命时代的党员也不能一概而论，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领导阶层，也几乎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叶挺是比较另类，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性格决定命运，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央派去的人是张国焘和徐向前呀，之前黄麻暴动后组成的鄂东军，在他们去时只剩下二百多人，几乎快完蛋了。
四一二政变爆发的三天之前，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蒋介石到达南京，筹备拟议中的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
四月初，武汉政府宣布撤消了蒋介石的国民军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把北伐军分成两个集团军，另行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司令，显然，这是武汉方面再一次的分权削蒋之举。所以，上海的清共之事虽重，但蒋介石此时选择离沪赴宁，显示在他的心目中，在南京开会与党内的武汉左派和反蒋派正式摊牌算账争夺党国的主导大权，才是重中之重。
一到南京，蒋介石就给汉口汪兆铭、谭延闿，南京程潜、何应钦，上海胡汉民、宋子文，南昌朱培德、李烈钧，广州李济深、甘乃光等人发了一通电报：“中正已於本日进驻南京（驻旧督署）。东南虽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项进行事宜，亟待解决，务请诸同志於本月十四日以前，驾莅南京，筹商一切，不胜盼祷，并请示复。”
这不过是一个打招呼的公告帖，并非真心静候各地党国诸领导的筹商示复，在离开上海之际，蒋介石已经把清党之事布置得七七八八了。
四月六日，白崇禧奉蒋之命查封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这总政治部不是国民党自己开的吗？没错，可是领衔总政治部的却是武汉的左派代表人物邓演达和笔杆子郭沫若，上海办事处十九个工作人员皆属反蒋派，所以这个总政治部的上海分号先被一锅端了，办事处人员全被请走喝茶，时间比共产党遭追杀还要早一个礼拜；汪主席既往武汉，则四月三日蒋汪议定的几条共识很可能因此变卦，为堵住汪精卫的嘴，吴稚晖等人马上联络报界爆料造舆论，抢先在报上公布“共识”，以防汪兆铭不认账，继而登报发表“护国救党”通电，公开要求清党；紧接着在四月九日，以白崇禧为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成立，颁布《战时戒严条例》，宣布上海戒严。
此时，蒋介石李宗仁等均已离沪，四一二上海清党的实际操刀者，是戒严司令白崇禧。
四月十一日，蒋介石未等党国中央决议即以总司令之身干预党务，在南京发出密令：“克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在上海清除共产党势力，当务之急先要废其武功，因此总工会及其工人纠察队首当其冲遭受攻击。按照事先策划好的脚本，四月十二日，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几个黑老大手下的小弟首先出动，以新成立才几天的上海工会联合会（为抗衡总工会而由帮派出头搞的工人组织）纠察队名义，人手一枪冲击位于湖州会馆的总工会等处。守护总工会的工纠队也不是吃素的，双方拔枪对峙。就在这时，军队以维持治安秩序的面目适时出现了，接替第二师驻沪的二十六军与帮会纠察队演了一出双簧，二十六军的执勤军官以平息工人武装的内讧为名，先在会馆门外捆了帮会纠察队员若干，然后进入总工会，要求工纠队也同样缴枪，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公平。这场戏演得干脆利落，总工会猝不及防，事发当时，主要领导人物均不在场，总工会群龙无首，束手就范。
总工会会长汪寿华哪里去了呢？此时，他已经被杜月笙的手下埋在泥土里，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前晚，汪寿华接到杜月笙发来请柬，邀请他于四月十一日晚去华格泉路杜公馆茶叙。工会同志劝汪会长，眼下时局紧张，小心水果阿笙摆鸿门宴。但是汪寿华是何等样人？据说，他十几岁小小少年就已是孤胆英雄，敢怀揣双枪单骑直闯杜公馆抢劫，而杜月笙对这胆大包天的后生小子惺惺相惜，逮着后居然给他一笔钱将他放虎归山了。不料几年后小后生长成大汉又卷土重来，给杜公馆下了一封匿名帖：要杜老板自己识相把两万洋钿放进公馆垃圾箱内，到时本爷叔自来领取。是哪个贼人如此大胆包天，竟敢勒索到杜老板头上来找死？这个张扬的匿名帖吊起了老大的好奇心，银洋钿包好丢进垃圾箱，四周密布暗哨，却不见来人。待手下小弟打开垃圾箱，铜钿银子已经勿见脱哉！原来汪寿华一早看好了隔墙的空房子，趁一帮马仔盯牢马路一面垃圾箱门，他从空房一边神不知鬼不觉打开垃圾箱的里箱盖，银洋钿轻松到手了。不过，这个故事只是江湖传说，据闻出自杜老板大管家万墨林的回忆。如果看官式履历，汪寿华老爹是个秀才，本人则是进步学生出身，传言中单骑闯杜公馆的年月，他应该才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后来他到上海外国语学社专修俄文，以党内资格来讲，他是与刘少奇同级别的第一批留苏海龟，算起来还是陈赓的学长呢。这样的经历，似乎与传说中的江洋大盗很难对得上号。不过不可否认，汪寿华是个大胆猛人，他拒绝纠察总队长顾顺章派人护送的建议，独自去杜公馆赴宴，最后惨遭毒手。
也难怪汪寿华的大意，就在他在杜公馆遭遇毒手的几乎同时，机敏警觉的周恩来也同样受骗入了虎口，生命一度悬于斯师长的一念之间，险些也成了四一二的烈士。这位斯师长，名叫斯烈，是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他刚到上海的时候，周恩来曾与之会过面。斯烈有个弟弟叫斯励，黄埔四期生，说起来算周恩来的学生。因为这些关系，当斯师长再请周恩来去他师部谈谈的时候，先总理不疑有诈，在纠察总队长顾顺章的陪同下，去了宝山路天主教堂斯师长的师部。
总工会会长、起义总指挥和纠察总队长，同在四月十一日夜晚被各路人马从总部引开，难道会是巧合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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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汪会长也是帮中弟子，辈分不详，估计顶多是悟字辈，看到帮中师哥/叔来请，想来不会有啥大危险，去就去呗。
没想到，杜老板来了一个大义灭亲……
又有人说，到了民国三十八年，杜老板出游香港就是因为老蒋提醒他“汪会长那档子事土共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