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南街村的可推广和不可推广 -- 达雅

我有时候有随意的,对于那些我认为是不好的东西我一般都说说。对于一些大的国家走向，相信胡锦涛们的智慧，那才是正确的。

对于整个社会怎么走，估计那些执神器者比我们想的多。而那些人的信仰，其实并不是信仰。他那叫迷失。迷失在现实和思想间。那是中国教育的失败！

其实，实事求是说了多少年来。那些思想者怎么就不知道这句话呢？

达雅兄问我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寿命增长速度明显下降怎么看。我认真读了王绍光教授的报告，触目惊心！卖淫导致绝迹多年的性病死灰复燃，河南农民卖血艾滋病泛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国的现状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堕落和罪恶何其相似，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跨越马克思所谓的“卡夫丁峡谷”，咱这真还不太好说是社会主义。看来，确定什么样的发展目标，怎样的发展道路的确是我国现阶段的核心问题。

您设问

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也不会觉得这8年比“三年苦难时期”更坏。显然您的说法有问题。

首先，中国人均寿命增长仅为两岁，少于对照组增长5岁的数据，这当然说明那个时段中国发展存在问题。但和人均早死3年不是一回事。幼儿园小朋友分糖果，给达雅小朋友2块糖，给其他小朋友每人5块，达雅小朋友会高兴但不满意。如果其他小朋友没有分糖，老师从达雅小朋友兜兜里拿走2块糖，达雅小朋友还会高兴吗？

其次，您说

第三，即使你的计算有数据支持，我们还要考虑边际效用问题。海伦·凯勒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她可怜的愿望令我们感动，三天光明对明眼人来说根本无所谓，对一个盲人来说却太重要了。她还说

第四，王绍光教授比谁不好比，对照组里面是“澳大利亚、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怎样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钱，能投入得起。如果对比低收入国家平均3岁，中国不算太差。

第五，我记得您为毛泽东时代辩护，提到大饥荒说到：

毛公的大跃进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您这个辩护真蹩脚啊。中国近代一盘散沙极弱时期发生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

王绍光教授说，

王绍光教授断定中国医疗改革失败是因为市场化却未必正确。周其仁对医疗问题调查思考很有深度，他指出

王绍光教授在论文中指出

即以上海为例，每千人床位从4.33增加到不到6.28。两者相对照，周其仁的数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周其仁还调查到：“

达雅兄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何妨花点时间，捏着鼻子看完周其仁医疗改革专题，相信必有所得。

我也深有体会：医改前，我们企业药费是完全报销的，反正不报白不报，大家都拿或真或假的发票来报销，小工人不过几百元，有权势的动辄几万元。这是很大的不公，也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还不如现在每人医疗卡里一部分钱，自由选择医院好。对于慢性病，干脆不去医院买药好了，药店有竞争，价格便宜的多，还不至于被医生糊弄。

医疗服务要分层次来，低层次要保证全民基本理疗服务和卫生防疫，高层次筹办有上限的大病保险，社会互济合作医疗，对于无法治愈，消耗资源又特别多的疾病，比如对于尿毒症、癌症、艾滋病之类的疾病如果没有上限对社会来说是个灾难。这类病基本是有多少钱就维持多长时间，自己家没有钱了，尽到了亲情责任就放弃治疗，对社会只是个小损失。如果提供部分公费医疗，个人按比例掏一点，实际还是自己家没有钱了才放弃治疗，个人还是掏那么多，病人早晚死，社会已经付出很多了。如果完全公费医疗，个人一点也不掏，那么天价医疗费一点也不稀奇。公共财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反正人早晚得死，一路哭何如一家哭？尽人事安天命，用生殖补充损失的人口吧。把大量社会财富用在将死之人身上，即便这人是牛顿、爱因斯坦也不值得，谁知道会不会挤占了襁褓中的牛顿、爱因斯坦的医疗、教育资源呢？

我们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求同存异的，例如我们都认为探索中国合适的发展道路是当务之急；都认为各地的发展道路应当因地制宜，不要强求一致；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医疗政策出了大问题，应当修正，等等。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我们存在分歧的地方，对吧。

但是，我对你下面这句话非常不以为然：

我需要为我的理智辩护一下。

1，理智的人不仅考虑绝对量，而且考虑可比条件下的相对量。在你给出的分糖果模型中，两种情况都是“达雅小朋友比其他小朋友少了三块糖”，对吧，因此达雅小朋友都会很不高兴。你可以说他没肚量，但是不能说他没理智，因为他确实相比别人少了三块糖嘛。同样的，中国人均寿命相对对照组减少3岁，那就是中国人相对对照组少活了3年么。换句话说，就是相对对照组的人均寿命增长速度，早死了3年嘛，所以我也很没肚量但很理智地不满意，用恶毒的语言评价邓小平集团。

2，理智的人进行合理的估算。我不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多少人，平均每人早死了多少年。但是，我认为饿死的人不可能多于三千万，平均每人早死不可能多于20年。所以我取这两个数字进行估算。取20年是因为当时人均寿命50岁左右，年纪太小的不太可能饿死，因为父母是宁可饿死也要让孩子活下来的。事实上现在说当年惨状常常也就是“全家饿死”，很少有说哪里哪里孩子全被饿死了大人都好好活着的。

3，理智的人选择容易测量的目标进行比较。活得长就是一个容易测量的目标，数字拿出来大家都认。你当然可以说，吸烟喝酒熬夜可以增加快乐，但问题是这个“快乐”难以测量，最后容易搞成抬杠。

4，理智的人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如果毛泽东在1958年说，你们跟着我搞“大跃进”吧，建设一个工业强国，我保证到80年全国人均寿命68岁。但是有奋斗就有牺牲，5%的人会在未来几年里牺牲，然后让大家投票。那我很可能投票支持他，因为我觉得自己成为5%的可能性最多5%，也没什么可怕的。而如果1980年邓小平和华国锋来拉票，邓小平说，跟我搞改革开放，我让你们吃好喝好，但是到1998年人均寿命70岁；华国锋说，跟我干，吃的喝的用的都差点，但是1998年人均73岁。我是会投票给华国锋的，我是一个理智但是贪生怕死的人嘛。但我也不是说支持邓小平的就不理智，人家觉得吃喝玩乐比活得长更重要嘛。

以上四条，我用来证明我是“理智”的，我拿改革开放后的人均寿命增长缓慢比“三年自然灾害”是经过了理智思考的，你是否同意？

最后，我认为，你对王绍光对照组选择方面的argue是有力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和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但问题在于，你在全世界就没法找一个和中国完全相同的来比。你要比欧洲或者美国，那同样有人argue说人家那是发达国家而且生活习惯完全不同；你要比印度，人又可以说，我们1980年已经68岁了，增长更难了。所以这个看起来很学术的问题，最后却还是一个屁股坐哪边的问题，对吧。

我的屁股坐我的寿命这一边，呵呵。至于说市场化，那话就长了，我的观点和两位教授都不一样，我认为关键是，以前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现在改成救死扶伤捞钱了。放民营啥的没用。有空详细谈吧。

我们彼此都还有理性，所以才讨论的，求同存异好啊。

不过，把“为人民服务”悬在门口的政府衙门，可太多了。

人与人不同，有人为了钱，逼良为娼他也干；有些人就受不了。

66年右派不相信集体的力量，结果卫星上天、中国解决吃饭问题。

78年左派对人性释放后的结果目惊口呆：即震惊于人创新的活力和胆大，也震惊黑煤矿、黑心奶，拐卖妇女一步步发展成逼良为娼。

当查处腐败的成本=腐败造成的危害时，算是平衡点，或者是社会容忍度，香港弹丸之地，廉政公署年度总支出达６亿港元，相当于东部一个县的年财政收入。

对文革现在是彻底否定，但如果腐败到类似明末那种程度，百姓除了揭竿而起再没有选择的时候，一条道是真正的全面内战，一条道是文革，恐怕还是文革温和成本低廉。问题是，到时已经没有毛泽东正如明末没有朱元璋了。别怪我没有宽广的政治视野和精神视野，为接受毛时代的“单一化”留一条门缝，能不能跳出周期律还不敢断定呢。

毛时代的“单一化”是时代的要求。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主宰不了时代的进程。

集中的必要性我不需要再论述了，不谈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基础，你的例案我们都同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下，集中的必要性。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在完成大一统后，总是紧接着一个动荡的内战时期，许多国家因此而亡。秦后有陈胜、吴广，隋后有瓦岗寨，朱元璋死后藩王作乱，凯撒死后安东尼与渥太维发动内战，纵然自由派向往的美国，在清除了印度安人势力真正占领了美国土地后，接着就是撕裂全国的南北战争。

秦帝国集中后官僚集团与农民对立从而出现了两个人，隋帝国未能吸取教训，历史重演出现了一个山寨。朱元璋吸取了教训打击官僚集团，但私欲膨胀，从朱家内部掀起了血雨腥风，山东、河南中国人口最多的省成了无人区，这是什么程度的灾难？

与历史比起来，毛泽东的任务更重，环境更恶劣：秦、朱等时代最大的任务是抵挡北方的威胁。而毛泽东有三大任务需要完成：

1、同时抵挡美、苏两个方向让中国成为附庸的攻势。

2、改造中国生产方式，从农业社会提升到工业社会。

3、要让工业社会在中国生存，必须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思想和技能各方面素质，改造旧中国的贵族精英文化传统为平民基础文化教育。为以后的工业社会提供合格的劳动者。

毛泽东和朱元璋通过反腐败打倒官僚集团与平民的对立，杜绝两个人的出现。但是朱元璋建立在家天下基础上的集中不能反私欲，让掌握集中权利的藩王们为满足个人欲望掀起了大灾难。毛泽东相信民主集中，通过大民主来保证集中不被任何人的私欲所利用。

毛泽东大力发展劳动者的平民初等教育，将教育资源向初级教育倾斜，识字率飞速提高。56年统计，在校大学生80%是资本家、地主和干部的子弟。通过打击旧式高等教育，杜绝新的世袭门阀产生。

当时的中国，劳动者的大多数是农民。毛泽东一方面在上层清除小农文化精英，另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思想、技能水平，让他们脱离了愚昧、文盲的状态，通过集体生产在生产方式上脱离了产生愚昧、文盲的家庭式小农生产方式，让传统的农业与新兴的工业在同一种方式、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思想下交流、流转，杜绝了南北战争那种旧式农业与新兴工业的割裂，杜绝了悲剧在中国的发生。

只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单调，就是中国由小农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大生产改造的要求。如果上层知识分子的传统农业文化和大多数文盲、愚昧的农民结合起来，南北战争一定会在中国上演。

与美国不同，当时的中国农业势力远远强于工业势力，如果南北战争爆发，新中国的工业将再次消亡于萌芽状态，新中国不过是再一次重复东方农业大帝国的轮回。

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再多的资源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

3000年前大禹说：治理黄河要疏不要堵，可并没有真正根治黄河周期性的泛滥灾难。现在我们治理长江终于明白：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人类不能纵容自己的私欲过分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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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冷汗淌淌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