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帝国骄雄 -- AleaJactaEst

1898年9月1日清晨，英国远征军司令基奇纳率领英埃联军2万5千人在奥姆德曼(Omdurman) 以北10公里尼罗河西岸的科莱里平原(Kerreri Plain)停了下来，随即将他的6个步兵旅面向西方呈半圆形展开，阵线两端与河岸相接，尼罗河里有10艘炮艇提供火力支援。英埃联军的两支骑兵部队 - 英国第21骑兵团和埃及骑兵团分别向西南和西北方向伸展出去，强占制高点。第21骑兵团占据了英军阵线左前方5公里远的索加姆山(Jebel Surgham)，埃及骑兵团则抢占了右前方高大的科莱里山(Kerreri Hills)。英军阵线的正前方，是平坦的砂土地平原，地势稍稍向尼罗河倾斜，并有平缓的波浪起伏。4、5公里以外，一道隆起的高地挡住了英军的视线。

23岁的战地记者丘吉尔跟随第21骑兵团的行动，登上了索加姆山。从这个制高点，英军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西南方向6公里以外的一架山梁上，一条黑线绵延数公里，那便是阿布杜拉哈里发(Abdullahi Khalifa)率领的马赫迪亚大军。上午11点钟，马赫迪亚大军开始前进，那条黑线如同一卷地毯逐渐展开。马赫迪亚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源源不断地翻越山梁显现在英军的望远镜头里，整个山梁象是在向前缓缓移动。

马赫迪亚的领袖哈里发在奥姆德曼集结了6万大军，准备和英军决战。奥姆德曼位于喀土穆以北30公里，是马赫迪亚政权的所在地。哈里发明白，过去对英军取得的胜利都是马赫迪亚采取攻势，在运动中歼敌。哈里发和他的将领们已经制定了一个大胆的战役计划，要在科莱里平原消灭基奇纳的英埃联军。

1. 复仇之路

自从戈登丧生喀土穆以后，有好几年英国政府忙於应付俄国在阿富汗的咄咄逼人之势，似乎已经将苏丹遗忘。事实上正如维多利亚女王所说，戈登之死是大英帝国的奇耻大辱，为戈登复仇成为政府的责任，反攻苏丹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892年，基奇纳被任命为埃及军队总司令(Sirdar)，开始为反攻苏丹做准备。英国政府决定攻占苏丹，一方面是给戈登复仇，为帝国雪耻；另一方面也是形势所迫。苏丹落入马赫迪亚政权以后，法国和比利时开始从中非向尼罗河上游扩张，大有吞并苏丹之势。为了确保英国对尼罗河水道的控制，反攻苏丹势在必行。

基奇纳于1850年生于爱尔兰，早年曾在瑞士求学，后来考入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毕业以后进入皇家工兵部队，被派到巴勒斯坦、埃及和塞浦路斯绘制地图，期间掌握了阿拉伯语。1884年，基奇纳作为情报副官参加了解救戈登的军事行动。基奇纳性情孤傲冷峻，组织策划一丝不苟。“如果胜利是绚丽的花朵，运输则是花的梗茎，没有梗茎的鲜花无法盛开…同马赫迪亚的战争主要是一个运输的问题。” 基奇纳对现代战争的理解可谓深刻。

1895年，基奇纳得到英国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批准，开始远征苏丹。虽然反攻苏丹完全是大英帝国的军事行动，对外却以埃及政府的名义，而全部军费由埃及政府承担。自古以来，埃及进入苏丹的主要路线是尼罗河的水道。尼罗河在苏丹北部的河道呈“之”字形，蜿蜒一千公里，其间有3道落差瀑布阻隔，水位低的时候便无法通行。基奇纳主持修建了一条350公里长的铁路，穿过大片荒漠，直达尼罗河“之”字形河道南端的阿布哈马德(Abu Hamad)，这条铁路于1897年竣工。接着基奇纳又沿着尼罗河修建了200公里铁路，抵达柏柏尔城(Berber)，此去奥姆德曼仅400公里。这段铁路直到现在都还是苏丹的运输干线。1898年4月，英埃联军在柏柏尔以南的阿巴拉(Atbarah)同一支马赫迪亚军队发生激战，将其击溃。

基奇纳反攻苏丹的时机非常好，哈里发治下的苏丹经济近于崩溃，人口由於连年的饥荒、瘟疫和战乱减少了一半。马赫迪运动初期的宗教狂热经过十几年已经逐渐消退，一些部落首领公开反对马赫迪亚政权，导致内战不断。尽管如此，哈里发依然拥有6万大军，和几个忠实的宿将。当英军逼近奥姆德曼之时，哈里发在城外举行大阅兵，号召苏丹人民投身圣战，消灭侵略者。大战前夕，马赫迪亚军队有6千人逃亡，加上尼罗河要塞需要2千守军，在奥姆德曼之战中哈里发的可用之兵只有5万2千人。马赫迪亚军队并非只是大刀长矛武装的军队，他们拥有大约1万5千支缴获的步枪，甚至一些火炮，但弹药奇缺。

英埃联军的2万5千人中，英军有8,600人，其余都是埃及部队，包括6个营的苏丹部队。和13年前相比，英军发生了许多变化，最明显的是土黄色卡其棉布军装代替了红色呢制军装。英埃联军士兵装备的李-梅特福(Lee-Metford)新式步枪，使用无烟火药，射程达2,500米，射速可达每分钟10发。联军拥有40挺轮式水冷马克辛机枪，射速高达每分钟600发，此外还有50门榴弹炮。奥姆德曼之战将成为所谓“非对称战争”的代表，欧洲军队的技术优势如此巨大，使战争的结局早已注定。

2. 决战前夕

正午时分，英军从索加姆山顶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赫迪亚军队的全貌。马赫迪亚大军阵线长达6公里，面向东北方向。阵线从左到右如下排列：瓦德赫鲁(Ali-Wad-Helu)率领5千士兵组成左翼；中央是谢克埃丁(Osman Sheikh-ed-Din)和阿兹拉克(Osman Azrak)的部队，共有12,000步枪兵和13,000长矛兵；右翼是谢里夫(Khalifa Sherif)的部队6千人，这支部队的500面白色旗帜迎风飘扬，甚是醒目。在中央阵营后面，雅库布(Yakub)的军团13,000人作为预备队，而哈里发亲率3千人的卫队拖在最后面。马赫迪亚大军以步兵为主，骑兵只有约3千人。

在马赫迪亚军队前进的同时，英军10艘炮艇开始逆流而上，进攻数公里以外奥姆德曼的尼罗河要塞。要塞里有大约50门大炮，但苏丹人的操炮技术无法和英国人相比。英军炮艇发射的炮弹装填利德烈性炸药(Lyddite)，威力极大，很快将要塞大炮压制。然后英军炮艇靠近要塞，以大口径迫击炮彻底摧毁炮台，并用机枪扫射堑壕里的守军。要塞被攻克以后，英军一个榴弹炮连登陆，开始炮击奥姆德曼城中高耸的马赫迪陵墓，很快将其夷为平地。摧毁马赫迪陵墓对马赫迪亚军队的士气打击很大，因为他们一直认为马赫迪陵墓受安拉保护，是坚不可摧的。

尼罗河要塞激战的同时，马赫迪亚军队一直在向前行进，渐渐逼近英军阵营，但由於地形的阻隔，英军阵营依然无法看到马赫迪亚军队。为了了解敌军的动向，基奇纳亲自登上索加姆山观察敌情。从索加姆山顶向西南望去，马赫迪亚大军如同涨潮的海水一样向前涌动，其右翼向索加姆山南侧伸展，对山上的第21骑兵团成包抄之势；其左翼向科莱里山逼近，威胁到占据此处的埃及骑兵团。从索加姆山顶向东北回望，英埃联军5个步兵旅背靠尼罗河组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防线，阵列仅有两行纵深，虽然略显单薄，但可以充分发扬火力。每个团仅留两个连在后面作为预备队，而一个埃及步兵旅作为总预备队。面对强敌基奇纳充满信心，他对副官说：“我们不能要求更好的局面了，这是一个能够发挥火力优势的战场，他们最好今天就开战，而不是等到明天。”

下午两点，马赫迪亚大军前进到距离英军防线6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一阵雷鸣般的欢呼伴以排枪齐放以后，士兵们就地卧倒休息。显然哈里发认为天色已晚，将决战推迟到第二天。英军阵营也命令士兵原地休息，但加派哨兵严加防范。是夜皓月当空，英军阵前有400米的能见度，而停泊在尼罗河里的炮艇打开数十支探照灯，将英军阵前一公里的地面照得通明。哈里发很可能有夜袭的计划，但英军的探照灯使敌军的活动失去了夜幕的掩护，马赫迪亚大军只能等待黎明。

3. 奥姆德曼之战

9月2日清晨6点，马赫迪亚大军开始发动进攻，战斗首先在两翼展开。英军第21骑兵团占据的索加姆山受到马赫迪亚右翼谢里夫“白旗”军团的攻击，大约6千人迂回到索加姆山的南侧，开始向山顶攀登，而第21骑兵团有目的地退到山脚。马赫迪亚士兵登上山顶以后，立刻沿东北一侧的山坡冲了下来。他们并不知道，这一侧的山坡正在英军大炮的射程之内。瞬时间20多发炮弹呼啸而至，在“白旗”军团上空爆炸，马赫迪亚士兵立刻倒下一片。虽然勇敢的苦行僧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无奈英军数十门大炮将索加姆山炸成一片火海，“白旗”军团在山坡上丢下一千多具尸体以后退走。

与此同时，谢克埃丁的部队15,000人向科莱里山上的埃及骑兵进逼，而左翼的瓦德赫鲁军团5千人则向科莱里山北侧迂回。基奇纳发现埃及骑兵团处境危险，命令团长布劳伍德(Colonel Broadwood)率部撤回英军阵营。布劳伍德回复基奇纳，决意向东北方向撤退，吸引谢克埃丁的部队远离主战场。谢克埃丁以步兵为主的部队徒劳地向北追击了5公里，结果远离主战场十几公里。布劳伍德的大胆主见，事后被证明是此次战役的胜负手。

哈里发的作战计划其实相当精明。他将部队分为三个部分：谢克埃丁和瓦德赫鲁的左翼军团2万人前进至科莱里山麓，隐藏在山后；右翼谢里夫军团和中央阿兹拉克军团大约15,000人组成第一攻击波，向英军阵营发动正面强攻；他本人率领最精锐的卫队和雅库布军团共17,000人组成第二攻击波，隐藏在索加姆山背后干涸的河谷里。倘若第一攻击波失利，英军必然向西南方向追击，哈里发打算等英军大部队越过索加姆山以后，向英军迎头痛击，同时谢克埃丁和瓦德赫鲁的左翼军团攻击英军的侧后方。哈里发的作战计划体现了运动战歼敌的思路，如果得以顺利实施，战役的胜负未可逆料。

7点钟，马赫迪亚右翼的谢里夫军团和中央的阿兹拉克军团合兵一处，向英军阵营发动正面进攻。1万2千马赫迪亚士兵越过科莱里平原中间隆起的高地，他们前进的同时，将密集的队形向两翼扩展，形成一个新月形。马赫迪亚士兵刚刚进入英军视野，就遭到炮火的袭击，英军炮兵和尼罗河里的炮艇矫正射角以后，纷纷开始急速射。由於此时马赫迪亚士兵队形相当松散，炮火造成的伤亡并不大。当马赫迪亚军队接近到两千米的距离时，英埃联军的步兵陆续开火。由於敌人距离尚远，英军步兵以整齐缓慢的排枪射击，而40挺马克辛机枪不停地扫射，在英军阵前形成一道弹幕。有好几挺机枪冷却筒里的水用尽，不得不用士兵水壶里的水补充。每一挺机枪的旁边，弹壳堆成了小山。在这种滴水不漏的火力封锁之下，马赫迪亚士兵象秋收的麦子一般被成片割倒，无人能够冲到英军阵营前300米的距离。悍勇的马赫迪亚将领阿兹拉克亲自率领一队骑兵冲锋，结果身中数弹毙命。上午9点钟，枪声渐渐稀落下来。阿兹拉克军团几乎全军覆没。

马赫迪亚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以后，基奇纳命令第21骑兵团向奥姆德曼方向攻击前进。第21骑兵团行进途中遭遇马赫迪亚阻击部队，一共约3千步兵。他们大部分隐藏在一条干涸的河谷里，只留数百人在河岸上。由於不明敌情，第21骑兵团贸然向这股部队发起冲锋，虽然最终击溃敌军，但伤亡71人，其中包括几名尉级军官。这是英军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冲锋。

第21骑兵团离开不久，基奇纳就率领5个步兵旅向西南方向前进，目标奥姆德曼城。英埃联军各旅以四行纵列行军，呈梯队依次出发，麦克唐纳准将的步兵旅拖在后面。基奇纳知道科莱里山中尚有为数不少的敌军，於是把最强的部队做为后卫。英埃联军前队翻越索加姆山时，正位於索加姆山北侧平原上的麦克唐纳旅突然停止前进，急急忙忙地面向西南方向展开战斗队形，在他们的正前方，哈里发指挥精锐部队雅库布军团1万7千人从隐蔽的河谷里冲了出来，向麦克唐纳旅发动突然袭击。敌人如此密集，距离如此之近，英军士兵们射击可以不用瞄准。基奇纳见此情况，立刻命令离麦克唐纳旅最近的部队迅速靠拢与之衔接，其他3个旅从索加姆山上冲下来，攻击马赫迪亚军队的右侧。马赫迪亚军队受到英军“V”字形阵线的夹击，伤亡惨重，但仍然作困兽之斗，疯狂冲击英军战线中较弱的埃及部队，逼迫其渐渐后退。基奇纳不得不派两个连的英军上刺刀在埃及部队后面督战，才避免埃及部队崩溃。

在不远处观战的哈里发心急如焚，他此刻唯一的指望，就是谢克埃丁和瓦德赫鲁的左翼军团出现在麦克唐纳旅的侧后。可惜这两支部队远离战场，狂奔十几公里赶到时，雅库布军团已被消灭大半，雅库布本人也已经战死。哈里发策划的分进合击，结果变为逐次投入兵力的添油战术。当马赫迪亚的正面攻势渐歇之时，基奇纳将部队陆续调到麦克唐纳旅的右侧，组成一道面向北方的战线，并在这一线加强了3个炮兵连和8挺马克辛机枪，以应对马赫迪亚左翼军团越来越强的攻势。在这一侧马赫迪亚士兵冲到英军战线200米距离以内，英军炮兵不得不用霰弹直瞄射击。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队赶来助战，英军阵线火力也越来越强，马赫迪亚左翼军团伤亡惨重，渐渐失去了进攻能力。

瓦德赫鲁看到大势已去，亲率400骑兵排成密集队形作最后的冲锋。他们中间许多人连武器都不带，一个个策马疾驰，狂呼呐喊着冲进英军的火网，结果全部毙命。作为战役的尾声，英埃联军士兵上刺刀冲锋，向西扫过科莱里平原，将马赫迪亚残余部队赶进沙漠里去。上午11点半，基奇纳收起望远镜，满意地认为“敌人被很好地清理了一下”(The enemy had been given a good dusting)。奥姆德曼一战，马赫迪亚军队阵亡20,000人，伤22,000人，被俘5,000人，战损率高达90%。英埃联军仅仅阵亡48人，伤382人。哈里发有幸逃脱，一年以后死于英军的围剿中。战后基奇纳拒绝救护马赫迪亚伤兵，留他们躺在荒原上听天由命。

虽然此战马赫迪亚军队惨败，他们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征服了战地记者丘吉尔。丘吉尔写道：“战败者的英勇举动被胜利者贬低了，我认为这很不公平。一个有勇气的人应该承认他们都具有高尚的理想，坚信自己的牺牲能够保证他们的名誉不被失败玷污。” 奥姆德曼之战中，马赫迪亚军队不但表现了勇猛顽强的精神，也展示了相当高的战术素养和组织纪律性。英军的胜利，其实是高能炸药、马克辛机枪和达姆开花子弹的胜利。此战反映出精神力量的局限性，不能指望其完全弥补技术上的巨大差距。

4. 后话

基奇纳率领英埃联军胜利进入喀土穆。为了给戈登复仇，基奇纳命令将马赫迪的遗体挖出来焚烧，扬灰于尼罗河中，随后英军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悼念戈登。同年11月，基奇纳被女王封为“喀土穆男爵”，以表彰他克服苏丹的战功。

基奇纳治理苏丹期间，致力于教育改革，创立“戈登纪念学院”(Gordon Memorial College)，面向社会各阶层招生。1924年，戈登纪念学院和其他几所机构合并，成为喀土穆大学。这里培养了大批当地精英，苏丹独立以后的几届政府总理，如马呼德(Mohamed Ahmed Mahjoob) 、阿布德(Ibrahim Abboud)等人，都从这里毕业。基奇纳贯彻信仰自由的原则，重修喀土穆大清真寺，按照穆斯林的习惯将星期五作为法定假日。基奇纳甚至严厉禁止基督教会发展穆斯林入教。

一次大战爆发以后，基奇纳出任国防大臣。当时英国内阁普遍幻想能速战速决，只有基奇纳认为战争将旷日持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击败德国。基奇纳主持庞大的征兵工作，一共招兵3百万人。1916年6月4日，基奇纳启程出访俄国之前，在下议院接受质询。当反对党议员抨击他对战争准备不足时，基奇纳披露他在战前就向美国军火商下了两百万支步枪的订单，现在已经有50万支交货。议会200多名议员起立鼓掌，而反对党领袖乔治-阿瑟爵士亲自向基奇纳表示感谢。次日，基奇纳登上“汉普郡”巡洋舰前往俄国，军舰在北海触雷沉没，基奇纳溺水身亡。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英治时期爱尔兰发生的大饥荒向爱尔兰人民道歉。苏丹前总统哈里发(Sirr al-Khatim al-Khalifah)要求布莱尔为基奇纳在苏丹的暴行向苏丹人民道歉，布莱尔置之不理。可见英国到现在依然不能正视其殖民时代所犯下的罪行。

原因是科技把不同国家、不同程度的人放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上，靠不规则法家、或者信息不流通牟利的机会越来越少。弱者的能力得到放大，强者的能力得到压抑。所以千秋万载以后美国之后的霸主所占的份额也会越来越小，可能到时只能稍微比自己人口的比例多一点。

以前的首富，即使是Rockefeller, Getty时代，他们个人所占的全球财富比例莫不超过现在的Gates。

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但造就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名臣” ，还造就了几位来自西洋的名人，戈登就是其中的一个。

戈登不见得是一个正面人物，但绝对是个传奇人物。戈登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毁誉参半非常与众不同。在中国官方正史里，戈登是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屠夫，中学历史课本这样叙述戈登的结局：“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 如果倒退一百年，在晚清的历史里戈登是平定长毛之乱的大功臣，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戈登死后清庭专门派人去吊。在英国的历史里，戈登是“英雄中的英雄”(语出英国首相格拉斯通)，维多利亚时代的楷模，戈登死后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到他家中慰问。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戈登爱憎分明，无论褒贬都是一边倒，也算叹为观止。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戈登盖棺定论，而是通过记述戈登这个传奇人物一生的重要活动和事件，勾画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像。至於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人物，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 平凡的早年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生于1833年1月28日，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戈登幼年就读陶顿公学，15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成为一名士官生。军校里老生常常欺侮新生，一次晚餐后，一个高年级士官站在楼梯口挡住新生去路，不让他们通过，戈登径直上前，低头猛撞此人腹部，这个士官一路滚下楼梯，摔出门外，为此戈登几乎被开除。戈登早年表现出的这种宁折不弯的强梁个性，伴随了他的一生。

1852年戈登军校毕业，进入皇家工兵部队，军衔少尉，派到威尔士潘布卢克(Pembroke)修建海港设施。20岁的戈登正处於建立人生观的阶段，在一个名叫德鲁(Drew)的好友影响下，戈登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神学著作，在和他姐姐的通信里表现出强烈的宿命论观点：“上帝掌握世事发展的方向，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好像马背上的骑士决定马的前进方向，无论马乐意还是不乐意。一个人想要快乐，就得象一匹俯首贴耳的马一样，对任何事情都要做好准备。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有上帝安排。”

1854年，戈登自告奋勇加入英国远征军到克里米亚参战，先参与修筑冬季营地，然后到前线去测绘俄军的战壕。做这项工作需要经常从己方战壕探身眺望，然后描绘下来看到的俄军战壕走向，许多工兵因此被俄军狙击手射杀。戈登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按步就班地完成测绘工作，最后却毫发无爽。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戈登被派去测量土耳其和俄国的边界线，1859年返回英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戈登跟随英军后续部队，于当年9月到达天津。由於来得晚，戈登错过了大沽、张家湾和八里桥等重要战役，只赶上了火烧圆明园。戈登在日记里记述英法联军官兵“洗劫之后纵火，以最野蛮的方式毁坏这些最宝贵的财产…每一个人都发疯一般地抢劫。” 战争结束以后，戈登随英法联军在北京驻扎了一年多，然后移驻上海。这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势正盛，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於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遇出现在30岁的戈登面前。

2. 常胜军

李秀成后来在狱中写“回忆录”，这样反省江南战事的逆转：“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1860年3月，李秀成率军从皖南进入浙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杭州，引清军江南大营分兵来救，然后退回皖南，会合陈玉成回师天京，大破江南大营。5月，李秀成领兵东征，连克常州、无锡和苏州，兵锋直指上海。当时清朝上海守军薄弱，上海官绅惊恐万状，谋求自救。他们先乞求上海的英法联军“派兵助剿” ，由於英、法两国正和清政府交战，拒绝援手。两江总督何桂清即令江宁布政使薛焕和上海道台吴煦筹饷募勇，保卫上海。

吴煦靠捐纳起家，先任嘉定知县，后署理松江知府，曾联络英、美、法等国，镇压小刀会起义，赢得西方人的信任。现在大难临头，吴煦首先想到的便是洋人。他找到在一艘商船上任大副的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从上海租界的酒吧里招募了数百西洋盲流，组建了一支“洋枪队”。

华尔曾经效力于法国外籍军团，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当时各国武器贩子云集上海，出售的武器良莠不齐，华尔慧眼识珠，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洋枪队，比如美制夏普后膛步枪(Sharpe Breech-loading Rifle) 、德制德莱塞撞针步枪(Dreyse Needle Gun)和美制寇尔特左轮手枪(The Navy Colt Revolver)等等。8月，洋枪队协同清军首战青浦，西洋盲流一触即溃，太平军胜利克服松江，进抵徐家汇，离上海县城仅9公里之遥。这时英法联军为了自己的利益武装干涉，出动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夹击太平军，迫使其退回松江。

青浦战败以后，华尔痛定思痛，遣散了西洋盲流，以一批菲律宾雇佣军为骨干，招募了大约三千中国人，组成三个团，着西式军服，以西法操练。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英、法等国开始改变以前的“中立”政策，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华尔洋枪队得到大批新式榴弹炮和臼炮，战力大增。1862年2月，华尔洋枪队在松江附近两败太平军，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华尔官封四品，后来又娶了吴煦的女儿为妻，并加入中国籍。4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乘英国商船抵达上海，立刻被任命为江苏巡抚。以后常胜军和淮军并肩作战，接连攻占了南翔、嘉定、青浦、南桥、柘林、奉贤等地。青浦被清军攻克以后，李秀成领精兵一万从苏州赶来，连续击败常胜军和淮军，收复青浦，但没有继续前进，而在上海城外30英里和淮军、常胜军对峙。

1862年9月，华尔在宁波附近阵亡，美国人白奇文(Henry Burgevine)继任常胜军统领。白奇文显然并不称职，洋枪队官兵军纪败坏，李鸿章大伤脑筋，请求英军司令斯塔夫利(C. W. D. Staveley)为常胜军任命一位统领，斯塔夫利挑中的人就是刚刚升任少校的戈登。这个任命有裙带之嫌，因为斯塔夫利是戈登的嫂兄，而且两人曾经在克里米亚共事过。由於这个任命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戈登一直等到次年3月才走马上任。

戈登上任以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戈登治军公正严明，他严肃军纪，建立刻板的操练制度，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

此时李秀成在苏南一线分散兵力，固守星罗棋布的据点，消极防御。太平军的要塞堡垒对付寻常的绿营乡勇绰绰有余，在常胜军和淮军新式火炮面前则不堪一击。1863年5月，常胜军进攻太仓，戈登先以榴弹炮进行四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将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彻底摧毁，然后再命令冲锋，常胜军、淮军士兵和残余的太平军激烈肉搏，经过苦战才攻克太仓。此战太平军阵亡两千人，是常胜军的十倍。

接下来攻昆山，戈登和淮军将领程学启考察地形，发现昆山被水道包围，唯一退往苏州的道路建在河边。戈登於是率军乘炮艇迂回西南，断敌退路。昆山太平军溃逃，常胜军的铁甲炮艇沿河追击，在十几码的距离上以密集的霰弹猛烈轰击，太平军伤亡惨重。苏州太平军守将谭绍光率兵来援，和淮军、常胜军发生激战，被击退。昆山之役太平军阵亡三千，而常胜军也伤亡五百人。

戈登在1864年春天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如果我能活下来，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100名军官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伤亡1,000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够得救，我就心满意足了。”挽救生命云云，大概指尽早结束战乱，使老百姓不至於长期流离失所。戈登以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他这封信并不是在唱高调。

3. 苏州杀降

李鸿章初见戈登，眼前一亮，心中顿生英雄相惜之情。此前李鸿章接触的西方人，大多是盲流和武器贩子，和他们相比戈登真是鹤立鸡群。(作者按：下面引用的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译自英文史料，李鸿章原话暂时没有找到，留待以后弥补。)

李鸿章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戈登的第一印象：“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 几个月以后，李鸿章陪同戈登的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他对戈登更为欣赏：“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对戈登的看法逐渐改变。7月，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戈登将军心中有多少狂想，他必须管住他那张嘴。” 这句话事出有因。由於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他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於是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大概是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不想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由於欠饷，常胜军几次哗变，都被戈登以铁腕手段镇压下去。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流常胜军的军费。9月，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许多：“(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虽然我对他颇有微辞，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赏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本来李鸿章和戈登可以相安无事直到战争结束，但“苏州杀降”事件使两人的关系到了决裂的边缘。1863年10月，常胜军和淮军开始围攻苏州。常胜军火炮犀利，苏州外围石垒、长城相继被破，太平军守将郜云官等人失去抵抗意志，通过淮军营官郑国魁联系，和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密会。郜云官同程学启定下降约，戈登居间做保，因为双方都认为戈登最讲信用。11月29日，苏州守军投降。四天以后，郜云官等降将被杀，这就是“苏州杀降”事件，事情始末在谭伯牛的《战天京》一书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赘述。

根据李鸿章的记录，杀降当天上午戈登被调往昆山，因而并不在场。事实上，戈登自己的备忘录记载，他杀降时仍在苏州，只是被入城的淮军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软禁了一个小时，而降将们就在这段时间被砍了头。戈登在得知杀降以后，留了一封短信给李鸿章，然后才乘汽轮回到昆山。李鸿章的不实之辞，大概还是想为戈登开脱责任。

种种迹象表明，杀降早有预谋，戈登显然是被利用了。洁身自好的戈登怒不可遏，率领常胜军返回昆山，拒不参战。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李鸿章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一方面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学启之后，接着重赏常胜军白银六万两，其中一万两奖给戈登；另一方面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的前因后果，强调杀降纯粹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不久朝廷的赏赐下来，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清政府还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

戈登到昆山以后，向英国公使提交辞呈，但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一万两白银的赏金，还打算拒绝朝庭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但在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1864年3月，戈登终於抛弃前嫌，面见李鸿章商议战事，两人都避而不谈“苏州杀降”一事。接下来常胜军又攻陷数座江南城池。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常州克服以后，太平天国的灭亡指日可待，於是常胜军在昆山解散，戈登随即返回英国。

戈登和程学启并肩作战，结下莫逆之交，两人以兄弟相称。“苏州杀降”事件以后，戈登憎恶程学启背信弃义，手捧郜云官的首级痛哭，发誓与程绝交。不久程学启去世，戈登又悲不自胜，将两面“程”字战旗带回英国，留作永久的纪念。戈登临走时向中国同僚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又说：“中国海军利於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 这些预言后来都一一实现。

1879年8月，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大哗。翰林院中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上书朝廷，力主撕毁条约，内惩崇厚，外拒俄夷；诸疆臣中左宗棠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倾向主战派；而李鸿章认为“崇厚所定俄约行之却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力主通过外交斡旋争取修订条约。主战派意见在朝廷成为主流，一时间中、俄之间战云密布。

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戈登来中国，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争取和平解决中俄争端。1880年7月，戈登在阔别中国16年以后，再次来华。此时戈登虽然已经47岁，但依然心直口快。在和主战派大臣们会面时，戈登说了一席话，让旁边的译员惊恐不安，拒绝翻译。戈登於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页，将他想说的词指给大家看 - 戈登指出的赫然是“愚蠢”二字。慈禧经过庭议，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将崇厚治罪，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约。曾纪泽经过艰苦的谈判，同俄国签订《中俄改订条约》，终於使伊犁等地和平回归中国版图。

4. 初治苏丹

1864年，戈登载誉归来，立刻成为英国炙手可热的人物。英国政府提升戈登为中校，女王册封他为“名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媒体称他为“中国人戈登” ，他被邀请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和座谈。如果戈登有心功名利禄的话，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望飞黄腾达。但是戈登天性不喜欢宴会和应酬，在时髦的女性面前往往会局促不安。戈登的内心深处，对尘世的污染其实充满了恐惧感。戈登回到英国以后深居简出，拒绝抛头露面，於是很快淡出了众人的视野。1865年10月，赋闲了一年的戈登被派到泰晤士河口的格雷夫森(Gravesend)，主持修建沿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戈登在这里一干就是六年。

据戈登的备忘录记载，在格雷夫森这六年是戈登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由於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无关紧要，戈登没有追求进度的压力，他每天工作到下午两点，然后就去做社工，援助当地的贫困居民。戈登出资创建了“格雷夫森乞丐协会”(Gravesend Mendicant Society)，专门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他还给一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支付养老金。据估计戈登将他三千英镑年薪的90%用于各种慈善事业。

很多戈登的好友后来指出，戈登对权力、财富等世间最基本的诱惑根本无动于衷，他生命的动力是雄心和抱负。戈登渴望荣誉和影响力，追求伟大而绚烂的，能够改变千万人命运的一种存在方式。

1871年，戈登被提升为上校，出任“多瑙河委员会”委员，负责解决多瑙河口的领土纠纷。1872年，戈登在君士坦丁堡结识了埃及总理努巴尔(Nubar Pasha)，让后者印象深刻。次年，戈登接到了埃及总督赫迪夫(Khedive Ismail)的信函，邀请他出任苏丹赤道省(Equitoria)的总督。在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以后，戈登于1874年初走马上任。

埃及此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庸，土耳其苏丹任命了亚美尼亚人赫迪夫为埃及总督。1820年，埃及在英国的支持下向南扩张，吞并了苏丹北部地区。从那以后，英国逐步扩大其对埃及的影响力，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埃及总督已经基本成为英国的傀儡。1869年，赫迪夫任用英国人贝克(Sir Samuel Baker)率领一支埃及军队远征苏丹南部，于1870年占领尼罗河上游的重镇喀土穆(Khartum)，进而吞并苏丹全境。埃及占领苏丹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奴隶贸易的泛滥。大批奴隶贩子云集苏丹南部，和当地部落首领相勾结，将奴隶贩卖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埃及总督赫迪夫受到英国政府极大压力，急需一位能人遏制猖狂的奴隶贸易，而戈登正是上佳人选。

戈登满怀热情踏上苏丹之旅。他在备忘录中写道：“中非的荒漠和沼泽将被开发，接受文明的福音；猖獗的奴隶贸易将被扑灭；当地野蛮的居民将习惯自由、公正和繁荣。”戈登到达苏丹以后，发现苏丹政府一贫如洗，於是主动将自己一万英镑的年薪降到两千英镑，立刻赢得当地人民的景仰。戈登先出任苏丹赤道省总督，两年以后出任整个苏丹的总督。他在苏丹的六年间，骑着骆驼行程八千五百英里，足迹遍及苏丹全境。在打击奴隶贸易之外，戈登还致力于改革苏丹的政府机构，修筑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立象牙的政府专卖，以开财源。

戈登的热情很快被严酷的现实浇灭。苏丹的奴隶贸易已经深植当地社会经济的脉络之中，由埃及、土耳其等地巨大的市场需求驱动，戈登个人的努力显然是杯水车薪。六年间戈登率领几百人的队伍四处奔波，对奴隶贩子围追堵劫，解救数以万计的奴隶。但戈登很快发现被解救的奴隶根本无力谋生，赤贫的苏丹政府更是无力供养，於是他们很快又出现在各地的奴隶市场上。戈登抓获了一批奴隶贩子，把他们送到开罗，请埃及总督赫迪夫严加处置。没想到这些奴隶贩子不但立刻获得自由，还成为总督的座上宾。这也难怪，奴隶贩子们的进贡是埃及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赫迪夫怎能不善待自己的财神呢。

经过几年徒劳无功的努力，戈登对苏丹的状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你能把浸透到纸里的墨迹弄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停止这块土地上的奴隶贸易。”戈登明知不可为依然勉力为之，他在备忘录里写道：“我明白自己力量有限，因而乞求上帝；我将不问成败，一切交由上帝安排。”

戈登在苏丹期间，一个名叫佐拜尔(Zobeir)的当地部落首领通过奴隶贸易聚集财富，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有意挑战埃及政府的权威。佐拜尔本人被引诱到开罗软禁起来，而他的儿子苏莱曼(Suleiman)公开起事，围攻埃及军队在苏丹南部的据点。戈登不战而屈人之兵，只带了一个翻译骑着骆驼穿过85英里的沙漠，突然出现在苏莱曼面前，戈登的出现导致叛军阵营的分裂，一些部落首领当场投诚。戈登命令苏莱曼两天之内放下武器，解散部队，而苏莱曼完全被戈登的凛然正气所镇摄，俯首贴耳一一照办。1878年，戈登前往开罗解决埃及政府的财政危机，苏莱曼又起兵造反，很快兵败被杀。

1880年，戈登递交辞呈，怅然离开了辛苦经营了六年的苏丹。在他的继任拉乌夫(Raouf Pasha)治下，苏丹的奴隶贸易恢复了过去的规模，而戈登改革政府的成果全部废弃。埃及政府为了创收，变本加厉地搜刮苏丹人民。苏丹上下群情激愤，整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在尼罗河小岛上静修的一个苦行僧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这时看到时机成熟，於是率领信徒揭竿而起。

5. 临危受命

1880年爆发的苏丹马赫迪运动，在很多方面都酷似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运动领袖马赫迪和洪秀全一样，以宗教改革者的身份领导人民起义，最后建立王权统治。

马赫迪原名阿赫麦德(Mahommed Ahmed)，1844年生于苏丹一个木匠家庭，16岁成为伊斯兰教的苦行僧(Dervish)。阿赫麦德成年以后在苏丹各地漫游传教，渐渐得到苏丹底层贫民的拥戴。1881年，阿赫麦德公开称自己是马赫迪(Mahdi, 真主的使者)，抨击埃及政府派来的土耳其官员不读古兰经、饮酒、压迫其他穆斯林等等罪行，号召苏丹人发动圣战，驱逐土耳其人，取得民族独立。

马赫迪属於瓦哈比教派(Wahhabism)，这个教派由十八世纪阿拉伯人瓦哈比(Muhammad ibn-Abd-al-Wahab)首创。瓦哈比教派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主张古兰经是所有教义的唯一来源，摈弃骄傲、嫉妒、忽视日常祈祷等罪过，而追求谦逊、温顺、坚忍、节欲、朝圣等美德。需要指出的是瓦哈比教派是当今沙特阿拉伯的国教，也是本拉登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义，近两年很多学者把本拉登和马赫迪相提并论。和本拉登一样，马赫迪的理想是伊斯兰教统一世界，他公开宣称，苏丹解放以后，他将征服埃及，然后是麦加和耶路撒冷，最后是全世界。被征服的异教徒要么归依真主，要么引颈就戮。马赫迪运动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非常相似，依照古兰经制定严刑峻法，比如盗窃者剁去手足，禁止饮酒、鼓掌、恶语、跳舞、淫乱、阅读禁书、穿着鲜艳等等。

马赫迪运动吸引了大批苏丹贫民，以及一些企图投机的地方豪强和奴隶贩子，这些人在马赫迪的默许下继续他们的奴隶贸易。很多苏丹部落首领仍然持观望态度，期望英国政府有所行动。马赫迪信徒们身穿粗制棉布做成的白袍，以长矛、弯刀为武器，组成一支充满宗教狂热的军队。埃及政府在以后的两年间派遣了三支西式装备的远征军前来征讨，都被消灭。每一次胜利都使马赫迪的队伍壮大一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苦行僧就是安拉派来的救世主。

正当苏丹马赫迪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埃及也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暴动。一个名叫阿拉比(Ahmed Arabi)的埃及军官发动兵变，企图驱逐土耳其苏丹任命的埃及政府，建立埃及民族政权。腐败的埃及政府不堪一击，关键时刻英国派遣沃斯利将军(Lord Wolseley，也就是当年参与火烧圆明园的沃斯利中校)率军于1882年9月进入开罗，镇压了阿拉比暴动，扶持埃及政府复辟。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航线对大英帝国战略意义重大，英国决不能容忍埃及被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政权控制。不过海外驻军开销巨大，英国政府并不打算在埃及久留，一旦埃及傀儡们能够控制局面以后就离开。但苏伊士运河的战略地位让英国欲罢不能，英军在埃及一驻就是74年，直到1956年才全部撤出。

埃及政府刚刚渡过危机，就着手解决苏丹问题。他们任命英国人希克斯(William Hicks) 为远征军司令，由他率领一万刚刚兵变过的埃及部队，前去镇压马赫迪运动。结果希克斯远征军在苏丹科尔多凡地区(Kordofan)遭到四万马赫迪军队的伏击，全军覆灭。消息传来，英国政府开始正视苏丹马赫迪运动。首相格拉斯通领导的自由党内阁介入埃及事务已经相当勉强，而苏丹对英国并没有任何战略价值。英国内阁经过讨论，决定要求埃及放弃苏丹。然而这个决议实行起来难度相当大，因为在苏丹有数万埃及军政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散布在沿尼罗河的据点内，而马赫迪军队兵势正盛，已经控制了苏丹大部分地区。

英国媒体对苏丹问题异常关注，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报纸煽风点火，大肆丑化马赫迪运动，要求政府出兵消灭这个邪恶而危险的组织。拥护执政党的报纸则担心撤退计划因为缺乏领导而流产，导致人道主义灾难。无论哪一派的媒体，都认为苏丹急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物，而苏丹前任总督戈登是当仁不让的最佳人选。

戈登自从三年多以前离开苏丹以后，在世界各地奔波，1880年夏天的中国之行以后，戈登前往南非，负责处理棘手的土著事务。戈登无论在哪里，都不改其直言无讳的风格，他曾公开批评英国的爱尔兰政策，支持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并因此得罪了英国政府。1882年戈登晋升少将。离开南非以后，戈登有一年多的时间处於赋闲状态，他於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于圣经的历史研究，写了两千多页手稿。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时国王的公函，请他出任刚果总督。戈登接受了邀请，返回英国为非洲之行做准备。

戈登于1884年1月回到英国，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各大媒体异口同声地为起用戈登造势。没几天，戈登的老朋友沃斯利就代表国防部和他会晤，请求他再次出任苏丹总督。这是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丧失判断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戈登是一个斗士，一个冒险家，一个理想主义者，以桀骜不驯、宁折不弯著称，而英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屈辱的撤离。没有人比戈登更不适合这项工作了。

这个意外的任命使戈登胸中熄灭已久的热情之火又开始熊熊燃烧。近几年的怀才不遇，使戈登相当郁闷。现在他的价值终於得到了应得的认可，而苏丹将是他建立丰功伟绩的地方。面见外交部长格兰维尔(Lord Granville)几个小时以后，戈登就在副手斯图亚特上校(Colonel Stewart)的陪同下，来到伦敦车站，格兰维尔已经为他们买好了前往南安普顿港的车票。戈登上车以后，沃斯利匆匆赶来，从车窗塞给他一个皮包，里面是几个朋友凑的两百英镑路费。火车在汽笛声中渐渐驶离站台，戈登从车窗向送行的亲朋好友挥手道别，就此一去不复返。

6. 拯救戈登

戈登临行前非常明白自己的任务 - 组织埃及公职人员撤离苏丹。到达开罗以后，戈登会见了软禁于此的苏丹豪强佐拜尔，两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虽然这个苏丹最大的奴隶贩子曾经是戈登的死敌，而且和戈登有杀子之仇(佐拜尔之子苏莱曼兵败以后被戈登的副手处决)，但通过这次谈话，他开始坚信佐拜尔代表着苏丹的未来。此时戈登心中充满了对苏丹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将自己的任务抛到九霄云外。

戈登乘船沿尼罗河而上前往喀土穆期间，发的电报象雪片一样飞到英国驻埃及公使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的桌上。在这些电报中，戈登向巴林坦白自己解决苏丹危机的打算：佐拜尔将作为副总督到喀土穆来协助他，以佐拜尔在苏丹的号召力分化瓦解马赫迪阵营。由於苏丹政府和佐拜尔都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戈登认为英国应该派遣军队“粉碎”马赫迪运动。未来的苏丹应该由苏丹人佐拜尔领导，而英国在幕后指挥，如同阿富汗一样。正在此时，马赫迪军队攻占了苏丹红海岸边的苏阿金港(Suakin)，威胁到英国的红海航线。驻埃英军立刻派出格兰姆将军(Sir Gerald Graham)率部反攻苏阿金港，并两次击败马赫迪军队。戈登认为这支部队应该立刻乘胜前进，一举剿灭马赫迪运动。

英国政府非常干脆地拒绝了戈登的建议。佐拜尔是苏丹最大的奴隶贩子，出於道义原则英国政府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人物。格兰姆将军的部队在收复苏阿金港以后，立刻撤回埃及。不久英国放弃苏丹的计划公布于众，持观望态度的苏丹各部落首领对英国彻底绝望，全部投靠马赫迪。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仅仅一个月以后，马赫迪军队就完成对喀土穆的包围。戈登只在合围之前将城中的妇孺抢运到埃及。巴林3月24日发电给外交部长格兰维尔，认为撤离苏丹的计划已经流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戈登和他的助手安全撤出喀土穆城。

戈登被困喀土穆的消息很快传到英国，立刻引起公众极大的关注。4月，通往喀土穆的电报线被切断，戈登和外界的联系中断。最先为戈登的安危担忧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她于3月25日打电报给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Lord Hartington)：“这真是骇人，戈登将军面临危险，你一定要解救他…你肩负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维多利亚女王的电报代表了当时的公众情绪，英国各大报纸充斥着讨论戈登安危的社论和读者来信，戈登的朋友们设立了一个援助基金，认捐者踊跃。5月初，公众的担忧达到顶点，社会各界召开集会，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两个月前，英国政府很快屈从于舆论压力，起用戈登总督苏丹，但现在内阁却出奇的固执。政府一反常态地顶住了舆论的压力，拒不发兵。显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左右苏丹政策，使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方针，完全不顾民意。这股力量来自英国首相格拉斯通。

75岁的格拉斯通正处於一生事业的顶峰。格拉斯通曾经是保守党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后来逐渐蜕变，成为自由党的顶梁柱。此时的格拉斯通寂寞无敌，他的政坛对手如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都已经死去，他享受全体国民的景仰，被英国媒体敬畏地称作“伟大的老人”。如果抛开格拉斯通的城府和机心，我们会发现他具有和戈登一样单纯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精神。1879年大选时，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通的竞选主张之一就是不走帝国主义道路。执政以后，格拉斯通在许多场合表示“埃及应该由埃及人治理”，反对英国接管埃及事务。起初格拉斯通非常勉强地同意起用戈登。戈登一到苏丹，英国的苏丹政策就开始偏移，逐渐向征服苏丹和吞并埃及的方向滑行。格拉斯通痛下决心，一定要悬崖勒马。在英国公众的眼里，出兵苏丹的结果不外乎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得救，但格拉斯通却看到了“旷日持久的战乱，成千上万的牺牲，军事占领的残暴，和对一个民族的奴役。”

1884年5月，反对党在议会提案敦促政府发兵救援戈登。他们认为，戈登的命运和大英帝国的名声紧密相联。格拉斯通这样反诘：“出兵苏丹，是对一个争取自由的民族的征服战争…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是正义的。”格拉斯通表示，如果戈登的确处境危险，则政府责无旁贷应该出兵救援。但事实上喀土穆虽然陆路断绝，水道依然畅通，戈登随时可以乘汽船撤出喀土穆。戈登陷于险地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戈登发给巴林的最后几封电报证实了格拉斯通的判断。戈登告诉巴林，既然英国政府拒绝出兵苏丹或派佐拜尔来协助他，他认为自己可以根据形势自作主张。“你们最终会被迫前来消灭马赫迪，” 戈登认为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将会蒙受“洗雪不掉的耻辱”。戈登的电报被各大报纸刊登，而格拉斯通是在一个乡间俱乐部看报纸时读到这些话的。在场的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格拉斯通拿起报纸，眼光立刻停留在戈登的电报上。读着读着，他的脸开始变得僵硬和苍白，他的眼里开始喷射出怒火，好像要将报纸点着 - 他这种神情只有在议会辩论中勃然大怒时我才见过 - 仿佛戈登的言语灼伤了他的灵魂，激起怒火万丈。他面色惨白、一言不发，在那里呆坐了几分钟，然后起身离去，那天再也没有露面。”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戈登试图将武装干涉苏丹的政策强加于英国政府。戈登认为只要能够在喀土穆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他就可以迫使英国政府出兵消灭马赫迪。洞悉戈登心理的格拉斯通象一头被激怒的雄狮。戈登以自己的生命要挟政府，不仅是在蔑视他的治国理念，更是在挑战他的个人权威。格拉斯通横下一条心，不理会媒体的指责和声讨，坚决拒绝出兵。喀土穆被包围以后，整整四个月英国政府对戈登的困境无动于衷。事到如今只有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个僵局，那就是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

哈廷顿是自由党内的二号人物，他代表的贵族势力，是自由党的政治基石。哈廷顿为人朴实诚恳，公正无私，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典范。自从维多利亚女王嘱咐他尽力挽救戈登以后，哈廷顿一直在内阁强烈主张出兵。但哈廷顿是一个毫无心机的人，不但理解力迟钝，而且行动缓慢。他被格拉斯通的闪烁其辞所迷惑，一直没有领会其真正意图。6月初的时候，哈廷顿还打电报给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询问政府打算何时出兵。格拉斯通的想法昭然若揭以后，哈廷顿又等待了近两个月，才迈出关键的一步。7月30日，哈廷顿告诉格拉斯通，如果政府不立刻出兵，他将辞职。格拉斯通明白哈廷顿的份量，他的辞职就意味着政府的垮台。8月5日，格拉斯通终於同意出兵苏丹，议会很快批下30万英镑的军费。26日，沃斯利被任命为苏丹远征军统帅。9月9日，沃斯利到达埃及，开始准备向苏丹进军。

7. 死得其所

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惊惶失措的喀土穆居民夹道欢迎，象迎接救世主一样将戈登迎进城里。戈登到喀土穆以后并没有动手组织撤退，而是暂停徵税，减免债务，废除酷刑，甚至宣布奴隶贸易合法化。这些挽回人心的做法表现了戈登在苏丹坚持下去的决心。

戈登随即考察了喀土穆的防务。将妇孺疏散以后，喀土穆此时仍有四万人口，和八千埃及守军。城中存粮充裕，可以坚持半年。最让戈登喜出望外的是八支小汽船，改装成炮艇以后，可以用来控制尼罗河航道。5月初，苏丹北部重镇柏柏尔(Berber)陷落，喀土穆成为名符其实的孤岛。戈登咬紧牙关，固守待援，他全身心投入修建城防工事，埋置地雷，铺设铁丝网。工兵出身的戈登比照英国陆军的教科书一丝不苟地规划监督城防工程。由於苏丹政府近乎破产，戈登以自己的名义印制钞票，给官兵按时发饷，向他们保证英国政府将如数兑现。戈登还制定一套嘉奖制度，定期举行授勋仪式，以鼓舞士气。在戈登的努力下，喀土穆城防大大加强，马赫迪的将军们不得不放弃攻城，制定了长期围困的计划。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英国援军始终不见踪影。戈登在他的总督府房顶上架设了一副望远镜，每天都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眺望北方，而北方的地平线始终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一天，戈登收到了马赫迪的一封亲笔信和一个包裹，内装一套苦行僧的白袍。马赫迪劝说戈登归依伊斯兰教，穿上白袍出城投奔真主。戈登当着众人的面将白袍扔在地上用力践踏，然后一言不发，独自爬上房顶，机械地将望远镜转向北方，继续眺望。

进入9月，尼罗河开始泛滥，水位上升，戈登的汽船因而可以渡过浅滩，一直开到埃及境内。戈登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向英国政府和公众进一步解释他的立场。戈登将几大箱文件，包括他和副手斯图亚特的围城日记，以及一封呼吁信，装上汽船“阿巴斯”号。临行前，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都表示想随船离开，戈登爽快地答应了。“阿巴斯”号离开喀土穆以后，不幸在途中触礁沉没，船上乘员逃到岸上，被当地部落首领全部杀死，向马赫迪请赏。

戈登拒绝乘船撤离，再一次证实了格拉斯通的判断。戈登一直都有机会离开喀土穆，但他选择了留下和喀土穆共存亡。英国驻埃及公使巴林在备忘录中表明，此时戈登的职责就是设法撤离喀土穆。如果执意留下，则意味着英国政府将不得不出兵救援，势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如果离开，喀土穆四万居民只不过沦为马赫迪的囚犯。但是柏柏尔城陷落以后惨遭野蛮屠城，喀土穆城破之后只怕也逃不了相同的下场，戈登作为苏丹总督，对喀土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以戈登的强梁性格，临阵脱逃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离去以后，戈登更加孤独，每天花很多时间写他的围城日记。这些有幸保留下来的手稿，记录了三百多天绝望的等待中戈登的心理历程。戈登在日记里重申他的原则：“我庄严宣告，在喀土穆每一个愿意撤离的居民安全撤离以前，在一个有效的政府建立以前，我不会离开苏丹；因此我不会遵从任何让我撤离的命令，我愿意冒一切风险，留下来和此城共存亡。” 这是赤裸裸的抗命不遵，但戈登天生不是一个顺从的人，他在日记中自嘲地说：“我绝不会雇佣象我这样的人，我是不可救药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登起初的信念也逐渐产生动摇。他估计城中四万居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愿意投靠马赫迪。“埃及官员无能，士兵怯懦，”戈登沮丧地发现，“为他们牺牲真不值得。” 他的尊敬都留给了对手，“马赫迪的信徒都是坚定的战士，能够忍受饥渴，舍生忘死，真是坚如磐石。” 在他心目中，马赫迪士兵才是他喜欢带的兵。戈登虽然认定马赫迪欺世盗名，但在他的日记里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对马赫迪的尊敬。一天有谣言传来，马赫迪在城外出现，要求面见戈登，戈登居然一脸的兴奋之色。

9月底，城中存粮将尽之时，一些奸商非法囤积的粮食意外地被发现，使喀土穆守军又坚持了几个月。12月14日，戈登的最后一艘汽船装着他的日记离开喀土穆。戈登写给他姐姐的最后一封信中言道：“我知道女王的政府会因为我强迫他们出兵而怒气冲天…由於援军的延误，这应该是你看到的最后一封信了。不过上帝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将会得以实现。由於条件的限制，恐怕我在此的作为会显得不那么辉煌…我非常快乐，感谢上帝，我已经尽力履行了我的责任。”

沃斯利在埃及精心准备苏丹远征，他知道马赫迪有雄师十万，士气高昂，轻敌冒进只能是自取灭亡。到10月底，沃斯利才凑齐一万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此时尼罗河正值低潮，水路无法进入苏丹，如果走陆路，又没有足够的骆驼。直到11月底，远征军的先头部队才正式出发。进入苏丹以后，英军不断受到马赫迪部队的骚扰和阻击，行动非常缓慢。1885年1月20日，英军到达尼罗河畔的米提玛(Metemma)，发现戈登派来迎接他们的四艘汽船已经在此等候了四个月。23日，英军先头部队乘汽船向马赫迪进发，于28日到达喀土穆城外，发现喀土穆已经沦陷，於是只得退了回去。

马赫迪大军于1月26日对喀土穆发动总攻。在饥馑中苦熬了一个多月的守军只抵抗了几个小时，喀土穆终於陷落。城中四万军民几乎被屠杀殆尽。根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马赫迪士兵冲进总督府以后，发现戈登身着将军制服，手持指挥刀，站在楼梯上等着他们。戈登和总督府院内黑压压的马赫迪士兵对峙了几分钟，一时间鸦雀无声。这时一个名叫沙辛(Taha Shahin)的马赫迪将领大喝一声：“遭天谴的家伙，你的末日到了！” 话音未落便投掷出手中的长矛，透入戈登的胸膛。戈登一脸的轻蔑，身体只是晃动了一下。接着又有两支长矛刺中戈登，戈登这才倒地，马赫迪士兵於是一涌而上，刀斧齐下。戈登死后，他的头被马赫迪士兵割下来高挂在树上示众，那一双无神的眼睛依然瞪视着北方。

戈登的死掀起轩然大波，他效力过的国家纷纷发电表示震惊和哀悼。65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痛心疾首地写信给戈登的姐姐：“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您敬爱的、高贵的、英勇的胞弟，为他的国家和君主尽忠报效，不惜牺牲自己，到底未能得救。我竭尽全力促使派遣他的那些人做出救援的承诺，终究未能得到履行，我的悲痛真是无以言表！您弟弟壮烈而悲惨的命运，是英国名誉上永久的污点！” 首相格拉斯通立刻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几家报纸直接称他为“戈登谋杀犯”。几个月后，声名狼藉的格拉斯通被迫辞职。

马赫迪没有福气享受他的胜利果实，于同年6月得暴病身亡。阿布杜拉(Abdullahi)接任哈里发，成为“马赫迪亚国”的统治者。马赫迪亚政权延续了13年，期间内战频繁，奴隶贸易猖獗，苏丹人民选择的政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8. 结语

真可谓性格决定命运，戈登从政治理念上看应该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从他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言论可以证明。但是戈登的理想主义，基於宗教热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宁折不弯的性格，使他选择了和苏丹共存亡。戈登丧生喀土穆，实际上是为英国的帝国主义道路殉难，这大概有违他的初衷。

戈登和格拉斯通的政治角力，最后以戈登用生命的代价取得了胜利。但是平心而论，戈登和格拉斯通的争执，戈登完全是错误的一方。格拉斯通拒绝干涉苏丹，正是为英国的根本利益考虑。可惜正如戈登所预言，他的死使英国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这是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所不能忍受的。戈登生前未能迫使英国干涉苏丹，死后却成功地使英国背上苏丹这个包袱。1898年，经过13年的准备，埃及英军司令基奇纳(Horatio Kitchener)领军入侵苏丹，消灭了马赫迪亚政权，从此苏丹成为埃及的一个省份，英国沉重的财政负担，一直到1956年独立。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代表的是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 - 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教会组织非常活跃，他们从宗教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针砭社会恶疾，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比较突出的是当属新教福音派人物维伯弗斯(William Wilberforce)领导的“圣徒”组织，是英国废奴运动的核心，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促成了1834年“废除奴隶制法案”的通过。这个时期，教会组织成为英国的良心，为大英帝国在海外的殖民掠夺行径设置了一个道义底线。

废奴运动胜利以后，数年间英国教会组织失去了奋斗目标。幸好英国的殖民扩张并不缺乏劣迹，1839年从中国传来消息，清朝政府开始雷厉风行地禁烟，一批英国的鸦片商人被拘留，而价值两百五十万英镑的鸦片被销毁。代表商人利益的政治势力立刻要求英国政府出兵，解救人质，逼迫中国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地位；而英国圣公会也立刻行动起来，强烈谴责鸦片贸易是邪恶行径，本应予以禁绝，抨击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补偿鸦片商人。1840年1月英国议会两院开会之际，中国的鸦片危机已经成为焦点话题，而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英国外相巴麦尊(Lord Palmerston) 公开表示，政府不会为补偿鸦片商人的损失而花费一分纳税人的钱，但在出兵的议题上含糊其辞。

1840年2月，英国在野的保守党领袖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在下议院提出议案，谴责政府出兵中国解决鸦片危机。此案如果得以通过，则可以有效阻止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这样在英国议会大厅里展开的一场激烈的政治角力，将决定中国以后一百年的命运。

1. 鸦片贸易

促使英国大规模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原因，是英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英国从中国大量的茶叶进口。1664年，当时的英王查理二世得到了两磅来自中国的茶叶馈赠，从那以后短短五十年，茶成为英国人最喜爱的饮品，每年从中国进口达一千二百万磅，而英国政府对茶叶进口课税100%，使其成为政府的一项主要财政来源之一。因为茶叶关系到英国的国计民生，国会甚至立法规定东印度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1701年到1759年，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两千六百万英镑，而向中国的出口仅仅九百万英镑，贸易逆差惊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费尽心计，终于找到了鸦片这种毒品。

鸦片俗称大烟，是由罂粟果中的汁液提炼而成的。罂粟原产于土耳其，后来传至阿拉伯、印度，到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罂粟产地。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其花色彩鲜艳，有猩红、橙红，粉红或白色几种；其果实呈球状，内含白色的汁液。罂粟果汁含有大量的生物碱，吗啡因、可卡因、那可汀等化学物质，提炼而成的鸦片具有提神、止泻、镇痛、辟瘴等作用，中国从唐朝时开始从阿拉伯输入少量的鸦片作为药材。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毒害爪哇人民，稳固其殖民统治，从1659年开始将鸦片销往巴塔维亚(今雅加达)，以后一百年里，每年有100吨的鸦片运来爪哇销售，使吸食鸦片的恶习传遍了南洋地区。十八世纪初，大约每年有200箱的鸦片从南洋流入中国，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禁烟令。

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就了解中国对鸦片的禁令。自从垄断印度罂粟生产以后，东印度公司并不想从事鸦片贸易，触犯中国法律，而危及其它合法商品的贸易。1772年，东印度公司总督黑斯廷(Warren Hastings)认为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应该禁止销售”，并建议英国政府严控鸦片在国内的消费。但以后东印度公司遭受的财政困境迫使黑斯廷改变了他的鸦片政策。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只接受西班牙的一种银币结算。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后，西班牙支持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关系破裂，英国因此失去了银币来源，无法支付中国的茶叶货款。於是在黑斯廷谴责鸦片是“有害奢侈品”十年后，东印度公司两艘商船满载3,450箱(每箱为140磅)鸦片驶往中国，开始了英国对中国长达135年的鸦片贸易。从此以后，销往中国的鸦片逐年增加，到1804年使英国取得了对中国贸易的收支平衡。

在1820年以前，东印度公司相当明智地将输往中国的鸦片控制在五千箱以内，并把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这样使鸦片只在小范围内消费，不至於引起政府的关注。1820年以后，这种局面被打破。由於蒸汽机的大量使用，英国纺织工业生产能力大增，开始向印度倾销廉价的纺织品。印度因此出现大量贸易逆差，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对中国的鸦片出口。182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244箱，1830年就剧增至18,956箱，1838年更增至4万箱。大英帝国的“东方三角贸易体系”(即英国的纺织品输往印度，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中国的茶叶、丝绸输往英国)中，鸦片贸易是最重要的一环。到鸦片战争前期，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占整个海外贸易的六分之一，而鸦片占所有中国贸易的三分之二。鸦片战争前的十年间，中国出口额七百万银元，进口额(主要是鸦片)竟高达五千六百万元。

2.怡和洋行

1833年，英国议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同中国贸易的权力。在这前后，大批商行应运而生，迅速填补了东印度公司留下的空白。这些商行当中最著名的应属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怡和洋行由英国商人查顿(William Jardine)和马地臣(James Matheson)于1832年7月1日组建。以后的数年间，怡和洋行成为规模最大的鸦片走私集团，而查顿被广东商人称为“大班”。

查顿1784年生于苏格兰，18岁从爱丁堡医学院毕业以后，就来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上当医生，这一干就是14年。1807年，查顿离开了东印度公司，先效力于几间小商行，然后成为马格尼亚克商行(Charles Magniac Co.)的合伙人。1828年，查顿遇到了出身苏格兰贵族的马地臣，两人志同道合，后来一起组建了怡和洋行。查顿和马地臣优点互补，配合默契，查顿是出色的战略家和谈判高手，而马地臣是优秀的管理人才，负责洋行的金融财务。怡和洋行除了走私鸦片以外，其它业务还包括将香料和蔗糖从菲律宾进口到中国；将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出口到英国；办理货运票据和保险；出租码头和仓库；以及提供进出口信贷等等。

查顿性格专横自负，他的办公室没有为客人准备的椅子，来访者必须站着说话。一次查顿到广州分行视察，发现分行出现人事危机，雇员和管理层势不两立，业务陷入瘫痪。查顿接过这个烂摊子，只用几天功夫就将各方面摆平，使分行恢复运营。在和清朝官员的一次交涉中，愤怒的围观群众扔石头击中查顿的脑袋，查顿不仅毫发无爽，而且面不改色，从此被当地人称为“铁头老鼠”。

查顿对满清政府外强中干的实质有清醒的认识，很早就主张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他说：“中国地大人稠，只要全面通商，我们有多少就可以卖多少。面对这样一个几艘炮舰停在岸边开几炮就可以制服的政权，我们不能允许大英帝国的贸易受制于他们的反复无常之下。一场同中国的战争能够带来硕果累累，我毫不怀疑。” 为此查顿特地派遣马地臣于1834年回到英国，去游说当时的英国外相 - 滑铁卢战役的英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威灵顿公爵显然不感兴趣，马地臣后来写道“被这个愚蠢而傲慢的老家伙羞辱。” 大概觉得马地臣缺乏社交才能，查顿于1838年亲自前往英国游说。

1839年，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则徐雷厉风行，于3月27日扣押广州城里包括马地臣、颠地(Lancelot Dent)等大小鸦片贩子，勒令他们交出囤积的鸦片。驻广州的英国商务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向商人们许诺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才说服这些要钱不要命的走私犯陆续将鸦片交出去。两个多月后，收缴的两万多箱鸦片在虎门被销毁。这些鸦片按照当时的市价约值一千万英镑，但英国政府只愿意按成本价补偿鸦片商人，也就是两百五十万英镑。

3. 道义和功利的较量

查顿在英国得到虎门销烟的消息立刻行动起来，他纠集数百名商界的头面人物联名向英国外相巴麦尊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出兵解决“中国问题”。查顿还准备了一份文件，包括详细的作战计划、地图、兵力部署和向中国提出的赔偿要求等等，这份文件史称“查顿密件”(Jardine Paper)，是英国后来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决策依据。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正式作出出兵中国的决议。《泰晤士报》立刻刊出头条：“向中国宣战了！” 英国好战分子将一个热气球升上天空，气球上悬挂大幅标语，号召征服中国，将其变为一块殖民地，成为英国王冠上更大的一颗宝石！《孟买公报》醺醺然地幻想着：“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中国的皇帝成为领取大英帝国退休金的傀儡，而来自英国的总督管理着中国的事务！” 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如果印度是英国的金矿，中国会是英国的白金矿！整个英国沉醉于开疆拓土的帝国梦想和对巨大利润的幸福展望之中。

事实上，当时大多数英国人都明白鸦片的危害。每年有大约300箱鸦片从印度流入英国，制成鸦片酊(Laudanum),主要售给底层的劳工和贫民，导致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重要的英国政坛人物也染上了烟瘾，比如印度的征服者克莱夫(Robert Clive)，就是死于过量吸食鸦片。一个名叫赛华尔(Algernon Thelwall)的圣公会牧师特地撰写了题为“鸦片贸易在中国的罪恶”(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的传单，得到广泛关注，在《伦敦泰晤士报》全篇转载。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商会”主席拉蓬(George Larpent)向巴麦尊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真心要禁绝鸦片贸易，英国应该用别的商品贸易收入来购买中国茶叶。但是拉蓬并没能推荐一种商品来替代鸦片。

英国商人金(Charles King)在广州被扣押期间写信给义律，请求他终止鸦片贸易。这封信也被圣公会制成了传单到处散发。处於风暴中心的商务总监义律内心非常矛盾。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一方面坚决支持出兵中国， “在我看来，面对(中国)这种不公正的暴力行径，最好的回应是不假任何言辞的迅猛一击。” 另一方面，义律也赞同英国教会组织对鸦片贸易的谴责，“没有人比我更憎恨强加于中国海岸的罪恶走私行径，这和海盗行径并无二致。作为政府官员我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谴责这种行径，并且因此得罪了我生活多年的社区里的许多私交。” 义律并不知道，对鸦片贸易的强硬态度将葬送他的前程。

1840年3月在英国下议院举行的一次辩论中，年仅三十岁的保守党议员格拉斯通(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对鸦片贸易发出最强烈的声讨。格拉斯通出身利物浦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和数学，23岁就当选为保守党议员。格拉斯通对鸦片的厌恶有他个人的原因。格拉斯通的妹妹海伦一次生病使用了鸦片酊止痛，结果不幸上瘾，成为当时英国贵族圈子里的一桩丑闻。格拉斯通为了给海伦戒毒想尽办法，前不久还带她去意大利治病，只不过劳而无功。回到英国后格拉斯通精神崩溃，大病一场，直到议会辩论前才痊愈。

针对保守党领袖皮尔提出的谴责案，下议院举行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的辩论。面对反对党的指责，89岁的国防大臣、历史学家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身上裹着一面米字旗，诉诸最低等的爱国主义情绪，提醒大家鸦片贩子们“来自一个从不知失败、屈服和羞辱为何物的伟大国度，” 并声称“我殷切期望这场辩论能够导致辉煌的结果，使大英帝国的威名和财富都得以维护。” 格拉斯通此时站了出来，发表了他一举成名的演说：

“他(指麦考雷)是否知道走私进入中国的鸦片都来自英国在印度的港口？而我们的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种非法走私？如果我们能遏制印度罂粟的种植，阻止鸦片从印度港口输出，摧毁伶仃岛上的仓库，斥之为道德沦丧之行径，我们即使不能根除，也可以重创鸦片贸易。”

“他们(指中国政府)提前要求你们放弃走私贸易，当你们据不从命时，他们有权利以继续从事邪恶的走私行径之罪名将你们驱逐出境…我认为正义在他们一边，而当这些半开化的异教徒们站在正义的一边，我们这些文明开化的基督徒们却从事着与正义和教义相背离的行径…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其它非正义的战争更甚于此，每一步的处心积虑都将使这个国家蒙受永久的耻辱。现在，被高贵的爵爷(麦考雷)裹在身上的旗帜，已经变成了一面海盗旗，为臭名昭著的毒品走私保驾护航。”

格拉斯通还指出中国政府禁绝和没收鸦片并不是挑战英国权威、侵犯英国利益，而是行使主权的正当行为。他甚至冒着断送政治前途的风险，替中国政府在广州英国会馆附近的井里下毒的举动辩护，认为这是为了驱逐鸦片贩子的合理做法。格拉斯通明白公众立场已经倾向于出兵，因而没有要求执政党停止战争准备。

巴麦尊的反诘将中国鸦片的泛滥归罪于消费者，而不是销售者。鸦片贸易在中国属於“一方愿买，一方愿卖”，如果英国停止鸦片贸易，其他国家诸如土耳其和美国等等会立刻填补英国离去的空白，供应数以千万计渴望的中国消费者，使英国白白损失每年数百万英镑的税收。言下之意，虽然英国明白鸦片的危害，但其带来的财政收入太重要，英国已经欲罢不能。巴麦尊还将鸦片贸易和整个中国贸易混为一谈，他当堂朗读了查顿请愿书的片段：“除非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同中国的贸易将无法在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对大英帝国有利可图的条件下进行。”

巴麦尊并没有忽视社会上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他冠冕堂皇地声称：“英国政府绝不想质疑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的权利。” 英国皇家海军到中国去，不是为了促进鸦片贸易，而是保护英国侨民，防止人质危机再次发生，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如果鸦片贸易因这次军事行动而蓬勃发展，这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英国财政大臣白令(Francis Baring)质询巴麦尊，出兵中国的军费从何而出？本届政府债台高筑，国库几乎破产，近三年每年的财政赤字高达一百多万英镑。国防大臣麦考雷提出了一个创见：让中国人掏钱。麦考雷认为和中国的战争将速战速决，然后英国可以用武力迫使中国赔款，以支付军费和补偿鸦片商人的损失。

巴麦尊的功利主义显然比格拉斯通的道义原则更有说服力，在随后进行的投票中，反对党的谴责案被下议院以271票对262票否决，这9票之差决定了中国以后一百年的命运。

1840年6月1日，商务总监义律的堂兄、海军上将懿律(Sir George Elliot)率领3艘74门炮的战列舰，5艘巡洋舰，8艘护卫舰以及4艘蒸汽炮艇，护送满载四千名苏格兰和印度士兵的运输船，从新加坡杀气腾腾驶向中国。7月5日，英国舰队开始进攻舟山群岛，两天攻下定海。英国舰队后面紧紧跟着43艘鸦片商船，定海陷落以后成为鸦片贸易的中转站，5个月之内有一万两千箱鸦片在这里转卖中国内地。

英国舰队司令懿律开始还竭力阻止鸦片贩子发战争财，但议会批下的军费很快告罄，懿律只得发售债券筹集军费。他发现鸦片贩子们是债券的唯一买家，也就对他们的勾当不闻不问了。马地臣在日记里写道：“懿律将军在舟山禁止鸦片贸易的举动，表现出他对鸦片贸易的恶意，和商务总监义律同出一辙，这种恶意曾经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使我们非常不安。但是显然他们除了借用鸦片销售的货款，没有其它办法筹集军费，我们认为懿律将军将不可避免给鸦片贸易一些活动余地。”

尾随英国军队而来的除了鸦片贩子，还有传教士医生。英国教会组织见无法促使政府禁止鸦片贸易，只得跟在后面尽力做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一个名叫洛克哈特(William Lockhart)的伦敦传教士协会代表在定海开设了一个医疗中心，专门救治鸦片中毒的病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医院由英军士兵站岗守卫。到1840年底，该医院收治病人1,600名。

4. 历史的车轮

1841年6月，自由党政府垮台，皮尔爵士领导的保守党上台执政。虽然保守党在野时强烈谴责鸦片贸易，上台以后却继续自由党政府发动的鸦片战争，充分体现了英国议会民主政治的两面性和虚伪性。1843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和福州通商，进口税降至5%。虽然答应了英国绝大多数条件，清政府坚决拒绝鸦片合法化，英国迫于国内舆论压力，没有再坚持，但警告中国政府不得干涉鸦片贸易。英国要求的鸦片合法化直到十五年以后的《天津条约》才得以实现。

中国的鸦片进口从此以后逐年增长，1858年增至七万箱，1880年更增至十万五千箱，达到最高点，吸食鸦片的人口达到四千万。这以后，鸦片进口逐年下降，其原因是从1858年鸦片合法化以后，清朝为了抗衡印度鸦片的进口，缓解贸易逆差，开始鼓励鸦片自给。很多省份把宝贵的耕地全部或大部改种罂粟，导致后来的数次大饥荒。边远地区的罂粟种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1906年，清政府再次试图拔除鸦片这个社会毒瘤，而这一次英国政府予以配合，双方相约以十年为期，逐步减少鸦片的种植和贸易。到1917年，英国全面停止了对中国的鸦片进口，此时距离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运第一船鸦片已有135年。费正清评论道，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是“现代持续时间最长，组织最有效的国际犯罪。”

查顿众望所归，于1841年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1843年，查顿得暴病身亡，时年58岁。巴麦尊满怀深情地怀念查顿：“没有他的英明指引，我们在中国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查顿死后，马地臣接替他的议会席位，充当国会议员长达19年。马地臣于1846年被英女王封为爵士，后来还当选为皇家协会(The Royal Society)会员，出任英国国家银行行长。马地臣是当时英国仅次于女王的大地主，他买下苏格兰海边的路易斯岛，花了五十万英镑修建一座城堡。马地臣于1887年去世，享年91岁。

义律因为和琦善订立《穿鼻草约》仅仅索赔六百万元，被英国政府撤换。继任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主持了《南京条约》的签订，将价码抬高到两千一百万元。义律后来被调到百幕大、特立尼达和圣赫那拉等无足轻重的岛屿担任总督，郁郁不得志；而璞鼎查则得到了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这个肥差，以及每年1,500英镑的退休金，也显示了英国政府的赏罚分明。

格拉斯通后来倒向自由党，成为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四次出任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格拉斯通对英国以后几次殖民战争一直持批判态度，他的思想被称为“格拉斯通自由主义理论”(Gladstonian Liberalism)，强调提高人权，缩减政府规模，促进和平以降低军费开支，改革政府机构使人民拥有更多的自由等等。格拉斯通从1849年开始还积极投身于“拯救堕落妇女”的运动，走上街头劝说妓女从良，并给她们提供就业机会。从事这项活动时，格拉斯通多次受到诱惑，他的日记上时常出现鞭子的记号，表示他内心的某些念头应该受到鞭策，但这些鞭子记号无一和鸦片贸易有关。格拉斯通主持的历届政府都没有对猖獗的鸦片贸易有所作为，而中国的鸦片进口在他当政的188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格拉斯通能够因为对妓女动心而受到良心谴责，但却可以坐视鸦片在中国泛滥而心安理得，体现了他道义原则的双重标准。

怡和洋行后来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商行，被称为“太子行”，一百多年来一直是香港除了政府以外的最大雇主。怡和集团1967年成为上市公司，但查顿家族依然控股。查顿家族是美国小说家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的名著《大班》和《豪门》的原型。

5. 结语

英国国内少数人良心未泯的道义呼声，最终还是淹没在举国上下急功近利的喧嚣之中。面对道义和功利的抉择，英国抛弃了道义，选择了功利，将中国投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使鸦片在中国为害一百多年，千万生灵涂炭，其罪行謦竹难书。归根到底，道义只不过是大英帝国面上的一层厚厚的脂粉，用于美化其丑恶的嘴脸。

从另一个角度看，鸦片战争也证明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主义者掀起的浪潮席卷世界，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国终究逃不过他们的魔爪，被打开国门是迟早的事情。虽然道义的力量近一百年来不断壮大，但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本质。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利益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维护，绝不能寄希望于侵略者的良心发现。

1805年10月21日清晨，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帆影在朝阳的映照下逐渐显现于东方的海平线上。纳尔逊的旗舰“胜利”(Victory)号主桅杆顶上的了望哨兵，以略微颤抖的嗓音高声通报：“方向正东，距离约15海里，发现敌舰15艘...20艘...25艘...33艘！敌舰队总共为33艘战列舰，和7艘巡洋舰!” 英国舰队前进到距离法、西舰队12海里时，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敌舰的阵列。40艘法国、西班牙战舰头向北尾朝南，大致排成两行纵列，都以左舷面对逼近的英舰，前后排战舰错开排列，为的是不阻挡后排战舰的火炮射线。

纳尔逊立刻发出信号，将英国舰队分成两个纵队，他的旗舰胜利号打头阵，率领12艘战列舰和3艘巡洋舰在左边，右边是舰队副司令科林伍德(Collingwood)坐镇的“皇家君主”号(Royal Sovereign)，率领15艘战列舰。此时风向西偏北，风力微弱，英国舰队只能以两节的速度缓慢前进。纳尔逊的舰队和法、西联合舰队相比，战列舰总数是27对33；火炮总数是2,148对2,568；官兵总数是17,000对30,000，处於明显劣势。但纳尔逊毫无惧色，成竹在胸。他回到自己的船舱，静默祷告，并将下面的祷告词记录在日志上：

“乞求我信仰的上帝，赐予我的祖国和整个欧洲一次伟大而光辉的胜利；乞求不要有任何的失措使胜利蒙上阴影；乞求胜利之后英国舰队体现出卓著的仁慈和宽宏精神。至於我自己，我将生命承诺给创造我的上帝，乞求他保佑我报效国家的努力。我个人的命运，以及我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的命运，今天都交与上帝决定。”

上午11点50分，以胜利号为首的英国舰队驶进法、西联合舰队的大炮射程，立刻有八、九艘法国战舰向胜利号舷炮齐发，以矫正射角。数百颗炮弹陆续落在胜利号周围，激起无数道浪柱。胜利号就在这些此起彼伏的浪柱中穿行，慢慢向法、西舰队逼近。著名的特拉法加海战就此拉开序幕。

1. 初露锋芒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三十多年间，英国皇家海军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皇家海军涌现出大批夺目的将星，老一辈的如罗德尼(George Rodney) 和豪依(William Howe)；年轻一辈的如大、小胡德(Samuel & Alexander Hood)，贾维斯(John Jervis)，邓肯(Adam Duncan)，康华利斯(William Cornwallis)和科林伍德等人。正是他们优秀的领导和指挥才能，为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却被军事史学家称为“纳尔逊”时代，只因为在纳尔逊这颗巨星的光芒笼罩之下，其他的人都不免星光暗淡。

纳尔逊(Horatio Nelson)于1758年9月29日生于诺福克郡，父亲是一个牧师，母亲出身贵族，是英国第一任首相，牛津伯爵华波尔(Robert Walpole)的侄孙女。纳尔逊幼年体弱多病，一次感染疟疾几乎要了他的性命。但纳尔逊从小就体现出超人的胆量。还是孩童的时候，一次纳尔逊到野外游玩，天黑了还没有回家，於是全家人出动去找，结果发现他在一条小溪旁边坐着，正琢磨如何跳过去。纳尔逊的祖母对他说：“孩子，我很奇怪为什么饥饿和恐惧没有把你赶回家来。”纳尔逊回答说：“恐惧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见过。”

纳尔逊11岁就上了他舅舅的军舰做学徒，13岁随船前往西印度群岛历炼，15岁时自告奋勇参加一个北极探险队，在冰原上独斗一头北极熊，以枪托砸中熊头，使其受伤逃跑，被传为佳话。纳尔逊20岁时就荣升船长，指挥一艘21门炮的巡洋舰参加英国同北美殖民地的战争。这个时期他最著名的一次探险是在尼加拉瓜圣胡安河溯流而上，攻下几座西班牙据点。但是后来舰上四分之三的船员死于热带疾病，而纳尔逊躺在一副担架上被送回英国疗养。27岁时，纳尔逊在牙买加和芬尼•尼斯贝 (Fanny Nisbet) - 一个年长他两岁的寡妇结婚，婚礼由威廉王子，即后来的英王威廉四世主持。纳尔逊对芬尼的感情尊敬多于爱恋，这和他后来对汉密尔顿夫人的痴情截然不同。

不久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纳尔逊携夫人回到诺福克郡的家乡，渡过了五年的赋闲生活。和历史上所有的名将一样，纳尔逊是为战争而生的，平静单调的和平生活让他烦躁郁闷，时不时地到海军部要求归队。1793年1月，34岁的纳尔逊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64门炮的战列舰“阿加门农”号(Agamemnon)的舰长。在次年的一次战斗中，纳尔逊右眼受伤，从此失明。而3年后在袭击西班牙的加勒比海据点圣克鲁兹(Santa Cruz)时，纳尔逊又一次身负重伤，不得不截去右前臂。纳尔逊身先士卒的风格，也使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纳尔逊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应属他非凡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是纳尔逊领袖魅力的源泉，为他赢得了麾下的将士发自内心的爱戴。纳尔逊无论公务再繁忙，都能够做到对战友、下属体贴关怀，无微不至，在那些和纳尔逊共事过的人留下的信件和日记里，这些点点滴滴的事迹随处可见。一个参加过特拉法加海战的水兵写到：“每一个人都崇拜他，都坚信在他的领导下将无往不胜。” 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一个指挥官象纳尔逊这样受到官兵的爱戴，而他率领的舰队也体现出无与伦比的精诚团结。

1796年4月，纳尔逊晋升为海军准将(Commodore)，统帅两艘战列舰。纳尔逊真正崭露头角是在次年2月14日的“圣文森特角海战”(Battle of Cape St. Vincent )。此战英国舰队司令贾维斯率领的15艘战列舰和7艘巡洋舰，在西班牙西南角海外遭遇27艘战列舰组成的西班牙舰队。贾维斯立刻命令舰队组成一条纵队，向西班牙舰队拦腰冲去。英国舰队在西班牙队列中央顺利突破，将敌舰队斩为两段，22艘战舰从突破口依次通过，伴以猛烈的舷炮齐射。贾维斯然后率领纵队掉头，准备回身包抄被截断的西班牙舰队后卫。

纳尔逊坐镇的“首领”号(Captain)战列舰处于纵队的倒数第三位，此时刚刚通过突破口。纳尔逊敏锐地发现西班牙舰队被截断的前后两部分正相互靠拢，等到贾维斯率领纵队回转来时，西班牙舰队势必将联成一片。纳尔逊果断地自作主张，脱离纵队迅速掉头，回身冲进西班牙舰队正在合拢的缺口中，生生将其阻隔开来。大概有7艘西班牙战舰同时向首领号近距离开炮，一时间首领号湮没在滚滚的硝烟之中。等硝烟散尽，人们发现首领号依然浮在海面上，但船帆和索具已经全部被毁。排在首领号后面的两艘战舰也跟着掉转船头赶来支援。这三艘战舰在纳尔逊的指挥下浴血奋战，使西班牙舰队前、后部分始终无法合拢，最终被贾维斯率领的纵队主力各个击破。

在这次海战的收尾阶段，纳尔逊还舍身忘死，亲率海军陆战队员登舷作战，迫使112门炮的“圣约瑟夫”号(St. Joseph)和84门炮的“圣尼古拉斯”号(St. Nicolas)投降，立下赫赫战功。此战以后，纳尔逊受封爵士，并晋升为海军少将(Rear Admiral)。战后有人指责纳尔逊违反命令，擅自行动，贾维斯回答说：“我能原谅他 ?C 如果你擅自行动能够获得这样的战果，我也能原谅你。”

2. 一战成名

1798年5月，拿破仑亲率大军3万6千人，乘坐400艘运输船，攻克英国在地中海的据点马尔他岛(Malta Island)，然后不知去向。英国海军部任命纳尔逊为地中海舰队司令，率领13艘74门炮的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前往地中海东部搜寻拿破仑舰队的踪迹。

新组建的地中海舰队中，有10个舰长是从其它舰队调来的。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到了地中海舰队以后，他们很快被纳尔逊的个人魅力所征服，俯首帖耳，听从调遣。纳尔逊自豪地称自己麾下的舰长们为“一帮兄弟”(A Band of Brothers)，他的领导风格是权威和友情的完美结合。纳尔逊会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仔细地告诉大家，然后表示对他们的能力高度信任，放心他们依照部署相机行事。纳尔逊的领导艺术使他的舰队上上下下都充满了强烈的自信心和旺盛的斗志。

纳尔逊的舰队在茫茫大海中搜寻了数月，几次在黑暗中和拿破仑的船队擦身而过，但都未能发现。7月，拿破仑大军顺利在埃及登陆，并于7月21日在“金字塔战役”(Battle of Pyramids)中决定性地击败埃及马木留克大军，成为埃及的主宰。拿破仑渴望在东方建功立业，他在出征前说：“欧洲太狭小了，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在东方成名。” 8月1日，纳尔逊终于探知法国舰队的位置 ?C 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阿布奇尔湾(Aboukir Bay)，他立刻命令舰队兼程前往。

阿布奇尔湾呈浅碟形，坐西向东，北侧是一个突出的海角，周围浅滩遍布，海角上有炮台保护港湾，地形易守难攻，而这里是入侵舰队的必经之地。法国舰队司令布鲁依斯(François Paul Brueys)将13艘战列舰头冲北尾向南排成一道纵列，横贯整个海湾，而他的旗舰“东方”号(l’Orient)位于纵列中间。布鲁依斯对自己的布阵相当自信，他断定英国舰队不敢当夜来犯，因为英国人没有阿布奇尔湾的海图，贸然闯入浅滩密布的海湾几乎是自寻死路。

纳尔逊的舰队抵达阿布奇尔湾的外海时，已是下午5点钟。纳尔逊毫不犹豫，立刻命令发起攻击。纳尔逊知道自己的舰队没有海图，只能依靠经验航行，他事先已经把全盘计划同诸将商讨过，此时仅仅说：“我相信你们能够在黑暗中抓住敌人的漏洞突破进去，然后凭感觉找到自己的攻击目标。” 事实上纳尔逊的舰长们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他的战前部署。

黄昏时分，纳尔逊的舰队从阿布奇尔湾西面外海驶来，冒着敌人炮台的炮火，绕过阿布奇尔海角，闯进海湾。除了“考罗丹”号(Culloden)以外，其它所有的战舰都成功避开了密布的浅滩。这时英国舰队开始执行纳尔逊的战前部署，让法国舰队措手不及。身经百战的“歌利亚”号(Goliath)舰长弗雷(Thomas Foley)率领4艘战列舰冒着搁浅的危险，大胆地插入海湾内侧法国舰队和海岸之间的狭窄海面，同外侧的7艘战列舰形成对法舰队的夹击之势。弗雷的5艘战舰无疑抓住了法国舰队的弱点 - 绝大多数法舰左侧的舷炮都无人值班，因为法国人没有料到这一侧会发生战斗。

此时已是晚上7点钟，天完全黑了下来。法国舰队的前6艘战舰被10艘英舰从两侧夹住，处境危急。这时正值北风劲吹，法国舰队后面的战舰因为逆风，无法上前支援，只能坐视英国舰队集中火力围歼前面的战舰。英国战舰在各自的目标旁边下锚，和法舰展开激烈的炮战，只有火炮发射时瞬间的闪光照亮漆黑一片的海面，使岸上的人能够依稀看到双方战舰的身影。

74门炮的英舰“贝勒罗封”号(Bellerophon)越过前面的5艘英舰，勇敢地停在处於纵列第七位的法国舰队旗舰 ?C 120门炮的东方号右舷旁边，与之对射。东方号的炮火猛烈无比，不一会儿贝勒罗封号所有的桅杆都被击倒，船舵被打掉，随着海流漂离战场。最后到达战场的两艘英舰“快速”号(Swiftsure)和“亚力山大”号(Alexander) 这时冲了上来，前后夹击东方号。快速号就停在东方号右舷外几米远的地方，舷炮齐发；而亚力山大号则绕到东方号的后面，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其舰艉。大约在9点45分，东方号的火药库被击中，引发剧烈的爆炸，整个战舰粉身碎骨，巨大的爆炸声15英里以外的亚力山德拉城都能听见。这时战斗暂时停顿下来，而纳尔逊从自己的旗舰“前卫”号(Vanguard)派出小艇，前去搭救海面上幸存的东方号官兵。东方号1,010名船员中，只有70人获救。法国舰队司令布鲁依斯在爆炸之前就已中弹身亡。

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战斗又重新开始。到午夜时分，法国舰队前面6艘战舰遭到重创，都已降旗投降，两侧的英舰于是齐头并进，开始进攻担任后卫的6艘法国战舰，战斗又继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黎明时分，隆隆的炮声才逐渐稀落下来，海战终於结束了。连续奋战了12个小时的英国海军官兵已经精疲力竭，就地倒在甲板上呼呼大睡。8月2日清晨，初升的太阳照耀在一片死寂的海湾之上，将血战以后的恐怖景象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海湾里停泊的法舰已经全部瘫痪，桅杆、帆具被毁，船身上弹洞密布，如马蜂窝一般。海面上漂浮着东方号的残骸和数百具残缺不全的尸体。纳尔逊在日志中写道：“面对这样的情景，‘胜利’一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参战的13艘法国战列舰，1艘沉没，10艘重创投降，只有两艘得以逃脱，而其中一艘的舰长名叫维耶纳夫(Villeneuve)，此人将统帅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加同纳尔逊决战。法国舰队阵亡1,500人，受伤1,500人，另有3,000人投降，伤亡总数是英国舰队的六倍。

尼罗海战(Battle of The Nile)胜利的消息两个月以后传到英国，举国沸腾。海军大臣斯潘塞伯爵(Earl Spencer)得到通报，一言不发转过身来，刚一迈步就软倒在地。事后斯潘塞夫人写信给纳尔逊，记录了当时的感受：“我的心里充满了欢乐、感激、骄傲等等各种情感，几乎要崩裂开来…这个时刻，礼炮在鸣响，焰火在燃放，您的名字传遍了大街小巷。”

尼罗海战是纳尔逊第一次独立指挥的战役，此战既是一个战术杰作，又是一次完美的胜利，刷新了英国皇家海军两百年来海战的各项记录。这也是拿破仑遭受的重大挫折之一。此战以后，英国完全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拿破仑不得不乘坐一艘商船偷偷返回法国，而他留在埃及的军队3年后向英军投降。

3. 通向特拉法加之路

尼罗海战使纳尔逊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这以后，纳尔逊的舰队经常驻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纳尔逊结识了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汉密尔顿的夫人，立刻坠入爱河。1801年，纳尔逊正式和他的妻子分居，而汉密尔顿夫人也离开了她的丈夫，来到英国和纳尔逊同居。纳尔逊此举遭到海军部很多官僚的攻击，但他在英国的人望如日中天，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封杀纳尔逊。

1801年，丹麦迫于拿破仑的压力，宣布对英国禁运，断绝了英国海军一些战略物资的来源。英国立刻派遣一支舰队前往哥本哈根谋求武力解决。这支舰队由皇家海军最资深的将领帕克(Hyde Parker)领衔，纳尔逊副之。在4月1日爆发了著名的“哥本哈根海战”(Battle of Copenhagen) 。此战是纳尔逊赢得的一次最艰难的胜利。英国舰队遭到哥本哈根要塞大炮的猛烈轰击，损失惨重。帕克在关键时刻意志动摇，打出“撤出战场”的旗号。纳尔逊又一次拒绝服从命令。他对座舰舰长弗雷说：“你知道我右眼是瞎的，因而我有权利视而不见。” 纳尔逊还顽皮地拿起单筒望远镜放在右眼上，说道：“我的确看不见什么撤退的信号。”

进入1802年，拿破仑入侵英国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天晴的时候，人们站在多佛海岸的峭壁边上，借助一个望远镜，可以看见海峡对岸的法国港口里挤满了用于登陆的运输船，而海岸附近集结的法军联营数十英里。英国海军部立刻将纳尔逊调回，组织海峡防线。纳尔逊对这种消极防御的理念深恶痛绝，他宣称：“英国的第一道防线应该设在敌国港口的外面。” 这个充满攻击性的战略得到了一大批海军将领的支持。1803年，法国入侵迫在眉睫，海军部於是组建了两个封锁舰队，分别由纳尔逊和康华利斯统帅。康华利斯负责封锁法国大西洋海岸的布雷斯特港(Brest)；而纳尔逊负责封锁地中海的土伦港(Toulon)。这次封锁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1804年4月，纳尔逊晋升为海军中将(Vice Admiral)。

纳尔逊和康华利斯执行各自的任务时，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康华利斯封锁布雷斯特港，一门心思防止法国舰队冲出来；而纳尔逊在土伦港却千方百计引诱法舰队出海决战，只不过法国舰队始终不为所动，坚守不出。这两年里纳尔逊和他的舰队官兵没有踏足陆地一次。纳尔逊为了保证他麾下将士的身体健康，想尽办法改善伙食，专门派人到北非采购牲畜和鲜鱼，到意大利采购水果和蔬菜。两年下来，纳尔逊的舰队无一人得上坏血病。纳尔逊还利用这段时间强化官兵的操炮训练和战术演习，组织各种各样的竞赛，以整桶的朗姆酒为奖品，使得舰队官兵的士气始终高昂。土伦港内地法国舰队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两年的封锁使法国舰队士气低落，战备废驰，由於长时间停泊在港湾里，战舰底部长满各种寄生物，严重影响了战舰的机动性。

1805年3月，拿破仑命令土伦港的法国舰队司令维耶纳夫率领舰队冲出港口，到西班牙卡迪兹港同西班牙舰队会合，然后一起前往加勒比海，以吸引英国皇家海军主力尾随追击，削弱英吉利海峡的防卫力量。维耶纳夫率领舰队趁夜冲出土伦港，而英国舰队紧追不放。此时纳尔逊正在家乡休养，地中海舰队司令由科林伍德代理。科林伍德率舰队追出直布罗陀海峡，将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堵在卡迪兹港。

科林伍德是纳尔逊多年的好友，他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经常能料敌之先，但他的领导风格却相当刻板严厉。由於法、西舰队躲在卡迪兹港坚守不出，英国舰队除了封锁以外，无所事事。官兵们百无聊赖之际，便频频到别的船上串门，呼朋唤友一起喝一杯。科林伍德却下令禁止擅自离舰。官兵们牢骚满腹，都急切盼望纳尔逊快些回来。

纳尔逊得到消息，立刻乘坐他的旗舰胜利号兼程赶来。9月28日，当胜利号的帆影出现在地中海舰队西方海面时，舰队官兵欢声雷动。当晚，纳尔逊邀请所有的舰长来胜利号共进晚餐，在餐桌上将自己的战役构想全盘托出。纳尔逊火中取栗的作战计划使在场的舰长们都惊愕不已。纳尔逊知道法、西联合舰队一定会挑选下风向，摆出一字长蛇阵。纳尔逊打算就自己的舰队分为两个纵队，他亲率左队朝法、西舰队阵列的中央突击，将其斩为两段，然后折向右，包抄围歼法、西舰队阵列中间靠后的战舰，同时阻止法、西舰队的前卫回援；科林伍德率领右队从法、西阵列倒数第12艘战舰旁边突破，然后右转包抄最后这12艘敌舰。纳尔逊的计划目的在於集中兵力围歼敌舰队阵列的后半部分，然后回过头来攻击前面的敌舰，这样法、西舰队的数量优势就无从发挥。

对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来说，同英国舰队决战是一个彻底的战略失误。联合舰队一盘散沙，维耶纳夫到达卡迪兹港以前甚至不知道西班牙舰队司令的名字。由於遭受两年多的围困，法、西舰队的状况相当糟糕，法国舰队有1,500个病号，而西班牙舰队由於人手不够，临时抓了许多陆军士兵和流民来充数。由於各种各样的原因，拿破仑最终不得不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他把计划的流产归咎于海军的无能。10月初，拿破仑命令维耶纳夫出海同英国舰队决战，由法国海军部签发的命令中这样写道：“陛下不在乎失去所有的战舰，只要这些战舰光荣而体面地沉没。” 签发完这道命令以后，拿破仑亲率大军前往奥地利，准备发动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

4. 特拉法加海战

1805年10月21日清晨，法、西舰队离开卡迪兹港，向南行驶。早上8点，法、西舰队也发现了西面十几海里以外的英国舰队。维耶纳夫命令所有的战舰做U形转弯，掉头向北，目的是一旦战局不利，可以逃回卡迪兹港。等到英国舰队再接近一些时，维耶纳夫看到英舰排成两个纵列驶来，他对纳尔逊大胆的战术安排赞叹不已，对副官说：“这样的安排怎么能不成功呢！” 维耶纳夫尽其所能迎接挑战，他让法、西舰队形成两条纵列，前后排战舰相互错开，这样英舰突破了前排战舰以后，便被后排战舰挡住去路，而前、后排战舰可以对闯进阵列的英舰形成夹击之势。

此时海面上风平浪静，英国舰队只是在洋流的推动下，以2节的速度缓慢前进。从双方舰队彼此发现到交火，整整6个小时过去了。英国舰队的几艘主力舰后甲板上，乐队不停地演奏。小艇在战舰之间穿梭，传递着舰长们的相互问候和鼓励。而水兵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享用早餐和午餐，时不时探头望一眼远处的敌舰。纳尔逊身穿海军中将的制服，胸前佩戴将星和勋章，按照惯例站在四分之一甲板(Quarter Deck)上，他身边簇拥着多年的朋友 - 胜利号舰长哈代(Thomas Hardy)，秘书斯科特，军医比蒂(Dr. Beatty)，和巡洋舰队司令布莱克伍德(Blackwood)。众人深知法国战舰上密布狙击手，都为纳尔逊的安全感到担心，不停地劝他换一件不起眼的衣服，都被纳尔逊婉拒。

11点30分，在距离敌舰队一海里的时候，纳尔逊在胜利号上升起著名的旗语：“英国相信每个人都会尽职尽责。” 英国舰队官兵们则以雷鸣一般的欢呼声回应。由於纳尔逊率领的左侧纵队向北偏离了2度，科林伍德的右队率先接敌。科林伍德的旗舰皇家君主号从112门炮的西班牙战舰“圣安娜”号后面切入敌阵，先以左舷火力猛轰圣安娜号的船艉，然后向左转，紧紧靠在圣安娜号的右舷，与之激烈炮战，一时间两艘战舰都消失在浓密的硝烟中。纳尔逊的胜利号稍后几分钟才冲进敌阵，在这之前，胜利号一炮未发，就已经中弹数十颗，伤亡50多人，其中包括纳尔逊的秘书斯科特。

胜利号从维耶纳夫乘坐的旗舰“布桑托尔”号(Beaucentaure)的后面突入，距离如此之近，胜利号上的水兵可以伸手够着布桑托尔号悬挂在船艉的旗帜。胜利号船艏的两门68磅短筒炮向布桑托尔号的船艉发射一颗实心弹加一筒内装500颗铅弹的霰弹，接着左舷50门火炮用双发弹齐射，将布桑托尔号的船艏彻底摧毁，而两层火炮甲板上的官兵非死即伤，海战刚开始布桑托尔号就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这时在胜利号的正前方，74门炮的法国战舰“勇猛” 号(Redoutable)挡住去路。胜利号径直撞向勇猛号，船首斜桅插进勇猛号主桅和副桅之间，生生将其顶出了队列，为后面的英舰打开一个缺口。然后胜利号向左转舵，靠在勇猛号的左舷旁，两舰发生激烈战斗。

法舰勇猛号的舰长卢卡斯(Lucas)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在土伦港里被围困的两年里，卢卡斯无法有效训练麾下官兵的操炮技巧，但他因地制宜，花大力气训练他们的狙击本领。卢卡斯在勇猛号的桅杆和甲板上布置了数百名火枪手，这些人在十几米远的距离上以猛烈的火力袭击胜利号甲板上的官兵，造成很大伤亡。虽然冒着密集的弹雨，纳尔逊依然坚持站在四分之一甲板上鼓舞士气。下午1点30分，勇猛号后桅杆上的一个狙击手发射的铅弹击中纳尔逊，子弹从纳尔逊左侧肩章透入，穿过左肺，嵌在脊椎骨里。纳尔逊立仆，被抬进船长室。

纳尔逊躺在船长室里对前来看望的舰长哈代说：“他们到底把我了结了…我的脊梁骨被打穿了。” 纳尔逊知道自己已经无救，对军医比蒂说：“你去救治别人吧，你帮不上我什么忙了。” 纳尔逊此时只能凭借声音了解战况进展。每每敌舰被击中，胜利号上的水兵们就爆发出欢呼声，而这时纳尔逊充满痛楚的脸上就会浮现出一丝微笑。

特拉法加海战到此已经演变为一场混战。在方圆数海里的海面上，60多艘战舰纠缠在一起，混战中双方的战舰都弹创累累，惨不忍睹。英舰官兵的训练素质和高昂斗志此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法、西战舰桅杆被毁时，多半降旗投降；英舰官兵在这种情况下会想方设法找别的战舰拖拽，或东拼西凑架设起备用的风帆继续战斗。

联合舰队司令维耶纳夫在布桑托尔号瘫痪以后，打出旗号命令担任前卫的10艘战舰掉头赶来支援。由於风力不足，这10艘舰花了很长时间才掉过头来，向英舰逼近。此时接过指挥权的科林伍德立刻命令6艘英舰仓促组成一道战列线挡住去路。法、西舰队前卫的指挥官杜马诺阿(Dumanoir)丧失斗志，认为海战已经失败，率领这10艘战舰逃回西班牙卡迪兹港。下午4点30分，纳尔逊停止了呼吸，他最后的遗言是：“感谢上帝，我已经履行了我的职责。” 大约同一时间，维耶纳夫降旗投降，特拉法加海战终於结束。

在特拉法加海战中，20艘法国、西班牙战舰投降，1艘沉没。投降的20艘战舰在随后而来的风暴中大部分沉没，只有4艘幸存。英国舰队阵亡250人，伤1,200人，而法、西联合舰队伤亡超过5千人，同胜利号激战3个小时的法舰勇猛号672名船员中，阵亡578人。

5. 后话

海战结束当晚，纳尔逊的死讯传遍整个舰队，胜利的狂喜淹没在深切的悲痛之中。海战胜利的消息和纳尔逊的死讯同时到达英国，举国伤恸。“泰晤士报” 这样评论道：“我们不知道应该欢呼还是应该哀悼。这个国家刚刚取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光辉胜利，但代价无比高昂 - 我们失去了伟大而英勇的纳尔逊。”

为了纪念纳尔逊，英国政府在伦敦修建了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中间树立着“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 Column)，直到今天都是伦敦的著名景点之一。纳尔逊的座舰胜利号至今依然保存完好，矗立在波茨矛斯海军基地(Portsmouth Navy Base)的2号码头供人瞻仰。两百年来，英国军事史学家一直尊称纳尔逊为“战神” 。在BBC主持的“英国100个最伟大的人”民意调查中，纳尔逊名列前十。

特拉法加海战是帆船时代最后一次海上决战。此后英国利用其海上霸权同拿破仑的欧洲帝国抗争，展开了一场历时十年的经济绞杀战，最终将法兰西帝国拖垮。为了重振海上雄风，拿破仑从1807年开始在欧洲大陆各个主要港口大量建造战舰，法国海军在数量上又一次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但这种强大是纸面上的，法国根本无法为这支庞大的舰队配备足够的水手 - 整个欧洲只有丹麦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水手。绝大多数战舰最后烂在港口里，没有出海过一次。1814年，拿破仑从俄罗斯败退回来以后，将大批海军官兵和船厂工匠编入陆军，法国海军到此已经名存实亡。

俗语说得好：“英雄莫问出处”。虽然大英帝国鼎盛之时威加四海，风光无限，但发迹之初可算是相当卑微，甚至很有点卑鄙。

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殖民浪潮。为了避免两国因为争夺殖民地而发生战争，罗马教皇特地于1493年颁布敕令，将新世界分为两半，西半球为西班牙势力范围，东半球为葡萄牙势力范围。这条界线大约和西经47度线吻合，后来又称为“托得西拉线”(Tordesillas line)。这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疯狂扩张，到16世纪中期，西班牙已经攻灭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征服了美洲大部分地区，来自美洲的金银财宝源源不断流入西班牙；葡萄牙占据了巴西，还在西非、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建立大批贸易据点，垄断了丝绸、香料、茶叶等东方奢侈品的贸易。

1. 皇家海盗

16世纪的欧洲，西班牙是当仁不让的霸主，天主教世界的顶梁柱，而英国在欧洲政治版图上就有些无足轻重。然而这个时期风起云涌的宗教革命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英国由亨利八世创立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成为最早的新教国家之一。伊丽莎白女王上台以后，对内巩固英国新教的地位，对外支持荷兰等新教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於是和西班牙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英国国内的新教势力认为，面对西班牙帝国咄咄逼人的态势，英国有责任为欧洲的新教徒建立一个大帝国，同西班牙争霸，这种观点为英国刚刚起步的帝国事业披上了一层冠冕堂皇的外衣。

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殖民扩张大发其财，着实让英、法等国家眼红。英国尤其对西班牙在美洲掠夺的金银垂涎三尺，早在1496年，英王亨利七世就雇佣了威尼斯航海家卡波特(John Cabot)去寻找新大陆。以后的几十年里英国的航海家们到北美洲的纽芬兰、哈得逊湾和弗吉尼亚，以及南美洲的圭亚那等地寻找金银财宝，却一次又一次地空手而回、血本无归。这些倒霉的英国人看着西班牙满载财宝的船队在大西洋上往来穿梭，不禁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从1585年到1604年，英国每年有至少一百、多到两百的武装商船出海，专门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劫掠西班牙运输船队，而每年的掳获平均可达20万英镑。

本来这种海盗行径纯属个人行为，但伊丽莎白女王出於政治的目的，给这些海盗船长们发“私掠许可证”(Privateering Commission)。“私掠许可证”是一国政府授予本国私人船支在战争时期攻击和劫掠敌国商船的权力。“私掠”在国际法上的合法地位一直持续到1856年。当时海盗被抓获是肯定要上绞刑架的，但如果拥有“私掠许可证”，就可以声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享受战俘待遇。西方史学家们有时将私掠船主们称为“绅士海盗”，以区别于纯粹的海盗。对于英国的私掠船主们，我以为“皇家海盗”的称号更为贴切。

虽然皇家海盗人数不过几千，却是举国关注的一群人。英国上至女王，下到地主乡绅，都踊跃资助他们的劫掠行动。英国人为他们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为他们的失利而捶胸顿足，就如同现代的英国人对他们的足球队一样痴迷，而最出色的海盗船长则成为国人景仰的民族英雄。

伊丽莎白女王重用这些海盗也是无奈之举。英国和西班牙在政治制度上有本质的不同。西班牙是典型的极权制度，王权至高无上，来自殖民地的财富全部落入国王的私囊，因而西班牙国王行事完全没有财力或政体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英国国王从来就没有如此绝对的权力，早先受地方贵族挚肘，后来受议会两院限制。英国法律规定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徵税，后来英王查理就是因为擅自徵税和议会闹翻而被砍头。由於在财力上捉襟见肘，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依靠民间力量同西班牙争霸。

英国政治权力的分散貌似一个致命的弱点，其实却是日后英国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私有财产受到议会和法律的有效保护，英国的有产阶级才能够放心大胆地投资兴办产业，而正是他们追逐利润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2. 奉旨打劫

德雷克(Francis Drake)可以算作是英国皇家海盗的先驱者，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海盗船长。德雷克于1540年出生于一个贫穷的新教传教士家庭，他有11个兄弟姐妹。德雷克5岁时，他的父亲为了躲避家乡的宗教迫害，举家迁到肯特郡，在麦德威(Medway)河边定居下来，而家门口就是英国的皇家造船厂。因生计所迫，德雷克13岁时就上船当学徒工，随船来往于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峡。26岁那年，德雷克加入其表兄 - 英国著名航海家霍金斯(John Hawkins)的船队，前往新世界淘金。

此时霍金斯的船队出海的主要目的还不是劫掠西班牙船支，而是到西非将黑奴贩运到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地，他们只是在途中偶尔袭击落单的葡萄牙商船。虽然西班牙国王下令禁止其殖民地和英国商人交易，霍金斯每次都能成功地将他们的“货物” 卖掉。但是1568年在加勒比海的圣胡安港(San Juan de Ulua)，霍金斯船队遭到西班牙护航舰队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牺牲了75%的水手，六艘船中只有两艘逃脱。这次事件使霍金斯和德雷克心中燃起了对西班牙的仇恨之火，而两人以后将以不同的方式报这一箭之仇。

1572年，德雷克怀揣女王签发的“私掠许可证”，率领霍金斯出资购置的两艘武装商船和73名水手，重返加勒比海，开始了他的海盗生涯。以后的十几年间，德雷克的海盗船队将让西班牙人闻风丧胆，被尊称为“猛龙”(El Draque)。德雷克的第一个目标是巴拿马地峡北侧的迪奥斯港(Nombre de Dios)。此时西班牙将秘鲁和墨西哥出产的金银运回国的路线，是先通过海路将货物运到太平洋一侧的巴拿马城，再用骡马驮运穿过巴拿马地峡的热带丛林，运到加勒比海边的迪奥斯港以后转海运回国。德雷克得知西班牙在地峡两侧的海港都有重兵把守，於是将船藏在一处僻静的海湾里，然后深入丛林在骡马道上设伏。德雷克及其夥伴几次失败都没有气馁，终於在1573年3月截获一支骡马运输队，满载而归。根据西班牙公布的资料，德雷克劫走的金银价值五万英镑。德雷克此次虎口拔牙，出奇制胜，立刻在英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德雷克最著名的一次劫掠当属西班牙宝船“卡卡弗戈号”(Cacafuego)。1577年，德雷克海盗船队再次出击，而他此次出航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资助。由於英国私掠船在加勒比海猖獗一时，西班牙大大加强了该地区的海军力量。德雷克於是避实击虚，率领船队绕过麦哲伦海峡，来到南美洲的太平洋一侧寻找目标。德雷克很快得到情报，西班牙一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运输船卡卡弗戈号正从秘鲁驶向巴拿马城。德雷克於是在巴拿马外海设伏，于1579年3月3日将远道而来的卡卡弗戈号候个正着。经过短暂的炮战以后，卡卡弗戈号投降，德雷克掳获黄金80磅，白银20吨，银币13箱，以及数箱珍珠宝石。德雷克和同夥花了整整四天才把所有的战利品装上船。

德雷克打劫卡卡弗戈号得手以后继续西行，利用缴获的西班牙海图穿过太平洋和印度洋，一年多以后才回到英国，成为第一个环绕地球航行的英国人。1580年9月26日，德雷克船队满载财宝驶进普利茅斯港，受到隆重欢迎。伊丽莎白女王登上德雷克的旗舰“金牝号”(Golden Hind)，在甲板上授予德雷克骑士爵位，并任命他为普利茅斯市长。伊丽莎白女王对德雷克的表彰理所应当，因为她在德雷克身上每1英镑的投资，获得了47英镑的回报。

3. 快舰时代

当德雷克在海上神出鬼没地劫掠西班牙商船之时，他的表兄霍金斯正以另外一种方式向西班牙复仇。圣胡安港事件以后不久，伊丽莎白女王就任命霍金斯为财政大臣，权限包括掌管皇家舰队。霍金斯於是召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航海家，开始设计一种全新的战舰，以打破西班牙的海上霸权。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拥有无可争议的海上霸权，而西班牙的海军和战舰，是整个欧洲的楷模。西班牙式样的战舰又称“巨舰”(The Great Ships)，船身宽阔，船艏和船艉建有高大的船楼，可以容纳数百士兵。西班牙巨舰重心高，航速慢，灵活性差，但航行平稳，抗风浪能力很强。西班牙的海战战术仍然是中世纪的接舷战，先用火炮破坏敌舰的风帆和缆绳，使敌舰失去行动能力，然后靠拢上去，由士兵登上敌舰实施攻击。这种巨舰的设计体现出西班牙的海战理念，仍然摆脱不了陆战的思维模式。西班牙巨舰其实就是海上的移动堡垒，是陆军的载体而已。海战的主导力量是接舷作战的士兵，而不是火炮。

霍金斯和他的助手高瞻远瞩地认为火炮将主宰未来的海战，於是完全推翻了西班牙巨舰的设计原则。霍金斯等人设计的新型战舰又称“快舰”(Race-built Ships) 。和巨舰相比，快舰的尺寸要小很多，体型窄长，船舷较低，完全取消了前船楼，而缩小了后船楼，这样重心大大降低，可以装备大口径重炮而不至於影响船身的稳定性。快舰的航速高，灵活性好，但是船舷低矮，如果被敌人接舷则必输无疑。但快舰的海战战术建立在机动和炮火的基础上，利用快速灵活的特点和敌舰保持距离，尽量不给敌舰接舷的机会。

英国新一代快舰的代表作当属“复仇号”(Revenge)。复仇号是德雷克在抗击西班牙“无敌舰队” 的海战中乘坐的旗舰，因此一战成名。复仇号于1574年建造，排水量500吨，长36米，宽9.6米，是一艘四桅帆船。复仇号有两层甲板，最底层甲板装备18门十八磅重炮(口径约14公分)，通过船身的射窗发射实心炮弹；上一层甲板装备同样数量的十磅火炮(口径约为11公分)，另外在艏艉和船舷还装有数量不详的小口径火炮。复仇号定员250人，包括军官和水手140人，以及炮手110人。和西班牙战舰上乘员分工严谨细致不同，英国军舰上的士兵一般都可以当作水手使用，而水手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操炮和射击，这样英国军舰在海战中能够承受相当严重的战损而依然战力不减。

复仇号后来的结局也非常壮烈。1591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一支包括复仇号的私掠舰队去拦截西班牙的一支运输船队， 复仇号此时的船长是德雷克的政敌格兰威尔爵士(Sir Richard Grenville)。英舰队在海上遭遇西班牙船队时，才发现护航的西班牙战舰多达30艘。英舰队司令霍华德非常知趣地下令撤退。但不知出於什么动机，格兰威尔和复仇号留下来单挑西班牙护航舰队。在后面几个小时的鏊战中，复仇号在西班牙舰队阵列里左冲右突，击沉4艘西班牙巨舰，重创16艘，而这些受伤的战舰在随后而来的一场风暴中悉数沉没。复仇号一直战斗到弹药告罄，两座主桅杆被打断，船身弹洞密布，船上只剩下20个活着的水手，身负重伤的格兰威尔才宣布投降。第二天格兰威尔因伤重不治死去，而战创累累的复仇号也在风暴中沉没。

4. 无敌舰队

英国海盗的劫掠行径让西班牙大伤脑筋，西班牙驻英国大使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无数次抗议，但都无济于事。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愿意和西班牙公开交恶，因而矢口否认和海盗们有任何关联，但局势的变化很快迫使伊丽莎白转变立场。此时西班牙名将、帕尔马公爵法尼斯(Alexander Farnese)正率领三万精兵围剿独立不久的荷兰新教政权，荷兰在西班牙军队的打击下屡战屡败，危在旦夕，使伊丽莎白女王颇有唇亡齿寒之感。伊丽莎白毅然派遣英国远征军到尼德兰助战，同时又派德雷克率领一个舰队到加勒比海大肆劫掠，吸引西班牙的注意力。伊丽莎白这一举动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发动战争提供了借口。

1586年7月，菲利普和他的谋臣制定了入侵英国的计划。西班牙将在葡萄牙的里斯本集结130艘战舰组成“无敌舰队”(Invincible Armada)，舰队搭载七千名水手和两万名士兵。无敌舰队将前往尼德兰海岸和帕尔马公爵的两万七千军队会合，然后护送西班牙大军登陆英国。这大概是自罗马帝国入侵不列颠以来，英国面临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英国的皇家舰队此时只有区区23艘战舰，而且长久以来一直奉行近海防御战略，从来没有远离英国海岸作战。在伊丽莎白女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包括海军司令霍华德(Charles Howard)在内的大部分贵族主张在英国沿海严阵以待。德雷克坚决反对这种消极防御的战略，他豪气干云地宣称，进攻是最有效的防守，应该主动出击，将敌舰消灭在其停泊的码头旁。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德雷克于1587年4月19日率领他的私掠舰队突袭西班牙卡迪兹港(Cadiz)。德雷克舰队在卡迪兹港激战了12个小时，击沉西班牙舰船24艘，并焚烧了大批军用物资。这次袭击使西班牙蒙受巨大损失，入侵英国的行动因此被推迟了一年多。

西班牙的国力毕竟强过英国几倍，经过两年的准备后，无敌舰队终於在1588年7月离开里斯本港，杀气腾腾地向英吉利海峡驶来。虽然无敌舰队拥有131艘舰船，其中只有3艘葡萄牙战舰和4艘那不勒斯战舰专为海战而造；另外还有17艘巨舰来自加勒比海的护航舰队，平时身兼运输和护航双重任务；其余的就都是加装火炮的武装商船了。无敌舰队的统帅是梅迪纳公爵西多尼亚(Sidonia，Duke of Medina)，他是一流的管理人才，将无敌舰队的筹建工作做得有条不紊。西多尼亚的弱点是非常缺乏海战经验，他对此也心知肚明，几次向菲利普请辞，但未被批准。

虽然英国海军寡不敌众，但在伊丽莎白女王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大约有一百多艘私人舰船云集普利茅斯港，其中包括私掠船主们的三十多艘新式快舰。海军司令霍华德这一百多艘战舰分为四个舰队，分别由他自己、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毕歇(Martin Frobisher)统领。霍华德在 “皇家方舟号” (Ark Royal，800吨)战舰上升起了他的帅旗；霍金斯坐镇“胜利号” (Victory，800吨)；弗罗毕歇指挥“凯旋号” (Triumpth，1110吨)，这是英国海军为数不多的西班牙式巨舰之一；德雷克则指挥著名的复仇号。

与此同时，英国实施全民总动员，16岁到60岁的男子都接到了征召令，加入正规军或民兵武装。泰晤士河从伦敦到入海口90公里长的河段两岸，英国军民修建的堡垒鹿砦连成两道长城。55岁的伊丽莎白女王身着盔甲，骑着一匹白马，在贵族和卫队的簇拥下四处巡视，所到之处以热情洋溢的演说鼓舞士气，往往能使在场的军民群情振奋，斗志昂扬。

5.决战海峡

西班牙无敌舰队离开里斯本以后不久就遭遇风暴，一些船支受到损伤，不得不在西班牙北部的科卢那港(Corunna)停留了好几天休整。德雷克得知这个情况以后立刻提议突袭科卢那港，他的建议得到了霍金斯等人的支持，於是霍华德下令出海。英国舰队穿过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一直前进到距离西班牙海岸100海里的地方，突然风平浪静，英国舰队於是动弹不得。这样几天以后，风向转为西南，食水将尽的英国舰队只好掉头返回。

正当英国舰队返回普利茅斯港的时候，无敌舰队离开科卢那港，在强劲的西南风驱动下向英吉利海峡驶来。无敌舰队排成一个7海里宽的新月形队列，由巨舰组成的两翼稍稍坠后，以防敌人从两侧和后面发动攻击。7月19日上午，英国侦察艇在普利茅斯港以外几十海里发现了西班牙舰队。无敌舰队统帅西多尼亚听取部将的意见以后，决定趁英国军舰集结在普利茅斯港的时机，冲上去封锁港口，然后用火船攻击港内停泊的英国军舰。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如果能顺利实施，英国舰队将全军覆没。

英国人出色的航海技能此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发现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当天下午，65艘英国战舰冲出普利茅斯港，逆风航行，迅速绕到无敌舰队的侧后方，占据了上风向。这在西班牙人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西多尼亚看到战机已失，便命令舰队折向东北，同时保持整齐紧凑的队形。西班牙人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打算采取守势，且战且走，去和尼德兰的帕尔马公爵大军会合。

英军统帅霍华德决定发动攻击。他和霍金斯的战舰进攻无敌舰队的右翼，德雷克和弗罗毕歇攻左翼。此战英国战舰向西班牙人展示的全新海战战术，以后将演变为皇家海军的标准战术“战列线”(Line of Battle)。英国战舰以纵列向无敌舰队逼近，接着依次从西班牙队列旁驶过，一侧舷炮齐发，然后迅速掉转头来，发射一侧舷炮，这样周而复始，几个小时不间断地炮轰无敌舰队。西班牙两翼的战舰以一侧舷炮和尾炮还击，但由於英国战舰目标小、速度快，很难命中。西班牙人对英国战舰的快速灵活印象深刻，一个船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英国人最慢的船比我们最快的船都要快很多。” 经过一天的激战，西班牙两翼的战舰弹创累累，人员伤亡数百，但只有一艘战舰因为事故导致火药库爆炸而沉没。

西班牙无敌舰队就这样以两节的速度缓慢向尼德兰前进，而英国舰队每天以相同的方式尾随攻击，逼迫西班牙人错过一个又一个能够登陆英国的地点。经过8天的航行以后，无敌舰队终於来到法国加莱地区外海。这时西多尼亚才发现作战计划里一个致命的疏忽：无敌舰队大多数战舰吃水太深，根本无法靠近尼德兰海岸。不得已，西多尼亚只得命令舰队在此抛锚，同时派快艇送信给帕尔马公爵，让他尽快前来会合。英国舰队也在西班牙人西南面一海里的地方停驻下来。

无敌舰队就在这里停留了三天，等待帕尔马公爵的回信。这三天里，英国舰船源源不断地从英国各地汇集而来，使总数最后达到136艘，已经超过了无敌舰队。入夜，西班牙巨舰上搭载的士兵从舷窗望出去，可以看到英国战舰上星星点点的灯光象银河一般散布在西南方向。帕尔马公爵的回信终於到了 - 他需要至少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凑够运输船前来会合。西多尼亚明白入侵英国的计划已经流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全身而退。

西多尼亚非常担心英国人火攻，他在无敌舰队和英国舰队之间部署了一条由快艇组成的警戒线，用以拦截英国人的火船。西多尼亚同时告诫各个船长，让他们保持高度警惕，不得擅自起锚脱离大部队。西多尼亚所料不错，霍华德和德雷克正打算在夜里实施火攻。由於专用的火船尚未到达，霍华德挑选了8艘老旧的战舰，在船舱里塞满易燃物品，桅杆和风帆上都涂了柏油，火炮装填弹药上了引信，着火后能自动发射。入夜，一些勇士驾船乘着强劲的西南风急速冲向无敌舰队，接近西班牙快艇警戒线时在船上四处点火，然后跳上小艇逃生。

西多尼亚并没有料到英国人会用数百吨的军舰作火船，部署的快艇拦截起来相当力不从心。8艘英国火船有6艘成功突破警戒线，象6条火龙一般冲向西班牙舰队。事实上这些火船并没能造成威胁，因为风向的转变使它们偏离预定的冲击方向，最后都在法国海滩上搁浅烧毁。但西班牙人看见火船冲了过来，立刻惊慌失措，纷纷砍断锚索起航逃生，本来井然有序的阵列乱成一团。

天亮以后，西多尼亚发现他的舰队绝大部分已经离开了锚地，散布在敦刻尔克附近的海面上，而一些战舰在黑夜里慌不择路，冲到岸边搁浅。德雷克看到无敌舰队已经完全丧失队形，立刻指挥复仇号冲了上去，其它的英国战舰紧随其后。西多尼亚相当勇敢地率领6艘巨舰挡住英舰去路。德雷克的复仇号从西多尼亚的旗舰旁边擦身而过，舷炮齐射，但并不与之纠缠，而是径直冲向散布在北面的西班牙舰船。这样双方两百多艘战舰在叫做“格雷夫林”(Graveline)的海面上展开混战，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

以德雷克为首的皇家海盗们最擅长这样的混战，他们左冲右突，神出鬼没，有时甚至从西班牙战舰数米远的近旁高速掠过，舷炮齐发。英国战舰装备大量十八磅以上的重炮，炮手训练有素，射速极高，给西班牙舰船造成极大的破坏。但西班牙巨舰造得相当结实，往往中弹上百颗依然没有沉没。西多尼亚的旗舰“圣马丁号”(San Martin)被三艘英舰围攻，浑身弹洞累累，仍然能坚持战斗。西班牙战舰按照常规甩出铁抓(Grappler)企图钩住英舰登舷攻击，但英舰行动如风，旋转自如，加之战场上弥漫的硝烟阻挡视线，没有一艘西班牙战舰能够成功接舷。这样战斗到傍晚，英舰队弹药告罄，不得不撤出战场，著名的格雷夫林海战落下帏幕。此战无敌舰队被击沉、俘虏16艘战舰，而英舰无一损失。

西多尼亚命令无敌舰队乘着西南风向北行驶，进入北海，然后折向西方绕过英伦三岛回国。无敌舰队在爱尔兰以西海面遭遇风暴，许多舰船被冲到岸边触礁沉没，大批水手、士兵溺毙，而侥幸游上岸的西班牙人大多被当地人杀死。这样无敌舰队出发时的两万七千人中，只有不到一万人最后安全返回家园。

6. 星坠大洋

德雷克的海上事业在击败无敌舰队达到顶峰，此后就急转直下。1589年夏天，有消息说西班牙又开始在里斯本组建一只舰队，於是伊丽莎白女王派遣德雷克率领一只150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和一万七千仓促募集的士兵出征里斯本，重复了一年前西班牙无敌舰队所犯的错误。此次远征损失一万多人，最后以惨败告终。这次失败证明了德雷克只是一个将才，并非帅才。

远征里斯本失利以后，德雷克整整6年没有出海。为了重振雄风，德雷克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出资组建一支私掠舰队，由他率领远征加勒比海。女王勉强同意，但条件是霍金斯和德雷克同往，并分担指挥权。伊丽莎白知道德雷克性格轻剽暴躁，而霍金斯老成持重，正可以互补。1595年，这支舰队终於起航，是年德雷克55岁，霍金斯65岁。

此时经过英国海盗二十多年的侵扰，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修建了大批据点和堡垒，护航舰队的实力也大为增强。德雷克的舰队先攻击波多黎各的圣胡安港，被击退，而霍金斯就在这里病逝。德雷克接着去攻击巴拿马地峡的贝罗港(Bello)，又被击退。德雷克在贝罗港外的海上得了坏血病，于1596年1月23日去世。这次远征使英国失去了两位最伟大的航海家。

7. 结语

平心而论，德雷克并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缔造者。皇家海军要等到数十年以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才形成建制。他也没有为英国海军贡献出一套系统的战术理论。但德雷克是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身上浓缩了那个时代英国人野心勃勃、发奋图强、力争改变命运的民族精神。德雷克对英国海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德雷克之前，英国海军几乎只是个内河舰队，没敢想过到大洋上施展身手。以德雷克为代表的皇家海盗改变了英国海军的气质，注入了攻击性和进取心，而以后皇家海军的战略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德雷克个性的烙印。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主动出击，封锁直布罗陀海峡，才保证了特拉法加海战的胜利。纳尔逊此举和德雷克突袭卡迪兹港简直同出一辙。

德雷克成为当时无数出身寒微的青年崇拜的偶像，他的事迹激励了以后几代私掠海盗。英国使用皇家海盗同西班牙争霸成了以后一百年的国策。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国策其实迟缓了英国建立海上帝国的脚步。当时以伊丽莎白王朝的重臣伯利男爵(William Cecil, 1st Baron Burghley)为代表的商人势力主张通过贸易实现海外扩张，而不是去劫掠别人的财富，可惜这些有识之士的声音淹没在英国上下急功近利的喧嚣之中。这一耽误就是一百年。

这一百年里西班牙、葡萄牙继续他们的海外扩张，而独立不久的荷兰后来居上，超过西、葡、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并在十七世纪中后期同英国发生三次争霸战争。荷兰虽然是小国，但却依靠强大的财力和英国打了一个平手，并几乎将英国拖垮，这才迫使英国深刻反思自己的战略失误。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 ，来自荷兰的奥良治公爵威廉登上英国王位，英、荷合流，英国才重新回到帝国事业的正轨上来，而此时距离英国击败无敌舰队已经整整一百年。

拿破仑战争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最后一次严峻考验。1815年以后的一百年间，皇家海军傲视群雄，而大英帝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无人能够撼动。

拿破仑战争前夕，英国与法国及其盟友西班牙展开了一场造舰竞赛。1780年到1790年，英国新造战舰总吨位达8万吨，而法国、西班牙针锋相对，各造了5万和4万吨，而且单个战舰比英国更大，装备火炮数量更多。比如这个时期英国的一级战列舰装备舰炮110门，法国同一级别的战舰有炮118门，而西班牙著名战列舰“特力尼达”号(Santissima Trinidad)有四层火炮甲板，共装备舰炮130门。到战争爆发前夕，英国皇家海军的总吨位为33万吨，而法国、西班牙合起来有42万吨。拿破仑战争中法西联合舰队虽有数量优势依然屡战屡败，证明了英国皇家海军的素质和战术远远优于法、西海军。

1. 战舰

英国皇家海军这个时期的战舰分为六个级别，只有前三个级别称为“战列舰”(Ship of the Line)。1794年，英国皇家海军一共有战列舰85艘，到1815年，战列舰增加到99艘。

一级战列舰(1st Rate Ship of the Line)平均吨位2,500吨，定员850人，有三层火炮甲板(Gun Deck)，装备火炮100门以上。通常是底层配置32磅火炮，中层24磅火炮，上层12磅火炮。1794年的时候，英国皇家海军有一级战列舰5艘，全部装备100门大炮。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中的旗舰“胜利”号就是一级战列舰。1815年，一级战列舰增加到7艘。

二级战列舰(2nd Rate Ship of the Line)平均2,200吨，定员750人，也是三层火炮甲板，装备火炮在90到98门之间，配置与一级战列舰相同。1794年英国皇家海军有二级战列舰9艘，其中7艘装备98门火炮，两艘装备90门火炮。二级战列舰到1815年减少至5艘。

三级战列舰(3rd Rate Ship of the Line)平均1,750吨，定员650人，两层火炮甲板，装备火炮在64到84门之间，以74门炮的战舰为例，通常包括32磅火炮28门，18磅火炮28门，以及9磅火炮18门。三级战列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1794年时有71艘，其中51艘装备74门火炮。三级战列舰到1815年剧增至87艘。

另外英国皇家海军还有四、五、六级战舰50艘，包括巡洋舰(Frigate)和其他炮舰，巡洋舰是一种单层火炮甲板的炮舰，装备20到40门火炮，速度很快，通常执行侦察和护航的任务。

74门炮的战列舰逐渐被认为是最经济实用的舰种，英国1805年所建的新舰中75%是这种战舰。两层火炮甲板的战舰脱颖而出，是无数次海战自然选择的结果。由於木制战舰结构上的限制，要增强火力只能在战舰的高度上做文章，也就是增加火炮甲板的层数。三层火炮甲板的战舰由於重心高，不得不使用大量压舱物保证稳定性，於是严重影响了战舰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加之3艘一、二级战列舰的造价大概相当于4艘三级战列舰的造价，英国皇家海军自然愿意多造三级战列舰以保证海战中有足够的机动兵力。

英国战舰的寿命相当长，原因在於英国人对造船材料和工艺精益求精，再加上海战中鲜有败绩。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英国战舰的平均年龄是17岁，其中几支主力舰年龄超过40岁，比如100门炮的“不列颠尼亚”号(Britannia)已经43岁，而胜利号也有40岁。相比起来，特拉法加海战中的法国战舰都相当年轻，这大概是法国海军屡战屡败，战损率居高不下的缘故。比如1790-1800的十年间，法国海军被击沉、俘虏战列舰48艘，巡洋舰(Frigates)53艘。

筹建和维持一支海军相当昂贵，而且耗费往往随着战争的进程而飞涨。1800年，英国一艘战列舰的造价大约每一个吨位21英镑，到1805年就涨到35英镑。胜利号战列舰造价加上全套装备，花费10万英镑。1795年英国皇家海军军费625万英镑，到1805年就飞涨到1,500万英镑。相比起来，皇家海军1905年的军费也才3,500万英镑，而此时英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几乎都是万吨以上的装甲战列舰，而且正和德国搞建造“无畏舰”的竞赛。

2. 火炮

纳尔逊时代的舰炮在基本构造上和二百多年前的德雷克时代没有太大的区别，由青铜或铁铸造，炮口装填，发射实心球形弹丸。十八世纪以前，由於青铜比铁轻，容易铸造，而且经久耐用，是制造火炮的主要材料。进入十八世纪，各国都大规模扩建海军，使得舰炮的需求暴增。因为铁的成本只及铜的五分之一，所以铁炮逐渐替代了青铜炮，成为各国战舰的标准装备。英国铸造的铁炮质量首屈一指，在欧洲大陆价格往往高出当地铁炮四、五倍。英国铸铁工艺先进由来已久。英国铜矿资源贫乏，严重依赖欧洲大陆进口。亨利八世认识到这个战略弱点，於是下决心另辟蹊径，大力发展铸铁技术。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英国的铁炮就享誉欧洲，除了份量稍重以外，质量并不亚于同时期的青铜炮。

英国皇家海军此时装备的火炮，以弹丸的重量划分，主要是9磅、12磅、18磅、24磅和32磅五种火炮，口径分别为10.4厘米、11.5厘米、13.1厘米、14.4厘米和15.9厘米。战争初期装备的一批42磅重炮(口径17.4厘米)，因为射速较慢，逐渐被淘汰。五种火炮的长度相仿，都在2.7米左右，但重量相差很大，其中12磅火炮重一吨半，24磅火炮重两吨，而32磅火炮则重达两吨半。

这个时期火炮的射程并不远，以24磅或32磅火炮为例，射角4度时，射程可达1,350米；射角抬高到8度时，可及2,250米。在100米的距离上，24磅炮发射的实心炮弹能够穿透5英尺厚的橡木。真正的海战中，双方往往在一、两百米的距离内以水平射角快速发射，这时射速比射程重要得多。英国皇家海军非常重视炮手的操练，英国舰炮的射速能够达到一分钟一发，大概比法国舰炮快两倍。近战中炮手往往一次发射两、三个弹丸，或实心弹加霰弹，以求最大的破坏效果。

这个时期炮弹的种类，除了通常的实心弹以外，还有霰弹(Canister Shots)和链弹(Chain Shot) 等几种。霰弹其实是一个铁皮桶，里面装填数十颗铅弹，铁皮桶出膛即分解，於是数十颗铅弹向前以扇面飞行。霰弹的主要作用是杀伤人员。链弹是铁链相连的两颗实心弹，主要用于破坏桅杆和风帆。此时空心装药的榴弹已经装备英国陆军，但由於碰炸引信不可靠，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才正式装备皇家海军。

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舰炮的一个重要改进是燧发机(Flintlock)的使用。海战中战舰船身的晃动使得瞄准困难，燧发机的优越之处在于没有发射延迟，而普通引信通常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才能引爆发射药。这样英国炮手瞄准以后可以立刻发射，大大提高了命中率。另外一项革新是短身管火炮(Carronade)的发明。短身管火炮最早出现于1782年的一次海战中，炮身只有一米半长，主要用于近战。由於炮身短，这种火炮重量相对较轻，32磅短炮只和6磅长炮一样重。到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都装备有十几门短炮。

3. 战略和战术

海军和陆军的作用截然不同。英国海军史学家科贝爵士(Sir Julian Corbett，1854-1922) 就指出，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对拿破仑战争的直接影响相当微小，而1806年拿破仑指挥的耶拿战役导致了普鲁士政权的垮台。陆战可以是决定性的，但海战则肯定是消耗性的。海军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战略方面。特拉法加海战以后，英国牢牢地控制了制海权，对法国进行孤立和封锁，通过皇家海军和法国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消耗战。拿破仑为了打破这个封锁，苦心经营“大陆体系”，企图孤立英国。为了强迫欧洲国家加入这个体系，拿破仑先后对西班牙和俄罗斯用兵，最终导致了其帝国的崩溃。

在战术方面，十七世纪以荷兰为代表的新兴海上强国仍然钟情于近距离混战(Mêlée Action)。进入十八世纪，“战列线”成为欧洲各国海军的标准战术。海战中双方战舰通常排成两个纵列，平行相对驶过，互相以舷炮对射。这种战术的弊病在於简单化、程式化，海战形同角力。如果两支舰队旗鼓相当，往往打到两败俱伤也分不出胜负。风向对海战战术的影响也很大。处於上风向的战舰，船身向下风向倾斜，这一侧的舰炮水平射角较低，有利於攻击对面敌舰的船身；处於下风向的战舰，船身向后倾斜，舷炮水平射角较高，有利于攻击对面敌舰的桅杆和风帆。选择上风向属於攻击性强的表现，其目的是击沉敌舰；选择下风向则是防守性的姿态，目的是破坏敌舰的动力系统，使其失去机动能力，以便於自己脱身。十八世纪英、法两国的海战中，法国舰队通常选择下风向，准备一旦战局不利就逃之夭夭。英国舰队为了迫使法舰决战，往往一开局就试图抢占法舰队的下风向，断其退路。

这个时期的战舰建造得相当坚固，船壳是数英尺厚的橡木板，远距离射来的炮弹通常无法贯穿，近距离发射的炮弹对船壳所造成的破坏，也就是碗口大的一个洞，船员通常能卧倒躲避，极少受到伤害。一艘战舰最薄弱的地方是船艉。船艉所用的材料轻薄很多，一颗炮弹不仅可以轻易透入，而且能贯穿整个甲板，对人员有巨大的杀伤力。英国海军有专门的“艉射”(Raking Fire)战法，即运动到敌舰后面时，集中火力近距离轰击船艉。此时通常发射一颗实心弹加一颗霰弹，实心弹穿透船壳，而数十颗铅弹紧跟着从弹洞飞入，以扇面扫过甲板。这样的双发弹有五、六颗就能使敌舰的整层火炮甲板丧失战斗能力。英国海军只有在混战中偶尔能够用上这种威力巨大的战法，要想在海战中有目的地攻击敌舰船艉，就得垂直切入敌舰队的战列线，不仅风险很大，更意味着战术思想的推陈出新。

1782年，呆板的战列线战术终於在“圣徒群岛”海战(Battle of the Saintes)中被突破。此战英国舰队和法国舰队各以战列线对阵时，风向突然改变，英舰队司令罗德尼(George Rodney)立刻率领六艘战舰突破法舰队的一字长蛇阵，其他英舰也就近突破敌阵，将法国舰队分割成几段。结果五艘法舰投降。从此以后，伺机突破分割敌舰队的战术得到英国皇家海军认可。

这种战术在纳尔逊手里又得到改良。纳尔逊将“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这一陆战思想运用到海战，首创“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当面对敌人的一字长蛇阵时，纳尔逊主张将自己的舰队分为两个纵队，拦腰突破敌阵，将其分割成三段，而其中一个纵队围歼其中的一段，而另一个纵队阻挡别的敌舰来援。纳尔逊就是用这个战术在特拉法加海战中以少胜多，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一百多年前，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在苏丹建立了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政权。西方国家很少记起这个激进的伊斯兰教领袖，即使有人记起他时，通常也是由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人物查尔斯?中国人?戈登１８８５年在苏丹喀土穆死在他的手下。１８８１年至１８８５年间，马赫迪为建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激怒了英国人。但是直到今天，在苏丹、摩洛哥、索马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原教旨主义者心目中，马赫迪却是伊斯兰教的“净化者”和“独立之父”。

“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屡胜埃及统治者

１８４４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埃尔－赛义德（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ｈｍｅｄ－Ｉｂｎ－ｅｌ－Ｓａｙｅｄ）出生于苏丹栋古拉的尼罗岛上。他是家中第三个孩子，父亲是木匠和造船工人，自称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２０岁刚出头，穆罕默德移居喀土穆尼罗河上游约１５０英里处的阿巴岛上。在那儿，他参加了一个主张通过极端禁食产生幻觉来达到与先知对话的组织，并声名大振，吸引了许多随从和门徒。他对伊斯兰教有一套新阐释：对那些卑微、贫穷的苏丹人许诺天堂，而这些人占了苏丹人口的大部分。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封为马赫迪（Ｍａｈｄｉ，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译注），这被受尽压迫的苏丹人民如饥似渴地加以接受。自１８１９年以来，苏丹就处于埃及的苛政统治之下，被一支四万人的极端残暴的二流士兵组成的军队控制着。而英国又通过其对埃及的影响和支配，引起了苏丹人的不满。

埃及政府十分清楚，这个马赫迪是埃及在苏丹统治的潜在威胁，于是派了一个由士兵和宗教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去和马赫迪会面。马赫迪的回复非常简要。他要求在喀土穆的埃及领导人皈依他的伊斯兰教。如果不同意，他就要发动讨伐异教的圣战。埃及方面对马赫迪的回答也同样直接：两只满载埃及军队的汽船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决心把他抓回喀土穆监禁起来。军队开到阿巴岛附近，于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２日晚遭到了３００名手拿长剑的安萨尔组成的军队的袭击，无一生还。这些安萨尔是马赫迪的帮助者，也就是英国人熟知的苦修僧。

几乎一年后，１８８２年６月，双方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开始了。由于国内动乱，埃及人只派了６０００名三流士兵去镇压将近１．５万名苦修僧。马赫迪的手下夜袭了埃及人的军营。顷刻间，６０００名埃及人横尸于沙漠之上。

很快，马赫迪的拥护者达５万人之众，马赫迪决定率领他们向科尔多凡省的首府欧拜伊德进军。这次马赫迪面对的是６０００名骁勇善战的埃及士兵和一个志满意得的司令。马赫迪下令立即进行正面进攻。这次袭击遭到枪弹的猛烈还击，最终失败了。接着他决定用饥饿和消耗战术来攻占这座城市。这个计划奏效了。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７日，又一次大规模袭击开始了。城市很快沦陷，满城妇孺全被砍死，所有的埃及官员都被处死，幸存的埃及士兵被强行征募到马赫迪的军队里。一支多达３０００人的援兵由于到得太晚而未能拯救守城部队，自己也同遭覆灭的命运，全部被杀死在巴蜡井（非洲地名中的“井”亦可译为“绿洲”，译注）旁。南部苏丹陷入叛乱的熊熊火光中。

埃及人立即决定再派遣一支远征军讨伐这些可恼的原教旨主义者。这次由一位身经百战的英国前陆军上校威廉?希克斯率领。但是希克斯的远征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９月９日，他的军队离开恩图曼，经过贫瘠荒芜的地带，步履艰难地进入科尔多凡省荆棘丛生的谢坎森林。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却是致命的伏击，希克斯手握长剑绝命于此。

１８８４年，一支由另外一个英国人，瓦伦廷?贝克率领的埃及宪兵队到达红海沿岸的萨瓦金港。结果像预料的那样是灾难性的。２月４日，贝克的军队遭到袭击而溃败。许多埃及人干脆躺下来等待死亡早点降临。

苏丹人纷纷投奔马赫迪，科尔多凡变成他的私人封地――马赫迪亚国。即使以那时的标准来衡量，马赫迪的统治也是严厉的。诅咒或喝酒的人都要被处以极刑，所有的苦修僧都必须穿罩袍，一种缝缀起来的粗陋的长衫。

五万名苦修僧涌入喀士穆，戈登的头被砍下来沿街示众

不管怎样，科尔多凡形势不稳让英国感到恐慌。英国首相威廉?格拉斯顿为谨防卷入苏丹事件中，建议埃及政府让这个国家自行处理他们的事情算了。埃及方面被迫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英国需要安全撤走自己的侨民，这留给英国政府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

媒界和公众直接要求委任查尔斯?中国人?戈登（１８３３～１８８５年，原名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ｏｒｄｏｎ，清末来华参加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在英国被称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ｒｄｏｎ，译注），但他是个有点自行其是的人，而大规模的撤侨工作又是一项极为微妙的任务。终于，戈登被派往苏丹，于１８８４年２月１８日到达喀土穆。戈登立即致意马赫迪，并送去一件红色礼仪长袍和一顶高官毡帽。他许诺，如果暴动立即停止的话，他可让马赫迪做科尔多凡的君主。这些礼物与一件伊斯兰罩袍被送了回来，并且转来马赫迪的要求：戈登立即改信伊斯兰教。

看来戈登除了与他的７５００名装备精良的军队留在喀土穆、面临不可避免的围攻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了。由于事关英国的荣誉问题，又抱有格拉斯顿会被迫派兵援救的希望，戈登开始疯狂地加固这座城市的防御。

马赫迪率军慢慢迫近喀土穆，他切断了电报线，并用３万名士兵包围了这座城市。到秋天，戈登只能在总督宅邸的楼顶花上几小时，通过望远镜眺望遥远的天际，以盼望那从未出现的援兵的到来。

由于格拉斯顿政府的拖延，直到公众的耐心濒临崩溃的边缘，关于给戈登增派援兵的议案才于１８８４年夏天被通过了。面临政治破产的危险，格拉斯顿终于在八月初开始行动。他迅速筹集资金、军队和装备，并选派沃尔斯利将军率领这支救援部队。英国军队于９月２７日从开罗开拔，开始了前往喀土穆的长达１６３０英里的艰难行军。

到１２月中旬，他们已经到达库尔提城。沃尔斯利把他的军队分为两个纵队：沙漠纵队和河流纵队。沙漠纵队的２５００名士兵由老将赫伯特?斯图尔德率领，计划占领阿卜里井和贾克杜勒井之后，转向迈特迈挺进。河流纵队在威廉?厄尔的率领下，准备逆尼罗河而上，拿下沿途的主要城市，最终也到达迈特迈。两支队伍会合后一起向喀土穆进军，他们希望抵达时不会太晚。

１２月３０日，沙漠纵队的先锋部队从库尔提开拔。到１８８５年１月１２日，斯图尔德的军队到达贾克杜勒井，并开始向阿卜里井进军。一支庞大的苦修僧军已埋伏在该纵队和水井地之间。１月１７日上午１０点，英国人排成了一个巨大方队缓慢推进，情形犹如赶赴地狱。突然，沿着英国人正前方的山顶冒出一大排苦修僧。鼓声震天，苦修僧高声呐喊着汹涌而至。英国士兵向旋风般的人群开枪射击，对其造成可怕的重创。但是苦修僧们仍然飞奔而来，最终冲进了方阵。在方阵里他们遇到了一道由英国人组织的驼队的障碍。这道屏障削弱了苦修僧的攻击力，从而给了英国人重组队形集中射击的时间。苦修僧退去了，留下约１１００具尸首。整个事件持续了惊心动魄的１５分钟。但是安萨尔们没有被制服。

英国人重组了他们的方队，慢慢向尼罗河进军。１月１９日，斯图尔德在阿布鲁受到了苦修僧散兵的致命重创。查尔斯?威尔逊上校，一个经验不多却头脑冷静的工程师，代替了斯图尔德的职位。英国人继续缓慢推进，最终在迈特迈附近的贡巴抵达尼罗河河岸。

与此同时，戈登已花了大量时间来增强喀土穆人坚守的决心。１８８４年最后的几个月，喀土穆受到了炮火的狂轰猛炸。１８８５年１月，喀土穆的谷仓实际已经空了。儿童们死于营养不良，士兵因精疲力竭而崩溃。戈登知道末日就要到了。１月１４日，他派了一艘汽船和三只较小的船，带着他的日志和请求迅速增兵救援的信件顺流向尼罗河下游驶去。

１月２６日，五万名马赫迪的苦修僧涌入喀土穆。市民和士兵或被杀死，或被抓为奴隶；妇女们被送到伊斯兰教徒的后院充当妻妾。戈登的头被砍下来沿街游行示众。喀土穆坚持了令人心惊胆战的３１７天后终于沦陷了。

马赫迪看到戈登的头异常震怒。如果戈登活着，他会是一注极好的谈判筹码。现在只有捉住并处死马赫迪，才能满足英国民众复仇的欲望。但英国民众永远不可能满意了，他们不得不强咽苦果接受现实：马赫迪是赢家。

１月２２日，当威尔逊上校的沙漠纵队遇到戈登派出的小舰队时，纵队仍滞留在贡巴。威尔逊没有选择，只有立即驰援。１月２４日，２００名士兵被塞入两只军舰向喀土穆进发。４天后，即１月２８日，当他们能看到喀土穆的屋顶时，城市很明显已经可悲地沦陷了。３月２２日，所有的英军拆掉帐篷卷包撤离了苏丹。

１８８５年６月２０日，神圣的马赫迪死于人们所认为的斑疹伤寒。他被厚葬于一座气派的坟墓里，后来成了一处伊斯兰朝圣地。马赫迪死后，苏丹形势由于连年战火而持续恶化。１８９８年９月２日，英国军队在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率领下，在恩图曼打败了苏丹军队。

死后的马赫迪也没逃脱英国人的报复。基奇纳立即下令将马赫迪的尸体挖出来，并把他的坟墓毁掉。他的尸体被砍掉头颅后抛入尼罗河。基奇纳原想把他的头颅做成一个嵌入桌子里的墨水瓶，但经人劝说，那样做会被认为没有品味，于是这位将军才下令把遗骸重埋。直到今天，马赫迪的最后一点遗骸还埋在瓦迪哈勒法附近的一处无名坟墓里。

马赫迪的成功确实靠了一点点的运气，他的胜利也显示了他的领导和作战的天赋。他的士兵们，虽然一直装备极差，但对英国军队造成了极度的恐慌和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他与他的马赫迪亚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自由的战争。因此，苏丹人把他视为他们国家的第一个真正民族主义政府的创始人。但另一方面，史书上关于这场长达２０年的战争中的惨烈记述仍让人心有余悸。

1863年，戈登出任洋枪队“常胜军”统领的同一年，英国人赫德(Sir Robert Hart)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和戈登在中国短暂的辉煌不同，赫德担任总税务司直至1911年，主持清政府的海关长达48年之久。中国近代海关虽然为李泰国首创，却是在赫德任内得以发展和完善，成为清政府最高效廉洁的部门。

建国以后，中国近代史学者大多将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界定为“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而赫德也被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从原先的“洋务运动反动”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的观念转变，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终於被置放在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位置上。学者邱克认为，赫德引进西方先进制度和观念，在客观效果上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的。他以赫德开拓清政府外交为例，认为赫德“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对传统封建外交进行改革，促成了西方近代外交的某些思想和制度在中国的移植，也增进了清政府官员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他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应当说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赫德作为一个英国人，担任中国政府要职将近半个世纪，尽心尽力为清政府服务。在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不通也不屑的背景下，赫德精通中文，深谙中国文化民情，甚至鼓励儿子学习中国经史，参加科举考试。赫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如何能主持中国海关长达48年？他又有些什么事迹和言论？本文将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1. 英国领事馆的见习翻译

1835年2月20日，赫德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亚马郡(County Armagh)的没落酒厂主家庭。赫德的先祖是荷兰贵族范哈特(Captain Van Hardt)，1688年跟随奥兰治公爵威廉登陆英国发动“光荣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范哈特因为立下战功，英王威廉将爱尔兰的基莫里亚蒂镇(Township of Kilmoriarty)赏赐给他。不过到赫德父亲这一辈，家境早已败落。

赫德中学毕业以后，进入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学院，1853年以优异成绩取得文学士学位，然后继续攻读硕士。1854年春天，英国外交部为派驻中国的领事馆募员，分配给爱尔兰三个名额，女王学院得到其一。学院打算举行考试择优录取，但当院长在志愿名单上看到赫德的名字，立刻决定将他免试保送。对於赫德的家人来说，伦敦都是无比遥远的地方，更不消说中国了。但全家人一致支持赫德的决定，他的父亲临行前塞给赫德五十英镑路费，这对於一个年收入仅几百英镑的家庭来说是相当慷慨的资助了。

1854年6月，赫德到达香港，在此受训三个月，等候分配。受训期间，英国商务监督、语言学家勃林爵士(Sir John Bowring)语重心长地对赫德说：“一定要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上街时辨认两旁的店铺招牌；到书店去辨认架上的书目；仔细听行人的交谈。如果你养成这个习惯，你不但每天都有收获，而且也找到了对付郁闷无聊的良药。” 赫德牢记在心，对中国的文化和风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当时到中国的绝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一窍不通。

同年9月，赫德被分配至宁波领事馆，成为一名见习翻译。此时正值小刀会刘丽川在上海暴动，占领了县城。赫德陪同英国领事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前往苏州河北岸会见上海道台吴健彰。这是赫德第一次见到满清政府的官员，他聚精会神地观察吴健彰的一举一动，很快发现满清官员惯于繁文缛节，将一个简单的行动搞得如同仪式一般。赫德於是投其所好，从公务包里抽出一张精美的信纸，折成一支尖顶的帽子，然后把吴健彰的随从叫过来，深鞠一躬，将纸帽双手献上。该随从心领神会，毕恭毕敬地将纸帽转交给吴健彰。赫德的这个举动立刻让吴健彰另眼相看。

1855年2月，赫德升任二等助理。此时驻宁波的英国领事被停职，有好几个月领事馆的日常事务由赫德代理。赫德出众的管理能力和冷静的头脑让当权者印象深刻。英国驻军将领斯特劳本奇(General Van Straubenzee)对公使卜鲁士(Sir Frederick Bruce)说：“我建议你留心这个年轻人，有朝一日他要但当重任。” 卜鲁士回答说：“外交部早就提醒我注意他了。”

1858年3月，赫德被调去广州，任英国领事馆二等副翻译，10月，升任翻译。此时的赫德汉语流利，熟知中国人情世故，到广州以后，很快结识了当局政界人物，与两广总督劳崇光等人交往密切。劳崇光非常欣赏赫德的管理才干和沉稳圆通的性格，把他当作自己的幕僚，经常就一些军国大事征求赫德的意见。次年5月，劳崇光注意到上海江海关在李泰国的领导下运作非常成功，於是请赫德为广东海关制定一套管理制度。赫德坦言自己对海关事务了解不多，答应向李泰国咨询。此时正逢李泰国奉钦差大臣何桂清之命筹建粤海新关，於是李泰国请赫德担任新关的副税务司。赫德有意接受聘任，请示英国外交部领事司。外交部对人才外流颇为不快，勉强同意，但声明赫德一旦离开外交部，就不要指望再回来。6月，赫德辞去领事馆翻译职务，正式加盟清朝海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多年后，倒是英国外交部因仰慕赫德才华，主动请他回来出任驻中国、朝鲜大使。

2. 李泰国与清朝近代海关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海关由清政府统一管理，但海关税则却授权地方制订。清政府对海关税收，最初实行定额制度，后演变为包税制。在1854年李泰国改革海关制度以前，朝廷名义上直接控制海关徵税，实际并不过问税款的征课和处理，只要求地方上把所估计的税收额定期上交。嘉庆四年（1799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概只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

1853年9月，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清朝上海道吴健彰缒城逃出，江海关工作停顿，外商乘机拒纳关税。1854年6月，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了一个“诚实与精干的外国成员和中国当局相结合”的新型海关组织方案。不久，吴健彰和英领事阿利国，美领事麦菲(Murphy)、法领事爱棠(Edan)商定上海海关章程，由三国领事各推委员一人，主持上海海关税收。一年后，各委员相继去职，英国领事推荐上海领事馆副领事李泰国接任海关委员。

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1833～1898)，英国人，其父曾任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李泰国10岁来中国，在父亲的培养下成为一名“中国通” ，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香港和上海等领事机构的翻译秘书、代理副领事等职。1855年6月，22岁的李泰国出任江海关管理委员会的英方司税。他上任以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实施“外洋船只进出呈验舱单，必须详尽，否则处罚或没收”，“各税须照征照缴，掣发税款收据”，制订了《各国商船进出起卸货物完纳钞税条款》等规章制度。上海道吴煦向朝廷奏称，“自李泰国经理夷税征收之后，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 1859年，江海关税课收入高达263万两，是户部定额的60倍，李泰国於是博得清政府的信任。

1858年，英军统帅额尔金欣赏李泰国的才华，请他去天津参加议和，与清庭钦差大臣桂良谈判。桂良记载李泰国在谈判中“言语狂悖，狡骄异常”，动辄以战争威逼，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南自广州，北至牛庄的整个海岸线都被打开，上海因其地理位置居中，在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取代了广州。1859年1月清庭任命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执行《天津条约》关于海关的条款。何桂清和吴煦以及薛焕商量，认为海关总税务司最好是精通汉语又有海关工作经验的洋人，而江海关司税李泰国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人选。於是李泰国在3月间，向何桂清提出各通商口岸建立“划一海关”的方案，要求何桂清授权招募洋员。6月，李泰国赴广州、厦门等地筹办新海关，聘任赫德为粤海关协理税务司。

1860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邀他去北京商讨关务。此时正值太平军攻克杭州，踏破江南大营，兵势正盛。李泰国对清政府失去信心，私下对额尔金说“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以伤病为由请假回英国休养。李泰国临行前推荐费士来(Fitzroy)和赫德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费士来曾任额尔金的秘书，资历高过赫德，但他不懂汉语，无法和满清大臣直接交流；赫德则与总理衙门过从密切，实际独掌总税务司权力。赫德上任以后，极力争取总理衙门掌权大臣，如恭亲王、文祥等的信任，经常主动地提供税务、洋务，外交等方面的意见，为他们出谋献策。在总理衙门大臣的心目中，赫德逐渐取代了李泰国。

1861年7月，赫德向清政府建议，征收“洋药”( 即鸦片)印花税，用以购置小型炮船，镇压太平军。总理衙门奏准，赫德于是请远在英国的李泰国代为办理。李泰国认为这是控制中国未来海军的良机，积极在英国购船募员，购船7艘花费80万两，购装备花费27万两，招募官兵600余人，委派英国军官阿思本(Sherard Osborne)为舰队司令，翌年又擅自与阿思本签订合同（简称“李阿合同”），规定“阿斯本不受他人指挥，仅执行李泰国交来的清皇帝的命令；李泰国遇命令之不满意者，得拒绝传递。”

1863年5月，李泰国休假完毕返回上海，赫德结束了代理总税务司职务。然而总理衙门为了削弱李泰国的权力，想方设法抬举赫德，任命他为江海关税务司兼负责长江各口关务。9月，阿斯本舰队到达中国，总理衙门决定派满清官员为舰队总管，阿斯本为副总管，舰队归江督曾国藩，苏抚李鸿章调遣。李泰国则坚持要求恭亲王照“李阿合同”办理，结果和总理衙门闹僵，事情最后以清庭命令阿斯本将舰队开到印度卖掉结局。恭亲王於是上奏，称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靡巨款，实难姑容。现由臣等将其革退，还准经理税务。该夷狡狯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借此驱逐 . . . 其总税务司一缺，即由赫德办理。” 同年11月，上谕批准把李泰国革职，由赫德继任总税务司。这样年仅28岁的赫德，就成为清朝海关总监，直到1911年病死。

真可谓性格决定命运。李泰国和赫德都可算是“中国通” ，而且都具有相当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李泰国在中国的事业夭折，完全因其骄横狂妄、权欲熏心，失去了清政府的信任；赫德谨慎稳重，善於变通，又熟悉官场礼节和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深得满清大臣们的青睐。赫德温良谦让的性格使他在同李泰国的竞争中最终获胜，并占据总税务司的位置长达48年。

3. 调停戈登和李鸿章的冲突

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以后，四处奔波，在中国各新开口岸建立海关。清朝地方官们基本上都予以配合，只有湖广总督官文除外。官文并不想将关税这一大财源拱手出让，对赫德虽然礼数周到，但建关一事免谈。赫德於是在汉口住了下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官文不胜其扰，派一个道台前来逐客。赫德告诉道台，他到汉口来建关是奉总理衙门之命行事，如果地方官刁难，他将向同治皇帝据实汇报。道台嘲讽地说：“当今圣上的年号是祺祥，可不是什么同治。” 赫德答道：“我很奇怪大清的官员居然不知道自己皇帝的年号。” 话音未落赫德便拿出一份从上海带来的《北华捷报》给道台看，道台顿时目瞪口呆。

原来1861年11月间慈禧联合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捕杀肃顺等顾命大臣，改年号为“同治”。由於消息闭塞，汉口的清朝官员居然还不知道此事。肃顺本是顾命八大臣之首，权倾于朝，湖广疆臣官文、胡林翼等人无不唯其马首是瞻，对恭亲王主持的总理衙门有些不买帐。政变的消息传开以后，官文马上见风使舵，请赫德立刻建关，并提供一切便利。

几周以后，赫德建关完毕，乘“鄱阳”号火轮返回上海。路过安庆时，赫德约见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转交官文的一封信，并就洋务问题咨询曾国藩。曾国藩的一番话让赫德印象深刻：“你的问题外务府想必已经有既定之策，我只有以下意见：凡是对我国和贵国都有利的事，我定会支持；对贵国有利而对我国无害的事，我不会反对；但如果对我国有害的事，无论对贵国多么有利，我都会以死相抗争。” (译自英文史料)

1863年11月，总理衙门正式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驻上海办公。赫德到任不久，就发生“苏州杀降”事件。戈登因太平军降将被杀和李鸿章发生冲突，愤然领军回到昆山。清庭生怕戈登会步常胜军前任统领白奇文的后尘，投奔太平军，连忙请赫德居间调解。次年1月，赫德先到苏州会见李鸿章。李鸿章详细介绍杀降经过，并反复强调，杀降纯属他个人的决定，和戈登无关，愿意向各方面澄清事实，为戈登开脱责任。赫德得到李鸿章的承诺，这才到昆山去见戈登。

戈登得知赫德前来非常高兴，特地举行阅兵式欢迎他，两人一见如故。赫德在昆山停留了三个星期，终於说服戈登回心转意，同意前往苏州面见李鸿章。临行前戈登对赫德说：“到苏州后就说我是被你劝来的，这样会让你得到中国人的敬意。” 赫德见到李鸿章以后，却只说戈登自愿前来。戈登和李鸿章的和解很成功，不久常胜军就参加了常州之战。常州攻克以后，清庭为了表彰戈登的功劳，奖励他白银两万两。戈登勃然大怒，认为清政府把自己当成了雇佣兵，将朝廷特使赶了出去。

戈登的所作所为让清庭摸不着头脑，总理大臣文祥於是又请赫德出面，去探戈登的口风。戈登答复说：“请转告文祥，我不会接受金钱赏赐，但愿意接受一套中国官服。” 清庭立刻封戈登为提督，赐穿黄马褂，并将全套提督官服送到昆山。戈登回国前还专门穿上这套官服画了一幅肖像。

4. 赫德治下的清朝海关

清朝的旧海关制度，虽然独立自主，但架构落后，官员无能，很难管理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日益增长的进出口贸易。李泰国创建的新式海关制度，在赫德手里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赫德治下的中国海关，采用当时先进的西方行政管理制度，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等各个环节，都有制度保障，严防舞弊。李泰国提出的“诚实、高效、热心公众服务”的海关行业道德，赫德继任以后得到广泛宣传。这个时期海关的高效廉洁，和清政府上下的颟顸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赫德非常重视海关人员的素质操行考核，健全了人事、财务、统计、审计、缉私、员工管理等多项制度。赫德专门在伦敦设立中国海关办事机构，为海关招聘洋员。赫德治下的海关，高级管理职位全部由洋人充任。1875年，海关的洋员为408人，华人职员为1417人，十年之后，分别增长为524人和2075人。聘用洋员较多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当时缺乏精通外语的华员，这也是赫德后来创办税务专门学堂的原因。但赫德对华员并不信任，直到安格联(F. A. Aglen 1869-1932)继任总税务司以后，华员才开始担任高级管理职位。赫德治下的海关由於制度健全，组织严密，经受住了国内政局的多次剧烈动荡。这套机构和制度被历届民国政府全盘继承，一直运行到1949年。

赫德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和责任。赫德出任总税务司时，写下这样的信条：“不必用花言巧语，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 海关作为清朝的一个国家行政机构，在所有的通商口岸为中央政府征税，根据清政府承认的条约管理对外贸易。赫德作为总税务司，受聘于清政府，倘若有越权和失职，就要和李泰国一样被清政府解除职务。赫德及所有聘用洋员，都得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规定。海关税收除行政管理费用以外，全部如数上交中央政府。

赫德治下海关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清朝的财政收入，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共计约六千万两。虽然最大部分的收入仍然来源于田赋，关税已经占到20%。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向英、法两国各赔款800万两，用海关关税支付，到1866年1月赔款全部清偿，余款解交部库，增加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对此大为赞赏，恭亲王奏称：“查数年以来，洋人充当中国司税，办理尚属认真"，于是上谕议准“令洋人仍帮同司税，厚以廪饩”。

清政府对海关关税的分配使用有如下安排：百分之六十的关税分拨给有关各省，用于中央直辖的地方事业，当时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长江口至南京下关等九处炮台，以及后来的京师同文馆、幼童赴美留学等洋务项目，经费均来自海关；余下的百分之四十首先用作对英法两国的赔款，赔款在1866年付清后，该款项就归户部掌管，动用这笔资金必须经特别申请，要得到皇帝的批准。1874年李鸿章就提出每年从这笔款项中拨出400万两作为海防经费，筹建北洋海军，得到批准。新疆局势吃紧以后，清政府又用这笔款项支付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军费，这才有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左宗棠西征三年总共耗银3722万两，其中包括从几家英国银行借得的五笔总数为1470万两的贷款，由关税作担保，最后全部用关税偿还。

188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赫德经过深思熟虑，拒绝了这项任命。他在回复英国外交部的信中作出解释，认为自己的调任，会使“各种各样有益的结果，将由于海关落在别人手中而不幸崩溃，或者发生一种可怕的负面发展，从而使海关变得没有什么价值。”“我所掌握的这个机构虽然叫海关，但它的范围是广泛的，它的目的是在各个方面为中国做有益的工作。它确实是一个改革所有海关分支的行政管理和改进帝国行业应有的核心组织。因而首要的是，其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这种领导权已经由于谈论我的告退所引起的种种建议而受到危害。” 赫德这一席话，反映出他对总税务司位置的战略意义，理解非常透彻。

5. 业余外交家

对於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洋务派人物郭嵩焘曾用十二字加以概括：“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 - 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清庭“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却轻起衅端，结果必是割地赔款，“贻祸天下”。

1874年发生的“马嘉理”事件，便是郭嵩焘所言的极好例证。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国军官布朗率领一支“探路队”经过云南前往缅甸，随行的翻译官马嘉理(Margary)持有总理衙门签发的外交护照，依循国际惯例清朝地方官应该保护他的生命安全。马嘉理一行拜见云南巡抚岑毓英时出言不逊，岑毓英怀恨在心，表面上热情款待，派兵护送出境，暗地里却指使副将李珍国在腾冲伏兵截杀，结果马嘉理等六人被打死。事后湖广总督李瀚章、刑部侍郎薛焕来滇调查，岑毓英又谎称马嘉理为当地土人所害，审问时串通翻译构陷不懂汉语的土人首领，企图推卸责任。英国公使威妥玛经过长达一年的深入调查，将此案弄了个水落石出，掌握充足证据，於是向总理衙门提出赔偿、免厘等六项要求，并以下旗绝交、对华开战相威胁。

事件伊始赫德就成为总理衙门和威妥玛之间的联络员，澄清了几次由於语言不通造成的误会。由於总理衙门百般拖延，企图蒙混过关，威妥玛一怒之下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待命。总理衙门这才慌了手脚，命令赫德追到上海，避免谈判破裂。赫德在上海劝得威妥玛回心转意，愿意择地再议。总理衙门答复说，可以在上海、烟台选其一，如果在上海谈判，则两江总督即为全权代表；如果在烟台谈判，则直隶总督为全权代表。赫德和直隶总督李鸿章是故交，加之欣赏李的才干，於是建议威妥玛选择烟台为谈判地点。由於多艘英国军舰开到烟台以武力示威，李鸿章动身前往烟台时，幕僚纷纷劝阻，提醒他吸取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前车之鉴(叶名琛在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掳到印度)。

李鸿章虽然不愿趟这潭浑水，但还是以国家为重，应约前来。他对赫德说：“你把我拖进这个烂摊子 - 如果谈判失败，我要承担罪责；如果成功，我也没半点功劳。” 赫德回答说：“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不会有问题。除非我们事先商量好，不要答应任何事情。” 谈判期间，每天晚上10点，赫德就会来到李鸿章的房里，两人一起回顾当天的进程，商量次日的安排，一直谈到深夜。在赫德和李鸿章的努力下，《烟台条约》顺利签订，主要内容为：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各国租界内洋货免收厘金；允许英国人入云南调查，并可经甘肃、青海、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等地。此外还规定有抚恤、赔偿、惩凶、道歉等内容。

赫德和李鸿章经此次合作，结下深厚友情。以后赫德每每到天津办事，必到李鸿章府上拜访，共进午餐。午餐非常简单，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荤菜通常是一盘鸡或一盘鱼。赫德不吃鱼，於是这盘鱼就送到隔壁李鸿章夫人用餐的房间去。赫德一次和朋友提到此事，感叹李鸿章身为总督，生活却如此俭朴。几个月以后，赫德又到李鸿章府上作客，开饭时李鸿章却叫人上满汉全席，让赫德非常讶异。李鸿章说道：“这样你就不会跟别人说在我这里吃得象苦力一样。” 赫德立刻表示他其实很欣赏李鸿章的朴素，如果以后李鸿章如此招待他，他就不敢再来作客了。

赫德调停中法战争是他的另一外交力作。中法战争不同于两次鸦片战争，完全因为法国侵略越南而起。越南传统上是中国的藩属，中国的确有保护越南的责任。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洋务运动，国力大为增强，全力和法国一战未必会输。但此时日本、俄国在北方虎视眈眈，法国为了牵制中国，特意和日本勾结，使其在朝鲜生事，发动“甲申政变”，企图攫取朝鲜。俄国强占伊犁未成心有不甘，在北方边境也蠢蠢欲动。中国周边形势紧张，自顾不暇，况且战争耗费巨大，替越南出头就显得力不从心。但朝中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派力主和法国一战，而清军也进入越南北圻驻防。李鸿章则主张放弃越南，通过条约固定中越边界，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赫德认为：“中国如仅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能够好好地打一仗，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在法国所能派出的一万人之外，再添上三万兵力，朝鲜也许会叛变，三合会等等也许会在内地造成扰乱，俄国也许又在边境上拿去一大块，前途真是够严重的！”

1883年12月，当清庭在战、和之间游移不决之际，战争爆发。两万法军攻势凌厉，清军和黑旗军共十几万人屡战屡败，丢失山西、兴化、谅江、北宁等城，一直退到谅山。1884年5月停战，李鸿章同法国代表签订《中法简明条款》，规定北圻归法国人保护；中国将在北圻的部队调回国内；法国不向中国索取赔款；中国允许法国通过北圻向中国内地通商；法国与越南议改条约时，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的字眼等等。但不久中、法军队在越南黎山再起冲突，战火重燃，李鸿章的外交努力失败。8月，法国海军攻击马尾军港，福建海军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毁。10月，法军进犯台湾，占领基隆。次年3月，桂军老将冯子材指挥“镇南关大捷”，才暂时遏制住法军的攻势。

正在中、法激战之时，赫德奉总理衙门之命，开始秘密调停工作。为了不走漏消息，赫德指示海关驻英代表金登干直接与法国政府商议停战，连李鸿章都不知道此事。金登干和法国订立《停战条件》，清庭认为可以接受，这才公开宣布停战撤兵，令李鸿章和法国代表再议和约。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签订《中法新约》，结束了战争。《中法新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法国战前提出的要求。中法战争耗军费三千余万两，而福建海军、马尾船厂、台湾各地的损失还不算在内，有专家估价，全部损失将近一亿两，足够置办几个北洋海军。清政府因为中法战争举借外债两千万两，刚刚好转的财政状况又趋恶化。

1901年4月，赫德参与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议和谈判，向外务部提出赔款办法。赫德所提供的关于清政府财政状况的报告，各国公使都作为谈判依据。他关于赔款及其担保办法的意见，绝大部分被采纳，写入《辛丑条约》。

6. 赫德的改革建言

赫德不但在总税务司任上兢兢业业，贡献巨额关税收入缓解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代表清廷与各国政府谈判，尽量维护中国利益；他还提出非常中肯的改革建言，为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繁荣富强出谋划策。

1866年，赫德撰写了《局外旁观论》，提出一揽子全面改革清政府的建议。该文件和英国驻华公威妥玛所作的《新议论略》一起递交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旨在指引中国的自强革新之路。赫德首先指出清政府统治的严重腐败，已经陷中国於岌岌可危的地步：“种种非是，以至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 这种制度性腐败导致民不聊生，如果不能有效根治，中国则要么亡国要么被列强瓜分。

赫德还强调理性外交的重要性，如果处理不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国的一切改革便无从谈起。“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 赫德劝诫清政府放弃天朝中心论的虚荣，以平等理智的态度处理国际关系。他提出的改革建议首先是转变观念，抛弃妄自尊大的心态，然后虚心学习西方，借西法以自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主权和强国富民。赫德并不讳言这些改革也有利於西方各国：“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无可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 但是“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 联想到同时期日本的崛起，以及当代中国二十多年来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我们不能不承认赫德建言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虽然赫德的建议并未受到朝廷的重视，却影响了一大批手握重权的洋务派人士，为中国的近代化起步提供了思想资源。李鸿章概括洋务运动的八个字，道出了赫德建言的真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但当时洋务派思想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连李鸿章这样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严复回忆在中法战争以后与赫德的一次谈话中，赫德指出中国的强盛决不能只求船坚炮利，不能把所有希望寄予建立强大的海军之上，没有社会的整体改革，再强大的海军也无济于事：“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 赫德的一席话已经预示了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

赫德不但提出改革建议，也操办了一些有利於中国进步的实事。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开办同文馆。同文馆是1868年由海关创办，教授英、法、俄3种外语，以及天文、格致、算术、法律等学科。同文馆在海关编制之内长达30余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西文翻译和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人才。其次是创办邮政，1868年海关建立京沪间官方邮件传递业务，后逐渐扩展至全国，开始经营私人邮件传递，而且与国外联网，通邮至世界各地。由于管理好，效率高，到1896年，清政府命令海关兼办全国邮政，以取代落后的官方驿站和民间信局。此外还有建立海务，海关于1868年成立海务部门，工作范围有勘测、疏浚航道、绘制航行图表、制定航行规程、建筑灯塔等助航设备、港区规划管理、航行气象保障等等。海关在各主要港口均设有检疫站，监控疫情。经过海关的有效管理，当时中国一些沿海港口的海务水平已经能和欧美看齐。

7. 赫德的历史作用

赫德在48年总税务司任期内，深得清政府倚重和赞赏，不断得以加官晋爵。1864年赫德被授予按察使衔（三品）；1869年被授予布政使衔（二品）；1881年被授予头品顶戴；1885年被授予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花翎；1889年被授予三代正一品封典；1901年被封太子少保衔；赫德病故后，清政府追封赫德为太子太保。为了表彰赫德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所做的贡献，英国政府于1879年授于他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十字勋位爵士，1889年授于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最高级勋位爵士，1893年封他为男爵。1908年，73岁的赫德告假回国。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死于英国的白金汉郡，至死才卸任。

赫德治下的清朝海关，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作出贡献，其积极作用不容抹杀。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赫德的海关，依然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工具。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海关进口税率，一直保持在5%的水平，而同时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无不实行关税壁垒，保护民族产业。以美国为例，十九世纪上半叶进口关税曾高达50%。1857年国会立法降低关税，以后进口税平均仍在20%左右。5%的进口税率使西方国家的工业品充斥中国市场，完全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压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赫德的海关，其实是在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和印度一样成为原料产地和英国工业品的市场。

赫德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自然要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赫德之所以为清政府鞠躬尽瘁，还是因为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促进中国的繁荣和贸易的发展，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赫德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的确使中国在许多方面获益匪浅，但不能因此便将赫德美化成一个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者。中国的繁荣富强，并不能指望赫德这样的局内旁观者，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奋斗。

提到了很多最新的，用科学手段做出的“发现”，对那次决定英国命运的海战有不少新的认识，最重要的是以下两点：

1。当时火炮的杀伤力远远没有后来那末惊人，研究者在严格相同条件（旧式火炮和弹丸，相同的距离，相同的舷位）下做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当时的火炮对木船造不成太大的杀伤。

2。实际上无敌舰队的大部分损失发生在他们绕过英国和爱尔兰回西班牙的遥远路程中，在过程中他们一直尽全力绕开爱尔兰海岸却最终未能如愿，这是为啥呢？研究人员经过和海洋学者联合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因为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北大西洋的洋流！对洋流和当时西班牙舰队的航海日志的研究表明：当无敌舰队以为自己的航线绕开海岸时，经过洋流对航线的“修正”，他们比自己设想的航线远远更加靠南----正撞到海岸线上！因此他们遭到海岸风暴的摧残也就不可避免了。

不知道史鉴兄觉得这个解答如何，我是觉得蛮有趣的，还很有“理工味”“科学味”，呵呵。

不过该“研究”的结果却是纳尔逊使用的方法太过冒险，差点就坏事了，英国舰队是凭着运气和勇气赢下来的。

选择绕过英伦三岛简直是发疯，因为无敌舰队不但要面对来自西南方向的北大西洋暖流，而且爱尔兰地处西风带，常年刮西北风，没有全军覆没已经很不错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火炮，的确威力有限，这也是西班牙海军注重接舷战的原因。可以说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花弹装备欧洲海军，几百年间的海战都是互相消耗，击沉一艘战舰非常不容易。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海军就换装了开花炮，珠江口海战只花了一个小时就把广东水师的四十多艘木制战舰悉数击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