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区分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和吴敬琏们误导的改革 -- 思想的行者
某年CCTV经济年度人物
网上有资料称他曾学历造假过，他原本只是一个论文博士而不是一个课程博士---貌似英国牛津大学的经济系的博士分成两种论文博士和课程博士，课程博士需要攻读相关课程才可以获得，而论文博士则不需要
另外他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的简历也被认为是造假的
一：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时间造假
光华官方网站上的张维迎的中文简介http://www.gsm.pku.edu.cn/wuan1/zhangwy.html，从中可以看到“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见附件一）。这个简历是张维迎的没有当上光华正院长以前的。他当上光华正院长后的中文简历是http://www.gsm.pku.edu.cn/viewfaculty.asp?tid=15。其中教育背景部分已经把“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部分变成“1990.09-1994.08 ，牛津大学读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他当上光华正院长后的英文简历是http://www.gsm.pku.edu.cn/en/faculty_detail.asp?tid=15#General，其中仍然是“He received his M. Phil. in economics in 1992 ”（见附件二）。
牛津大学学位授予办公室主任Dr. David Brown 提供的证明文件（见附件一）显示张维迎是在1994年7月30日获得硕士学位。
因此，张维迎简历中“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存在造假。
二：获奖信息造假
光华官方网站上的张维迎的简历中提到他在牛津大学时期获得的一个奖：“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对于该奖，在张维迎回国早期的几篇论文中的唯一一篇带有详细个人简介的论文《从现代企业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与市场,1995,(2)）的作者小传中有如下文字：“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1992年因对企业理论研究的贡献，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该奖为牛津大学所设的唯一的经济学研究生论文奖，每年授一名）”（见附件四）
通过Google搜索发现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Shimer在其个人简历中（http://home.uchicago.edu/~shimer/shimer.pdf）也出现了“1992 :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 and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written exam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Shimer 教授是耶鲁大学的学士，牛津大学的硕士，MIT的博士，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顶级刊物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主编之一。
根据张维迎论文的作者简介中描述的“每年授一名”。可以推断张维迎和Robert Shime教授肯定有一个人说了假话。因为张维迎自称“每年授一名“的奖不可能同时授给两个人。
本人致信Shimer教授，询问他是否得到1992年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Shimer教授回信表示他可以确认他自己获得了1992年的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 和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written examination 两个奖。对于张维迎是否同时也获得了1992年的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Shimer教授表示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清楚（见附件五）。
因此，张维迎在获奖信息上造假：要么他和Shimer教授同时获奖，该奖就不是“每年授一名“；要么他根本没有得奖。
三：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
在国内出版的张维迎的博士论文英文版（收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博士论文集》，1995，）的作者简介中（见附录六），张维迎提到自己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经济转轨》（与易纲、迟福林合编，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牛津大学出版社书目查询的地址：http://www.oup.co.uk/search/?view=bookSch上进行检索，未发现这本书。用百度和Google搜索此书，在国图和上图搜索此书，在易纲、迟福林的个人简介都没有发现这本书。
因此，张维迎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
另外张维迎因为开除邹恒甫引发对方反击以后，南方周末发了一篇文章《争议张维迎》
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争议张维迎》
“谣言是杀人的，我告诉你，如果我自己稍有闪失，如果我做的哪怕有一点的事情是有问题的，我早被杀了。 （翻译:没有这么严重吧，这么说你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成为烈士了？）
”
南方周末： 有人说，学术争斗各处都有，但像光华这般斯文扫地确实罕见。你的 《大学的逻辑》也是在讲大学教育问题。（翻译：你们虽然脸丢大了，但是这个世界上丢脸的人多了，你只是脸丟得特别大罢了，没有什么关系的）
张维迎：
我今天愿意接受采访的目的，是希望你们了解真相。外面觉得光华老出事。我们可能会跟有些学院不一样，我们是往前走，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该碰硬就碰硬，这样就会发出一些声音来，如果遇到问题就走不解决问题，当然没有这种碰撞声。
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我们想做事，不当老好人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就是大多数人同意你的做法，为了健康发展该捅的脓包你就得捅，该割的肿瘤你就得割。当然我们也采取了其它办法，比如“中医”的办法。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处理，任何一个组织正气都必须压倒邪气。（邹恒甫这个挡道者我早就想开掉他，以前是没有当上院长，开不掉他，现在我当了院长，有了手术刀了，就要切掉他！）
改革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模式的扬弃，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抛弃，改革是在毛泽东的经济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有必要简单的论述一下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经济成就
a,注重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使得中国的农轻重得到相对均衡的发展。
尽管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的农轻重的关系依然重工业的比例太重，轻工业的比例太轻，但是毛泽东那个时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以苏联为榜样，极端的重视重工业，而轻视轻工业，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普遍的失衡，毛泽东很早（1956年）就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问题，这是很可贵的
b，确立了农村的生产小队核算制，避免了农村中的严重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蔓延，维护了农业生产的稳定。
随着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不断增加，盲目乐观情绪的蔓延，人们急着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去，导致了很严重的平均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
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们提出一个县城一个公社，农民把自己的所有收成都上交到公社去，然后到公社食堂去吃饭。结果农民发现，自己干多干少一个样，自己干了多少都要上交，吃的都是一样的饭菜，生产积极性大为下降，不少农民因此把自己生产的农民埋藏起来，放到地窖里去，由民兵带枪把守。
毛泽东看到各地反映上来的情况后，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平均主义。他组织各地的领导干部进行讨论，应该以多大规模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以避免平均主义，几经讨论，毛泽东最后确定，以生产小队作为平均核算单位
参见乌有之乡论坛上的文章毛泽东1959年六篇《党内通信》述略
大跃进引起的左倾风潮发生以后，毛泽东也洞察到了问题，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进行纠正，在纠左方面，他做得比刘少奇要多得多，问题在于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认定右派的进攻是比左倾路线更重大的危险，出于战略性的通盘考虑，而由纠左变成反右，结果导致了经济失衡的愈演愈烈，导致了全国性的悲剧
c,确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进了民族工业的创新
中国的工业体系的建成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的功劳，但是当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国就处于一个十分鼓励的境地，这个时候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决心。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相信和依赖国内的工业界，科研界的力量来进行自主的建设和创新，中国因此在工业界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两弹一星是众所周知的，两弹一星不是单一的工程，都是系统工程，以两弹一星的研制为龙头，一大批的高技术领域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技术中国都是从无到有比如航空航天用的发动机，与发动机配套的高性能的耐高温的材料，与测控有关的光学技术，雷达技术，与加工复杂零部件的车床技术，焊接技术等等。
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最高层对尖端技术的坚定的支持，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绝对不会有那么好的底子
d,推动三线建设，促成了中国经济布局的优化
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从国防的角度来考虑的，是为了给我们的国防提供一个巨大的战略纵深（没有三线建设，当年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苏联红军决策层是否会下侵略中国的决策是难说的，三线建设至少是让对方增加了很多的忌惮，从而起到了对苏联的战略威慑的作用。
从纯粹的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三线建设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的优化，避免了经济重心过分的朝着沿海倾斜，保证了内地具有了相当的工业实力，从而促进了中国工业布局的均衡。
虽然三线建设导致一部分企业被安置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从战术的角度看是不太划算的，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一个大型的成功的企业本身是可以带动一个经济区域的繁荣的，比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就带动了整个城市---后来该城市被命名为丰田市的繁荣。中国的中西部的繁荣确实需要以几家大型企业集团为核心，向外扩散成为一个发达经济区---举例来说，日本九州地区原本以传统的煤炭业为主，相对于其他地方很落后，后来在日本政府的规划下，该地区成为了日本的高科技企业集中区，从而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突变。
中国的三线建设实际上是为中国中西部经济的突围和腾飞埋下了一个极好的伏笔
e 推动了农村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
毛泽东之所以拒绝他人一再主张的实行单干的建议，他认为单干会导致集体经济的解体。
毛泽东拒绝单干被很多人认为是他的错误决策，但是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持集体经济模式可能确实是必然选择
只有在集体经济下，中国才能进行那么多的农田水利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以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单干的后果，集体经济的崩溃，可能导致部分农民朝着城市流动，城市的富余劳动力--上乡下乡的城市青年也会要求回到城市去，而城市中却没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会造成城市的混乱。
f，确立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鞍钢宪法，推动了中国工厂的管理水平
两参一改三结合
两参一改三结合其实体现了现代的企业管理精神，与现在世界上极具竞争力的日本制造业管理模式具有非常多的契合之处，很多左派甚至以为日本式管理是学习中国的，日本式管理强调的是现场管理能力，反过来看，美国更多的则是强调CEO等少数精英的智慧来控制企业的发展，给CEO等精英以高薪，黄金跳伞保证，希望精英们的天才创意可以领导企业不断创新，至少在传统产业方面，美国的CEO精英主义遭到了严重的挫败，因为传统产业中的革新大量的需要来自于基层的不间断的小创新的叠加，积少成多
总体上来说，建国以后毛泽东凭借自己的魄力和组织能力是做了很多事情的，一概而论轻易的否定以为毛泽东不会搞经济是轻率的。
毛泽东的失误：
1957年发动反反冒进，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实际上表现了毛泽东的求胜心切，其实也是中国缺乏市场调制手段导致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乐观派的主观愿望难以实现的结果
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企图发动一场文化领域的人民革命战争，结果造成了混乱，导致了很多行业受到了冲击，一些高级人才遭到不该有的打击---这应该算是毛泽东的政治失误，但是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方面的后果。
毛泽东的失误引发了普遍的反思，因此改革也就呼之欲出了
当然他们是很想：总设计师永远是正确的。
“应当用邓的一部分话去反对邓的另一部分话”——当年邓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可邓粉有本事选择性失明，这时候他们仍然要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旗，要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哟。面对人家的耍懒，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用邓的话反对邓我认为是没有效的，用毛的话反对毛有效，是因为他们要用这一套去忽悠别人，别人因着利益也接受这忽悠。我以为真正有效的是用现实去证明毛的正确。
毛是正确的，那就自然有人不正确。
江泽民将邓小平尊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个人认为其实并不确切，邓小平在改革的历程中起到的作用最为重大，但是他并不是总设计师
我认为邓小平在改革中 的作用是当党内对某某措施产生争论的时候，邓小平果断的拍板，坚定的支持一方。
比如对农村联产承包的支持--联产承包是安徽农民的创造，并不是邓小平发明的，但是当党内对联产承包的正确与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时，邓小平坚定的支持了主张联产承包的一方，因为邓的威望，也因为毛泽东时代人们生活的清苦和太多的政治斗争，使得邓小平的观点能够被人们所普遍的接受
再比如设立经济特区的主张--当广东地方官员提出设立“出口特区”的主张，邓小平马上的给以了支持，并提出名称就叫做“特区”如同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一样，邓小平把经济特区与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做比较，说明了他对这样的主张的重视
比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是首先由福建的企业家们所提出的，得到了肯定以后在全国推广。
个体户---小型私人经济单位（一般的不是企业）在中国的四处开花，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以上所举的例子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几个侧面
联产承包责任制体现为更加灵活的农村土地产权---经营权模式，这样的土地产权---经营权模式适应了农业生产的分散化的特点，可以更加有效的避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更重要的一点是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农民没有必要像士兵一样每天去农田去干活，而是可以在经营好自己的土地的时候，外出做生意，打工，甚至开工厂--为以后中国的乡镇企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此后农民工的全国流动带来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繁荣和第三产业的繁荣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
联产承包制度的优点绝不仅仅是解放了农业生产的生产力---实际上联产承包对农业产量的提高的贡献率有多大是值得怀疑的，我曾经问过农村的长辈，他们回答说化肥，种子对产量的提高起的作用非常大---实际上很难分析出联产承包对农田产量提升到底产生了多少作用，中国是这样，国运好的时候，接连几个好事一起来，国运不好的天灾人祸也是一起来，当年的中国农村可以说是赶上了好的时运了，种子更好，化肥也更多了，制度又更灵活了，联产承包的主要作用就是激活了农村劳动力市场，这是这个制度所起到的更大的历史作用。
设立经济特区促进了特区的进出口贸易，这也很重要，特别的是设立特区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模式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因此变色呢？邓小平果断的决策其实体现了他的自信。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启动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的一系列的改革，也是很有必要的，如前所述，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外国的康采恩相比，区别之一就是中国的企业是有自主权，而国外的康采恩中的企业是有自主权的。企业如果没有自主权就会导致企业失去对环境的主动应变能力，对市场环境的敏感性大大降低，这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企业的生产和人民的需求往往衔接不好的原因，企业也因此缺乏足够的竞争力，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由此开始对包括国家计委在内的各级计划经济体系内的机关的改革，把企业由计划经济轨道转入到市场经济轨道中，只有经过了这样的改革，企业才能真正的变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法人，而不是计委掌控着的木偶。
个体户这样的新生事物其实体现了人民对自主创业的渴求，我在前面分析过了，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压抑非公有制经济成分，长期以来，类似于个体户这样的非公有经济是处于不合法状态的，这导致民众的投资热情的抑制，以及国民总供给的不足，从而导致了总就业的不足---特别是表现为第三产业的就业的不足，就业的不足，导致大量的城市青年事业闲置在家，而不得不上乡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乡下乡政策的终结随着政府对私营经济成分的解冻，就成为了回到城市的青年的大好的机会，在当时的中国，第三产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可以说第三产业例如餐饮业处于一个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状况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户不发达都是很困难的
个体户的春天是中国第三产业的春天，也是私人经济的春天
以上改革举措，邓小平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更多的是他以一个无产阶级的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 的身份，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他对国民经济的理解出发对新生事物给以了充分的肯定，这样的充分的肯定是很重要的，非常必需的，因为这些改革举措与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容，而中共是一个坚定的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邓小平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突围。
邓小平所提出的猫论摸论其实就是他用来进行意识形态突围的方法论
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体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个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力的提升为目的的学问，马克思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运动，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此只要是解放生产力的举措，那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摸论---摸着石头过河，这表现出了邓小平的探索的决心和谨慎
摸论首先说明了需要过河---即传统的经济模式需要改变，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坚定的，而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则体现了他的谨慎，他意识到在改革的历程中有深水区，有漩涡，有风险，所以要摸着石头，避开这些风险。
邓小平对于改革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是充分重视的,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与此同时，邓小平又认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既谨慎又大胆体现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如同历史上的名将一样，既胆大包天，又心细如发。
十多年以后当苏联解体，进行休克疗法，人们生活一落千丈，而中国的改革却还在顺利推进的时候，两相对比，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改革远远的高于苏俄的改革
与苏俄的改革的彻底的完败相对比，中国的改革要更加谨慎得多，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们则盲目冒进，结果陷入了改革的陷阱中，改革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有益成果，还让国家经济趋于崩溃，休克疗法区间，俄罗斯的物价上涨了几千倍，市场化改革完全的失败了
与朝鲜，古巴相比，中国经济又以一种崭新的模式亮相于世界，体现了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大胆。
因此，邓小平的改革方法论对中国是极为重要的，他不愧是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华民族的又一伟大人物
各地各级的设计师们解放思想大胆试验，他以超人的眼光来拍板定案。尤其是8*8，没有他“下地狱”的担当，“中国”十有八九就成了历史名词，正如苏联。
没有8*8，老邓的伟大与老毛的伟大相差了数量级。有了8*8，他们平级了，虽然老毛更伟大。
（1）谁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
美国人意识到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真空”，中国共产党的睿智的领导者诸如邓小平等人也不可能不认识到
改革为什么那么困难，因为这是一个经济模式的转折，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折，一个大国要做这样的转变必然要克服自己的巨大的惯性，弄不好，就有自我撕裂的可能性，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你转变的路对了吗？
中共的意识形态的转变是在党内进行激烈的辩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文革过后，中国面临着几条道路
a，延续毛泽东时代的道路（华国锋们为代表）
b,彻底抛弃毛泽东（右派）
c，中间道路 （邓小平们为代表）
中共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实践检验标准的大讨论，a派对这样的论战并不满意，因为很显然这样的讨论是冲着否定毛泽东的权威而去的，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进行了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得中间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战胜了a派别
与此同时，主张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激进的声浪也颇为高涨，邓小平同样的做出了有力的回击，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个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重视，给以了强有力的指导，在这个决议中，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从而对那些企图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人进行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击
史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中央常委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从1979年10月组织起草，到1981年6月全会通过，历经20个月。其间邓小平谈话、讲话十多次。
197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建国三十周年国庆由叶剑英发表一个重要讲话，对过去三十年做一个总结。
这篇讲话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但是不少人觉得这个讲话讲得不够透
这次会后，《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六所开始工作了。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邓力群管。
工作小组拿出文章提纲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三点要求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对草稿提出意见：
“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29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此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历史决议》稿要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
4000人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月多，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进行的一次深入、具体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4000人讨论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的以至极端的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邓小平铿锵有力的话“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定下了这个报告的基调，最终这个报告实事求是的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统一了中共的思想，使得文革后改革初的中国的意识形态真空得到了有效的填补。
毛泽东曾经评价邓小平是钢铁公司，邓小平坚持原则的作风实在是非常之硬的，真是因为有了他对原则的如此坚定的坚硬的支持，中国才避免了苏联当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了苏联人心的混乱，赫鲁晓夫所谓秘密报告的余波不仅震撼了苏联，对整个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冲击也不小
邓小平在历史决议上的原则的坚定性也奠定了他以后坚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奠定了89年反暴乱胜利的基础，反过来看苏联的政治改革，则以所谓的公开性为口号，放纵大量的攻击诽谤政党的言论，结果导致党的威信急剧下降，苏联的意识形态迅速的进入了真空状态。空心的苏联人于是轻而易举的上了西方人的当而推翻了苏共，开始了一场大悲剧前的狂欢。
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冲破了极左和极右的包围，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但是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因为改革是一个大国的转向，涉及到了太多的变化，这么多的变化中的一个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就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
几十年后的今天，很多人指责邓小平这个没有做好那个没有做好，我承认他们的一些指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要说的是人无完人，改革本身就是一件开创性的大事业，哪里可能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的恰到好处呢
----更关键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总是抓住中国改革的每一个微小失误，而试图扩大之，以延缓甚至阻断中国崛起的历程，甚至于企图将中华民族完全灭亡。
群魔乱舞，宵小登场，我在文章标题中将吴敬琏与邓小平并列，确实是抬举了这位了，之所以将其与邓小平并列是因为他是一个代表人物，而且能量也不算小
改革对毛主席的路线进行了一个“否定”---注意这里的否定是一个哲学名词，不是彻底的否定的意思
（邓小平并没有对毛泽东全盘否定这是邓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贡献，保证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延续性）
改革出了一些问题，又需要一个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思想（如自力更生的思想，当掉裤子也要搞尖端科技的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拼搏精神），以及斗争哲学、阶级观在新的历史时代又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现在肯定毛泽东，并不是要全部的重复毛泽东时代做法，而是要深入的发掘其中的闪光点，将其发扬光大
比如铁人精神----现在搞国有企业改革难道就不再需要铁人精神了----就只需要用类似于股权刺激、奖金刺激那样的物质刺激手段？----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已经告诉人们，抛弃精神刺激，而完全依赖奖金刺激甚至是学习美国人的期权制度，效果很差，美国人搞期权制度造成包括三大汽车制造厂的严重亏损，我们还依样画葫芦？
比如自力更生精神-----尖端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钻研，现在很多人老是想着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丢了，技术反而被人控制了----赔了夫人（市场）又折兵
斗争精神---如果说在军事领域中的斗争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练好内功，练好兵，炼好兵器，我们不需要向外扩张，但是在金融、文化领域，我们步步退让，对方步步紧逼，我们要勇于反击
再说阶级斗争----为什么房子价格越来越高----就是有那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房地产的资产阶级在垄断市场，对他们就应该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
改革的名义是很动听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成功，一种惨败
成功的改革是邓小平主导下的改革，而惨败则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新思维”的改革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与戈尔巴乔夫式激进改革的斗争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说，中国要防左，也要防右---这个体现了邓小平的改革风险意识
当然，邓小平也并不能准确的确定什么是改革的风险，他提倡的是摸着石头过河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指的就是一种在未知风险和未知收益的情况下的一个渐进的探索的姿态，这体现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高度的冷静
摸着石头过河也意味着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的不确定性（大方向，和大目标是确定的，但是子方向和子目标并不确定），这体现了中国改革的难度，说明了改革者的探索的艰辛
但是中国从来就不缺少理论家，中国多的是那种看了几本书就以为天下尽在自己手中掌握的高人
比方说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家王明们，他们就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版的理论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洞察了一切，从而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理论斥之为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并以自己的理论原版优势，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占据了中共的领导岗位，使得中共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惨遭损失。
完善社会主义，解决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们所没有预见到的矛盾，在不断的处理矛盾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可以认为是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的一个大目标
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确实的发现了经典作家们所没有预见到的纯计划体制的僵硬性，所以引进市场机制在所必然
中共实际上通过了残酷的党内斗争，才逐渐确立了改革的共识的，但是中共在改革的时候依然是非常稳妥的小步推进
实践证明，小步的推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小步的推进所产生的良好效果至少告诉了我们这样两点
一，改革是正确的
二，原来的模式（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并非完全的错误
正是因为原来的模式本身具有着相当的合理性，所以对这样的模式的修修补补不会带来社会问题，而且经济能够快速的成长，改革是在原来的模式上所产生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小幅调整，因此一方面原来的模式的经济效率依然能够发挥，另一方面，随着僵硬点的不断排除，经济活力越来越增强
可以证明原来模式依然能够发挥出效率的一个证明是国有企业在实行改革以后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依然大幅盈利，经历了低潮以后，国有企业又开始了大幅盈利的时代。
而理论家们诸如某位自称是顾准的弟子的吴敬琏们鼓吹的是什么呢？
1），彻底的否定计划体制
2），彻底的否定国有企业
3），鼓吹一步到位的急进式改革
吴敬琏们似乎不愿意面对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他们用理论的勇气斩钉截铁的告诉人们，市场经济是多么的美妙，政府的任何干预措施就是计划经济的回潮，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要淘汰掉，价格一步放开，货币统死，把货币老虎关进笼子里，国有企业是垄断集团，不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公平云云
当然了吴敬琏这样的理论家们的理论涵养是非常的丰富的，尽管他可能不清楚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需求价格弹性----如果他知道这个经济学概念的话，就会知道春节过年回家的需求价格弹性非常的小---即不管车票价格有多大的浮动，乘坐火车回家的需求的变化率也会很小，所以想用价格传导信号来调整人员的流动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在纯理论的意义上），但是他知道西方经济学上的一个结论呢----市场是帕累托最优的--他也不用去管这个结论之前有多少假设，也不用去管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其实早就拿出了理论模型告诉了人们在实际情况下政府管制的有效性，反正市场最优，这个结论多么简单，多么简明---没有那么多的前提，琅琅上口，足够发表很多的演讲，足够面对众多记者的访谈的话筒了
当然吴敬琏们更没有郎咸平们的理论功力，当张五常们带来的美国的理论成果可以证明国有企业多么的多么的不行的时候，他们也就用不着再去费心的去想科斯们的理论做了多少假设，科斯们的理论模型是否与现实相符合，是否是经济现实的完备的描述----反正，科斯等等高人已经做出了回答了
当然吴敬琏们鼓吹货币紧缩政策也是很起劲的，1988年他就鼓吹这样的政策，中国政府最终停止了那样的政策，而俄罗斯人则勇敢的实行了吴敬琏所鼓吹的紧缩政策，于是俄罗斯们休克了
吴敬琏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学到了一个词语---流动性过剩，于是以这个概念武器开始鼓吹紧缩政策了
于是中国的中小企业陷入流动性枯竭的状态哀鸿遍野---吴敬琏们说中国贸易顺差太大了（他也不去分析分析贸易顺差的主体是谁，通过贸易顺差而获得了大量的人民币的企业主要是哪些企业，难道是那些只能在底层价值链中挣扎的，做一件衬衣只能挣几美元的中国本土出口企业，而不是那些占据了中国的出口的半壁江山的外资企业----你收缩流动性打击了谁---外资企业有大量的流动性富余坐在城楼观风景，本土出口企业则苦苦挣扎），当然吴敬琏也不会去管诸如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以及前国家统计局局长对涌入中国的热钱的估计，他用不着费心的去估测到底那些贸易顺差中有多少其实是热钱的马甲，所以，他只要学到了一个流动性过剩的名词，就可以高呼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了，导致被经济学名词搞迷糊的高层好一阵紧张---当然了吴敬琏其实并不懂得流动性过剩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2008年两会召开的时候，很多记者缠着要吴敬琏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流动性过剩，他说流动性过剩简单的说就是货币的购买力变大了----如果他说货币的购买力减小了，还多少说得过去，炒作的钱多了，股票不值钱了呢。
有了吴敬琏们的流动性过剩的理论的高照，中国央行的一些才子们于是可以坚决的进行货币紧缩，好在温家宝等等中央常委们不答应，几经周折，终于确立了宽松货币政策，饱受流动资金不足之苦的中小企业暂时缓过了一口气
所以总结一下吴敬琏的鼓吹的改革的特点
1）理论先行
吴敬琏们是在经济学最发达的美国进修了的，如同当年王明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过，并且受到了苏联革命的直接的洗礼，理论知识是丰富的，至于理论和现实的符合程度，这个是理论家们可以忽略的
2）激进改革
有了那么多的理论，风险？理论上没有说呢
3）接轨，学习外国经验就行了
探索？探索什么呢，人家美国的先进经验就摆在那里了呢，你不好好学习人家的经验还要自己探索，落伍了吧？
4）当自己按照理论开出的药方不对劲的时候（比方说吴敬琏当年开出了市场化的房地产改革的药方，后来他承认失败了），他就转战到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中了，吴敬琏们摇身一变变成了政治学家了---当然了他写那些文章是用不着引用政治学学者的文献和话语的，人家在政治学领域当中也当然的是一个天才啊，就如同当年他天才的跟在顾准的后面一样（？）
也就是说邓小平们都不敢轻言的政治体制改革，吴敬琏这样的横跨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大师们拥有与戈尔巴乔夫断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师们是有这样的理论勇气的
高明！吴敬琏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精英们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是什么，首先这是一种产权---经营权的改革，即在保证土地国有的前提下，将土地经营权归属到每家农户中
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田单产---当然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化肥，稻种，以及水利工程的贡献
承包制的一个更大的优点可能是很多的左派们都没有认识到的，那就是解除了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的过多的束缚，农民承包土地了以后，意味着没有必要每天服从命令一般的上工收工，而可以有自己的自由时间
拥有了自己的自由时间的农民从此有了很多选择
一，开办乡镇企业或者到乡镇企业中打工
这促进了中国乡镇企业的繁荣
二，外出做生意
这促进了中国商业的繁荣
三，外出打工
促进了沿海三来一补的加工业的繁荣
因此，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更大的意义在于解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
拥有了自己的自由时间的农民从此有了很多选择
一，开办乡镇企业或者到乡镇企业中打工
这促进了中国乡镇企业的繁荣
二，外出做生意
这促进了中国商业的繁荣
三，外出打工
促进了沿海三来一补的加工业的繁荣
嘿嘿嘿，年岁稍大点的人，在农村生活过的，都知道的-
记工分的时代，大家的“自由时间”、闲工夫多得很！
不是大家有了自由时间，才出现乡镇企业、打工什么的！而是政策管制的破除才出现这些的。比如，记工分的时代，您倒是出去打工试试，你有全国粮票么？住哪里？住店你有住店的介绍信么？投亲靠友，日子短还行，长了粮油关系怎么办？找什么工作？哪个单位要盲流？给私人打工，雇人8个算剥削是哪年才打破的？自己做生意，那年头倒是没有城管，不过你猜猜会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