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被践踏的上帝---记苏联东正教 -- 魔法の裂痕

在艰苦的岁月中，俄国的信徒们用圣经上的话相互鼓励，“闪电从东方发出，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在东方，谁会拯救他们呢？

就在信徒们苦苦等着东方的救赎时，西方，出事了。

1940年6月22日，黑压压的飞机从苏德边界的野战机场起飞，铺天盖地的飞向苏联，大批坦克开过边境，天主教徒希特勒向苏联开炮了。

战火中，是个向斯大林表忠心的好时候。代理大牧首谢尔盖清清嗓子，正准备号召信徒支持伟大的卫国战争，一个消息传到他耳边。黎巴嫩都主教伊利亚在战争一开始就把自己关在地下的石室里，不吃不喝，长跪在地，祈求耶稣之母——圣母玛利亚保佑俄罗斯。虔诚的祈祷使这位都主教逐渐看到了奇迹（也不排除他饿昏了）。他在给俄国教区各位首领的一封信中谈到这一奇迹：在他祈祷了3天3夜之后，圣母在一团火光中显灵了，向他启示了上帝的旨意──全俄罗斯的教堂和修道院都要开放，释放所有被关在监狱中的神父。列宁格勒不能放弃。快把喀山圣母像请来，抬着圣像绕城一周；然后，再把圣像请到莫斯科，在那里举行庄严的祈祷仪式；再把圣像请到斯大林格勒……

大家被伊利亚的爱俄国甚于爱自己的祖国所感动。很快，阿列克谢，谢尔盖，尼古拉三名都主教被请到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会晤。他们向斯大林提出了教会的艰难处境。斯大林立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解决这些问题。接着，约2万座教堂和修道院被开放，大批神职人员被放出，在战火中，喀山圣母像被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抬出来，在以十字架为先导的宗教队伍高举圣母像，在城市街道中走过。之后，圣母像又被送到莫斯科，再送到斯大林格勒。最为神奇的是，这三座俄罗斯最重要的城市最终没有落入侵略军之手。

但是，根据魔法考证，在战火中的喀山圣母像不是真的，而是赝品。真正的喀山圣母像在1924年被盗走，先在西欧流浪，后被教皇收藏在自己得办公室，几年前才还回俄罗斯。赝品都能这么神奇，真是印证了一句话，心诚则灵呀。

1943年，谢尔盖代理牧首从乌里扬诺夫斯克返回莫斯科，他刚在外地宣传鼓劲，为苏联红军呐喊加油回来。下车后，他被莫名其妙地送到一辆轿车里，更使他惊奇的是，轿车不是开往他那简陋的住宅，而是到了豪华的前德国驻苏使馆。这里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因两国绝交，德国大使馆的人员已撤回国。谢尔盖被安置在这里，这里也就成了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区大牧首官邸。

9月4日的上午，斯大林把马林科夫。贝利亚及内务部负责宗教事务的领导人卡尔波夫召到自己的别墅。这次召见是为斯大林早已计划好的接见东正教宗教领袖作准备。卡尔波夫到达后，斯大林详细地询问了下列几个问题：①俄国东正教三位主要领导人（谢尔盖、阿列克谢和尼古拉）的个人简历、政治态度；②伊斯坦布尔及耶路撒冷两大教区的状况及在东正教中的地位；③巴尔干、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东正教的状况及在整个东正教中的地位；④当前俄罗斯东正教的规模、经济收人、内部问题、主教团的地位等等。对此，这位负责苏联宗教事务的全权负责人—一作了汇报。斯大林听后指出，现在建立一个宗教方面的专门的国家机构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沟通政府与教会方面的联系，及时传达国家指示，沟通对话渠道，改善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卡尔波夫建议：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领导下建立一个专门组织，以实现上述目的。因为过去负责领导教会的机关一直是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后来的最高苏维埃。但这次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认为，应该在苏联人民委员会之下建立一个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或称理事会。斯大林指出，这个委员会本身没有决定权，所有的问题都要向政府报告，再把政府的决定通过委员会转达给教会。这个决定意味着苏联权力重心的移位。原来斯大林只是党的总书记，不兼政府职务，从1941年5月起，为解决战时权力的高度集中，斯大林开始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的权力重心便开始移到政府。权力由党转向政府也是一种象征，即阶级斗争开始缓和和意识形态淡化。这个变化有利于团结苏联各种政治力量参与抗战。根据卡尔波夫的汇报，斯大林又综合了东正教近两年的表现，加上东正教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外交方面的需要等等，最后，斯大林同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统一意见之后，决定：再次接见东正教三位宗教领袖。

同年，宗教会议在莫斯科召开，选举了谢尔盖为莫斯科暨全俄东正教牧首，虽然，谢尔盖只当了一年的牧首就病逝了，但是牧首制却复活了，坚持到了苏联解体。

当然，有正义就有邪恶。沃兹涅先斯基都主教，1940年苏联没被关进监狱的四名都主教之一，他的教区是波罗的海三国。在希特勒进攻后，公开站到纳粹德国一面为其唱赞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部分教士也投靠德国，并开设了近万所教堂，作为反对苏联的阵地。但是，他们都可耻的失败了。

战争开始了，教会得救了，教徒们为希特勒祈祷，他真是个好人呀。

是的，教会暂时得救了，但是如果斯大林逝世了，他的后续者，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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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资料：《东正教史》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

《俄罗斯东正教与文化》

《克格勃绝密档案》

感谢：百度百科

维基百科

夜色下某教堂。

一个神父手持烛台从门外走进来，十字架上的耶稣在摇曳的烛光下显得意外的深沉。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另一个神父从祭坛后面走出，快步的迎上前，两双手紧紧的握在一起。

“同志，为了共产主义，你辛苦了。”

“不辛苦，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大家一定迷糊了，这是神的奴仆还是共产党员？

好，这就是魔法今天要开讲的话题，克格勃对教会的渗透。

东正教会为恢复活动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后来的宗教事务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后继机构密切合作，确保东正教会对国家俯首帖耳。

手法一，就是派特工转职为神父，打入敌人内部去，而且算工龄哦。

手法二：就是直接在教会中发展线人，据苏联解体后，某克格勃高层透露，80%的教会人士愿意和克格勃合作。（还有20%呢，那是自己人。）

苏联解体后，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呼吁大家放弃对教会叛徒的追查，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和克格勃合作，在克格勃的档案里，他叫杜斯多夫。

1949年，教会成立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苏共的统战组织，在国际上发挥自己的影响。1955年，阿列克谢宣称：俄罗斯东正教会支持我国政府完全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这不是因为东正教会所谓的缺少自由，而是因为苏联的政策是公正的，并符合东正教会宣扬的基督教思想。

东正教会在另一个统战组织基督教和平会议的创建中也发挥了主要作用。该会议创建于1958年，总部设在布拉格，试图进一步动员全世界的基督徒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1960年，在基督教和会议第二次大会上，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代表人数超过了来自苏联集团的代表，而且大多没有意识到这是莫斯科所做的精心安排。

1961年，经克格勃同意，东正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而此时却是赫鲁晓夫残酷的反宗教运动正酣之际，这场运动关闭了许多重新开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并解散了半数东正教教区。与此同时，克格勃还在千方百计地加强它对残存的教堂的控制。据1961年一道克格勃密令称：有六千多人正在莫斯科牧首公署的两所基督教学会和五所基督教神学院学习。为了克格勃的利益，必须利用这些人。我们必须在这些基督教培训机构的学生中打入我们的人，以便他们能最终影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内部局势，并向教徒们施加影响。

1962年，克格勃第五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在此前的两年里，克格勃的“可靠人员”已经打入了莫斯科牧首公署、天主教教区和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领导岗位。他预言，这些人将有可能把残存的“反动东正教泰斗”赶下台来。

既然派往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是经克格勃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精心挑选的，那么他们（通常愤怒地）否决所有关于苏联迫害东正教会的报告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克格勃1969年8 月的一份报告称：间谍阿尔塔尔、斯维亚托斯拉夫、阿达曼特、马吉斯捷尔。罗辛和泽姆诺戈尔斯基前往英国参与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间谍设法阻止了敌对活动对苏联宗教迫害的公开批评……

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坎特伯雷会议上，最重要的间谍是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团长，都主教尼科季姆（间谍阿达曼特）。他在东正教会领导集团中平步青云，这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克格勃的认可。1960年，年仅31岁的尼科季姆成为基督教界最年轻的主教。一年后，他被推举负责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对外联络部，19 64年被任命为列宁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带头活动，力保1969年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致会员教会的信中既不提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提及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据《教会时报》的一篇报导称：就信件文本达成共识的过程不无戏剧性……当星期四，8 月对日，开始讨论第三稿时，主要的批评者是列宁格勒都主教，大主教尼科季姆。……接着该俄罗斯领导人扔下了一颗炸弹：“……如果不考虑进行某些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修改，我们将不得不在神圣教会会议上拒绝接受此信，不把它发送给我们的教会。我很抱歉使用如此尖锐的词句。”……星期五上午，在比较友善和轻松的气氛下重新修改文稿后，俄罗斯领导人的怒气明显平息了下来，最后稿很快就通过了。

克格勃报告说，在坎特伯雷大会上，它的间谍还顺利地“把间谍库兹涅佐夫安插在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一个高级职位上”。间谍库兹涅佐夫就是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布耶夫斯基，他以居士的身份在尼科季姆领导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担任秘书。自 1946 年进人该部以来，布耶夫斯基曾陪同所有重要的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出访，并会见过到莫斯科访问的外国教会中最重要的来宾。在整个70和80年代，他积极参与了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帮助起草了有关国际问题的政策声明。

1973年，布里斯托主教告诉《教会时报》说，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130 名委员中，42％是西方人，28％是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人），30％来自第三世界（主要是非洲）。俄罗斯东正教和第三世界的主体认为，西方人“首先是‘殖民主义’的代表，而且这个词具备了该词所包含的感情上的言外之意”。克格勃派到世界基督教协会的间谍成功地劝阻该会不要严重关注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并说服它转而密切注意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1975年，苏格兰圣公会的理查德。霍洛韦牧师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罗毕大会上说：我注意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苏联绝不能受到公开批评。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在侵犯人权方面名列前茅。这似乎不够公正。我认为这一传统应该结束了。苏联应该与我们这些来自白人新帝国主义的人一道向公众忏悔。

1989年末，中心声称，在秘密实施“经克格勃领导层批准的一项计划”后，“世界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方向相一致的公开声明（八项）和公告（三个）”。

受派遣去执行访问外国教会领导人任务的东正教领导集团成员，毫无疑问都经过克格勃的认可，他们始终坚称苏联教徒享有宗教自由。1975年1 月，克鲁季茨克与科洛姆纳的都主教尤韦纳利继承了他的表哥都主教尼科季姆职务，就任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周游世界的主席一职，他去英国参加了新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纳德。科根博士的加冕仪式。在BBC 世界服务栏目的访谈中，尤韦纳利谴责了英国“某些圈子”包括英格兰教会的某些人，用一种偏见和片面的观点看待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倾向。在与科根博士的一次私下会晤中，他就《教会时报》上有关俄罗斯宗教迫害的“无礼”

新闻报导对该报进行了攻击，并谴责由安立甘宗牧师米歇尔。波尔多领导的研究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世界主要研究中心“凯斯顿学院”是“反苏联的”。尽管彬彬有礼，但是科根博士比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大部分西方委员要强硬得多。让尤韦纳利不敢相信的是，大主教耐心地捍卫了《教会时报》的独立性以及凯斯顿学院的公平思想。两年后在访苏联期间，科根博士惹恼了东道主，因为他脱离了预定日程，访问了莫斯科的犹太教堂以及监禁的浸礼宗牧师格奥尔吉。文斯在基辅的会众，并领唱圣歌“他将成为勇士”。

牧首公署对外联络部的克格勃间谍僧侣约瑟夫。普斯托乌托夫，在与西方教会会面时经常被作为影响间谍使用。此人被招募于1970年，时年26岁，代号耶绍连科。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被派执行出访荷兰、西德、意大利和法国的任务。1976年，他被任命为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公署驻基督教和平会议布拉格总部的代表。为了提高他在宗教界的地位，他在布拉格情报站的指导员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梅德韦杰夫经常安排邀请他出席由苏联大使举办的使馆招待会。

如果把在东正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协会中的克格勃间谍及其线人都简单地视为没有真正宗教信念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那未免过于简单和不公平，尽管有少数人可能真是这样。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很可能认为除了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某些要求之外别无选择。70年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牧师之一，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甫后来宣称：100 ％的神职人员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同克格勃合作，传递某种信息，否则他们早就被剥夺了在教区工作的可能性。

魔法叹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