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寻访抗战老兵---中国军人唐振南 -- 一直在看
我等都是空手而来,日常用品丝毫未带,这半天一夜之生活,不如囚犯,精神上之痛苦更难以形容。第二天向敌交涉,派人出去取衣物用具及炊事兵炊具等。敌之连络人员向其上级请示后答应了。下午派出去官兵陆续归来,我们这才定下心来。不是因为自己有了吃的穿的、用的而定心,而是派出去的人带回消息,才使我等放下这颗惶惶不安的心。敌人对我官兵之处置做到其诺言之半,确实未伤害我官兵,亦未设置集中营,除编组一运输大队约三百余人,为其担任运输工作外,余者一律不闻不问,去留任便。敌外围警戒哨兵,也听凭我官兵自由出入,不加盘查留难。敌未做到其诺言另外之半,乃没有为我伤者治疗。虽如此,但我负伤官兵也得救了,能行动者有其战友陪伴去各地医疗;不能行动者,亦由其战友用担架抬出衡阳治疗。(敌所编之运输大队不久亦各自散去。)(李注:可能是日本第十一军团横山勇司令对衡阳战俘的纵容,战后未判罪,能得以寿终;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则被处绞刑。)
可能有若干屠杀行为,但应未有大规模杀俘发生。
政协衡阳市文史委向记者提供了数年前他们曾经采访过的衡阳保卫战幸存者李若栋的回忆资料。
李若栋当时为陆军第10军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解放后曾任政协长沙县委员。
李若栋在接受采访时说,1944年7月的中下旬天气酷热,敌我都改在夜间战斗,双方好像默定了一个战斗时间表:每日上午9时许,全线枪声停息,各自吃早饭休息,下午6时许,可能双方都已用过晚饭,于是向对方高喊“我们开始吧”(敌我相距不过数十米,说话都能够听到),接着便是冲锋式枪战。全阵线枪炮声不断,像煮粥一样,到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又归于平静,就像现在的正常上下班,说来也有趣。
这个李若栋后来一直和唐振南在一起,一直到1948年。
在衡阳时,两个人分别在第三师与预备第十师不同的阵地,日军这一早一晚的进攻规律看来很普遍。
不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抗日的,都拥护。这一点,不论哪个政府,都不应该忘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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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有没有屠杀中国战俘,可以参见在下整理的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国派遣军高级军官的下场链接出处
所以
从横山勇未被判刑这条不能推断出第十军被俘将士幸免于难。和唐老关押在一起的那几千人,应该囊括了第十军绝大部分可以自己行动的轻伤员了。剩下来的那些俘虏恐怕都得靠人照顾……
当时正值酷暑,缺医少药营养不良的伤兵没有得到求助,仅凭自己是难以生存下来的,日军至少应该有个遗弃战俘罪。
虽然个人认为即使于抗日战争之中, 平型关, 张古峰, 仁安羌等战于名于实都更漂亮, 也更实惠一些。
战俘营的估计数字,但现在好像无法从网上找到这段采访。可惜了,不过也很感谢鳕鱼兄的收集资料。趁目前两岸局势安稳,可以安排文史人员大批采访在台老兵,珍贵的史料呀,人死了就没了。
老毛病了, 看过就扔~ 用的时候就抓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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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啊!难怪近来国内天气异常。
中国军人唐振南(五)------在日军战俘营
1944年8月8日,方先觉带领第十军放下武器后,第十军余部人数成谜。如果总结目前第十军幸存将士的说法,根据日军提供的第十军放下武器时共有13000余人,其中伤兵9000的说法不可信。
最关键的问题是13000余人这个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根据预备第十师葛先才将军回忆录中的说法:“敌外围警戒哨兵,也听凭我官兵自由出入,不加盘查留难。敌未做到其诺言另外之半,乃没有为我伤者治疗。虽如此,但我负伤官兵也得救了,能行动者有其战友陪伴去各地医疗;不能行动者,亦由其战友用担架抬出衡阳治疗。”
如果葛先才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衡阳城陷落后,第十军以及日军并没有集合第十军余部进行人数统计。因为能走得都走了,负伤的也都各自求医。“敌外围警戒哨兵,也听凭我官兵自由出入,不加盘查留难”。唐振南等实在不能动的,才会被送往东洲岛战俘营。那日军的13000余人是怎么出来的?
另外,曾琪,黄浦十八期步科毕业,衡阳会战时是74军51师的一个连长,现为黄埔军校衡阳同学会副会长,后来回忆:
衡阳沦陷后,因为是衡阳人,曾琪通过“维持会”拿到一张“良民证”以进出城内外。
“这已经是城破半年之后了,在街道上还可以看到几百个伤兵,他们都是重伤,根本走不动的那种。他们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但当时盐价也涨到一斗米一斤,所以他们甚至连盐水也只有一点点。伤口长了蛆,脸色实在太难看了,日本人根本不会管他们。一个伤兵拉住我:“老乡,我们都是中国人,给我一颗子弹吧! 我这没吃没药,让我死得体面些……”
这说明日军并没有将全部伤兵集中到东洲岛,起码有几百名我军受伤将士散落在衡阳城内,战俘的集中与伤兵运送的组织工作是混乱的,这也间接说明日军所谓的统计有名无实。(因为日军公布的数字精确到个位)。
此外网友苍野提供:据69兵站护理长罗立三回忆,仅在仙姬巷侧一个用作临时伤兵站的大商场内,即打死不能走动的伤病官兵380人。
那么,这380名遇害伤兵,是否算在那13000余人中呢?
如果以上资料全部属实,那不管是日军还是我军,在衡阳保卫战结束后,均未及时的统计第十军余部人数。所谓我军还剩13000余人的说法,绝对是日军编造的,不会是经过仔细统计得出来的结果。
唐振南8月5日负伤后,被送到一个专门收治伤兵的土地庙中,由于无药可医,只能用盐水冲洗伤口消毒,受伤部位化脓生蛆,伤腿肿的有水桶粗,无法动弹,所以城破之时,唐振南无处可去,只能听从日军安排,到东洲岛的战俘营集中。
当时唐振南的勤务兵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与另一位担架兵一起,抬着他到战俘营去,路上,唐振南见到一位相识的营长躺在担架上,身边没有人。
这位营长平时对普通士兵态度不好,比较粗暴,基本上不把士兵当人对待,结果这个时候没有人管他了。
那位营长说,抬担架的兵把他扔在这里走了,希望唐振南帮忙找人抬他。唐振南回答说,这个时候,谁还会听我的,我也受伤了,实在帮不了,从此再没见过这位营长。
战俘们在东洲岛全部集中在一个叫“船山中学”(纪念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的校区内。校区外有日军看守,校区内战俘自由活动。
日军对伤兵没有提供任何治疗,在伙食供应上也是严重不足。据唐振南回忆,当时日军看守每天也不过吃几个饭团子罢了。到唐振南他们,日军不过随便给点东西吃,基本上是自生自灭。
平时对士兵和蔼,关键时刻得到了士兵们的回报。
唐振南说:“我的勤务兵兄弟救了我,我很怀念他”。
这位勤务兵叫欧阳亮,那年19岁。
唐振南回忆,欧阳亮真叫忠义:吃的东西不够,好不容易找来的食物,欧阳亮绝不先吃一口,要等唐振南吃完,才动筷子。
“什么吃的,都是我一半、他一半。”
战俘们饿,把皮鞋都煮来吃。
重伤号每天都有死的,死了就扔到湘江里。
没有伤药,连消毒用的盐都不好找。医官是唐振南的朋友,说茶叶水洗伤口可以消毒,但根本找不到茶叶。
欧阳亮为唐振南找到盐,每天为他冲洗伤口。
战俘营提供的食品不够,如果看守战俘营的日军士兵好说话,能行动的战俘们可以三三两两离开“船山中学”,在岛上挖些野菜。
但自从一个放战俘去岛上挖野菜的日军士兵被日军军曹用刺刀杀死后(真凶残!),战俘们的这个优待也被取消了。
每天用盐水冲洗伤口,两个月后,唐振南的伤居然就慢慢的痊愈了。可勤务兵欧阳亮却病了,面色发黄,一天天的衰弱下来,可能是得了黄疸病,唐振南说,“兄弟,我现在能站起来走了,该我照顾你了。”
欧阳亮却没有回答。
几天后,欧阳亮失踪了,唐振南到处打听有没有人见到他。
得到的回答是,欧阳亮这天早上被人看见跳湘江自杀了。
唐振南说:“他这是怕连累我啊!”“这么好的人,我这个负伤的人都没死,他怎么能想到死呢?!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想起他,很怀念他!”
方先觉率部放下武器后,日军为了证明方先觉的投降,一度把第十军余部组成“先和军”,并做了一些相应的部署,将东洲岛战俘营的战俘登记造册,伤愈后的唐振南被任命为少校团副,团长是陆敬业。整个团100多人,第一批发了十几只枪,每杆枪配了5发子弹。
日军的看守也很显然的松了。
这些战俘很高兴,军官们得到武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商议------暴动!
唐振南回忆,当时认为成立先和军是方军长的缓兵之计,方先觉肯定要带他们这些恢复战斗力的第十军官兵打日本,因为这时衡阳附近的日军兵力薄弱。所以他们这些人已经串联起来,准备下一批枪全发下来后就先杀光岛上的日军,再杀回衡阳,光复衡阳。
结果11月18日,方先觉被军统特务安排回到重庆。
唐振南他们被日军缴枪,这些将士气的大骂“方先觉,不做英雄做狗熊!带着我们再杀一场多好,怎么自己先跑了!”
东洲岛战俘营,让唐振南记住了一个日本“人”,唐振南说,遇见这个日本人之前,认为日本人都是畜生,太残暴,太残忍。
这个日本士兵的会一点中国话,能写一手漂亮的中文字,会主动找战俘们聊天。语言不够就笔谈。唐振南说,这个日本兵的字很漂亮,让唐振南都有点不好意思自己的书法。
这个士兵很好说话,他值班时,唐振南他们离开“船山中学”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
对中国人也很和气,不太符合平时唐振南心中日本鬼子的形象。
从这个士兵的身上,让中国战俘第一次知道原来日本也有不喜欢打仗的人,也有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只有“奸淫掳掠”的畜生。
更特别的是,这个日本兵自称是“东条英机”的儿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小东条”。
唐振南说,应该是日军照顾东条英机的儿子,才安排给他一个安全的工作-----看战俘。所以我们当时都相信(他是东条英机的儿子)。
查了一下:东条英机有3个儿子,长子东条英隆,次子东条辉雄,三子东条敏夫。关于他们的情况笔者查到的很少,只知道东条英机自杀时,有一个儿子在身边,此外就是近些年东条英机次子东条辉雄的女儿东条由布子为东条英机翻案的报道。
到底在东洲岛战俘营当看守的是东条英机的哪一个儿子?抑或这跟本是一个普通日本士兵的“恶作剧”?
有待日后查证。
被缴枪后,唐振南等所有能够行动的战俘被转移到衡阳近郊的江东八甲岭机场去做苦力,修机场。
这时的日本空军,早已失去了抗战开始时的威风,空战形势也完全逆转过来,成了我空军大展雄风,日空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不但日军仓库、阵地经常遭到我军空袭,连他们的老巢,军用机场,也成了我们轰炸的目标。
唐振南他们在机场做工,经常见着日本飞机起起落落,日军飞行员连吃口饭的时间都没有,落下一架飞机,连发动机都不停,螺旋桨也一直在转着,日本飞行员几口吞下饭团子,就又起飞了。
一天,唐振南看到十几架日机在跑道上停下来,日军飞行员刚从飞机上跳下来。仿佛变魔术一样,不知从哪里一下子钻出4架我们的战斗机,冲着敌人停在地面的飞机就是一阵扫射。一批扫射完飞走了,马上又从云里钻出另外四架来继续俯冲扫射。一批接着一批,打得漂亮极了!
“看的真痛快啊!太痛快了!日本人根本没办法,机场所有的日本飞机都被打得光光的!真是好高兴啊”
唐振南就站在稍远点的一旁挺直着腰杆看,65年过去了,说到这一段,还是兴奋不已。
据查,这次空袭的我军飞机应该是从位于湘西芷江的芷江机场出发的,是中国空军第五大队,这个当年由原广东空军组成的英雄部队,从1944年12月初至1945年3月底的4个月时间里,就出动P-40式和P-51式战斗机 88批,784架次,对郑州、长沙、衡阳、独山、汉口、南京等地日军实施攻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摧毁日军仓库、住房582栋,炮阵地10个,击毁日机 25架,卡车320辆,运输船只410艘,火车6列、车厢208节,击毙敌步骑兵3037人,战马745匹。
在1944年7、8月份的衡阳保卫战中,由芷江机场起飞的运输机,对孤立无援的中国守军,空投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为了确保空投物资的准确,空军不怕牺牲,一再降低高度,为此,中美空军先后损失5架飞机,牺牲3名飞行员。衡阳中国守军之所以能坚持47 天之久的浴血战斗,与芷江机场所给予的空中支援是分不开的。
《梁思成林徽因和飞将军们的传奇》文中提到的林耀,于1944年6月26日,牺牲在衡阳保卫战期间。
我空军空袭江东八甲岭机场当晚,唐振南回到住处,染黑了的一条床单,缝成一条裤子,第二天一早,躲过日军检查哨,逃离战俘营,加入了遇到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继续打日本。
当时衡阳城外就是我们的游击区,抗日游击队有当地的民团,也有第十军的散兵。唐振南加入的是一支由前第10军预备第10师28团3营营长李若栋少校为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游击队有100多人,有散兵,也有当地百姓,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
李若栋在衡阳保卫战中右腿负伤,不能行走。衡阳沦陷后,被日军俘获。大约一个月后,他利用雨夜爬到衡阳铁炉门附近,抓着一块木板从湘江上漂流到了衡山县。李若栋解放后曾任政协长沙县委员。
李若栋比唐振南逃出战俘营的时间早一些,由于在游击队中的军衔最高,所以当了游击队的头。
唐振南回忆,当时他们武器不够,就去抢,伏击日本兵,也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这个期间,与日军的战斗基本上是打了就跑,完全的游击战,按照唐振南的说法,没什么值得提的战绩。晚上就睡在野外,有时住在村子里,几十上百人挤在一起。
在游击队的四个月里,唐振南经历了日军的清乡,见到了被日军祸害后又用刺刀捅入阴部杀害的中国妇女。
日本人在唐振南的心里,又成了禽兽。“小东条”带来的一点好感,荡然无存。
此时,由于游击队内各种势力交错复杂,李若栋摆不平。于是在一个深夜,下着大雨,李若栋拉着唐振南以及其他几名原第十军军官离开游击队。投奔他们的老长官,27集团军副司令李玉堂去了。
在27集团军司令部,李若栋被任命为第三处(作战处)科长,唐振南为后勤补给处参谋。
两个人一直同事,直到在山东当了共军的俘虏。
下集预告 中国军人唐振南----在共军军官教导队
补:
唐振南对笔者说:如果有人说他在前线打过日本人,你一定要问他长没长过虱子?如果没有的话,那他就是在骗你。
当时的陆军中,补给供不上,将士冬天穿夏天的衣服,夏天穿冬天的衣服。平时没机会洗澡,从军官到士兵,没有不长虱子的。
当时我们的条件就是这样,虱子里最厉害的是阴虱,真的是很痒、很难受。我们就是这么带着虱子打的日本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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