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中共早期军事人物一知半解谈 -- 逸云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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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你花开后我花发

可惜因登陆问题,送不成花,只好配一个对子,口惠实不至,抱歉了。

家园 青岛
家园 A兄客气了. 有一事想求教, 我一朋友祖父是四川丰都出身的

川军军阀(?), 名为许锡奎(后两个字不一定准确).网上搜不出什么东东来,不知A兄可有所闻.

家园 翻了下手边的资料,不得要领

只好抱歉了,如果以后在哪堆故纸发现,一定报告。

家园 谢谢了
家园 二、堂友篇(6)

其实南北民国对峙时期,在广东服务的堂友还是不少的,只是不很得势,象参座那样混得山清水绿的属于少数,国军那边的例子有文鸿恩和温建刚,文是海南人,初在黄大伟部粤军服务,后转入吴铁城的警卫军系统,并随警卫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四一二后,原警卫军血统的部队渐渐脱程入蒋,文鸿恩本人升任师长;温建刚则在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就在蒋系统的第一军军部服务,并逐渐成了蒋身边的红人,北伐军进入江西后,温是总司令行营特务处副处长,处长是大名鼎鼎的杨虎。文温两人后来都游走军警两界,算不上纯粹的军人了,温建刚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出任党国第一任首都公安局长,以后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任上,因搅进了南市毒品工厂案被打了靶。说起来此案颇有些猫腻,黑白两道多有牵涉,温公开的罪名,只不过是在案发后以警备司令部的关防公文替杜老板打掩护而已,可办案的CC拿吴、杜、戴没办法,就把气出在早有过节的温身上,这是温的晦气,也是他少年得志后不知内敛的缘故吧?文鸿恩大约因吴铁城的老关系,后来也到十里洋场发展,三十年代曾出任华界的公安局长,时陈赓、廖承志在上海被捕,文局长的弟弟文华曾受托出面疏通,促成小廖的被保释。文鸿恩的海南同乡符昭谦也是堂友,以前是温建刚在一军军部的同僚。符处长属于比较本份的军人,离开一军军部后历任师军集团军各级部队的参谋处长,解放前夕才有机会担任主官,任九十三军军长,但就已是落花流水的季节了,符军长不忍看部下成为解放战士,遂领军整体走向解放。

一直安分待在军营里的广东堂友中,地位最高的大约要数黄国梁,黄曾在粤一师教育班里和参座一起喊过操,北伐时期也脱粤入黄,当过十四师的师长。作为中央粤系的复合型人才,黄以后多次接长中央化中的广东部队,最后以兵团副司令在大陆句号,去台后高挂国防部中将高参,基本就是工资单上的一个符号了。早期比较发达的,还有一个张国森,可惜小已了了,大未必佳。张堂友和叶参座是朋友关系,一起写过声讨陈逆炯明的大字报,都属于国父的好孩子了,但与大总统的接近程度就比叶同志更胜一筹,总统府挨炮的时候,警卫团机枪连的张连长就坚守府中保卫国母,是建立了历史功勋的好同志,以后上永丰舰,又怀揣鸡毛信奔走远方、调兵勤王,新局面开创后,遂升任大元帅交际副官,联络各路三民主义的好孩子。新旧代替之后,蒋大元帅当道,虽是永丰舰上的难友哥哥,似乎不太照看国先父身边的小弟弟了,于是少将阶级的张司令,只好自告奋勇去程颂公军中当一个小小营长,一刀一枪,重新博回少将,可惜颂公不善使舵,六军船沉人散,张少将的兵站也就失去供应对象。以后的日子就不太滋润了,不是参议,就是咨议,要不防空主任,写写文章,探讨如何对付小日本的大飞机。百万雄师过大江,张同志奔赴故都南京,出任中山陵拱卫组的副组长,接待中外宾客,再次负起大总统的交际重任,想必就熟驾轻。

参座在广东的直接部下里面,也有好几个堂友的,其中就有长期相随的同学陈伯英,陈同学随叶同学回广东,又随叶同学加入民达同志所部,以后叶同学自己带兵,当然也随了去,不幸在香洲兵变中被杀,不然也可能随红随共的。新编团的两个团副--廖鸣欧、练惕生也都是堂友,以前者和参座的关系更接近些,后来跟去二十师,参座高抬一步,廖团副就成了团长。北伐开始,参座随蒋总出征江西,廖部则随何婆婆留守,随后组织东路军进军福建,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参座造反时,廖鸣欧已转回粤系,在徐景棠系统供职,听说参座事败出亡,专门从潮汕警备司令驻地赶去广州探望叶母,以后风风雨雨,坚持关照十几年,一直到老人家去世。廖司令良心很好,仕途就坎坷,一直所跟非人,徐景棠、蔡廷铠系统先后崩溃,廖将军两次失业,以后在余汉谋、薛岳幕中任职,都是非主流了,在薛某人的副参谋长任上尤其受罪,屡屡获赐小鞋,不知是不是薛司令恨屋及乌的缘故。抗战胜利时,廖由张向华的第二方面军任为广州日本战俘管理处主任,也算是个独特饿职位,小鬼子出送后,由孙科荐去粤东当专员兼保安司令。解放前夕,廖将军受叶妹妹策反,遵约派员前往香港联络,谁料再次所托非人,所派主任秘书李唐俊,军统同志也,一个报告上去,廖鸣欧人头落地,孤儿寡母收尸不及,就被扫地出门,还好以后一直受叶家看顾,不幸中的大幸吧。新编团的另一个团副练惕生就幸运很多,站位准确,在粤系中比较受信用,是军师长的主流官,不过内战当中,也一样去专员保安了,在福建结交高人傅柏翠,手拉手跑步起义成功,得任党外某党的省委主事,遂去政协肝胆相照,惟文革中也不免荣辱与共了。

虽说张、廖、练诸堂友,与中共有种种缘分,毕竟是外人了,小A说书中共军事人物,却在这里猛侃国军将领,是有灌水的嫌疑,虽说某人铁爪铁冠铁鸟,说书人从来捡不来一毛,掺水时并无道德负担,可要是听书人大砖头拍来,小小摊儿也是承受不起的,赶快言归正传。说起来广东的堂友里,当年也确实有很多真金白银的CP,党内资格都是老过参座好多的。其中年级最高的要说是徐成章,在广东湘粤桂联军当支队参谋长时加入中共,时中共成立不过只有一年。徐成章这个人在中共军事历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他是中共第一个专职军事工作部门--广东区军委的委员,又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第一任队长,这个铁甲车队,现在认定为中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共就在商团反革命的启发下,创建广东工团军和农团军,这应是中共第一次尝试自建武装了,其中彭湃的农团军,实际指挥官就是徐成章。不过工团军农团军既非正规部队,其存在时间也短,故以铁甲队为开市第一股,也算是顺利成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徐成章当时麾下的部队虽然不多,却好算是中共武装部队的第一位司令官了。可惜徐队长一贯不坚持专业道路,还一味追求几尼寺记录,刚毕业时就走穴去当个小地方的警察局长,好歹警转军了,也铁甲队了,偏偏又见异思迁,去省港罢工委员会去总教练,当上纠察委员长,可能也是个第一吧,以后部分纠察老大哥下乡,部分纠察老大哥北伐,剩下的跟老徐进财神庙,缉私团了,老徐从委员长直线空降下去当财政部缉私处的小科长,当然枪杆子不能放的了,兼了团长,以前工团军的团首长施卜当了参谋长,成了中共缉私收税的第一、第二大佬。四一二,徐成章的老大哥团让徐景棠的老三哥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脱险后徐团长又和老搭挡彭委员长合作,继续指挥老二哥。南昌起义军到广东时,徐部农军一度进军潮汕,十月回海南老家,在海南红军东路军任上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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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顶一下。其实一直都很喜欢看
家园 昨天

似乎解决了持续好久的登陆问题,查到一年多前以登入状态保存的一个文件,删掉后就不掉链子了,看样子是用户使用不当?还是你没教好啊。

这不刚高兴一下,今天就顶不动贴,我小人家顶不动就算,你老人家好硬手也顶不动呢?一笑。

家园 跟贴改一处

黄隐系邓锡侯系统。

家园 傅柏翠先生(l896-1993)

闽西上杭县人。青年时期参加过中国同盟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杭县北四区区委委员,参加领导上杭蛟洋农民暴动,后任红军第五十团团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政委,为闽西特委负责人之一。1931年脱离革命队伍后,历任国民党政府永定县县长、福建省保安第十一团团长、省参议员等职。1949年5月,率地方武装起义,任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建国后任福建省法院院长,人民委员会委员,四届省政协常委,三届、四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主委,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于1986年90高龄时,重新加人中国共产党。1953年1月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延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第一副馆长,1964年1月任馆长,1989年5月改任名誉馆长。旧学修养深厚,善诗文。

家园 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一、只因会上错呼口号,团政委等17人被诬为“社民党”受到处决

1931年春节前夕的闽西,气候尚有几分清冷。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的操坪上,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正在召开一个多数官兵闻所未闻、新鲜而又生疏的纪念大会——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大会由军政部主任李任予主持。他操着广东口音高声讲道:“寄(这)个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他两个人创建的。他们积极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与之作了坚决斗争,在柏林领导工人起义。起义遭到失败,两个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遭到杀害,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台下的官兵们对这两个事不相关外国人,听得半懂不懂,只知道这个卢森堡还是一个女性,如果活到今天正好60岁。

李主任的报告结束了,台下的几千官兵,按照时兴的与会规矩,鼓起了掌。出于激情,第100团团部的青年干事吴拙哉,呼地站起身子,伸出右臂高声领呼口号:’“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跟着吴拙哉呼喊口号的只有几十个人,因为这是两句平时不曾听过的口号。对于大多官兵们来说,这事就像风吹行云那样过去了。

第100团的团部政治干事兼保卫干事却坐不住了,找到团政委林梅汀,说吴拙哉喊的两句是反动口号,一起喊的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林政委吓了一跳,马上郑重地向对方说:“你不得乱来,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但保卫干事依旧坚持:“他们不是社民党分子,为什么呼喊社民党万岁?”林梅汀劝说道:“你乱说这些呼口号的人是‘社民党’,那可不得了,要脑壳掉地的!”

保卫干事走了后,林梅汀坐下来,心里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紧紧地攫住。他的不安,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这时的闽西苏区,正处在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前夜。

首先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一再发来电令和文件,强调“加紧反对改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指出:“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现了,社民党所提出的纲领,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根据这种理论,把持中央的李立三,以其左倾的目光,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中国革命然险的敌人。

来自中央的政策,恰合时宜地成为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闽西特委在党内开展肃反运动,以扭转局势的意念。特委对于前一段时间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各方面受到的严重挫折,不是从身身的原因去总结教训,而是队左倾观念出发,判断党内、军内混进了“改组派、社民党”,必须来一番大规模的清肃。另一方面,与之毗邻的赣西南苏区,正在如火如荼地打AB团,前不久爆发了惊震党内、军内的“富田事变”,很多人都知道,赣西南那边已经杀了很多的人……

林梅汀想到这些,再也坐不住了,到外面去找保卫于事。可是,他向很多人打听,都说没有看见。林梅汀这下有些发慌了,然而又侥幸地想:“事情不至于有那么严重吧。”只读过3年师塾的林梅汀,错过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这不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还由此引发了六七千人罹难其中的旷世冤案!

再说那个年轻的团部保卫干事,因反映的情况未得到团政委的重视,不觉心里有气,又找到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

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校的林一株,任过中共龙岩县委秘书、宣传部长。1930年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他担任秘书长、文化部长,同年11月改任裁判部长,12月兼任肃委主席。当他听完保卫干事的讲述后,眼睛瞪得溜圆,神情变得紧张起来,决断地说:“这是严重的情况,马上开会研究!你也参加肃委的会议。”

在临时召集的肃委紧急会议上,林一株的讲话像鼓点一样敲在人们的心上:“我们正要抓‘社党’分子,现在他们自动跳出来了,还等什么呢,我们要以决然的手段,勇敢地扑灭这些反革命!”

与会者的心情紧张起来。近几个月,特委一直为闽西到底有没有社会民主党所困惑,感到这场运动无从下手,而现在“社党”分子突然冒出来了,会议在几近一边倒的情形下作出了立即在第100团肃反的决定。

2月10日,离春节只有7天。林一株亲率调来的一个连,在第100团驻地,首先逮捕了林梅汀。当被棕绳锁住喉咙的林政委,又看见吴拙哉等60多个官兵俱被五花大绑押走时,觉得身子就像掉进冰窟,万分后悔当初没有把保卫干事追回来……

传统的春节喜庆,不能迟缓肃“社党”分子的步履。正月初三,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同时发出两个通告。第一号通告强调了肃“社民党”的重要性,指出:“各地立即根据闽西政府最近颁布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罪恶与事实,严密清查这些暗藏活动的反动派,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号通告着重对下一步的清肃斗争作出布置:“对‘社党’的主要首领,应连同其口供押解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一般成员由各县肃委会处理。对其重要首领,应当严办,一般成员在公布其行为后,令其自首。”通告特别地强调。“千万不能轻易地处理!”

这两个通告的发布,等于宣布闽西不但有“社民党”,而且还有庞大的组织。

3月2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的前一天,由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的“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民党分子大会”,在永定县的虎岗召开。

上午10时,在3000多双焦虑不安的目光中,荷枪实弹的战土押出了一长串绳捆索绑的“社党”分子,走在最前面的是林梅汀。仅仅20天时间,这个团政委已经脱形得让人难以辨认了,浑身?亏垢伤痕累累,昔日英姿不复存在。显然,他受到残酷的折磨。吴拙哉等人都受到了刑讯,有的被铬铁烫烂了胸脯,有的被木杠压断了双腿。

审讯大会开始,在人们屏息凝神的聆听中,担任大会主席的林一株,借助铁皮喇叭筒,发出震撼人心的声音。肃委主席宣布了部分“社党”分子的罪行和职务。

“原100团政委林梅汀,系社民党特委宣传部长;

“原100团长黄洪,系社民党特委组织部长;

“原100团参谋长江桂华,系社民党特委常委;

“原100团团部青年—1:事吴拙哉,系扑民党特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被宣布为社民党重要分子的名单,共有34个。更令与会军民们为之震惊的,是林一株宣布,立即将林梅汀、吴拙哉等17名“主犯”,执行枪决!

不仅人头攒动的会场上出现了不安的骚动,就是被武装看押的60多个“社党”分子,也炸了营,有的被吓得发出惊恐绝望的叫声,有的扭动着绳捆的身子发出愤慨已极的抗议。但他们的行动马上被战士们压下去了。林梅汀的双眼呆瞪瞪地朝前望着,喉咙里像哑巴一样吐不出字来,只是“啊、啊”地叫着,原来林的喉结已被一根细小的铁丝给勒住了,铁丝的两头扭捆在后颈上,一扭动就痛疼难忍,这是他无法呼喊的原因。

会场上的骚动被制止了。林一株接着宣布今后对“社党”分子的惩办原则,概括起来有三条,即三个杀字:一、对已捕获的“社党”分子,凡家庭出身不好的予以处决;二、在“社党”内部担任科长以上的负责者,判处死刑:三、隐藏在党、政、军领导机关内的“社党”分子,也予以最严厉的惩处——枪决。在全场人听得毛发悚然的气氛中,肃委会主席发出森冷庄严的号召:“各地的肃委机关,要继续努力地破获未被发现的‘社党’机关及其党羽。”

林一株的讲话一结束,林梅汀、江桂华、吴拙哉等17人,被行刑队押往刑场,执行处决。刑场设在虎岗3里外的荒山坳。一阵枪声响过,闽西苏区第一批破获的“社党首领”的灵魂连同躯壳,长留在行人罕至的荒岭上。行刑之前,林梅汀和吴拙哉等人喊起了“打倒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可悲的是,这些人直到死的时分,还不知道“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何怪物,而他们恰恰被诬为“社党首领”!

二、林一株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为闽西“社党”首领,将“闽西王”从革命阵营中赶走

处决林梅汀等17人的当晚,林一株指挥特行队进行了两次重大行动。首先在红12军的3个团当中,抓捕了40多个“社党”成员,全是排以上连营干部,职务最高者为102团政委卢肇西。接着, 特行队逮捕了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县委组织部长谢宪球等15人。

  卢肇西在闽西算个名气不小的人物。1928年6月,他担任过永定暴动的副总指挥,后来调任红四军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曾被红四军前委派往上海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建立了上海至闽西的地下交通线。他既是闽西特委成员,又是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委员。

  卢肇西首先受到了线香火烧身的刑罚,接着倒悬吊起用藤鞭抽打。他的身上皮焦肉烂,血肉模糊,但他仍旧呻吟着申辩:“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是‘社党’。……

   两天这后,对卢肇西的再次弄讯,增加了一项新的审问;”傅翠是不是你们的领导人?“卢肇西矢口否认。永定县委书记曾牧春,也在再次提审中被讯问到同样的问题。

  尽管卢肇西、曾牧春等人否认傅柏翠是“社党首领”,但在3月6日下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了第23号通告,公开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总首领,他的家乡古蛟区是“社党总部”,号召苏区军民与傅柏翠进行坚决的斗争,打。他的身上皮焦肉烂,血肉模糊,但他仍旧呻吟着申辩:“你们打死我,我也不是‘社党’。”……

  两天之后,对卢肇西的再次刑讯,增加了一项新的审问:“傅柏翠是不是你们的领导人?”卢肇西矢口否直至把“社党”消灭为止。

  傅柏翠为何等人物,时年35岁的傅柏翠,福建上杭县蛟洋人,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回乡后领导民众查清县知事丘嘉谟侵吞公款5万余元的事实,将这个上杭最大的官绅扳倒在地。1926年,傅柏翠被委任为国民党上杭县党部秘书兼党委,旗帜鲜明地支持闽西的农民运动。次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受到了国民党右派当局的通辑。经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罗明,与之推心置腹地长谈多次,在罗的晓以大义的感召下,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按照省委指示,在蛟洋办起千余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形成与反动军阀郭凤鸣公开对抗的局面。郭多次派兵攻打蚊洋,均被傅部击退。蛟洋成了“农民的世界,共产党的天下”,傅柏翠被民众誉为“闽西王”。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到闽西,毛朱联名写信给“闽西王”>,邀他赶来“见面一叙”。傅柏翠在古田的游鱼坝收到信,随即带人连夜赶到红四军驻地。对朱毛心怀仰慕的“闽西王”,与他们一见如故。毛泽东向傅交代了几项任务,其中一项是集中上杭的地方武装,组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由傅任司令员。同年6月19日,第四纵队配合红四军主力,攻克闽西重镇龙岩。是年9月,傅部又打头阵夺取了400年来无人破取的“铁上杭”。同年12月,已是前委委员的傅柏翠,在上杭古田参加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作为深孚众望的“闽西王”,傅柏翠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竭忠尽智,辛劳奔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勋。然而毛泽东、朱德离开之后,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特委,不能正确地对待傅柏翠,“闽西王”连连受挫。

  1930年春,受到苏联大办集体农庄的启发,傅柏翠也要在蛟洋摘集体耕种的试验。特委认为这是破坏苏区的土地革命,并指责傅与共产党对抗。3月中旬,闽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傅负气不参加,但他还是当选为政府执委、财政部长。傅柏翠因与特委意见不合,不愿就任。不久,特委派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林一株,来到蚊洋找傅柏翠,要傅抽出一部分枪交特委使用,包括傅本人使用的勃朗宁手枪。“闽西王”勃然大怒,将林轰走,然后写信给特委反对“党霸”。12月初,在闽粤赣省党代会上,邓发与林一株指责傅柏翠“对抗党的路线、违反组织纪律”,开除了傅的党籍。为要削弱“闽西王”的势力,特委将上杭北四区的13个乡的党政组织及其党员干部,一概摒弃在党外。这样一来,党员、群众大有意见了,以至于特委派的干部进了北四区,群众愤怒喊打。特委遂说这些人随傅柏翠“反水”了。在这错综复杂的情形下,林一株等人驾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毫无根据地宣布傅柏翠是闽西“社党首领”,并对卢肇西、曾牧春等人搞刑讯逼供,给傅戴定帽子。

  以傅柏翠在闽西的实力和政治影响,第23号通告的宣布,让许多军民惊疑交加,大惑不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按耐不往心头的焦虑,拉上特委宣传部长郭滴人,来到肃委会找林一株:“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宣布?”林一株傲然回道:“什么叫随便,不是经过了特委吗,”

  张鼎丞、郭滴人向林一株要证据,林一株高声说:“证据,当然掌握了,要不然怎么会抓人?你说,谁能担保卢肇西不是‘社党’分子?”看见张、郭二人发愣,林一株不耐烦地说:“有问题你们找特委吧。我们肃委会的任务就是肃清一切反革命的改组派和社民党!”说完,竟撇下二人出门而去。

  3月下旬,红12军101团及永定、上杭两县的赤卫大队共2500余人枪,由林一株指挥,兵分两路向蛟洋进发,讨伐傅柏翠及北四区的“叛逆分子”。“闽西王”获知军情后,紧急动员北四区的所有干部群众,加上所掌握的部队,组成3000多人枪的军力,严阵以待。林一株不敢贸然开进蛟洋,只在北四区边缘地方寻机作战。这两支原本同属于红军的武装力量,紧张地对峙了10余天,最后以林一株率队退走而告终。 闽西特委派兵剿击傅柏翠,将“闽西王”从革命阵营中推了出去。此后傅柏翠离开上杭来到福州,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方声涛当面委任他为龙岩县县长,被傅拒绝。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统头子陈立夫,也想把“闽西王”拉到身边,傅柏翠亦不买账。后傅终于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牵上了线,在其后发生的“福建事变”中,傅柏翠曾热心帮助共产党。

  在红军长征以后,“闽西王”回到了闽西,利用他的力量和地位,对红军游击队帮助很大。1949年5月,他统领2400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投归人民,配合解放军进占闽西。1986年,90岁高龄的傅柏翠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傅曾一再地声明:“我不但不是什么‘社党总首领’,而且这个组织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邓发后来在延安也明确说过:“今天来看,闽西苏区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对傅柏翠和许多的同志,是冤枉了他们。”

三、中央4月4日的指示信,打开了滥抓滥杀的大门。在这场红色狂潮中,约有6350余名党政军干部死于非命

时间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从上海发来了《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根据特委刘肃“社党”的报告,作出了具体的指示:“闽 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精神格外振奋。在这之前,他们对于处决林梅汀等17名“社党”分子、出兵讨伐傅柏翠,心里有些不安。现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说明他们是干得对的!林一株尤其激动,在其后的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林一株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于”的口号。

  会议结束的当晚,林一株指挥抽调来的一个营,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12军的40多个排以上干部,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移牢”。当经过一处僻静的山坡时,突然停下来,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为要节省子弹,没有开枪,一律用马刀砍,用梭镖刺,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临近午夜子时,林一株亲自指挥一个排,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谢宪球等15名“社党”分子。

  肃委会夜以继日地在行动,不停地抓人杀人。各县的肃委会也不甘落后,掀起了清肃“社党”的高潮。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以示斗争的坚决。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而在实际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一时间,肃“社党”成了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

   运动铺开,各地抓捕的“社党”分子越来越多。按照休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起初的半个月,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取得批准。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卜脆下发了一个文件《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狂潮起处,人头纷纷落地。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早期的创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社党”机关,出现的名称由“社党”支部,上升到总部,直至各级“特委”。闽西苏区的最高红色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锁住喉结,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滥抓滥杀的红色狂潮,冲击着闽西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极大恐慌,不少的干部被迫避居山林,有的村庄的农民也集体逃离;至于红军部队当中,有的战士害怕突然间灾祸临头,相邀开小差逃走;还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被迫进行武装对抗。

  杭武县第三区,因为没有在讨伐傅柏翠时跟着去打北四区,从区委书记何登南、县赤卫大队直属的三大队政委陈锦玉,到一些乡苏维埃干部、赤卫队战士,共有200多人被指控为“社党”分子,拘押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镇。暂时没有被抓的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邱子庭等人,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战友,将要背上“社党”分子的黑锅做死鬼,大家又气又急,就扣押了专门检查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罗寿春,强硬地逼迫他手写了释放关押在白砂镇的200多名“社党”分子。拿到条子之后,李真指挥第三大队围住了几处临时牢房,迫使守卫人员放出了这些人。

  中共闽西特委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认定是一场“社党”发动的反革命暴动,立即调集红12军一个团开赴杭武第三区,消灭第三大队。5月29日,被包围的第三大队除少数人突击逃走,大部分被缴械拘捕,前几天被救出来的人也多数重新被捕。6月1日,特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定:“对于已经归捕的‘社党’分子,应多方设法审讯,以破获其整个组织,同时要很快地处决!”(见于《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的决议)

  巨大的灾难降临了。路边的许多群众心房在颤抖,在痛苦地流血。他们闭上双眼,不愿意目睹那悲惨的一幕:李真、张纯铭等第三大队的干部,包括许多战上,被武装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脚下,从那儿传来了一阵阵枪声……

  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损失极其惨重,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牺牲者,计有6352人(见于1986年5期《党史通讯》中《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 、 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中共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四、闽西的“肃反”受到严厉批评,“灾星”林一株受到严惩。周恩来抵闽西后,全力纠正肃“社党”的错误

7月中旬的闽西,正值盛夏炎热,中共闽粤赣特委的人事有所变更。7月8日,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7月12日,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

  张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他们分别找卢德光,介绍苏区肃“社党”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地察看,强烈地感觉到大规模的肃“社党”运动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感到愤怒,用两天的时间向中央写出了反映闽西肃“社党”情形的报告。7月18日,卢德光主持特委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撤销肃反委员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处,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降为副处长。

  随着改制的各县政治保卫局,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今后不可随意处决“社党”人犯地不可再凭审讯口供抓人,抓人须经保卫处批准。

  犹如溃倒的堤坝得到了修堵,拦住了汹涌的水流,滥抓滥杀的现象得到遏制。不久,更大的转机接踵而至:8月下旬,中央给闽西发来了指示信,对闽西如此大规模地清肃“社党”,表示了非常的惊讶和不满,严厉批评闽西的肃“社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扩大化、简单的惩办主义和依靠刑讯三大错误。这是人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对闽西肃“社党”持全面否定的文件。

  此时党中央对闽西肃“社党”的态度与以前大相径庭:4月4日中央在给特委的指示信中,是“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这究竞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的中央,有一个谁在主持各苏区肃反工作的问题。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两个多月内,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旗号而上台的王明中央,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通过王明、向忠发等人,实际操纵中共党的。因此,4月4日发给闽西的指示信,带上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倾的印记。时至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有所变动,周恩来重新主管军委,情报、通讯、锄奸都归属于他。中央于8月下旬发给闽西的指示信,正是周恩来依据了卢德光的客观翔实的报告而写的。

  中央的来信,使闽西苏区情况突变。9月28日,正在睡觉的林一株突被叫醒,保卫处的行动科长与4个战士出现在他面前。科长说了一句“上级决定审查你”,战士们便毫不客气地给他穿上棕绳“马甲”。同是这天晚上,原肃委会副主席罗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8人,分别由保卫处逮捕。

  9月29日上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97号通告,宜布林一株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张丹川、熊炳华等人均系特委成员。

  又是一声炸雷落地,将军民们震得目瞪口呆:原来杯一株几个人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社会民主党头子!难怪,这些穷凶恶极的反革命,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还留他干什么,为许许多多冤死的同志报仇!越快越好!特委书记卢德光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围住他发出泣诉和呼吁。

  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林一株,到底难逃罪恶。在他被捕的第3天,被插上了“社党”万恶分子的字牌,押到野外伏法。与之毙命刑场的还有罗寿春、张丹川等8人。他们是背着同一罪名赴黄泉的。

  将林一株等人从速正法,对于稳定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安抚义愤难抑的民心,是有必要的。但是宣布林等8人为“社党”首领,同样是毫无根据的罗织罪名。地主家庭出身的林一株,个人品质恶劣,政治上野心勃勃,为要达到个人的卑鄙政治目的,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歹,这是事实,但给他戴上那样的罪名,却是错误的做法。其实,他哪里又是什么“社党”的特委书记呢?

  处决林一株,并不标志着闽西苏区肃“社党”的运动彻底结束。在各县的政治保卫局,还关押着不少的“嫌疑犯”,等待处置。另外,对于这场死了那么多人的政治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这些问题都摆在那儿。卢德光与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为此多次计议过,打算开完全苏“一大”再说。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张鼎丞和郭滴人都是代表。会议结束的翌日上午,两人结伴来到沙洲坝元太屋,看望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由红军总政委出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见到闽西苏区地方党的两位领导人,非常兴奋,拉住两人的手问长问短。话没有说多久,毛主席将心中挂记已久的事提出来:“听说闽西的肃‘社党’搞得蛮厉害,现在是怎么个样子?”

  张鼎丞、郭滴人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向毛泽东讨教的,不由地向他详细诉说起来。

  毛泽东听完张、郭的感情沉痛的汇报,不由地神色黯然,喟然长叹,沉声而道:“太可怕了,这样地搞,不等敌人来打,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这样所谓的斗争要立刻停止,马上放出那些还在关押的人!”随后,毛泽东问起傅柏翠的情况,并说:“像他这样的同志,应该团结,尊重,决不能往外推,他留在闽西,作用会更大的,可惜呀!”

  在临别之前,毛泽东批了500元银洋给闽西,用于善后工作,抚恤被害同志的家属。

  张鼎丞、郭滴人回到闽西后,在特委的支持下,以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指示各县的政治保卫局,五条件地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社党”嫌疑分子,坚决停止抓人。各级苏维埃政权要对被害人员的家属予以抚慰,挤出财力加以抚恤。随后,特委与闽西苏维埃政府联合组织了6个工作组,来到各县督察这项工作。

  闽西苏区对肃“社党”严重失误的自我纠偏,很快地得到了一位“中央大员”——前来就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

  周恩来是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的,于12月18日到达长汀。一路上,他与沿途护送的人员谈话,与驻地干部交谈,了解到闽西肃“社党”的情况,刘闽西肃反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及严重后果十分愤慨、焦虑。12月18日在长汀住下来的晚上,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急信。信中写道:“我进入苏区虽只3日,但沿途所经,已见闽西在解决社会党问题上,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信中尖锐地指出:“闽西的肃反有许多的失误,靠的是刑讯逼供,他们处理的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周恩来在信中讲道:“目前问题已很严重,建议中央作一有力决议指示此间,以便尽快处理这一事件。”

  周恩来的“伍豪自中区来信”,转到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在经过研究之后,专门针对性地发出了指示信,对闽西苏区肃“社党”的严重失误,再次作了严正批评,指出:“这种错误在闽西苏区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现象,若不及早纠正,闽西苏区的发展与巩固是绝对不可能的。……闽西肃‘社党’严重失误,在于肃社党的斗争不但没有造成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于社党的仇恨,对于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而且反使群众惧怕共产党,使群众对共产党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要求闽西党组织立刻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最彻底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上,检讨在肃反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1932年2月下旬,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闽西肃“社党”的指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沉痛地承认“省委在指导肃‘社党’中犯了重大的指导性错误。没有从阶级力量的刘比上来观察‘社党’,夸大了‘社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几年来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这就发生了唯心的推测,和肃反中心论,甚至对党员对群众都不敢相信。(见于《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1932年3月14日)

  至此,曾在闽西苏区汹涌澎湃的红色狂潮,被彻底遏制住了。其后,随着对这一事件展开的各种调查证明: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闽西苏区根本不存在,纯系子虚乌有!乃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旷世冤案!

家园 傅柏翠基本是

带资入股,或者说是毛同志招股招来的,俗话说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傅当然还没大到欺店的程度,和则留,不和则去,这点能量还是有的,管理层若干幼稚朋友瞎胡闹,当然退股自立一店,虽然本钱小了一点,福建战国乱局,缝隙还是容易找的(小A嘴说容易啊,傅能够几朝几代的混下来,人物啊!好几次虎口脱险呢)。话说回来,傅的思想跟中共还是接近的,不然也不会轻易去合股,以后十九路入主福建,傅还鼓动着老蔡在闽西分田,于是有十九路赤化之说,着实有意思。

本来因傅某非堂友,一句带过,追忆兄贴资料美意,小A补砍几句,算是表表谢意。

家园 二、堂友篇(7)

与参座一样,徐成章也好算是黄埔系了,只是级别低一些,特别官佐,与陈诚同事干的是一样的差事;另两位堂友同志,也曾穿过黄马褂,其一是曹石泉,黄埔一期的区队长,校军飙起后,当过教导一团的第三营营长,可不敢小瞧这个营长职位,含金量颇高,以后无论拿到国军还是共军里去,都是能吓人一跟头的资历,只是曹营长别说是共军了,连国军的正式成军都没能看到,沙基惨案,曹营长是军界游行总队长,这位前广东军政府的陆战队副营长,没死在战场,竟在游行中死于英国同行。另一位黄兄堂友同志是严凤仪,徐成章的海南同乡,黄埔一期的副队长,也曾是教导一团的中坚,第二营的营长,严营长比起曹营长来,就幸运很多,国军共军统吃,当过国军第一军的团党代表、红军第十三军的军参谋长,手握两军的原始职工股呵。琼崖红军时,徐同志在东路军,严同志在中路军,双双总指挥,只可惜海南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折断腰,琼崖红军终不能成燎原之势,大批加盟的元老级同志牺牲,严凤仪后来也在香港落入英帝国主义的魔掌,被引渡枪杀。广东的堂友同志中还有一个海南人,叫钟高明,届别比上面讲到的几位要低一些,随粤军南征邓本殷后返回家乡,任橙迈县的县兵大队长(没有写错呵,不是鸠山大队长的干活,A的理解,就是保安大队长)。钟同志没能等到琼崖红军的年代,四一二即被投入狱中,数月后遇害。

到北伐战争时期,中共已吸引大批军人加盟,但中上级军官为数尚少,其中堂友的比例竟然奇高。老总、参座而外,还有一个周保中。保中从十五岁当少年学兵起,在滇军中归去来兮多次,由编伍中拔为军官,又保送讲武堂学习,毕业后直趋黄金万两,却犹思择木而栖,是一只不倦进取的小小鸟。想什么就来什么呀,恰好结交张伯简,此名埋没有日,此伯其实不简,旅欧少年中共的组织委员,资历已与周公比肩,虽然二十八岁就累病而死,却遗著辉煌,五十年代毛同志曲指计数“红学”家:李达、艾思奇、张伯简!伯简理论强、实践也不弱,继周公之后,出任两广军委书记,看上保中是棵好苗子,又同是白族兄弟,遂亲自出马,走杨杰的路子,送保中到第六军任职,升作营长。六军是有名的海龟军,团以上高管的平均学历奇高,是广东各军之最,平时排排坐,东风吹过西风舞,一浪更比一浪高!可有一桩:到了战场上,好出代团长!前面说到的张国森同志,就是在六军代团长代出灵感,最后找回少将纱帽的;保中呢,也是在南昌战役的战场上火线代理团长,打完仗团长没出缺啊,于是副团长,好在那年月,仗是有得打的,南京战役再立新功,渐渐显山露水、人气高涨。可惜六军霉运缠身,磨难多多,各军扩军正忙,六军倒好,拆了建、建了拆,来来回回折腾;人事也是复杂,不象其他各军,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保中到了这环境里,专业当然受到影响,政治方向也不易把握,还好伯简打的底不简,终于秘密跳槽中共,继而升任副师长,惟工作重心转移,以统战为头等大事了,以后事机不密。走为上策。保中当将军后虽没有多少机会指挥千军万马,可这等另类的军事生涯,对保中的全面发展,也是绝好的历炼,九一八东北失陷,保中参加义勇军作战,军事指挥、人事周旋,全面开花,端的是多面好手,很快在各路草莽中脱颖而出,中共自专军事后,更得大用,是抗日联军的主要领袖之一,遂成千秋英名。

北伐军将领中的堂友,有一人的地位比保中高得多,名气也大得多,北伐后由小邓招聘入党,成为红七、八军的总指挥,此人就是李明瑞。李曾短期位至广西全省的军事首长,贵为红军时期猎头一族的次席(首席似乎要给吉大胆的),小A因其受教入道稍晚,未将其列入猎头篇,该篇被转贴流浪各坛时,时时有看客抱不平,现在小A开篇说堂友,正好来将功补过。小A曾在篇头说过,讲武堂一度红杏出墙,在外省建立过分堂,其实分堂还不止一个,不同时期里,讲武堂曾建立过贵阳、泸州、韶关、广州、徐州各分堂口,当中名气较大些的,似乎是韶关分校,是由原总堂监督李根源,在韶关任镇守使时建立,李明瑞呢,就是韶关分堂口的堂友,前面讲到的陈上将奇涵,也是那里毕业的。李明瑞当年初出堂门,投广东林虎将军帐下,不久陈炯明组织粤军还乡团,桂系在广东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继而陆氏老营也告不保,旧桂军分崩离析,纷纷自谋出路,林虎部新秀李猛仔上山自立,俞营长作柏领兵相投,部曲中就有营长的忠诚表弟、李排长明瑞,遂成为李老板猛仔初次创业后的第一批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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