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在人民日报数据库检索结果 -- 双石
早期先文斗转武斗，后又从武斗回文斗，中后期修正主义回潮“右倾”了一段，而后又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总基调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但是"革命"革起来，有时候还是有波折的嘛，所以尾巴时割时不割咯。
我上面的意思是说，64年的时候可能还没割尾巴一说，而到双石兄下乡的时候，已经犯右倾了，所以这两个时段不见割尾巴也正常。至于经历较长下乡日子的，楼下润树老哥就是一个，可以多多交流哈。
此前也是批评“扩大自留地”，此后是批评“限制过多过死”……
太多了，20多页，引其中两篇吧——
一、1972年4月18日第3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谈谈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体会》——
一九六八年，在刘少奇一类骗子煽动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新城公社有个兴宁大队，把五个生产队并成了一个生产队。并队时，我没有去，但我是赞成的。当时想，解放前那里是土司所在之处，阶级斗争复杂，不如并起来，好管。并了一年多以后，南宁有个工人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回那个队探亲时，看到耕牛死亡较多，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下降了。他认为并成这样大的队不符合目前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广大社员群众不赞成，应该分开。当时我们也知道存在些问题，但不大敢纠正，怕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是“给群众泼冷水”。后来，我们到那里去做调查。群众说：九百多人一个队，太大了，生产管理和劳动力安排都不好办。谁出工谁没出工，队干部都弄不清楚，连个会也不容易召开。原来的富队和穷队之间又常扯皮，闹矛盾，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认为分开有利。干部呢？干部也觉得队太大了，管不过来，但却怕分，说：自留地合在一起了，怎么分呢？拖拉机买了，怎么分呢？干部不够，怎么分呢？特别是，当时让并，现在又叫分，这面子如何下得来呢？……理由很多。通过反复调查，我们认识到，主张这个队重新分开的意见是正确的，它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社员群众监督。我们决定支持分。至于一些具体问题，把群众发动起来，同干部认真商量，都好解决。自留地合理地分开，拖拉机几队合用，干部不够，放手让群众做，在做的中间取得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干部就站在面前了。而所谓面子，前面已经说过，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群众是欢迎的。这样，我们报上级批准后，这个队于去年夏天分开，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下半年粮食产量就提高，今年春耕也搞得很好。
二、无私才能无畏——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夏咸高捍卫党的政策的事迹1972年10月18日第4版()
专栏：
——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夏咸高捍卫党的政策的事迹
夏咸高是江苏省建湖县庆丰公社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贯彻执行党的经济政策中，敢于对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思想作斗争。群众都赞扬他是捍卫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好书记。
去年，有个生产队长给社员规定不准给自留地施肥。这件事传到老夏耳朵里，他感到这不符合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准备找这个队长谈谈。有人劝他说：“老夏，这事可不能说呀！弄得不好就是‘顶公护私’啊！”老夏说：“党的政策规定分给社员自留地，给了就要种好。一点肥不准用，怎么能种好呢？这是违背政策的。”老夏找队长谈话，队长说：“‘甘蔗没有两头甜’，顾大田就顾不了自留地，顾自留地就顾不了大田。”老夏感到这种说法不对，但是没有充分理由说服队长。
他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政策文件，认识到：当前，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是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特点制定的。如果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实行极“左”的经济政策，必将打击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革命事业受损失。认识提高后，老夏第二次找队长谈话，首先对他进行了政策教育，还帮他回顾了双河大队过去在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下破坏集体经济的教训。这个队长想通了，主动向群众作了检查，并对大田和自留地用肥作了适当安排。
夏咸高体会到，要战胜错误路线，落实党的政策，首先必须克服私心杂念。
去年，第四生产队获得了大丰收。队长老吴想把钱和粮多分一点，制定了一个“多分少留”的分配方案。老夏感到这个方案不符合党的分配政策，决定找队长商量改正。但又想到老吴是个老同志，还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脾气又固执些，怕弄得不好要碰钉子。果然，老夏把自己的意见一讲，老吴就冲着他说：“看来我在第四生产队一点小主也不能做了！”老夏又讲了一些政策原则，老吴怎么也不听，并发了一通火，看来一下子很难解决问题。老夏思想斗争很激烈：对这种违背党的政策的行为，不顶，就放弃了党的原则；顶，弄得不好就会伤感情。这时，他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的教导，增添了勇气和力量，认识到：对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不敢坚持斗争，是自己的私心杂念在作怪，要革命就要不断斗私。认识提高后，老夏又找老吴谈话，首先检查了自己的私心杂念，并对老吴耐心地进行了党的分配政策教育。老吴终于想通了。他们又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发动大家讨论，最后订出了符合政策、群众满意的新的分配方案。
本报通讯员
就不算“经历较长下乡日子”的人儿？俺也没跟他们交流过？
俺们厮混在一起的日子里，他们诉的苦情不少哟！
至于介个——
那俺得谢谢你——这不正是俺想说的话么？
没有什么铁板一块的东东，是吧？
禅人大师，你看在中校的主贴后说了这么多，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谈感受，谈“定性”的东西，谈大势判断。
这些当然都有各自的道理。
但定性的东西，毕竟需要其时其事的细节证据作为支撑。双石用人民日报的数据库作为细节支撑提出问题，我认为很有意义。能够提供给我们感受与“定性”之下的东西，从而让人重新审视各自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针对性的辩论，如果要让它变得更有意思，也应该是用细节的证据。比如用其他的关键词，用其他报纸的发表数据，用政府文件作为考核载体来展开？
中国非常大，几乎没有相同的地方，而且两个方向的极端在中国可以共存的。
就像研究淮海战役，如果视角从每一连队出发就会有很多问题。因为每个连队的情况是不同的。有的连队每次战斗都是冲在最前面的，每次都是差不多死光，然后重建；有的连队每次总是在走路，仗倒没有打几回；有的总做预备队，负责最后冲锋的。从各个不同的连队出发，就很难对整个淮海战役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所以要研究淮海战役怎么回事，就要研究粟裕，老毛，刘伯承，陈毅在干什么，要研究刘峙，杜聿明，老蒋在干什么，一对比，为什么赢，为什么输就有个说法。为了使研究有立体感，最多就是各个纵队，和各个军的比较和研究。通过研究连队来得出淮海战役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对于整个中国而言，一个个生产队中的情况无疑的千差万别的。而文革是一个有关整个中国的事情。研究文革就一定要从研究毛，周，林，中央文革，华，等等这些政治人物为基础，这样才有可能得出基本结论。从生产队出发，不是不可以，但是要得出整体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现在史料基本都是老东西，新的东西都是被严格封锁的。研究老东西，要发现新观点，也是一个难度极高的事情。并且由于没有新资料，所以现在的研究也很危险，一旦新资料公布，也许所有以前基于老资料的研究都会付之东流的。
虽然中央定调了，但各地的做法似乎不大一样，有一直“割尾巴”的，有断断续续“割尾巴”的，也有不割尾巴的。
主要还是看各地干部的政策水平，而文革派对地方干部的掌握是很差的。
“割尾巴”的也未必是文革派，有些老干部主政的地方搞得很厉害。
比如卖超购粮，当时政策从来就是“留足口粮后的自愿”，但俺下乡的时候可不是介个样子，秋收前，工作组就下来了，层层摊派下指标，生产队长们就一通哭穷，啥花活儿都玩儿，就是想糊弄过去……
那会儿俺们年轻气盛，拿着一本《六十条》就鼓动着队长上县城找县太爷论理，县太爷倒是客气，端茶倒水也安排饭，可就是不松口。最后还是土政策当家，该咋的咋的……
不过俺们也有对策，卖粮时跟粮站玩儿花活，靠人多玩儿障眼法，把过了磅的粮又偷偷掂回来重过，呵呵……
我印象中，老家的农贸市场70年代初期就有，那时候还叫“自由市场”，市民可以购买活鸡、鸡蛋、鲜鱼、蔬菜等，补充票证供应的不足，还可以用粮票换（不过猪肉只能去国营菜场买，因为禁止私屠）。
结果后来不知道怎么说成78年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了。
涉及史实的事情，还是一是一，二是二的好，该谁就是谁，哪怕是坏人，也不能担戴不是他的责任，是吧？
宏观不是由一个个微观构成的，宏观也有细部呀？比如司令部就就细部呀？统帅部也有细部呀，介个，跟“连队”什么的，没啥关系吧？所谓“大环境”也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诠释的。比如宏观层面的东东，先生就敢说就全弄明白了？当间就没有糊涂账鸟？未必吧？快成秦砖汉瓦的战争年代的学问，不是还有诸多以讹传讹甚至扭曲了的东东哩，还有不少不清不楚的糊涂帐么？
俺的意思，俺俩是不是甭往下唠鸟？俺已经说鸟，俺不想就介个问题展开讨论，俺认为俺本钱不够，而先生的本钱好象也就是决议啥的，比兄弟多不了哪儿去，所以短时间内不会有啥结果！是不是还是求同存异，各自保留？
读书时，经常和伙伴们骑自行车去乡下赶场。
介个东东，神仙都取不掉。
长途贩运——文革中叫“投机倒把”，要打击的。
嘿嘿，介个词儿，好象一直没变过，就是要打击。
70年代虽然有自由市场集市贸易，但并不发达，短缺经济就是短缺经济。80年代初俺在西北服役，市场上的鸡很便宜，就是买不到新鲜疏菜。大概是83年左右，长途贩运放开了，西安、兰州这些地方，竟然能买到新鲜的碗豆尖儿！这都是长途贩运的功劳啊！
从那以后，市场上高度丰富，再没短缺经济的模样了！
原来是肉联厂一桶天下，80年后胡屠户也在自由市场设摊了。开始还好，私屠比较合顾客口味，肉也新鲜。后来卫生问题就比较麻烦，变质肉注水肉垃圾猪，都出来了。
最乱的是从六六年底到六八年，六九年已经往务实的方面转，到七二年转的比较快，解以有了七三年的邓小平复出，全国搞治理整顿。到七五年又开始反复，七六年华搞掉四人帮后搞的实际还是文革那一套，但已经开始转向。
在工程队时，领导整天说不能搞物质刺激，俺们的工班长也老老实实地按领导说的办。但被评上先进工班的基本上都是靠物质刺激的，只是工班里悄悄地保密，介绍“先进经验”时也只说怎么进行思想教育。那时也没钱，只能给调休，干的好的每月可以在家多住两天（在野外工作每月回家一次），但就这两天就起大作用。俺们的班长也知道，就是不敢。
上班干私活的也有，只要不公开到处说。
还有挨不挨整，主要看当官的。总支书记说我干私活已经是七七年的事了，起因是因为我为考大学，在政治学习时（那时搞“三大讲”，每天晚上都要政治学习）复习功课，为此与书记顶了几句嘴。第二天他就开始整我的材料，说我反对伟大领袖华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