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再聊《大盛魁》（上） -- 老拙
电视剧《大盛魁》终于快要开机了。
这部电视剧，王新民导演先后抓了十多名编剧参与，大纲写了上十稿，历时四、五年，终于完成了第一部的剧本。
我是在2007年年底参与的。当时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如何“出新”。
以往的历史商业题材，特别是晋商题材已经很多，重点在于“诚信”，《乔家大院》把晋商、把“诚信”二字推到了极致。《大盛魁》再写什么？
我自己总结，中国的电视剧，很讲究故事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常说的“魂”。一个没有“魂”的故事，难以给人启发，也就难以引人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个“魂”还要有新意，“吃别人嚼过的馍”，一定是没有味道的。一部有新意的电视剧，首先它的“魂”应该是有新意的。作为一部历史剧，这个新意还不能是编造出来的，而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时又必须是贴近当代社会热点思维的，对今天有所启示的。
那么，电视剧《大盛魁》的“魂”应该是什么？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拍脑袋冥思苦想，而必须钻到故纸堆里去。于是看了很多资料，并把看资料中的一些感觉写了下来：
当时的感觉，大盛魁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它的制度，那是一种早期的股份制，很有“中国特色”的股份制，于是就像在制度上着手。后来发现不对。第一，这种股份制实际上在晋商中非常普及，不是、也就写不出大盛魁本身的特征；第二，制度这个东西，文艺作品很难描述，老百姓看着没兴趣。
后来，奥运会上一个“和”字启发了灵感。“和”说的是中华民族文化。文化这个东西，比制度更是“魂”。讲文化的故事，老百姓听得懂，有共鸣，感兴趣。
接着金融危机爆发，更触动了灵感。西方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说到底，是因为西方商业文化骨子里存在某些致命的弊端。我们很多企业，盲目跟随西方商业文化，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以为要做百年老店，唯一的途径就是“做大做强”，结果就难免出现伊利、蒙牛“掺假奶”的情况。
那么，大盛魁延续了二百六十多年，它是如何做到的？除了经营、制度、管理，最根本的必定有一种商业文化在起作用！想到这儿就觉得眼前一亮，于是赶紧去详阅历史资料。
后来人整理、研究了很多大盛魁的资料，王新民导演和内蒙有关机构甚至整理出版了厚厚两大本足有十多斤重的资料书。但是，大盛魁并未留下任何文字史实资料，现存最重要、也是最接近历史的，是内蒙政协在文革前根据访谈口录整理的《旅蒙商大盛魁》（文革后整理成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详细研读之下，电视剧《大盛魁》的“魂”呼之欲出：
中华民族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如果有，它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它与西方商业文化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长篇电视连续剧《大盛魁》，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最大旅蒙商号大盛魁创业并成长的真实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
十七世纪末，新疆蒙古部族首领葛尔丹进攻并占领外蒙古地区后，继而进军内蒙古地区，威逼北京。在外蒙古喀尔喀土谢图汗部请求下，为保边疆安定，康熙皇帝决定御驾亲征，平定葛尔丹叛乱。然而，在此之前康熙已进行了“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抵抗沙俄等战争，国力受到很大消耗。而远征葛尔丹需要向几千里外的漠北地区运送大批粮草，为了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支持这场平乱战争，康熙皇帝决定征召大量民夫运送军粮，允许他们在随军运粮的同时，携带少量商品出关进行交易，以减少需支付给民夫的运费。此举，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汉民不许出关交易的禁令，不蒂是当时最大的改革开放政策。基本平定葛尔丹之后，康熙皇帝又批准了“春去秋回”的雁行政策，允许汉民出关种地和经商。此后，执行数千年的“禁关”制度被彻底改革，蒙汉民族的民间交流前所未有地开放了。
在这样的社会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产生一代巨商，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当年，在康熙征讨葛尔丹的大军中，有三个从山西农村走出来的民工，他们是——王相卿、史大学和张杰。正是这三个民工，发现并开发了蒙古草原上的最大商机。
蒙古游牧民族只能生产牲畜和皮毛，他们需要大量的粮食、布匹、茶、糖、烟、酒和日用百货。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康熙开关之前的明清两代，实行定期的边关互市贸易制度。每年一到两次，蒙古各部落组成边关互市贸易团，赶着羊马，长途跋涉数千里到长城各边关换取所需商品。这种方式，显然极为不便，而且不能满足蒙古民族随时的需要。
王相卿他们从中发现了商机，就是为蒙古牧民送货上门。实际上，这就是内地肩挑手扛的货郎担，蒙古牧民称之为“丹门沁”。但是，货郎担好干，“丹门沁”难做。蒙古地区与内地有很大的差别，在王相卿他们面前横着两个巨大的障碍。
第一个差别与障碍是蒙古地区地大人稀。在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下，运送货物要走几千里，送货上门从这家到那家要走几十、上百里。可以想见，“丹门沁”比货郎担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以致于这个商机即便被许多大商号看在眼里，却也无能为力。因为没有人愿意受这样的苦，去挣那点工钱。王相卿他们从体制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大盛魁采取“人力合股”的方式，入股的都是曾经参加送军粮的民工，他们既是财东，又当伙计，既拿工钱，又得分红。财东都是伙计，伙计都是财东。这样，自然就提高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吃再大的苦，也是为自己打工出力，从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差别和障碍是蒙古牧民没有货币。也就是没有银子，自古以来都是以物易物。更为重要的是，蒙古牧民拿来易物的主要是牲畜。牛马羊这些牲畜每年只能在夏、秋赶往归化，而归化的货物只能在冬季运往漠北草原。这样就出来一个时间差，在没有货币结算的情况下，就只能实行赊账交易。即大盛魁在冬季将货物运到提供给牧民，牧民在夏季再将相应的牲畜交给大盛魁。对游牧在广大草原的牧民实行赊账，显然具有非常巨大的风险，更何况草原上天灾人祸不断。大盛魁的初期，天灾人祸击垮了他们的赊账生意，财东伙计散摊，甚至史大学和张杰都离开了王相卿。王相卿独自一人，不屈不饶地艰难探索，终于找到了由蒙古盟旗政府为牧民赊账提供担保的办法。当然，这是王相卿努力探索的结果，更是蒙古牧民欢迎和需要“丹门沁”的反映。
任何一种商业创新，初期都要经过艰难的探索，才能形成可行的商业模式。而可行的商业模式一旦形成，难免不被其他商号发现和仿效。这就意味着，可行的创新商业模式一旦形成，激烈的竞争必将就此展开。然而，此时的王相卿却沉浸在成功的自得之中，以为可以凭借他的“一招鲜，吃遍天”，想要包揽草原送货赊账生意，对于其他商号要求合作，开出苛刻的让利要求。
对此，王相卿的师傅老采头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老采头的祖上是晋商大户，到了他这一辈家道中落。康熙开关前，老采头独自浪迹草原，做着违法的“丹门沁”。他对于商海的沉浮，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为了提醒王相卿，他给了王一条上联“贪心惹祸十分仍不满足乃人生大病”，要求王相卿对出下联。却被得意忘形的王相卿扔在脑后。
这时，与王相卿有着刻骨爱恨情仇的皇商孙文举，对大盛魁的草原赊账生意进行了一番改良谋划，利用朝廷举行草原楚古拉大会，商议整理赊账生意的机会，对王相卿发起了进攻，把王相卿打了个措手不及。情急之中，王相卿提出“一本一利”的办法，与皇商孙文举抗衡。
所谓“一本一利”，是指在赊账生意中，无论牧民欠债多久，当收取的利息相当于本金时，停收利息，只还本金。也就是说，无论欠债多久，利息也会不超过本金，所以称为“一本一利”。
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将财东的利益让给牧民。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停息，欠债一方的压力自然解除，多久才能还上本金，就会成为一个悬案。这样的办法，自然受到财东们的抵制。在楚古拉大会上，财东们（同时也是伙计）与王相卿吵成一锅粥，结果被朝廷大员取消资格赶出会场。
大盛魁由此失去了草原赊账生意，已经运到漠北的货物只好低价处理，亏损严重，元气大伤。为了挽回损失，同时被巨额利润诱惑，王相卿决定铤而走险，与俄罗斯商人进行走私生意，结果被皇商孙文举告发，遭到朝廷边军突袭，烧毁了全部货物，大盛魁最终一败涂地。
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个结拜兄弟身无分文，又被财东逼他们偿还本银，痛感财东见利不见义。当初，是财东舍不得让利，反对“一本一利”，故而丢失了草原生意。现在一败涂地，财东们又上门逼债。王相卿因此决定，一旦有了出路，大盛魁再也不要财东。
走投无路之下，王相卿只好去再找他的师傅老采头，本想借些银两，重新来过。没想到老采头非但不借给他银两，反倒向他指出，大盛魁起家靠的就是大家入股，大家有份，既是财东，又是伙计，才能死心塌地吃苦卖命做“丹门沁”。如果商号是我的，或者是你的，以后谁愿意再去为大盛魁死心塌地吃苦卖命啊？同时，老采头又问王相卿是否对出了下联，王相卿这时候哪有这个心情？老采头闻声怒斥王相卿说，你就知道跟我借钱！难道我这个师傅，就是赔干净了再给你钱的傻财主吗？实话告诉你，对不出下联，就算借给你钱，早晚也是再赔光！哪怕你挣了万贯家财，迟早还是赔干净！
很显然，王相卿这时候遇到的是个两难境地。要财东吧，那就舍不出利，做不了“一本一利”，拿不回草原赊账生意；不要财东吧，从哪儿得到本金和人力资源？
穷途末路之下，王、史、张三人流落在归化郊外的破财神庙中，大年三十只能以香炉中供奉财神的小米熬粥充饥。王相卿灰心绝望，甚至想到了死，兄弟三人抱头痛哭。这时候，打外边来了个牵骆驼的蒙古老人，跟他们讨了粥喝，又在庙中借住一宿。第二天，蒙古老人说去找朋友，托他们代为看管两个箱子。老人一去不回，三人无奈之下决定打开箱子，却惊讶地发现，两个箱子中装的都是银子。三人遍寻蒙古老人不见，疑似财神爷给他们送来的银子。此时王相卿想起师傅老采头对他说过的话，于是三人在财神像前跪下，立誓大盛魁今后就是财神爷的，只立财神爷一个财东，兄弟三人都是为财神爷打工，重振大盛魁。
这样，大盛魁就成为一个古往今来非常独特的、实际上没有股东的商号。王相卿决定，今后大盛魁除了财神爷，不得再有其他财东，也不准借用商号外的资金。同时，为了保证员工的积极性，他又决定，今后大盛魁的掌柜伙计都可以顶一份身股，也就是为员工设立内部职工股份。这样，财神爷成为一个虚设的“财东”，“财神股”的分红占全部红利的四分之一，永远留在商号中，实际上就是企业发展的公积金。而每个员工都可享有身股，则保证了“大盛魁是大家的”的企业实质，保持了大盛魁的员工“既是伙计，又当财东，既拿工钱，又得分红”的传统。
此后，王相卿回乡招徒，挑担赶脚，广结善缘，为夺回草原赊账生意展开行动，但却在与皇商孙文举的争斗中屡屡败下阵来。痛定思痛，王相卿意识到，与皇商争斗终究不是办法，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和为贵，由此他对了一条下联“和气生财草地上挑银子（做生意的意思）没有冤家”，他要跟孙文举“和”。皇商孙文举对王相卿态度的转变十分惊讶，但看在山西老乡的份上，决定让王相卿的驼队运送孙家承办的军供货物。这时，漠北草原的蒙古牧民来找王相卿，说是由于遭灾还不上赊欠，孙家停止了对他们部落的赊账货物供应，请求大盛魁帮忙。由于大盛魁没有做草原生意的执照，为了躲避关卡的检查，王相卿决定“借鸡生蛋”，利用为皇商运送军供货物的机会，夹带自己给牧民的日用货物，送去漠北草原。没想到，他的这招被孙文举发觉，孙文举将计就计，把王相卿几千里运来的所有货物全部进了自己的仓库。而王相卿由于是“走私夹带”声张不得，吃了一个哑巴亏，闹了个鸡飞蛋打，气得大哥史大学拿烟袋锅追着打他，还一个劲地追问：他不跟你和，你咋办？你咋办！
这使王相卿意识到，“和”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的下联对的不对。王相卿冥思苦想之中，被他招来的徒弟秦越看见。秦越是个爱读书的书香子弟，因为家道中落，不得已做了学徒。秦越看了上联，马上根据它的立意和对仗，对出了下联“舍利招财一味就学吃亏是处世良方”。于是，一副含义深刻又简明易懂的对联从此诞生：
舍利招财一味就学吃亏是处世良方
王相卿由此大受启发，从此把“舍利招财”作为经商法宝。
草原上的羊毛随风飘落，谁捡就是谁的，牧民从不要钱。王相卿却用砖茶向牧民“买”羊毛，结果把无人要的羊毛变成草原上的一项大宗商品。
孙文举发现王相卿做成冻羊肉生意，于是抬高羊子的收购价，压低羊肉的销售价，与王相卿争夺京羊市场。王相卿却主动让出冻羊肉生意，转做冻饺子生意。大年三十，大盛魁从数千里之外，为漠北草原戍边的清军官兵送去冻饺子，此举让乌里雅苏台大将军深为感动，不但给了大盛魁高额军供价格，而且把王相卿被皇商孙文举夺去的货物发还大盛魁。王相卿又把这些货物送给了遭灾的蒙古部落牧民。
三年后，朝廷重开楚古拉会议，王相卿再次提出实行“一本一利”的让利办法，加上这些年来的舍利义举，大盛魁受到盟旗政府、部落王爷和牧民们的欢迎，夺回了失去的草原赊账生意。后来，王相卿又定出一个号规，大盛魁的掌柜伙计每年夏天去草原上收取赊账生意的牲畜时，不得向牧民催帐，牧民能给多少羊马，就收多少羊马。
从此，“舍利招财”、“学吃亏”的商业文化，在大盛魁扎下了根。在大盛魁的厅堂里，供奉着关老爷（蒙古地区认为关老爷是财神）像，两边是那幅对联，上联是“贪心惹祸十分仍不满足乃人生大病”，下联是“舍利招财一味就学吃亏是处世良方”。关老爷像下，供着三样传家宝。一是一条扁担，代表着大盛魁是挑着货物上门送货的草原“丹门沁”。二是两个木箱，那是财神爷送来银子用过的箱子。三是一块石头，据说是称重量用的衡器，代表买卖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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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跟风型的反面教材，前车之鉴，不可不查！！
好文，花之
一天两集，今天开演第8集了，
就编剧内容来看，好，有情节，有喜剧感。两个主演都很好玩，很吸引人。俺和俺媳妇看着乐个不停电视台做广告都说是09年热播大剧了。
不过提个小意见，感觉节奏过快啊，7集就16年的跨度了，最快的是刚一个镜头说生个闺女，下个镜头闺女就那么大了，猛一看差点反应不过来。
是有这个问题，写剧本的时候，导演就要求一个过场戏都不要。拍和剪的时候，又删了很多不太重要的场次，水分拧的太干了。拍出来是48集，播出只剩38集了。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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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拙RP好.
当然，商号在买卖上舍些利、吃点亏，相对还是比较容易。但是，当“舍利”舍到个人的根本利益时，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十多年后，皇商孙文举的生意不断扩大，从遍及各地的铺面，军供买卖，草原赊账、支差放贷，一直做到为朝廷到日本代购黄铜，真正应了上联所说“贪心惹祸十分仍不满足乃人生大病”，形成了七个盖子八口缸，总有一口盖不上的局面。恰在此时，日本铜价飙涨，皇商孙文举因此大幅亏损。为了弥补亏损，孙文举使用大量囤积砖茶，从而形成霸盘，以断绝旅蒙商号货源的办法，然后大幅提高砖茶价钱，企图大捞一把。相反，王相卿此时将大盛魁库存的砖茶以原价让利出售，同时租下周围各地的所有骆驼，使孙文举无法运货，迫使孙家不得不以原价将其囤积的砖茶卖出，救了归化上百家旅蒙商号。归化旅蒙商号因此推举王相卿为商社社长，王相卿借此机会，以社长身份要求各商号对草原牧民都实行“一本一利”的办法。从此，“一本一利”成为草原赊账生意的通行惯例。
孙文举由此意识到，如果不彻底击垮大盛魁，孙家的草原生意就将尽失，孙家的资金链就将断裂，后果不堪设想。孙文举于是决定，要与王相卿展开决战。他瞄准的，就是大盛魁“没有财东”这个“软肋”。
没有财东，意味着没有继承权，意味着最终将舍去创业者个人的根本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孙文举知道，只要捅了这个马蜂窝，大盛魁就是个死。王相卿如果立财东，大盛魁从此就不是大家的，人心必乱；王相卿如果不立财东，创业者必然与他离心离德，还是人心必乱。
果然，孙文举使出怂恿大盛魁创业者重立财东这一招后，收到了立杆见影的效果。大盛魁的创业者，除了王相卿之外，其他几个重量级人物，财务总管史大学、常务副总张杰、副总经理钱宽子都一致要求重立财东，并对王相卿施加巨大的压力。乘此机会，孙文举开始拉拢大盛魁的其他掌柜，企图一举分裂大盛魁。就在王相卿万般无奈的时候，已经成长起来的秦越挺身而出，力陈大盛魁不能重立财东的理由，最终说服包括史大学、张杰在内的全体掌柜。只有钱宽子一人因此脱离大盛魁，回乡自行发展。
孙文举此计不成，自己内部的资金链却开始断裂。孙文举的父亲孙书同意识到面临巨大危机，恳求王相卿出手相救。王相卿因此找到孙文举，愿意舍利相救，却被孙拒绝。此时，张杰得到消息，康熙病重恐不久人世，建议大盛魁提前囤积黑白布匹，到国殇时便可获得大利。王相卿却把这个消息私下捅给了孙家总管，让孙文举利用这个机会大赚了一把，缓解了危机。然而，康熙死后，雍正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雍正为排斥异己，揭出孙家挪用朝廷购铜银两的罪责，将孙文举抄家下狱。结果，偌大一个皇商孙家，仅抄出白银五万两。
而大盛魁这边，“舍利招财”的商业文化理念，已经传承到了第二代。在孙家垮台的当口，秦越鼎承“舍利招财”的理念，让利收购孙家小号三玉茶庄。秦越答应三玉茶庄的掌柜伙计，资金全部由大盛魁投入，掌柜伙可计顶身股（即给予内部职工股），红利按“财五伙五”分配，而当时晋商的规矩都是“财七伙三”。三玉茶庄出产的砖茶，在草原上质量上乘，深受欢迎。大盛魁收购后，将三玉茶庄改名三玉川茶庄，在其出产的砖茶上都刻上一个“川”字。由于有了这个品牌，三玉川茶庄比原先的三玉茶庄利润翻了几倍。秦越“舍了利”，到头来还是为大盛魁“招了财”。“川”字砖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砖茶品牌，一直流传到今天，仍被内外蒙古甚至俄国远东的居民所青睐。为何单用一个“川”字？秦越解释说：“古人云‘海纳百川’。大盛魁是海，小号就是川，川越多，海就越阔”。从此，大盛魁在各行各业中选取优秀者，采用向购并企业员工让利的办法，建立了许多下属小号（即控股分公司）。
大盛魁“舍利招财”的商业文化理念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深刻冲突并没有到此结束。许多年后，当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个创业者都进入老年后，在“世袭传位”这个问题上再一次全面爆发出来。
许多年前，王相卿与孙家大小姐香玉相恋。可是不曾想，孙父却将香玉许配给归化大将军费扬古的儿子。满汉联姻是个禁区，费扬古为此专门上奏，康熙皇帝谕旨准奏。这一下，香玉成了皇上赐婚，可是这时她却怀上了王相卿的儿子，不得已之下，香玉只有假借焚楼自杀变成一个永远不能见人的“活死人”。
现在，王相卿和香玉瞒着所有人，早已把这个儿子王德厚放到了大盛魁，经过十年学徒出师，当上分庄掌柜。王相卿和孙香玉当然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子承父业”，接下大盛魁这个摊子。可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史大学和张杰发现了此事，认为王相卿瞒着他们，是要把大盛魁“姓了王”！一场在三家两代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此展开，闹的天昏地暗，以致于把科布多十二个旗的草原赊账生意也给闹黄了。王相卿派秦越前去科布多，要他设法挽救那十二个旗的草原赊账买卖。
秦越到了科布多，正赶上大灾之后，朝廷却派员来催收税银。当地官员正与朝廷税官吵得不可开交之时，秦越闯进去出了一招：大盛魁替科布多草原上的牧民代垫税银，就像赊账生意一样，将来牧民们再以牲畜归还。秦越“舍利”，再一次为大盛魁“招财”。他的这一招大受当地官员和朝廷税官两方的欢迎，于是要求今后都由大盛魁替草原牧民代垫税银，然后列入赊账生意账目，以羊马归还。此举不仅让大盛魁重新得到科布多十二个盟旗的生意，朝廷还委托大盛魁设立银炉，替户部把市面上收回的碎小银块和成色不一的银子，重新铸造成官制银锭，上面铸以“魁记”二字标识。从此，大盛魁拥有了“铸币权”，在草原上更是威名远扬。
而王相卿这边，为了谁接摊子的问题，已经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此时，又是秦越向王相卿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他说：大盛魁是大家的，这个基础不能变。为此，要定一个号规，谁接摊子，大掌柜提名，众掌柜公议。这样，才能保证大盛魁永远姓大。王相卿问他：怎样才能让三家人不闹了？秦越说：为什么就这三家打，其他人不打？因为这三家人功劳最大。这个事不能不认，三家人的长久利益不能不管，否则永无宁日。因此，要再立一个号规，给三家人立成永久身股。只要大盛魁在，三家人的子孙后代就能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如果他们再打，就是打自己子孙的好日子。
王相卿死后，将大掌柜的位置交给张杰。张杰临终前提名，经众掌柜公议通过，秦越接任了大掌柜。
秦越上任后，设立号规，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立了永久身股。五年后，促成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关，实现了王相卿与俄罗斯通商的夙愿。在位期间，秦越使大盛魁的贸易额增长了十倍。
对此，掌柜号伙们一致上书，要为秦越也立一个永久身股。秦越却坚决地拒绝了。他对大家说：按大盛魁的号规，学徒十年才能顶上身股，有所贡献才能当上掌柜，有大贡献才能成为分庄掌柜。大掌柜要从贡献最大的分庄掌柜里挑选提名，再经过掌柜们公议才能通过。这么层层选拔上来，每个大掌柜都能给咱大盛魁立下大功。岂不是以后每个大掌柜都要立永久身股？以后永久身股越来越多，还拿什么给后来干活的掌柜伙计分红？所以，不但我自己不能立永久身股，今后再也不能立永久身股。
秦越最后说：我知道这是舍了我自己就要到手的利，也断了大家心底的念想。可咱们要记住，我们大盛魁能有今天，秉承的就是这句至理名言：“舍利招财，一味就学吃亏是处世良方”。这些年，我思来想去，才悟出来，不但咱们大盛魁商号要“舍”字当头，咱们大盛魁的人也要“舍”字当头。大盛魁才能永远都是大家的，永远都姓大！
为了根绝大盛魁再立永久身股的可能，秦越将王、史、张三人的永久身股转为财股，同时立下号规：王、史、张三家财东只参与分红，后人不得入号，不得干预商号事务。大盛魁的经营，由大掌柜全权负责，重大事项由全体掌柜商议决定。因此，这三家财东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股东，用今天的名词说只是参与分红、不参与管理、没有投票权的“优先股”。此举最终保证了大盛魁作为掌柜号伙“大家的”商号，这种独一无二的商业体制，使得大盛魁发展成为拥有白银上亿两的中国最大的民营商号，并延续了二百六十多年。
值得一提的是，大盛魁到最后也没有破产，而是鉴于民国初年的混乱世道无法继续经营，主动歇业了。歇业后，大盛魁清偿了所有债务和应分红利，最后还剩下两大车白银，这就是历年留给“财神爷”的红利。
当然，“舍”字当头的“吃亏”商业文化并非大盛魁所独有。与大盛魁同时代的扬州郑板桥，曾给他的商人亲戚题写了“吃亏是福”横幅，并题记说：“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利于彼，外得人情之平，内得我心之安，继平且安”。湖南商人把这个横幅塑在古商城洪江的商行墙壁上，作为经商警语。当时的徽商也有一幅信联：“世事每逢谦处好，便宜多自吃亏来”。而许多晋商，则更是把“学吃亏”三个大字高挂在门匾上，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
过去的历史商业剧，重点突出了“诚信”二字。“商以诚为本，人无信不立”。“诚信”作为商业文化的最根本基础，东西方都是如此。因此，“诚信”二字并不能道清东西方商业文化的区别，也不能突出中华商业文化的核心特征。
那么，西方商业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其结果，必然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甚至用“打擦边球”的办法，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取得最大的直接效益。在资本市场化的今天，“股东利益最大化”已经演变成为“股票市值最大化”。在很多人心目中，企业要做成“百年老店”的道路，就只有运用一切手段去“做大做强”。所有这一切，都将指向一个字，那就是“贪”。那些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那些轰然倒下的百年大投行，不就是“贪”字当头，利用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骗取天下人钱财，最终害死自己的典范吗？“十分仍不满足”正是这种西方商业文化的生动写照。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些年来，许多中国的企业，甚至是主流大企业，盲目地接受西方商业文化，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最高目标，一味追求以资本金、营业额、利润为代表的“做大做强”，从而难免地忽视了客户、员工和社会的利益，到头来还是损害到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利益。最近几年，在伊犁、蒙牛等企业身上发生的问题，就是典型的反映。
因此，在今天的金融危机风暴中，在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时候，看看《大盛魁》所讲述的中华商业文化的故事，相信会对人们产生深刻的印象，引发广泛的思索。
中国文化的核心一个仁，一个侠，两者从本质上维持了帝国的平衡。
西方文明的根基在契约，那是维系他们所有行为的纽带。
人和上帝之间的契约，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契约，乃至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契约以及社会上各个组成部分以相关人之间的契约。几乎构成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全部。西方的商业精神，不过是其中规范和调整的一部分。不明白这些，是无法理清西方是如何走到今天独霸位置的。也不会明白，中华帝国是如何在老大帝国中衰落的。以及我们在今天，所谓追赶世界的脚步到底在追赶什么。
算不算技巧。
四个字，舍就是得。
不知道我们现在两万亿外汇算不算一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