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可口可乐入关记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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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可口可乐入关记

【前注:有人发短信说,可口可乐入关,李强是有责的。搜索相关资料,恰好改革开放30年有篇解密文

可口可乐中国历险记:卖汽水惊动政治局(1),可口可乐如何进入中国,还是颇值一记的。】

据此文看法,两位关键人物是佟志广和孙绍金。佟志广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三秘、二秘;1973年在驻美国联络处任商务秘书,时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孙绍金时任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后退休。

1976年,在佟志广担任驻美联络处商务秘书的时候,可口可乐的总裁马丁就上门来表示希望中国进口可口可乐,并向联络处赠饮。

他对我说:“是免费赠送的,美国人精明啊,那时候就瞄上了中国这个市场。”

不仅如此,

可口可乐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商务处官员到亚特兰大的总部参观。佟志广说:“公司管理得非常好,产品质量控制也是我们远远不及的。那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把水加上点甜味,竟然卖向了全世界,而且让人们把喝可乐变成了习惯。”

主动上门,可见可口可乐的视界;邀请参观,意在征服人心。

不过,

1976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佟志广告诉美方,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

1977年,马丁再次找上门来。一直等到1978年。“1978年,中国政治局势渐渐明朗。经过当时中粮总经理张建华和佟志广等人多方努力,可口可乐与中粮进入实质性接触。”

在谈判中担任翻译的董士馨回忆说:“当时我们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仅有李先念副总理手写的一张不大的纸条,意思大致是说可以进行此项工作。这张纸条就是中粮引进可口可乐的尚方宝剑。”

“当时张建华正在西苑宾馆开会,我们边谈边向他请示。”孙绍金提起这位已经去世的老领导非常激动,“张建华是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当年,他和佟志广一起在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一起去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参观。佟志广当时是商务秘书,张建华是商务参赞。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张建华功不可没。”

力主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的张建华,得到了当时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支持。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李强1981年担任国务院顾问,此时已快退了。(1905年出生,1978年73岁。)中粮有李先念的支持,李先念自1954年便是共和国管家之一,亦是李强的上司,李强反对的可能性并不大。70年代陈云坐镇,李先念给钱,外经贸部办事;是毛周架构起一个平台,方能给予李强相当独立权,譬如明代张居正之于戚继光。

中美建交,可口可乐得风气之先,可谓深机善为。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协议规定,美国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开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可口可乐撤离大陆30年后重返中国市场,成为港澳之外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企。

巧合的是,与此同时,在北京饭店同一层楼另一间会议室里,中美两国正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4天后,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当时,美国媒体怀疑可口可乐提前知道了中美高层外交动向。《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看不出卡特总统与此事有何联系”,但美国媒体还是把可口可乐重返中国这一商业事件,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这亦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关。要奥运了,遂严肃军纪;亦能解决很多百姓问题。要建交了,时间点敏感、隐然作为风向标的可口可乐,自然要给予通行证的,这其实是百姓们都晓得的“潜规则”了。只能说,可口可乐搭顺风车的本领很强,情报、人脉确实一流。

1949-1979,可口可乐隔绝了中国30年。1949年被拆下来的生产线运到北京,【据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北京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厂第一条生产线。】可口可乐自然想在上海鸳梦重温(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

张春桥、王洪文虽然不在了,上海类似的思想还不少,可见他们也不仅仅只是一个人。

受到上海强烈抵制。上海有些单位和个人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粮引进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据孙绍金回忆,上海市财政局的一个干部还给中央领导写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同意可口可乐落户北京,“装瓶厂最终落脚在北京五里店中粮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1981年4月正式投产”。“双方当时的合作方式是:可口可乐赠送一条瓶装线,每分钟装300瓶,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可口可乐的浓缩汁。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

以合同所言,1979-1981年,可乐都将以寄售的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中粮的利润可想而知,这件事对中粮是有好处的。党内反对意见并不少,

一位老同志先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粮对此作出解释。

中粮给予五条解释:

一、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成功。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之后,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

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们尚未掌握饮料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

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们仅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北京设厂也是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办理审批手续等。

可口可乐第二个工厂定在了广州。原定深圳,“由于广东省领导出面干预,厂址改为广州”。

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不料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要求“慎重”并且推迟签字。

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1983年,广州厂投产。

赠品,在那时亦是开风气之先。

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当时国人对这种有点咳嗽糖浆味的汽水还不习惯,但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购物赠物吸引了不少人,这是中国当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北京各大报做出激烈反弹。《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政治局常委陈云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圈阅了。外经贸部根据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内销。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里撤下来了。

中粮的五条理由,第一条是外国人需要;陈云下达的批示亦极有针对性: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

1983年,卫生部门也出马了。

有一个地方的卫生部门提出,“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他们的根据是,东北一个研究所给白鼠喂了可口可乐之后,白鼠十分兴奋。

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内部分为两派:鹰派主张打官司,到国际法庭去仲裁,这一派在公司内部一度占上风。鸽派主张用软办法,因为即便赢了官司,以后也很难在中国市场上立足。当时,美国的很多高官都是可口可乐的顾问。董事局最后决定,还是用软办法,劝说中国领导人给可口可乐放行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粮公司,请中粮帮忙,而这也符合中粮利益
中粮这个合作者果然极有手段,不辱使命。

中粮直接负责协调此事的是糖酒杂品处。先是杂品处处长陈光给《新观察》写文章反驳,但杂志拒绝发表。他又写报告到部里,部里表示爱莫能助。一位副处长刘昌玺提议,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他把想法告诉中粮主管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朱说:“你敢写我就敢签名。”信写好,两人共同签名。

刘昌玺说,当时外经贸部部长陈慕华的女儿恰好是杂品处的员工,于是他就托陈的女儿把信转交给陈慕华。

陈慕华收到信之后,利用在机场送总理赵紫阳出访的机会,口头向万里副总理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刘昌玺的信上退回中粮。

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文字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部拟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赵紫阳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万里同意,陈云不同意,外经贸部仍不敢动。国务院负责人是赵紫阳。赵紫阳同意后,(李先念、谷牧之前的态度都是同意的),最终,民主集中制,全体通过。

陈郢客:【原创】可口可乐入关记(解读)

30年记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重返中国(可口可乐记事专访,网易财经将可口可乐列入“中国制造”,真是“有胆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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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艰难

改革之艰难 决策之不易

利益群体(非贬义)总会千方百计寻找渠道各尽其能 不怕寻求利益只怕没有办法表达诉求 无法诉求之后有默默忍受的有被各怀鬼胎之团体利用的 在一些利益群体日益掌握话语权的当下 如何为弱视利益群体拓展表达言说之空间

家园 【原创】可口可乐入关记(解读)

值得还原的是,起初国人未必喜欢这种“有点咳嗽糖浆味的汽水”。(见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第一次促销活动)时至今日,两岁小孩子喊着要喝可口可乐,恐怕已难以想象可口可乐尚未“家喻户晓”时的情景。

佟志广曾担心:

“可口可乐有股药味,为什么还有人喜欢?”对方答曰:“实话告诉你,你说的那股药味就是中国的味道。可乐里面有中国的桂油!你说的近似止咳糖浆的味道,是桂油的味道。没有桂油,可口可乐就不是这个味道了。”后来佟志广查资料才发现,可口可乐公司确实一直在从中国购买桂油。即使在两国关系冰冻时期,可口可乐仍想方设法从中国获得桂油。

(见1979:可口可乐离开30年后重返中国

还需要还原的是:1979年,可口可乐在友谊商店卖大约4毛钱一瓶。友谊商店曾经对一代中国人富有特别魅力,那里是外国货,那里是奢侈品。“从1979年起,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这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有些中国人还是能买到,【据报纸记载,家住西城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外交官,他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了可口可乐和进口糖果招待来家做客的朋友,结果这些“新鲜零食”让客人的眼睛都直了,羡慕不已。】这里的“可口可乐”更近似于一种有权有钱有本事的象征,并不是一瓶普通的可乐。

这便是当年的写照: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可口可乐,刚上口恐怕还不习惯;对于少数人而言,可口可乐和它所代表的外国货,非常好。这便是先……的一批人。对于可口可乐而言,中国意味着一个广阔无限的巨大市场,巨大的空白等待填空;而先……的一批人,也恰是有利于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一批人,他们引领了潮流。

30年前之变,亦是自然之变。毛时代压抑或教育精英“俯首甘为孺子牛”,独立自主,不屈服“美帝及其走狗”;受益于1972年中美和谈的一代精英,压制因素已逝,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真我张扬表达。我们走过的道路,自然也打下了这些人的烙印,他们当时的震惊与兴奋,“以美帝为敌”的思想自也被“以美国为师”的思想取代,跃然史上。我们太差,美国太好——这是压在一代人心中沉甸甸的话。反省和反思自然也就围绕这项可怕认知展开,若不是那耽误的岁月……这种心理亦是开放之初一代人的情绪。

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开放”,虽然口岸和1840年的通商口岸颇为相近,但是这是中国在长期“被锁国”之后以自己的力量争取到的“开放”。不过,在这个起点,也恰是民用轻工对比最鲜明、心理落差最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95页)曾列出了50年代李富春计划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为:88.8%VS11.2%(将近8:1),毛泽东看了看,觉得人民太苦,改动为7:1。在这样的高积累下,我们搭出来一个不精美但初备的工业体系,代价是从上而下勒紧裤腰带的清苦。国家建设绝非一蹴而就,梦想鲤鱼跃龙门,那真是想当然了。低估前30年代的建设成就,实是不知家底的缘故。从大多数人的角度而言,轻工业可见,重工业不可见。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轻工业,亦是试图填补国内国外的心理落差,给人民“可见”的好处。当然,80年代马放南山,军队经商,青藏铁路停工等等,亦是硬币的另一面。国家投资顾着这头顾不着那头,群众也不想受苦受累积累了,人心思动,这亦是当日客观情状。

还原出当日场景,我们大约才能做出相对公允客观的判断。

就可口可乐入关一事,中粮的关键人,据我理解,应为张建华和佟志广。孙绍金在中粮的决定权有限。同理,当日中粮有尚方宝剑在手,李强的决策权亦是有限的。他亦快退了,不反对,是人之常情;反对,那真是逆天胆识了。戚继光难得,可是能给戚继光搭有为平台的张居正更是了不起,张居正心知自己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最终身死家亡,这份代价有多少政治家愿意偿付?后来毛公亦有胆识定力付此代价,不还是毁誉交加。

可口可乐在张、佟在驻美联络处的时候就知道“春风化雨”熏陶对可乐的好感了,商业敏锐,真是一流。麦当劳似乎当日也颇有志于中国,到底被可口可乐占了先。可口可乐在美国的人脉、情报应胜于汉堡大叔,这点不可不察;中国做决策,必然亦会考虑在内。

在中美建交的时机中,可口可乐叩开国门。以中国的政治经验来讲,树立一个“开放”样本,有如商鞅赏金,燕昭搭铜雀台,亦是可行之策。这绝不能说错。因建交而通过,窃以为这亦算合乎情理。

通过之后,“限制”之策,党内不是没有。人家力拓在难时和我们签了单,拖中生变,亦是自然的一招。“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这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由此可见,为提高羊的竞争力引入狼,亦符合规律;但亦要限制狼,莫变成狼吃羊的屠场即可。

中粮提出的5条理由,简要说:外国人需要;我们中粮也赚钱;我们要以市场换取灌装技术;可口可乐占市场份额不超过5%,何需担心?

可是,只能在涉外场所售卖的限制渐渐也走样了。“北京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旅游饭店,收取外汇。1982年年初,征得商业部同意,将供应旅游饭店后的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系统在北京投放市场内销。”

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成功,一路畅通,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中国有利益同盟。中粮是极有实力的一个,甚至能代为公关到高层,毕竟,这件事中粮是获益的,足矣。限售令无疾而终,也因为内销是有相当部门获益的。

上海起初很有气节或曰“意识形态警惕性”,拒绝了。北京上马。到了第二个厂,深圳和广州甚至有争夺之相。招商引资,地方GDP,直接关系到当地利益和官员升迁,谁能定力抗拒?谁有勇气限制?此时,潮流汹涌,已不可阻。第三家厂,终于开在了上海。

这时,北京内参所讲的“我国外汇不多,这不是浪费外汇嘛”,对于地方、部门的决策人而言,真是浪费口水。我得为与我相关的事情负责不是?你说的这些,于我无半点好处却颇多限制,谁真能听进去?

就经济发展而言,地方和部门是天然有“引资冲动”、“投资冲动”的,毕竟,这是有好处的事。在地方出于利益视界不够警惕或曰乏大局观的时候,唯有中央矫正了。即使中央全力矫正,某些地方说不定还会阳奉阴违,这也是常识了。说是听不进的,劝是劝不动的,唯有命令有效。陈云的一纸批示,外经贸部唯有服从。

可惜,80年代的主要决策者,如赵君等,确是缺乏警惕意识的。赵君当日以“改革派”自居,陈掌柜这样的,在他眼中是逆流而动的守旧派。他对公有制存悲观态度,认为唯有砸掉,中外合资或者股份制;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唯有踏入美国引领的“民主”轨道,中国才有希望;在无产阶级获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荒谬的事情,一国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更不用提,我们必须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是主张联邦或曰邦联制的,对于大一统的传统及其原因显无理解,更乏认同。(他是直到1994年才意识到,周分封,亦有种种害处的。一叹)

我们当日的体改委,是有索罗斯基金渗入的;80年代的激进经济改革,亦有弗里德曼的影子。(见弗里德曼致赵紫阳的信弗里德曼真是卖拐的行家:嗯,并轨自由市场好得很,70年前的苏联,40年前的中国都走错了路;你看看人家印度这个模板;走这条路一定要心诚,切记半途而废,否则像南斯拉夫那样,是没用的……零成本厚利于美国,连道德上的成本人家都规避了,牛吧?)

陈云“不许内销”的批示在可口可乐连续建厂之后,亦显得势单。地方有利益捆绑,中央无防范之心,精神被人家俘虏,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门户敞开,毫无限制。

中粮当日的5条理由也强调了会控制设厂数量及市场份额。说实话,市场换技术这条原则对于渴望挣钱的地方及部门——哪能顾得过来?不超过5%,无忧,那么达到10%、20%可有预警或监控系统?

——没有。

今天,可口可乐在中国第39家装瓶厂奠基 投资1.32亿(2009年6月),这也是中粮可口可乐控股管理的第十一家装瓶厂。据2002年《人民日报》消息,可口可乐在中国饮料市场占有率逾50% 。据2004年资讯,回归中国25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生产记录突破1000亿瓶,中粮集团、嘉里集团及太古集团是它的三个合作伙伴。2006年,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的产品销量突破10亿箱。2008年奥运期间,可口可乐产品在奥运场馆内销售量达到2400万~2500万瓶。据康师傅某经理判断,中国饮料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500个亿。(资料

佟志广后来担任过外经贸部副部长、WTO谈判首席代表。他在中国要学会在深海中游泳中说,“中央对入世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可以下一个总体结论是“利多弊少”,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中国市场完全开放了。外资进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非常快。这方面,我们应该加强立法工作,利用国际多边贸易规则来保护自己。打消外国投资者顾虑,扩大吸引外资。比如《反垄断法》,这部法大家都在等。过去,我们对垄断可能会不太注意。现在,如果我们还不注意外国资本在中国形成垄断的问题的话,这对国家经济安全会不利。我感觉,我们的立法进程要加快、要细化。”

3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仍在为“地方或部门的利益冲动”、“思想文化的心骨不振”付出种种代价,外国力量亦容易趁虚而入,各个击破。还原现场,便是不希望轻易诿过于人却少有长进。我们今天如何应对解决,才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重点。

2009年,王海起诉可口可乐中国厂家未标注少儿不宜

王海在仔细查看可口可乐罐体发现,罐体上标注了配料中含有致瘾物质咖啡因,但是没有标注咖啡因的具体含量。“众所周知,咖啡因是致瘾物质,特别容易让小孩对可乐产生依赖,过量饮用则可能成瘾,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某种意义上说,这亦是新瓶装旧酒了。

另一件让可口可乐公司极为不安的是“咖啡因风波”。

没过多久,有地方卫生部门以“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为由,不允许可口可乐在市场上销售,根据是东北某研究所给白鼠喂可口可乐后,白鼠出现兴奋现象。中粮方面提出,茶是中国传统饮料,可是茶叶所含咖啡因要超过可口可乐好几倍。咖啡中咖啡因含量则超过可口可乐几十倍,但世界其他国家并未因此禁止喝咖啡。对方说,茶叶、咖啡所含咖啡因是天然咖啡因,非人工添加。中粮提出,可口可乐的主要原料是一种叫coca-cola的植物,其本身含有咖啡因,并非人工添加。

兜兜转转30年,历史好生眼熟,令人感慨万千。

注:

只探讨结构性的问题。至于外资如何打通官员或其家人从而获取暴利的案例或揣测,不在本文探讨之列。还请看官留情和谐。

附注:

中国市场已入囊中,只有印度,至今还是可口可乐难啃的骨头。

参见可口可乐:印度难题无解

可口可乐会被赶出印度市场吗

专题:印度人叫板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在印度被检出含杀虫剂

2009年起新西兰中小学禁售可乐

继在法国、美国等国的中小学校禁售可乐后,新西兰政府昨天也宣布,政府已经与全球两大可乐巨头可口可乐及百事可乐在新西兰的公司达成协议,自2009年起,两大可乐公司的含糖可乐将不会出现在中小学的自动贩卖机中

根据协议,含糖碳酸饮料将在未来3年内陆续消失在新西兰的各大中小学校园。但饮料公司其他的饮料,如低糖可乐、果汁等仍然被允许在校园出售,此外,含糖的碳酸饮料也将被允许带入校园。可口可乐新西兰分公司负责人乔治·亚当斯称,这次行动将使公司损失数千万美元。

通宝推:海水,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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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可口可乐的重点是在政治,而非经济,所以不能责备李强,况且

以30年后的认识来评判当时的人,不够公平。即使李强有外贸背景,他的认识水平也未必能想到30年后要走反垄断这一步。

另一个关键之处是中国经济,这个变量的变化超出了当时的人(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的想象。谁能想到30年后中国的经济和市场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像让我们为30年后的中国经济定规则,可谁能准确预见到30年后啥样。所以,如果说谁要为可口可乐的垄断负责,那应该是这30年进程里方方面面促成这件事的人,上至高官,下至百姓,而不是只说李强。

家园 真可谓无独有偶

路人:做学生的总要付出一定的学费

谢谢你说出了我的心声.

家园 当年的老百姓真是苦了

那种苦是今天想象不到的,现在回想还想哭

家园 这么一冷门的事情,这么短的时间,陈mm大文就出来了,pf
家园 不知道可口可乐入关有什么问题啊?

可口可乐不是关系国民经济的战略行业,而且中国当时也需要这种商品,那么为什么不能引进呢?

一个大国应当抱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家园 zanzanzan

家园 “1948年被拆下来的生产线运到北京”?

上海解放是1949月5月。

1948-1978,可口可乐隔绝了中国30年。1948年被拆下来的生产线运到北京,【据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北京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厂第一条生产线。】可口可乐自然想在上海鸳梦重温(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叫正广和汽水厂)。

家园 纠正了。多谢。是有两种说法,我只想保存原样。不好。
家园 外企那时候就知道“伙伴”的重要性了
家园 我也觉得当初引进也没啥不对的。

我也觉得当初引进也没啥不对的。

当然,当年这个事件还是有巨大的时代意义的,也因此让可口可乐占据先机。

但是即使推迟到90年代进来,恐怕也没多少差别。

我朝也有过很多著名的饮料牌子,与其说是被外国可乐搞到,不如说自己出了一堆毛病。忙总的帖子还挂在那边呢。。。营销领域是个大学问呀

家园 岂止那时候

英国人进来之前就学会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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