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 陈郢客

天涯有个有趣的板块叫“股市论坛”，被顶上来的帖子往往是若干天前被不屑被讽刺被大骂过的帖子，然后楼主在今天被尊为“神仙”；当然，过几天，可能广大群众再次如梦初醒状，将之彻底打倒。神仙的速成和速朽，煞是一幕好看的人间悲喜剧。

至于李嘉诚、巴菲特，那自然是人人称羡的“神仙”了。而生意人做到极致，游刃有余，自会瞩目政治，最暴利的事业当然是政治，有眼光有胆识的生意人吕不韦借此终于将自己变为史册上一个深刻的名字。

梁漱溟先生肯说关于自己的老实话，自然是大家，我也自然看重他说的关于别人的话。

梁漱溟在1937年见识了44岁的毛泽东：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去延安的时候，梁漱溟是很悲观的，不过怀着死马也好歹看一眼的绝望，【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

毛泽东让他大吃一惊。【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艾：是。）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他。】

1937年毛说“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并不能排除说high了的可能，毕竟做事后诸葛亮，很帅很容易。可是，这居然果然竟然……不是马后炮。我在韶山看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证据——

毛泽东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次年，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这封书信写于1916年，时年23岁。

这封书信也不是人品爆发，妙手偶得的孤证。1917年，他24岁时，给敬重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另一封信，《贯通大本大源》。

这个24岁的青年有着青年人彼时共有的苦闷，“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也像司马迁一样，看重游历之于书本的补遗。“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

特别之处在于，这位24岁的青年，对于“术”、“道”已有精确的辨析，对于“盲从之志”与“真志”亦有坚定的立场判断，正本清源，一心求索“大本大源”：【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他完全懂得了儒家的致用精髓：诚心正意，始可以格物致知，改变社会。“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中国哲学，儒家也罢，道家也罢，对于“聪明灵秀”并不怎么看重（“隳聪明”），看重“守拙”，这其实是中国文化深纯至处。一个聪明人愿不愿意放弃取巧而走一条漫长建功的路，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和作为。而一个“守”字，非沉勇者不可为，没有信念，是坚持不下去的。

佛家有小乘和大乘之分，小乘，是为自利修身，大乘，是为普渡众生，这和儒家的“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及天下”内在相通，三教合一，即境界深处，殊途同归。孔子那里尚有“士”、“民”之分，李贽倡言士大夫们的良心未必比贩夫走卒可敬，有人欲杀，就精髓而言，确为儒教继力加油。

近代中国以来，如何对待“愚民”——那些落后于你的人，是评判每一个精英沉甸甸的试金石。“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24岁的毛泽东臧否当世豪杰袁、孙、康，唯“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而细观“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他已确立了自己的志业，并一以贯之，求索一生，知行合一；这封书信是理解他一生作为的key。

性格青年指点江山，在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历史最终证明了他臧否当世三杰的资格，这才值得探究。这封信点出了他和其他大话青年的区别，也点出了为何他的道路成功有望。“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民国海龟们对毛不够洋派西化多有指摘不屑，岂不知，成就毛也最终成就中国的，精神自立的拿来主义，当列首功。若是精神匍匐，人云亦云，彼时中国，只会有若干精通N国外语的人才，至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清流谈笑间，虚幻泡沫耳。

信末说明毛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立足现实的实践主义者。【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24岁的毛能做到：以国家为重，不以个人为重；以做事为重，不以文凭为重；以目标为重，不被清高自缚。做事便需财力，羞言阿堵物难以成事，心忧而能耐苦，亦是毛“卓异”处，鲁迅说过中国最需要身兼“学者的良心”、“市侩的手段”的人，而毛，恰是这样的人。

几十年后，知识分子有勇者说：小知识分子怎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很多知识分子内心的话。殊不知余英时曾考证过，清中叶已降，科举制已不能尽招天下豪杰，有人务商，有人布衣幕僚，有人学兵有人勘探，三千年巨变来临，个人如何择身，毛绝不是独行者。状元张謇做实业，一手营建南通；史量才弃科举养蚕起家，又为“国有国格”而办《申报》……以事功定夺还是以学历等级定夺，国家利益和知识分子阶层利益之间如何取舍，也是影响国史书写的重大问题。

理解一个现代史人物最好的途径有二：

1）将他置放到我们当代，看看在当下他到底“牛”到什么级别，可有人及；比较下相似的年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2）将他置于同代人中，当一个真人对待，而不是视为一个名目、象征、牌位，我欲下笔千言便千言，反正死人无从置喙。

邓公是勇于做事的人，果决干脆堪称一大长处；同时不爱读书。师兄郑超麟在《郑超麟回忆录》里写得清楚明白，他是邓公法国勤工时代的见证人。

同样，我们也不妨看看湖南一师同学心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24岁写出的书信，我近年才略窥门户。读书渐多，好些少时敬畏不已的人物现在已吓不到我了，毛泽东却是越读越生出一种惭愧敬服的情绪，始对颜渊赞孔子的话有所感触（小时候只觉得颜回还挺肉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挫折感的惭愧中，又不禁替中国生出庆幸，幸好——天佑中华。

如果一个股市论坛上的“神仙”帮我们赚了万把块，我们会感恩不已；那么将整个中华带出最狭窄最黑暗隧道的这个人，我们怎能以己度人，狂言呼喝，以为痛快？

这也是一幕耐人寻味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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