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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早公开预见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著名的战役之一，六十多年来，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和专家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地位作出了种种评价。本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主要军政人物中，是毛泽东最早地、公开地、预见地作出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评价。

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价，在苏联，最早作出公开评价的是斯大林。1943年11月6日，斯大林在庆祝十月革命26周年的报告中指出卫国战争进程中根本转折是由一年中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所构成，而斯大林格勒战役则是这个转折的起点。他在报告中说：“斯大林格勒是德国法西斯军队覆灭的起点。大家知道，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大激战以后，已经不能恢复自己的元气了。”（《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0页）他还说：“如果说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末，库尔斯克附近的会战，就使得它已经处在覆灭的边缘。”（《斯大林文选》，第361页）斯大林作出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卫国战争进程中根本转折的起点的评价。

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不久，作出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评价的。1943年2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给苏联政府首脑，也对苏军在斯大林格勒近郊的辉煌胜利表示祝贺，……不久，罗斯福给苏联政府寄来一份表彰斯大林格勒市荣誉状，他称斯大林格勒会战是‘同盟国反侵略战争中的转折点’。”（泽姆斯科夫：《欧洲第二战场外交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而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丘吉尔在1942年12月3日提出的英国国防大臣备忘录中却这样说：“目前正在斯大林格勒和俄国前线中央部分进行中的几场大战，胜负尚未见分晓。俄方的攻势很可能对德国的实力产生深刻的影响。倘若目前在斯大林格勒阵前被围的德国第六集团军被歼灭的话，俄军的南方攻势可能攻抵它的目的地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克。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北高加索的已经遭受俄军猛攻的三个德国集团军的地位就不但岌岌可危，而且甚至可能全军覆灭，这样一来，其后果也是无法估计的。”（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37至638页）这表明丘吉尔在那时还未能作出苏军将要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判断，而且对苏军取胜的后果也无法估计。只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才说：“1943年春季标志着东线战事的转折点。”（《命运的关键》，第718页）

毛泽东则早在1942年10月12日，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社论中，就公开地预见地作出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价。毛泽东明确指出：“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整个世界战争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844页）他指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841页）他还指出：“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毛泽东选集》，第844页）

综上所述，毛泽东和罗斯福肯定地作出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评价，斯大林和丘吉尔则认为只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斯大林还认为转折是一个过程，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如果考虑到苏德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战场，那么最主要战场的转折点也应该是整个战场的转折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作出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评价。但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评价都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作出的，而毛泽东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防御阶段就公开发表文章指出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所以，是毛泽东最早地、公开地、预见地作出了转折点的评价。

我们要注意到，毛泽东不仅是第一个公开预见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而且是在斯大林格勒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在德国法西斯军队还很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的时候作出这个判断的。10月14日，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后第三天，斯大林格勒到了最艰难危急的生死存亡关头。当时防守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第62集团军司令员是崔可夫中将，后来崔可夫在他的《崔可夫战争回忆录》的第七章中，记述了1942年10月14日至10月24日的战事。第七章的标题是“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崔可夫认为10月14日至10月24日是最艰苦的日子，他把10月14日至16日看作是战争中的生死存亡关头，他认为10月14日将作为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最为血腥、最为残酷的一天而被载入史册。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也认为：“最危急的关头就在10月14日，……因为当时守军背后紧靠伏尔加河，简直没有余地可以使用‘减震’战术。他们再也不能让出地盘来争取时间。”（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60页）而在10月15日，德军确实在一个狭小的地段攻至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地域伏尔加河。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却明确地作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的英明预见。而到了11月底，苏军已经牢牢地包围了德军，并压缩包围圈，将敌占区压缩小一半以上，但这时的丘吉尔在12月3日提出的国防大臣备忘录中，还不能作出苏军将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判断和对苏军取胜的后果也无法估计。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毛泽东明确地公开预见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而苏军胜券在握时，丘吉尔却还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负和后果无法估计。两相对比，我们不能不更加钦佩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战略家把握未来的坚定宏大的气魄和非凡的洞察力。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准确地预见了苏军反攻的时间和地点。毛泽东指出：“在苏德战线，距冬季不到一个月了，他须赶快转入防御。整个顿河的以西以南是他的最危险的地带，红军将在这一带转入反攻。”（《毛泽东选集》，第843页）实际上，苏军的反攻时间是11月19日，距毛泽东文章发表的时间是一个月零七天，与毛泽东的判断颇为一致。要知道，毛泽东对苏军反攻时间作出预见时，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计划刚被批准不久，还只限于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三人知道，其细节和时间还对各方面军司令员保密。为了保密，甚至在反攻的第一阶段起主要作用的西南方面军到10月25日才正式成立。由于严格的保密，致使德国情报机关在11月初还作出了“红军将在斯摩棱斯克战线的中段进行决定性的战役，规模稍小的战役则在顿河上进行；红军尚不具备足够数量的兵力来发动广泛的进攻；红军在伏尔加河上的行动将追求有限的目标：压迫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德军。”（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页）“只是到了11月12日，德国情报机关才作出结论，‘预料不久将会有对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进攻战役’，但它还判断不出我军将投入多大兵力。”（《毕生的事业》上册，第281页）作为直接对手的德国情报机关在被反攻前的几天才能作出判断，而毛泽东却在反攻前一个多月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比德国人整整提前了一个月。

最为精彩的是毛泽东准确地预见了苏军将在顿河以西以南进行反攻。关于苏军对反攻地点的选择和德军对反攻地点的判断，让我们先来看看苏联元帅朱可夫关于1942年9月13日的一段回忆录。朱可夫元帅写道：

“最高统帅走到我们的地图跟前说：

“‘你们带的这是什么东西？’

“Α?Μ?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这是斯大林格勒地域反攻计划的

初步草案。’

“‘谢拉菲莫维奇地域的这个军队集团是怎么回事？’

“‘这是新的方面军。需要建立这个方面军，以便对斯大林格勒地

域的敌人集团的战役后方实施猛烈的突击。’

“‘现在有足够力量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吗？’

“我汇报说，根据我们的计算，过45天后，战役可得到必要的兵

力和兵器保障，而且能够充分准备完毕。

“斯大林问道：‘只限于沿顿河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突击，是不是

更好？’

“我说，那样德寇能够迅速将其装甲坦克师由斯大林格勒附近转过

来，抗击我军的突击。我军在顿河以西实施突击，就使敌人由于河流障

碍而不能迅速机动，并以其预备队抗击我军。

“‘突击集团调动的距离不过远吗？’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战役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突破防御，

合围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并建立牢固的对外正面，以隔绝该集团与外部

敌人的联系；2.歼灭被围敌人并制止敌人解围的企图。”（朱可夫：《回忆

与思考》下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12页至513页）

从朱可夫元帅这段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计划苏军反攻的地点和方向时，朱可夫与斯大林是有不同的设想的。看来，斯大林最初是想只沿顿河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突击，朱可夫则计划在顿河以西实施突击，“使敌人由于河流障碍而不能迅速机动，并以其预备队抗击我军。”本人认为，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术问题上，朱可夫显然要比斯大林高明，苏军的反攻进程和所取得的胜利则证明了朱可夫“在顿河以西实施突击”的决定是正确的、高明的。时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库特?蔡茨勒上将也认为在顿河以西进攻是最好的选择。蔡茨勒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看来，俄国最高司令部的想法和德国总参谋部的想法一样。他们决定进攻Β集团军群的左翼，以此作为先导开始他们的冬季攻势。这一战役如果成功，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我们仍然无法确实知道在漫长的侧翼防线上，他们究竟选定何处作为进攻点，……从纯粹战术观点来看，进攻侧翼最西点是最好的选择。”（《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维尔纳?克赖佩空军上将等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在回忆录中蔡茨勒认为在顿河以西进行反攻是最好的选择，但这只能是蔡茨勒在事后的说法，事实上德国总参谋部当时未能对苏军的反攻地点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战后，原法西斯德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约德尔承认，他们未能发现苏军在保卢斯集团军左翼的集结。‘我们对俄军在这个地区的兵力毫无所知，原先这里什么也没有，可是突然遭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强大兵力的突击。’”（《回忆与思考》下册，第527页）在计划苏军反攻的地点和方向时，斯大林未能作出最佳的选择；德国人则是事后承认苏联人在顿河以西进行反攻是最好的选择，而在当时却未能作出正确的预见。而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延安窑洞里，毛泽东与朱可夫不谋而合，作出了在顿河以西进行反攻的相同的见解，这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地表明，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位高明的战术家。

总而言之，是毛泽东第一个公开预见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并准确预见了苏军的反攻时间和反攻地点。但是，对于毛泽东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价，特别是这个评价是最早的、公开的、预见的，以及准确地判断苏军反攻的时间和地点等等，好像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

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