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雕栏玉砌应犹在：天津五大道民国旧居的风情与回忆（1/4 -- 顾剑
是李家的后代。不知跟村长说的是一个人吗？
我跟他很熟，今年我回南开还见了面聊了聊。他是我们理论物理教研室的老师。80年代的海归，英语非常棒。他妹妹是新华中学的老师，是我数个同学的班主任。
他们家好像跟弘一法师有亲戚。
其实是那个中学老师。
为什么这片地方的西式建筑，会出现这样独特的风貌呢？我觉得，根源在历史。天津和上海一样，晚清之前，都不是大都邑，近代的崛起，得益于“对外开放”，成为“十里洋场”。上海，有道是“上海滩”；天津呢？ 老话叫“天津卫”。“津”者，渡口也，天子渡河的地方，据说是明代燕王朱棣靖难之变，起兵南下渡河而来的典故。这个“卫”字呢，明代“卫所”，驻军的地方，就象英文里面“fort"，跟“威海卫”“金山卫”的卫字，来历相同。
驻军的地方么，军人居多，“九河下梢”地居要冲，但本不是什么大城。大家听过天津方言的，都知道天津话跟北京话，河北话的腔调，相去甚远。天津话，倒是跟安徽话在很多发言吐字方面很象。据说，那是因为近代，李鸿章手下大批淮军驻扎天津，所以天津话受安徽话影响不小。
清季以降，一个天津，一个上海，一个广州，得益那个时代的“对外开放”甚多，太后老佛爷脚下的北京城，怎么能随便开放呢？天津因为离京城近，又靠近海港，海陆运输都方便，就开放给了洋人，让除开使团以外的洋人，都住到天津去。20世纪前期那段时间，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又有九国租界，很多名人寄居于此，尤其是那些政坛失意的名公巨卿，晚清的遗老遗少，往往都在离开京城不远的天津租界，盖栋住宅当寓公。这里进可以就近观望京城政局，以图东山再起，退可以托庇于洋人租界的治外法权，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当时天津的经济中心地位，也聚集了很多民族资本家，和文化名人定居于此。这些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他们所建的楼院，往往在设计上从心所欲，有很多西洋建筑风格，但又不拘泥于纯正的建筑风格，而是实行“拿来主义”，自出新裁。从正统建筑艺术角度来看，很多都可算是不伦不类，可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五大道独特的建筑风貌。
说到下野政客，在天津被政敌刺杀的，这是河北路（威灵顿路）334号马场道口的民国总理张绍增旧宅。
它跟天津外语学院遥遥相对，和我家也就一个路口。当年这里是第五中药厂，现在是贵宾楼饭庄。我记得小时候这里有围墙，还有一个特别高的大铁门，门口是4路公共汽车站。铁门平时紧闭，除了上下班时间进出的工人，和扑鼻的药香之外，里面什么也看不到。现在围墙全拆了，隔着花园和喷泉，从街上就能看见这栋砖木结构二层小楼，我想，这楼大概可以算是巴罗克风格吧。
张绍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北洋系里的将军，当过几任陆军总长，1922年黎元洪总统时当了半年内阁总理，曹锟时代张下野后寓居天津英租界。他在这儿当了六年寓公，可从来也没闲着，1927年北伐军兴，张绍曾积极联络政坛人物，准备响应北伐，被北洋政府的张作霖所忌，1928年张作霖派人刺杀张绍曾，那是当年天津英租界轰动一时的大案。
说完了下野政客，咱们再说遗老遗少。溥仪搬出故宫之后，潜逃东北当满洲国傀儡皇帝之前，在天津住过的张园和静园，在日租界的海光寺鞍山道，不在五大道这一片。这是重庆道（以前剑桥道）55号的庆王府，1922年太监小德张盖的宅子（小德张真名叫张祥斋），1923年小德张把它卖给了第四代庆亲王载振。我初中时候去上学，有时候走重庆路，会路过它。现在是天津市政府的外事办公室。
这栋房子门厅很大，从门口拍照拍不全，不过天津外事办有时候会开放给游人参观内部。主入口进去以后，里面又有一个四围的空间，是中空到顶、面积350平方米的长方形大厅，大罩棚式厅顶。一、二层房间沿大厅周围环绕设置，二楼大厅四周设有列柱式回廊。楼房为砖木桔构，局部三层，平屋顶，带地下室。整栋楼据说是小德张亲自设计的，只有局部三层的八间房，是载振加盖上去，专做祭祀和供奉先祖的影堂。楼东是花园，建有传统的六角凉亭。我觉得整体风格算是中西合璧。
也并非所有的洋楼主人都是中国人，毕竟是英租界，也有少数外国人的房子。
这栋房子在重庆道庆王府的斜对过，主人叫Eric Liddell, 中文名李爱锐，是个了不起的英国友人。他1902年生于天津，1924年第8届巴黎奥运会上，打破四百米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火之战车》Chariots of Fire里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他。获得奥运金牌以后，Liddell回到中国，在天津做了二十年中学教师，（他教书的学校叫做新学中学，现在是十七中）。1943年作为敌侨，被抓进日军集中营，1945年病死于潍坊的日军集中营。
在睦南道东端，颇有几栋真正的豪宅，现在都是政府机关所在地。这是孙殿英的宅子，现在是长芦盐务局办公楼。为什么孙殿英那么有钱，盖这么大的房子？这是1930年建的，1928年，孙殿英刚刚炸开了太后老佛爷和乾隆爷的坟。盗墓贼，有钱呗。
孙殿英原先在张宗昌的直鲁军里当师长和军长，北伐时倒戈投蒋，1928年驻守蓟县时盗掘清东陵，1930年中原大战，他站在冯阎一边，失败后被老蒋改编。后来冯玉祥吉鸿昌搞抗日同盟军，孙殿英的队伍，正好和同盟军的地盘毗邻。蒋不放心，下调令让他率所部去青海，可青海是马家的地盘啊，所以老蒋这是个坐山观虎斗的妙计。孙殿英在向青海进军途中，被马家军击溃，再被阎锡山出兵断了退路，于是下野隐居到太原，后来投靠北平的宋哲元。抗战军兴，1938年孙殿英在河北敌后招兵，成立新五军，1943年被日寇围困，投敌当了汉奸。战后仍然带兵。1947年在河南汤阴被解放军俘虏，年底病死。这栋豪宅建于1930年，整体上，大致算巴罗克风格吧，我觉得墙上的装饰柱有点意思：科林斯式柱头，柱身是绞股绳式的。
孙殿英旧宅隔壁，是民国总理，外交家颜惠庆的旧居。后来，还作过伪满洲国领事馆。
颜惠庆是清光绪年间的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那时候的中国留学生，还留辫子吧？颜学成回国后，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任二等参赞，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国际法和外交。辛亥革命以后，颜惠庆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次长，总长，几次兼任或代理国务总理。1926年辞职退居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出任中国驻国联代表，争取国际舆论，向日本施加压力，做了大量外交努力。但弱国无外交，又兼当时国联的地位本就软弱，虽然中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又于事何补呢？1950年颜惠庆病逝于上海。这栋房子，抗战时期被占用作伪满洲国驻天津的领事馆。
在孙殿英旧居的斜对过，睦南道香港路口，是座真正的深宅大院，张作霖送给三姨太许氏的宅子，院子很大，楼房是大坡顶，我觉得这个算是少见的，比较典型的风格建筑，象是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新哥特-维多利亚式乡村别墅的式样。
这三栋楼，孙殿英的，颜惠庆的，和许氏旧宅，坐落在我初中时期步行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天天要经过四遍。我记得许氏旧宅，中学时候好像是共青团天津市委和市学联。
我们再回头来说五大道的建筑风格。因为这些宅子的主人，多数不是洋人，而是政商两界的大佬，下野军阀，遗老遗少，他们所盖的住宅，肯定要强调私密性，所以当年基本都采用不透风的院墙，或者茂密的绿树和爬藤植物，隔开路上行人的视线，起码不让街上行人看出宅子有多豪华。那个时代不太平哦，有钱人家更不能炫富，盖的房子也要低调。这也是五大道洋楼建筑的一个显著特色。
就象这栋楼，是我们南开大学的两位创办人之一，严修严范孙先生的旧宅，确切地说，只是住宅外墙。
严修当过清朝学部侍郎。张伯苓先生，曾是他家的西席。后来严范孙和张伯苓两位，合作创办南开系列学校。严修当年特别赏识周恩来，大力资助周恩来留日留法。我见过未经证实的说法，讲严修曾有意把女儿许配给周恩来，算是野史吧。周恩来去欧洲时，带了大笔严修给他的钱，倒是事实。到达欧洲以后，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地在严家账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本人以支票携走以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可能是指工会，labor union），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
扯远了。再回头继续讲住宅的私密性。这是另一处私密性设计的经典，长沙道（加的夫道）和重庆道（伦敦道）交口的民园大楼，就在关麟征旧宅对面，由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1937年建成。
这是栋当年的高级公寓楼，为什么它是私密性设计的经典？因为它的外墙是百叶窗式，看似是镂空的方孔，其实有两层错落开，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
看了那么多五大道建筑的照片，现在看出来了吧？五大道的洋楼建筑，真正的风貌，都是用围墙与街道隔开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五大道这里不是公共建筑展览馆，不象天津的解放北路，更不象上海的外滩，这是特权阶层的住宅区，要强调私密性。不但是民国时代，就连解放以后，也是这样。
比如说，这是大理道上，云南路和桂林路之间的和平宾馆，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孙震方的宅子，意大利风格。解放以后，改成和平宾馆，属于市委机关，五六十年代，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那些领导人来天津，一般都住在这里，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也下榻于此。
这所和平宾馆，也是深宅大院，以很高的围墙与外界隔绝。从前那些领导人住在这儿，本就是图这个地区清静幽雅。
除了国家领导人下榻的和平宾馆，这栋睦南道云南路口上的小楼，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住进去的。
多少年来，我只知道这里叫做市委第二招待所，门槛很高，不接待一般旅客，必须有市委介绍信，有一定的关系和级别，才能住在这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仍然如此。
由此又有一些议论：现在很多人在批评社会丑恶现象，比如腐败，比如权钱色交易，比如贫富分化，但有些人，尤其是一些自封的左派，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怀念改革之前的社会，甚至文革期间，似乎那时候人人平等，不存在腐败现象，贫富差别，是个干净的社会。
干净吗？
干净才怪！
“过去的总是好的”而已。
如果说现在的社会是金钱本位，那么当时的社会是官本位。现在是权钱交易，权力可以换成金钱，而过去，金钱倒是没有多少用处，权力本身就是一切，直接就等于享受。一般的平民大家都穷，倒是人人平等了，做官的高高在上，谁跟你平等啊？那时候一般平民不知道，“高干”们是怎样生活的而已。那时候就没有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两极分化？没有才怪，分化得更厉害。文革末期倒是搞过“批判走后门”的政治运动，你知道背景是什么？其实是中央里面以四个人为首的某一派系，想借此搞臭一批利用地位把子女安排进军队的高级将领，叶帅首当其冲。其实他们自己就不利用特权了？结果，伟大领袖一个“最高指示”：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不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坏人，为以权谋私提供了最硬的后台和理论依据，连形式上的“反对走后门”都不了了之。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发布“最高指示”的这位，他自己屁股就不干净，否则毛远新怎么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我父亲当时是部队政治处的干事，二十年后退休之前，也升到了很高的级别。这么说吧，按规定是部队副师和地方副厅局级以上享受高干待遇，他则绝对不是这种“入门级”的高干。当然，那是后话了。在我小时候，家里也有长辈亲戚，是天津警备区和66军的首脑，住的是五大道地区中心独门独院的小楼，现在门口还挂“历史文化风貌建筑”的牌子呢。（现在军级的待遇没有那么好了，可是70年代末的省军级干部和普通百姓的差别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小时候，什么叫“地位”，“关系”,“路子”，高干家庭是什么生活状态，我没吃过猪肉，但看过足够多的猪在跑。
个人认为，那时候的腐败，和现在的区别，是门槛的高低：比如现在你想自己一家住一栋这样的别墅，没问题，有足够的钱就能买，至于怎么弄这些钱，有人诚实经商可以赚很多钱，也有歪门邪道比如当官的搞权钱交易，做生意的偷税漏税，做医生的收红包，反正很多人都能弄到钱。在当时，唯有达到某一个级别，才能搞一栋这样的别墅。我不想为今日社会的丑恶现象找借口，但三十多年前的社会两极分化，未必就比今天的好多少，这也是事实。而且那时候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更少。
扯远了，拉回来再接着说五大道的建筑私密性。
（未完待续）
真的？这可够逗的
扯得不远，确实是您说的这样，花。
李后来不作班主任了，可能是让某个班累得。
我也觉得任何社会都是有等级的，在改革开放前，大概是以权力来分，现在是以金钱来界定而已。
但是，我也认为，在精神上，人人都是平等的，别人比我有钱有权，并不表示他会比我高一等。
呵呵，虽然有点阿Q。
那个周公留学受资助的事，让人不禁想起钱钟书的小说情节。
虽然我个人不是左派，但是以前确实不想现在这么腐败，这是个事实，那时候中国的贫富差距和今天不能比的。
Social Mobility，我觉得是比社会平等和特权，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任何社会，都是有特权阶层的，从原始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一直到今天，只要有社会秩序，就会有，不但不奇怪，甚至是社会秩序必要的。除了特权以外，两极分化也是一个相关问题，两极分化当然不好，但是，我并不同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话，对我来说，连社会“不均”也不要患，----只要这个社会，能给人提供足够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有多少机会可以上升和下降。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比欧洲社会的贵族制度优越得多的制度，谁能做官？科举考试，而不是你出身哪个贵族家庭。中国历史上，除了孔孟夫子家族之外，没有富贵多少多少代的家族，只要通过统一的科举途径，就能获得上升的通道，出身贫寒不是问题。这就是social mobility。
新中国建立以后，确实一批工农兵获得了上升，所谓“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但是越到后来，这个social mobility的上升通道越窄，后来变成了走后门为主，要上面有人赏识你，你才能被推荐入党，上大学，离开农村。和那个时代比较，今天的社会，门路更多，机会更多。无论是念书好的，出身好的，有社会关系的，有技术的，更多的人，能够找到上升的途径，因为途径越来越多了。
用经济学的语言，“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我个人观点，“效率”是第一位的，而社会公平，不是要“结果的公平”，而是要“机会的公平”。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有更多的机会，提供给不同的人，有更好的social mobility，因此，我觉得，今天的社会，从“机会的公平”来说，比70年代，我小时候所看见的社会，是更加公平的社会。
扯远了，拉回来再接着说五大道的建筑私密性。
真正原汁原味的五大道街景，是象下面这张照片上，睦南道东段接近河北路口这样的：幽静的林荫道，不透明的院墙里面有郁郁葱葱的树木，往往还有爬藤植物，院子里，只露出小洋楼的尖顶。
到了最近十年，出于美化环境的目的，政府拆了不少原装的围墙，代之以花饰栏杆，让普通人也能看到这些小洋楼和院落，可以说出发点可嘉，但那并不是这个地段原汁原味的风格。算是美化？算是破坏？这样做利弊互见，我不好作评论。仅以我自己的好恶而言，我倒是也希望能从街上看到更多的小楼。至少不要象上文提到的张绍曾旧宅当年作为中药五厂时那样，铁门紧闭，让人误以为里面是个保密单位。
再来看看这栋房子
嘿嘿，这不是历史名人的，这是本人的旧居----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我家就住这里。当然，不可能是住整栋楼，我爸爸当时只是部队里的普通军官而已，这楼当时是我爸单位的家属宿舍楼，好多户合住。我家在三楼，右边侧面的一个窗户，另外地下室也有一间。
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天津也死了不少人，当时我还小，就在这栋楼里，有了第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那天夜里，我只记得突然醒过来了，很倦，抬头看见日光灯在来回晃。我从小就睡得特别好，象只小猪，夜里很少醒，所以醒过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发生的事，都是听大人们讲的。当时奶奶抱着我往楼外面跑，在楼门口，被倒下来的自行车绊了一下，跨过地上的自行车花了一些时间，就在这当口，三楼屋顶上面的半堵墙塌下来，砖头砸在门口。如果不是这些自行车阻了一阻，跑出去的时候，应该会被这些砖头砸个正着。
后来，就在旁边22中的操场上，搭地震棚。我们隔壁紧挨的这栋楼，还真是名人旧居，刘冠雄的旧宅。
刘冠雄曾参加过甲午海战，是靖远舰的帮统。北洋政府时在九届内阁的14年时间里，出任海军总长，交通总长，1923年寓居天津。因为楼主是海军将领，这座楼的造型很像双筒望远镜，有罗曼风格的大屋顶，长长的大阳台，整体呈立面对称形状。
这些是我后来查的资料。当时只知道是隔壁的一栋房子而已，这栋房子，现在是天津财经学院的办公楼，在我小时候，是22中学。我家的地震棚，就搭在22中的操场上。我记得余震来的时候，看着这楼晃啊晃啊，也不倒。其实，刘冠雄的宅子总共有三栋楼，其他两座，就在唐山大地震中，成为危房，被拆掉了。
后来我家又搬过几次，但直到大学快毕业，总是不出睦南道和大理道这两条街的范围。
可能有朋友注意过我以前写的文章，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是部队大院里长大的。现在又说从小住在这片英租界洋楼区，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一点也不矛盾。这片地区，我至少能数出三处部队大院来，另外有不少旧洋房，也都属于部队机关和宿舍楼。我家唐山大地震时候住的这栋楼，就是部队的家属宿舍。也有一些老房子，在地震以后作为危房拆了，盖起了4-5层的住宅楼。象睦南道东段的两个部队大院，西段的友谊里，团结里，都是如此。我家在小学的时候，住过睦南道西端的友谊里民房，中学和大学时期，一直在东边的部队家属大院里。这里部队大院的规模，当然没法和京西的那些军队总部机关大院相比，但也是货真价实的部队大院啊。（北京西边的部队大院我也住过，中学时候有几年我爸暂时调北京工作，我在寒暑假去那里住过）。
这些部队机关为什么设在这里呢？我听老爸说，60年代初他刚从同济毕业不久，分配在北京的军队机关，后来受领任务，来天津建立这个单位，当时这个区域的旧军阀，资本家基本上都处于扫地出门的状态，很多房子也空着，哪里象现在，这块地段寸土寸金？天津当地政府知道是总后勤部的直属机关来这里，也非常支持，这些小洋楼，当年简直是要多少给多少，随便划拨的。我还记得，中学时候去我爸爸办公室，他们办公室也在一栋旧宅里，明显是解放前有钱人家的宅子，办公室门楣和走廊里，全都是繁复精美的木雕装饰，有花有鸟，花开富贵，松鹤延年之类的图案，院子里有座牌楼，后来还把每一个部件编了号，整体拆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地段不但房子漂亮，而且学校真是非常出色，教育方面，从小就让我得益不少。
这是我的幼儿园，和平区第11幼，在长沙道上，对面是关麟征旧宅，邻居是民园大楼。我后来查了资料，11幼儿园的前身，是解放前的华北保育院。
贴一张露脸的大头照吧：这是我幼儿园时期的毕业照。照片上总共就三个小男孩，猜猜看哪个是我？
答案：坐在第一排的那个男孩。
我的小学，昆明路小学是和平区最好的小学之一，我那时候家住友谊里，走路过去只需要3分钟。我们当时的校长于秀媛，是相当著名的教育家，90年代访问美国的时候，新泽西州政府还特为定了一天叫做“于秀媛日”。98年我从美国回来，还去于校长家探望，于校长居然记得我和我的几个同班同学。
这是我的初中的主楼。二十中学，直到今天，都是天津市最好的初中。在我那个时候，重点中学不存在划片入学这一说，都是凭分数考进去的。天津最好的中学，是所谓五大重点校，文革以后第一批公布的市级重点中学：南开，新华，实验，一中，耀华（耀华我上小学的时候还叫作十六中），又称“市五所”。五大重点校之后，第二批重点中学有十二所，当时是区重点，很快升格成市重点，所谓“市属十二所”。我们二十中，第二南开（当时还叫作东方红中学），河西区的海河中学，都属于这一批。所以，二十中在整体上，比五大重点校应该还差一点。但是论到它的初中部，现在公认是天津最好的初中。当然，有人说现在一中，耀华这些学校，都已经是高中校了，根本没有初中部。可我上中学的时候，耀华和一中都有初中的，到我高中时代，他们才改高中校，而河西区的实验和新华中学，据我所知，直到我上大学，都还有初中。就算这样，二十中的初中，和市五所相比，仍然毫不逊色。
我们二十中的这个主楼，也是五大道的文物保护建筑，拍过不少电影，当年是为英国侨民开设的子弟学校，叫做“英国公学”。我刚进初一的时候就问过老师，这是什么建筑样式，老师说是“飞机式”，现在回头看来，应该说外观有相当的新古典纪念建筑的风格，正面希腊神庙式的多里克式柱廊入口，三楼正面用的则是爱奥尼亚柱式，大楼梯直入二楼，这是经典的希腊神庙没有的。相当地“新古典”。正门三楼上，当年是图书馆，现在不知道作什么用了。二楼大楼梯入口以后是大礼堂，我当年没少在那儿的舞台上现眼：讲演，报告，致词，主持，都有过。入口处的两个平台，现在不知道早上还有没有晨读的学生了？
现在回忆起来，在二十中的这三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一般来说，男孩子小时候要么因为顽皮，要么因为智力发育得晚，无论念书还是活动能力，都比女孩要差。直到中学，甚至进了大学，才显露出优势。我也是如此，小学时候并不突出，于校长之所以这么多年以后还记得我，估计是因为我们当年那个班太优秀了，倒不是我自己有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我后来考上重点中学，也只比分数线高了1.5分。要知道，那个时候男女生有差别待遇，男生的重点分数线比女生低2分，我要是女生，就上不了重点中学了。 等到进了二十中，第一年还马马虎虎，一上初二，不知为什么，好像突然之间就“开窍”了，从此以后两年，几乎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偶尔拿个年级第二或者第三，已经算是失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自己感觉没什么实质性变化啊，也不算特别用功，更绝对不会作弊，就是那两年自信心爆棚，什么演出，学科竞赛，都敢往上冲。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很好笑，比如早晨在主楼大楼梯的平台上晨读，那两年也是我兴起来的。在我之前之后，都肯定有人在那里晨读，只是我没见过，我上初二那年，突发奇想，早晨7点就去那里念英语，写作业。过了两个星期，渐渐有些同班同年级的学生也学我在这儿念书，后来就各个年级都有了。其实我真的那么用功吗？绝对不是，每天下午3点半放学，我就一个人跑到附近的烟台道古籍书店，或者小白楼新华书店去，那时候刚开始开架售书，我就总站在那里看闲书，也有时候去天津音乐厅，一个人看场电影，等到5点半快6点，估计爸爸妈妈快下班了，才回家装模作样地开始写作业，爸妈看上去，好像我没在看闲书，一直在用功一样（上学的时候，爸妈一直反对我看闲书），实际上，从5点半才开始写作业，最多1个来小时对付完，所以我的作业一向潦草，字迹也非常难看。（现在看来，我们那时的功课负担真的不重）。有时候没写完的功课，就放第二天晨读的时候补出来。那为什么不在家或者在教室晨读呢？呵呵，在那里不是显眼吗，老师都看得到啊？大概我小时候就很会“装”，很会讨巧吧，知道老师喜欢看什么，懂得投其所好。----可是我又只念书，从来不做学生干部。现在，即便过了二十年，偶尔再回学校看看，当年教过我的老师，无一例外都记得当年的我。
我家当时已经搬到睦南道东段的部队家属院里了，从家走到二十中，路过上文提到的颜惠庆旧宅，孙殿英旧宅，总共12分钟时间。高中再考进五大重点校之一的新华中学，新华属于河西区，说起来跟我们还不是一个区，其实，和平区和河西区的分界线，就是马场道，新华中学只是在马场道对过而已，走路5分钟，比二十中学还要更近一半。
这是新华中学的老楼，我的高中二年级三年级，都在这栋楼里。
很可以自豪的是，这些天津第一流的学校，除了幼儿园和小学没有入学考试这一说之外，其余都是我凭分数考进去的，家里有些门路，但是我从来用不着，一次后门都没走，家里一分钱学费没花----well，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交钱自费借读这一说啊。
我从小在天津长大，从幼儿园到硕士都在天津，对天津的认同感，比上海原籍要强，一直觉得自己是天津人。可惜在家跟父母讲上海话，部队大院里的孩子又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之间也不说天津话，因此天津方言没有怎么学会，其实天津话挺俏皮的，只是个人以为女孩子说天津方言，似乎并不好听。
从中学直到大学这些年，爸妈都喜欢吃完晚饭出门散步，带着我也天天跟着他们散步，一走就是两个小时，十年几乎天天如此。现在想起来也奇怪，我竟然从来没有因为散步那么长时间而耽误过写作业。一走上那些安静的林荫道，老爸老妈要么谈单位里的事情，要么就跟我唠叨“好好学习，考个好名次”，我呢，就自己背书，想自己的心事，爸妈的谆谆教诲，小孩肯定是嫌烦的，我也不吭气，就听他们唠叨，左耳进右耳出。每天的薄暮时分，在租界林荫路上，那是个发呆的绝佳机会，能独自面对自己的心灵，和自己对话。用朱自清《荷塘月色》里的话，叫做“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直到大学三年级搬离这个区域，现在回过头来看，才觉得自己实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尤其是父母创造了这样的条件。进这样的幼儿园和小学，不容易呢。80年代后期，生活还很拮据的时候，就挤出钱来给我请家教，而且是当时看来超前的托福，英语口语和高等数学。结果，我中学6年有8个半学期从未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也从来都是顶尖的学生。上学以后，父母散步时一天到晚对我说“要做人上人”，还拿一中校长韦力先生的话提醒我“要想人前显贵，必须人后受罪”。这才有后来自己也知道要上进，要努力。小时候总觉得父母怪烦的，可是一个人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已打上了人生的烙印。老爸老妈分别是五六十年代上海“三校”其中之二的学生(复旦，同济，交大，这三个学校在外地的校友会常常是在一起的，一般合称三校校友会)。父母是读书人，自然对子女企望殷殷，希望儿子比自己要强，要有出息。拿现在话来说，他们给我从小灌输的那些观念，是中国传统的读书取仕加上西方个人奋斗的路子，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要做人上人”之类，跟爸爸那个“军人高干老党员”的身份，实在显得不怎么协调。其实他们的观念，也不是受共产党教育出来的，而是秉承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再有少许西化的东西，比如说爱出风头，个人奋斗，可能跟他们老上海的背景有关系吧。
人总要在长大以后，才能真的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为自己所做的有多少，所付出的又有多少。现在想起来，比较欣慰的是，我小时候并不怎么叛逆，起码能让父母省一点心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