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老兵故事】我对毛泽东时代晚期的一点回忆 -- 老兵帅客
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出生的,在天津长大,开始懂事的时候虽然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却多多少少赶上了它的尾声,同时也算是赶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晚期。这里我就对那个时期的一些方面进行一下回忆,至于各位读者怎么看待那个时期的这些事情则和我无关,特此声明。
一。那个时候生活物资相当缺乏,几乎是什么都要票,从粮票、肉票到糖票、工业票。没有票光有钱或者没有钱光有票都是不管用的,有了钱、有了票也不一定有对应的东西可买。那时候的商店不多,里里外外空空荡荡,可以买的东西只有很有限的几种,大的商场橱窗里倒是比较丰富,不过都是非卖品,只是用来展览的。
二。日常生活。米面都是定量供应,按照个人身份(例如学生、工人和国家干部)、级别来定,我家是两个国家干部(知识分子也算国家干部)和一个学生,定量都不少,一般都吃不了,但是问题出在副食上。
那时候每户每月半斤鸡蛋,四个好的搭一个坏的,但是需要付半斤鸡蛋的钱。每月每户两斤肉,半斤油。这些倒是保证供应的,但是蔬菜就成问题了。那时候是每三天买一次菜,按照户口本上的人数来计算分量,保证分量但是不保证品种和质量,也就是说,赶上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挑拣的余地(走后门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个时代在副食店工作是一种美差),我就曾经赶上一回半个冬瓜,于是全家就靠这半个冬瓜过三天(当然还有别的食品,但是这三天购买的蔬菜就是这半个冬瓜了)。
水果方面,基本没有好的,据说好的都出口换取外汇去了。西瓜倒是按季有,而且很便宜,大约两三分钱一斤。有时候能够赶上冷冻葡萄,据说是出口转内销的,于是大家排大队。
三。教育。我从小学到大学(我上中学已经是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事情了,不过价格没变),学费都是五元人民币,杂费则是两元人民币,这里都是指正常情况下,家庭困难的可以减免,首先是可以减免掉学费,如果还困难就连杂费都减免了,是否减免以及减免多少依学生父母的单位收入证明来决定。我有几个朋友就是全部减免上的学。所有有天津户口的学生都可以上学,没有政治身份上的歧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政治上有问题,他也一样上学,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歧视,至少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
四。医疗。当时是公费医疗,任何家庭只要有一个家庭成员在国营单位上班,他们的医疗开支就只是那五分钱的挂号费,其它的都以转账的方式由单位报销。
五。当时很多人都属于所谓的三八四一部队,就是个人月收入是三十八元四角一分钱人民币。这个数目很长时间没有变过了,但是物价却在悄悄地上涨,虽然每次涨幅不是很大,但是时间长了,整个涨幅也很明显了,因此很多家庭是剩不下闲钱的。打倒四人帮以后,记不清是哪年了,有过一次全体普调,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市民的生活困难。
结论,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市民生活,虽然生活物质不足,但是却是处在某种普遍的社会福利之下,市民们安安静静上班、下班,不担心孩子上学、分配工作和医疗,老了退休后国家管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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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还在用呢,班上很多男生的粮食定量都不够,
要我们支援呢好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用高价换到粮票了,
我们用不了的粮票也可以拿去换鸡蛋,小日用品什么的,
后来不几年就废除了。
也就是说,市场上早就不缺少粮食,只是制度还没有废除而已。
这个肯定不是全国性的,要看单位,有的单位的小孩,家属只能报一
半或者更少的。俺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泡医院,这个印象很深。医生会看人开药的。
我们是半导体行业,当初算半军工的高科技行业拉,福利是很好的,
是可以全报的,但是周围其他单位可没有那么好的。
天津毕竟是北京边上的大城市,福利肯定比我们中小城市要好些的。
安安静静上班?也不全对,到要加工资,分房子的时候可是要打破头的,你没有见过那些底层的工人是怎么撒泼的吧?
我说的那个时期工资已经多少年不动了,住房也很长时间没有变动了,自然不会有人为争夺涨工资和分房子的指标而拚命了。
事实上,这个时期称之为停滞应该是比较恰当的,那个制度再搞下去应该是行不通的,因为很多人出工不出力,农村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
另外,好像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们那里可以用粮票换大米和鸡蛋了,于是满大街都是推着农村土造自行车用大米和鸡蛋换粮票的农民。记得有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个节目就是换大米。
全国粮票含金量约是地方(上海)的两倍,俺是用入学通知书去粮食局换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官方的许可,一个人是没有去外地旅行的自由和可能的(包括住宿也得要介绍信)。
88年到上海上大学,一入学就发了上海粮票(一月29斤)、肥皂票(两月一条)、糖票(记不清了),没有油票,因为是吃食堂。复旦食堂的米据说是储存了10年,深挖洞,广积粮的米,味道可想而知,石子、沙粒和一碗几十条白色的米虫……恶心吧?那时候,在上海买洗衣粉都很困难。
还记得第一年寒假回家,想买几斤大白兔奶糖,俺和一位同学从四川北路、南京路,一直走到淮海路益民食品店才看见正在卸货,终于买到了……
俺只记得我妈还同我讲过我爸有一次
把长工资的机会让给别人的时候呢
呵呵,这大概也只有那个年代才会有的事情。
不过房子还是会争的,不只是争房子,
青工连宿舍都要争的。俺爸讲光荣家史的时候
就会我同我讲他们刚分配到单位怎么搞到第一
个住的地方的,反正好像是第一次本来应该给
我们(应该说是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呢)的,
结果被别人强占去,后来才又找到一个地方。
我们是新兴行业嘛,国家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投资,
所以也逐步地有些基建什么的。
这样的故事没个70年代的人都有一点,自己没经历过总听到过。
大家都重温一下太祖的功德,也算自发庆祝一下太祖忌日吧。
这句话里面
那时候什么工作决定什么样的待遇,这是最最重要的,
也是最大的后门所在的地方拉,说不操心是假的,
不论是大学毕业的分配还是待业青年的分配,有门路的和没有门路
的能一样么?
改革开放以前,我父母所在工厂,挤满了本市各级干部的亲戚,子弟.
他俩带的徒弟就更加拉,至少我记得有两位叫阿姨的是市领导的子女。
为什么,工作环境,福利待遇都好啊,绿树如茵的厂区,超级净化的车间,
上哪里找这么轻松,干净的工作?
我父母去苏杭度蜜月,没听说他们要什么手续证明书。他们在文革末期结婚。
我祖母每年都在国内旅行一次,70年初的时候,一把年纪还去敦煌、爬黄山、莫干山、苏杭一带我小学时每年都去玩,也就住一般旅舍。我们家不是什么干部,高级点的知识分子而已,祖父文革前去世时是交大的某个系主任,子女中也没有什么盘踞高位的干部,而且文革时因为有海外关系,而且是海龟,家庭成份不好一早给打翻在地,所以旅行不能算什么高级干部的特权。
我在毛泽东去世前两年出生。我记得很小的时候肉很少,每个星期我都数着什么时候能吃,副食品、蔬菜都很丰富,因为没有鲜牛奶供应,都订酸奶。还有就是油很少,布票粮票我们都用不完,有的时候送人作为礼物。上海的黑市很多鸡蛋、副食品,我记得每个星期都有不少农民挑着扁担进城在地摊上摆卖各种食品,都很新鲜(那时可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吃得很放心),那番茄别提多好吃了,我现在自己种番茄也种不出那个味道。老兵说天津80年代农民才推板车进城,上海70年代初就有了,我三、四岁的时候跟本是公开赶集,这资本主义尾巴从来就割不掉。
至于上学,文革前有一年看家庭成份划分高考线,我爸赶上了,所以即使成绩来说在上海数一数二,无缘进入第一志愿清华,最后去了中山大学。但是据他说,并不觉得在学校师生或者政策方面对他有什么歧视,而且后来因此在改革时南下深圳闯一番事业,因祸得福。我祖父在文革前已经受到一定的冲击,要定时写自我审查,但是患癌的时候还是得到专家会诊,享受很好的医疗特护条件,我们一分钱都没花。当然,如果他活到文革时什么下场难说,然而没发生我就不乱猜了,除了在政治上受到歧视以外,我不能说我的家庭在毛泽东时代生活素质上受到什么特别迫害,更加没有因为政治背景糟糕生活素质低于平均。生活素质比解放前下降,那是必然的,但是既然选择了留在新中国,我觉得祖父母对于这个未必很在意,但是学术生命因为多次的肃清整风运动而缩短终止令他们最心痛。
我的感觉是,在大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大城市,由于资源分布尚可,借运动来整人还没有那么残酷,所以即使是牛鬼蛇神家庭,所受的打击放在全国的局面来说还算好。要是在乡村地方,基层干部的素质很差,他们其中不少都是前土匪强盗,政策贯彻下去就完全走样了,不仅止文革如此,现在更加如此。
兄台没看清楚,请再看一次。
当时没有身份证,必须要官方开介绍信才能住宿;没有全国粮票也无法就餐。上海是个特例。
俺小时候还经常吃大闸蟹和鳜鱼,这可都是野生的,现在有钱也买不到,大闸蟹要用锤砸!但猪肉就不能经常吃,甚至经常买不到。
我小时候每年跟着家里去玩肯定没有官方介绍信,我祖母又没有职位,也没什么特殊关系,哪里去弄介绍信?这就是中国人的可爱之处,在任何环境中都有通融之处。
俺中学的时候和几个同学骑车旅行,必须得有介绍信才能投宿,那时没身份证,因此身份证是公民权的一大进步。
我到杭州上大学以前没有喝到过酸奶,
呵呵,当时上海来的小姑娘叫我们几个土人酸奶是什么东西,
还告诉我们说人要第一次喝可能很不习惯,呵呵,
可我一开始就喜欢上啦。
看来我是适合腐败生活的
俺们那算是南方的中等城市。
上大学前,酸奶的没喝过;当时似乎是5毛钱一瓶,不过俺不经常喝,俺班上的女生们喜欢。
所以大家对于“暴政”的个人感觉是很不同,我觉得暴政与否跟两个条件有关:
1)到底一个城市的资源怎样,要是大家都不够吃,来了整风运动不乘机整死几个好少点人抢饭吃才怪。所以越落后的地方整风也好,文革也好,越残酷,越恐怖。
2)人的文明程度。比较落后的地区文明程度比较低,愚昧的群众很多,容易一哄而上,被人煽动。
所以无论中央的政策如何,如果这两个条件都很糟糕,总会变成一个结果: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