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国进民进（一） -- 井底望天
二
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的省管县，其实是回归从元朝开始的三级地方制度，到两级制度。
从秦始皇开始，到元世祖忽必烈，中国的地方政府，基本是两级的郡县，或者是州县。行省在元朝的出现，是因为国土规模比较大，而且少数民族政权，必须有强有力的地方军政大员在地方上，具有比较大的施政自由度，才能控制住局面。
（文件太大，传不上去）
图一 元朝行省区域图
当时元朝是除了吐蕃（今西藏）和畏兀尔（今新疆东部）没有置行省，直接由宣政院和大都护府统领，临近首都大都（今北京）的河北、山西、山东和部分内蒙地区，作为腹里，直接由中书省管辖，其余的中国地区，包括现在中国全境、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区、朝鲜半岛、蒙古国、泰国北部和缅甸北部，划分为11个行省。
其实行省制度是有金朝开始在其末期实行，在元朝初期定制。由于元朝军事行动用了差不多80来年，才一扫海内，因此变金朝的临时行省为定制。
从汉朝的削藩以后，一直到了东汉灭亡，中国境内的各派地方势力一直坐大，直到了隋朝和唐朝，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打击地方势力的中央集权行动。这个趋势，在唐朝中期因为各地节度使开始掌控实权，由此带来的安史之乱，导致了另一轮的中央权力衰弱。那之后的宋朝，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而导致了中国境内同时出现几个国家的局面。
而在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他的行省政策是唯一一次由中央政权主动增加地方行政权力的行为。在明朝取代元朝之后，明朝建立了南北两个直隶，形成了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就是十五省的形势。明朝的省面积要比元朝小，但是人口却比元朝多。中国人口在汉朝一直到唐朝，大概都是5千万左右。在北宋和南宋人口有所增长，但又因为多年战乱，大概在元朝估计是6-7千万左右，而在明朝，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灌溉面积增加，有机肥料利用，地球气候变暖导致粮食耕种月份增加，从占城（今越南南部）引入的优良水稻品种，推广了两季稻的栽种，四川盆地的高粱向全国普及，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玉米、花生和土豆，这些在干旱地方容易生长的品种，作为食物从美洲输入后的大量种植，导致全球人口的增长。中国在明朝的时候，人口就已经过亿了。
因此明朝的省份比元朝多，光是从人口增长因素来看，就不足为奇了。而后来清朝的人口更加增长得要快，大概在乾隆皇帝时期，超过了2个亿，因此在政府结构上多出了一个总督层次，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实从古代以来，除了道路的修建和驿站的维持，在传递政府公文的信息传递技术上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随着地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而带来的政府管理事务负荷的增大，只能靠多出来的政府层次来解决问题。
而在工业化之后，交通改善了很多，有了飞机、高速火车和高速公路，通信上的电报、电话和移动电话，信息上的互联网，收集情况采取的卫星测量，加上电视等直播工具，都大大加强了中央最高层，和边远地区的联系能力，将地理上的距离缩短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中央政府的集权施政，在技术上成为了可能。
在社会层次出现扁平化趋势，就是说历史上需要通过垂直和等级分工来组织人群的方式，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逐渐被松散和无层次的群体联系来替代。这个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结果，就要求在政府管理组织上面，可以采取压缩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政府的行政结构，和社会发展相一致，而导致今天中国是有可能进行对政府结构的精简，从而达到官权向民权部分转让的目的。
在俺理想的政治结构中，因为省管县的出现，导致地区一级政府机构的消失。而在基层的乡镇地方，以农民自身组织的农协的方式，就是颇类似于传统社会的保甲那种自治方式，应该可以代替现有的乡镇公所。
因为每个省所管理的县城比较多，最后结果就是独立于省之外，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直辖市的出现，和以主父偃提倡的推恩令类似的省级细分，应该可以达到虚弱地方势力，防止地方政治和经济势力合流的削藩目的。
这就是俺所谓的国进地退，但还要配合的是民进官退。所谓官退，就是依赖现有的高速铁路系统，逐渐形成1小时城市圈和3小时城市带，然后让这些以跨城市，和这些城市所属省份的跨省份而形成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来带动非官方的跨区域社会功能组织出现。比如说，如果你生活在几个省相交的1小时城市圈，那么某个城市居住地的居民，其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不同，必然会导致最后许多社会功能出现跨城市的组织形态。
俺的这种主张，就是最大可能地扩大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普通人民在政治上的掌控力，而挤压地方和政府中间层次的力量，使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扁平化，和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地方势力集团坐大，导致中央权威衰落，从而虚弱了对这些势力集团对草民的侵害的制约，常常是中国古代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
而中国当前这个削藩所面临的任务，和汉朝的情况比较相似，就是在中央权威衰落的同时，还在舆论界里出现一种对新制度的否定，和要求对旧制度的复辟。在这种思想上，没有进行拨其乱、反其正之前，在全民族没有形成一个制度上的共识的时候，制度混乱带来的国家崩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危险。这也是为啥汉朝的削藩行动，和后来明朝和清朝之间的区别。
明朝和清朝时候的削藩，更多的是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和争夺，并没有对当时大家已经认可了上千年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度的否定。
“国进民进”的策略非常好，不过不知道现实中可操作性如何，毕竟要动很多人的利益。
花。
史思明作乱失败后，河北人民依然怀念这两位大军阀，甚至引为圣人。盖李唐于河北多行苛政，而安史集团治民以宽，遂得人民拥护。此外，历史上削藩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比如建文帝。如果内无法家拂士，外无虎狼之师，却只有黄子澄之辈，削藩必定失败。
量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来疏通关系的。国内的现实就是想要做大，没关系是绝对不行的。
三
明朝在建立起来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面临的一大任务，就是怎样清除位高权重的功臣们。和朱元璋一起起兵的淮西功臣们，在官居高位后，不乏有人居功自傲，多有违法乱纪之事，而且在朝廷中结党营私谋求私利，和朱元璋希望加强皇权的意图相违背。
朱元璋一方面在文宣上，连续出版了《铁榜文》、《资世通训》和《臣戒录》，对文武功臣发出警示，另一方面通过一连串大案件，从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将一干功臣清除掉。但因为朱元璋为防止蒙古北元复辟，分封了几个儿子在北方防线。其中第二子秦王朱樉驻扎西安，第三子晋王朱棡驻扎在太原，和第四子燕王朱棣驻扎北京。这三个儿子都是猛将，数次深入蒙古腹地，清扫元朝残部。慢慢的这些儿子们成为了朝廷的麻烦。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三子晋王在太原重修了城池。本来太原，旧称为晋阳，是中国北方防线的重镇。当年春秋时代末年，智、韩和魏三家攻赵，攻不下晋阳城池，后来反而被赵简子翻了盘，最后搞出一个三家分晋。而后来隋末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也是在这里起兵，最后建立了大唐王朝。
这之后宋太宗赵匡义扫平最后一个分裂国家北汉，在太原苦战方才攻克，对当地军民的死战非常恼火，一把火把太原旧城池（现山西太原晋源区）烧了，后来又引汾河和晋河之水淹城，算是把一个千年的固若金汤的城池给毁了。
当然最后宋太宗也明白，晋阳的重要性，于是在其西北处的唐明镇，就是现在山西太原市区的西南部分，建立一个新城。不过这个新城建得马马虎虎，只是在明朝的朱三王子手上，真正得到了加固。
朱元璋在世时候，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对文质温和的大哥太子朱标，就很不服气。只不过鉴于老爸在世，而太子的继承，在法理上无可挑剔，因此除了背后动点坏念头之外，不敢有太大动作。和汉高祖刘邦的宽厚比起来，明太祖朱元璋要更彪悍，对功臣、亲属和手下的贪官污吏，那是疾恶如仇，下手毫不留情。
而朱元璋的皇后马氏算是女中豪杰，才可比吕后，德则更甚之，可惜早逝。这又不比汉朝，可以在太后的强势之下维持局面。当时刘邦的儿子们年纪尚小，性情也比较平和，不如朱元璋的儿子们彪悍。
但在太子朱标早逝后，几皇子的位置争夺战，就变得猛烈了。结果就是在朱元璋去世之前，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都也去世，只剩下四皇子燕王朱棣势力独大。因此要削掉这个大藩，就成了朱标的儿子，新继位的明惠帝朱允炆的要务之一。
可是明惠帝上任后，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举措失当。很多被平反了的旧臣子，得陇望蜀，希望恢复权力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新皇帝没有重用旧臣子，而是任用了一大批少壮年轻的新文官。
考虑到元朝时代，科举制度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因此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整个国家其实是缺乏一个富有经验和政治磨练的成熟文官队伍。早期的政府官员，还是依赖于在反元战争中崛起了谋臣和武将阶层，颇为类似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候的状况。
而朱允炆没有考虑在这个队伍中间，选择有才干的能臣来巩固自己的力量，而是大量重用一批缺乏实际从政经验，但嘴皮子了得，成日家一上疏就是过千条改革建言的书生小子。这种情形，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长于清谈的维新派，在百日之间，就推出皇帝的改革政策上谕110多件，就是说比一天一个政策还要多。再次出现这个局面是人民共和国的80年代，也是一大批少壮派的智囊们指点江山，各种改革措施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对新文臣的倚重导致了武将们的失落感和不满，而许多老臣子被靠边站，是官僚体系对新政府的忠诚度可疑。而针对内廷宦官的严厉控制，也导致了这个阶层大部分投靠燕王，其中如郑和等人都对后来的削藩之战起了帮助燕王的作用。
当时朱元璋分封藩王，和汉朝还大不相同。汉朝的分封，是因为全国人民对新的郡县体制，不太接受，尤其是这个体制贴上来秦始皇暴政的标签，所以要搞一国两制，给那些原来的诸侯国一个过渡阶段。
朱元璋的分封，还主要是定边，防止蒙古北元的反扑，因此藩镇的自主权相当之大。这个也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隐忧，就是朱允炆问他太祖爷爷的一句话：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其实答案就是官员御之，那么官僚不靖，孰御之？就是外戚和宦官御之。而从明成祖朱棣起的明朝宦官一条线，其实可以从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削丞相，皇帝自己掌管六部有关。官僚体系权力受到了削弱，而皇帝政务负担太重，好像朱元璋那样，每天处理几百个政务，非得是超人才可以。
于是皇帝也要找帮手，这些帮手就是宦官。而中央官僚体系权力弱化，又导致地方官僚体系实权过大，尾大不掉，如何监督这些贪官污吏？结果就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大行其事。这些特务机关，对官僚体系的打击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敢对皇帝提反对意见的，就会当场在朝廷上，被人扒下裤子，让锦衣卫一阵大棒，来个廷仗，打得你皮开肉绽。
这些特权机构，还有一个叫做“种妖言”的手法。就是在当年朝廷禁止妖言惑众的邪教传播时，派人装扮和尚教士，在街市上传播，一旦屁民们围过来看热闹，马上就出来把大伙儿一网打尽。好像现在上海市闵行区的执法先锋们，开始学习了这个经验，发明了新的“倒钩法”，用来对付小老百姓了。
许多老人认为，阎锡山时代的山西很好。后来这个作为了中央放权是好事的一个例子。
基本上，在对待民众方面，主要还是地方官的表现。所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是要取代地方政府的功能，而是要制衡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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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军是世界上最早把冲锋枪下放到班一级的军队，也是解放前全国军火自给率最高的。太原战役期间，老阎组织了一万多挺重机枪，二万多门迫击炮守城，而太原城内的全部守军不过5万来人。这样强大的火力背后是山西雄厚的重工业基础和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相比之下，蒋大队长对于重工业未免过于三心二意了。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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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陈两家揽权，孔、宋两家揽钱，尤以孔为甚。
蒋与陈氏兄弟生活还是较为朴素的。孔、宋两家简直就是花天酒地
不记得赵简子的那个晋阳，也许和太原的晋阳，不是一个地方。需要专家肯定一下，以便修改。
有空可以写一下两人的比较。从性格，脾气，主张到面临的形式，采取的措施，简直如出一辙
军火自给率最高等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一万多挺重机，2万多门迫机炮是不是多了点......
不过打太原花了不少劲啊，一开始打不下来，全靠围城，最后晋绥军都晚上都看不见了（叫啥病来着？）。
还有就是修铁路，人们总说窄轨的是封闭，但其实是花费的问题，资料哪看得记不清楚了，要知道山西铁路单位造价最后比其他省在平原上修还省。
至于不能打的问题就有些想当然了，主要原因就是军火充沛，练习多的缘故，但是人数上一直不多，加上在早期和北洋抢地盘失败的教训，就没往外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