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国进民进（一） -- 井底望天

有人说，一部资治通鉴，就是一部财政史，血淋淋的财政史。

分税制到现在，已经有尾大不掉的趋势。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没有财政制度的保证，中央制衡地方就是空谈。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胜负的关键就在于谁能训练更多的职业军人，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后，游牧民族的衰落时必然的。

有个问题请教众位，如果在宋代赵天子能拿下燕云十六州，我们会不会更早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是一方面税少，一方面又没有生产力的大发展，又没有对外的扩张，那么税少就变成了大问题。

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走在另外一条路上了。

其实所谓中央和地方之争，就是中央就是一个参天大树，地方就是一些枝枝蔓蔓，中央如果只把精力放在处理枝枝蔓蔓上，而停止了生长，最后总归完蛋。如果中央的成长速度始终可以保持，那么地方就只是枝枝蔓蔓而已。

七

朱元璋由于自身出生贫寒，小时候经常是饿肚子，没有饭吃，自然对劳苦大众的艰辛有亲身体验。他在订立税收方面，土地税就比较低。在洪武26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宣布税收的总额是3278.9万担谷，应该固定不再改变。当然，政府财政除了来自于主要是自耕农的农民的土地税外，还来自于人口税、徭役、各种主要民生产品，比如说盐业、矿业和酿酒等等的专卖制度。

从现在的财政观点来看，明朝政府的税收负担，大概是10%的国民产出，因此是比较低的。考虑到中国各王朝历史上，主要是两大笔财政支出，一个是国防，就是要防守，从东边的北京，到西边的天水这样一条长长的国防线，军费开支要求比较大。另一个就是治理洪水，主要是黄河和淮河的水患，和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和救灾行动，需要大量赈灾款项。

要保证政府的税收可以落到实处，就是一方面对农民的负担不可以过重，一方面又可以保证政府能收到税，那么在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上，就要下大功夫。可是在现代的卫星测量技术出现之前，这两项工作，不论是在中国的那个朝代，还是在西方的罗马帝国，甚至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都是需要在基层工作的官僚系统去进行。

当事情需要动用从上到下的官僚们来参与的时候，其结果的准确性就比较怀疑。在前几年，即使一个守法的县委书记，为了应付上级的粮食生产任务，也免不了要隐藏几百亩田地，应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充数。这还是清廉的官员的作为，要是田亩的真实数字，和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关，那么这些数字上的折扣，就大有讲究了。

这个世界上放之四海，颠破不灭的真理，就是老百姓们是不愿意交税的。不论是美国的老布什总统的竞选名言“读我的嘴唇，绝不加税（Read my lips，no more taxes）”，还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对人口税的“永不加税”的保证，都是为了迎合大家的这个心理。一方面让大家多留点钱自己花，一方面摆出一副非常亲民的形象，大家私人利益的实实在在，在外表上就摆出了一副非常道德凛然的姿态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共和党人的自由派经济思想，和中国黄老经济思想，其实是一套路子，就是政府低税收，其实是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的。对以鼓吹退税，实行小政府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而已，因为退税导致了经济增长，而因为经济增长，导致了税率虽然低，但税收总数，却因为基数变大而增加。这点确实比黄老政治有所进步，因为对黄老政治来说，小政府的无为而治，是在道德上合乎宇宙真理。财政收入不够，那政府就节省一点嘛。那国防费用怎么办，就不是黄老人士们要考虑的了。

当然共和党自由派的经济思想，最后表明是一个胡扯而已。因为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光是靠税率降低而增加的税收，是可以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可是从里根开始的美国政府财政，似乎不是靠减税，而是靠发行国债来解决。

靠发债来解决政府重大支出，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从晚清的左宗棠融资在新疆平叛，一直回到当年汉景帝需要在长安找高利贷者们借钱，来对付七国之乱，走的是同一条路子。

当然政府要借钱，也得有信用，就是说你必须有东西抵押，让大家心里可以安定一些，放心借钱给你。当年清朝的抵押是海关的关税，而汉景帝的抵押，就是打胜了平叛之战，就好好抄家一把，至少吴国的铜矿和盐业是摆在那里的。可是当初还是让人家高利贷的人们心里嘀咕，不敢借钱，因为不能确定你一定可以打赢。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美国，借钱打伊拉克和阿富汗，好像是赔本了。当年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主导人物之一，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兹，在美国国会给大家算的一笔账，就是伊拉克石油收益里面的三分之一付美国打仗的军费，三分之一付美国公司的伊拉克重建费，于是国会议员们签了字，做这笔打家劫舍的大买卖，结果做赔了。

当年常凯申先生，也发行了海外公债，用来在中国大内战，要消灭共产党，那笔买卖也因为国民政府在大陆跨了，就石沉大海了。

当然除了借债这个途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印钱。在古代，印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时候用的是硬通货，你要发行新货币，就得真正的去开采铜矿，或者向明朝和清朝那样，通过海外贸易，换取来自日本和菲律宾，以至于南美洲的白银。

不过中国在唐朝时候，就开始出现纸币。首先出现的是方便于携带的汇票，解决你远距离经商时候的付款问题。后来在宋朝时候，定期3年的国库券开始出现，后来就有了纸币。而在元朝的时候，纸币运用非常广泛，政府狂发宝钞，引起恶性通胀，是元朝覆灭的一大原因。朱元璋早年也试过发钞解决问题，算是尝过通胀的苦头。

其实除了这两个办法之外，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另一个法宝，就是摊派。这个摊派不是摆在明面上的，而是通过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僚一个约定俗成的君子协定。从冠冕堂皇的官方记录上，和正式公布的税收法令上，这些协定是看不见的。

朝廷有困难，大家各地官僚，也会识趣一些，帮忙解决皇帝的问题的。根据特殊情况，摊派一些份子钱，如果地方官员做得好一点，这些钱也许就是从士绅大户那里来，如果差一点，就会从小民那里来。所谓苛捐杂税，指的就是这些。而这些摊派，摊到了谁的头上，就成了王朝是继续兴旺，还是面临崩溃的关键所在。

抓个虫：对以鼓吹退税，实行小政府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而已

而言吧？

八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土地税收的基础，是在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当经济发展导致了土地兼并的贫富差距的时候，具有政府人士关系，或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的土地拥有者们，因为对地方政治实际权力的掌握，就可以通过政治影响力，来保证自己的土地税，可以交得少一些。

其实这个路子，和美国民主体制下，富裕阶层通过政治影响力，通过了种种减税法案是一丘之貉。也和美国一样，税收的主要负担，压在低薪和中薪的所谓中产阶级头上，中国古代的土地税收也压在了越来越少的自耕农们的肩膀上。

佃农没有地是无法交土地税的，就像美国的穷人一样，交税是没有份的。因此当贫富差距变大的时候，政府财政状况肯定会恶化。而当名义税率低，实际在中间层次吃油水的地方官僚们坐大而养肥，一方面抽下面屁民的血，一方面断中央政府的奶，就是每一个朝代，到了中期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要进行削藩的决策。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话语权是被鼓吹黄老政治的人们掌握，所以一翻开历史书，俺们看到的就是宣王中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当然雍正的加强中央财政的行为，是要开骂的）等等，却看不到对周厉王、汉武帝、王安石和张居正等等政策的支持。而这些企图压缩中间官僚阶层对国家财富的过大占有的革新，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汉武帝死后的桑弘羊的结局，因为改革的成功，其下场反而比改革失败的王安石和张居正要惨得多。

不过回到建文帝的削藩上面，和汉景帝的比起来看，显然是削得太仓促。建文帝的时机，更像是在汉文帝那时候的开削。和汉朝不同的是，军事要地，防止北方匈奴的重镇，比如说守大同的代王和守北京的燕王，都不是问题，反而是其他地方的七王是反叛的主儿。在明朝的削藩，削的是守护北京的燕王朱棣，因此成功不成功，对王朝的国防，都会带来影响。成功了，反而要比不成功糟糕。

如果当初建文帝，没有被手下那帮少壮派文人忽悠，等他个10年，一方面加强中央的官僚政治实力的建设，一方面等自己的四叔父更老一点，也许不会搞出最后的悲惨结局。而且自己的叔父还是打仗的高手，哪里是汉朝的吴王刘濞可以相比。

清朝康熙的削三藩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毕竟平西王吴三桂是员猛将，如果等他死了，换了个公子哥儿的儿子，削起来就顺手得多了。

削藩镇削得最快，也最和平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一顿宴会，就搞定了。不过这个削藩因为削得太快，过早的造成了干强枝弱的局面，导致了宋朝的军事实力削弱，从而成为中国历代最窝囊的王朝。

前面俺谈到过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争斗，因为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的相似性高，而使游牧民族占有技术上的优势。但是游牧民族，在团结和整合上，能力要低于因为成天要应付天灾，要治理黄河的中原农耕民族，导致游牧民族武装的短期冲击力比较大，但对抗的持续性比较短，就是说打闪电战，是游牧民族占先机，但是打持久战上，形式就转了个头。

这个在现代战争史上，颇有些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苏联的对比。同样是人员和资源缺乏的德国，靠的是军事技术上的先进，对苏联进行突击和闪电战。而土地辽阔和人力资源比较多的俄罗斯人，则靠做拖的办法，把德国人给打败了。

当然战争的胜利，靠的不光是军事技术，还要靠大家的武器装备、后勤和民心。在中国历史上，用于战争的资源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打仗用的战马，算是主要军事物资。另一个就是军队吃的粮食，是打仗不能缺乏的基本供应品。

不打仗的时候，大家干的就是贸易，游牧民族就会赶着马，过来互市，换取农耕民族的余粮。对中原的王朝来说，要强兵，除了军费要增加之外，当然就要有马的来源，而主要的一个马场，就是河套的鄂尔多斯草原。因此当中原王朝掌握了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保证了自己的战略物资，并可以在粮食的互市上，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来遏制游牧民族的物质供应。

明朝在明宪宗成化7年（公元1471年），由延绥巡抚余子俊开始在西北建立长城。这段长城基本上就把鄂尔多斯给放弃了，导致明朝的北方战略陷入守势。但是由于鞑靼各部族还是需要和明朝交易来获得粮食，最后俺答不得不妥协。

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局面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在后唐时代，明宗李嗣源死后，其养子李从珂篡位，其女婿石敬瑭不甘心，向辽国称臣，借辽国的军力建立了后晋。作为交换条件，将燕云16州割让给了辽国。

这燕云16州，就是今天的北京的燕州（幽州，今天北京）、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天津的蓟州（今天津蓟县），河北北部的瀛洲（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县）、新洲（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和山西北部的 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和朔州（今山西朔州）。这个地区，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保定、沧州、张家口、大同和朔州这一块北方的重镇地区。

这个地区被游牧民族掌握，其后果主要有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中原的北方门户大开，基本上除了城池之外，无地域之险可以守，方便于骑兵部队的大规模作战。第二个后果就是，当游牧民族掌握了华北这块农业地区之后，自己变成了手上有粮，心中不慌，不再受到农耕民族的要挟。在华北这块地方经营，导致契丹人不光是可以为自己仍然强悍的骑兵部队提供足够的粮食，也为他们进一步汉化，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

契丹人还是没灭了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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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再补吧

靖康之耻完全是个意外，主要是皇帝太窝囊，所以称为“耻”，盖因能打赢的没打赢，不知井大有否研究过？

九

本来是游牧民族手上有马，可是仓里没有余粮，在辽国的时候，就变成了马粮齐全了。而宋朝在西北受到党项的西夏的威胁，连鄂尔多斯的马场也无法拥有。

当年辽国和宋朝通商的时候，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不许将马匹卖到宋朝。这个规定，大概和今天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政策差不多。当然因为那时候，鄂尔多斯和河西走廊都在西夏的控制下，宋朝还是可以用银子、茶叶和丝绸从西北买马。

朱元璋在削功臣武将的时候，还是比较知道时机的掌握，就是在人家蓝玉大将军，在漠北打垮了北元主力，才会出现蓝玉案的。可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位置，不是实打实和各类诸侯中原逐鹿打出来的，而是靠一个兵变起家，因此对各路拥兵自重的军头，就非常忌惮。

可是你就算要把这些军头敲打掉，也应该在收回燕云16州之后，再作计议啊。结果就是后来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在打北汉的时候，还敢和辽国叫板。但是后来在太平兴国4年（公元979年），灭了北汉之后，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北上征伐的宋军被辽军大败，赵匡义差点做了俘虏。几年过后，准备充分的宋军，在雍熙3年（986年），再次试图拿回燕云16州的时候，又遭到失败，在歧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一带）主力被击溃。从此宋朝开始靠进贡的金钱，来买和平的外交政策。

由于在首都汴梁的北边，没有什么天险防守要地，拥有了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模式，和在文化上已经半汉化的辽国，迟早都会打下来。在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宋辽战争中，辽军20万精兵南下，直接威胁黄河北岸地区。宋军在澶州（今河南濮阳）由赵匡义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在宰相寇准的支持下，没有接受其他官僚要求迁都金陵的建议，而是御驾亲征，终于遏制住了辽军的入侵。由于担忧辽国会在冬天等黄河结冰而攻击汴梁，宋朝在军事结果有利的情况下，赶紧签了屈辱的“澶渊之盟“，靠进贡来维持和平。

这个时候，宋朝的黄老政治开始逐渐出现各朝各代，都见过的问题。于是在宋真宗的儿子宋仁宗即位之后，新皇帝觉得不改革是不行了。

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财政问题。黄老政治，其实搞的就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就是无为而治，要求小政府，就是俺们说的国退私进。名义上的税收很低，但实际上政府的财政需要想办法挖潜力，而地方上的官员，就把这个挖潜，挖到小老百姓的肉上去了。

另一个就是军力问题。那个时候的宋军，连小小的西夏国都打不过，实在是不成体统了。

解决的办法也是很简单，就是在北魏鲜卑人的治下，创造出来的均田制，后来在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都有应用。虽然大家具体的均田方法不同，但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就是遏制官僚体系里的土地拥有者们，利用自己手上的官权优势，不断的进行土地兼并，使国家的税收基础越来越单薄。其实并不是要真正，或者有可能做到均田，主要是希望能够遏制无土地农民的增加。

这些有土地的农民，不光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王朝的兵员。如果他们变成了无立锥之地的流民，那政府不垮台才怪呢。

其实中国今天，这样的土地兼并情况也同样出现。只不过现在的政府税收，在工业化社会中，已经变成了以工业和商业为主，而不再收取农业税。因此土地兼并的形式，就不再是抢夺农民的耕地，然后租出去给佃农耕种，而是变成了强迫拆迁，用来开发房地产。当然现在的名称是变化了，不再是官僚和地主利益团体，而是成了官僚和地产商利益团体了。

第二个解决军队建设的问题，一个就是国家财政要起来，可以投入更多的军费。另一个就是要提高军人待遇，让人们感到做军人，不光有社会地位和荣誉，还有比较切实的经济利益，那么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发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誓言。

可是这个富国强兵的想法，和宋太祖赵匡胤的国策是有所抵触。因为当年鉴于五代时期，军人跋扈，造成各地藩镇坐大，国家分崩离析，宋朝的政策是恩待士大夫，就是读书人和知识分子，而打压武人。估计俺们民间流行的那句“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

在北宋一片尊重知识分子，大量开科取士的情况下，一项重大的科技突破，大概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了。那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的出现，是和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相关的。其实在隋朝开始科举制度以来，因为大家要好好学习，考试向上，对书籍印刷的要求就大了。有了市场需求，于是出现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虽然可以大量印刷书籍来满足学生增多的要求，但是雕刻费工费时，不容易保管，而且一旦出现错别字，一块板就要重雕。

在唐朝时候，虽然科举是做官的一条道路，但是因为唐朝在中亚的用兵，通过军功而成为万户侯，还是一条选择。

宋朝的科举，比起唐朝来，则要更加爽快了。唐朝录取进士每次不过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几人，甚至几人。宋朝却是每次录取，就是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而且光是进士，就分成及第、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三等。唐朝你科举通过了，只不过获得做官的资格，要真的拿到实际官位，还要通过吏部考核。可是宋朝不同，一旦科举过了，马上就任命，而且考试排名在前面的，还可以一下子做高官。

在这样一片朗朗读书声下，对书籍的大量需求，活字印刷的出现就不奇怪了。自然这个伟大科技的发明，又推动了朗朗读书声的响彻云霄，暂时压住了远处游牧骑兵的铁骑和金戈之声，于是在多年之后，大家发现原来用来读经书的脑袋，还可以用来和人家金兵的狼牙棒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