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华恩
邓公的改革开放到今天30年（1979-2009），与太祖及其钦定接班人治国三十年（1949-1978）相对照。三十年前，是一个贫弱的中国，如果说有肌肉，只是在军事上，三十年后，是一个富强的中国，说道肌肉，军事，经济，外交，一个都不少。
---------
真是笑话。
某人吃包子，吃到第四个的时候说饱了，看来前三个包子都是不用吃的，直接吃第四个就行了。
同样，在某些人的眼里，改开前的5个“五年计划”土鳖都是在纸上规划规划：既没有在农村兴修水利设施，也没有在工业上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成就。
文革时我们那每个公社都有初中，不少有高中。这是政绩，也是返乡知青和知青就业的出路。
农村领导是满热心办学的，除了重视教育外，一个原因是可以给子女提供一个当教师的机会。平凡的世界里有满真实的描写。
我祖父外祖父都是地主，叔公算历史反革命，全家上下叔叔姑姑姨姨舅舅堂哥表姐近百号亲戚，没有一个因为成分不好不让上初中高中的。我父亲高中毕业参军，母亲初中毕业上卫校，二叔文革前考上大学，姑姑师专毕业。有一个姨姨没上完初中，是因为外公要她结婚。文革冲击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是真的，表现就是很难通过教育吃上公家饭，但是基本教育是在文革期间普及的。
为了被压迫人获得解放是一种理想
从一介书生变成皇帝也是一种理想
这两种理想都可以坚贞不渝，都可以崇拜毛
但是显然这两种崇拜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的很严谨，你的不严谨
还是套用鲁迅的话吧：
我以为，为民请命者，伸正义于天下者，如是也！
那是不折腾既得利益者，
最大程度的宽恕这些人的原罪，
对待屁民，该怎么折腾还怎么折腾，
别的不说，就看着房子和教育吧，
可了劲地折腾，老百姓的棺材本不榨出来不罢休。
我个人也为那是“人性的弱点”。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阶层都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圣人和神人也不例外的。
我认为不折腾就是政策保持连续性。
“折”嘛。就是对折，180度转弯。“腾”嘛，急促的，突然的。
买房而言。越来越贵不算折腾（是折磨）。
经过十年辛苦积攒，你好不容易够钱准备买房了，却被告知商品经济不搞了。地和房都是国家的，你住哪，住多大，要组织分配。所以你有钱也不能卖房。无法，你于是当良民，服从组织安排，把握绝对正确政治作为，再干十年。等到要分你房了，又告之现在又是商品经济了，不分房了，自己拿钱买去。这个才是折腾。
看了您的贴子，我不由得大大的吃了一惊，原来在文革时期就已经村村有小学，乡乡有中学了。结果我上网一查，原来是这么回事：以下引自天涯的王大麻子：
“第一次是停课闹革命之后，从1969年开始的基础教育大跃进，历时十多年。当时的王小麻子于1968年小学毕业，下半年因停课闹革命休学半年在生产队劳动（当时没有童工非法一说）。1969年复课闹革命后，原来的公社小学（当时的公社管五个大队，现在乡或镇下面的管理区）变成初中（公社另有一所小学也升成初中），王小麻子与前二届毕业遭遇瘟革而未升学的小学毕业生一起，在这个小学变成的初中开始读中学。原来的教小学的老师，又原班不动地教初中。等到两年初中毕业后，区（现在的镇）初中又适时升成高中，我们便又开始在原来的区中学读高中。
两年后麻子高中毕业，在生产队务农近三年后，进入大队小学教书。一年后，大概是1976年大队小学开始附设初中。而原来的68年时的公社小学在69年时变成初级中学，又在此时的70年代中期变成高级中学。原来那些教小学的教师，先后变成中学老师和高中老师。不仅如此，市和县城里在七十年代中期也开始大办工人大学，许多国营厂矿都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农村一些地方以区或公社为单位也曾有“五七大学”。记得当时，我们县城也生产过汽车。
虽然学校不断升级，但老师却仍然是那些教师。大队小学和后来的大队初中里，除了极少数几个文革前毕业的初级师范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之外，大多数老师都是小学毕业生教小学，或者是从公社初中和区高中新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我在大队教书时也有几个来自城市的知青同事。有一个年龄比我大十来岁的老师，是小学毕业，但教学教得好，最后成为公社高中的老师，我的弟弟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他教的。我还好，教我们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基本都能胜任，特别是当时的教科书本来就比较简单。
因此，当时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记得麻子读初中时，按上级要求也开过一次英语课。但由于没有英语老师，只得由根本不会英语的教政治课的校长临时充任。这唯一一节英语课教的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校长给我们用拼音标注的读音是“郎李物前门毛”。后来读大学时，大学同学说他们的中学老师把“china”读成“拆那”。我是头天晚上接到通知要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二天上午就走进教室讲台给学生上课时，没有备课没有教案，学生起立后我不知道应点头致礼。教语文时，我也不会拼音和普通话，真是误人子弟。我自认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七七年暑假镇里老师培训时，我还给那些来自各公社的初中老师，包括教过我的初中老师上过几天数学辅导课。弟弟在公社中学读高二时已开始高考，但他们的物理和数学老师却常常做不出习题或例题。以至我弟弟第一次高考失利，其最强的一门课考得最低（当时高考阅卷是在地区进行，很多人都查分，查分的大多加了分，我们不知道没有查分），在复读时竟然成了该校高中的临时代课老师。
文革之前，我从小学四年级（初小）升五年级（高小）时，还有升学考试，有相当高的淘汰率。但69年开始教育大跃进时，升学时就不考试了，只政审。有些成绩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升不了学。有些出身好的流氓不学、成绩极差的学生，因为家庭出身好，反而优先升学。我们那届初中，是几届小学毕业生一起的。我们生产队与我一起上初中的伙伴连我一起共有四个，他们在小学时都高我一届或二届，但当时农村家庭多不重视教育，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初中毕业。在公社初中（当时公社在另一处也有个初中）读书时，我们第一届开始时是两个班（两个排），共六、七十人，最后只有不到三十人毕业。麻子在区（镇）里上高中时，是区（镇）里的第一届高中，也是几届初中毕业生一起（麻子上大学时，则是十几届高中在一起，有年龄相差一代人的），开始时有三个班，最后毕业时只有二个班。期间有许多同学先后回家务农，有城市户口的则通过各种门路弃学参加工作去了（根据当时的经验，家长们也有有知识越多越麻烦的想法，毛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的初中同学上高中的有二十多人，但最后高中毕业时只有三人。”
看了这个帖子我终于明白了村村有小学是怎么回事儿，只想问一下洗心您，这样的学校，现在当然可以办，可是家长会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里去吗？
不过压迫人的批了泥腿杆子的羊皮而已。
事实上，真正兴风作浪的，都不是本份的庄稼人。中国侠义的传统在民间还是有基础的。
法治或人治，本是一体两面，对立统一。过于迷信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危险的。
法制不健全是常态，因为人类社会还在发展阶段，法制需要不断更新，套个大众名词就是与时俱进。所以法制离十全十美，功德圆满的那天还非常遥远，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批人压迫另一批人的时代。
大概大家都饿着肚子不太好讲阶级斗争吧。在我这一篇
五.一六之前里提到了这一点。
因为你提到了你的“二叔文革前考上大学”，那么你的“父亲高中毕业参军，母亲初中毕业上卫校”也应当都在这一时期。这样宽松的政策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认为这是搞阶级调和，所以才有了从一九六 四年开始的收紧，直至文化大革命。
至于说文革让乡村僻野都有了高中，其实你就把它叫做大学都可以，但是最终还得以毕业生的水平为准吧。不有个笑话，文革里出来的高中毕业生还比不上文革前的小学毕业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