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民族主义（一） -- 井底望天

七

当时劝降文天祥的不光是元世祖忽必烈，还包括投降的南宋恭帝赵显和其他南宋大臣来劝降。而当文天祥的弟弟文璧镇守惠州（今广东惠州），因为看到元军锋芒锐不可挡，南宋朝廷回天无力的情况下，为让当地人民逃避刀兵之祸，献城以降。对此文天祥不但没有愤怒，反而非常欣慰，因为古来忠孝不可两全，他选择了尽忠，而他的弟弟就应该尽孝，来保持文家香火的传承。

但是对文天祥来说，他的舍身成仁并没有唤起天下的忠臣义士起兵。就连钓鱼城（今重庆合川）的坚强守军，在得知南宋已经灭亡，而开城投降。当初在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该城的宋军，让一代天骄蒙哥大汗丧命，导致蒙古南侵计划流产，为南宋延续了20多年的寿命。而由于蒙哥之死，导致了蒙古在欧洲和中东的征伐停止，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在这之后的大汗争夺战中，亲近汉文化的忽必烈击败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显然被有意翻译成不尊重自己的哥哥），后来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改变了蒙军滥杀的恶习，使中国南方受到的破坏相对较小。

因此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思维习惯上，不光是缺乏民族主义的概念，甚至连为自己的国家和社稷出点力，都不是太在乎的。可谓是“负心多为读书人”了。

看一下宋朝的结局，再和唐朝一比较，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在唐朝的时代，曾经出过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来自游牧民族的将军。比如说突厥族的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哥舒翰，铁勒族的契苾何力，高丽族的黑齿常之，高句丽族的高仙芝，契丹族的李楷固、李光弼，回纥族的仆固怀恩，渤海族的李多祚，敕勒族的李光进，当然还有后来造反的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

当然后来唐朝因节度使权力过大，而酿成安史之乱。但唐朝在自己的文治和武功中，充分运用了游牧民族的军事人才，自然增加了自己的实力。相比较于宋朝，不光是无法运用少数民族的军事人才，连自己的军事人才也压抑得厉害，反而向辽国、金国和蒙古输送了不少文治人才。这样一加一减，不处于逆势，那才出奇呢。

而诡异的是，宋朝输送出去的汉族儒生，在其对手的属下，反而比自己朝廷里的大臣要有本事。宋朝在军事防御上的能力弱，不光是军队建设有问题，而且还是国防战略糊里糊涂，显然朝廷无能臣是一大问题。

本来正如俺前文所述，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只要顶住了上来的三板斧，基本上局面就可以维持。可是每当强敌一出现，宋朝的朝廷里，马上就听到一大片的主和之声，要么主张放弃首都而迁都，要么主张进贡而和谈，每次主张顽强抵抗的人士，总是处于少数的劣势。无论是寇准，还是李纲，都经历过这样的困局。

那么为啥宋朝的大臣，早期你还可以见到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等等，不管政治观点是新党，还是旧党，总还是令人佩服。可是到了宋徽宗时代，似乎全朝廷的官吏们，用李纲的话说，都大部分是“寡廉鲜耻”的人？

从唐朝开始，到宋朝，一个很大的社会变革就是贵族和门阀的衰落，和士绅阶层的出现。这些士绅阶层，在科举制度下，获得了做官的途径，但这个途径慢慢就被腐化了，从而官僚队伍的选拔，就成了买官卖官、结党营私和贪污腐化的温床。

宋朝的官员人浮于事也比较厉害。从每十万人口的基数中的官吏人数，东汉是13人，西晋42人，隋朝27人，唐朝35人，元朝27人，明朝31人，而北宋是最高的51人。南宋大家官员又一股脑跑了过去，管的臣民少了，官员却没有少多少，使这个数字更高。

其结果就是机构林立，大家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搞官僚主义的低效率。政令出自多门，而前方军情则在部门里慢慢爬梯子，导致整个系统反应迟缓。

这样的臃肿机构里，有才能的、资历浅的、年轻的上不去，资历长的、暮气沉沉、混日子的占据着位置。而官员多，位置少，自然就导致了为了争肥缺，大家一窝蜂的贿赂和贪污，使整个官场的风气败坏。

因为僧多粥少，学子们要出头也越来越难。在宋徽宗年间，全国的学校系统大概超过了20万个学生，而在政府只有2万4千个编制，仅仅可以录用500个进士。因此在考试的成功率上，在宋仁宗刚接位的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每10个参加考试的可以通过5个，就是50%成功率。到了20年后的庆历5年（公元1045年），就跌到了20%，每10个取2个。然后50年后，到宋哲宗元佑8年（公元1093年），变成10%。在南宋的宋高宗绍兴25年（公元1156年），更是到了1%，和宋恭宗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是0.5%。

所以说，有才能的出不了头，而人家辽国、金国和蒙古都在大量招募人才，最后能干事的去了哪里，就不奇怪了。

而看到敌人杀到了城下，这些官员们个个想到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算个屁啊。自然是一片主和声大起。而第一次金兵围攻汴梁，这帮人就想着花钱买平安，最后是京城的一帮大学生，在陈东的领导下，上街游行，就是古代版本的129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才导致了主战派李纲的复出，从而赢得了汴京保卫战的胜利。

科举体制出现，也造成了另一个社会变化，那就是产生了以管理国家为专业的公务员队伍。什么是公务员？就是以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作为专职职业的人，那种“俺会打好这份工”的非政治性官员。

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这些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是不会跟你选举出来的内阁共同进退。在中国古代，就是你皇帝死了，干俺屁事。你宋朝倒了，来的是啥子朝代，什么蛮夷，俺不在乎，只要你提供干粮，有薪水，有好处，俺一定向你提供优质服务。

还有其后来明未的女真，感觉非常类似。

今天的欧洲布局，基本上是西哥特克之后，建立的10来个日耳曼蛮族国家。意大利是在拿破仑第三之后才出现。

城破国亡，已无力回天，也就不必“貌似英勇”地战死了，徒受其辱罢了。明末张煌言是众多人里人格品行最无可挑剔的吧，最后也主动解散军队，可见其无奈。

大批有政治操守的官员被打压贬官，蔡京那样的政客当权，能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但这并不代表北宋的人才教育没有成效，即使不算陆游辛弃疾这样亲自上过战场的，岳武穆手下的不少幕僚也是知识分子。南宋后期也有史弥远和贾似道权臣专政。

江万里的弟弟江万顷是在抵抗时被俘，不屈而死的.可推测能上战场的都已经上战场了。

200多人相率投水而亡，当时人称为尸积如叠。200多人这个规模其实也不算小，你可以想象下当时的场景。

如果说能使这200多人为某种信念从容赴死，那么这种信念在当时想必还是有其鼓动人心的力量。

理学在现在受到不少非议，但就其出现的年代而言，还能算是一种比较有意义的学说，在宋末，很多理学的饯行者，也能做到知行合一，说他们是真君子也不为过，当然，那个时代需不需要真君子就不一定了。

对于农业民族来说，这才是最有威胁的一种外来户，因为其对于土地有固定的渴求，不像游牧民族更多的时候只是为了劫掠。

不过比起女真，日耳曼人人数更多更能生养，而且又是厉害的步兵，又能骑马做马贼，又能下海当海盗，威胁更大。

我就是看到后面江万里的弟弟抗敌而死才奇怪这200人为什么要去投水，按照形式的儒家思想，抗战时候的王二小也谈不上什么君子了吧。。。

个人感觉“君子”，这个词在礼崩乐坏的年代说不好是褒义还是贬义。。

但反正都是一死，何不跟敌人拼了？中国人都像这群儒生似的，中国这块地方70年前就变成讲日语的地方了，又或许是100多年前变成讲英德法俄意大利语的地方了。。。

这帮官僚可不是为“你”提供优质的服务，而是为自己提供优质的服务。

这所谓山不转水转，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而看到敌人杀到了城下，这些官员们个个想到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算个屁啊。自然是一片主和声大起。

[/COLOR[COLOR=blue]]（这种事情抗战的时候一些主和派也曾经做过，幸运的是在那个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人顶住了）

在中国古代，就是你皇帝死了，干俺屁事。你宋朝倒了，来的是啥子朝代，什么蛮夷，俺不在乎，只要你提供干粮，有薪水，有好处，俺一定向你提供优质服务。

在当代如果发生强敌入侵，我相信老百姓是会支持政府抵抗到底的。

蔡京，秦桧之类的智商都是很高的，所以他们应该都算是人才，脑袋没有问题。

高智商用到什么地方就是屁股问题了。秦桧都可以算是辽国派来的奸细，这个屁股问题就更严重了。

另一个关键可能是游牧民族以前没有定居的传统，一旦定居下来就能是全面被原来的农业文明所同化。

从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考量,文璧确实说不上完美.

先是降元,继而又做了元朝的临江路总管兼府尹.当时也有人写诗讽刺他,“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溪山就是指文氏兄弟，文天祥号文山，文璧号文溪。南北枝的典故出自文天祥的诗“江上梅花各自好，莫分枝北与枝南。”连满族皇帝乾隆也说文璧地下难见其兄。

但是需要看到的一点是，文璧是什么时候降元的。

文璧降元是在1279年秋，而在宋朝廷灭亡是在1279年2月，之后的抵抗活动比如说李梓安守的南安也在3月中旬被攻破。至此宋的国土基本已被元占领，文璧在惠州可以选择抵抗，当然这抵抗注定是无望的。元取江南，虽然号称仿曹彬不杀，但屠城之事也常见，屠樊城，屠沙市，屠常州。而广东一地，广州，潮州在宋元的反复争夺中死伤无算，这在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即使惠州后来开城降元，也遭兵燓。只是情形稍微好一点。

顺便说一下，元取江南，一路上抵抗不断，而当地牧守多是读书人，所以兄台文中“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思维习惯上，不光是缺乏民族主义的概念，甚至连为自己的国家和社稷出点力，都不是太在乎的。”的结论似乎有些轻率，民族主义的观念自然是缺乏的，因为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现代观念，求以古人，不免过苛。但为自己的国家社稷出力的读书人，在宋末是不绝于途。这个还是应该肯定的。

而文璧在宋亡前，说是忠臣孝子的典范也不为过。先说孝，文璧的孝悌估计是没什么争议的吧。当时人称文璧“孝悌无双”。比如说理宗时兄弟两人同时通过礼部试为奏名进士，在进京参加殿试前，父亲病危，文璧留侍，让文天祥安心赴考。后来文璧降元，保全宗族也是一个考虑因素，毕竟元到至正十八年（1284年）才停止对忠于前朝家属的捕杀。当然，如果问文璧为什么不像江万里那样，举家殉国。说实话，我回答不了。

再说忠，他为官恪尽职守，勤政廉明。国难期间政绩可观，不失为一个贤良的清官。他在积极参与抗元活动，在赣州勤王军中地位是仅次于文天祥的重要领导人物。他曾担任宋行朝都督府参议，为抗元出谋划策。后来行朝流亡海上，他“偪侧兵间，兼运筹给饷于危急存亡之秋”。

文璧一人当了元朝的官，但文氏一族都隐而不仕。文天祥在写给三弟文璋的信里说得很清楚，“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文璧在当临江路总管时也奔走于安置战后流民。

我写这些,倒不是想为文璧辩护什么,只是想说，一个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除了一些变化不大的人情人性，以及个人的性格不同，或刚烈，或软弱，也有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如果仅做道德评判，痛快固然很痛快，似也无助于对历史的深入认识。

再谈科举制度，以科举选官是有利于打破旧的门阀制度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当然这个过程也比较复杂。科举制度的弊端主要在于把儒家的价值体系通过科举制度和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使得大多数有知识的人，选择通过这条道路成为国家的官吏。反过来成为官吏的知识分子也维护这套制度，使得行政结构偏于文官化，难以适应变化的社会。而整个国家的征服欲和扩张欲都不是很强，在太平时代，维系统治是行之有效的，但在乱世就显得有些无力。同时对人文学科的重视，使得科学技术无法通过成形的制度和权力挂钩，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但从政权维护自身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也有其可取之处，首先科举制度对几乎所有人开放，（除了个别家庭出身遭到禁止）。如果将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简单的分层，第一层属于皇帝及官僚的政府统治阶层，第二层是士绅，贵族，地主等民间统治阶级，第三层是普通民众。科举制度相当于精英再产生机制，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基层政治和社会结构，在对中国民间统治阶级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皇权和职业官僚的关系。

科举制度作为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产生机器，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和对流，使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始终处于不断的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这样科举制度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机制。而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

儒家学说不行于当世，与其说是思想体系过时，不如说是因为它失去了和权力挂钩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