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上海男人这样挑日本老婆？ -- 月色溶溶

把女人装麻袋里卖？

不会吧？怎么能这样？

当时也是很吃惊。印象中有个青年买了一个，打开麻袋一看是个老太太，是个红军的母亲，后来把她当妈妈养，自己也参加了革命。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2、“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3、“新江西模式”。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

　　　　　　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

　　　　　　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

　　　　　　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我一个朋友的父亲，所谓的“残留孤儿”，当时在东北。日本战败投降后全家生计成了问题，弄到什么吃什么。和我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还说过，肥皂是甜的。

我记得抗战胜利多少周年的时候有东北某省拍电视剧反映日本人的苦难，引得某大报记者感慨，真是被殖民过啊，竟然拍出这种片子。

我注意到有个叫月色的给你送花了，这算什么，普氏价值？

日本对华侵略的算账我可从来没忘记过。而且说得什么一点，现在对日本算账算到卢沟桥的100%，算到九一八的95%，算到甲午战争的大概有65%，可算到19世纪七十年代日本首先侵吞当时中国的藩属琉球王国的能有多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日建交前的谈判中中方就说“过去一百年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明摆着就是从这里开始算的，日本的某些公开出版物都不讳言。这方面我可是响应政府号召哟。至于战后日本人困窘了一段日子，这和此前的侵略行径有直接关系。作为个人可以表示些怜悯，但真要说起大道理，自己找日本政府算账去。日本人真想避免类似的困窘，让他们政府别重复“过去一百年来”的行为。否则，早晚有重蹈覆辙的日子。

你能看出带感情和ass朝向？太敏感了吧。

我看楼上幸灾乐祸感情倒是有的。

每次读到这些总让我充满了愤怒和厌恶，我不知道这样的畜生是怎么被称作“雄奇”的。

太祖来了以后，中国的妇女才得到了解放。

也难怪全中国人民都跟着他。

应该感谢太祖和他的同事们。

人和人的争斗是非常惨烈的。近几十年显得温情了很多，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次展现出来。

之所以他知道“肥皂是甜的”，因为当时很多物资也是配给供应，他们家还领得到肥皂。也就是说，至少这些留在中国的日本人还能有和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最普通的生活保障，只不过那时候这个“普通”的生活保障本身很低，要过点苦日子罢了。就算是如大家所说被人贩子随便贩卖，也不过是和当时的中国最底层老百姓一个待遇而已。反过来说，日本人在中国的时候有几个中国人能享受到和日本人一样的待遇？后来他们一家回到日本了，物质生活当然比过去强多了，但在中日两国之间，还是反感日本多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和过去在中国尽管穷困，还比较公平的经历有关。

这一家子也很有意思，可惜我离开日本了，没法多问些什么。将来有机会写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