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色盲讲故事——故事，过去的事儿(49) -- 江南水
我读书有做笔记的习惯，这是当年摘抄的东东。刚翻了下笔记，可惜了，没记出处。
先秦史料匮乏，除了《史记》没有像样的资料可供佐证。而《战国策》真假参半，有位老先生考证出真实可信的约占四成，可要分出哪四成难于登天。
历来的改革家大都没有好下场，无论商鞅是否善于保护自己是否足够谨慎，能得善终都是奢望。尤其是在那个人头滚得跟秋后的李子似的年代。不过这算不得什么，斧钺鼑镬吓不倒这些眼睛长脑门上的家伙。出身底层的，只能靠智慧和玩命，要不然就什么都没有了。老死户牖之下对他们来说也许比荣极一时后的四分五裂更可怕。
至少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还没有完成自我定位的转换。叔孙通是这个转换的重要标志人物之一。
ps：建议江南兄看看唵啊吽兄的通鉴评说系列，对评论战国史会有启发的。
还说其他儒生不知合变。
这个影响极其深远，一举解决了草根出身的帝王的排座次问题，确立了帝王的尊严，陈胜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是提出了破，但是怎么立却没有解决好。简单的像法家那样以杀立威已经证明是失败了，叔孙通提出的这个“君君臣臣”的实践方案让刘邦看到了儒家的重要意义，他在位期间已经开始祭祀孔子，为后来的独尊儒术开了头。
除了在杀伐不断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其他时代，儒家还是相当靠谱的，尤其是在帝国时代，他的变异能力和吸纳能力展示得淋漓尽致。
无论怎么变，吸纳多少，他的内核，“仁”和“礼”始终不变
所谓的仁，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相处，君子和而不同
所谓的礼，就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当然了，真正能够做到这两点的时候，并不太多，更多的时候是伪君子成群，君臣互疑，父子不和。
不过，“仁”和“礼”这两点，至少让人们在表面上做得还能说得过去，这就不容易了，把所有人的内心深处都改造成圣人的思想还没有出现呢
当然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上完幼儿园就毕业了。
谁告诉我，哪里有没有弊端的思想
青色兄有可能小看了叔孙通，我认为不光是汉家400年的朝廷礼仪，以后的朝廷礼仪恐怕是也没有脱离叔孙通的藩篱。
毕竟以后的朝廷礼仪都是损益汉家的
先秦思想学派最不与时俱进的就是法家了，诞生的时候名声就不好，两千多年过去了，名声还是一如既往的差
其实，这也不能怨法家，法家赤裸裸的直指人的本性，就好比一个人老是去脱人家的衣服，人家当然不高兴了，告你性骚扰都是轻的
儒家恰恰相反，是给人穿衣服的，什么流行他就给人穿什么，与时俱进，并且保暖的本性没有丢失，当然招人喜欢了。
两汉的经学在三国五胡时期崩溃后受到道教和佛教的挑战，自发的学习吸收和借鉴了两家不少内容，经过隋唐的融合，最终形成了宋代的理学，重新坐稳了第一把交椅。
再多的保卫措施对于死士也是没用的，刺客列传中有两个在战国呢。
儒家会说：对不起，是你“内圣”的还不够。
这好有一比。
一个奉献出自己一切的虔诚教徒，眼看就要遭遇灭顶之灾了，神却连根稻草都不给他。
见到神后，这位老兄的肚子里填满了对神的牢骚，神却一脸郑重的告诉他：你虔诚的程度还差点火候啊。
“内圣外王”这事儿啊，从逻辑上来说，压根儿就是一件贼没谱的事儿。
不过，直到今天“内圣外王”的变种依旧充斥在某些领域，不是有人在教导我们吗，只要中国实行了某种制度，人民才能幸福，同时也才能跟国际主流接轨，到那时候中国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大国。
这纯粹就是扯淡！
内圣外王在任何时代都很难行得通，在战国时代就更不靠谱了，那个时候也不需要什么“内圣”，秦国的国内就一直不“圣”。
即便从防止颜色革命的角度来看，孟老夫子的“仁义”也不怎么靠谱，每个大国对内都不怎么仁义，但是也能够有效的防止颜色革命。
战国以来，每个大国的领导人都用三只眼来盯着本国内的卿大夫，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不敢放松。
经过法家的折腾，各个国家卿大夫的政治势力也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商鞅干脆就断了他们的根儿），这会儿卿大夫们再想搞老板，基本上不可能了。
虽然孟老夫子的回答文不对题，他用“仁义”来防止和平演变的高招儿也是个带点儿馊味的主意，但是他留下的“义利之辩”却纵贯两千多年，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消失了。
在我看来“义利之辩”就是个伪命题，“义”和“利”是一个国家政策的两个方面，一个对内，一个对外，没有谁是谁非之分。
对内要讲“义”，保证公平和正义。
对外要讲“利”，在规则范围内（如果有规则的话）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
“义利之辩”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聚讼不已，经历数千年，就是因为自从秦统一天下后，中国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是所见范围内的最强者，没有了外患，自家人拿这个问题来磨牙打发日子。
如果今天谁还在为这个问题喋喋不休，那他不是真傻就是工业酒精（假纯）。
跟同时代的一些人相比，孟老夫子也是生不逢时啊。
不过，倔强的孟老夫子，却从不拿正眼去瞧那些意气风发，生逢其时的同时代人。
一个叫景春的人实在看不过去了，找到孟老夫子，跟他半抬杠：公孙衍、张仪（都是后面的绝对主角）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俩一生气，诸侯们的后果就很严重，他们俩消停了，天下也就和谐了。（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 安居而天下熄）
看着这个来找茬儿的人，孟老夫子高傲的表达了自己的不屑：他们算什么大丈夫啊？（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接着孟老夫子给出了大丈夫的标准定义，有名的“三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老夫子的定义对不对？
对！
何止是正确，简直就是正确得令人咬牙切齿，能够做到那“三不”的，何止是大丈夫，说他是圣人都不过分。
但，还是文不对题。
景春是从个人成就方面来给“大丈夫”一个说法。
而孟老夫子呢，他是从个人修养方面来定义“大丈夫”。
怎么能够因为个人修养不高，就去否认他那伟大的个人成就呢？
不过，孟老夫子的这个价值判断标准，一直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即使在今天，人们在说起某个成就斐然的牛人时，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一下他的某些道德瑕疵，似乎一提这些瑕疵，就会让他的成就大打折扣。
个人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值得我们敬仰，成就斐然的人，同样值得我们崇敬。
道德和成就是人的两个方面，两个没有太多联系的方面，至少他们之间没有相互否认的联系。
孟老夫子却把道德放到了一个制高点上，试图用道德来一统江湖，让道德成为判断一切是非的价值标准。
但是，在那个看重个人成就的战国年代，孟老夫子的努力又有多少用呢？
孟老夫子，或者说整个儒家，并不适合兵连祸结的春秋战国，他们适合另一个时代，一旦等到那个适合的时代，他们就会灿烂两千年。
这是苏秦、张仪、公孙衍的时代。
事先在这里露个怯，战国的纵横家们都会用各种修辞方法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什么赋啊、比啊、兴啊，能用的全用上了，并且还大量使用排比。本人不是语文工作者，实在没有能力搞定他们讲话的全文，只能传达一下他们讲话的精神，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战国策》中的原文，都是相当上乘的散文。
苏秦，洛阳人。
洛阳是当时周天子的所在，放在今天的中国，苏秦就是北京人，放在今天的世界，苏秦就是纽约人。
首都不同于其他的地方，首都的人们也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人。
在农耕社会，人们基本上就是土里刨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首都洛阳的人们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手工业和商业这些服务行业上。
如果那个时候就有金融业，洛阳人很可能也会玩儿一把次贷。
商鞅要是在这里实施变法，洛阳城很可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奴隶的集中营。
无论是手工业还是商业，都需要在前期投入一定的成本，然后获取20% 左右的利润，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这回报无疑是丰厚的。
然而，苏秦却看不上这20%利润的回报。
在当时的人看来，首都人无疑都是另类，然而就在这些另类中，又出了一个另类。
苏秦不是跟家乡人拧着来，选择去种地，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通往发达的道路，比玩儿工商业投入要少，获益还高的路，读书。
因为首都的人们都在追逐那20%的利润，没有时间打理教育事业，学习的气氛很不浓厚，这跟今天的北京一比可就差远了，跟纽约倒是有三分像。
苏秦要想读书学习只能选择出国，他选择的是齐国，拜在了鬼谷先生门下。
鬼谷子，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也有种说法，鬼谷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方，相当于今天的大学。
反正是够神秘的，不愧是“鬼”。
在当时很多人都拜在鬼谷子门下，据说那对冤家同窗，庞涓和孙膑也是跟着鬼谷子提高自身水平的。
在鬼谷子这里，苏秦也结识了一位同窗，张仪，在未来若干年里，这两位仁兄翻云覆雨，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一页。
不过，在读书的时候，这两位仁兄并没有动摇天下的志向，更不会梦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角儿，这一点，他们后面的一些言行做出了注解。
既然没有胸怀祖国，放眼天下这样的崇高理想，那他们读书是为了个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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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95%乙醇加5%甲醇
苏秦出道的时候张仪都快退场了吧
如果说是必要条件，还是靠谱的。而“内圣外王”，基本是伪命题。
见到神后，这位老兄的肚子里填满了对神的牢骚，神却一脸郑重的告诉他：你虔诚的程度还差点火候啊。
参见《旧约·约伯记》,何止是灭顶之灾啊，简直就是家破人亡。
当年学的化学，都还给老师了
战国史很乱，这一段尤其乱，史记自己本身也矛盾重重，也是我最头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