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事实民主(一) -- 井底望天
上的, 我印象中,小时候,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猪肚吃。
我总有不好的预感,年轻人没路走会怎样?
我觉得,老毛老井的想法,去了归齐,就是现代版的股份公司公司治理结构。我觉得这挺好,也是唯一在中国有行得通记录的西方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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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来管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交通状况的好坏一直是政府可否有效施政的一个关键。
中国历代政府在交通上面,花的力气不可谓不少,整个国家道路的基础,基本上是从商周时代,开始成形,而在秦始皇和汉武帝治下的道路建设,更是为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形成奠定了技术上的条件。虽然这之后的分裂局面,导致道路的发展,更多的在地区内部进行,而在所谓分裂小国之间,则是因为战争的原因,而导致道路失修,人为地割裂了人民之间的联系。
在隋朝中国统一以后,道路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大高潮。隋朝的一些大工程,如大运河的开通,和宽百步、长数千里的御道的修建,都标志着中国的道路的建造技术的大飞跃。以建桥天才李春兴建的世界第一座石拱桥赵州桥,在这个时期的出现,不是偶然。
当时的道路建设,在水路上主要是解决关中粮食短缺的问题,可以说是以货运为主。而陆上的交通,则是和政府通信系统的驿站一体,主要不是物质流,而是人流和信息流的主要网络。
当时的驿站,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的信息传递,尤其是政府公文的上传下达的主要载体。以唐朝的驿站为例,大概是每20里就有一个驿站,通常政府法令规定,传递文书的快马要求1天走180里路,而当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饥荒、洪水、民变,尤其是兵变的时候,就根据情况的紧迫性,而出现特快专列的局面。这个时候,你听到的就是300里快速和500里特快了。
虽然俺们在文学作品里面,经常听到800里加急这个词,其实这个只是政府在传递文书上打的一个象征性邮戳而已,因为事实上的技术手段,就是所谓的千里马,是达不到你这个一日行800里的要求的。以唐朝天宝14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造反,而当时的驿马传递军情,自然走的是特快加急,两地相隔2千多里,要是按500里一日的走法,那就是4天就可以接到军情了。
但事实上唐玄宗是6天之内得到这个消息的,说明实际上的快马速度还是要慢一点。当然想到每到一个驿站,就要换马和换人,再检查一下文书的安全,就像现在的400米接力赛一样,转换过程是需要一些耽搁的。
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看,后来传说的杨贵妃想吃的新鲜岭南荔枝,要靠“一骑红尘”而让妃子笑,是不太靠谱的。估计当时的做法,是将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移种到容器里面,然后慢慢的通过广东到湖北的陆路,然后沿河而上,大概到了秦岭的时候,这里不通航,正好果实就熟了,然后摘下来,正好一天的快马进长安。而这种玩法,大概是唐朝京城中的达官贵族的高消费一种,因此是很有经济利润的一个行业。
现在从广州到西安,大概是2120公里,就算是现在坐火车,也要26个半小时才到。就是说今天的新鲜荔枝从广州运过去,颜色已经就不能保鲜了。而以当年唐朝的技术条件,如果北京到西安的紧急军情,大概是1100公里的路程,也要6天,那么西安到广州,估计12天还是有点难度,考虑到翻山越岭、跨江过河的障碍。
而考虑到平时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活动,肯定不是用加急,而是用现在铁路的普快这种方式,那么每天走180里,大概就是90公里的速度,北京到西安,就是要用12天的时间,而广州到西安,要用24天的时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2星期经济圈和4星期经济圈的概念了。
因此在中国的明朝,尤其是清朝,当国家是以北京为首都的话,大概是可以通过驿马的远近,把中国分成几个按照星期来区分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圈。
以驿马的速度,每天90公里,那么一个星期的路程,就是630公里。估计呼和浩特、沈阳、济南、太原大概是在这个一星期行政圈里。而二星期行政圈,则包括洛阳、西安、合肥、南京、长春和平壤。三星期行政圈,则包括哈尔滨、乌兰巴托、银川、西宁、兰州、南昌、杭州和上海。四星期行政圈,则包括福州、广州、贵阳、重庆和成都。那么更远的地方,如昆明和南宁,大概是五星期,乌鲁木齐大概是八星期,而拉萨则是非常遥远了。
这些驿站运行得好不好,对中央了解地方民情,处理紧急事务,如灾荒之类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在民情和舆情的了解上面,非官方的渠道,包括各地分布的银行、钱庄和票号,以及其他的米店、布店和丝绸庄等等,都有不少分店在全国范围经销。而每3年一次的科举殿试,全国赶考的举人聚集京城,都是传递各类地方舆情和民情的好机会。
中国这种形态的管理方式,因为技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说在英国人发明蒸汽机,和美国人发明电报电话之前,可以说是成本比较高,导致管理费用和执政难度的加大。而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政府,包括明朝和清朝,因为在现代财政和税收制度上的缺乏,政府财政收入,其实远远无法应付政府的各种职能,是导致中国近代积弱的一个制度原因。
铁路的出现,可是说是大大改变了中国的交通技术,使得中国的地理距离大幅度缩短,将行政管理圈,下降到以天来计算。比如说乌鲁木齐和昆明,到北京大概都是在50个小时之内,就是2天之内。北京到广州等地方,则下降到了差不多1天之内。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古代是很难想象的,因为这种交通技术的提高,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和行政管理上,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也是中国在建国以来,试图分裂中国的外部和内部敌对势力,徒劳无功的一大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讲,青藏铁路的开通,使得北京到拉萨的时间减少到了2天,应该对国家统一功莫大焉。而新疆将兰新铁路的提速改造,和南疆库尔勒到阿克苏的铁路开工等等,都是应该尽力和尽快做的工程。
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的交通网,进行高铁改造,就会为中国整个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变化。以前你要是对地方官员不满,想到北京去上访和告状,大概人家地方政府也想着如何在千里迢迢的路途中,把你给截下来。
高铁一出现,这种行为的难度和成本,就会比较高了。以前你如果要从湖北上北京告状,估计从武汉搭火车,也要快车9小时,慢车16小时,人家等你风声走漏了,还有足够时间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到火车站去拦截你。好听一点叫做劝阻,难听一点叫做绑架。将来高铁出现了,估计就是4个钟头就到了,拦截成本就高不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1小时经济圈、3小时经济圈、5小时经济圈、7小时经济圈,大概就把大部分的中国给包括进去了。高铁的出现,或者导致“天高皇帝远”这句话的消失,将会在现实中出现,而这个也是中国未来政治制度改良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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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说法荔枝是从四川过去的,四川在唐朝的时候是产荔枝,就是现在也产,不过萎缩到川南泸州一带了,应该不用从广州那样运过去。距离应该也近不少吧,可能几百公里的样子。
简直……匪夷所思。。
井大论述古代时,以驿站为例,其实说的是信息传播速度。讲现今的时候,则是说国家力量的投送速度。
国家统治与治理,有两个要素:信息传播与力量投送。古代的信息传播,耳口相传,最快不过马匹、飞鸽;力量投送也是如此,最快不过马队。因此,古代的统治能力严重受制于马匹的质量和规模。
现今不同了,信息传达的速度早已是光速了,这个在19世纪就已经完成。而现在的问题是力量投送的速度,最快的是飞机,但投送能力有限;其次是火车等,速度、规模都比较合适;然后是汽车、轮船等。
高铁的进步,不体现在信息传达速度的进步,而是体现在力量投送的进步。随着交通的系统性提速,物流、人流的速度都提升,生产过程中的物资流通环节加速,所短了生产周期,于国、于民都是有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的。这种影响并将进一步扩散到人们的思维、国家的治理方式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组织形式等。
动机的发明,从蒸汽机、内燃机、电机一路过来,就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加进去。古代的军力投放,靠的是兵站,这个和驿站是比较紧密联系的。比如贵州北部的开发,就是通过驿站和兵站一起来的。
现在的信息虽然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但是由于地理距离的隔离,反而有时候会造成信息的扭曲,和谣言的盛行。韶关到乌鲁木齐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因。而地理距离的缩短,实际上可以在人员流动的同时,对信息传播提供一个好的修正作用。
我的意思是,监督只是一个方面。对广大的中下层干部来说,包括许多新进的年轻公务员,对贪腐也是存有戒心的。很多情况下面是身不由己。前几天一位处长的家人告诉我说,工作调动了,犯错误的机会少了,家人比以前安心了。
官员贪腐的机会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是因为政府职能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太大,不是改变审批制度什么的就能解决的。
库尔勒到阿克苏开工?那是建复线哈:)
喀什到和田都开工了。话说在新疆这样的地方修铁路还真便宜。。
信息传递速度的飞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根本的促进,但是具体到怎样才能有效组织、运用这些,还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来探索、磨合的。这是战略大势、战术细节的区分。
韶关到乌鲁木齐的问题,依我看,在于信息传达不畅,以及人类一些固有的好奇、反政府情感等因素。即使按照井大所说,地理距离缩短,人员流动,这些流动人员所携带、传播的信息未必比网络上更可靠,反而更有可能耳口相传、添油加醋之后变形更为严重,且由于传递速度不如网络,更加难以得到证伪和证明。
真正地实现信息不失真的传达,一方面依赖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有赖于传播者的素养。技术进步体现在科技发展上,传播者素养则体现在教育、思维上。时当今日,大家都有“喜闻乐见”的东西,不会、也不可能对事情都进行客观描述;况且,人类语言固有的缺陷与含糊,对事物的描摹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我觉得,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传达,最可行的办法还是多提供一些信息来源,多开辟些信息渠道,使得各方面的说法能够相互证明或证伪,以求达到接近真相的目的。互联网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如果依靠人员流动来实现这个,无论从信息的传递速度和精确程度上,都是不足取的,最终都容易陷入叽叽喳喳、麻雀开会的地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信息在人类社会中的流通,基本就这么个循环:事件产生(信息源)—>信息传递—>人们进行判断—>信息反馈—>信息源……。高铁在这个过程中起不到作用,飞机也不行,倒是互联网、电视、电报等“光速”的手段,能够有效加速这个循环,使得对信息进行证伪、证明变得更加容易。
可惜的是,信息传达本身就是统治者最核心的手段之一,所以我一般不去企求获取真相,只企求给出的信息能够自洽、圆通,得到大致的证明。
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逻辑,安乐要紧,不强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