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事实民主（一） -- 井底望天

上的， 我印象中，小时候，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猪肚吃。

我总有不好的预感，年轻人没路走会怎样？

我觉得，老毛老井的想法，去了归齐，就是现代版的股份公司公司治理结构。我觉得这挺好，也是唯一在中国有行得通记录的西方治理结构。

八

本来管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交通状况的好坏一直是政府可否有效施政的一个关键。

中国历代政府在交通上面，花的力气不可谓不少，整个国家道路的基础，基本上是从商周时代，开始成形，而在秦始皇和汉武帝治下的道路建设，更是为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形成奠定了技术上的条件。虽然这之后的分裂局面，导致道路的发展，更多的在地区内部进行，而在所谓分裂小国之间，则是因为战争的原因，而导致道路失修，人为地割裂了人民之间的联系。

在隋朝中国统一以后，道路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大高潮。隋朝的一些大工程，如大运河的开通，和宽百步、长数千里的御道的修建，都标志着中国的道路的建造技术的大飞跃。以建桥天才李春兴建的世界第一座石拱桥赵州桥，在这个时期的出现，不是偶然。

当时的道路建设，在水路上主要是解决关中粮食短缺的问题，可以说是以货运为主。而陆上的交通，则是和政府通信系统的驿站一体，主要不是物质流，而是人流和信息流的主要网络。

当时的驿站，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的信息传递，尤其是政府公文的上传下达的主要载体。以唐朝的驿站为例，大概是每20里就有一个驿站，通常政府法令规定，传递文书的快马要求1天走180里路，而当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饥荒、洪水、民变，尤其是兵变的时候，就根据情况的紧迫性，而出现特快专列的局面。这个时候，你听到的就是300里快速和500里特快了。

虽然俺们在文学作品里面，经常听到800里加急这个词，其实这个只是政府在传递文书上打的一个象征性邮戳而已，因为事实上的技术手段，就是所谓的千里马，是达不到你这个一日行800里的要求的。以唐朝天宝14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造反，而当时的驿马传递军情，自然走的是特快加急，两地相隔2千多里，要是按500里一日的走法，那就是4天就可以接到军情了。

但事实上唐玄宗是6天之内得到这个消息的，说明实际上的快马速度还是要慢一点。当然想到每到一个驿站，就要换马和换人，再检查一下文书的安全，就像现在的400米接力赛一样，转换过程是需要一些耽搁的。

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看，后来传说的杨贵妃想吃的新鲜岭南荔枝，要靠“一骑红尘”而让妃子笑，是不太靠谱的。估计当时的做法，是将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移种到容器里面，然后慢慢的通过广东到湖北的陆路，然后沿河而上，大概到了秦岭的时候，这里不通航，正好果实就熟了，然后摘下来，正好一天的快马进长安。而这种玩法，大概是唐朝京城中的达官贵族的高消费一种，因此是很有经济利润的一个行业。

现在从广州到西安，大概是2120公里，就算是现在坐火车，也要26个半小时才到。就是说今天的新鲜荔枝从广州运过去，颜色已经就不能保鲜了。而以当年唐朝的技术条件，如果北京到西安的紧急军情，大概是1100公里的路程，也要6天，那么西安到广州，估计12天还是有点难度，考虑到翻山越岭、跨江过河的障碍。

而考虑到平时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活动，肯定不是用加急，而是用现在铁路的普快这种方式，那么每天走180里，大概就是90公里的速度，北京到西安，就是要用12天的时间，而广州到西安，要用24天的时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2星期经济圈和4星期经济圈的概念了。

因此在中国的明朝，尤其是清朝，当国家是以北京为首都的话，大概是可以通过驿马的远近，把中国分成几个按照星期来区分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圈。

以驿马的速度，每天90公里，那么一个星期的路程，就是630公里。估计呼和浩特、沈阳、济南、太原大概是在这个一星期行政圈里。而二星期行政圈，则包括洛阳、西安、合肥、南京、长春和平壤。三星期行政圈，则包括哈尔滨、乌兰巴托、银川、西宁、兰州、南昌、杭州和上海。四星期行政圈，则包括福州、广州、贵阳、重庆和成都。那么更远的地方，如昆明和南宁，大概是五星期，乌鲁木齐大概是八星期，而拉萨则是非常遥远了。

这些驿站运行得好不好，对中央了解地方民情，处理紧急事务，如灾荒之类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在民情和舆情的了解上面，非官方的渠道，包括各地分布的银行、钱庄和票号，以及其他的米店、布店和丝绸庄等等，都有不少分店在全国范围经销。而每3年一次的科举殿试，全国赶考的举人聚集京城，都是传递各类地方舆情和民情的好机会。

中国这种形态的管理方式，因为技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说在英国人发明蒸汽机，和美国人发明电报电话之前，可以说是成本比较高，导致管理费用和执政难度的加大。而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政府，包括明朝和清朝，因为在现代财政和税收制度上的缺乏，政府财政收入，其实远远无法应付政府的各种职能，是导致中国近代积弱的一个制度原因。

铁路的出现，可是说是大大改变了中国的交通技术，使得中国的地理距离大幅度缩短，将行政管理圈，下降到以天来计算。比如说乌鲁木齐和昆明，到北京大概都是在50个小时之内，就是2天之内。北京到广州等地方，则下降到了差不多1天之内。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古代是很难想象的，因为这种交通技术的提高，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和行政管理上，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也是中国在建国以来，试图分裂中国的外部和内部敌对势力，徒劳无功的一大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讲，青藏铁路的开通，使得北京到拉萨的时间减少到了2天，应该对国家统一功莫大焉。而新疆将兰新铁路的提速改造，和南疆库尔勒到阿克苏的铁路开工等等，都是应该尽力和尽快做的工程。

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的交通网，进行高铁改造，就会为中国整个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变化。以前你要是对地方官员不满，想到北京去上访和告状，大概人家地方政府也想着如何在千里迢迢的路途中，把你给截下来。

高铁一出现，这种行为的难度和成本，就会比较高了。以前你如果要从湖北上北京告状，估计从武汉搭火车，也要快车9小时，慢车16小时，人家等你风声走漏了，还有足够时间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到火车站去拦截你。好听一点叫做劝阻，难听一点叫做绑架。将来高铁出现了，估计就是4个钟头就到了，拦截成本就高不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1小时经济圈、3小时经济圈、5小时经济圈、7小时经济圈，大概就把大部分的中国给包括进去了。高铁的出现，或者导致“天高皇帝远”这句话的消失，将会在现实中出现，而这个也是中国未来政治制度改良的技术基础。

就基本解决问题了。

也有说法荔枝是从四川过去的，四川在唐朝的时候是产荔枝，就是现在也产，不过萎缩到川南泸州一带了，应该不用从广州那样运过去。距离应该也近不少吧，可能几百公里的样子。

简直……匪夷所思。。

井大论述古代时，以驿站为例，其实说的是信息传播速度。讲现今的时候，则是说国家力量的投送速度。

国家统治与治理，有两个要素：信息传播与力量投送。古代的信息传播，耳口相传，最快不过马匹、飞鸽；力量投送也是如此，最快不过马队。因此，古代的统治能力严重受制于马匹的质量和规模。

现今不同了，信息传达的速度早已是光速了，这个在19世纪就已经完成。而现在的问题是力量投送的速度，最快的是飞机，但投送能力有限；其次是火车等，速度、规模都比较合适；然后是汽车、轮船等。

高铁的进步，不体现在信息传达速度的进步，而是体现在力量投送的进步。随着交通的系统性提速，物流、人流的速度都提升，生产过程中的物资流通环节加速，所短了生产周期，于国、于民都是有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的。这种影响并将进一步扩散到人们的思维、国家的治理方式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组织形式等。

动机的发明，从蒸汽机、内燃机、电机一路过来，就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加进去。古代的军力投放，靠的是兵站，这个和驿站是比较紧密联系的。比如贵州北部的开发，就是通过驿站和兵站一起来的。

现在的信息虽然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但是由于地理距离的隔离，反而有时候会造成信息的扭曲，和谣言的盛行。韶关到乌鲁木齐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因。而地理距离的缩短，实际上可以在人员流动的同时，对信息传播提供一个好的修正作用。

我的意思是，监督只是一个方面。对广大的中下层干部来说，包括许多新进的年轻公务员，对贪腐也是存有戒心的。很多情况下面是身不由己。前几天一位处长的家人告诉我说，工作调动了，犯错误的机会少了，家人比以前安心了。

官员贪腐的机会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是因为政府职能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太大，不是改变审批制度什么的就能解决的。

库尔勒到阿克苏开工？那是建复线哈：）

喀什到和田都开工了。话说在新疆这样的地方修铁路还真便宜。。

信息传递速度的飞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根本的促进，但是具体到怎样才能有效组织、运用这些，还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来探索、磨合的。这是战略大势、战术细节的区分。

韶关到乌鲁木齐的问题，依我看，在于信息传达不畅，以及人类一些固有的好奇、反政府情感等因素。即使按照井大所说，地理距离缩短，人员流动，这些流动人员所携带、传播的信息未必比网络上更可靠，反而更有可能耳口相传、添油加醋之后变形更为严重，且由于传递速度不如网络，更加难以得到证伪和证明。

真正地实现信息不失真的传达，一方面依赖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有赖于传播者的素养。技术进步体现在科技发展上，传播者素养则体现在教育、思维上。时当今日，大家都有“喜闻乐见”的东西，不会、也不可能对事情都进行客观描述；况且，人类语言固有的缺陷与含糊，对事物的描摹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我觉得，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传达，最可行的办法还是多提供一些信息来源，多开辟些信息渠道，使得各方面的说法能够相互证明或证伪，以求达到接近真相的目的。互联网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如果依靠人员流动来实现这个，无论从信息的传递速度和精确程度上，都是不足取的，最终都容易陷入叽叽喳喳、麻雀开会的地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信息在人类社会中的流通，基本就这么个循环：事件产生（信息源）—>信息传递—>人们进行判断—>信息反馈—>信息源……。高铁在这个过程中起不到作用，飞机也不行，倒是互联网、电视、电报等“光速”的手段，能够有效加速这个循环，使得对信息进行证伪、证明变得更加容易。

可惜的是，信息传达本身就是统治者最核心的手段之一，所以我一般不去企求获取真相，只企求给出的信息能够自洽、圆通，得到大致的证明。

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逻辑，安乐要紧，不强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