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事实民主(一) -- 井底望天
在我混的领域里倒没有异常崇拜,德意志祖上光荣的东西多了。不过说美国思想大行其道不算太过分。富有娱乐性的是德国本土的一套飘扬过海在美国生根发芽,战后的德国倒把自己土产的扔掉,把美国的一套东西拿过去再加上德国自身特有的复杂思维方式发扬光大了。这说不清到底是谁崇拜谁了。
算祖上的话,有一段时间(大约美国镀金时代尾声到一战前)美国是很羡慕德国那一套高效的官僚制度,当时的风潮是说选举出来的市长和议会还不如德国那堆政治中立的官僚们,结果美国本土也引进了德国的一套,效果似乎还不错
九
就是说,老子用钱在电视上砸死你,就是民主政治选举的真谛。至于钱从哪里来,钱来了之后的回报是什么,那就是当事者清,酱油者迷了。
这种选举制度之下,出现的结果就是废票率高。怎么说呢?如果俺选举赢了45%,而第二名得到的票数是25%,那就是说真正起作用的选票是26%。俺多出来的选票(当然不能投给第二位来超过俺)和投给输家们的选票,其实在这次选举中,没有起作用,都是废票。
因此如何操纵选区的构成,来增加俺们自己党派的当选席位,和减少人家对手党的席位,那么在选区的划界上面,就大大有文章可以做了。
基本操作方法,有两种手法。第一个手法,叫做聚而歼之。好比说,你有一帮支持者分散在四个选区,如果选起来,你可能会赢得2-4个席位。但是如果俺有办法,可以将你的支持者的大部聚集在一个选区,这样保证你在这个选区,可以用90%的高票当选,那么俺就浪费掉你79%的资源,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票可以赢得选举。这样俺就拿下另外三个选区的席位。
第二个方法,正好相反运作,叫做分而灭之。就是说,你本来聚集在一起,可以赢得一个席位,俺偏偏让你三家分晋,分散到三个选区,就一个都赢不了。
当然更多的法子,就是把一些在地理上和行政上,完全不关联的地方,划在一个选区,以保证党派的当选。
这里俺就给大家举几个好看的例子。
图一 加州俺家附近的州国会第11选区
这个加州第11选区,算是在俺家附近。如果用自然地区来划分,这个选区是在4个郡圣塔克拉拉、阿拉美达、康达科士达和圣华金里面各自挖了几块肉,凑成一个选区,以保证当任的共和党议员可以保住位子。这个图俺称为海马阵。
图二 加州洛杉矶附近的第23选区
这个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国会第23选区,俺给起的名字叫一字长蛇阵。
图二 伊利诺州芝加哥附近的国会第4选区
这一张图是伊利诺州芝加哥附近的国会第四选区图,俺称为二龙戏水阵。
这样的划来划去,就是看那个党派在国会里占了主导,然后就动手开疆辟土,寻求自己的一党私利,而俺们小屁民们还没有搞清楚啥回事呢,就糊里糊涂地被人代表了,或者换代表了。
还有一招就是监狱充数阵。这大概是第三次俺提到了蹲大牢的事情了,大概大家都知道监狱囚犯是没有投票权的。不过不要紧,监狱的囚犯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是囚犯的人数却是可以记数字,用来划分选区的。比如说如果加州的一个选区要60万人口,俺这个地区只有40万,想成为一个选区,那么如果建立一大堆监狱,关上个20万人,那就是爽了。这20万犯人可以帮俺们凑数,但就由俺们替他们戴表,多好啊。
在美国加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之后,达成了一个划区的共识,就是保持现有的政治格局不变。因此这之后的选区划界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当时在位置上的议员们可以继续坐下去。
这种保持在每个选区里,由一党独大的局面,在2004年的选举中马上表现了出来。其实如果那个选举被称为竞选的话,真的有点对不起这个“竞”字。如果俺们以55%作为一个划界,就是说,如果在最后选举结果中,胜选者和败选者的得票结果,是在55%对45%,或者更小差距的话,那么就可以说这个选举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如果差距是比这个大,那么就说明,败选的那个党派的候选人,其实只是出来陪太子读书。
到不是说你这个竞选人没有能力,或者你的主张不吸引人,而是这个选区的划分,已经把你给划出了局。其实选不选都是个过场而已,只要你的选区是本党选区,自己党内定下来,就解决了。
结果就是加州2004年的走过场,在加州众议院的80个选区内,只有5个在55%这条线下。在加州参议院的20个选区内,是2个。美国众议院的选区,更是离谱,就是在53个选区内,只有3个选区的结果,是在60%以下。
在2006年的美国国会选举中,整个加州的53个选区,大多数都是盖个公章,原来的国会议员们继续给俺们戴表,让俺们屁民继续糊涂,他们就继续发财。唯一变化的就是俺前面提到的海马阵图,加州国会第11选区,共和党议员因为贪污受贿而东窗事发,虽然选区划得稀奇古怪,东边割肉,西边斩骨,南边抽筋,北边揩油,总算是帮他搞了一个铁杆瓦岗寨,结果自己太没出息,还是被人翻了牌。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政治肥肉基本划分完毕。因此每个选出来的议员,都没有什么新意可言。对他们来说,自己的那个票可是铁饭碗,一劳永逸。因为在自己的选区里,人为划界造成的优势太强大了,因此只要在任何政策上,守住自己党派的底线,那么这张饭票就永远不会到期。至于要靠和对方议员在政治议题上妥协而寻求一个折中的方案,嘿嘿,俺自己有啥子好处呢?
和对手妥协,就算是讨好了对手的基本群众,可是那些小不点在俺自己的选区份量太小,对俺的位子没有影响。可是要是得罪了俺自己党派里的激进派,人家说俺和对方妥协,就是向敌人投降。结果引起党内看俺这份美差看得眼馋,想取俺而代之的野心家出来斗争,那才是极大的麻烦。
因此在加州的议员中间,大家怕的不是外敌,而是内患。共和党议员怕的是比自己好要右的极右派,民主党议员怕的是比自己还要左的极左派。那么采取的对策,就是俺也不是吃素的。每次在任何政策辩论上,俺只有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战斗到底,绝不妥协。
这种两党坚决不合作的态度,造成的政治瘫痪和政府效率的低下,可想而知。而因为俺们屁民平时也没有心思,去管这帮老爷的闲事,也不记得他们发表过什么竞选诺言,所以难以知道是不是人家戴着俺们的表,有没有正儿八经地戴。其实说真的,俺自己也投过不少次票,平时大家都不是太热心,只是总统选举这种大事情,你才跑去投票,然后就附带选一大帮州里的和本地的人。好多连名字都没有听过,这个时候就基本上,看自己的党派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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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比较中美政治家的时候,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情。如同
仙人放之四海而皆不准的社会学所说,美国的政治家从整体上看只是代理人而已,说不好听的,还是家奴。而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政治家是主人。所以,你不能用同样的标准来评价。
记得以前背政治经济学,好象说生产资料有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分配权。在中国,迄今为止,大部分所有权虚化了,而政治家们掌握了支配权和分配权,打酱油的同学有些使用权。
在美国,大部分所有权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政治家们掌握的各种权利是很有限的,所以他们想腐败也腐败不到哪儿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里没有腐败,你得找对地方。用仙人的话,这时候骗子和骗子制度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他们就是要让你不去看你不应该看的地方。
十
这时候选的人,平心而论,自己都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有何才德,可以吃上俺神圣一瓢子。有时候就是看到,咦,这个不是华人姓氏?好,投这个姐们!后来才发现,人家是个老白,只不过嫁了个老中而已。
是不是这种代议制有问题,那么俺们实现直接民主制度,就是大家自己直接决定,就解决问题了?
直接民主在世界上实行的不算太多,比如说欧洲的瑞士就是一个例子。美国有一些州也用了这个法子,俺们加州算是走得比较靠前的一个。
直接民主,在加州大概是三种方式。
第一个是强制公投,就是由州议会通过,州长签字的州宪法修正案,必须让全州选民公投,超过50%才可以实行。第二个是选择公投,就是议会通过对法律,被人摆上选票,由大家投票否决。这个动议必须上次州长选举总投票人数的5%的选民签字才有效。
第三个就是大家自己提的动议,拿出来给全州人民来投票。要提动议,如果是州宪法,需要8%的人签字,要是一般法,就是5%。但是如果这个提案是和钱有关系的,就不是简单的50%通过,而要求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行。换句话说,就是三分之一的少数,就可以保证你什么预算案,都不会通过。
而这些动议可以被放上选票,自然不是一帮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小屁民们可以搞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商界和政界有关的利益集团团体,后面有丰富的油水,才会有这样的动员、组织和资金能力。当然有的议题是纯粹意识形态的,比如说同性恋结婚、反移民等等,但是大多数和资金有关系的议案,后面的水都是比较深的。
结果就是当俺们这些屁民,看到选票的时候,平心而论,俺觉得自己还是挺有脑袋,可以分析的,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个议案,到底要干嘛。
通常一个议案,有支持和反对的双方,就像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好派和屁派。
第一段说明,就是好派关于这个议案“就是好”的观点。第二段说明,就是屁派反驳“就是好”的观点,简单归纳,就是这个议案“好个屁”。然后第三段说明,就是屁派关于这个议案“就是差”的观点。第四段说明,就是好派反驳这个“就是差”的观点。
而俺们这些毫不相干的选民,看看好派的观点,似乎很有道理,然后再看看屁派对观点,也蛮有说服力。然后人家选举材料上,还加一句,以上的双方观点用来论证的事实,不一定代表真正的事实,而是论述方的个人意见。
那你说俺们应该相信谁好呢?当然最好就是拿整个议案的全本来读。可是你怎么可以指望俺们这些勉强可以读懂英文的人,去看那些不是用英文写的,通篇都是法律名词,看了也不知道说啥的长篇大作吧?
在美国,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政治运作的东西,搞得越来越复杂,法律用词越来越高深莫测,就像银行给你的一个合同一样,最重要的东西,用最小的字体印刷,还藏在不知道哪里。比如上次美国国会通过的拯救金融界的法案,人家过千页的条文里,被人塞进去一条,说是这些金融企业有权力把政府救济金,当成花红发下去。事情闹大了之后,国会议员们推卸责任说,俺们没有看清楚这一条啊!这么大一本书。。。
结果就是全民公投,也是糊里糊涂投票。还是要看一下电视台里咋说,于是又转回了原来那个拐点。
现在加州政府的玩法,就是根本没办法有效的运作下去。而要改变这个局面,就要依靠重写一个加州宪法。可是要重新推倒炉灶再来,首先就是你各地派到首都去改写宪法的民众代表们要真正的代表屁民们才行。俺们这些懒懒的打酱油的,没有去,结果让人家利益集团操纵的宪法活跃分子们云集京城,修改出来的宪法,恐怕不会比现在这个好到哪里去。
这种民主选举制度的演变,最后就成为少数利益团体操纵的寡头政治,基本是很确定的。而寡头政治出现后,整个社会基本上会有两种趋势:一个就是贫富差距的分野,另一个就是社会阶层的凝固。
图一 80年代后美国收入差距扩大
寡头出现,自然会运用政治资源来增加自己的福利。而这种权力的贵族化和世袭化,会造成事实上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减弱。比如以美国这30年为例,社会流动性显然变得很小。
向上流动,意味着你即使在自己这一代人,没有将生活变得更好,但是通过你的努力工作,让你的后代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是美国梦的一个中心核心。但是这个核心在近30年受到了挑战,美国社会的流动能力,明显低于1950-1970年代。
图二 社会流动性变得困难
大家都知道,导致社会流动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公平的教育水平,就是说你穷人家庭的孩子们要获得和富人家庭孩子们同样的教育机会,和同样的教育质量。那么即使你富人,有钱可以请人来补课,而俺穷人却靠着比你富家子弟更能吃苦耐劳的苦学,大家最起码可以打个平手。
俺们也知道,有不少富人,是靠自己白手起家的,比如说比尔盖茨这样的。但是一个社会的公平,就是在于这些白手起家的富人,在把他们的遗产传递个子女们的时候,他们的孩子所得到的财富,就不是靠自身能力获得的,而是靠血统,就是出生来解决的。一个公平的社会,自然就是要对这些遗产征收高额的税收,来减少出生得到的财富,而鼓励国民们以努力来创造财富。
而一个社会制度,也应该避免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防止这些不劳而获的富二代和三代们,靠做对政治权力的操控,来继续增长自己的垄断财富。这样其实对整个社会才可以起到正面的作用,而不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吃老本的社会。
可是如果你的教育系统,搞一个商业化,就像美国这样,出现一个公立系统和私立系统。然后通过国家对公立教育投入的缩减,和私人学校的高昂学费,其实就把穷人和富人给分成两个国家了。因为私人学校的高学费,当然工资就付得高,好的老师就按照市场规律给吸收过去了。而穷孩子自然也上不起这些学校(除了自己饿死,也要让孩子上好学校的华人父母们),那么得到的教育就比较差,自然影响了将来的事业发展。
于是结果就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美国梦不再延续,贵族们维持贵族的显赫,而穷人们就只能在贫民区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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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主选举制度的演变,最后就成为少数利益团体操纵的寡头政治,基本是很确定的。而寡头政治出现后,整个社会基本上会有两种趋势:一个就是贫富差距的分野,另一个就是社会阶层的凝固。"
在回答“为什么到了海外的中国人往往表现得更爱国更支持TG”
凯迪er的结论是:可能是因为他们远离了中国,对国内的不公现象产生了疏离感,有种置身事外的态度。
就是不敢说,因为人家到了外面,看到的不是被这帮脑残们臆造出来的天堂,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其实被吹捧的外国也不外如是,国内某些人高唱得花一样的puzzy价值,在洋人骨子里的歧视面前灰飞烟灭,相比之下才更觉得TG的可爱。
当然,凯迪是不会允许这种“五毛”言论流行的……
(不好意思有点跑题)
我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最简单的模型,我一个月工资三千,你一万,想要扯平是不可能的,非要扯平,就是魁省这种高福利养懒人+牛人争先恐后的去了周围的安省或者美国等地,移民也有很多把魁省当做跳板。那么退而求次,追求机会的平等,其实也是不可能的,所谓贵族学校,老师固然好,但是想学的学生估计也不多,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在那种学校里头学到的networking和上流社会的礼仪等等,穷孩子真想学习,真爱学习,州里的那些学校足够了,少数民族要是不想学习,那也怪不了别人,咱们华人的孩子不也学得好好的嘛?更何况现在网络上资料那么多,比如想学CS的话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就足够了。咱们华人甚至政治地位还没有某些其他少数民族高呢。话说回来,我还是觉得networking最重要,埋头苦干,就是民工的命,怎么搞也搞不过MIT的那帮人呀,真正的精英需要上流社会的networking,华人其实欠缺就欠缺在这一点,另外政治意识不是很强,等等。
社会的流动性降低,其实——呃,我觉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呢,真能混得出来的,还是能混得出来,向上的管道还是有的,至于为什么变窄了,我看混不好的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环境是改变不了的,只能改变自身,真正混的好的,任何环境都能混得好,何况机会多多的现代社会。就拿中国来说,大伙都觉得向上的途径不多,无非是公务员+国企+好的外企等几条路子,但是你要真想搞理论念书,或者去做八级钳工,或者从政也好炒股票也好捡垃圾也好,那是没有人拦着你的。问题还是在于自身。
就像是以华人和犹太人的成功例子来说明,你其他种族的人,可以像华人和犹太人一样。可是这些族群,不是华人和犹太人。
欧洲和日本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还是给盎格鲁撒克逊人打工,所以老毛最大,硬生生的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带出来。老毛算个国际上的player,朱棣文就不算。可是美国的少数民族有啥办法?只能走体制内咯,就好像现在国内的没背景的,就要用命去搏,跛豪说得好,“你出钱,我出命,我就凭这条烂命和你做生意”。
严格的说,我也不喜欢精英意识,总有点高人一等的臭味,走有点腐朽的味道,不过人之间的差距我想也不能抹去,好比有些人就是胆子大,敢做事,那么你就去闯去做领导,有些人胆子小点,但是脑子细,那么你就去做军师做参谋,当然这只是随便说说罢了,领导和参谋也不是这么分的。我的意思就是各司其职,然后给够机会。所谓给足机会,也不是说你不适合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停的给你机会,而是大浪淘沙,不行的人请回去吧,出来的都是精英。
精英和人民:精英来自人民,但是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一般水平。所以就概率来说,出现精英是必然的。当然嘛,现在的中国,向上的管道虽然我觉得是历史上最宽阔的,但是下层人民还是整天发愁这个发愁那个,保障还是要做好。
(好像开不了新帖,以后都发在这里。)
一
看了前面对西方民主的楷模美国的选举民主的描述,估计大家都会得出与俺同样的结论,就是这个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与人民真正做主,或者说俺提到的主权在民,其实相差甚远。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不止是俺这样的草民。在德国,有一位思想家,叫做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他在1911年出版的《政党论》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西方的选举民主,最终一定会走入保障少数利益集团的寡头政治。
这个理论被称为“寡头政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指的是任何政治体制,不论你开头的时候,是多么的民主,还是多么的专制,最后都会变成寡头政治。
米歇尔斯在研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时候,发现虽然这些党派鼓吹民主和大众参与政治,但他们的政党其实和保守党一样,都是由党内的大佬们控制。这个现象在美国其实一样,直到今天政党还是主要由党内大佬们话事。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就是政党的出现。作为一个人类组织系统,当一个政党的组织越来越复杂,最后的结果就是党的运作越来越不民主,变成了少数元老主控的组织。
简单地说,就是有组织,就会出现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就带来权力,而权力就造成腐败。当大佬们控制了高层的政治权力,就利用这个权力提拔自己的亲信,巩固自己派系的势力。然后整个派系就获得自己的权力分红,并用这个分红来奖励自己的人马,收买更多的派系之外,甚至对手派系的精英。如此类推下去,考虑到民主选举制度的候选人,都要经过党派内部协商出来,这样的寡头政治,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那么可不可以排除官僚主义?应该难度不小。大型组织,自然就会有协调的问题。要协调,就需要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的运作,靠的是上下级别的森严壁垒以到达运行的效率,本来就需要高层CEO的独断专行。任何有效的决定,无可避免地不能靠人多嘴杂的乱嚷嚷来解决,只能靠少数人的当机立断。
这种组织高效运行的要求,自然就是把大量的权力放到了少数人的手上,而这些少数人,也就是寡头,自然就会想尽办法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并希望能够权力越多越好。
而大的组织系统,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限制,不可能大家老在一起讨论问题,就会产生通过代议的形式,就是派少量代表来完成这个程序。又由于人群心理的羊群效应,希望看到一个英明的领导带领大家向前进。
然后又因为领导再英明,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自然要把各种具体事务,交给手下的代理去做。这样就造成了组织里人事的专业细分化。结果就是通过对这些专业人才的依赖,领导们就开始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了。
官僚化和专业化,伴随的就是法律条文的繁杂化和神秘化,搞得普罗大众们也搞不懂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当然这种发展的优点,就是政府系统的理性化和程序化,对一个系统的稳定性有好处,但是在面临外部和内部的挑战时候,这个系统就缺乏足够的活力和弹性,来解决问题。这种以稳定为优先的思考方法,自然导致整个系统的得过且过的惯性。
如果面临的挑战不大,也许混一下也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如果挑战过于严峻,那么系统崩溃的可能就非常大了。
当然这位老哥最后的解决方法值得争议,就是他加入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政党。因为他认为,一个具有个人人格魅力的国家领袖,比如说墨索里尼,可以绕过掌握政治权利的利益集团阶层,直接和广大人民群众沟通,以此来消除利益集团对人民利益的绑架。
这种思考方式其实在许多国家都比较流行。比如说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整个民意显然支持由总统罗斯福实行个人独裁,来取消令人讨厌,只是保护少数利益集团利益,忽略广大屁民生计的国会和高等法院的民主体制。当然在那个时代的美国,“独裁”一词并不是像今天这样,如此面目可憎,而“民主”一词也不是像今天这样被吹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时闻”。这个变化都是在冷战中,民主才开始变成对付华沙条约国家的舆论武器。
其实想一下,那个时代的美国,用来保护普通劳工权益的最低工资制,被人家高等法院大法官们宣布为违反美国宪法,而国会天天忙着通过法案,为有钱人减税。倒是罗斯福想实行一些社会主义政策,来帮助穷人们过关,反而成天被国会打压。
而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试图推行的人民民主,也是走的这条通过具有高度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和劳苦大众直接交流,试图把中间的官僚利益阶层取消。这个大民主的社会实验,结果也是灾难性的失败。
前面讲到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难以避免钱对政治权力的操控,因此他认为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公的问题,解决不了,人民没有经济上的平等,是不可能获得政治权力上的平等。这个观念,得到了后来的西方思想家,比如说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和法国哲人孟德斯鸠,都比较赞成这个只有实现了经济平等,才可能实现政治平等的观点。
这个观点后来受到了一位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反对。这位法国老兄到了当年杰克逊治下的美国跑了一圈,写出了著名的《民主在美国》一书,提出了政治平等,不需要经济平等背书,而以完全区别于欧洲的美国环境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使美国成为政治平等的楷模。
这种美国优越论,通过一个对美国社会并不是特别了解,走马观花9个月的老外的吹捧,似乎同今天中国那些估计连美国都没有来过的知识精英们吹捧的美国民主自由万金油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托克维尔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本来比较一般,但随着民主概念,在冷战中间,尤其是里根之后,逐渐成为西方对付苏联的思想武器,他的地位就像火箭一样直线上升,有点从关公变成关帝的架势。
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