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南方官员腐败的创新意识 -- wqnsihs
进出口银行，开发银行，四大银行都支持的非央企，只有华为一家。
例如山西航空，长安航空，香港航空等等整合进一个品牌中。不可能退出海南，没海南省政府，早就死了N回了。
陈平不可能成功，原因是太理想主义，太想当然，不务实。
自己又搞了个星辰急便。
没支持，没背景，想做大，尤其物流这种需要大量资源和协调的行业，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你强调要做大做强国家队，一方面在这要求改制，可是，如果tg没了，中国现在的这些的大国企立马就被人分尸、宰割了。
不知道你说的机制是具体指什么，但是体制如果要改，你认为应该怎么该？如果倒向资本主义就要彻底动摇tg统治基础，tg就得下台；现实的情况就是，tg倒了，中国立马就乱，这对面临几百年都没有的崛起机会的中国的代价就太大了。
如果现在的tg领导人有一点点为中华民族崛起努力的精神，－俺相信他们中间应该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它就必须有勇气、有信心、有承担去探讨一套新制度。。。
所以我的看法是民企你真的做大做强了，国家也会来支持你的，不一定是非得收编你的，压榨你的利润空间，让你被迫只能被收编。
另外，还得看你是否能用来对付国外的企业，如果你能从国外的企业那抢来生意、抢来利润，留在国内，也就足够了。
让他离开，换二哥陈国宝经营，二哥好像对快递不熟悉，改为包裹，目前业务日渐萎缩。星辰急便也不会游戏，因为照搬日本模式在中国没前途。（陈平是从日本回来的）
的。有些看起来不公平，换个角度或换个位置也许就不一样了。比如战犯，别人看到的是特赦后待遇不错，但很少想到没有起义的也许抵抗时被打死了，也许镇反的时候被处决了，特赦时他们毕竟也在监狱里关了那么多年。比如建国后首先缩编的就是起义部队，如果您是负责缩编的人，您会先缩编解放军还是起义部队。在国家大裁军的背景下，昆明军区裁撤，肯定是昆明军区的军官会受到最大的影响，不可能裁撤最多的是被保留军区的军官。
我不是反驳您所举的例子，我只是说换个角度或位置看看这些事情，也许会看得更周全一些。您在做企业的决策时，相信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有些决策会伤害到某些无辜的人，或者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底下人没有站在您的位置，就很难完全理解您的做法。
但是我同意您对这些事情进行的批评，批评才能使这些事情做得更公平些，这就是社会的进步。我很同意您对朱在东北政策的批评。在决定对东北政策后，可否事先把对下岗工人的生活安排得更周全些，少一些对他们的冲击，少一些可以避免的悲剧，这是朱应该想到和做到。
当然，tg和其他政权一样，属于国家机器，并非那么纯洁，我也同意不要总是从好的角度来看待它，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和一些人上，可以从最坏的角度考虑，争取我们自己最好的结果。
海南航空上层咱接触不到，但就下面这些干活的兄弟来说是敬业的。
1月份北京大雪，海航的机务晚上2点就开始给飞机除冰除雪，早上7点多，停一号航站楼的海航大部分比较准点起飞了。反观国航晚上没人管除冰除雪的事，早上除冰除雪乱成一锅粥，因等待时间过长，某些航班上甚至发生了打架斗殴事件。
接触过某些干部拿陈峰的管理方法开玩笑，现在看来，这些拿人开玩笑的人，才是玩笑。天天嘲笑别人，又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什么人啊。
任正非写的文章中深情回忆文革后复出的四川省委书记，然后说和其孩子在省委书记落难时是朋友啥的。
90年代中期开始，当时的华为可没现在这么大，以386为首的多个常委参观华为，照片在内部办公楼张贴，电信局上下人等经过不知道是啥想法？
90年代电信局职工参股分红呢？
任正非90年代写的文章中说华为的市场扩展是紧跟国家的外交战略，本世纪早期跟随486出访国外，孙亚芳跟随吴仪出访。
90年代后期华为急速扩张，招的各大高校的学生数量之多，占某些院系毕业生比例之高、员工落户北京上海的户口数量之多，这些难道是一般民企可以得到的政策？
任正非的确厉害，但也不是神仙，一直低调，闷声发大财就好了嘛。
其实分啥民企、国企，关键看是否在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开创未来、创造未来。不管怎样，华为/任正非还是让人佩服的。
出路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但是在目前体制和机制下，民营企业基本都被压缩在低附加值行业，根本没有积累、资源和人才实现升级和创新。就算个别升级或创新成功，很可能就是日照钢铁或华为下场。所以我说再目前体制和机制下，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没有用。真正国家要想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只能靠国家队。这是现实存在。我么有要求改制，也改不了，也不能改。民营企业赚大钱后都一遇大事都跑国外，我们怎么办？
肯定偏颇。当时到底真相是什么，可能不同立场描述不同，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有贡献，国家对自己有亏欠，所以肯定极端。还是一切向前看，历史已经过去了。
人人头上有指标。想偷奸摸滑，想推卸责任是很困难的。奖励很大方（例如有功人员可以公费送到美国读一流MBA），惩罚也严厉，一次黄牌，二次除名。执行力是民航系统中最强的。
只是做派与名称有所不同罢了。中国人打不进去人家的圈子，因此所知不多，而且国内媒体对此大概也不怎么报道而已。
譬如，德国曾经的首富（至今仍然家产过几十亿欧元的）Flick家族，从他老爹弗里德·弗利克（Friedrich Flick, 1883~1972年）那开始就通过给纳粹支付经费到给戈贝尔赠送名画以强占犹太人／竞争对手的公司财产、换得订单，二战结束后被判刑到被释放后再次靠经营打点政府关系重新起灶，－其工厂所在的巴伐利亚州政府出资二千万马克买下工厂部分股权，待公司运转良好资金充足后Flick又用低价购回股份－，50年代末他家再次成为联邦德国的首富，曾一度是奔驰的最大股东，但却拒绝对二战期间在其工厂做苦工的犹太劳工予以任何补偿。
因其战后重建德国的贡献，1963年他被联邦德国授予勋章奖励。
子承父业，－他家一贯现金直接打点－，继续打点各大党派（受贿人包括CSU党主席以及后来的总理科尔）。钱当然不是白送的：1975年Flick家族把手中的部分奔驰股票以19亿马克的价钱卖给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按理该交9亿多的税，但是他们钻法律的空子申请免税，－当时德国法律规定如果所得能做进一步推进产业发展的投资则整个所得可免税－，时任政府财政部部长（FDP党）予于准行。这一丑闻最后引发上个世纪80年代有名的Flick-Affre（Flick一案）（1981年开始调查，1983年11月起诉，1987年宣判），结果只有专门负责打点的马崽Eberhard von Brauchitsch 被判了两年刑，主公Flick无事。
调查表明从1969－1980年，Flick家共输送政治黑金两千五百万马克，其中CDU/CSU受到一千五百万马克，FDP受六百万，SPD四百三十万。（CDU／CSU和FDP，现在德国联合执政的就是这两党）。议会调查结果就是严肃了党派政治献金法律。
今天，德国的大企业家、银行家们（奔驰、西门子等这类级别的）和联邦政府以及所在地的地方政府高层政客（以及各政党要人）仍然交往甚密，公开的交往如，受邀跟随政府代表团到国外揽生意、重大政策咨询、xx重大庆典之类的活动有头有脸的争坐头桌 、卸任后到公司董事会任职等等；私下的交往：秘密资助党派竞选资金、私人婚庆、生日宴上推杯换盏、秘密结盟结社等；至于游说这种合法化的打点就更不在话下了：前天电视台还报道，在欧盟金融监管部门，除了欧盟各国的国内金融检察机构的负责人外，其他参与人员多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雇佣的游说人员，这些人以专家的身份直接参与制定金融监督条款的出台。
可能唯一的区别是，在国外，资本是老大，政客做配合，而国内是反过来的。所以，国内不少利益集团心心向往西方“先进制度”、“法制化”的根本原因大概尽在不言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