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庐山会议四十五年断想（前言） -- 温相

第一次庐山会议离今天已经有四十五个年头了，虽然说四十五年也是弹指一挥间，可是留给我们的教训和经验以及其他的需要领悟的遗产实在太多，每年到了夏天这个时候都不免想起四十五年之前的那个风云际会的日子，觉得真是应该仔细的给那段历史一个很好的侧面回应，于是，就想起了写这篇《庐山会议四十五年断想》的小文。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17期 2004年10月5日 ※

毛泽东在一九五九七月上庐山之前还去了家乡一次，游泳于湘江和韶山水库、青年水库，扫墓、祭祖，做了别梦依稀咒逝川的诗句，总之是兴致很高。

上了庐山以后兴致也不低，庐山会议当时被称作是神仙会，上午读书、学习文件、讨论，晚上娱乐、看戏、跳舞，午饭、晚饭都是布置的很好，北京的厨师也叫了几个去，汪东兴当时在江西锻炼，对毛泽东的起居关注的很是到位。七月二日，毛泽东点了江西的赣剧《思凡》、《惊梦》和《悟空借扇》，还写了李白的诗一首说明是送给庐山诸位常委同志的，李锐、田家英、陈伯达、康生还畅游含鄱口，董必武、朱德、陶铸唱和毛泽东的庐山一诗，十六日之前是天下大好，没什么波澜。

毛泽东后来专门找了周小舟、李锐、周惠三人晚上谈心，毛泽东说这是湖南同乡会，可以有话直说。小舟就提出很尖锐的话题说是大跃进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自己还笑了说，四十岁之前火气很大，自己一直以为自己的是正确的，现在还有火气，不好沟通。李锐建议以后经济还是请陈云挂帅，主席抓大局，毛泽东同意，说陈云好似三国的郭嘉，还说了曹操赤壁之战后的讲话是国难思良将，就是说郭嘉的。毛泽东自己也说：“放炮不好，可是自己也有难处，我说了个人民公社好，报纸就给捅出去了，也有难处。”同时毛泽东还自我批评说：“我这人是敢想敢干，不信邪、不怕鬼（以前他说李锐怕鬼，鬼是指的李富春），可也是唯心主义多一点，邓子恢说我唯心，他不一定唯物，我是唯心一点的，王鹤寿抱怨曹营之事很难办，也有道理，真理并不一定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七月十一日晚上的谈话，李锐说毛泽东做的自我批评比前几天大区组长会上说的还多还恳切，没有任何引蛇出洞的意思。

现在看彭德怀，彭德怀原来不准备上山，为什么呢？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当着李井泉、柯庆施等人的面说彭德怀恨死了他，此前一年，彭德怀和周恩来一起要求辞去自己的职务，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保留了名义上的总理，专管外交，而对彭德怀就说了一句狠话：“给你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满足吗？”彭德怀和黄克诚说，主席这人犯了错误就说是别人干的，自己什么事都没有，总是做好人，我和他谈不来，不想上山了。黄克诚不同意，他说你不上山，主席意见更大，主席谁不批，从少奇到总理都没少挨骂，可不能怕挨骂就不开会了。彭德怀自己回忆说，后来他想即使自己完了，还有黄克诚做国防部长，没什么大不了的。去庐山的途中，彭德怀对沿途老百姓的疾苦就有所感触，吃饭不吃说：“老百姓都饿成这样了，你们还有心吃饭？”说的政治局、书记处的几位领导都不高兴。

彭德怀发表自己的看法本身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关键在于他的策略上的失误，现在回想起庐山这件事，一切的症结都在这封信上面，彭德怀见毛泽东面谈，毛的警卫人员说毛睡了，彭德怀就走了，朝鲜战争时，彭德怀也有闯进去的经历，现在却没这么做，不知道是不是天意如此，回去后和秘书王承光交待要写信，王说还是等王主任（王焰）他们来再说。彭德怀不同意，就是口述一封信，后来不连累秘书就说是自己写的。彭的这封信有几个地方刺激了毛泽东，像小资产阶级狂热、处理经济问题没有处理西藏问题那么得心应手等，毛泽东自己说过：“搞经济就那么难？比打仗还难？”彭直接把这样的说法从信上就给否定了，毛泽东一直把王明他们比作小资产阶级狂热，现在彭把矛头对准了毛，毛当然光火。七月十四日，交给毛泽东秘书高智，两天后，事变就发生了。

黄克诚后来和彭德怀说，你跟了主席多少年，为什么还不知道他的习惯，有意见当面提，不能背后讲，错误要当面说，不能写什么信啊、文件啊，主席一看你写信就认为你是有目的了。彭解释说怕当面说不好，自己脾气大，主席脾气更大，说不好就吵翻了。黄克诚说吵翻了也就是你们两个人知道，写了信就是很多人知道。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我是给你个人写的信，怎么印发了？毛泽东则回答你也没说不能印发啊。彭很生气，在自述中写道：“本来是供他参考的，也写明是参考的，我说你要是讨论、印发也要和我事先说一说嘛，为了避免争论，抑制了自己的感情离开他（毛）到总理处开会去了。”从这个对话来看，彭显然没有明白毛泽东的为人，毛泽东不是不能反左，也不是不能纠偏，问题在于谁来说这样的话，只能毛泽东自己来说，从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说了要反左，在老家时他还很乐观，认为庐山开完会，纠左就可以把经济搞上去了，没想到起了这么大一个波澜。他后来多次说：“庐山我们本来是纠左的，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彭德怀，把会给搅了，于是就反右。”

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五年打倒邓子恢开始，就有些滥用一九四三年中央政治局赋予的他对党内、军内“下最后决心“的权力，以前同志们之间还是有民主的，特别是工作上的不同看法，可以插话、反击，后来就不行了，慢慢的成了一言堂，最明显的就是周恩来的例子，周恩来对毛泽东冒进不同意，他对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良心上过不去。”毛泽东当时就变了脸色，随后就去了南方，南宁会议朱批周恩来是“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多次检讨，中央党校派范若愚给周恩来帮忙起草检讨，范写：“多年以来和主席一起同心同德”周恩来一看就不让他写了，说你们太年轻不懂得党史啊，我是遵义会议以后才跟上的主席，这么写不合理啊。周恩来后面为什么那么亦步亦趋的不敢再提反对意见，一个南宁会议说明了一切，毛泽东不再是延安时的毛泽东了。

彭德怀就没有周的这样的好记性，八届七中全会和毛泽东对他的那番话：“老总，我们定个君子同盟，我死后，你不要造反，好不好？”明显的是不信任，可是，彭德怀还是出自公心给毛泽东写信，这一方面反映了彭德怀的耿介，一方面也反应了彭德怀的简单。

我们经常说工作方法很重要，这就和战术一样，战略对头了，战术要是不行，也是白费劲，彭德怀等人纠左的愿望都是好的，但是，工作方法上失误了，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纠左，反而给自己给当时的中国平添了一盆油。责任当然是毛泽东负主要的，而多年之后我们再读到这段历史时就会为彭德怀同志的心昭天日、肝胆相照的精神所感动的同时也为他的一时的考虑不周而扼腕叹息。这岂止是他的损失，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损失。

毛泽东确实是政治家，他似乎是专为政治而生的人物，他生前说过：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亿万人为之奋斗终身，为之投入生命、热情而在所不惜呢？只有政治。所以，毛泽东喜欢用政治思考一切，他经常喜欢“政治挂帅”、“政治决定一切”，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这根弦始终绷的很紧。这点有利也有弊，特别是后期，毛泽东把一些本来属于工作范围内的不同意见也上升到政治态度和路线认识上面去，搞的左右都不敢对他进行一定说理和辩驳。邓小平在六十年代时曾经侧面的批评过毛泽东这个缺点，他说：“现在什么都是政治第一，政治挂帅，别人一说话就说你路线不对头了，路线站错了，还怎么讲话呢？还能听到真话吗

？都是好，不是一般的好，大好等等，都是胜利，那么就在胜利中走向灭亡。古人说兼听则明，什么时候都对。”

左的错误包括像大跃进这样的错误，可不可以谈，都是可以谈的，但是这要毛泽东来谈，其他人来谈特别是一些在历史上被证明一直和毛泽东有过过节并且错了的谈那就是别有用心了。比如后来的文革的错误，邓小平转了清华的刘冰的信，毛泽东就不高兴，他就说性质变了，而他自己对文革也有批评，一个是否定一切

错了，另一个是全面内战错了，仅此而已。其他人像周恩来纠左，毛泽东就不同意，批林彪还是极右。而这种倾向在庐山也就是很明显开始了，只是注意的人不多，彭德怀等人自然没有注意。

在彭德怀的话出来之后，毛泽东一开始没有把问题上升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至少没有把他看作是路线斗争和右派的反扑，倒是黄克诚和张闻天、周小舟的讲话之后，毛泽东疑心大起，开始重视这件事了。

先说张闻天，张是五九年四月参加华约组织与中国外长会议期间与彭德怀搭乘一架飞机的，他们先后都谈到了国内的大跃进，而后彭德怀就大跃进说过这样一段话：“国内党的威信高，人民好工人也好，农民好，要不然都上街，红军可没有那么多的。”这是他参观了当时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小康水准之后的感慨。张上庐山之后就住在河东路177号，和彭德怀的176号是邻居，张闻天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十八个半的主力，在瑞金时期，他公开写文章炮轰毛泽东，还给毛起外号叫加里宁（按：加里宁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也就是一个摆设，而毛泽东当时在瑞金也是摆设），后来张闻天还把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拿了过来

，虽然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一直拥护毛泽东，不过二人的摩擦仍旧不断，张名义上是总负责，黎平会议上张闻天讽刺毛泽东拿架子，毛泽东一气之下走了，张说他要走就走，这件事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后来张给毛泽东道歉承认毛泽东军事指挥地位，并且通过决议，毛泽东为“党内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人，张

闻天从不搞阴谋，有话说在当面，不过很刺耳，毛泽东对他意见一直比较大，给张闻天写信就说：“你的毛病很大，我对你进城以后一直不太满意，恩来他们也不满意你，你是书生气十足。不懂实际。”张确实是书生气十足，他明明知道毛泽东讨厌的就是给三面红旗泼冷水，可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反映事实，而且他挑选的时间就是毛泽东下令讨论的七月二十一日，也就是黄克诚、李锐发言之后的第二天。张闻天讲了15000字数的稿子，柯庆施几次打断他的讲话，和他对立，张闻天还是不停止，柯庆施也没办法了，最后就说，闻天同志（当时叫张为洛甫）很好，都把问题讲了出来，散会吧。

张闻天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天职把党的错误反映到了桌面上，本来不应该受到责难，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张闻天是和彭德怀穿了一条腿的裤子，在历史上特别是华北抗日时期的旧帐因而被翻了出来，七月十七日，毛泽东请李锐、周小舟、田家英、胡乔木吃饭，毛泽东说：彭德怀在华北军分会上发个了小册子，反对我们

洛川会议游击战，让王明高兴的不得了，拿去印了一堆作为宣传的样本。当时谁也没有领悟到毛泽东的这番话的真实意图，事后李锐说毛泽东其实是在点他们几位，不要和彭德怀搞到一起去，后来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确是这么想的，而这几位秘书也确实没有明白毛的良苦用心，多少都和彭德怀搞到了一起。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让印发彭的信，十七日说出彭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已经把历史上和彭的不愉快联系到了现实中来，张闻天一出马问题更加严重，毛泽东本来就不满意小组会上对彭的信的评论，那时候有相当多的人还是赞同彭的看法，比如山西的陶鲁茄、湖南周小舟等人，现在张闻天出现了，毛泽东自然把他们看作是一起的。带着目的来的。十七日，毛泽东让黄克诚上山，谭震林一见黄克诚就说，你是我们的救兵，我们请你来是和他们（彭德怀）对着干的。黄克诚说，我不是救兵，我是反兵。这句话后来也成为黄克诚攻击中央的黑话之一。黄克诚批评了彭德怀鲁莽之后和李先念谈了，李先念也说，主席面前不好说话，听不进去

，不要说知无不言了。

黄克诚跟着就讲话，十九日放了一大炮，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书记处书记同时对三面红旗有看法，再加上一个前总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终于坐不住了，二十三日，前秘书周小舟又是一顿炮轰，毛泽东断定是有组织的，毛生平最反感、最忌讳拉走他身边的人，他对小舟期许很深，直到后来还希望小舟不远而复，可是现在一个跟头跌进了彭张的怀抱，毛泽东的心情究竟怎么样是不难猜测的。再有一个黄克诚，黄是毛泽东的亲信大将之一，毛泽东对他不同于萧华、罗瑞卿、谭政，因为后三人多是传令兵，用毛的话说，喝酒碰杯还行，研究问题就要找黄老了。黄克诚是第一个建议抢占东北的我军高级将领，毛泽东对他的印象很好，觉得他见识不一般，比聂荣臻当总长强，仅在林彪之下。即使是后来黄克诚下台，毛泽东在天安门还要找黄克诚，见了黄克诚还问他回不回军队继续干的话，而彭黄张周四人彭德怀惨死，张闻天也惨死，周小舟自杀，只有黄克诚幸免，内中也不是没有缘故的。这也是黄克诚晚年仍旧对毛保有一番别有滋味的感情所在。

然而，当时在庐山上，黄克诚和彭德怀住在一起，还一起说怪话，黄克诚不仅否定人民公社还说上山是为了说缺点的，要是说优点还有什么可说的，张闻天也说，这么批判以后还有人说真话吗？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反击，晚上几位居然跑到一起去诉苦，被罗瑞卿看到了，于是军事俱乐部产生了。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都是披肝沥胆的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来为彭德怀讲话，可是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问题背后的复杂，也没想到会把他们几个人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张闻天给陈毅打电话说不能回北京了，犯了错误了，说了真话。陈毅在北京说那有什么，说真话本来就应该说，错误就是要讲。张闻天后来

讲陈老总哪里知道这错误是多么的严重，可见，当时很多人都认识到毛泽东所领导的大跃进的错误所在，只是具体的说出来的还是很少，像彭德怀这么讲的更少。

李锐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时就说大家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主席把问题又复杂化了。简单的是策略，复杂的是政治。如果对彭的讲话低调处理或许能够避免后来的大起伏，如果张闻天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指出大跃进的弊端或许能够让庐山会议最终走向平静，然而如果成立的话，我们也就看不到那几位的铁骨铮铮、为民请命的悲壮的一幕了。

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因为和李锐、胡乔木议论毛泽东而被指责为右倾，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才得以平息这场风波，这件事多年以来被看作是毛泽东对田家英的眷顾，而一些描写这段历史的文章也夸大田家英的“可怜”，而事实上却没有这么简单化，拨开庐山会议的重重历史迷雾，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单纯的发生在毛泽东和田家英两个人身上的事，更多的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的黑洞。

田家英在上山之前就在途中和李锐等人议论毛泽东，开始还是小范围的，上山之后胡乔木、吴冷西、康生、陈伯达都参与进来，包括康生在内都说过对毛泽东不利的话，周小舟、周惠说的也比较多，不过周惠讲的都是一些文件上有的结论，出口相对谨慎，这也是毛泽东后来为什么说周惠“他不是那个俱乐部的，只是沾了一点边而已”。七月二十三日傍晚，李锐、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四人去看明代王阳明的字碑，田家英写了一个“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对联，这是大家当时心里上的一个共同写照，自然也说了很多，陈伯达也不例外。八月十日的会议小组会上因为黄克诚误以为李锐被罗瑞卿带到会场是由于李锐已经供认了二十三日晚上在他住处（黄克诚）说的毛泽东是斯大林晚年的话，所以，抢先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于是，会场大乱，群情骚动，会议的热点立刻沸腾，以后斗争不由自己的升级了。

八月十日揭发李锐和田家英的“危险的谈心活动”。李锐把错误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还主动写了一个《关于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扼要交待》材料出来，其实，田家英除了和李锐提到他将来离开中南海要和毛泽东说的那著名的三句话外，还提到了一个给毛泽东写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这副对联直到文革后才由李锐说出来，否则田家英的问题还要严重一些。不料，李锐的这个材料没有保住田家英，八月十三日周小舟写了一个交待自己“罪行”的信，里面披露了田家英的部分讲话，矛头直接对着毛泽东的。

然而，正当小组会上准备对田家英动手时，毛泽东批复周小舟的文字来了，毛指出：“这封信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想把几个秀才划到他们的圈子里面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次日，毛泽东让杨尚昆去各组传达他的指示，不要纠缠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他们的问题，毛泽东自己知道，出人意料的把这件事给平息下去了。下山前为了表示给吴冷西打气，还让吴写一个材料配合总路线作为社论。

现在看来，毛泽东与其是保田家英，不如说维护自己的权威，作为最高领袖，身边人的背叛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周小舟、李锐、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除了江青、叶子龙两个无足轻重的以外，新老秘书一起披挂上阵来反对老主公，可见主公的政策和影响了，这是十足的“内讧”，毛泽东一向反感外人拉拢身边人

，症结也就在于他的秘书知情太多，一旦反目炮弹是大把的。从后来毛泽东“保护”杨尚昆的“最高指示”看尤其能够说明这点，即便是对周小舟，毛泽东也是一再的争取，直到后来确认小舟已经不能“不远而复”了，毛泽东才下决心说了这样一番话出来“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你看不见。”此前八月一日毛泽东还引用南北朝的名篇《与陈伯之书》里面的话（诸如不远而复、迷途知返等）来激励小舟站过来，对小舟做过最后的不同于其他人的努力，虽则努力失败。

从彭黄张周的结局看（另有一篇专门提及），小舟也是最惨的，死于自杀，也是死于我党的“圣诞节”的前夜（公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之前，远处北京的田家英已经先行一步了。毛泽东的几大秘书，田家英自杀、周小舟自杀、陈伯达被捕、江青自杀，多数下场不好，说来也许不是巧合吧。

在庐山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意外的针对会理会议上的旧事做了一番解释，一件隔了二十四年的往事为什么林彪要在庐山会议那个不同一般的历史背景之下做一个澄清呢？

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林彪以个人名义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之以彭德怀，这件事引起了比较大的骚动，中央不得不在四川的会理城外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林彪：“你还是个娃娃嘛，你懂什么呢？”而对彭德怀则大加指责，彭德怀尽管做了很多的解释工作，毛泽东仍然不予释怀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再次提及此事，而庐山总清算时自然更不能忘记，这时，林彪出面澄清这件事彭德怀事前并不知道，是他自己写给中央的，对于这件事彭德怀似乎比较感激林彪，在一九六二年给毛泽东的万言书中还对此做了一个说明：“林彪同志庄严的宣布那件事和彭德怀同志无关。”

写信的林彪虽然也是红军高级将领，但是他和彭德怀的当时的地位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彭德怀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也是中央局为数不多的委员之一，特别是红军长征之后，朱德基本不再指挥军队，彭德怀成为三人团直接赋予指挥权的特殊人物。而且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富田事变过程中，二十军打出拥护朱彭黄的旗号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朱德并不是一个在毛泽东看来有野心的人，黄公略死的早自然不提了，唯独彭德怀，毛泽东对他一直抱有不相信的态度，这次林彪来信又一次把彭德怀放到了毛泽东对立面上，林彪本人是毛泽东自从上井冈山之后一直刻意培养的将领之一，毛泽东对他尽管比较恼火但是还没有把林彪的动机上升到政治路线上来，而对彭德怀则比较不同，遵义会议不久红军内部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在毛泽东来说当然不能小看。

现在我们回顾会理会议时，通过当时的一些记录就会发现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本来应该主动站出来解释这件事是他事前和聂荣臻商量的，而没有得到彭德怀的认可，据聂荣臻说林彪打了一次电话给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但是，两个当事人都不认为有这件事，林彪自己在庐山上说：“那时候就是我给中央写信，征求过聂帅的意见，聂帅不同意，不署名，我就单独署名了，发出去了??????。”林彪没有在会理会议上做这样的澄清说明，那本来是一个很容易解释清楚或者说很应该为彭德怀澄清的地点和场所，然而林彪没有做这方面的解释，行贿者向来都是被看作有难言之隐的，而受贿者无论怎么解释都要受到惩罚和斥责的。何况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历史渊源。

一九四五年二月，中央布置召开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俗称华北会议，这也就是彭德怀所说的“骂了我二十天娘”（后被讹传成操我二十天娘，毛泽东所以才有操够这句名言）的那次会议，杨尚昆晚年回忆这次会议时说：“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还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一篇文章???在20多天的批判中，不少同志的发言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公正。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过???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可想而知，在这次会议上会理旧事自然是重头戏，而此前的整风会议上，会理一事被几位领导同志也提了出来，这其实是华北会议的前兆和伏笔。林彪完全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作出有利于彭德怀的解释，至少说明事情的原委也是可行的，然而林彪始终没有说这样的话，不仅是这次没有说，七大上，林彪也没有说。

而庐山上林彪倒是说了，难道是林彪的良心发现不成？庐山会议上中央几位常委除了陈云、邓小平不在以外，给彭德怀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的只有一个林彪，八月一日讲话，朱德刚开口，毛泽东就把鞋抬到了桌面上说“隔靴搔痒”，朱德满面通红不得不住口了，接着林彪就抬出了著名的四点论，这四句话等于给彭德怀定了性，后来这也是公认的仅次于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最有份量的定论，八月一日和八月四日林彪在批判彭德怀升温会议上说的最多也最狠，林彪说：“彭德怀是大野心家，总觉得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好名、揽权、出大风头，要指挥全权，要大场面掌握在手，自己标榜自己是英雄，毛主席才是大英雄，你说你也是，两雄不可并立。写信说不发表，为什么还要写？国内外同时刮风（这点请注意，这是萧华提出里通外国之前最早把彭德怀和外国反华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发言），表面是好意，实际控告书，告党状，动机是个人野心。”林彪还第一次给彭德怀定义为“右倾”八月一日之前，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没有完全定性右倾，林彪在八月四日的讲话中重点分析了彭德怀的信，他说：“他是另一套世界观、路线和政治纲领，庐山是他招兵买马的地方，这次是一个右倾的危险，发展下去及其危险，形成大马鞍，他是我们党从长期看的一个隐患，他个人品质不好，我揭发他就是组织路线上，想大干一番、成大名、建大业，想功名显赫、死后流芳千古，非常嚣张，总想做一个大英雄，表面看是张飞，其实是魏延。毛主席去年五月说党要分裂说的就是他，脑后有反骨。他字里行间都是反毛主席的，生活表面朴素其实是迷惑人的。”

林彪讲话的要点比较八月一日又进了一步，把彭德怀的问题和个人品质联系到了一起和分裂党联系到了一起，八届八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还专门引用了林彪的大马鞍和分裂党的这部分讲话作为告诫全党的重要讲话。庐山还没有结束会议，林彪已经电告北京军委留守人员布置召开批判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的会议，并且亲自给萧华、罗瑞卿、张宗逊等人部署要开成一个扩大会议，扩大的人越多越好。

从上述事实来看，林彪对彭德怀是没有什么具体的需要表示“同情”的地方的，而说明彭德怀会理旧事所为证明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澄清林彪本人和彭德怀历来就是没有瓜葛的，也没有历史渊源的，这是林彪在吃透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对事也要对人的讲话之后自己摸索出来的，说林彪惯于取巧实在没有冤枉他

。不过，用刘少奇的话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林彪在又一个十二年到来的时候，一九七一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给彭德怀同志安上的种种欲加之罪都成了他自己真实的写真，而彭德怀同志已经永远的活在人民和历史的心中，林彪则遗臭万年了。

其实，庐山的事情发展到后来主要问题已经不在那封信上面了，而是集中火力逼迫彭德怀等人承认反党集团和反毛泽东的同盟，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彻底的把彭德怀搞臭。八月七日，小组会上，彭德怀说了这样一番话：“现在如果把毛泽东赶走，我上台，你们会举手吗？说我是野心家，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还不能这么讲呢。”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彭德怀也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组织了什么“军事俱乐部”。

在定调子的八月五日，陶铸以老战友的身份给黄克诚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的高级领导人的思想水平，陶铸信中说道：“你我（指的是黄和他）都是读了一些所谓圣贤之书的人，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究一些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名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给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贞洁’。”陶铸后面直接劝说黄克诚就军事俱乐部问题向中央妥协，按照中央的意思办。黄克诚最后回忆说：“一生最难过的就是在那个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好难签啊。”

张闻天的秘书萧杨同志回忆张闻天后来独自一人坐车到牯岭镇的山中，默默的坐了很长时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本来彭总没有同意她上山，可是后来浦说从来没有来过庐山，怕是这次错过了以后就没机会了，彭就同意了，哪知道浦安修一上山就知道彭德怀犯了“天大的错误”，连风景也没看，直接跑到杨尚昆和帅孟奇那里去了。杨尚昆虽然不满庐山的气氛，可也是不敢胡言乱语的，只好说了些其他的话来安慰浦。这时候，像杨尚昆这个级别的干部已经知道彭德怀是大难临头了。

八届八中全会开完之后，毛泽东说政治处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彭黄张周四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保留，具体职务没有了，会上通过的决议号召和彭等人作斗争，口号喊的天响。彭德怀从会场出来，没有一个人和说过一句话，毛泽东尽管表示还要继续帮助彭，可是大家都已经看的十分的明白了，彭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毛泽东鼓动人们不要怕沾了彭德怀的边，也是应者寥寥，值的一提的是张爱萍同志，彭德怀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再无一人愿意和彭同机，有的人宁可晚回北京也要等下一班，只有张爱萍一人表示不在乎，于是飞机上始终就是彭德怀和张爱萍两位领导人，飞机到济南

临时停靠，张爱萍办事另走，彭德怀在济南宾馆吃饭，其他饭桌上人气十足，只有彭德怀这个饭桌上唯彭一人，没有任何人过来和彭说一句话，哪怕是不必要的寒暄。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布置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任务是开足火力反击彭黄张周，在报纸上彻底的批臭他们的观点，而第二天张闻天还书生气十足的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和毛泽东谈一谈，毛泽东把信批发给与会者，便再无回音了。

八月十八日，庐山的会议没有结束，林彪就给北京的军委留守大员们打招呼，要开一个规模庞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大军区领导除了留一人看家外，必须全部参加，省军区、野战军、军一级的全部参加，西藏、新疆正在防御敌人，不过也要派一个部队的一把手参加，至少政委要来。这样会议组织到最后有了508人参加，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也是目前为止绝后的），林彪给贺龙、萧华、罗瑞卿等人传达的口信就是：“彻底批臭彭德怀、完全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这一指示和毛泽东此前的交待是基本符合的。

军委扩大会议从8.18日到9.12日结束，几乎开了一个月，先是十四个组，后来编成两个组，集中批斗，语言和手脚并用，九月五日开始揪出了洪学智、万毅、钟伟、邓华，林彪在庐山讲话说：“我反复想了一晚上，睡不着，邓华留在军队我不放心。”邓华因为受了这个关照，结局自然好不了，钟伟因为300两黄金和处死叛徒的事情和吴法宪、罗瑞卿几乎骂了起来，罗瑞卿不承认自己当初说的话，钟伟就骂他“孬种”，被组织会议的萧华等人暂时给“请”了出去。洪学智表态说不能一概而论，话音未落，就受到围攻，说他是彭的黑干将。

彭德怀被逼不过，气愤的说：“把我拉出去枪毙好了，你们哪一个是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报名来。”萧华、张宗逊揭发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勾结问题，在庐山已经被毛泽东点名了，这次再度提出，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确实和赫鲁晓夫见过面，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下午和晚上，不过当时不仅彭在场，几乎所有的军事代表团成员都在场，还有翻译，彭德怀申辩说自己根本不懂外语，怎么和赫鲁晓夫内外勾结，但是没有人回应。九月十二日，彭德怀被迫写出了正式的检讨，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这个检讨，他说：我热烈的欢迎彭德怀这封信，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在妻子唐棣华以“离婚”相要挟的情况之下也写出了检讨，然而这次军委会议上黄没有受到比庐山更为严厉的批判。九月十二日，在毛泽东欢迎彭德怀信的同时，中央通过决议，正式称呼彭德怀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三个副词之前一律加上十足的字眼，这是林彪在庐山给彭戴的帽子，除了冯玉祥一词外，其他的完全引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给彭德怀做的决议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推翻。

批判彭德怀最厉害的几个人林彪、贺龙、罗瑞卿、萧华、谭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扬，九月二十六日，中央改组军委组成人员，林彪为第一副主席，主持全面工作。贺龙任第二副主席（常务副主席），谭政、罗瑞卿再度被选为常委。而洪学智、钟伟、邓华、万毅四人都被下放，他们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彭德怀交还了元帅礼服、勋章等，离开中南海永福堂，搬到颐和园东约二里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杨尚昆被毛泽东嘱咐要经常看望彭德怀的生活。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十月一日，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典礼上出现了庐山会议的胜利者之一的林彪的身影，就此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长达十年之久。

彭德怀通过一段的学习之后，写成了五万多字的读书笔记，里面用大量的事实阐述了大跃进的错误和影响，彭德怀预言“宁左勿右”的方针必将把中国引向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上去。一九六一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被迫接受陈云等人的建议，提出调整的方针，彭德怀以为自己有希望复出，就给毛泽东写信，回到湖南做农村调研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年底彭德怀回来交上调查报告，哪里想到当时的中央正在紧锣密鼓的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本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是正常的，彭的问题是两点，一个是主席说的彭高合流，他是高饶集团的漏网之鱼，二个是同志们揭发的彭里通外国，有国际背景。所以，所有人都能平反，彭德怀不能平反。这时身边的毛泽东插话定了调子：“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是搞颠覆的。”根据彭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彭看到这个决议之后，放声大哭，手脚冰凉。二月一日开始到六月结束，彭德怀气愤难平写就了著名的万言书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中央常委，万言书长达82000字，历时四个多月，是我党著名和重要的文献之一，它集中阐述了彭德怀同志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批驳了加在他身上的所谓的彭高联盟和里通外国等无中生有的罪名，八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再次给毛泽东上书，称：“如果审查出我有里通外国、颠覆中国的企图，可以受到任何党纪国法的严惩，绝不怨恨。”而此前，毛泽东在八月五日视察武汉时，和陶铸、张平化、王任重等人谈话时指出：“彭德怀这个人我比较清楚，那是不能给他平反的，这是个铁案。”彭德怀上书不久，毛泽东批示：翻案。中央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为贺龙。专案审查委员会给彭德怀定的调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彭德怀从此失去人身自由，直到他病故为止，期间长达十二年的屈辱的生活，令人无法以言语表述。

一九六五年九月，《彭德怀专案审查报告》第五稿出来后，毛泽东忽然让人把彭德怀找到中南海，请彭出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并且说了诸如真理也许在你的一边等话语，让彭德怀倍感亲切，以为自己万言书起了作用，毛泽东还对彭说将来打仗还可以带兵借以恢复名誉等，彭很高兴。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一九六五年三月，美国出兵南越，中央做了支持越南的决议，四月十二日，中央发出一切为了战备的指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习仲勋、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北京，可以找一个可靠的地方把他们“管”起来。这就有了彭德怀这次的“流放”。

彭德怀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到达成都，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江青的指使下已经炮制出来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吴晗和彭德怀集中联系到了一起，目的在于打倒北京市委。彭德怀到达成都后，李井泉拒绝和他见面，此前几天彭真和李井泉打招呼，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准难为彭德怀同志，李井泉自然照办，然而还是没有见面。西南局规定彭德怀有关军工生产的工厂一律不得参观、介入、考察，出行必须有一名局长“陪同”，正如杨尚昆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看护彭总的生活其实是监视他的起居。”不过因为邓小平的关照，所以，彭在四川期间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为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在江青、戚本禹的指使之下，把彭德怀绑架到北京，中间除了周恩来通过卫戍区把彭以“看押”的名义保护七个月外（关于周恩来和彭德怀另外有文介绍），彭德怀基本一直处在非人的待遇中，彭德怀多次被打，尽管如此他还异常的关注国家的生产建设，他给周恩来写的唯一的一封信中还是为了中国的镁矿出口生产问题，信中抬头第一句就是：“今天被打的狠了???”。彭德怀被关押期间，禁止任何人探视，黄永胜在贺龙被打倒之后亲自管理彭德怀的专案，一九七零年专案组判处彭德怀无期徒刑，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看押彭德怀的工作人员回忆彭德怀后期因为直肠癌已经被割去了肛门，异常痛苦，他对自己说：“妈个×，疼得受不了，干脆死了算了。”彭德怀经常对战士说的几句话是：“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有一次彭德怀被打回来之后，说了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牢骚话：“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又有谁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彭德怀临死之前还在为自己辩护没有里通外国，在他被看押期间除了黄克诚和他见过一面外，就只有上将李聚奎给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鞠过一个躬（李聚奎回忆到：“一个月后的一天，彭德怀的房间打开了。只见他侧着脸躺在推车上，被护理人员推出来。我忙走上前去，只见他对我轻摇了一下头，示意我不要说话，我也只好微微地向他鞠了一躬。”），彭德怀临死之前说的两句话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审查了我八年，也没有结论，我不搞阴谋诡计，这点我是清白的。”

公元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同志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六岁，骨灰盒上写的名字是“王川”。

黄克诚在回忆庐山会议时对毛泽东，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出来，黄说：“当时毛主席叫我临时上山开会是给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凑班子，既然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彭德怀搞反党集团，你们想想，没有黄克诚参加谁能相信？”（《彭德怀》第255页）如果再往深处想，黄克诚被安排在彭的隔壁居住，同是河东路176号，那么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了。

八届八中全会上本来有一个《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然而被毛泽东扣住没有发出来，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上批判谭政时，才把这个决议发了出来，和谭政被撤职的一起发表的，以致于很多人以为组织处理黄克诚是在一九六二年而非一九五九年。

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待遇明显比彭强的多，林彪手下的干将没有几个人特殊的难为黄，除了吴法宪以外。（吴法宪这个人一贯作恶多端，现在还有人稀里糊涂的为他叫好，不知好在何处）一九六一年国庆节，黄克诚被通知上天安门观礼台，毛泽东见到黄之后主动招呼黄过来坐，问黄很多事，还说看了黄的来信

，此前黄克诚被陶铸好心劝说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悔过的信，毛泽东问黄还想不想回军队工作，黄说能不能出来工作、讲话，毛泽东表示可以，完全可以。黄克诚一念之差没有回应毛泽东让他回军队的事，反而表示要去做做调查研究，给领导做做参考，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意见。

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之后，毛泽东还让黄克诚参加会议，会开了一半，黄克诚被通知回家，因为彭德怀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开始工作了，而里面自然也有黄克诚的专案，一九六五年九月之前，没有给黄安排任何具体的工作，直到九月，杨尚昆、安子文找黄克诚谈话，让他去山西做副省长，走的很急，这时候杨尚昆也是自身难保，所以说了一些比较暗示性的话，黄还没有听出来。到了山西不久，文革爆发，黄克诚一开始很乐观，他以为文革是整的彭真等人没有他什么事，哪知道次年（1967年）一月，他就被红卫兵抓到了北京，随后和彭德怀关押在一起，黄克诚和彭的感情很好，在太原期间还梦见了彭德怀，写了一首词：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

他和彭在一次短暂的会面中只说了一句话，就再也没有见面，黄克诚为人刚烈的一面在文革的批斗中体现的比较明显，他和造反派居然对骂对打，而当黄永胜等人向林办汇报黄的表现时，林办不置可否，卫戍区傅崇碧还给黄克诚夫妇提供见面过夜的机会，后来被吴法宪追着问了几次。客观的说，毛泽东、林彪在文革中没有很大的难为黄克诚，这也就是周恩来敢于动用卫戍区保护黄克诚的理由，一九七五年，黄克诚还去山西做了副省长，文革结束后，黄复出视事，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为拨乱反正做了很大的贡献。

张闻天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的外事会议上被批斗的相当厉害以致于心脏病复发，一九六零年张闻天出院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安排工作，毛泽东始终没有回复他，后来他找到邓小平，邓说可以安排，问张闻天想做点什么，张说想干老本行，还是国际问题和外交战线上的事，刘少奇听了邓的汇报之后亲自把张闻天找来要他不要再研究什么国际问题了，刘少奇说那个问题太敏感了，你又是这么一个身份，要是闹不好，又是一个罪名，那就是罪上加罪，你还是找富春谈谈，研究经济问题吧。于是，张就和李富春谈，李富春相当支持张闻天出来工作，请张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哪知道过了两天，李富春给张闻天回信说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满意你啊，连我也不满意了。张闻天只好等着。

当年十一月底，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在小平的指示下找张谈话，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哲学科学部（社科院前身）特约研究员，这样，张闻天才有了一个合法的研究问题的身份。一九六一年开始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对自己经济外行的评价（其实毛自己也是经济上的外行），发愤读书，撰写了大量的经济类论文，其中相当多的文章对于发展我国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着先知的意义。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彭的翻案风之后，张被撤销应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待遇，随后一九六四年又被康生点名，撤销特约研究员身份，文革中，在张自身难保的情况之下，他还坚持不作伪证，保存了刘少奇、陆定一，在康生指使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变一事上张闻天始终没有签过一个字。一九六八年五月开始，张闻天失去人身自由，次年被转移到肇庆，在此期间，张闻天仍然笔耕勤奋，写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经济论文，像《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等受到后来陈云同志的高度评价。

一九七五年回到无锡居住，七六年七月一日建党五十五周年的纪念日时，张闻天含恨而终，终年七十六岁，中央来人指示保密，不准扩散，就地火化三条。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给张闻天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陈云主持，邓小平亲自致悼词，一九八一年胡耀邦把张闻天列入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的行列中去，和毛泽东等并称。

周小舟也许是毛泽东点名不好交心的理由，所以，处理最为严重，仅次于彭德怀，一九六二年九月被下放到浏阳县担任公社副书记，而后被调往广州，交陶铸管理，担任科学院中南分院排名最后的一位副院长，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惨遭批斗的周小舟服毒自尽，年仅五十三岁。

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四十五个年头了，很多的当事人早已作古，我们今天重复这段历史的目的就是在于汲取这些历史教训，让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不再重演悲剧。

某些令人惋惜的偶然细节，无法改变历史的必然命运。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对彭总已经失去信任，就是找机会搞下去。彭总自己写的信充当了结束自己政治生命的子弹，是毛泽东一直等待的机会，这也是毛泽东看起来‘小提大作’的根本原因。

即使彭总不来庐山，没有所谓的‘庐山会议’，中国就能躲过十年浩劫吗？不行。正如，如果基洛夫没有被暗杀，苏联就不会有肃反了吗？而且基洛夫被暗杀本身就是一场阴谋。我甚至怀疑，即使彭总自己不跳出来，他个人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晚几年下台而已，甚至和刘少奇，贺龙一样死得更早，死得更加的不明不白。

当时的中国，由于一个人的伟大和全民族的渺小，决定了其他政治人物的作用变得微乎其微。

我的本意是说纠正过左的政策当时毛泽东自己也有了考虑，后来他也多次说起来过，彭德怀的上书让庐山会议的主基调发生逆转，这是大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假如，当然历史没有假如的，彭总改变一下策略，庐山会后不见得不去纠左的，那样，至少六零年两年之后的灾荒应该能够避免。

自然，庐山的主要错误制造者是毛泽东和林彪，彭总上书就算是策略不对，本身也是不应该受到任何非难的。

现在，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处于一种理想化状态，过高地将毛泽东作为一个人和领袖的作用夸大。

毛泽东是一个很有运气的人，尤其是在长征以后，并且他确实有一组很有能力的人帮助了他。但是，在中共发展壮大的任何一个阶段，毛泽东并不像现在人们说得那样随心所欲，他只不过有一个环境使得他可以达到人的目的。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话比较重了，毛泽东也没有什么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只是这个周小舟嘴不严，不能守口如瓶，把许多话传了出去，包括这‘上有好者’，实在是添乱的举动。

主席一旦不把你当成自己人，那就麻烦了，也不会客气了

我看到一些文章，似乎对李锐现在主要以毛泽东秘书身份自居不满意，言下之意指他任职不久，地位也不重要，就是与叶子龙也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不以部长，而以毛泽东秘书职位示人是不直。此说可有道理？

和田家英他们不能比，和叶子龙他们也不能比，他没有很多时间亲近毛泽东，他当时负责的就是一点一面的事。

曾经勇敢的转到OCEF去了。尽管OCEF的宗旨是不谈政治，呵呵。但是我觉得这里谈的不仅仅是政治。是对历史的看法，是对人生的，对社会的态度。

这可能和我喜欢夏天有关，呵呵。

辩论三峡问题是，表现出色，被毛泽东看中：‘你当我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以水电工作忙推脱，毛泽东说‘是兼职的嘛’。据李锐本人讲他是不太想当的，因为怕复杂的人事关系不好处理。

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一年半时间里，因为是兼职秘书，有了和毛泽东单独见面的机会，也写信反映情况提些建议，但主要还是搞他的水电建设。期间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中央历次会议，否则的话，以他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身份，未全必有资格参加。不知对否？

当时，庐山会议参加者都是部长以上的干部，所谓冠盖云集。李锐即便是参加会议，如果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他也不至于陷的那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