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叛徒问题以及其他 -- 史文恭

所以这个反共声明首先就61人来说毫无责任，对于胡服来说，恰恰是其要有担责任的勇气的表现，谁能保证这些人出狱以后能够不变节，替自己添堵的情况呢，至于“欺上瞒下”，就算给61人指示有与中央汇报的信息有不一致之处，你也知道不这么做，党内阻力可能很大，在当时那种一缺人手，二是这些同志在狱中有可能的变故（比如三期皆不反省就要枪毙）的紧急情况下难道不应该事急从权？

至于这些人后来团结在胡服跟前，这也是人之常情，否定胡服就是否定自己么~

复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雪兄太讲究程序正义了，

家园

我也正想就这个问题稍微多说一下

不是说程序正义，也不是否认这些人对革命的贡献。

而是第一：当时的规矩，凡是登报反共的，就算是叛党了，此前此后都是如此，这意味着一个人为之奋斗的理想破灭。对于这个规矩，涉及其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是明白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拿到北方局的指示后，61人在监狱里连着开了几次会议还定不了。

北方局在这一情况下，还是要他们以登报反共的方式出狱，是对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

第二：TG当时是一个弱势的处于非法地位的党，保持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党内历来非常强调纪律问题。纪律问题包括哪些呢？如实向上级组织报告情况，在授权范围内忠实执行党组织指示，尤其在地下斗争中更是如此。

执行纪律也并不意味着放弃本级的主动性，而是要明白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不该做。最起码一点，对上级报告的情况要如实，上级明言不该做划定红线的就不做。而北方局恰好两个都犯了。

对胡服而言，他也确实是承担了风险，而这个风险的回报就是迅速打开了北方的工作局面，但是这种风险不完全是他的风险，而是别人的，以及整个组织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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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我来说说吧，不知道是不是清楚----看西河61人演义

家园

记得看到过一段据说是副统帅评论统帅的话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像是得了真传啊，呵呵。

复是1970年庐山会议吧？

家园

补充一个刚看到的曾彦修的回忆资料。

做口述史的刑小群采访曾彦修（笔名严秀）的文章片断，里面谈到了61人案的平反经过，值得一看。

曾老回忆说：最早是1977年春天，于光远到上海办事，我们俩谈到61人案。我说这个事情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呢?中央对这件事是最清楚的，是毛主席他们在延安批准的呀。那时我们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人都是知道的，“七大”前后考虑到一些同志要在中央工作，还让老同志专门告诉了我们。这在延安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不成问题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康生亲口对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只要把他结我们讲过的话，原原本本写出来，就能彻底揭穿事情真相。于和我是在上海张辑显同志家吃饭时谈起此事的，最妙的是，我们连康生的很多原话全记得。

1948年我们参加的土改工作试点团在山东，康生是团长，于光远和我都是团员。那是除夕，区党委请吃饭。区委组织部长刘格平是回族，他不参加我们吃饭，第二天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又请了我们一次。那天在刘格平住所吃完饭后，康生照例带我们一群人到村外散步。散步时，康生说到刘格平。他说刘是个老党员，可是一提起《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为了说明刘格平如何古板，康生就详细给我们讲了“61人”出狱的事。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当书记，柯庆施提出，华北形势很危急，需要干部。这些在狱中的同志，要么落到日寇手里，要么让蒋介石提到南京去，都很危险。宋哲元也不愿这些人留在自己手里，表示，这批共产党人登个启事，就可以放出去。北方局认为，我们的同志都已经过几年残酷考验，已经证明他们是最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自己决不会登“反共启事”出狱的，但现在要他们赶快出来工作，由中央决定特许他们登“反共启事”出来，他们便什么错误也没合了。报告是刘少奇订给中央的，中央讨论后，表示同意。由张闻天答复刘少奇．张闻天当时是总书记(现己查明叫“总负责”不叫总书记)即代表中央。对中央的决定，狱中的同志起先都不相信，坚决不出来；经过组织反反复复做工作，并强调是中央决定，如不出来，违反纪律自己负责等等，他们才陆陆续续出来。曾老说，其他细节，不用谈了，跟薄一波同志现在的回忆是一模一样的。康生谈这个事件经过时，笑着说，刘格平就是不出来。所以刘格平比别人多坐了8年监狱，直到日本投降。日本人占领北平时根本不知道狱中还有共产党，把他当做一般的刑事犯了。康生是为了说刘格平脑筋古板，不会变通，才把“61人案”的经过对我们说得清清楚楚的。

这里出现了刘格平和土改工作团。刘先生的资料暂时没查到，在曾彦修的自述里有土改工作团的信息：

l945年日本人投降。46年底47年初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组织了土改工作试点工作团。康生为团长、陈伯达为副团长带着一批人．到山西、河北、山东搞土改试点。团里主要是老同志．廖鲁言、张琴秋等，青年人有于光远，有我，还有史晋堂、田家英。但田家英在的时间不长。(“康生与田关系是否不好”?不，不，那时他们关系好得不得了。)因为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委在西柏坡，身边需要一支笔，就叫田家英去了西柏坡。我们这个工作团一直搞到1948年夏天7、8月间。这段工作的极大好处是深入到了基层。但对康生的极左错误思想也了解得淋漓尽致。那时他在山西的临县郝家堡，我们在山西朔县，我们的大组长是张邦英。大约是7月．康生让各组到郝家堡汇报。从我们那里到郝家堡要步行七天，老同志都不愿意去，他们要去也很麻烦，要马匹要警卫员。就让我去，我没资格去，他们就让我只听汇报。我没资格去，他们就比我去听汇报。

最后，

大约是1978年秋天，我已回到北京，在大百科全书筹备组。一天，于光远打来电话，说马上有车来接我，有重要事。我到了他家，他对我说：“昨天见到耀邦，他正在为薄一波等同志的平反问题着急，我对他说，我们写过一个材料，证明康生原原本本给我们讲过这件事的经过，而偏偏这61人冤案又是他搞的。耀邦说，他没有见到这份材料。耀邦同志让我们赶快再写一份立刻送去。”因为上次是我执笔，于光远就让我赶快重写。我拿了一技钢笔用了十分钟就写完了。于光远改了几个字，让秘书立即打印送给胡耀邦。我说还有几个同志在场也听过，应该让他们也签名。于说年纪大的同志不要找了，万一记不清楚了，反而会节外生枝，耽误时间，反正我们两人任何时间写的说的都是一样的，我们两人负责就行了。

后来：

中央给薄一波等61人平反的正式文件后面附上了我们两人的证明全文，因为这个材料打中了康生的要害。

看来当时给61人平反的阻力，还是来自已经死去四年了的康生啊，真是阴魂不散。

而采访者和曾彦修的一段对话也很有意思：

和曾老聊起，我说，今天看来，“61人叛徒案”不是孤立的事件．一开始戚本禹批《李秀成自述》时，说李秀成是叛徒；后来又说瞿秋白是叛徒，直到把“61人”打成叛徒，这是发动文革的斗争逻辑。刘少奇，瞿秋白，王若飞，他们是不是叛徒，中央哪儿会不知道?

曾老说．是啊，周总理去世后，《大参考》又提出“伍豪启事”，还不是要在总理身上做文章?其实，当年报上的“伍豪启事”，都知道是敌人造的谣。(现已知道，具体的出谋划策和经办人就是当时国民党中组部的特务、后来坚持国共合作的张冲先生经手办的。)后来我党巧妙地登出的反启事，康生也是参与其间的一个人。历史就是历史，岂能随便篡改?

里面提到的《大参考》，在李慎之的自述里可以找到：

我原来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王飞是主任。我分工管《参考资料》(大参考)和《参考消息》。那时“大参考”的文字量比现在多五、六倍，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了追求实效，我决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64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32页。而旦要求一定得在早上八点、中午一点、晚上七点送到中南海办公桌上。这样“一日三参”，还部是老五号宁，每天都有二十三四万字，量很大。《参考消息》是毛主席在江西就提倡的，在延安时就有了。但《参考资料》是我们首创的。后来因为江青骂《参考资料》：你们不想想，主席年龄那么大，要拿放大镜看《参考资料》，从此“大参考”变成了大字。那时星期天是停刊的。江青又发话了，礼拜天主席要看《参考资料》，怎么没有了?结果，星期天，节假日，都照样出刊，这句话，执行了20年。

复我来说说吧，不知道是不是清楚----看西河61人演义

家园

你这家伙太厉害了，脑筋真清楚

不干领导秘书可惜鸟。这么乱乎乎掐架居然让你捋的清清楚楚。我看现在教头有点失误，雪大侠这边占了点上风。